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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模式”到强国心态——习时代的“消极革命”如何重塑中国政治

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权”和“新自由主义”，但却不能说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庆模式”所赐，现体制已经灵活掌握了众多“再政治化”的动员技术。

吉汉

2020-08-12 端传媒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近期，我们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以及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对中国自2012年之后的政治转型的分析。人们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体制有诸多激烈的批评，“专制”、“极权”、“失控”⋯⋯且其屡屡呈现于中美脱钩、香港管治内地化、而国际博弈未分高下的现实之中。这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与习上任前一些观察者的预期相反。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习个人的问题吗？是否也有可参考的历史脉络？答案很多，本文尝试从其中一个角度回答。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十分剧烈。许多中外论者都考察过这一政治转型的各种表现，也使用了各种术语去概括它——“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集权化”、“保守化”、“一元化”等等。相比之下，少有人讨论这一转型为什么会发生、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有这方面的讨论，也往往将转型的发生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对于“转型为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关注缺失，非常不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尤其要考虑到，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其实是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在习近平刚刚接班时，坊间大多认为他是开明的领导人，甚至把推动政治改革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随后的事情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换句话说，“转型为何发生”是个让一些观察者感到意料之外甚至有悖常理的巨大谜题，因此也就更有讨论的价值。

要想理解“转型为何发生”，需要我们用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梳理当代中国的政治脉络。这一脉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是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几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这无疑是最具震动性的政治事件。本文结合政治社会学研究者张跃然新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讨论“重庆模式”究竟是什么、这一模式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并对他的研究发现进行引申，指出“重庆模式”如何成为推动习时代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

以大众动员为核心的“重庆模式”

一提起“重庆模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唱红打黑”，并会联想到国家暴力和压迫手段的大幅度扩张。“打黑”自不必说，是薄熙来用暴力方式打击地方精英、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唱红”——高频率、大密度地举办动辄上万人参与的集体唱红歌活动——似乎也仅仅是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不情不愿地参与政治作秀而已。再联想到薄熙来在重庆破坏法治、将发表异见的网民劳教等种种行径，更让人感觉所谓的“重庆模式”不过是高度威权和国家暴力的大范围使用。

但如果仅仅将“重庆模式”视作威权和暴力，就很难理解一个事实：薄熙来主政期间在重庆当地民望极高。包括BBC和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外媒发现，在薄熙来倒台之后的几年里，重庆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薄十分怀念。《华盛顿邮报》甚至报导，在2012年5月，也就是薄下台的几个月后，重庆人曾计划以集体请愿的方式为薄讨回“公道”。薄熙来在重庆的高支持度，显然是难以用威权和暴力解释的。

公允地讲，“重庆模式”的核心并不是通过暴力来彰显权威，而是通过全方位的、面向社会各界的大范围民众动员，让民众在政治参与中形成对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认同。这种政治参与，当然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和控制的政治活动，但在政府允许范围内，也为民众的自发性留出了一些空间。对于大众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强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只有当民众亲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才可能形成相对牢固的政治认同感。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后者的动员对象往往局限于官僚国家机器内部，而前者动员的是社会各界的民众；后者旨在通过动员完成某些行政目标，而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唱红”背后的强制性参与，重点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参与”。不管民众参与唱红活动的最初动机是否处于自愿，但他们只要参与其中，就成为了向政府表达认同的大型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这种“成为政治景观”的亲身体验，反过来往往具有塑造认同感的效果。当政治景观和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的时候——重庆政府当时花了大量精力鼓励民众把所谓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融入日常生活中——政治参与便完全渗透进了人们的起居作息当中。完全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同样的道理，“打黑”也不仅仅是暴力，而是将暴力作为大众动员的手段。在重庆政府处决“黑恶势力”的时候，重庆街头曾出现许多民众拉横幅、放鞭炮表示庆祝的景象。不管这些举动是政府有意安排还是民众出于自愿（更可能是两者兼有），都说明暴力和动员的密不可分。同时，重庆政府还将大众动员纳入执法环节，公开鼓励民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的有关线索，强调“打黑”是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果。

“唱红”和“打黑”的例子都说明，使用暴力和塑造认同并不是对立的，暴力是塑造认同的手段，大范围的民众认同反过来让政府对使用暴力更加理直气壮——这种认同和暴力交织的状态，恰恰就是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

更为特殊的，是当时重庆政府对待群体抗议事件的态度。2008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曾发起一次大规模罢工，抗议过低的收入和过高的油价。在罢工发生后，薄熙来高调地协调各个政府部门回应出租车司机的诉求。两天后，薄熙来甚至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和出租车司机罢工代表举行圆桌对话，认可司机们的不满是合理的，还说政府应该反省自身。

这种对群体抗议事件的处理方式，和当时其他地方政府形成了极大反差。其高妙之处在于，地方政府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代表基层抗议者诉求的发言人。这样一来，集体抗议也成了强化基层和政府之间联结的政治参与方式——抗议对于政权稳定的破坏性涵义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动员环节融为一体。

这样一来，集体抗议也成了强化基层和政府之间联结的政治参与方式——抗议对于政权稳定的破坏性涵义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动员环节融为一体。

当然，要想成功通过大众动员来达到塑造政治认同感的目的，不仅仅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动员技术，也需要清晰的意识形态论述。这也是为什么，重庆政府的全部政治操作，都围绕着“共同富裕”和消除“三大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口号展开。“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针锋相对，代表着经济再分配、平等主义乃至于劫富济贫的理念（这也和“打黑”运动中对重庆民营企业家的镇压相吻合）。

薄熙来自己就反复说，他要争取的民心不是让10%、15%的人满意，而是让90%的人满意（略带讽刺的是，这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中出现的“我们是99%”的口号产生了某种神奇的共鸣）。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之下，重庆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带有再分配意涵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向富人征收房产税，还是开展大型公共廉租房建设，或者加大对于市政服务和低保福利的投入，都让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切实获益”的感觉。

高举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旗，运用一系列大众动员技术，再辅以经济再分配政策和国家暴力的使用，使得“重庆模式”成为一个复杂、多层次的政治系统工程，其核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动员，让民众对政府的意识形态愿景产生亲身参与感，从而培养、巩固民众对政府和薄熙来本人的认同。

在这一动员模式当中，薄熙来成了广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众挑战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众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又无形中构成了对薄熙来的授权。

在这一动员模式当中，薄熙来成了广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众挑战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众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又无形中构成了对薄熙来的授权。从这个角度看，既可以说“重庆模式”是民粹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毛氏社会主义。它在塑造民众政治认同方面的效果，也确实是十分成功的。

