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身为男性，但我反而更多地站在女性这边，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当然没有人权也没有女权。一个人道主义者必然也会是一个女权主义者。2003年读了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文集及秦晖先生的《实践自由》一书之后，我认同并实践自由主义理念，但一直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女权有些迷思，直到今年读了李思磐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一文之后，才清楚明了问题所在。

新冠疫情，是女性的新噩梦

上个月，联合国妇女组织公布的全球数据显示，在全球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影响下，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和负责家务照料的比例均大幅增加（女性无偿工作时间是男性的三倍以上）。即使后期经济稍微缓和，她们却没有得到重返职场的机会，仍受困于家庭。可以说，全球女性的权益和待遇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下首当其冲，“我们在过去25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可能会在一年内流失”。这是一场专属于女性的噩梦，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

全球女性在职场面临着巨大的性别不平等。尽管在2019年，九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明令禁止企业单位在招聘时歧视女性，但这么一场职场反性别歧视运动仍“未竟”。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中的性别差距比率已经“从1990年的9.4个百分点上升到2020年的14.1个百分点”。疫情下，女医护女工人深陷缺乏工作权益保障的境况，一而再再而三地真实呈现在我们眼前。在3月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健委表示在支援武汉和湖北的医疗队中，女性医务人员的比例高达2/3。即使是在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工地上，也有千百个她们在搅拌水泥、运送物资的身影……无论是医院工地还是社区家庭，女性的力量在抗击疫情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生理期卫生用品等却因未被纳入统一采购的必需物资，无法使用专用绿色通道，而使得奋斗在一线的女性工人“不能更换卫生巾，血流到了防护服上”。更让人气愤的是，在所谓的《最美逆行者》开播后，她们却被有意地除名，变成“咱们这个报名的都是男同志，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呀”。庆幸的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剧一开播就被骂上热搜，被网友们指出其罔顾事实，肆意贬低女性在职场中的劳动贡献。整个剧俨然是一场闹剧，但同时也是在社会集体“性别盲视”下忽视女性权益的缩影。

巨大的家庭负担同时也加重了女性在职场中的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一度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冲击家庭制度，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家庭，从而打破父权制下两性不平等的局面。但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陷入了家庭和工作两头烧的拉扯，我们清楚地知道，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上达成高度一致：在全球的市场体系中，女性不仅需要扮演着最便宜的生产者的角色，同时也要扮演着最便宜的消费者的角色。维系男性统治地位的父权制不仅则能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实现这一目标，并能为它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不断再生产。

于是，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家庭，成为了共同滋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滋生的温床，而女性的血和肉则成为其养分。“她们在做饭、照顾小孩和老人上花费的时间达到125亿个小时。无偿照料工作像一部‘隐形引擎’，令我们经济体和商业社会的巨轮得以运转；然后在背后真正的驱动力量——那些女性们，却很少有时间接受教育，难以拥有体面的生活，或对她们身处的社会没有发言权，从而陷落在经济底层困境中”，乐施会在今年初公布的报告中如是说。落在女性肩头上的过重的家庭照料工作减少了她们参与有偿工作的时间，也将她们排斥在正式劳动力市场外。碍于所谓公私领域的二分，囚禁在“家庭”这一私领域的任何形式的家务劳动都被选择性忽略，更不谈及“价值”。尽管乐施会计算出，全球女性无偿照料劳动每年的货币价值至少为10.8万亿美元。在父权制“家”的笼罩下，这本因成为资本家成本的10.8万亿美元，却尽数转换成它们丰厚的利润。所以才说，女性所承担的免费家务劳动既是造成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一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各取所需，合谋酿成了女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局面。

对权力侵蚀权利说不，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2020年末，零度的北京。虽然距离主持人朱军把手伸进弦子裙子里的那个夏天，已然过去了6年；但在这6年间，弦子选择持续发声问责，没有退缩。终于，她等到了朱军性骚扰事件的开庭。即便朱军还是没有现身，但现场却有千百个弦子的朋友。

“谁是弦子的朋友？”“我们都是。”

