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多年前专访过黄宗智教授，他不属于大众名人，而今年以来，他的名字常常被提起，只是由于大众媒体中“内卷化”这个概念的流行。一个学术概念被大众化，一定会带来语义的漂流。怪不得黄宗智老先生还跑出来辨析了一下。

黄宗智独家澄清：意外走红的“内卷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2020-10-21 17:44

近期，原本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卷化”，突然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中。黄宗智先生是较早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运用“内卷化”概念的学者。在本文中，他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借用“内卷化”概念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的过程，指出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劳动投入越来越高而劳动回报却越来越低的情况，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

黄宗智先生也讨论了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其他领域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例如，在竞争日益激烈、机会却不断递减的教育领域中，应试教育“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管辖范围不断扩大而治理资源有限的国家治理领域，出现了“官僚主义”现象。作者认为，上述现实困境可能是如今“内卷化”成为一个引起大众共鸣的关键词的原因。

另一方面，黄宗智先生也提醒，虽然存在着诸多“内卷化”现象，但一些“去内卷化”的动向也正在发生。例如，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小农户赋权赋能，以及“隐性农业革命”的发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而向社会和地方政府赋权的改革，则在不断地推动官僚体系的去内卷化。作者最后倡议，在涉及民生的重大决策中，应当将“人民积极参与”作为必要的标准和条件，以此建设一种更为中允、更可持续的新型“人民主义”，从而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内卷化弊端。（导读总结来自文化纵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雅理读书（ID：yalipub），原标题：《当“内卷”席卷中国？！黄宗智回应“内卷化”概念与“去内卷化”发展》，作者：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简析

“内卷化”最近在学术界和公共网站上成为一个特别“热门”的关键词，跨越众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包括乡村、经济、社会、治理、教育，乃至于心理、文化、人生观等，触发了笔者的一些进一步的思考。本文是一篇简化的讨论，既来自不少笔者已有的研究，也来自一些尚待深入探索的初步论析。

一、人多地少的农业内卷化

迄今关于内卷化的论述主要聚焦于两大领域。

首先，是笔者论述的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由于其“内卷”（或“过密”）状态，甚至能够抵御、排除质变。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高度依赖辅助性、副业性的高劳动投入的棉花—纱—布经济便是最好的例子。

棉农们以18倍的按亩劳动投入来获取仅数倍于水稻的每亩收益的回报，形成一个农业与手工副业紧密结合的顽固生产体系，完全消灭了之前还可以看到的一些较大规模、依赖雇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农场。

其中的关键机制在，一个小农户家庭相对一块小耕地而言，凭借自身的仅具低机会成本的廉价辅助性家庭劳动力，能够承担比营利型经营式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地价，借此完全排除了后者。那样的农业甚至能够顽强抵制机械化的进入。

在一个仍然是相对可用资源而言极高人口密度的中国来说，在众多领域中都会呈现类似的改而不变的现象。

譬如，改革以来，借助超过之前的劳动法律规定的工时来用工，最终形成通过用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来聘请没有或少有劳动法律保护和福利的“合同工”，借此来达到比使用正规职工的企业更高的利润率，迫使它们要么使用同样的“内卷”策略，要么无法与其竞争。

如今，那样的“非正规”劳动力已经达到城镇职工总数的75%。对处于那样的用工状态下的职工们来说，“内卷化”概括当然会引起其感同身受的共鸣。

同一机制也可见于以应试为主的教育界。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的递减机会，学校大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高的“劳动”来应试，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对其自身的质量评估，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高度内卷化，基本排除了更多关注创新而不是死记的教育改革。

对来自那样的高压下的学生们来说，其对内卷化概括的感受，无疑也会和上述的职工们同样有如身受。

以上说明的机制也许是如今“内卷化”所以成为一个引起众多人们共鸣的关键词的原因。

二、官僚主义体系的内卷化

另一普遍呈现“内卷化”现象的，是官僚体系领域。

首先，中国长期以来的国家一直相对高度集权化，这不仅是源自传统的皇帝治理体系，更是来自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的侵略，而迫使中国革命采纳高度集中的革命党（和民众动员）来应付远比中国强大的敌人的军力和财力。