“重庆模式”在当代中国究竟有多特殊？

和当时中国的主流政治模式相比，“重庆模式”究竟特殊在哪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相对直观的比较分析。张的论文指出，2011年出台的一项特殊政策，恰恰提供了比较的机会：从那一年开始，重庆和上海宣布对一部分居民家庭拥有的房产每年征收一笔“房产税”。虽然都叫“房产税”，但重庆和上海对于这个税的设计和征收方式却非常不同。

在官方宣传中，重庆政府强调房产税是一项“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措施。时任市长黄奇帆在面对媒体解释这个政策的出台动机时，就称这个税是“三端调控”的一部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抑制。政府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房，为中产阶级在市场中购房提供补贴，而这些钱的来源则是对高端房产所有者的“抑制”——征税。在其他场合，重庆政府也频频将房产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联系起来。

与重庆政府不同，上海政府的官方口径中，一直将房产税定位为解决房地产市场过热这一经济问题的技术性手段。上海政府对房产税的政策说明，一直是和限购、限贷等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技术性调控措施绑定在一起的。在上海政府的表述中，因为房价涨得太快，不得不开征房产税。更夸张的是，政府直接将主导制定房产税政策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市房管局，而不是历来负责财税政策的财政局，进一步强化房产税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技术性涵义。

在具体的征收对象上，两个城市的房产税同样差异甚大。重庆的房产税主要面向的是中心城区的独栋别墅——明显针对重庆财富金字塔的最顶尖人群。重庆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也开玩笑地将房产税称为“富人税”：“在重庆，你是不是富人，就取决于你用不用交这个税”。

而上海房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在2011年政策开始实施后，居民家庭新买的第二套住房。换句话说，不论你在2011年前买了多少高档住房，都不用交税。因此，上海房产税瞄准的并不是上海的最富人群，而是在2011年后打算购买第二套房的人群——中产阶级中较富裕的部分。

从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

重庆和上海之间的鲜明对比也体现在征税过程中。在重庆，政府动员各级税务部门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来征收房产税，甚至为此暂停了征收其他税种的工作。有学者估算，征收房产税得到的收入，甚至覆盖不了政府为征这个税所花的成本。重庆政府为什么要做这个赔本买卖？在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看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重庆市民做出一个姿态，让大家看到政府在勇敢而坚决地挑战地方经济精英的利益。因此，政府工作人员会高调地开着税务专用车到别墅社区上门征税，或者拉着横幅在机场堵截纳税人——总之，越公开、越可见越好。

与此同时，房产税也成了政府进一步动员大众的工具：在高调向纳税人施压的过程中，税务人员甚至会鼓励普通市民加入。2011年12月，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了尚未缴纳房产税的业主名单——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做法——这事实上是在动员民众一起向这些欠税的富人施加压力。

而上海政府“向2011年之后新购的第二套房征税”的设计，则彻底将税收的涵义去政治化了。对于那些正在考虑买第二套房的上海中产家庭来说，他们得知房产税开征之后的反应，是重新考虑自己的买房计划，并通过仔细的计算和比较来调整性价比最优的买房方案——换句话说，这些潜在纳税人是用一种个体的、纯粹经济层面的方式回应房产税。而一旦这些家庭依然选择买房，那么房产税就成了这些家庭“自愿”选择接受的“契约条款”。同时，因为政府大力宣传房产税有助于降房价，这些正在考虑买第二套房的中产家庭，甚至会觉得房产税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

上海政府则努力将税收的内涵经济化、技术化，这本质上是一套“去政治化”的操作，将社会的政治参与最小化。

从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重庆一边强调房产税的再分配、劫富济贫色彩，一边利用房产税高调博取社会好感并进一步动员大众，这和“重庆模式”的内核完全一致。而上海政府则努力将税收的内涵经济化、技术化，避免触及既得利益，尽可能避免任何利益群体出现政治动员，引导潜在纳税人以个体化的经济决策来回应税收。这本质上是一套“去政治化”的操作：避免民众从政治角度看待政府的行为，引导人们以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方式回应政府，将社会的政治参与最小化。

“重庆模式”与高层政治竞争

在毛时代之后，中共的高层政治竞争一直是“宫廷政治”、“密室政治”，与社会民意并不存在直接关系。那么，薄熙来为何选择以大众动员的方式参与高层政治竞争？

不少观察者已经指出过，薄熙来发动“重庆模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尽可能占得有利位置，以便自己在2012年国家最高领导人换届后进入权力核心。但问题在于，薄熙来为何选择以大众动员的方式参与高层政治竞争？毕竟，在毛时代之后，中共的高层政治竞争一直是“宫廷政治”、“密室政治”，与社会民意并不存在直接关系。这样一来，薄熙来以积极、系统的社会动员手段来求民望的做法就变得难以理解。

要理解薄熙来为何以如此异端的方式参与政治竞争，就需要考虑薄熙来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所处的具体位置。2007年，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这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贬职。《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的报导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吴仪等人有意以此安排将薄熙来边缘化；而美国国务院搜集的情报（后被 WikiLeaks 公开）称，薄本人对这一调任也十分失望。

调任重庆的薄熙来，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十分边缘化，并有坚定的反对者。这一政治环境，是理解“重庆模式”的关键因素。

换言之，调任重庆的薄熙来，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十分边缘化，并有坚定的反对者。这一政治环境，是理解“重庆模式”的关键因素：对于社会的大规模动员，是薄熙来抗衡高层政治中的反对者、使自己保持存在感、从体制外部反向施压体制内部的手段——只有以社会力量打破高层政治竞争的既有规则，薄熙来才有在竞争中“获胜”的希望。

这一结论也在重庆房产税的具体出台过程中得到证实。当重庆官员告知中央财税部门官员“重庆有意开征房产税”时，后者曾担心地问，如果中央领导人不同意怎么办。重庆官员回答道，重庆最高领导人早已料到某些中央领导会处处作梗，所以才将民众动员起来；具体到房产税上，“如果中央不同意，就准备提前公布方案，让中央看到开征房产税在群众中呼声多高、不得不同意”——事实上，重庆政府也确实在征税方案被中央批准之前，就早早地向社会公众频繁吹风。

当薄熙来把“通过大众动员来参与政治竞争”的非常规操作引入中国当代政坛后，的确对其他竞争者造成不小的冲击，包括那些本来占有优势的竞争者——比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相比薄熙来，俞正声的仕途要顺利得多——1997年，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俞正声直接跃升为建设部部长；2002年，他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成为政治局委员，这在中部省份的领导人中是罕见的；2007年，他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一实质上的“升职”，使俞正声在政治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但据当时和上海高层领导有频繁接触的中央财税部门官员回忆，在“重庆模式”风头正盛的那几年，上海的领导人对重庆的一举一动时时关注、倍感威胁。中央财税部门官员正是利用这一点，才最终说服上海同意试行房产税。上海选择和重庆同步推出房产税，是因为“不想让风头全都被重庆占了”。但和重庆不同，对上海而言，要紧的是如何付出最小的政治代价完成房产税的出台和征收，所以“去政治化”的操作就成了最稳妥的选择。

