想象中的共同体:艺术史叙事中的民族性

2020-12-31 作者: 2049post 原文 #火光 的其它文章

想象中的共同体:艺术史叙事中的民族性 ——

作者:N

在18-19世纪,文化上原本并不怎么突出的德国土地上,突然涌出了一批深具影响力的哲学家,赫尔德就是其中之一。

赫尔德 1744-1803

他提出了民族精神(Volksgeist)这个概念,试图塑造出统一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当时只有零零散散的1800多个德意志邦国和领地)。

18世纪的德国土地上

黑格尔继承了民族精神这一理念,并与时代精神(Zeitgeist)这个概念结合,塑造了日耳曼民族天选之子的形象,构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崛起的思想背景之一。

黑格尔 1770-1831

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1933)及之后,德国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兴起(即纳粹)热潮,要求艺术史学家们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有所呼应。当时德国政界和思想界重提Bildung(教化)这一启蒙运动时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历史可以重构,人们的思想可以被教化,教育可重塑人们的记忆,目的是为了塑造德意志的民族性。赫尔德笔下的群众性民族,转变为了官方教化下对民族国家的倡议。


布克哈特 1818-1897

然而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布克哈特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实体的建立非常不感冒。在他最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中,他就夹带了“私货”,将对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批判态度,融入到了对意大利民族精神的历史记忆塑造当中。

布克哈特把“意大利民族精神”描述为一种超越任何中央官僚结构的自然纽带,把民族共同体理解为由共同利益而不是任何具体形式的政府所约束的东西。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地方政府组织、公众仪式以及其他可见的集体身份象征中,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不仅反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布克哈特还对于现代国家塑造民族性的举动非常反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的开篇,他就表示Bildung(教化)是现代国家的自私之举,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扼杀了其他文明健康发展的萌芽。反之,他指出,凡是不对公民搞教化,或对已有的教化作出补偿的现代国家,都是基于反思的土壤之上,这样的国家本身就堪称是“艺术品”。

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思考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民族认同形式的区别,对于当今的民族主义研究非常重要。十六世纪的时候,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选项,它压根就不存在。意大利这个名词指的仅仅是意大利半岛,即便在布克哈特的书中也是如此。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官僚制国家的兴起,是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现象。

经历过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之后,当代的民族概念,在新一代人文学者如Ernst Gellner、Eric Hobsbawm、Benedict Anderson等人的努力下,有回归19世纪布克哈特理念的趋势。Anderson将民族阐述为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物理上的聚合。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当代的民族概念

当代著名民族主义研究学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提出了民族的三个标准:有长期和近期的历史联系,有为成民族文学作出贡献的文化精英和共同的大众语言,有征服的能力。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12

其中,民族文学、文化精英和大众语言这一项,呼应了赫尔德的对于民族文学的强调。然而,霍布斯邦发现,在所谓的通用大众语言中,其实视觉语言比口语语言在民族凝聚力上的作用更大。比如图腾、国旗、国徽等视觉语言,对于一个民族和政体的凝聚力不可小视。

结语

艺术史研究中,民族问题是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十九世纪的艺术史叙事中,曾经一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艺术发展史被看成是拥有全球统一发展轨道,少数民族艺术曾经被当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艺术,即次等艺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里格尔才重新提出,艺术史应有多条平行线,不同民族的艺术没有高下之分。

艺术史的叙事仍在动态发展之中,里格尔的理论也并非终点。由于民族概念的不断更新,艺术史与民族的交汇区域,也由于各种元素的东岱变化,而游移不定,新的概念和解释,也在不断地出现,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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