伴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可避免地由上而下的集权化治理体系，包括惯常使用由上而下的“组织”和“动员”民众，将其划分为积极、中间、和落后的分子，来应对革命的需要。那样的传统乃是一种历史必然。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化倾向问题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借助群众运动的配合来整党，试图克服过度官僚化的倾向。在胜利和全国掌权后，官僚主义倾向当然难免更加严重。

其后，伴随计划经济的设定，官僚体系所管辖的范围更大规模扩大，也更加精细化。

那样的庞然大物，不可避免地更附带人们普遍认作“官僚主义”的常见弊端：如媚上欺下、脱离实际、蔑视民众、重形式过于实质、僵硬化、一刀切等。

在改革期间，国家已经转向依赖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层制专业化，来应对内卷化官僚主义的倾向。但即便如此，其由上而下的集权化治理态度根深蒂固，所管控的范围虽然伴随去计划经济改革而有一定的压缩，但也加上了众多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新专业性管辖领域。

长期以来的一些官僚主义弊端难免依然存续；“官僚主义”贬词仍然是人们惯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

在现代化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旧式的官僚制度，还是新式科层制化的体系，都带有官僚主义的倾向。

即便是创建现代理性科层制理想类型理论的韦伯本人，在其晚期也特别突出了其科层制所附带的“铁笼”型官僚主义倾向弊端，因此而探索、创建了“领导型民主”（leadership democracy）的新设想来应对该问题，提倡借助明智的领导人来克服现代科层制所附带的铁笼问题。

现今中西之间的不同首先是，中国的治理财力和资源相对稀缺，但官僚体系需要应对的民众更多，其所管辖的范围也相对仍然要大得多。

同时，对民众来说，能够借助来抵御官僚主义的个人权利又较薄弱、模糊。结果是，弊端也相对更加严峻。

以笔者比较熟悉的高校管理体系为例：中美的一个关键不同是，美国的高校管理重心主要在最基层的系一级，无论是教员的学术成绩的审核评估，还是新教员的聘请，还是学生的分数和学位，主要权力都在本系的教授们。这是应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其体系的一个关键信念是，只要这样，才会达到真正专业化的执行。

中国则完全不同，主要权力不在教员们而在教育管理机关。正是在后者那里，由负担沉重又多有不懂学术也不懂专业的官员们，来制定越来越多的一刀切规定和要求。

譬如，采纳自以为乃是“科学的”量化管理，设定研究生们的论文发表量化指标，包括对各种不同刊物的量化等级划分，实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做法。

结果是，研究生们被迫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官僚们设定的要求，而且，有意无意中仅能遵照本领域的“主流”倾向来做研究，不然便更难在“核心”刊物发表。

许多学生会采用某种时髦的引进的“理论”与/或技术来写（不用花太多功夫的取巧性）论文。结果是，排除真正创新性的和需要大量时间的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探索。学术研究也因此越来越内卷化，只见量的膨胀，罕见实质性的创新和提高。

更有进者，在国家有意识地借助个人利益激励为润滑剂来尽可能破除管理体系的僵硬化倾向下，还会冒出远比西方科层制下要常见得多的地方官僚和与基层社会中的逐利势力结合的现象。

两者一旦结合，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和行政实施的常态，逐步排除其他的可能。这种现象在农村政策和治理中特别明显：国家投入越来越多，但成效越来越低。

这是农村调查人员常见、常讨论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内卷化官僚主义”来概括的另一种症状。

三、去内卷化的小农农业

面对以上讨论的巨大内卷化现实，人们较难看到、体会到“去内卷化”的正面现象。但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走向来说，对后者的认识也许比对内卷化的认识更为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去内卷化的机制才，可能真正认识内卷化的含义。

在农业方面，以下因素的交汇已经促成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

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国家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赋权（经营权）、赋能予小农户。

在城市快速发展所导致对高档蔬果、肉禽鱼的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下，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转入了相应的经营，特别是一、三、五亩的小、中、大拱棚高附加值蔬菜（包括反季节蔬菜）种植，几亩地的果园，和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的小农户农产品生产。

国家则在提供肥料、塑料、优质品种和技术等投入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结果就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的大规模兴起。

