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见证对为什么记忆和记忆什么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的对象是灾难和邪恶。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

“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

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从历史灾难到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紀錄片裏的武漢封城《76天》，夾縫中定格的人性

一些細節讓萬里相隔的人們共情；一些細節又注定撞上經久的隔閡。

特約撰稿人 張子竹 發自北京

2021-01-22

編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一個足以癱瘓世界、爲時代畫下轉折點的病毒闖入人們的視線。隨後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萬人感染、超過兩百萬人死亡。武漢，作爲充滿爭議的「頭號疫區」，漸漸隱沒在其他重災區的塵囂中。在封城一週年之際，端傳媒重訪疫情起點，撿拾失落的個體，叩問疫情留下的改變、傷痛與重生。願回望的目光，溫暖當下的寒冬，並向未來注入力量。第一篇記錄了失親者的故事；第二篇，還原感染者、醫生和基層抗疫官員被疫情改變的這一年。這是第三篇，借紀錄片的鏡頭，回看一年前的細節，也正視疫情帶來的隔閡。

紀錄片《76天》一開場，觀眾彷彿一下回到了武漢封城後，疫情危機的正中心：一名穿戴著防護服的護士在盡全力奔跑。她想見父親最後一面卻不能。看着父親的遺體被抬出病房，她的同事試圖安撫她，不讓她失控。激烈的開場過去，一切又慢慢向上走：一對因隔離無法相見的老年夫婦，在護士的幫助下用視頻關心對方；一對因母親感染而見不到新生兒的夫妻，最終與孩子相聚；來自各地的醫護人員們在防護服上寫下懷念的美食，承諾疫情結束，互相請客。

一位患有老年痴呆、口音濃重的老漁民反覆出現在鏡頭前。從入院開始，他花樣百出：無休止地試圖逃跑，不帶口罩在走廊徘徊，不時將行李收拾好打算出院。不睡覺的晚上，他去拆馬桶蓋子，還要抱走病友的床頭櫃。當病痛來襲，醫護人員給他寬容和照顧，電話那頭的兒子，則讓他要記得自己是共產黨員，老人痛苦哭道，「這關共產黨員什麼事？」出院那天，醫護們為他送行，問他回家第一件事想幹什麼？「抱重孫子！」老漁夫笑着說，但隨即想起，痴呆的自己，總是家人的「麻煩」。

無法再留下隻言片語的是那些被疫情奪去生命的人們。鏡頭裏，護士長把逝者的遺物——通常只有一張身份證、一隻手機和一根充電線——仔細消毒，再一一打電話通知家屬。沒有旁白，《76天》一個半小時的推進，全憑患者、醫生、家屬之間的情感紐帶。

2020年9月，《76天》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12月初在北美發行，作為最早上映的關於2019冠狀病毒疫情題材的影片之一，收獲相當多好評；2021年1月下旬，影片還將登陸英國、愛爾蘭和新加坡。雖暫未有在大陸上映的計畫，卻已獲得不少中國網友關注。

距離武漢封城的76天，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聚焦了全世界關注的武漢，依然有太多沒有被看到、被講述、被反思的記憶。紀錄片的鏡頭，留下珍貴檔案，他們在為武漢人、為仍深陷疫情的世界記住了些什麼嗎？這些影像記錄，又是否能幫助人們彼此理解、修復創傷呢？

製作：一場遠距離的療愈

《76天》有三位聯合導演，其中負責剪輯和發行的吳皓，從未踏足武漢。

2020年2月初，吳皓打算拍一部關於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紀錄片，「我想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1月，他曾為了探望做完癌症手術的父母回到上海，那裏無人的街道和網友對政府信息不透明的氣憤，猶如科幻電影般，給了他強烈的記憶。吳皓是一名美國華人紀錄片導演，出生在四川，後來留學、移民美國，在互聯網行業打拼多年，最後入行紀錄片行業。

當時的疫情中心是剛剛封城了的武漢。在進入武漢的嘗試都沒有成功後，吳皓轉而尋找在武漢的拍攝者合作，期間認識了《76天》的兩位聯合導演：《時尚先生》的記者陳瑋曦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記者，他們當時分別在四間武漢醫院進行拍攝。

陳瑋曦不算機構派駐，去武漢一心想做報導，覺得不去，「對不起職業生涯」，自2月初進入武漢，被四家醫院拒絕後，終於和一支援助武漢的醫療隊同時進入一間醫院。匿名者則是武漢一間國營媒體的攝影記者，完成攝影工作的同時也在拍攝視頻。

初次看他們的素材，吳皓覺得「很有震撼力，能感受到一線的惶恐。」鏡頭裏，一扇鐵門堵住了等待入院的病人，連軸未歇的醫生們無法讓病人們一齊湧入，只能攔著門，一個一個安排入院。

一開始，誰也不知道第二天會發生什麼；吳皓與兩位現場合作者的協作，最初也是非正式的。拍攝者們將素材傳到雲盤，人在紐約的吳皓下載瀏覽。雙方偶爾線上討論，哪幾個人物可能更有意思，要多拍一些，但也沒有簽訂使用素材的法律授權。這個過程中，素材的局限、疫情的變化、以及吳皓自己的生活，決定了導演們最終選擇關注人而非調查性內容。

「當時我們也拍了一些所謂的『whistleblowers』（吹哨人），都是國內外媒體採訪過很多次的，」吳皓說 ，「但是就覺得還是要講出點新東西。」他也曾嘗試添加一些新聞評論，但行不通。「素材里人性化的東西拍得很好，我最開始自己試着剪，出來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當我試着把一些新聞評論加進去，反而覺得不倫不類。」

「我發現，加任何東西，反而是侵蝕，反而讓好的東西變得非常普通。」

影片中的恐慌、絕望、孤獨提醒著吳皓疫情的現實，但同時也讓他意識到，在這樣規模的危機中，有很多人物和情感的細節，不能丟掉。

在閲讀不少有關流行病的書籍後中，吳皓的一些想法變得清晰。無論黑死病、西班牙流感、艾滋病，偏見和無知在不斷重複。「第一，歷史上，當有這種全球性疫情的時候，大家都會去找替罪羊，這是人的天性；第二，不管政治體制是怎麼樣的，這樣的突發事件，大家都會應對不及。」

批評太容易，他覺得自己應該「去講以人為主的，關於人性的問題」。

3月初，吳皓的外公因癌症去世，從確診到去世只有一個月。到了中下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用「中國病毒」大作文章，中美外交摩擦一度白熱化，兩名大陸導演擔心政治風險，一度中止與吳皓合作。此後，由於疫情熱點轉向全球，原本曾有一家美國影視網絡計畫與吳皓合作，此時也決定撤出。