从大众动员角度而言，“重庆模式”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对中国高层政治来说则是严重的危机。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这一危机最终在2012年年初彻底爆发，成了习近平在2012年底接班掌权后，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看，此时的高层政治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更是异端政治模式和常规竞争手段之间的竞争。“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挑战了高层政治竞争的原定游戏规则。它的危险之处在于，通过积极、系统的政治动员，将大众的能量带到高层政治中来。活跃的、积极参与政治的大众，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共政治精英来说，不啻是巨大的威胁——毕竟，没有人能预料被动员起来的大众究竟会释放多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又会走向何方，对政治秩序最终会造成多大冲击。

从大众动员角度而言，“重庆模式”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对中国高层政治来说则是严重的危机。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这一危机最终在2012年年初彻底爆发。2012年，中共一直在应付这一危机中疲于奔命。虽然高层政治的既定秩序没受到根本性破坏，但几年下来大众动员积蓄的能量也显示出不可小觑的韧性。这样一种危机状态，是习近平在2012年底接班掌权后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重庆模式”与中国政治的未来

“重庆模式”对中共高层政治造成的震撼和危机是深远的。而2012年之后习近平治下的政治转型，恰恰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危机的回应。这里，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对我们理解这一脉络尤为重要。在葛兰西的理论中，面对具有颠覆性的政治力量，政治体制中试图捍卫既有秩序的领导人往往并不会将颠覆力量完全消灭，而是选择性地借鉴、吸纳颠覆力量中的一部分，使自身变得更有韧性，但同时坚决摒弃颠覆力量中最有颠覆性的部分。

习时代的政治转型，体现的恰恰是这一“消极革命”逻辑，它选择性地吸纳了“重庆模式”中的若干元素。我们能明显感觉到，2012年之后的中共，一方面加强了镇压、管控和国家暴力的使用，另一方面开始重新学着掌握一系列动员社会民众力量——尤其是青年民众力量——的技术，并让动员和镇压构成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除此之外，强化意识形态领导、塑造最高领袖的个人权威，也是“重庆模式”的遗产。

若干观察者试图用“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集权化”等术语说明的现象，几乎都能在“重庆模式”中找到精准对应。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薄熙来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重庆模式”却不仅活了下来，还被发扬光大。

习时代的“消极革命”，恰恰摒弃了“重庆模式”中最具颠覆性的成分：追求平等、崇尚再分配、批判贫富差距的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

但习时代的“消极革命”，恰恰摒弃了“重庆模式”中最具颠覆性的成分：追求平等、崇尚再分配、批判贫富差距的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所收获的动员效果，真实反映了社会众多阶层对数十年来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积累的社会弊病、分配不公问题的巨大不满。习时代延续了“重庆模式”对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强调，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内核彻底取消了“重庆模式”内含的对既有政经秩序的（不彻底的）批判，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和强国心态。对“重庆模式”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元素的拒绝，既可能是习时代中共执政者有意为之，也可能是体制惯性使然。

如此梳理下来，我们就更能看清习时代的政治转型处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中。不少观察者曾经指出，1989后中国形成的改革年代政经秩序，可以说是“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尽可能地让民众不关心政治、变成政治冷感的个体（1999反美游行等极少数时刻是例外），在此基础上一边维持威权统治，一边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一秩序的内在矛盾——去政治化导致的政治参与真空、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给了“重庆模式”足够的施展空间，使得“重庆模式”凭借大众动员和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迅速积累能量，并造成了中共高层政治的巨大震动和危机。

习时代的政治转型不得不选择性地吸纳“重庆模式”中的众多元素，才得以回应后者带来的政治危机。这样来看，习时代的政治转型，实则是后八九时代“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政经秩序的间接的非预期性后果。

这样来看，习时代的政治转型，实则是后八九时代“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政经秩序的间接的非预期性后果。

所有有心探索中国政治未来出路的人应该意识到，和十年前相比，我们面临的局面确实是不一样了。十年前，我们面对的仍是后八九时代的“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面对这一秩序，许多左派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去政治化”和“新自由主义”，希望以一种强化大众政治参与的方式复活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道路最终化身为“重庆模式”；而自由派们，主要试图挑战“去政治化”和“威权”这两个元素，即通过倡导民主化和公民社会来提升公众权利意识、扩大政治参与，这一道路最终化身为汪洋主政广东期间的“广东模式”。

有趣的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政治道路虽然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在反对“去政治化”、激发政治参与这一问题上其实是有共识的。

而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权”和“新自由主义”，但却不能说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庆模式”所赐，现体制已经灵活掌握了众多“再政治化”的动员技术，可以按自身需要切换“再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不同面向，大大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左派和自由派所探索的道路似乎都已失效，我们更需要重新出发，寻找一条新路。

参考文献： Zhang, Yueran. 2020.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wo Modes of Taxing Private Homeownership: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在不断加速的总体进程中，在被模糊不清的景象包裹中行进，我们感受到的首先是战栗与恐慌，而绝不会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自负。

韦乞

2020-07-27 端传媒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未来几周内，我们会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今天，我们将首先推出对加速主义的分析——人们现在所谈论的加速主义到底是什么，它值得被认真对待吗？而作为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整体认知和潜在的政治主张，加速主义是不是每一个政治抗争者都能够参考的一种严肃立场？

忽然之间，人们纷纷关心起速度来了——“加速”，现在可能是简体中文话语场中带有自由/民主派倾向的人谈论时事时最为常见的说辞，尽管这些人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使之带有强烈的模糊性。

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俨然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考虑到这个思潮在欧美世界所具有的先锋性，简体中文圈的“键盘政治学”似乎第一次与世界接轨了。但是，稍加反思就会发现，相对于在欧美语境中表现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战略，抑或一种后人类主义的右翼构想，加速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情势之中则具有一种独特的紧迫性，即它是一种在风声鹤唳的高压政治氛围中生长出来的。

粗略地说，近年来，人们普遍地具有一种“速度感”乃至“历史感”，即认为自己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会在未来历史记录上被大书特书的时段。这种感受并非来自任何技术或生产上的迅猛变化，而是反映出中国极权政治的特色。而静态的意识形态——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并不能解释这种体验。

时间显然没有在匀速流动。不仅政治情势，就连政治观念本身，也在加速演变：例如，近年香港革命中被反复提及的“揽炒”一词，可能构成了对当下这些加速主义者的一次早期教育，因为它呈现了如下思想——事情在变好之前，要先变得足够坏。当然，这个交换必须被视为一个严肃的政治战略：事情最终能够变好，是革命者首先试图把事情变坏的目的，因此它绝不是一场纯粹出于道德义愤而决心不与敌人共存于世的自杀式袭击。在这个意义上，加速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的举措，调节体制机器的运转速度——例如试图利用举报机制破坏国内文娱产业——作为一种斗争方式，正在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运用。当然，这些实践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相当轻微的。