如今，那样的农业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总耕地面积的1/3，推进了新型的“隐性农业革命”——之所以说是“隐性”，是因为它来自农产品结构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某几种农产品的亩产量的提高，因此较难洞察。这种新农业大规模提高了小农户的收入。

虽然在该过程中，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一窝蜂转种某种新农产品，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和收益递减的一种侧面现象。但总体来说，无疑堪称一个新型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革命”。

但这样的发展较少会被人们认识到。即便是国家政策（可见于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一直到最近的两三年方才真正关注到小农户的成绩和贡献，初步展示了从过去一贯优先关注规模化农业（大农场）的偏颇，转向重视小农户的创新和发展潜力。

这是个与“内卷化”相反的动向，尚未被大多数的人所认识到。

它是国家新采纳的“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的部分内容——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仍然有一定成分的依赖旧型“规模经济效益”理念，将“小农经济”视作落后的、没有前途的实体的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

四、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在小农业之外，治理体系方面的去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动向也容易被人们忽视。人们大多将中国的“改革”简单视作向西方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的更简单将其视作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代科层制化的转向。

殊不知，从中国自身的演变历程来看，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从高度内卷化的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体系出发，有意识地让权、赋权予社会的改革：先是将土地经营权赋权赋能予小农户，而后是将市场创业权力和权利赋予不仅是小农户，更是城镇市民。

同时，还由中央赋权赋能予地方政府，在行政体系中广泛采用了（中央）发包予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通过“项目制”发包予社会人员（包括学术界人员），借此来激发由下而上的积极性。

这些做法与其说是来自西方，不如说是来自传统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中的“简约治理”。它是个有实效的去官僚主义内卷化的政策和机制。

我们应该看到，以上转述的改革期间的“转型”释放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能量，推动了相当规模和深层的农业和治理体系上的“去内卷化”。

国家如今已经基本抛弃了过去革命传统中的、由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代之而来的，是上述的有序赋权和赋能。

其背后的理论模式不是西方的、抗拒国家权力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更不是其所虚构的“无为”国家，而是一个政党—国家体系。相对“社会”来说，它不是一个被认作与其对立的实体，而是一个将社会/人民视作与国家二元合一的治理进路和设想。

如今，国家已经朝着放权赋能予社会的方向迈出巨大的步伐，成功地释放了强大的能量。今后，应该会继续迈出更多类似的步伐。

我们可以预期，那样的方向将包括赋权赋能予诸如农村社区（尤其可见于最近的“集体产权改革”和“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其他社会团体——包括媒体、专业团体、院校及其教员们、社区合作社，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商会，以及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等。

笔者倡议，将人民积极参与设定为国家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和条件。这样的方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西方的社会vs国家二元对立建构，更符合中国式的简约治理传统，以及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治理理念，也更符合今天宪法和党章所申明的谋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方针和理念。

它的走向，既不是西式相对政府的“民主主义”，也不是革命时期的“群众主义”，而是一种更为中允、更可持续的新型“人民主义”。

政府积极纳入民众的参与和能量，借助人民的参与和主体性来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内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愿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雅理读书（ID：yalipub），作者：黄宗智

内卷时代：无节制的投入、同质化的竞争，与中国增长模式的极限

【编者按】新年伊始，中国内地的第一个新闻热点，却是电商公司拼多多员工加班后猝死引发的争议。1月6日，据媒体报道，外送平台饿了么一名北京骑手，一天之内在配送共33单外卖之后，在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猝死，其家属仅获得公司2000元的“人道主义”赔偿。如果说“21世纪前十年，对中国人和中国企业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对个人而言是多劳多得”，那么进入2020年代，人们目力所及，皆是各行各业从上到下的生存竞争与压力。投入不意味着发展，多劳也不一定多得，这也是“内卷”概念在过去几个月能引起人们广泛认同的原因。

但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生活在高速发展三十年后，落到如此内卷的局面？本文作者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结合过去几个月对不同行业从业者的调研经验，尝试追根溯源，为我们解读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走到了极限，而内卷是不是这个时代人们无法逃离的宿命。