性侵是权力对权利的侵蚀。刘强东说：“你可以成为邓文迪”；朱军说：“我可以给你进台的机会”；央美教授姚舜熙说：“你不喝酒就别想考我的研究生”。制度给了某一部分人权力，缺乏监管的权力让人肆无忌惮，肆意妄为。弦子说，哪怕自己的案子不能打赢，这也是对法律的一次记录。

性侵犯、性骚扰被写进法律跟女权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家。

上世纪70年代，当一群北美的女性在讨论女员工因不想服从男上司的性邀约而在工作上频频碰壁时，发明了“性骚扰”这个词。其后，麦金侬（MacKinnon）教授发表《工作女性的性骚扰》（1979）（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把性骚扰明确定位成为父权结构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性骚扰，不仅仅是一方不情愿接受另一方的性追求、暗示和行动，更是一种在权力结构下的裹挟和胁迫。谁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并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侵占他/她人的身体？而又是谁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只能艰难地捍卫自己最后一点尊严？

如果说法律的核心是保障人人平等，那么首要的，它就要保护结构上处于弱势的群体的权利不被践踏。回顾过往，1995年性骚扰首次被提出；1998年始首次被列入法律；2001年首次诉讼被新闻媒体报导。当年提出性骚扰诉讼的童女士，控诉她的上司对其进行长达6、7年的职场性骚扰。最后法院认为缺少证据，判童女士败诉。在这之后，全国陆陆续续都有性骚扰案件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出现在法庭，但绝大部分都以原告（即被性骚扰者）败诉为终。

到今天，2020年即将过去，弦子的案件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现状，又有多少改变呢？我们一再寻求一种制度性的公益。但，我们等到的是什么？是用“仙人跳”的逻辑硬生生把在父权制下的权力胁迫与压迫解释为“权色交易”；是用星星的骨龄检测结果说明她在年龄上“撒谎”而让鲍毓明逃脱性侵的罪名……权色交换的基础是权力极大的不对等，而法律应当成为保证权力不对等不会滋生暴力的手段。现实，却恰恰相反，让人心寒。

是什么样的念头让拉姆的前夫在离婚后仍以在拉姆身上泼汽油的方式发泄他的不满？多少家暴的出发点都是因为“爱”，但这所谓的爱却包裹着对自己另一半的全然物化。只有把一个人当成是物的时候，霸占和惩罚的心态才被合理化。但人，是不能被完全占有的。可惜，我们的文化还在不断美化这种“霸道”。刘强东、朱军和拉姆的老公都是父权的代言人。基于性别和经济优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眼前的女性当成一个可以任由自己摆布的物。若是属于自己的物却不服从自己，他们就要试图报复和毁灭她，以作为惩罚。此时，在物化天秤的极端，就是被完全物化的奴隶。但女性，从来就不是奴隶。

互联网女权：女拳女权不割席

PAPI酱在网上公布自己产后的照片和声明。本是一条母亲节微博，却没想到激起网民对于“从夫姓”的一阵声讨。部分网民认为，PAPI酱作为中国最成功的顶流网红之一，打着独立成功女性牌，到头来还是要做“婚驴”、“胎器”：像驴一样为家庭工作，做男性家族的生殖工具。

对这些使用“辱骂性词汇”形容男性和步入传统婚姻框架女性的女权主义者，网民们以牙还牙地说这些人是“女拳”主义者：走火入魔，过分强调女性利益，宣扬性别对立。这引起了许多“高知”女权主义者和“女拳”的割席，如虎嗅网上一篇文章甚至引用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来说这一批“女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厌女”，“将（未婚育）自己称之为女性，而除此之外的女性，就都是’他者’，甚至把她们开除出女性身份，代之以动物形象和器皿。”

谭维维年末发行的《小娟》气势磅礴。如泣如诉的副歌中列举出中文中根深蒂固的厌女情节：“奻 姦 妖 婊 嫖 姘 娼 妓 奴 耍 婪 佞 妄 娱 嫌 妨 嫉 妒”。延续多年的对女性的“辱骂”却从未被质疑，而近年来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而有的“女拳”词汇却在伊始就被分裂、被质疑。“女拳”并不厌女，而用看似科学的话语来压制这些对女性地位反思的力量才是一种厌女。或许所有的愤怒都有不理性的形态，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割席，而是去理解这样的愤怒，把愤怒梳理成一种清醒，再汇聚成一股团结的力量。

