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的核心差別
左派和右派的核心差別 ——
您可能用5分鐘看完本文。
最近讀了一些中文學者的文章和著作，包括我很尊敬的左派前輩，比如王紹光、鄭永年（前些年被人戲稱爲海外民間政改總設計師、近年被稱爲國師那位），也有一些媒體曝光率較高的年輕學者如方可成、陳純（算左派？）。當然我更欣賞一些右派學者，如資中筠、張維迎、茅予弒、許章潤、程曉農、何清蓮、錢剛等等。不是所有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都可以劃分左右派的。比如有些專家，雖然媒體曝光率很低，但其工作成果對中國的核心政策影響較大，比如臺灣問題專家張文生、劉國深、林勁、閻學通等，左右派劃分對他們而言沒有意義。
之所以稱他們爲「學者」而非「公共知識分子」，因爲「公知」一詞在當前的公共語境下已經是「公衆號」「自媒體」的代名詞了，而他們都是有大量高水平專著、論文，或者做了某些很有專業水準的事業，如方可成的「政見」，茅予弒的「天則經濟研究所」。那麼學者和自媒體的區別在哪裏呢？除了專業訓練程度之外，最核心的區別在於自媒體的生存則完全依賴點擊率，而學者的收入和名譽跟點擊率關係不大。這裏我沒有提到任何頭銜，因爲頭銜很廉價，比如張維爲（和張維迎一字之差）、金燦榮都有響亮的學者頭銜，但他們實際上是宣傳體系的一環。當然也有兩棲動物，如明居正、方可成，將學術和媒體同時作爲自己的事業經營。
相關文章參見觀點和共識網兩個站點(https://nodebe4.github.io/ ）
說這麼多有什麼用？來自媒體的內容，我只看事實報道，觀點類優先級非常低，不管他是方可成還是程曉農，或是風傳媒、端傳媒、紐約時報。因爲媒體的麪包黃油是點擊率，越是大衆的喜歡的東西越不可信，這些東西越是可看可不看。比如說，2016年你是川粉沒問題，但2020年你還是川粉，那就是隨大流而已，掉坑裏別太意外。因爲2016年川粉羣體是小衆時，媒體會傾向傳播反川的東西，而當2020年川粉是華人中的主流時，媒體就會傳播挺川的東西。無論何時，只有逆風的言論才是有價值的，所以媒體的觀點總是落後、迎合主流的，而主流通常都是沒有太大價值的，因爲大部分人並不太愛思考。思考是兩個字，思已經很難，考就更難了，得有人指點和大量訓練。有價值的觀點只有那些不受大衆關注的東西，比如學術論文、專著等，總之是有閱讀障礙者是絕對不可能讀的那類。價值是什麼？通常指稀缺的東西，沒有價值的東西不一定就是錯的，但有價值的往往才能讓你脫穎而出。
鋪墊了這麼多，其實我想說的無外乎就是左右學者的出發點是有顯著不同的，即便是專業著作中也是如此。看王紹光、鄭永年的文章和專著，都是從集體的角度出發看問題研究問題，比如國家、民族、東亞之類的大詞頻現，滿是社會階層、中央與地方關係等等。更進一步，其想象的讀者都是君王，雖然實際的讀者絕大多數是韭菜。同樣的視角在張維爲、金燦榮這種自媒體這裏更多了：「我們中國如何超越美國」，國際局勢又如何如何，彷彿兩個國家就是兩個人。
看資中筠、茅予弒、張維迎的文章，都是以具體個人爲中心看世界，即便他們同樣用了很多國家民族之類的大詞，但無一不是從個體的出發點去看問題。比如張維迎談市場經濟會從具體兩個交易方或者個人決策考量的角度去闡述整體的規則或原理是如何。比如資中筠總是從現實中的個體的角度去談愛國、談辯論、談教育，如何讓個人獲得更多自由，進而讓國家民族更有活力、更多創新、更寬容。
也就是說，左派眼裏個人是從屬於集體的，先考慮集體，集體好個體才能好。而在右派眼裏集體是個人的集合，圍繞個人的決策去看問題，才能創造出好的制度和文化。
另外，近期吳郭義和方可成的論戰中也可以看出這個明顯的區別。其實我個人倒不一定認同或否認兩邊的所有觀點。但右隊的吳先生是從如何保證個人自由，進而讓個體有機會獲得真知的角度出發。而方先生是從如何避免大多數人成爲假消息受害者的角度出發。至於那些受害的個人大概不在吳先生的考量之中，而那些因爲言論自由限制而失去獲得真知的個人也不再方先生的考量之中。前者的個人是那些沒能力的韭菜，右派會說對不起您自己不努力沒能力沒時間去考證分辨所以活該成爲受害者。後者的個人是那些前5%的精英，左派會說對不起您已經在前面了，犧牲您這少數人爲大多數人除害興利是天經地義的。
so what? 不得不做兩面人的朋友，是練習雙重思想的時候了，爲了不暴露自己的右派本質，一定要高舉高打，人前滿口國家民族國際局勢，檯面上千萬別說出從個體出發的言論，否則瞬間暴露右派本質。雖然無論左右，無論街上學的還是學校教的，人人私下裏都按照右派的學說生活和競爭，畢竟右派學說對個人發展而言更實用。爲了大寫的國族去做小寫的人，那是一個悖論。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