内卷时代：无节制的投入、同质化的竞争，与中国增长模式的极限

黄靖洋

2021-01-07 端传媒

内卷化能从学术界传播到社会，成为一个互联网热词，可以说是2020年其中的一大惊奇。在互联网和日常生活中，不时听到或见到人们“太卷了，实在太卷了”的感叹。“内卷”所指涉的内容实在太广，以至于它本来的含义都显得模糊起来。它有时表达的是打工者对无日无夜加班但工资没有递增的愤懑，有时是家长对无休止地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焦虑，有时又是管理者对公司销售额逾高，但毛利却越低的无奈等等。

“内卷”这个脱胎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概念，在网络传播和再演绎中已经泛指了各行各业以及个体发展的一种生产或投入“过密”，然而最后没有得到发展的状态。民间智慧有时候对这种社会经济变化的把握其实非常准确。笔者在疫情后的田野调查期间，在广州和一位出租车司机聊天，他竟然也知道“内卷”。在讨论中，这位资深的老司机表示，正是各类网约车近几年蜂拥至这个行业，从业者太多，传统出租车行业月收入降低了，很多资深司机逐步离开这个行业，传统出租车行业为了维持业务只好放宽从业门槛，很多没通过路面知识考试的司机得以直接上路。最后导致，现在绝大多数人能得到的打车服务就是乘客报路名，然后司机跟着地图导航走。而在以前，传统出租司机可以基于长期的经验和对路况的把握，灵活选择抄小路而不执著于走大路。这位司机分析，“你想想，为什么明明各类的士总量提高了这么多，高峰期还是这么难打的，因为全部都堵在大路上了……最后，是乘客打不到的士，我们也赚不到钱。”

无论这位司机的直观感知是否正确，他都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一种在特定领域生产或投入“过密”后反而发展不佳的景况。这不由令笔者联想起2016年时碰到的另一位司机，她和她丈夫从90年代末就到广东打工，做过很多行业后决定在广州开出租，一开就是十多年。为了更好地陪伴和照顾留守在家乡的儿子学习，在儿子中学关键的数年，是她独自一人在广州开车支撑起整个家庭，最后儿子考上了西南一所985大学，当时已经毕业在从事高薪的互联网工作。这是一个中国高速增长时期，农业人口依靠自身在城市务工的努力，令家庭实现阶层跃升的故事。虽未必典型，但是真实存在。直到现在，这位女司机叙述自己家庭奋斗和儿子出人头地时那种骄傲和欣慰的表情，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到了2021年，或许我们很难再相信仅凭一个农村劳动力，仅靠开出租的收入，就可以供养起一个子女考上重点大学。这是中国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后家庭可支配收入停滞，物价走高，阶层也逐渐走向固化的残酷现实。“内卷化”概念的流行，其背景是近年来企业、家庭或个人越发感受到正投入到一种同质且无效的激烈竞争当中。并且，这种竞争并没有促进一种对社群或个人有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的产生。

通俗地说，当前，按照一个企业家对内卷的理解，就是“个人钱不好赚了，企业生意不好做了”。虽然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如果我们看东亚社会在结束高速增长之后的社会状况，诸如千禧年前后大前研一等为代表的描述日本低增长时代社会景观的通俗作品，或者吕大乐等香港社会学对香港中产阶级窘况的评论，当中所呈现的焦虑是如出一撤的。

不同的是，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已经进入了富裕社会，他们要么在增长停滞之前实现向社会保护的发展模式转变，要么民间利用高速增长阶段积累了相当多的家庭财富。然而中国却是处在跨越中等收入的关键节点，就面临未富先老、资本回报递减、家庭和社会债务激增等问题。

内卷所指涉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也代表着一种人们觉得自身陷入没有预期的“穷忙”的社会心态。对“内卷化”共鸣背后是中国整体政治经济的变迁。在当代中国，“内卷化”也用于描述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官僚机构的低效率，或绩效社会框架中员工为赢得评估实现晋升常作无用之功。本文无力将笔触延伸到经济领域以外，以下笔者将结合2020年8月到11月与不同行业从业者的交流经验，仅从“内卷化”的发展学维度进行讨论。而要理解当前“内卷”时代（假设这个概念是恰当的），我们首先要重温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高速增长模式变迁的历史。

一、“跨越贫困陷阱”模式的终结

中国过去的增长奇迹常常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最重要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大量的非农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他们一部分进入了城市边陲工业园区的制造业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被城市化过程催生的服务业吸纳。