彼時，紐約疫情愈演愈烈，政客的無能也在暴露，吳皓感覺在美國「重温了一遍武漢的故事」，「只是第二次更讓人驚訝，因為美國本應該有最好的公共衞生基礎設施和卓越的政治制度。」他隨後前往亞特蘭大與家人團聚，在親戚家的地下室自我隔離時，他開始系統地梳理兩名聯合導演拍到的素材，「感覺一個人的情感釋放了。」

「剪的時候，其實我心裏面窩了很多情緒。當我被那些故事感動的時候，像一個therapy。」

一個擊中他內心的例子是護士田定遠。一個場景裏，田定遠給一位病患喂藥，老人連吞嚥和說話都困難，但一直緊握着田定遠的手不放。「你不讓我走啊，」田定遠低聲說， 「你的親人不在，我們就是你的親人。」

對親人的思念和對希望的渴望，彷彿把吳皓帶入了其中。他想起幫患癌的外公找病床，但恰逢疫情，一床難求。他人在紐約，只能託武漢的志願者找到成都的志願者，輾轉聯繫醫院。「看到醫護人員那麼主動地跟一個孤獨的老人握手，很小的一個細節，我特別感動。」

最後的影片中，醫院裏有混亂和緊張，但鏡頭中仍然保留了人與人之間的温暖，以及因此傳遞出的一絲希望。「關於這次疫情也好，還是疫情中的人也好，就覺得它完全在表達我的情感。」300多個小時的素材，粗剪版本出爐只花了大約兩個半月，他把成果展示給兩名聯合導演，對方被他和他的故事打動，也終於同意授權他使用素材。

「吳皓有一種魅力，他能很容易贏得別人得信任。事實上他也是個比較純粹，比較單純的人。」說這話時，《76天》已經在北美上映，並獲得各界認可，而此時，陳瑋曦和吳皓都還沒有見過面。

觀眾：「並不天然關心武漢」

當美國資深的紀錄片製作人芮文斯（Sheila Nevins）在印第安納州哈特蘭德國際電影節上看到了《76天》的時候，她以為，片子的發行權肯定早被Netflix，Amazon這些大平台搶走了。

「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覺得它就像是一則預言：影片裏頭是希望，一切都還是有希望的。」芮文斯對端傳媒說，「武漢開始封城的時候，病毒正衝向美國。」芮文斯沒有去過中國，但片子裏那些丟失的和被找回的東西讓她感動——「比如醫生盡力為家人保留下的，一位逝者的手鐲。」

得知片子還未有發行方，電影節還未落幕，芮文斯作為美國MTV電視網的紀錄片負責人，拍板買下了《76天》的北美發行權。從12月4日開始，《76天》在美國各大影院都有上映。

疫情以來，觀眾們都是線上買票線上觀影。來自美國費城，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讀的博士生的霍恩（Will Horne）就在家中看完了《76天》。霍恩覺得，許多美國人可能不會天然地去關心武漢，「大家只知道它是病毒爆發的地方。」他回憶說，在仍未預見疫情會在本土爆發的時候，很多人還會關心他者的情況；而當疫情在美國爆發之後，又遇上總統大選，加之社交隔離，能夠進入公眾視野的討論，便集中在政黨政治上。

但是，政治氛圍以外，疫情的現實又是如此相似，自夏天後就很少出門的霍恩，看着片子中的場景，也讓他不禁想像自己所在街區和城市的醫院，是否現在便是類似的情形？

「我沒有在片子裏看到任何政治的痕跡，這就是一個關於人的故事。」他說。

戴維斯（Luke Davies）是華盛頓州中部一個基層衞生局的行政長官。《76天》讓他想起曾在海地參與地震救治的經歷。 「那個有老年痴呆的漁夫走來走去，讓我想起以前那些總是給我添麻煩的病人，」他陷入回憶，「我是喜歡他們的，就像這個漁夫，他控制不住自己，他根本不想待在那裏，但你不能因此指責他。」

片子開場，一位想見父親最後一面的護士在醫院走廊撕心裂肺地叫着爸爸，身旁的同事一邊安慰，一邊拉着她怕她失控，戴維斯直呼，「實在不能再具象了。」

這些場景，非常稀缺。在美國工作的武漢人余心妍對端傳媒說：「國際社會對武漢的印象是非常符號化的，人們的信息鴻溝也非常大。」余心妍在華盛頓特區從事記者工作，疫情發生之後，有美國朋友曾問她武漢人是不是都吃野生動物；武漢解封四個多月後，有媒體刊登上千人參加武漢某水上音樂節的照片，還是有外國記者不相信解封為真，一度向她求證。

這也是為什麼她一看完影片開場就忍不住哭了，「我覺得這部片子很真實地把武漢人當時所經歷的那種苦難呈現出來了。很多時候看海外對武漢疫情的報導，人們更在意對政府的行為追責，而忽視了武漢人的聲音和經歷。」

余心妍原本打算去年1月返回武漢，因為封城未能成行，在6月去了一趟佛羅里達州後，卻被確診2019冠狀病毒，她後來在華盛頓郵報上寫下觀點文章，講述了這段略為諷刺的經歷，討論了疫情下應如何看待自由的取捨。「評論區收到來自中美兩邊的指責。中國人說誰讓你不在國內呆着？美國人說那你幹嘛來美國？人們在共情上已經有很大裂痕。」余心妍苦笑。

沒有一對一的訪談，也沒有堆疊的數據和新聞報導鋪墊情緒，《76天》中，一座大型城市在公共衞生危機初期經歷的恐慌和傷痛，讓很多今天仍生活在疫情擴散恐懼中的人們產生共鳴。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影評稱讚《76天》是一部有關「勇氣、共情能力、專業性和韌性」的影片；來自好萊塢雜誌《Variety》的影評則說，片子「在前線的緊迫性之上，有着充滿藝術性和講究的觀察和直白的情感衝擊，證明了導演團隊的優雅和敏感，而不僅僅是及時的悟性。」

不是每一個人都對這種不對抗、不指責的娓娓道來照單照收。《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的一篇影評寫說影片結構「讓人覺得缺乏緊迫感」。《衞報》（The Guardian）的一篇評論則說，該片對一場大流行高峰的記錄是「簡單有效的」，但是當中奇怪地缺失了任何死亡和真正的痛苦，「這可能是一種准入的條件：片中幾乎沒有中國政府可能反對看到的東西。」

吳皓說：「在美國討論中國，雖然大家都知道要把政府跟黨、跟人分開，其實人們還是會把中國的事務看成『One China』，把中國人想成在黨的管理下不能做自主決定的機器人。」而他收到的更多普通美國觀眾的反饋，則是略帶困惑和氣憤。「中國怎麼做得這麼好，美國怎麼做得這麼糟？」吳皓無奈道，「我比較詫異。這並不是我的初衷。」

「我的項目就是想讓大家看看，其實每個地方的人都一樣，大家都可以決定來做好事，來決定對你的病人更好一點。」

作為發行方，芮文斯也與同行討論過有關影片的不同評價，有的評論者會說這時候的一個紀錄片，本來「應該」討論什麼，或是本來「應該」拍誰。「人們總能講出不同的故事，它們只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面。」芮文斯說。