女性的婚姻和生育一直是女权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家庭是巩固私有制和把女性放在再生产中的制度；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代表费尔斯通（Firestone）也在其著作《性的辩证法》中质问：如果生育的重任要一直由女性承担，那么女性就无法真正的解放。随父姓，从夫住，“男主外、女主内”这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惯例都是对父系社会的一种维持与巩固。但很多时候互联网上传播比较广的女权思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以受过教育为主体的网民们可能会认为，只要女性足够成功，她就可以跳脱出父权制的宰制，可以从再生产的劳动中被豁免，过上“独立”而“随心所欲”的生活。

但这样的“独立”多多少少只是一种用金钱对再生产劳动的外包。而外包的对象很多时候不过是更需要钱的其他女性罢了，如清洁阿姨和各种灰色地带的代孕妈妈。其次，所谓“随心所欲”的生活想象也不过是“霸道总裁”的翻版，本质还是：“谁有权力，就能为所欲为，碾压比自己更加没有权力的人”。女权主义者追求的是一个“让弱者也能好好生活的世界”，没有哪个女性可以因为个体的成功而打破一个允许“权力侵蚀权利”的世界。

用“卫生巾”砸出的裂缝也许能透出光

谁也不曾想到一片小小的“卫生巾”竟然贯穿了2020年一整年：从年头群众自发组织给抗疫女医护送生理期卫生用品，到9月网购平台售卖散装卫生巾而引起讨论的月经贫困问题，再到年尾11月席卷全国的高校卫生巾互助盒行动。但也不意外，毕竟这小小的卫生巾甚至还贯穿了每一位女性的大半人生。

“有生之年，我们都不会看到性别平等的一天，连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太可能见到”（None of us will see gender parity in our lifetimes, and nor likely will many of our children.），这是《2020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开头。悲观且沉重。报告估计，要彻底消除在卫生、教育、职场等性别不平等所需的时间是99.5年。多数派曾在回顾“卫生巾互助盒行动”的文章《月经血不是蓝色的》中写道，“女性的未来，由你我来创造，艰难而踏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终要踩出光明的未来，即便倒退此时此刻在加速”，“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傻，只是还愿相信，你我在，力量在。”

因着，我们看到那一片卫生巾竟砸出了裂缝，让黑暗的未来有了些许亮光。从年头到年尾，卫生巾行动是一个从支援到自助的质变过程，其涉及范围逐渐变广，跨行业跨地域；话题亦从关注女性生理需求、进一步发展到关注女性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和抨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的宰制。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改变的可能。聚焦于这样一场“卫生巾互助盒”互助行动，它在公共空间的出现是祛魅，祛除对“月经”的愚昧与羞耻；与此同时，亦是对所谓“卫生巾”是“女人的问题”的纠错。因这是一个严肃的 “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在“性别盲视”的社会下集体对女性空间压缩与资源剥夺的问题。

月经羞耻与月经贫困相伴相生。2019年，国际妇产科联盟曾表示，全球有5亿女性生活在月经贫困中。用不起卫生巾，就是如此赤裸裸的贫困。根据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称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4000万贫困儿童数量的10%来推算，约有400万适龄女童面临“月经贫困”。在二三线城市、农村边远地区饱受月经贫困困扰的妇女数量则无从得知。全因长期以来，这一社会问题无人关心。

今天，“卫生巾互助盒”行动让无数女性站出来了，打破月经羞耻成为了我们行动的口号。然后问题来了，站出来之后呢？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呢？眼看着互助行动后期不乏各种打压，以挑起“男女对立”之名妄图喊停这场运动；亦有行动者眼看着互助盒里的卫生巾只出不进而感到灰心丧气。行动的延续在此刻显得有点不太明朗。或许，从劳动者行动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些许方向，“现实的矛盾告诉我们，如果仅仅依赖一个厂或者一个行业的自发工人行动，工人所获得的成果往往是不巩固的。工人要想要保住自己获得的利益，必须要在更高层次（立法、政治）上进行争取”。上个月，旨在消除月经贫困的《生理期用品免费供应法》在苏格兰立法通过，迎来了大家的欢呼，也夹杂了大家的羡慕与一丝落寞。如果说，消除月经羞耻是我们的第一步，消除月经贫困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下一步。减税、免税、免费，前路道阻且长，但集体力量不能散。站出来，是第一步，但永远不是最后一步。我们都会，手牵着手，走下去。