一、“倒车”：方向和速度的悖论

只要我们对于先前的社会变化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给当下政治进程虚构出一个反方向运动的前设，我们就容易把当下局面的任何恶化都说成是在加速。这正是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任何呈现了坏事情的时事都纳入加速主义范畴的主要原因。

除了“揽炒”的观念之外，另外一个已经相当普及的说法——“倒车”，可能也构成了当下加速主义思潮的主要成分：简单来说，这种说法将体制或整个社会设想为一台不断倒退的巨型车辆，并且倒退的速度还在不断增加。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意象，“倒车”具有一种可疑的内涵，因为它与改良主义的观念夹缠不清。

改良主义者经常会把江胡时代视为改良过程或改良的酝酿期，从而把改良没有（继续）发生视为倒车；也就是说，他们的主张是（习时代）本来应该有一个继续改良的政治进程。改良主义的批评者否认他们对江胡时代的良性判断，进而也拒绝对习时代的积极期待；既然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积极期待，也就无所谓倒车。当然，这些批评者或许并不反对一种不预设改良主义的倒车论，但是这样一来，倒车这个意象就只是对体制本性的自然描述，是延续江胡时代政治逻辑的自然过程，并无独特的政治涵义。

换言之，如果在政权从六四危机中恢复过来、社会进入平稳状态之后，所谓倒车每时每刻都在进行，那么倒车论就只是一个正确但平庸的寻常见解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加速主义的看法就受到了威胁：因为从改良转变为倒车虽然可以算得上一个加速的过程（若理解为始终有一个反向的加速度），但倘若改良这个前提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倒车过程是否能够被描述为加速，就还需要进一步对速度进行仔细的观察。

这一点提醒我们不应该混淆方向与速度：尽管倒车这个意象对政治进程之方向的刻画得到了普遍承认，但它并未承诺政治进程之速度一定在增加；或许很多时候发生的只是匀速甚至减速的倒车。

这一点说明，只要我们对于先前的社会变化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给当下政治进程虚构出一个反方向运动的前设，我们就容易把当下局面的任何恶化都说成是在加速。这样的认知错乱，使得人们不再仔细辨明日常状态与紧急事件，这正是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任何呈现了坏事情的时事都纳入加速主义范畴的主要原因。

这显示出改良主义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只要进步的政治进程没有达到预期，人们就认为那是退步；只要给逐渐恶化的世界设定一个美好的“初心”，人们马上就会从革命者变为复辟者。对方向的关心渗入了对速度的谈论，就像我们惯于用“前”、“后”等空间概念来谈论时间一样。

人们普遍难以思考一种不依赖于方向的速度概念——对一个呈现了正确方向的政治观念执着，以及对当下政治进程是否处于正确轨道上的执着，可能都远远大于对速度本身的关注，这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一般来说，我们严肃对待当下政治进程的一种方式是给正在发生的事情赋予更大的价值权重，在认知上倾注更大的努力，而这自然会改变对时间的感知。就像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火炉例子一样，对于倒车论者而言，他们肯定会觉得习时代显得特别漫长。不管这种感受是否正确，它都改变着我们对政治情势的认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很难一边感到时间流动缓慢，一边又大谈特谈加速现象。看起来，很难说那种认为自己正在经历重大事件的“历史感”究竟是源于对方向的关切，还是对速度的了解：如果对方向关心过度，甚至会引发一种关于速度的悖论。

二、加速主义的理论困境

“思考需要时间，而加速主义认为，如果我们还没思考清楚的话，我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了。若不承认思考的机会正迅速消失，当下的困境将无从得到真正的应对。”

问题在于，使得人们将“加速”这个词应用于当下政治进程的情感究竟为何？如果它是一种不适感，那么这种感受的实质究竟是一种在糟糕环境中度日如年的痛苦，还是一种理解能力跟不上环境变化的认知无能？

当然，一种自然而然的解释是，前者指的是心理时间的延长，而后者更多是在物理时间的层面上谈论加速。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智总是足够“强大”，那么不管物理意义上的速度增加到什么地步，都不构成一个问题。所以，把加速与“历史感”连结起来的潜台词就是：只有当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越了我们头脑运转的速度时，历史才会真正前进一步。Nick Land在一篇较有名的加速主义文本《对加速主义的适当介绍》（A Quick-and-Dirty Introduction to Accelerationism）中写道：

“思考需要时间，而加速主义认为，如果我们还没思考清楚的话，我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了。若不承认思考的机会正迅速消失，当下的困境将无从得到真正的应对。”

（Thinking takes time, and accelerationism suggests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to think that through, if we haven't already. No contemporary dilemma is being entertained realistically until it is also acknowledged that the opportunity for doing so is fast collapsing.）

在这个意义上，加速这个概念被用于描述我们的认知能力，继而，我们将这种能力用作测量社会速度的尺度。加速主义认为我们的认知受到了一种先验的约束，但是这些说法蕴含着一个令人疑虑的结论，即加速主义者似乎想要主张，由于我们处于这样的认知无能之中，就意味着社会已经具有一个可观的加速度，以至于我们无需再去参与加速的政治实践——并且由于这种认知无能，我们实际上也无从知道如何去增加社会的速度。

换言之，加速是非意图性的进程，它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总体客观趋势或者说是当下体制的内在特征，以至于免疫于任何主动的调节，或至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政治抗争者的主动调节。

按照这种解读，所谓的“加速主义者”（Accelerationist）更近似于加速现象的观察者或研究者亦即“加速学家”（Accelerologist），而不应假装成为“加速者”（Accelerator）。一些论述将这个观点解释得很清楚：

“在我看来，并没有‘成为加速主义者’这回事，因为我并不能影响加速的进程。这是一个加诸于我们（并且已持续了数个世纪）的、而非我能干预的进程。”

（As far as I see i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being an accelerationist' becaus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impact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on.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 us already (and has been for centuries) rather than something I can do.）

事实上，在简体中文语境中，随着加速这个词的流行乃至泡沫化，这样一种理解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时事旁观者的自我定位，并引起了相当多的反感和批评。批评者普遍认为，加速主义者只是在把自己的一厢情愿强加给政治前景，幻想当下的糟糕局面能够奇迹般地导向一个美好的结局，并因此躲避了作为政治抗争者的责任。例如有评论认为，

“加速主义也是一种意淫。在具有强制力的政治领域，问题总归是要通过集体行动这样的政治解决，而不可能有什么自动演变。长期极权导致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恐惧已经到了自动回避的程度，这才给了加速主义等各类意淫流行的空间。”