其次，循序渐进的地方改革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的制度激励，提升了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这在近年来被政治经济学家归结为“适应性治理”或中央与地方“引导创变”的共同演化。在这个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灵活运用财税、信贷、土地等政策工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此外，和其他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类似，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也采取了金融抑制的政策。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保证了人口红利产生的高储蓄率能通过国有银行转变为高投资，也保证金融环境不稳时不会出现大规模挤提，从而令中国安然度过数次金融危机。这种人口红利、渐进改革、地方竞争和金融抑制相配合，以进出口外贸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逐步走向顶峰。

与日本和韩国其他发展型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采取一种先保护国内优质制造业，后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而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先大力吸引外资，然后再依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令国内企业能够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转化为在某些产业细分门类和中端领域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部分的产业升级。这种发展模式将低工资作为比较优势，阻碍了产业工人向中产阶级的转化。

发达国家在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依靠福利国家的建设和工会与资方的协商，使得大量蓝领工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东亚国家也在高速增长阶段加大了对社会政策领域的投资。与之相对，在高速增长期成长的中国中产阶级主体仅限于财政供养人员、外资和国企的管理人员、民营企业家群体和其他专业人士。并且，为了尽可能释放市场私人投资领域的活力，同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裁军和国企改革带来的失业浪潮，提高就业水平，中国从90年代开始对教育、住房和医疗等社会领域进行了一种具有行政干预色彩的商业化改革，社会领域的商品化运作进一步压抑了具备消费能力的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尽管如此，21世纪前十年，对中国人和中国企业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对个人而言是多劳多得，一位年迈的机电工程师如此回忆道，“只要你肯干，总是充满机会……生活和工资就是在不断改善。”对企业来说，是只要经营得当就能赚钱。一位做外贸起家的企业家对笔者说，“那时候，真是做什么都赚钱，只要找准一个外国商品，先拿下代理销售权，销售做大之后，然后再开始代工，钱来得很快。”但是，这种帮助中国走出贫困陷阱的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后进入困境。

国外总需求的锐减和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压力，使得中国在2008年之后着重采取了以公共财政投资为驱动的增长模式以提振内部需求。出于维持广泛而非高质量就业的需要，国家政权将过往外贸驱动模式带来的财政增长投放到更加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与此同时，地方土地财政制度也驱动了民营企业和地方国企对房地产领域的大范围投资。这一次发展模式的赛道转换，虽然稳住了增速，但四万亿的猛药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房地产投资也限制了中国社会的消费能力，使得中国难以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发展模式。

根据《经济学人》援引权威机构的调查，2015至2019年中国家庭债务存量增加了4.6万亿美元，接近美国人在2007年至2009年累计的5.1万亿美元。此外，中国消费者应收账款拖欠余额将接近3.3万亿美元，2015年为1万亿美元。人们的消费能力不足，对产品的价格就更为敏感，对产业端的影响则是企业间很难为了提高产品质量进行竞争，从而了降低了企业改进技术能力、提高创新水平的意愿，企业没有办法实现价值链的跃升，反过来制约了劳动者工资的提高。这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内卷故事。

二、社会如何陷入内卷：来自制造业的故事

首倡使用“内卷化”概念研究中国的黄宗智，通过对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研究指出这种无法突破既有生产模式的机制：“一个小农户家庭…凭借自身的仅具低机会成本的廉价辅助性家庭劳动力，能够承担比营利型经营式农场更高的地租…那样的农业甚至能够顽强抵制机械化的进入。”

黄宗智最新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领域也出现传统中国“改而不变”的现象，其中一个是企业为了达到比使用正规职工的同行更高的利润率，大量雇佣就非正式劳工 。这种用工状态不仅令受雇者毫无安全感，也令陷入低工资和低成本竞争下的中国企业无法实现产品的颠覆性创新，导致了整体产业升级的困境。不过，劳动力因素并非是中国企业无法突破内卷故事的全部。

事实上，中国本土制造的某些产品在近年来已经跳脱出单纯的“反向工程”，具备了一定的创新和创意。不过，与经典的“颠覆性”创新概念不同，具备中国比较优势的创新模式包括的以下几种类型：追求性价比的低成本创新，将既有技术融入到新产品里的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在追随跨国公司步伐提高研发基础的技术性创新 。