推荐书目：

《性的辩证法》

《“米兔”在中国（思想38）》

《第二轮班：那些性别革命尚未完成的事》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我是捣蛋鬼，不是螺丝钉”：中国女权行动派的声音

女权五姊妹事件之后，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黑暗、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但后续行动传达出的信息是，人民不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猪，他们永远都伺机而动，永远都是一找到机会就要去表达自己对社会不公正的看法，做他们的行动。

肖美丽、郑楚然

2018-02-12

（编者按：本文是肖美丽、郑楚然两位女权主义者于2018年1月12日“纽约文化沙龙”上的演讲摘要。两位主讲人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参与者，推动并组织多次反性骚扰和性别平权运动，也因此遭受频繁打压。此次演讲回顾了两人近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心路历程，端传媒撷取了她们的观察与思考，以飨读者。）

肖美丽：女权行为艺术不是表演，是呈现痛苦和暴力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广告艺术设计。一个学艺术设计的人，为什么毕业之后会去做女权运动呢？我当时对江永女书很感兴趣，毕业导师也是进行中国书法研究的。但是有一次在课堂上讨论到女性及性别的一些问题时，导师让我非常意外地说：按照我们道家的说法，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你看汉字形象中，女人就是个跪著的人，所以女性的本质是服从……让我更生气的是，班上其他同学除了沉默的以外、甚至连女生都站出来支持说“对啊，按照统计上面来说男人的贡献就是比女人大”，以及“以后我当了老板我也不会招女生的”等等。我当时就在课上哭了出来，觉得如果只是当一个有性别意识的设计师，可能是不能满足我的愿望的，我想去做一些有创造力、可以去改变人的思想的一些行动。

幸运的是，我后来接触到一些女权公益组织和一些社会运动人士。2012年，我们的第一个街头行动叫“受伤的新娘”。它用特别直接的视觉符号——“带血的婚纱”——来传达反对家庭暴力信息。那时我们正在推动中国的反家暴法立法，同时也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丑闻曝光，我觉得通过这样视觉上很直接的方法，来传达一些在我认为非常重要、需要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的理念，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工作，所以毕业之后我就用绝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社会运动当中。

后来我所做的事情很多都跟身体有关。第一个是头发，2012年时我和另外三个朋友一起去做了一个反对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行动。当时在很多专业，男生的分数线比女生低，而政府的回复说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于是我们就去做了一个剃光头的行动。如果四个男生去剃光头的话，可能没人会管你，但四个女生去剃光头就是一个让人震惊、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最开始想要做这个，除了想要去打破女性的性别模式，也想和男权审美做一个切断。我们的行动非常成功。在2013年之后教育部出了一个规定，除了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这几个专业之外，高校不得自定对男女分数的区别对待。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的行动最快促成的政策变化。

第二个关于身体的社会运动跟乳头相关。就是我的祼照。当时微博上查得很严，有个朋友就说，如果现在有一个女生平胸平到发出来也不会被删掉的话，我就给她五块钱。好主意！有人是说这是“捣乱式的美学”，就是说这些作品不是为了艺术、或是为了取悦观赏者，而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方式，它挑战了大家对女性身体的一个想像。大家看这些图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不适应。但是在这种不适应当中你可能会去质问你自己，我对女性身体有一个怎样的想像，这个想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接下来一个关于身体的社会运动和行为艺术，是一个非常长的徒步，从北京到广州走了半年，这个行动的背景是2013年时有很多小学的校园性侵案新闻报导，当时很多人的反应是，这些小女孩应该更好地保护自己啊、不要出门啊之类，我想我们必须发出一个女权主义的声音，就是女性可以不被性侵，但代价不是说我不出门、乖乖待在家里，那并不会让你更安全，反而会让你更危险，于是我就去做了这个毕业旅行。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是行动者，我知道去做这个徒步并没有所谓会被强奸或拐卖的危险，因为犯罪也是一个理性的活动，然后我就把自己抛到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一个未知的，可能会有危险的境地下，不停地走路，每天都是对自己身体极限的挑战，然后就这样走了半年，我也没有被强奸，它也让我发现了很多我之前所不认识的中国。