对于简体中文话语场的历史与现状来说，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在维稳体制封锁政治组织与政治行动的总体局面下，人们自然会倾向于将所谓廉价转型、廉价变革的虚假希望充当政治参与的替代品，加速主义的观念当然也可以成为这种心理的助力。

也正因为此，就笔者个人的观察而言，当那些口称加速的时事旁观者面对这样的批评时，往往会转向一个更加惰性和虚无的立场：他们会主张自己的论断并不严肃，而只是在反讽的意义上用乐观态度来修饰一个描述性的政治判断，因此到头来，这只是一群对命运无能为力的人对现状、未来与自身能动性的无奈嘲讽。

加速主义陷入了如下两难困境：一方面，这种理论希望通过加剧民众苦难来迫使维稳体制失去平衡，因此被认为充当了暴政为恶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义者争辩说他们只是旁观并预测苦难的加剧会带来颠覆性的政治后果，又会被认为丧失了政治抗争者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任何一种政治观念如果只能在意淫与反讽之间摆荡，当然也就失去了被认真对待的价值。更不必说，除了心理层面的批评之外，针对加速主义还有一种伦理层面的批评，即在一些人道主义者看来，就算所谓“事情在变好之前，要先变得足够坏”的逻辑在政治上成立，从道德上看，促使事情变坏也不是一种正当的做法；甚至他们怀疑，加速主义者念兹在兹的只是通过加速来惩罚中国人——一定程度上，加速现象的持续存在，本身就被加速主义者视为民众在不断加剧的暴政面前无动于衷的表现。

总的来看，加速主义陷入了如下两难困境：一方面，这种理论希望通过加剧民众苦难来迫使维稳体制失去平衡（宫廷政治学中所谓“左”与“右”的平衡），因此被认为充当了暴政为恶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义者争辩说他们只是旁观并预测苦难的加剧会带来颠覆性的政治后果，就又会面对关于政治参与的批评，即被认为丧失了政治抗争者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出现这样的左右为难状况，从哲学上来说，实质是源于这两种批评所攻击的加速主义主张，其所依赖的政治认识论承诺出现了矛盾：要么，是认为政治进程的速度还不够快——至少慢于我们的心智理解并把握它的速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站到整个政治进程的前面或外面去增加它的速度；要么，按照Nick Land的主张，则是认为政治进程已经非常快以至于超出了心智的总体把握，因此我们也很无从知道什么样的速度是好的以及如何调节它。

作为处于被动地位的社会成员，抗争者在政治经济学、乃至生存论上的不利处境导致其在认识论上同样处于不利处境，以至于很难对社会的总体状况，特别是速度与加速度的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应该承认，这一事实确实很大程度上有利于Nick Land的观点，尽管后者的具体立论更多依赖于对技术（乃至劳动时间）的考察，而不是对政治情势本身的考察。

但是，只要我们还认为上面谈到的两种认识论承诺不可调和以至于非此即彼，加速主义在当下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能够被严肃对待的思想，也无从解释为什么它能够如此流行。仅仅用心理分析来解构这种思想的吸引力是不够公允的。

三、减速主义与“紧急制动”

完整的加速主义观点不只是一套关于政治前景的论述，同时也包含了对我们从自身处境出发如何把握这一前景的反思。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考察上述两难困境。Benjamin Noys——他是“加速主义”这个标签的发明者——在《紧急制动》（Emergency Brake）一文中思考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补遗》中谈论的一个意象，即当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时，真相或许是，革命其实是对这列火车的制动。

相对于马克思近乎历史决定论的乐观，这个意象所考虑的是火车被资本主义控制走向毁灭的悲观图景，Noys将其用于反对右翼加速主义的技术未来观。这意味着，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已经将世界历史加速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革命者在夺占火车头之前先要把火车停下。请注意，在这里，革命被设想为“加速-毁灭”的替代选项，而不是一种在毁灭之后的废墟上夺取权力的谋划，这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减速主义”（Decelerationism）的观点。

当然，由于紧急制动论者会认同加速主义者对社会速度和加速度的判断，就“加速-毁灭”这一对选项来说，他们同样会遭遇人道主义者的批评。因为，紧急制动论者实际上是在把毁灭当作一种威胁，即宣称除非革命发生，人们的处境将持续恶化直至社会崩溃。因此在人道主义者看来，紧急制动论者可能会与加速主义者一致认为“现在还不够快”，无疑有一种寄希望于苦难加剧以倒逼革命的阴暗心理。

这表明，唯一符合人道主义者期望的可能就是主张缓慢减速而非突然刹车的减速主义筹划，这正是改良主义者对倒车给出的解决方案。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倾向改良方向的“虚假希望”如此流行的现象。

在此处，我们应当仔细考虑：如果紧急制动论者的逻辑依然被拒绝，那么一个能够承载我们政治理想的路径还能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一种奇迹般的历史转折、一个神奇的报应机制，以把坏事兑换为好事。即事情从变坏到变好只能是一个自动过程。

不再有革命，也没有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因为不存在一个能让这些楔子插入政治进程的空间；在加速的总体政治情势下，我设想不出除毁灭的威胁之外的任何因素，能够成为民间政治主体从散沙中崛起的前因。也就是说，如果革命不是作为加速的产物（无论是作为毁灭的备选还是后继）而有机会介入历史，那么就不会有革命；我们就只能回到让坏事自动变好的魔法上。就此而言，紧急制动论象征着一条理论性的底线。看起来，加速主义仅剩的合理性就在这条底线上下徘徊。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里的“魔法”只是一个服务于归谬法的彻头彻尾的空想，以至于真的令人无法接受。按照Nick Land的认识论主张，所谓坏事自动变好的转折只是相对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来说是一种魔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本身就是魔法。所谓加速主义的两难困境，不正是如此吗？——那并不是什么两难，而是现实中我们能够享有的一切可能性。

必须认识到，完整的加速主义观点不只是一套关于政治前景的论述，同时也包含了对我们从自身处境出发如何把握这一前景的反思：或许，加速会让我们眼中的一切都变得更加模糊，因而不会让我们所应许的政治前景向心智敞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毋宁说就是在谈论魔法，这意味着加速主义者有可能同时驳回那两种批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依然需要深入思考。

四、工具性的加速主义vs无条件的加速主义

有条件的、或者说工具性的加速主义与无条件的、或者说目的论的加速主义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工具性加速主义的观点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在政治抗争的情境中更是如此，而无条件加速主义的观点令人困惑。