「《76天》的初衷從來就是不是評判政治。它是一個關於武漢醫院在76天中的故事，」芮文斯說，那麼，「就讓導演講述那個他所選擇去講述的故事吧。」

鏡頭：「還做不到冷靜思考」

像陳瑋曦一樣，武漢封城時，很多紀錄片導演只有一個單純念頭：去現場。

醫院是被選擇最多的觀察點。陳瑋曦早在2020年3月就發布了記錄前線救治點滴的紀錄片《武漢·重症區六層》；澎湃新聞「湃客」負責人楊深來也帶領團隊走進了武漢市肺科醫院ICU，用一部《藍盒子》記錄重症病人生死時刻。有代表性的還有《金銀潭實拍80天》、《中國醫生戰疫版》，給武漢前線留下註腳。2021年1月22日，取景武漢救治一線場景的《武漢日夜》成了首部登錄全國院線的疫情題材紀錄片，當中部分人物和場景在《76天》中也曾出現。

也有人選擇一些不那麼激烈的「戰線」。導演范儉就在封城期間走進了武漢一個4000多人的社區，將鏡頭對準疫情下的社區和家庭關係，紀錄片作品《被遺忘的春天》在2020年7月已經上線。導演周浩則觀察了疫情下的聯想武漢生產基地，影片《武漢工廠》目前正在製作。武漢解封之後，日本導演竹內亮的《好久不見，武漢》、《後疫情時代》、導演康成業的《原地生長》等影片也多維度記錄下了武漢的企業、家庭和普通人為了讓生活回歸正軌作出的努力。

不在武漢，甚至人在海外的導演們也在記錄。紀錄片《Coronation》中，艾未未通過與十餘名在中國各地的志願者合作，試圖用普通人的故事展現武漢封城背後巨大的社會成本。加拿大籍華裔張僑勇（Yung Chang）和程工執導的《武漢，武漢》敘述了五個與武漢封城有關的個體故事。在2021年1月底的聖丹斯電影節，美籍華裔導演王男栿有關武漢疫情的電影《In The Same Breath》也即將首映。

入場者多了，競爭更激烈了。導演范儉能感覺到，當全球的紀錄片創作者都在記錄疫情，同行之間連溝通都變得遮遮掩掩，模凌兩可，「大家都在拍同一個題材，輸出的端口也變得擁擠了。」

范儉認為，紀錄片和新聞是不一樣的表達形式，新聞片承載了媒體功能，要提供很多信息給觀眾，但紀錄片的核心目標並不是信息足夠多、或是足夠複雜，而是作為電影如何影響人的情緒和情感。「如果想要通過紀錄片獲得關於一個時間所謂全景式的描述，我覺得觀眾需要看十部甚至上百部片子，才可能拼湊出一個宏觀視角。」

表達的方式也需要克制。范儉認為，創作者所在的場景是受限的，即便是在醫院裏，大部分的場景是沒有那麼激烈的，是瑣碎和日常的，創作者需要更冷靜一些，而不是刻意刺激觀眾。尤其，當疫情仍在進行，「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到擁有足夠多的材料，和足夠好的時間點，去做表達觀點的時刻。」范儉說。

回看進一年前的拍攝，記者出身的陳瑋曦意識到，如今《76天》的樣子，和自己最初去武漢的動機其實是錯位的。「當時我是帶着報導目的去的，只是身份和資源的局限令我很難追逐熱點，而我恰巧又懂一些紀錄片的拍攝方法。」當吳皓對他說，「紀錄片有更高的檔案價值」，他還抱持懷疑態度。

帶着記者的問題視角，他見證過醫患關係緊張，藥物緊缺、醫護資源不足等情況。他還記得一個細節：在他拍攝的醫院裏，有名醫生在處理一位從入院起就一直插管的病人時非常謹慎，每次與病人家屬交代情況時都會錄音，然後之後還會回聽。「我是很能理解的，因為中國的醫患關係如此，他有怕事的一面，但是，他也有很勇敢、英雄的一面。」

隨着武漢的醫療資源緊張逐漸緩解，城市的生機也慢慢恢復，陳瑋曦看到的更多是温情脈脈的場景，它們後來構成了《76天》的基調。他事後總結，自己拍攝的是一場醫患關係的「新型實驗」：醫護人員是志願救治，並非本職工作要求；病人是被安排進入某家醫院的，醫療服務免費，病房之間相互隔離，大家在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在醫院這個場景生活。

「吳皓早期就跟我說過，他說希望讓大家看到他做片子的動機是關注人性，」陳瑋曦說，「其實，我是片子做完了，才意識到我在做這件事情。」

一年後，在風暴看似平息的地方，一些傷痛隱秘而不動聲色。身在美國的余心妍能感覺到，中國官方對抗疫的歌頌和紀念無助創傷的修復。「很多事情並不可以很公開地去討論，也不可以公開地去反思，我感覺武漢人在情感上仍然沒有一個完結。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彷彿覺得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可以不談了。」

范儉對武漢人的封城創傷也有新的理解。最近一次去武漢，他觀察到，有些武漢人不會去看有關武漢疫情的紀實影像，也不會跟旁人主動聊起封城，即便願意分享經歷，只要感受到對方難以共情，他們便不願多說。

「武漢人的心理創傷比想像中大。他們不願意面對那些會令他們回想起過去某段經歷的任何觸發點。」這是他之前在武漢拍攝時沒有意識到的。

「封城期間我是從外地進入武漢的，儘管我也在一個封閉的城裏四處遊走，我無法真正理解在一個城市中封閉了76天的那些市民，在時隔大半年之後，他們仍然還有那麼多敏感和創傷，儘管這些創傷是潛伏的。」

「那種餘震在他們心中的蔓延比我想像的要長。」范儉說，一些生活在其他大城市的人也經歷了社區隔離，可能「以為我們跟武漢人經歷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其實差別非常大。」

這也是為什麼范儉覺得，很多事情一定要拉開一定的時間段去看才會足夠清晰。他相信，有關這段歷史最好的記錄還沒有到來。「至少在現在，紀錄片導演對這段歷史的冷靜思考還做不到。畢竟我們還身處在疫情衍生出的歷史變化的漩渦當中。」

後記

雖《76天》暫未在中國上映，仍有不少中國觀眾通過各種渠道看了電影。在豆瓣上，《76天》目前已收獲2700多份評價，評分也有8.2分。與來自海外的評價類似，大多數人對導演的努力表示敬意，說自己觀看時「忍不住淚流滿面」、「從頭哭到尾」；但也有部分人評價影片視角單一，做為一部疫情紀錄片「過分乾淨」。