一位电子产品制造商老板如此向笔者描述他们产品的技术改善过程，首先对海外同类产品进行拆件分析，然后寻找除了核心部件的低成本可替代材料，然后自己再重新打造外观模具。这位企业家将寻找可替代材料视为创新的关键的一环，“需要工程师和其他人（技术工人）一起研究……有点像爱迪生试钨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找到一些可以承担相似功能又不影响产品最终质量的材料要无数次试验。”一件比海外同类产品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被生产后，接着企业就是考虑如何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整合其他的功能应用。比如最新的例子是，疫情中催生了大量社区和物业管理的行人测温需求，生产门禁和监控产品的企业就在原本电子眼产品的基础上添加红外测温功能。

现在，除了极少通讯、生物、新能源、环保的领头企业具备了技术性创新的能力，大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战略，仍然停留在这位企业家采取的低成本创新和应用创新的层次，重点在组装和集成。即使是有技术能力的公司也时常免不了大打价格战，最出名的领域如中国的家电。中国的产业升级始终只能“fight for the middle”，即使存在创新，也对价格更为敏感，且并非不可替代，不能在所谓的卡脖子技术上寻得突破，或如德国制造业那样产生在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不可或缺的“隐形冠军”企业 。究其原因，是那些曾帮助中国走出贫困陷阱的增长模式正在制约产业本身的发展。

无保护门槛的逐底竞争

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得企业很难从事一种稳定长期的创新投入，即使本身饱受抄袭之苦，也不得不被卷入这种竞争之中。

首先，过于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战略，正在催生一种无保护门槛的逐底竞争。从后发展经济体的产业追赶经验看，反向工程都是后发国家弥合技术差距的必经阶段，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在保护本国产业的过程中，很快就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有效地激励了原创性的创新和技术进步。

现在我们看到韩日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业上，日韩的文化创意产品，如K-POP和动漫都有全球的影响力。反观中国企业，追求性价比的创新本来就易于模仿，正如一位从事过很多行业的老板抱怨的，“从底裤到无人机，几乎费尽心机推出一款新的产品，一周后就能在市面上找到同类的东西。”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得企业很难从事一种稳定长期的创新投入，即使本身饱受抄袭之苦，也不得不被卷入这种竞争之中，另一位和其他人有知识产权纠纷的企业老板坦诚，他们自己创业之初也抄过别人，“没有办法的事，要尽快推出市场，就只能这样抄来抄去”。

无保护门槛的另一个方面是产业内部缺乏价格协调机制。性价比创新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价格，但其存在的前提是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应，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充分的价格空间来降低材料和元件的成本。但一旦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企业在竞争中为了维持价格优势，在不能降低用工成本的前提下，只能够不断降低产品的材料成本，这时如果缺少产业间协调，维持性价比竞争优势的价格门槛将被冲破，低价竞争最后产生出低质产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越南的摩托车市场，在早期中国制造的摩托车因其性价比占据了越南的主要市场，但随后企业间低价竞争令到中国企业无法保证产品的质量，当越南消费者开始对价格不再敏感时，更好质量的日本摩托车替代了中国制造，中国产品全线败退 。

前文提到工会组织没有在产业和工人的工资协商中起到应有作用。同样的，产业组织也很少有自我组织的机制达成产品价格的协调。绝大多数中国行业协会是俱乐部式的，其目的是维持一个良好的政商关系而不是协调产业内部的矛盾。根据笔者接触的经验，具备产业协调功能的行业协会是否存在，往往取决于某个特定区域行业龙头企业的意愿，如果龙头企业并不愿意挤压其他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能将产品价格维持在一个保证性价比创新的均衡水平，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而且通常具有地方特殊性。

流动性危机：从潮涌到传染

很多企业家表示，大概从2015或2016年开始，企业资金流就变得比以前紧张了，与此同时，同行竞争压力增大，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有一个稳定的客户群，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安心赚钱了。

其次，中国2008年向凯恩斯式公共财政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型，和长期的金融抑制政策也恶化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政府直接运用财政支出、金融信贷和产业补贴的手段引导投资方向，随后产生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集中投资的潮涌现象 ，带来了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落后产能和大型建设项目获得大量贷款支持，金融抑制和管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政策，使得中小企业更难获得资金支持。