尽管政治上的情势总是具有在地性，但哲学上的矛盾却无法被局限于当下中国语境之中，并因此呈现为一个普遍问题。从概念史上看，早在左右翼加速主义的分类出现之时，双方的对立就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扩展到了哲学的层面。举例而言，最为知名的左翼加速论文本“加速宣言”（#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宣称：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主张加速的理由是它会自动地克服社会冲突，而我们的立场则是，技术应该被加速，只因为我们需要它，以在社会冲突中获胜。”

（Whereas the techno-utopians argue for acceleration on the basis that it will automatically overcome social conflict, our position is that technology should be accelerated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needed in order to win social conflicts.）

对此，Nick Land评论说，既然赢得社会冲突是主要目的，

“……加速仅仅是一个工具性的次要目标。所以我们能否将左翼加速主义称为‘有条件的加速主义’（相对于一种无条件的右翼加速主义）？”

（……acceleration is merely an instrumental sub-objective. So can we call Left Accelerationism ‘conditional accelerationism' ,in contrast to an unconditional Right Accelerationism?）

Nick Land敏锐地发现，在这里，左翼/右翼的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取而代之的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工具性的加速主义与无条件的、或者说目的论的加速主义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工具性加速主义的观点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在政治抗争的情境中更是如此；而无条件加速主义的观点令人困惑。

但是，应该认识到双方的争论焦点是技术加速能否是中性的、以至于可以与社会冲突分离（并让前者服务于后者），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的加速主义则并未聚焦于技术问题：在一开始，我们所关心的速度载体就是体制（乃至已经无法与体制分离的社会），而非技术（当然也可以将维稳视为一种技术，这个类比是有趣的）。在这个意义上，就加速主义的立场而言，极权体制拥有极强的社会控制力最终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这意味着速度的增加可能会同时解决体制问题与社会问题。

就像“揽炒”不是一种丧心病狂的宣泄一样，无条件的、或者说目的论的加速主义者也并非主张加速是毫无缘由的。我们必须仔细辨别工具主义与目的论的观点，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一个理由去支持加速，而在于双方对于体制或社会的速度与加速主义者的政治参与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见解。支持加速与推进加速的关系是什么？加速主义者与速度变化究竟应该有着怎样的实践关联？——而两种见解的内部，对于政治参与的目的与内容的区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光谱中的左右翼区别，在这里并不重要。

支持加速与推进加速的关系是什么？加速主义者与速度变化究竟应该有着怎样的实践关联？

具体而言，工具主义者口中的速度是一个经验性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服务于“人口或者GDP的增长”这样的常见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更关心的则是生产力，他们相信除非生产力增长到足够的程度，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崩溃——因此反过来看，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崩溃，势必要维持平衡、抑制加速度直至世界陷入热寂——这正是左翼加速主义的原初理念。在这个意义上，加速当然不可能是一个自动过程，而将速度解放就构成了一种政治抗争实践。

这意味着加速主义者必须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仔细分辨并确定他们试图测量并解放的变量究竟是什么。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它一般指的是维稳体制的严苛程度，或者更宽泛的说是暴政的暴虐程度。我经常使用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中国网络防火墙”（GFW）的封锁强度，而那个平衡无法再被维持的奇点，就是GFW作为一个黑名单机制变为白名单的时刻。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当这个临界点被跨越之后，很有可能引起一些超出预计的社会政治后果。鼓吹封锁Steam等游戏平台，为“赵弹”或“社会主义铁拳”的四处出击而欢呼的加速主义者，也持有同样的逻辑。这些现象反映出如下三点认识：

第一，当极权管治手段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许会出现权力阶级比民众更需要自由的悖论式情形，胡锡进在微博上呼吁放松网络封锁就是一个例子。胡锡进可能比99%的中国人都更渴望访问外网的自由，当然他也一定自认为比99%的中国人都更有资格享有这种自由。这就表明，就连权力阶级都不能全权掌控或调节自己所设下的管治手段，从而为其所困。在这个意义上说，维稳体制具有强大的惯性，尽管按照物理学的隐喻，惯性只会导致匀速运动，但它无疑也是匀速运动发展为加速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极权管治手段不可能是全能的。以审查机器为例，其缝隙不是缘于技术或成本上的限制，而是因为它除了控制舆论之外，同时也承担着信息监控，例如所谓舆情监测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信息不能完全变成噪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舆论必须能够表现出多元性与自主性，否则将失去被监测的意义。这里内在的矛盾在于，控制舆论的力量试图尽可能缩小维稳体制与社会的距离直至两者重合——而舆情监测的任务却要反对两者的重合。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控制舆论的力量完全达到了目的，舆情监测的任务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就像计划经济无法模拟市场价格一样，审查机器也不可能模拟舆论。这是一个内在的矛盾：审查机器会自己反对自己，以至于它并不能自如地调节这两者，并让它们此消彼长。所以它只能在矛盾中保持平衡——因此这种矛盾可以用来破坏其平衡——而不存在一种无矛盾的平衡。实际上，对无矛盾平衡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给自己制造的幻觉。

第三，如果体制对社会的控制是如此严密以至于使两者难以区分，那么作为被控制对象的社会，就会反过来将自身的一些性质——例如坊间常说的发育迟缓、原子化/散沙化、自组织能力低下等等——赋予体制。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像体制的同时，体制也变得越来越像社会，这种自反性效应意味着，维稳体制的能力不可能无限制膨胀，就像人不可能牵着头发将自身提起一样。当然，加速主义者并不是要说这些措施是无效的——维稳手段的扩张速度至少依然大于病毒的传染速度，这正是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但是维稳速度还能被自如地调节吗？）——他们感兴趣的是维稳体制的速度极限在何处，以及跨过速度临界点之后会发生什么。

以上论述虽然大都切合我们对当下政治情势的现象学认知，但加速主义者始终没能为体制或社会的速度与意图性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

以上论述虽然大都切合我们对当下政治情势的现象学认知，但也反映出，加速主义者始终没能为体制或社会的速度与意图性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这一点既反映在左翼加速主义者的纲领中，也反映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加速主义观念中。在前者那里，“加速”有时候指技术或生产力的膨胀，有时候又指剥削所导致的民众状况的恶化（这意味着左翼加速主义者应该积极从事剥削吗？）；除非预设一个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很难看出这两个指标有什么必然联系。

而对于中国语境的加速主义观念，令人疑惑的是维稳体制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抗争者的的贡献——以至于是不是如果没有这种贡献，维稳体制只会从一个平衡状态走向下一个平衡状态直至无穷？粗略地说，工具主义者从加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筹划这个问题出发，却陷入了一个形式相反的问题：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加速？

与工具主义者不同，无条件加速主义者口中的速度是一个先验的、哲学性的、更准确地说是认识论的概念，用于刻画我们的认知能力所受到的外部限制。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双方在鸡同鸭讲。与其说工具主义者从未反思过自身观点的认识论基础，不如说他们的上述主张已经表明他们在认知上相当乐观，因为看起来，他们自信可以完整把握生产力变化的过程，至少是测量其速度；并且，他们可以肯定速度与体制瓦解/社会冲突的因果关系。