影片在北美公映一個多月以後，國內社交媒體的討論出現了一個小高潮。獲悉《76天》與200多部電影一起入選2021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名單後，一些公眾號在微博轉發了這一消息，影片一時獲得大量關注。但攻擊也隨之而來。有人找到吳皓過往的作品，其中記錄吳皓與同性伴侶代孕生子，向家人出櫃的記錄片《我們一家人》受到猛烈攻擊，豆瓣惡評數飛漲；也有人找出他接受美國某基金會資助的信息，說他是「陰陽人」「迎合西方」；還有人翻出了吳皓八年前微博裏和龍應台的合影，說他跟公知「一路貨色」⋯⋯

這讓吳皓頗覺得諷刺，在大陸的社交媒體，他們因獨立製作和海外發行被指著成是「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反過來在推特，影片也會因為沒有討論政治，而被指責在「討好中國政府」。

「如今，任何關於中國的敘述，似乎都不可能是正確的。」

武漢封城一年，我們將在本週六（1月23日）帶來一場線上的聲音分享會，邀請曾於封城時於武漢以文字和影像記錄的特約記者，以及疫情親歷者，以聲音片段，剝開封城記憶的禁忌與忘卻。

本次活動免費，「點此」報名即可參加。

📌小聚時間：2021 年 1 月23 日（六）19:30-21:30（UTC+8）

📌分享人： 武漢特約記者 疫情親歷者

📌主持人： 吳婧 端傳媒總編 甯卉 端傳媒國際組主編

疫情中的失親者：世界向前跑，他們留在了原地

劉璐不能理解，為什麼所有的相關部門都「談疫色變」，大家说「在中國就是這樣」， 但「憑什麼只能這樣？」

特約撰稿人 江一元 發自武漢

2021-01-18

編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一個足以癱瘓世界、為時代畫下轉折點的病毒闖入人們的視線。隨後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萬人感染、超過兩百萬人死亡。武漢，作為充滿爭議的「頭號疫區」，漸漸隱沒在其他重災區的塵囂中。在封城一週年之際，端傳媒重訪疫情起點，撿拾失落的個體，叩問疫情留下的改變、傷痛與重生。願回望的目光，溫暖當下的寒冬，並向未來注入力量。這是專題的第一篇，記錄了失親者的故事。

2020年最後一天，劉璐窩在沙發上，焦慮地等待手機提示音響起。

她剛剛發布了一條 1450 字的長微博——一封寫給武漢某醫院院長的公開信。2月8日，她的弟弟因感染2019冠狀病毒肺炎，在ICU病房去世，年僅 43 歲。之後一整年，劉璐都想「要個說法」。她頻繁拜訪信訪局、給相關部門寫信、在微博@大V，但一直沒收到任何回應，無奈之下，決定發出這封公開信。

十九天後，那條微博的數據一直停留在 9次轉發、3條留言和7個點讚，其中，轉發和留言都來自她自己的小號。

劉璐感到沮喪。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作為口號的城市裏，向前看，似乎是唯一的選擇。空了76天的街道很快被車輛和行人填滿，上下班高峰期時，長江大橋和過江隧道依舊要堵上好幾個小時。整改後重新開放的江漢路步行街，迅速被商戶和顧客塞滿，重現武漢商業「首街」的繁榮。大多數人都不願回憶和談論那段黑暗的日子，他們忙著賺錢，忙著消費，步伐匆匆地向前飛奔。

李文亮醫生「吹哨」一週年，或是「發哨人」艾芬在微博上維權時，關於武漢疫情的記憶被短暫地喚醒，又迅速被新話題掩蓋。但是，在微博不被注意的角落裏，還有很多像劉璐這樣的疫情中的失親者，一遍一遍回溯親人生前的細節，自顧自地說著「如果當初⋯⋯」3869這個武漢官方通報的死亡數據背後，是一個個徹底破碎的家庭和無法走出傷痛的人，他們被快速駛向前方的列車留在了原地、留在了悲痛中。

無法向前看的人

弟弟去世後，劉璐的生活像是停滯了。

她之前在網上做珠寶和化妝品生意，經常出去參加活動和飯局，認識新的客戶。但2020年，她完全沒心思打理生意。受疫情影響，生意本就不好做，總價值十幾萬的化妝品一盒一盒地堆積在家，房租拖欠了一年，劉璐也不願意出門見客戶。除了吃飯和睡覺，大部分時間，她都窩在貨品旁邊的沙發裏看手機，一看就是一整天。

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很差，常常整夜睡不着覺，中午從床上爬起來，頭疼一整天。她曾嘗試跟身邊的朋友傾訴，絮絮叨叨說着弟弟的事情。一開始，大部分人都表現出關心和同情，勸她想開點。時間久了，說得多了，回應的人越來越少，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告訴她，不要再「傳播負能量」。

劉璐氣得刪除了一大半的微信好友。這些人大部分是原來做生意認識的，經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美食和美景，劉璐原來常常給他們點讚，但弟弟去世後，她一看到這些內容就莫名地生氣，覺得他們只知道歲月靜好，不懂人間疾苦。

在那之後，劉璐覺得沒人理解她，躲進了網絡世界。她註冊了一個微博賬號，專門記錄與弟弟有關的事，有時一天一條，有時一天三條，想到的時候就發。冬至那天，劉璐買來一份熱氣騰騰的水餃，第一件事就是拍視頻，發到微博上，配的文字是：「我至今不能相信，你沒有走過上一個的冬季。」

黃琳也覺得沒有人能理解她。母親去世後，她一直活在愧疚裏，整夜失眠，無緣由地發脾氣。特別是母親剛離開的那段時間，她整天躺在家裏哭，完全沒有心思輔導女兒的作業，常為一些小事跟老公吵架。家裏的氣氛越來越僵，黃琳愈發不知該怎麼跟他們開口，情緒都鬱結在心裏。

有時候實在崩不住了，黃琳會約老同學王薇出來聊聊天，她同樣在疫情之中失去了母親。黃琳佩服王薇——她很快重新開始工作，又經常在朋友圈分享孩子的照片，似乎已走出了陰影。王薇卻嘆了口氣，還能怎麼辦呢？

三月底，王薇就響應復工復產的口號，回到工作崗位上，她根本沒有時間處理悲傷。除了幾個關係較好的同事，王薇基本不跟人聊起母親去世、自己和父親感染的經歷。「他們坐在家裏看電視，根本不知道事實是怎麼樣的。」

除了向前看，王薇覺得自己沒有別的選擇。在這場疫情之中，她不僅是一個失去母親的女兒，也是一個男人的妻子，一個孩子的母親，以及，一名體制內的工作人員。

領導要求大家天天在「學習強國」打卡，積極轉發宣揚國家戰「疫」的正能量新聞，王薇憋著一肚子火：「根本不是這樣」，卻只能機械地轉發。「身為一個黨員能怎麼辦呢？」她抹了把眼淚，勉強笑了下，「（黨員這頂）帽子戴在頭上，限制太多了。」