另一个和身体有关的是腋毛大赛，也就是女生晒腋毛的照片发到互联网上。这听起来是一个很搞笑的活动，但它的背景其实是在郑楚然她们五个人被关到看守所又被放出来后。当时我们做性别议题的朋友当中，弥漫著一股肃杀之气，大家非常紧张。和之前所有的行动相比，腋毛大赛是最温和、最没有直接明确诉求的一个行动。但是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好像一个呼喊，好像在说我们没有死，像腋毛一样生生不息。

我觉得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一个表演，它都是真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就是在承受没有休止的暴力，只是缺乏一个平台或机会，去让别人正视女性所承受的这些暴力。我所做的这些行动，只是有一个方式可以将这些痛苦和暴力呈现出来。而实际生活中女性所承受的暴力比这更多、更漫长，可能是我所能描述的很多倍。所以我做的这些所有的行动都不是表演，这也是我认为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去做社会运动和行为艺术的原因。

郑楚然：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的成功之处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现在整个社会氛围都是比较紧缩的，在这种困难形势之下，为什么中国女权运动中的反性骚扰运动可以如此成功呢？

其实在1990年代，已经有很多的性别研究专家开始推动反性骚扰运动了，但反性骚扰运动第一次公开爆发是在2012年，当时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发了一个图片，一个女性穿著透视的黑色纱裙，可以看到她的内衣，然后配上文字说：“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其实它潜在的逻辑，是把管理无能的责任归咎到这些女乘客自己身上——如果你不是穿得那么少、那么暴露的话，你就不会被性骚扰。当时这个微博一发出来就马上遭到非常多批评，后来还有两位上海的女权主义者穿著奇装异服，拿著两个ipad，上面说：“要清凉，不要色狼”和“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后一条后来成为中国反性骚扰非常著名的一个标语。

这是中国女权史上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公开的大讨论，让我们去公开申明一些原则：第一，女人有权利去选择她们自己喜欢的任何打扮和任何服饰，而不应因此受到性骚扰的惩罚；第二，性骚扰并不是一些人因为欲火焚身而去排解欲望的行为，而是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的一种支配和控制；第三，性骚扰并不是说个别渣男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如果体制不能改变，性骚扰行为也会始终存在。当时辩论留下来的精华，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些共享的知识。

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在2012年引爆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男性和女性对于性自由和性权力上面的观点分歧，在2012年终于达到了一个爆发。女性多年以来所遭受的性压抑、在性别身份上遭受的贬斥，终于在这次上海地铁事件被激发出来。而且在90后、00后独生子女所处的这个环境里，中国的女性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而且可能以后不会再有的有利地位。第二个原因是，在2012年整个互联网的监控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它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夸张。而且当时候也会有很多自由派公知发表跟权力和自由相关的言论，当时互联网上深度学习这个窗口其实是打开的，虽然也有监控，但是窗口还在，这就为年轻女性获取这些资源做出准备。过了这个窗口，可能我们的下一代就没那么幸运，没有这个史无前例的、可以推动女性力量爆发的一个风头了。