在“加速宣言”的文本中，作者花了很大功夫去设计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以确保人们不会在资本主义崩溃之后又回返（重建）资本主义，这不由地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既视感，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曾经也花了很大功夫去回应所谓现政权崩溃后“谁上台都一样”、“你们和中共有什么区别？”的质疑。扪心自问，我们能知道这么多吗？——即便这些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可以知道这么多，但作为维稳体制下的社会成员的政治抗争者，真的具备这样的认知条件吗？

在尚未行动的时刻，我们能够给出的至多是一些（依赖于自身道义资本的）保证，这些质疑索要的则是政治上的事实。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认识论，它认为我们可以站在当下而直接看到未来。

这当然不是在说，因为这些质疑无法得到正面回答，所以加速主义乃至政治抗争的事业就毫无意义。相反，加速主义者恰恰要强调，这样的质疑是要通过索求超越性的答案而把我们困在永远也不可能打破的知识牢笼之中。认为只有在这些质疑被正面回答之后才能行动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在尚未行动的时刻，我们能够给出的至多是一些（依赖于自身道义资本的）保证，这些质疑索要的则是政治上的事实。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认识论，它认为我们可以站在当下而直接看到未来。

政治心理学认为，除非人们看到一条替代路径，否则他们很难放弃对现行秩序的支持。这固然是正确的，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情势中，如果这种支持指的是人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表达，那么它并不重要；如果指的是身体与行动上的合作/不反对，那么动摇它们也不需要任何政治信念方面的势能。

笔者之前曾经主张，就维稳体制的总体性而言，中国人的政治信念并不能发挥出政治效力，或至少不能兑换为这些信念的字面涵义/语义内容所承诺的政治效力。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非政治信念同样不会具有政治效力，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替代性的本质更有可能体现在生活世界而非政治世界之中。

比如，认为社会在总体进步、生活在越来越好这样一种系统性的非政治信念，很大程度上就是极权合法性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样的信念相当抽象，因而很难掩盖那些具体的个体性苦难——所谓“社会主义铁拳”的确有效——但对于绝大多数并未与维稳体制尖锐冲突的民众来说，这种深层的非政治信念的政治效力，从集体（不）行动的层面看仍是极为强大的。

在此前提下，“速度感”或“历史感”可能就是一个楔子——在速度足够快的情况下，难道那样一种系统信念，不会悖论性地动摇未来的必然性，从而强化一种投机式生存心态吗？（重点不在于这种机会主义心态是否明显表露，而在于它不可能被比如爱国主义的政治信念所消解——只要它在阴影之下蛰伏，等待着被加速度唤醒，这就足够了。）社会整体一致的进步，难道不会唤起对脱节或掉队以至沦为剩余之物的忧虑吗？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注意到中国人惊人的政治服从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极度脆弱——这不是指他们的服从态度脆弱，而是指这种服从将他们变得脆弱：这种脆弱所导致的投机性的生存方式，反而使得政治服从失去认知上的意义，从而将极权合法性建构打回纯粹暴力的逻辑原点。

国家的强大在加速进程中恰恰会兑现为一种令人恐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中国人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治信念与政治立场只不过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残余——不能因为流动的河水之下存在着一些固定不动的卵石，我们就认为可以用这些卵石测算出整条河流的状态。

五、加速主义的实践问题

如果所谓的“实践”就是指行动者可以完整认知到其意图实现的后果、并依据这一后果的价值而决定是否践行其意图，那么加速主义者就只好把自己归类于非实践性的。加速主义者想要拥抱的奇点，是那种无法事先被把握，以至于只能得到事后评断的事件。

Vincent Garton在一篇名为《反实践的无条件加速主义》（Unconditional accelerationism as antipraxis）的文章中指责工具主义者试图让加速服务于他们的乌托邦计划：

“（工具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痴迷达到了高潮：（在他们看来）人类重塑世界的能力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人类的能动性已经被提升为世界的向导和尺度，这（在无条件加速主义者看来）在概念上是不可容忍的。（无条件加速主义）这种不妥协的、概念上的对立主张，所要攻击的不是实践本身，而是在先验层面上对加速作出调节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所导致的对（政治实践的）规范律令的颠覆。这构成了加速主义之无条件性的一种形式。”

（the humanist obsession reaches a totalising climax: the human capacity to reshape the world is utterly unbound; human agency has already been elevated to become the guide and measure of the world, and this, conceptually, is intolerable. …this uncompromising conceptual opposition not to the practice, but to the very capacity to regulate the transcendental diagram of acceleration, and the overthrow of normative commandments this provokes, constitutes one form of its unconditionality.）

Vincent Garton指出，在无条件加速主义者看来，我们关于未来的思想本身也被加速所影响，以至于不足以绘制出一幅社会如何变化的全景地图，在这个意义上，加速主义必须是“非实践性”的。

但是，这不是说加速主义者打算什么也不做（主张我们只能旁观加速的观点并不值得认真对待）。关键在于，如果所谓的“实践”就是指行动者可以完整认知到其意图实现的后果、并依据这一后果的价值而决定是否践行其意图，那么加速主义者就只好把自己归类于非实践性的，因为这样的定义给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的品质提出了过苛的标准，而加速主义者不打算遵守这样的要求。

如果政治抗争者唯那种过苛的标准马首是瞻，其后果就是他们只能沉迷于经院式的伦理学论辩而无法越雷池一步，因为当下的政治情势根本没有提供足够的认知条件，以使他们可以按照那种高要求去实践自身理想——哪怕这种理想仅仅是道义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这就是加速主义者对前述批评的正面回应。这个回应，并不是要反对工具主义者把速度视为经验性的政治经济学指标时产生的那些洞见——再次强调，加速主义者并非打算什么也不做——只是要指出这些洞见受到了先验的认识论约束，因此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而这个约束恰恰就源于我们身处加速之中的事实。我们不能一边承诺总体加速，一边又假装置身于加速进程之外采取一种绝对的外部视角观测未来，就好像我们的视力居然可以免疫于加速效应一样。

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人们并非只有在看清楚未来可能性的时候才会改变当下的态度和行为——相反，当他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性就已经产生了驱动力，这一点对于普罗大众成立，对于政治抗争者也成立。

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人们并非只有在看清楚未来可能性的时候才会改变当下的态度和行为——相反，当他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性就已经产生了驱动力，这一点对于普罗大众成立，对于政治抗争者也成立。毕竟，一个事件的功能就是以不确定性为肇始来创造更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一旦事件被现有的不确定性所启动，它自身就会不断制造出新的、更严重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切断并重启历史的效果。