回到家裏，王薇也沒有喘息的機會，她忙著給丈夫做飯，輔導兒子做功課，週末還要去探望獨居的父親……生活迅速恢復到原來的節奏，她強迫自己忘記那幾個月的經歷，承擔起母親在家裏的責任。

「聽到別人比我慘，才覺得好受一些。」

獨處的時候，那些痛苦的記憶如沉渣泛起。她到現在還記得，剛帶母親去醫院的那幾天，急診大廳裏擠滿了人，光打針就要排隊 12 個小時，有些人排着排着突然倒在地上死掉，幾個小時都沒人來處理，而排在身後的人繞過屍體繼續向前蠕動。她記得自己躺在病床上，旁邊的病人正在吸氧，不知不覺地沒了聲音，人就這樣走了；半夜去開水房打水，她踢到一個硬邦邦的東西，低頭一看才發現是一具隨意包裹着的屍體⋯⋯想起這些和母親的死，王薇便會躲着家人哭一會兒，再迅速打起精神。「比我家還慘的多了去了，不都照樣得活下去嗎？」她這樣自我安慰。

和王薇一樣，劉璐也會從更悲慘的故事中汲取安慰。疫情之後，不玩微博、不關心社會事件的劉璐養成了看社會新聞的習慣。她關注了上百個新聞平台、律師和知識分子的賬號，還加了好幾個醫患糾紛維權群——有人做近視眼手術導致失明，有人因誤診而全身癱瘓，有人只是拔個牙卻猝死……

「聽到別人比我慘，才覺得好受一些。」劉璐有時甚至覺得，這些可憐人比親戚朋友們更貼近她的心。

劉璐跟好幾個親戚斷絕了往來，包括弟媳。弟媳不贊同劉璐起訴醫院、信訪維權，覺得這是在「鬧事」，怕影響到她和孩子今後的生活。兩個人為此爭吵過很多次，最後互刪微信好友，再不往來。

11月，小侄子過生日，弟媳請了很多親戚到家裏慶祝，但沒有邀請劉璐。那天晚上，她在外賣軟件上給侄子買了一個蛋糕送過去，接着又給自己買了一份水餃。空蕩蕩的客廳裏，劉璐獨自坐在沙發上，邊吃邊看手機。

維權群裏幾百條信息迅速地滑動，劉璐看着這些陌生的網名，獲得了一種莫名的安慰和力量——世上有那麼多苦難，她並不是孤身一人。

最後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

一些畫面長久地纏繞著失親者們。

提起母親，黃琳就想起她們的最後一次對話，然後在心裏罵自己。

2月9日，父親作為確診病人，由社區統一安排住進了武漢市普愛醫院，一週之後，母親也拿到了核酸檢測報告，結果為陽性。黃琳和丈夫、孩子困在家裏，她急得不停地給社區打電話，但社區稱母親屬於特殊病人，需要由衞健委統一安排。

直到2月16日，母親仍未入院。中午，母親打來電話，用充滿憤怒的語氣命令黃琳立刻趕過去照顧她。黃琳解釋說，小區封閉了，也沒有車，她過不去。但母親不依不饒，像小孩子一樣鬧脾氣。黃琳的怒氣一下子竄上來：「你都確診了還要我過來，萬一感染了怎麼辦，我的孩子和老公怎麼辦？」

黃琳掛掉了電話，她沒有想到，這會是自己和母親最後的對話。

晚上，黃琳還在猶豫要不要給母親道歉，就接到社區工作人員的電話說，母親去世了。她感覺腦袋像針扎一樣疼，一低頭，整個人暈倒在地。第二天一大早，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就把遺體運走了，黃琳沒來得及見母親最後一面。

很久之後，黃琳輾轉聽到，母親是被上門巡邏的工作人員發現的，當時她正躺在衞生間的地上，已沒有了呼吸。這個消息再次讓黃琳崩潰。她不敢細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母親經歷了什麼。這成了她永遠的心結。

王薇也一直遺憾，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

2月初，母親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去世，得知消息時，王薇和父親正在酒店隔離，父親高燒至39度。為了見母親最後一面，王薇騙過隔離酒店的志願者，偷偷開車出去。隔離病房不讓靠近，王薇裹緊羽絨服，在濕冷刺骨的風裏等了很久。她遠遠看見幾個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用擔架抬出兩具遺體，立即站起身來。其中一個應該就是母親吧，她心裏猜想，眼淚順着臉頰淌到下頜。

接下來兩個月，她和父親相繼確診，在隔離酒店、醫院和康復中心輾轉多次，最終才康復回家。這段時間裏，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照顧父親上，從不提及母親。只有晚上，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王薇才會閉上眼，任眼淚止不住地流。

遺憾和愧疚拉扯著活著的人，讓他們無法邁開腳步。

過去的一年，劉璐常常責怪自己太晚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由於官方前期信息不透明、媒體報導有限，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那天，劉璐都覺得這只是一場流感。弟弟剛發燒時，她還說：「沒必要去醫院，吃幾片維生素C，蒙著被子睡一覺就好了。」弟弟和弟媳先後確診住進醫院，她仍然沒當大事。直到弟弟突然去世，她才恍然，原來這個病會死人。

劉璐生於1970年，迎着改革開放的浪潮成長起來，事業達到巔峰時，又因下崗潮，再次陷入經濟焦慮之中。回顧自己的人生，劉璐覺得自己始終圍着錢打轉。她和弟弟從小一起生活，關係很密切。長大之後，劉璐投身事業，不結婚，不生小孩，也很少跟親人相處，家裏大大小小的事都靠弟弟處理。弟弟去世後，劉璐才意識到，自己逃避了多少做姐姐的責任。不論是在感染期間，還是此前43年的人生裏，她都沒能照顧好他。但這一次，她沒法再置身事外。

她把弟弟最後幾天在醫院裏發的微信信息拼湊起來，像祥林嫂一樣反覆敘說：入院第一天，他說，按鈴一個小時都沒醫生來照顧他。李文亮去世那天，他說，李醫生條件那麼好，都走了。最後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就昏厥過去，再也沒能醒來。

劉璐對一件事耿耿於懷：弟弟入院兩天就變重症，2月2日就變危重，為何沒有被及時轉入ICU？醫院對弟弟的治療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在得到解釋之前，她沒辦法開始新的生活。

為弟弟「要個說法」

先開始，劉璐想以醫療損害為名起訴醫院，沒有律師願意接這個案子，她四處諮詢律師，自己寫好起訴書提交到法院，又因沒有醫學會的醫療鑑定被退回。劉璐向中華醫學會提出申請，卻得到回應說，涉及2019冠狀病毒肺炎的醫療鑑定超出其能力範圍。訴訟這條路，還沒開始，就被堵死。

劉璐多次對法院不予立案的決定提出質疑，每次都得到一樣的回應：「因案件涉及疫情，需要研判並向上級匯報」、「根據上級精神和有關政策，法院目前對此類案件採取不予立案的政策」。