潮涌过后是大量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资金流的紧张甚至是资金链断裂的状况从地方龙头企业传导到中小民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在金融抑制下，中小民企长期需要地方国企或龙头企业出面担保才可能获得贷款，当关联企业经营出现困境的时候，会出现传染效应，令区域内相关联企业的融资和征信能力都出现问题 。很多企业家不约而同地向笔者表示，大概从2015或2016年开始，企业资金流就变得比以前紧张了。与此同时，同行竞争压力增大，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有一个稳定的客户群，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安心赚钱了。但这在2010年时还不是问题，“当时跟着政府的（投资）方向走，总归是可以的。”

从时间点上看，这并不意外。2015年开始的股灾和浮现的P2P爆雷危机，以及家庭债务的剧增，使得原本就高度依靠民间非正式借贷渠道的中小企业在资金获取上更加困难。在流动性危机以外，企业的经营还面临08年投资驱动模式带来的地租成本提高的问题。很多地方政府也因自身财政问题重新调整工业用地的规模，挤压了企业的生存空间。这直接导致了大多数中小企业采取一种“短平快”的经营战略，即使是有技术潜力和一技之长的公司都被逼投入到短期套现的项目和产品中。

笔者访谈过一家信息及通信技术（ICT）设备生产商，其公司产品已具备相当的技术能力，也获得一定市场占有率，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笔者，“我们也想要工匠精神，但奈何情况不允许…人家欧美产品的精度好，但价格贵啊……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够用，达到客户要求就行…..等到真的慢工出细活，（中国的）市场早就不属于你了。”但是，有时越急就越不成事。科技企业的产品附加值高能够维持利润的增长，反观其他更低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在现在的增长模式中就处境艰难，有位从事五金行业的企业家就无奈地向笔者述说，他去年做了近千万的产值，但到头来账面上还亏了近百万。

大石砸死蟹

“大家都去做别人家的业务，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的路都越走越窄……”

高速增长模式下市场的乐观情绪，使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思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当企业真正感受到利润下滑的危机时，过往举国扩张式投资发展模式带来的各方财务压力，又使得产业没有充足的流动性和抗风险能力去投入到真正长远的技术升级中。

在中国，业务增长和财富增值的焦虑似乎是普遍性的。不仅中小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上市公司和龙头企业近年为了维持业绩水平、扩展业务，也开始采取了多元化的经营战略，主要表现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开始往彼此的领域进军，甚至跨界经营。显然，这导致另一种生产或投入过密。有一位科技上市公司的退休高管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大家都去做别人家的业务，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的路都越走越窄……技术积累不够的话，很可能为了市占率又变成收购战、价格战。”

面对国企、上市公司和业内龙头企业近年来的扩张，有两位广东民营企业家都用一句粤语俚语“大石砸死蟹”，来形容高科技制造业中小企业现在的状况。一位企业家属于思维比较活跃、见到商机就会去尝试的类型，另一位则始终醉心于研究自己的领域，对行业内细分领域的技术有独到理解和思考。前者提到，“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其实所有的蓝海现在几乎都变成红海……我们这些民企现在玩不过的，他们（大企业）有资金、有资本撑腰，方方面面都没办法跟他们竞争，以后我们这些民企要么就是等收购，要么就是努力成为这些垄断企业的供应商，给他们打工。”而后者，则对这种局面感到意兴阑珊，“即使是（我的公司）被收购了，我也很怀疑他们（上市公司）是否会继续愿意投入人力和资本发展它（我的产品技术）……我知道发达国家存在很多经营几十年以上的中小企业，他们就在一个技术方向精进，不会被打扰，也不会被吞并，也能发展得很好。”