刚刚谈到是公共空间里面的性骚扰，但还有另外一种更有根基的形式，就是固定权力关系下、例如职场和高校的性骚扰。2014年，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被学生爆出曾有长期性侵行为。当时候有声音要求厦大开除吴春明，当然对于开除吴春明我完全没有异议，但有个问题是，这表达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校园机制里存在的性骚扰是一种个人问题。只要我们把害群之马清扫出教师队伍，整个校园就可以继续保持高洁。这种思想直到什么时候才被打破呢？就是厦门大学毕业生、女权主义者李芙蕊发起厦大校友向校长联名写公开信，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在这个行动之后，教育部给了一个还算积极的回应，也就是所谓“红七条”，其中禁止教职人员对学生进行性骚扰，当然这个红七条思路还是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去说的，有它的保守性，但是对于建立制度来说，还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接下来就到我自己的故事了。2015年妇女节前，我发起一个行动，在公众号文章里说我想在各城市地铁站和公交站派发一些防治性骚扰的小贴纸，内容就是说防治性骚扰不仅仅要靠受害者自己的意识提升，而且也要靠公安部门、妇联、地铁运营商，大家都应该齐心协力去做这件事情。当时全国大概有五六个城市的学生都来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就在3月6号的晚上，我住处的门就突然间被警察闯开，他们把我带到了派出所，说我是寻衅滋事，宣布对我实行刑事拘留，然后把我带到了北京关在那里37天，同样一起和我被关的，还有另外四位女权主义者（【另外四位是韦婷婷、王曼、武嵘嵘、李婷婷——编者注】）。

我永远记得的一件事，是在看守所里面提审的时候，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行动，我就说，小时候有一次在街上，有个大叔突然走过来摸我的下体，我现在就想向大家倡导，发现了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只说了几句，提审我的警察就勃然大怒，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操著一口纯正的北京腔说：你胡说！你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你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你只是被西方势力所利用，要来扰乱我们的公共秩序，破坏我们国家的安稳。那时我很震惊，深刻明白一个道理，有的人无法对别人的痛苦有共情，只是想著他心里的那一套逻辑，没有办法感知别人的痛苦并去解决它，他们所想做的，并不是要去解决妇女所遭受的暴力，而是去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妇女，于是他们就来解决我们。在此之后，有组织性的女权运动就一直遭受打击，而且打击延续到现在。其实反性骚扰运动真的具有极高的合法性，它并不是、而且真的没有必要上升到一个政治反对的层面。

我们一直邀请公共交通部门建立这样一套机制，比如说我们希望在公交或地铁上做一个跟反性骚扰有关的公益广告，但是推动很久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我们女权运动的新星张累累想要众筹四万块，在广州地铁上做反性骚扰的广告。在女权运动2015到2016年卡住不能动的时候，众筹是一种比较新鲜好玩的一种形式。很多人也想为女权运动出一分力，但是基于可怕的政治环境，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也不敢动，这个众筹活动等于给了大家一个参与的方法。在大概半个月之内她们就收集到一千多人、共四万块人民币的捐款。但非常可惜的是，经过跟相关部门长达一年的沟通，这广告还是始终不能登上来。因为相关部门一开始说这涉及人的器官，器官不能出现在广告上。于是她们就去把人的器官改成了猫的器官，这时候相关部门又说公益广告只可以由政府相关的部门来卖，个人或商业公司不能卖，总之给出了非常多的借口。

这个时候好像议题就被卡在这里，四万块钱也不知道怎样花出去，这时张累累发起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行动，她把反性骚扰的公益广告缩小，挂在身上，宣布她要把这个牌子挂在身上一个月，同时她也呼吁全国各地关注这个议题的人也一起来和她背这个牌子。这是一种充满了正能量的抗争，可以给大家传染更多的积极情绪去继续做这件事。于是，全国大概有23个城市一百多人都自愿背起了这个牌子，他们把牌子背到地铁，达到了我们一开始想要的效果，有的人甚至还把这个牌子背到大街上、学校里、超市里，然后即兴开始现场宣传，用这个方式来去科普反性骚扰的一些知识。

女权五姊妹事件之后，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黑暗、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但这个行动传达出的信息是，人民不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猪，他们永远都伺机而动，永远都是一找到机会就要去表达自己对社会不公正的看法，做他们的行动。对整个社会运动来说这非常令人鼓舞、而且让人看到希望。其实相关部门也意识到这点，所以也去做了一些动作，比如说北京妇联在这行动之后去发布的一个广告，在北京地铁车厢的拉环上面发布了“防止性骚扰、共同发声、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看客”这样的一个广告。虽然它还是把防止性骚扰的锅甩给了受害者和旁观者，但也是迈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随后游戏和新闻业一些商业公司也跟进做了相关的广告。