劉璐不能理解，為什麼所有的相關部門都「談疫色變」。她對醫院的診療過程存在質疑，應該有渠道向醫院或監管部門反映。為什麼到了這件事上，一切都變得不正常了？她跑信訪局、打市長熱線、給各級領導寫信……嘗試了各種方法，始終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在其他家屬的介紹下，劉璐學會了使用 Twitter 。魚龍混雜的信息從防火牆的另一邊噴湧過來，她甚至感覺，自己這幾十年接受的教育幾乎被推翻，原本穩固的世界觀，一點一點坍塌。

為什麼有些關於疫情的報導會被刪除，為什麼報道疫情的公民記者會被判刑四年，為什麼說真話會付出那麼沉重的代價⋯⋯作為一個從不關心也毫不了解政治的普通市民，她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劉璐偶爾會跟微博和 Twitter 上的網友聊起這些，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是一邊罵一邊嘆氣，最後無奈地說一句，在中國就是這樣。

但「憑什麼只能這樣？」劉璐繼續打電話、寫信、跑信訪局，試圖在法律框架內開闢出一條表達訴求的路徑。她從親戚那裏借來一個錄音筆，跟法院、信訪局或派出所的工作人員溝通時，悄悄錄音留證。除了原來的微信賬號，她又註冊了一個小號，還學會了使用 Signal 聊天，並從好幾個逝者家屬群裏退出來，避免惹上麻煩。

這是不得已的舉動。據劉璐了解，武漢解封之後，很多接受過國外媒體採訪的人都被所屬地的居委會、派出所或其他相關部門盯着。逝者家屬們成了「敏感群體」，常常擔驚受怕，不敢再接受媒體採訪，也儘量避免跟其他家屬聯繫。

在家屬群體裏，劉璐屬於比較低調的那種，她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也很少表達激進的觀點，但仍然遭到其他家屬的質疑。前一個月，有一位家屬的訴訟在立案的前一天被撤銷，有人猜測，是因為她總去「鬧事」，給法院造成了壓力，才連累了其他家屬。劉璐又生氣又難過，相比於其他朋友的不理解，家屬之間的嫌隙更讓人心寒。

但她自己也很難免於恐懼。12月，劉璐最早認識的逝者家屬之一李偉從外地回到武漢，約她吃飯。李偉和弟弟年紀相仿，劉璐覺得很親切，偶爾會在signal上跟他聊天。當李偉提出見面時，她既期待又忐忑。

在家屬群裏，李偉是個飽受爭議的人。父親去世後，他充滿了憤怒，在大量的外媒採訪中聲稱，是政府的瞞報害死了父親。

很多家屬罵李偉是「漢奸」、「賣國賊」。劉璐對此忿忿不平，覺得李偉有表達的自由，恨不得站出來聲援他。但與此同時，劉璐又很矛盾。她認為，有些外媒報導跟國內官媒報導一樣具有偏向性。她不贊同李偉「打輿論戰」的方式，這樣很難推動事情的解決，反而會被當作政治博弈的工具。

見面那天，劉璐和李偉從午飯一直聊到晚飯時間，從小時候在武漢的記憶到今後的打算，什麼都聊。但當李偉提出想把她介紹給外媒記者時，劉璐變得緊張起來，堅定地拒絕了。

李偉提出拍張合照留作紀念。「還是算了吧。」劉璐害怕因此跟李偉被歸為同類，貼上「激進」的標籤。

李偉尷尬地笑笑，「沒事，我理解」。兩個人沉默了一段時間，便倉促告別了。

出口

2020年的國慶節和中秋節是同一天，武漢的節日氣氛尤其濃烈，馬路兩邊掛滿了紅燈籠和紅旗，大街小巷擠滿了遊玩的人。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期盼已久的親人團聚的日子，但對劉璐來說，不過是又是難熬的一天。

那天，她像往常一樣，窩在客廳的沙發裏。有家屬在群裏發來節日祝福，劉璐回覆了一句，「中秋快樂」。猶豫了十分鐘，她又點開聊天界面，改口說道：「我們的中秋，沒有快樂」。微信群沉默了一段時間，有人回覆她，「同感」，有人發來一個哭泣的表情。劉璐反覆翻看這幾條消息，心裏覺得好受了一些。

過去的一年，像劉璐一樣在疫情中失去親人的人，從憤怒變得悲傷再變得無力。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巨大災難，他們太渺小，說不了什麼，也做不了什麼，只能安慰自己，時間會治癒一切。

王薇強迫自己不去回憶那幾個月的經歷，時間久了，想起母親的次數越來越少，家庭生活給她的滿足感也越來越強。黃琳在母親去世後一度陷入抑鬱，最近，她在朋友的建議下開始向心理諮詢師求助，一點一點地挪開壓在心裏的石頭。

一些人尋求宗教的安慰。父親在染疫後未得到及時醫治，于2月初去世，一度令恩哥沉浸在悲憤中，在網上罵醫院、罵政府。他是典型的武漢人，脾氣大，性子急，帶有一點江湖氣。疫情之前，他在生意場上混得風生水起，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商人，都應付得游刃有餘。但父親的離世，擊碎了這套遊戲規則帶給恩哥的自信，他轉而皈依了佛教。

恩哥關掉了名下的公司，跟生意場上的人減少往來，也幾乎不在網上跟人對罵。「都沒意思。」他說。相比之下，他更願意在家裏打坐念經，或開車幾小時、到郊區的寺廟裏供奉香火。按照佛經的說法，這樣做能替死去的父親行善積德，恩哥覺得，這比向政府追責更有用、更容易。

恩哥有時會嘗試開導劉璐，勸她放下執念，「善惡終有報」。劉璐不認同他的做法，覺得這不是「放下」，而是「放棄」。但聽他分享得多了，劉璐慢慢開始了解佛學，其中的生死觀念給了她很大的慰藉。按照佛家說法，去世的人沒有死，只是去了另一個世界。劉璐試着去寺廟燒香。她跪在佛像正前方的蒲團上，閉上眼睛，在心裏默默地跟弟弟說話。音箱裏的誦經聲和淡淡的香火味在身邊飄蕩，劉璐感覺眼皮越來越沉，思緒越來越輕，弟弟的臉浮現在腦海裏，好像他真的沒有離開。

在那之後，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劉璐都會把一整天的時間空出來，去寺廟上香祭拜，其他的日子，再像往常一樣看病歷、寫信、打電話、上訪。劉璐聽說，有些人維權了七八年才成功，還有人成了一輩子的訪民。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找到那個想要的「說法」。

但現在，望不到盡頭的日子，被無數個初一和十五切割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時間，劉璐覺得安心了很多，也更加確定，會繼續走下去。