为了深入理解这里的逻辑，可以借助某些历史事件进行思考：比如说，哪怕是对八九民主运动持严重贬抑态度的人，也会承认这样的事件彼时彼刻在他的认知辐射范围之外，以至于他只能在事后大放厥词。无论持怎样的消极看法，这种超出认知主体数个身位，以至于让任何评论者都只能亦步亦趋、跟随其后的认识论性质，本身就表明八九有某种并不取决于任何主观看法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独立于肯定或否定的单纯事后总结性的评价。这样的价值才是加速主义者所期盼并极力促成的。

加速主义者想要拥抱的奇点，就是那种无法事先被把握，以至于只能得到事后评断的事件。有趣的是，当然，正因为这样的事件有如此性质，站在当下的时间点上，人们也无法预先肯定或否定这样的事件会发生。但是，既然过去的世界有着这样的超越性结构，加速主义者就完全相信未来的世界依然如此。这个意义上，加速主义者并不是取消未来与过去之关联的未来主义者。

其实，未来与过去也只是在如下意义上有差别：站在当下的人们能够看清过去，却不能看清未来——这才是所谓“速度感”或“历史感”的本质。而作为经验性的政治经济学指标的速度，也就是工具意义上的速度，只是通过服务于这样的本质而在加速主义的筹划中发挥作用。由此，本文最终抵达了一个整全性的结论：将工具性加速主义的政治主张与无条件加速主义的哲学主张整合起来，才是对加速主义总体立场的最佳理解。

总结

悖论性的结论是，一个健全的实践概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知识，因为在总体加速之中，只有不完全依赖于知识的、直面未来之不确定性的行动，才具备勇气乃至德性。

工具主义者的认识论企图站在一个绝对静止的立足点，承诺一种被其乌托邦信念完全支配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不论这种信念多么良好，其倡导的实践不仅如同空中楼阁，而且是机械且贫瘠的，这不可能是维稳体制下的加速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悖论性的结论是，一个健全的实践概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知识，因为在总体加速之中，只有不完全依赖于知识的、直面未来之不确定性的行动，才具备勇气乃至德性。

没有人愿意看到知识与勇气之间发生龃龉，以至于要做出取舍。这种处境并不是我们自愿选择的，但惟其如此，我们的“速度感”或“历史感”才不至于沦为幻觉。所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政治参与，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在不知道很多的情况下坚持参与。

试问，一个政治抗争者要知道多少东西，才能不被污蔑为一名赌徒？在他的命运道路上，向右看，是作为自私的投机者，要消费民众的苦难来成就自身的功名地位；向左看，是作为恐怖主义疯子，要献祭民众的幸福来张扬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应如何自处，才能为自己不知真假的未来判断负责，以不致落入这些身份之中？

我相信，在不断加速的总体进程中，在被模糊不清的景象包裹中行进，我们感受到的首先是战栗与恐慌，而绝不会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自负。但正因为此，能够战胜这些情绪的不是知识，而是勇气，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不沉溺于认知建设的勇气。

我们不应该有那种自负，然而又需要自负所带来的乐观——但一种不依赖于自负的乐观真的存在吗？在不可能站到历史进程之外进行某种综观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的距离奇点不远，并因此配享这种乐观？这正是加速主义的天问。

但这天问所希求的不是乌托邦式的知识，不是压缩时间从而把未来直接拉到眼前的企图，而是一种不把信念建立在已准备好去迎接的变动之上的德性——亦即，尽用自己的能动性，但不是以它来丈量世界，而是救赎自身的有限性，并以此寻求与世界的超验和解。

（韦乞，哲学博士）

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毛主义在当代中国或许仍有激励激进抗争的潜力，但其内在权威结构往往遏制这种潜力，甚至提供收编、控制和镇压的渠道。

剑影

2020-08-08 端传媒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未来几周内，我们会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本篇文章则聚焦于当今的中国“新左派”。在21世纪初，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战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而如今，在话语空间缩窄，讨论背景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中，“新左派”对毛时代和平等的强调有什么意味，它还能如它宣称的那样带来进步的力量吗？又或是如其自由派论敌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成为集权和保守力量的助推者？

熟悉当代中国政治争论的读者不会对“去政治化”感到陌生。2007年，学者汪晖发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重新审视60年代至今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叙事中对革命、阶级斗争、路线辩论和激进民主参与的拒斥，至今已十余年过去。这十余年间，对“去政治化”的批判，逐渐成为了中国新左派政治判断的基本底色。

2020年4月，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汪晖为他的政治判断提供了初步解法。在题为《今天，为什么要纪念列宁？写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的文章中，汪晖以列宁和孙文为喻，论述他眼中的“革命者人格”。近年间，汪氏反复论述“革命者人格”这一主张：在两年前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他借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革命者主观能动性和革命客观历史条件的讨论，探讨在历史进程中主动改造历史条件、创造未来革命种子的问题。这些讨论都从20世纪的共运史切入，但其中的现实关怀也非常明显——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如何“重新政治化”，是自认左翼的中国新左派必须讨论的问题。从而“革命者人格”这个诞生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斗争中的议题，就成为了汪晖眼中理想未来社会的重要组件。

在群体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复苏的当下，汪晖抛出了“革命者人格”理论，这已经是他在新左既有框架下最激进的呼吁。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毛派色彩：主张唤醒革命者人格来主动改造历史条件，扭转不利的斗争形式，为革命创造有利的环境。他试图串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史中重要事件和理论遗产，在一个他眼中“去政治化”之后的社会里，重新点燃社会的政治能动性。

但从“去政治化”到“革命者人格”，汪晖的两个命题，也反映出中国新左派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裂痕。

在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话语为国家所把控的当代中国，左翼批判的激进性和反体制倾向时刻面临着被国家主义叙事兼并的风险。以汪晖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由于和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暧昧关系，在批评者眼中一向是“小骂大帮忙”——尽管新左派一直批评当代中共高层的权力政治，但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依赖于其高层政治。薄熙来推行重庆模式期间，崔之元等新左派曾竭力为之辩护。近年来，汪晖本人也多次在中文公共空间里为“一带一路”辩护。考虑到习近平打击旧官僚的举措及在国际政治上对抗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决心，汪晖带有深厚毛主义色彩的理论，与中共高层之间是否保持着批判的距离，更是充满疑问。

即便是对汪晖作最善意的左翼解读，其存在的问题也会使表面上坚持的平等主义、民主政治等左翼价值大打折扣。这套理论最终反映的是毛式唯意志论（voluntarism）在斗争策略上最根本的、内置的权威结构——这使得新左派的“革命者人格”很难在激进左翼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很远，甚至更可能变成权威体系的维护者。

这篇文章，即是把这种裂痕放在近年来一系列社会运动中讨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