我们不愿意成为这个体制里的一颗螺丝钉，我们就是捣蛋鬼，就是要用我们的方法去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如果不是我们来做，也会有别人来做，这个浪潮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但是，这个行动是有代价的，接下来广州的很多女权主义者面临著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比如说就在这次行动之后，肖美丽和张累累就被警察约谈，警察要求张累累马上停止背牌子的反性骚扰活动。除此之外，警察还要求她们搬离广州。于是肖美丽和张累累她们在半年之内被迫迁了四次，我和我另外的舍友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被迫迁，现在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即便这样，我们也不愿意放弃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行动主义者的身份，我们不愿意成为这个体制里的一颗螺丝钉，我们就是捣蛋鬼，就是要用我们的方法去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如果不是我们来做，也会有别人来做，这个浪潮是没有办法阻挡的。我不敢说我们的行动可以马上去改变中国女性的地位，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在世界女权运动史里，我们肯定是添了一笔在上面的。

接下来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我们把它和在2014年发生的厦大性骚扰事件来对比一下，当时候还没有一个良好环境，让厦大性骚扰的当事人去实名举报，但在2018年的今天，在整个#Metoo的风潮，在全球的女权主义都在抵抗全球右翼势力抬头这样的一个风潮里面，她敢用实名来去举报陈小武，这个行动马上激起了女权主义者对校园性骚扰的进一步跟进与介入。

张累累和她的伙伴一起去发起“向母校寄建议信”的活动，要求建立防止性骚扰机制，在短短十天之内，有57个大学的学生、每个大学有一百到五百人的学生和校友联名，去向他们的学校呼吁建立这样的机制。这种爆发性的局面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我们作为学生、特别是在国内上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权力高位的人对权力低位的人那种霸凌和压迫，比如说当一个老师向你提出性要求，你会在担心说如果拒绝的话，会不会没有学分、没有奖学金、没有进入研究队伍的机会，他会不会以后一直给我穿小鞋，这些都有活生生的案例，不能不让人觉得恐惧。而当这行动爆发的时候，所有这些关注这个议题的学生，都要站出来表达自己对于这种校园权力霸凌的反抗。

正如吕频所说，过去我们认为在线下的组织才是深度组织，但现在我们发现原来线上组织也可以有那么大潜力，这对我们行动者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一课。因为它让我们发现了线上组织动员的魅力所在。虽然后来这些公开信大部分都被删掉了，甚至连累了所在的微信公众号一同阵亡，同时这次活动也遭受了“境外势力”、“幕后黑手”、“政治事件”等污名化，但在发表公开信的57所大学基础上，参与学校和人数仍在增加（【截至2月1日，共有74所高校超过8000人参与——编者注】），这个火一但点燃就没有办法熄灭。其实有些大学还比较开明，比如北京大学发了个差强人意的公告，说我们也会重视这问题，大连外国语大学则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应，说感谢这位同学的提议，已经把相关诉求写进一些章程里面。

回到开头的问题，在如此困难的情势下，中国的女权运动中，反性骚扰运动为什么可以成功呢？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四点原因：一是性骚扰问题严重到人神共愤的这个程度。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要这么敏感，应该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第二是现在的网络世界还是存在一定空间，我们还可以在删帖之前去做些事情。第三是我们的群众、特别是女性，她们永远没有放弃机会去寻找一个突破口，去表达自己作为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她们永远在找机会发声，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们完全噤声，除非你真的物理上去杀掉她们所有人。第四、也是比较伤心的一点是，有很多核心的、冲在前面的行动者，他们用个人安全为代价，来挡住了来自上面的很多风险。这些核心的行动者是真正值得敬佩的。

她们永远没有放弃机会去寻找一个突破口，去表达自己作为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她们永远在找机会发声，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们完全噤声，除非你真的物理上去杀掉她们所有人。

问答摘录：女权行动派致力于寻找结构性问题

问题一：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一幅图，北京妇联在地铁站里的广告，说要防止性骚扰，“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做冷漠的看客”，郑楚然说这是北京妇联把锅甩了给受害者和围观群众。那我很好奇，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你们期待政府或者国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如果不“甩锅”的话，你期待它做哪些事情？