應受訪者要求，劉璐、王薇、黃琳、李偉、恩哥為化名。

走過孤立、恐懼與愛情，醫生、康復者和抗疫官員的一年

「有時候覺得，我死在疫情那個時刻也蠻好的，因為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心更近。」

端傳媒記者 門悅悅 特約撰稿人 李瑞洋 實習記者 杜萌 發自北京 香港

2021-01-20

編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一個足以癱瘓世界、爲時代畫下轉折點的病毒闖入人們的視線。隨後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萬人感染、超過兩百萬人死亡。武漢，作爲充滿爭議的「頭號疫區」，漸漸隱沒在其他重災區的塵囂中。在封城一週年之際，端傳媒重訪疫情起點，撿拾失落的個體，叩問疫情留下的改變、傷痛與重生。願回望的目光，溫暖當下的寒冬，並向未來注入力量。第一篇記錄了失親者的故事。今天是第二篇，重訪感染者、醫生和基層抗疫官員，還原他們被疫情改變的這一年。

康復者：捐了抗體之後他很開心，覺得自己給國家添了那麼多麻煩，終於可以回報一次

彭樂總覺得自己還能聽到醫院對講機的聲音。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再蓋着醫院裏慘白的床單，但總覺得那個對講機還掛在耳邊，醫生會在很早的早晨叫醒他，讓他去量體溫。

彭樂是汕頭人，因爲去武漢岳母家轉了一圈，他在2019年12月30日被確診爲2019冠狀病毒肺炎，彭樂覺得這就像中彩票，全汕頭幾百萬人口，就自己中招了，還是全國最早的那波。幸好頭彩沒有持續太久，住院12天後，他被診斷痊癒，放了回來。

但心卻沒有放下，哪怕到中國疫情已幾乎平復的5月，彭樂的生活依舊提心吊膽。5月的汕頭冷風和暖陽輪番上陣，彭樂很小心，風吹一下，怕感冒，趕緊回家穿衣服，太陽出來了流汗，也怕感冒，又得脫下，衣服穿穿脫脫，彭樂覺得自己從未這麼害怕生病過。他沒事就在網上刷消息，「副作用」、「康復之後的問題」……有的說康復者會氣喘，彭樂仔細感受了下自己呼吸的頻率，好像真的有些急促；有的說康復者會眼神發黑，這他沒有，倒可以鬆口氣。

最擔心的還是感冒。出院後的彭樂再去集中點隔離了十四天，着了涼，流了鼻涕。那時的彭樂總刷到復陽的新聞，懷疑自己是不是也復陽了，他立馬向醫院要求做核酸。好在覈酸結果顯示陰性，彭樂拿了幾包感冒藥回家了。

老婆因爲感染在住院，照顧小孩的任務全到他身上。他每天往屋裏噴酒精，開窗通風，一邊戴着口罩煮飯洗衣服，一邊看着復陽的新聞，心裏發慌，生怕自己復陽傳染給小孩。彭樂每天摸孩子有沒有發燒，盯着他們的大小便情況。他不敢咳嗽，實在忍不住就朝天咳一下，可偏偏小孩正在不懂事的年紀，喜歡抓爸爸的口罩玩，晚上還非得擠在他身邊睡。睡覺時總不能戴口罩呀，彭樂又無奈又心慌，恨不得找個地方把小孩扔了就好。

壓力實在太大時，彭樂就給醫院打電話，主動問自己要不要做核酸，醫生說不用，他又給疾控打電話。後來醫生安慰他，「如果你出事，我們把你放出來，我連飯碗都保不住了」，彭樂想想有道理，這才稍微放下些心來。

可外界似乎沒有放下他。5月彭樂去義烏出差，機場拿登機牌時，工作人員一臉迷惑看着他，問他是不是「中過肺炎」。他被安排在飛機最後端的座位，到達義烏後，又被要求走在人群的最前面。

下機後，一輛救護車等着彭樂，旁邊站着包得嚴嚴實實的防疫人員。他被量了三次體溫，額頭一次、左腋下一次、右腋下一次，36.2度——明明是正常體溫，但他還是被救護車拉到酒店裏隔離。酒店裏還不許開空調，彭樂只好給自己買了個風扇。

出差三天，隔離就用了兩天，彭樂有些生氣，明明已經準備好了健康碼和出院證明，爲什麼還是不行。彭樂還覺得自己被監視了，不然爲什麼從酒店出來去客戶那，馬上客戶的社區就給他打電話讓他去報到。「我今天晚上走了，」彭樂回覆對方，「我不想在這裏呆了，我覺得很煩。」

另一件讓彭樂放不下的是關於自己的謠言。疫情期間，他的小區微信群流傳起關於他各式版本的故事，有說他偷偷溜回來在小區亂跑的，有說他把武漢的岳父岳母塞在後備箱偷偷運回來的，還有說他把武漢人藏在另一套房子裏的，故事沒頭沒腦，但夾雜其中的個人信息卻準確無誤：名字、居住小區、門牌號、身份證號、甚至還有家人的身份證號。這讓他感到恐慌。

編註：中國要求疫情防控保護患者隱私，但仍舊持續出現2019冠狀病毒患者及其家人朋友的隱私泄露事件，從已調查過的案件分析，疫情防控工作人員、輔警、村幹部等都是患者隱私的散佈源頭。

彭樂成了小區「名人」，進電梯一按樓層，大家就會知道這就是「那個人」。爲了不讓其他住戶尷尬，彭樂儘量不和其他人共乘電梯，看着顯示屏上別人的樓層到了，並確定停在那兒沒有其他人在用了，彭樂再按電梯鍵。小區群裏謠言傳得最兇的那陣，彭樂在群裏現身說法，交代自己治癒後的動態，「我們菜沒買，小賣鋪沒去，外賣都沒有叫過一個。」他在群裏寫道。大部分住戶給他加油，歡迎他回家，也有人回覆：「你回來幹嘛，你病毒攜帶者到處跑。」彭樂關掉手機，不想再理。

「得了這個病，你自己要明白人情世故。」彭樂在交往中一點點試探周圍人的反應。出院後剛復工時，他能感受到自己一咳嗽，同事就看他一眼，有的同事會在吃飯時躲開他，沒有人和他坐在一起。於是彭樂上了兩天班就向老闆提出在家辦公，老闆很快同意。

但更多人在不知不覺中釋放善意。彭樂有位「大大咧咧」的朋友，叫他去吃火鍋，沒有特意拿公筷，「他沒啥想法，我就沒有想法」，彭樂心想。戴着口罩去拜訪客戶，對方讓他把口罩拿下，「醫院都把你放出來了，如果說你有問題，他們壓力比你還大。」他們安慰他。聚一起喝茶時，彭樂看到朋友把自己喝過的茶杯燙一燙，又接着喝，也沒出啥事。漸漸的，彭樂自己也鬆懈了下來。儘管他依舊在家屯了幾千只口罩，畢竟「口罩就是安全感」。