三、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能帮中国走出内卷吗？——尴尬的中国数字创新

快递、外卖到APP小程序开发等互联网经济创造的岗位，这两年也早已失去的高薪神话，反而当中体现的非正式、保障低、过劳等问题与制造业从业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发展意义上对走出“内卷”的关切，从宏观经济上看，在于中国能否找到突破性的增长模式，去维持一个高水平的就业与经济发展潜力。当中的脉络可以追溯到2010年前后就被热议的有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如今，一方面是企业和“打工人”的内卷困局，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突破1万美元的增长势头。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在疫情和国际政治争端中展现的韧性令不少乐观的声音认为，中国未来数年仍可以保证潜在的增长率，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家整体创造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此，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政府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并提出要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希望通过互联网、大数据、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带来经济模式和产业形态的革新，将原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带上智能化的道路。但是，中国的数字经济是否真的预示一种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亦或只是又一次的旧酒装新瓶？

按照研发占GDP的比例，参照专利申请数量、发明专利和实用型专利比例等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中国已经超过了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国家，与东亚发达经济体处于赶超时期的水平相当 。毋庸置疑，中国丰富的技术运用场景与海量的数据为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土壤，这促使了中国在数字领域的追赶。政府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电子政务和数字治理等数字基础设施中，大量采购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促进了通讯及物联网产业内部根据政府治理需求进行创新竞逐，确实引领了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进步 。

但这种多应用场景下科技产品和技术服务的创新，是在中国极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围绕着治理现代化和整体安全观的部署，数字技术的运用从治安反恐到安全生产，从城市综合管理到基层社区，从公共卫生防控到环境监测，不断覆盖到其他不同的政务或公共机构的运用场景（见注释）。然而，这种创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在一个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剧烈冲突、在各个国家越发重视数据主权的条件下，能否真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存在疑问的。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是连抖音这类贴近消费端的应用都面临“出海”困境，更不用说其他硬件和软件了。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的产业仍然以性价比为竞争优势，在最根本的芯片、传感器、算法等技术上依然是发达国家的追随者。在社会的制约和数据隐私保护法例的限制下，很多技术在发达国家没办法被充分运用，而在中国广泛的应用场景为技术的集成创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然而，这类的应用创新不足以构成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数字技术高度警惕的环境下。另外，中国数字科技产品和服务在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困难。这是由于这类技术又超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财政能力、真实需求和消费水平。

一位企业家在公司介绍中，说他们的产品有销往“一带一路”当中的七个国家，但当我问有关细节时，他开玩笑说，看上去是“出了海”，实际还是“内循环”。产品要么是卖给当地有项目或设厂的中资企业，要么是以国家财政购买，再以技术援助的形式给当地政府用。如果数字经济最终主要被限定在内循环里，那么这种新经济很可能只是过往债务经济和政府财政驱动模式的翻版。

在消费端，如果我们审视当年热烈宣传的新四大发明中的网络购物、电子支付、共享单车，会发现这些仍然属于中国既有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创新的范畴。共享单车已经被现实证明是又一次的投资潮涌和过热。快递、外卖到APP小程序开发等互联网经济创造的岗位，确实令新一代外来工从制造业转向了新经济领域，但这两年也早已失去的高薪神话，反而当中体现的非正式、保障低、过劳等问题与制造业从业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劳动力的配置从制造业密集转向了服务业密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没有实质地提高，使得中国互联网消费领域的竞争关键还是争夺对价格敏感度高的消费者，重视培养更多下沉用户的消费习惯，走的仍是意图以低价占领市场的路线。整个发展模式难以走出内卷。

无论中国传统经济还是新时代下的数字经济，中国每一种有过成功经验的经济增长模式似乎都走到了极限，结果就是内卷彷佛成为一种无法退出的宿命。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财富，并没有令大部分人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待到高速增长期结束，国家和社会的沉重负担使得发展模式再要调整过来已十分困难。为了稳定就业水平，国家只能继续将任何可以盘活经济的要素商品化，进一步令到缺乏社会保护的人们只能卷入过劳状态里维持生活。

2020年疫情之后，很多企业被迫退出，但也有经营得还不错的自己选择离开。一位老板跟我说他已经直接注销了公司，他潇洒地表示，这么多年，钱也算赚够了，城市里还有一些物业可以收租。他兴高采烈地表述自己的规划，要把经营的重点放在家乡，做点餐饮，搞搞慈善。

是啊，这样的人确实可以退出同质竞争，但更多中国人又能怎么办呢？

（黄靖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

注释

Huang, Jingyang, Kellee S. Tsai. Securing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PSA, Septemb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