答：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的运动者，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永远要去把那一些隐藏的社会问题揭露出来，我永远不会满意。对于这个机制，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它没有提到如果遭遇性骚扰，该去向哪个部门求助，而且我们也更希望妇联去联系公安部门，比如给警察做社会性别的培训，让他们不要去对报警的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这次北京妇联和地铁系统当然有很好的协商，但是除了这个，我们希望还有更多措施，比如说有没有类似台湾地铁的衰人名单，把些性骚扰惯犯的名单公布给大家，总之他们能做的东西还有很多。

这个地铁公益广告的措辞，是把结构性的问题归咎给个人，而女权行动派跟其他很多女权主义者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找结构性的问题，因为这样才有一个问责主体。如果失去了这个问责主体，比如说这是“文化”的锅，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比如说这是“男人”的锅，那就更没有办法了——难道要我杀了他们？（笑）所以我觉得应当寻找结构性问题，然后要求所有的部门，既然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能，你就要去做符合这个职能应该做的事情。

问题二：钱理群教授曾经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概念，认为很多年轻人比较冷漠、自私，认为自保比较重要。在你们为女性发声的过程中，肯定也遇到抱这种态度的人。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能在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事业的同时，又能根据自己的社会良知去做一些事情？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

答：其实我们最近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二十多岁奔三十的人，你会在某个年龄突然会发现自己的社会地位随著你的资源下降而动摇，既没有钱，也没有房，连猫都没有一只（笑），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会去尝试一些主流的东西，比如我们开淘宝店也是想维持自己的生计嘛。也有一些人是有结合的，比如说女权五姊妹之一武嵘嵘，她读的是心理咨询，会把女权主义和心理咨询结合起来作为职业发展的方向。再比如（现场）那位梁小门，她正在考BAR，之后会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权律师，这些都是跟职业规划有关的考虑。

我们自己也会有成长，以前我们会认为女权运动可能拖了我的后腿，让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更有资源的人，但是后来我们就也会发现，也不仅仅是说因为你在做运动，所以你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能力，其实你还是有很多方法，发展自己的能力，然后生活稍微宽裕一点，因为作为运动者来说，首要目标就是活下去了，所以我们也正在探索。

作为普通人，因为种种考虑不能成为高度参与者的，可以做中度、轻度、或者传播者。每一个行为，都算为运动增添一股力量。

我们能够看到在运动外很多旁观者是如你所说“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当然运动中同样有很多因为利益驱使而做出违背初心的事情。但是，作为组织者，我们会想办法鼓励更多人加入。首先，我们先撬动那些能够撬动的人，在关注这个议题人群中，把边缘关注者变成有兴趣传播的人，再把传播者变成轻度参与的人（比如联署或众筹）。再通过更深的联结，把轻度变中度（比如发起人），把中度参与变成高度参与（比如组织者）。这群能够做出行动的人都是影响更多人的关键节点。这样我们就不用太在意一些外围的、毫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当然会花时间分析，但不会花精力谴责。因为关键节点的行动者会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更边缘的人群中去。所以作为普通人，因为种种考虑不能成为高度参与者的，可以做中度、轻度、或者传播者。每一个行为，都算为运动增添一股力量。

【演讲嘉宾介绍（来自纽约文化沙龙网站：http://nyshalong.com）

郑楚然（大兔）：中国青年女权主义活动家、自媒体作者、女权淘宝店店主、终身行动派。因2015年在三八妇女节前夕发起反性骚扰活动被刑事拘留37天，大兔被国际媒体称为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她是美国Ms.杂志2015年全球最励志女权人物联合获得者，英国BBC2016年巾帼百名获得者。

肖月（肖美丽）：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的骨干参与者，平面设计师。曾获得美国外交杂志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联合国妇女署及网易女人评选的女性传媒大奖等奖项。2012年起参与、策划、发起了诸多反对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的公开倡导活动，以2013年从北京步行至广州2300多公里，倡导校园性侵防治的“美丽的女权徒步”最为著名。现居广州，处于不断被逼迁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