一次，彭樂看到微博上新聞號召治癒者捐獻抗體，說是能救人，他便去汕頭的病毒研究所捐獻，結果顯示他的抗體指數是汕頭已有記錄中最高的，彭樂很開心，覺得自己給國家添了那麼多麻煩，終於可以回報一次。後來看到疫苗的消息，彭樂也開心，覺得裏面或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就算沒有，也是給自己打個雞血。」

現在的彭樂成爲了身邊人的疫情科普大使。一次客戶聊起自己的小孩從英國回來要隔離14天，彭樂立馬告訴對方14天不夠，國外是變種的病毒，需要再加個14天。現在河北疫情起來，他立馬聯繫在河北的朋友是否需要口罩，對方告訴他「口罩不缺、消毒水不缺、就缺自由。」

最近彭樂聽說這病的患者治癒之後不能打疫苗（編注：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建議，感染過2019冠狀病毒且治癒的患者依舊需要接種疫苗），他決定再去一次病毒研究所抽次抗體，「想看看我還有沒有抗體，擔心抗體會消失。」

防疫公職人員：思想中有一種包袱，怕疫情

安徽南子縣巨鹿鎮（編註：為保護受訪者，具體地名為化名）的王志國最近特別怕那些「大地方」來的人——沿海的、一線城市的、海外的，他覺得病毒如今主要在這些地方傳播，如果哪個「大地方」的人給鎮上帶回了病毒，整個鎮子都要遭殃。

王志國是鎮衛生院的院長，下管村衛生站、上接縣市的醫療衛健機構。自從鎮衛生院在近幾年被收歸爲農村衛生體系的一環，王志國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個管家婆，什麼「政治性服務性」的內容他都要參與，任務一層壓一層，全落到他腦袋上，從過去的計劃生育、到健康脫貧，再到最近的城鎮化。與之相比，給人看病的機率倒少了很多。

2020年重點任務本來是村裏醫療機構的環境整治和中醫推廣，沒想到疫情從天而降，成了他的頂頭大事。國務院對鄉鎮衛生院的定位是負責疫情的發現與報告，指令到了王志國這兒，變成——「只要是關於疫情的，立馬執行，要求多少天完成的，必須做到。」

最忙的那幾個月，他一個人管整個鎮50個衛生系統人員的調配，誰負責消殺、誰負責上報，誰負責管理患者。除此之外，王志國還要接待從不同系統下來視查疫情防控的領導，有院感的（編注：醫院感染管理）、醫共體的（編注：醫院與縣域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組成的醫療聯合共同體）、疾控的、衛健委的......每個月近十次檢查，還有隨之而來的開會和應酬，這又佔據他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一。

那時巨鹿禁止私家車出行，除了要隨時調配手中僅有的幾台救護車運送患者和密切接觸者，那些生孩子的，腦溢血的病人，也只能靠衛生系統的車統一運送處理，這是最讓王志國頭疼的，都是人命，但人手不夠、物資太少、太多事情需要臨時處理、24小時不斷有電話撥入。那時的王志國睡眠很淺，因爲一直在緊張。

上頭對疫情防控的要求嚴格，疫情最緊張時，巨鹿鎮確診了6名患者，是南子縣唯一有確診病例的地方，屬於「防疫不力」，從鎮政府到衛生系統的十幾位官員便落了馬。其中一位鎮政府官員被處理的原因是「禁止聚餐」的條例執行不嚴，那是三月，這名官員上午去上級政府開會接到通知，第二天回鎮上再開會傳達通知，等下屬去執行時，發現一場酒席已經開始，「當着熟人的面，也不好把人家的酒席給掀掉是不是。」王志國認爲，但沒想到，偏偏那場酒席裏出了縣裏的第一位確診患者，於是鎮政府的領頭人丟了烏紗帽。

王志國的衛生所沒有受到處分，但壓力一直圍繞着他。他負責的區域有一個一家五口的確診案例，三月中，這家的最後一位患者治癒出院。縣領導謹慎，希望這位患者出院後不回家，繼續集中隔離14天，但當時並沒有文件這樣要求，家屬們又希望家人趕緊回家。擔心強行隔離會擔責任，縣裏的疫情指揮部讓王志國拿一份隔離同意書給患者家屬簽字，「同意了以後，如果到時候你在裏面鬧，有什麼後果的話，我們責任也小一點。」

但這位被再次隔離的患者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整日渾渾噩噩，「滿腦子都是病」，隨訪人員和她說什麼，她都只以「這怎麼搞」回應。「她覺得就是因爲她的病重，家裏人都出來了她出不來，自暴自棄了。」王志國分析，他只能安排村醫多陪她說說話，還去做她丈夫的工作，讓家人多支持支持她。大半個月後，這位患者能「融入社會，正常上街」了。

4月份巨鹿恢復正常交通後，王志國終於覺得輕鬆了，「人只要精神上不累，沒有害怕和壓力，即使工作還是一樣的工作，累的程度也完全不一樣。」他終於可以找回一點點疫情之前的節奏——早上六點多送孩子上學，七點半到醫院，看看值夜班的人有沒有把燈都關掉，去預檢分診的地方查查物資是否準備齊全，再不緊不慢地迎接新一天的開始。一些被疫情耽誤的常規工作，比如扶貧、家庭醫生簽約、公共衛生服務，也在「三步並作兩步走」地趕上來，即便現在他依舊要不時去村裏看看疫情防控的情況，隨時準備迎接下來檢查的領導。鎮上組織公職人員做核酸檢測，王志國因爲安排領導吃飯，沒做上。

進入夏天，中國的疫情一度平穩，但對王志國這樣的公職人員來說，疫情防控依舊是持續一整年的頭等大事。好在此時已經有文件下發，指導像他一樣的基層公職人員如何「常態化」應對疫情，包括物資儲備建議、各式情境下的穿着裝備、治療流程、核酸檢測規範等，這讓王志國覺得比年初「打沒頭仗」時要好多了。

但這些文件大多只對發熱病人，或從中高風險疫區回來的人有明確規定，沒有具體規定的部分，王志國依舊犯難，比如那些從低風險區回鎮上，沒有發熱的人，要不要要求他們做核酸檢測呢。「省裏面的要求是，應檢盡檢，但上面也沒有說他不來，派出所就給他逮來。」王志國擔心，這些人如同埋在地裏的雷，不知道哪天就踩爆一個。

王志國覺得病毒不像地震，「幾天就過去了」，這是一個持續的、全方位挑戰人類的東西，他的職業生涯裏還沒見過這種狀況。但有時一想，「全球都在搞，老美都沒有好點子，搞得還不如我們呢！」，心裏就快活了一些。而且經過這一遭，他發現自己的潛能還是不錯的，「過去扶貧工作來的時候，講我的媽這怎麼搞，不照樣幹掉了嗎？現在又來一個疫情，看不見摸不着，不也照樣幹嗎？」他認爲自己相比其他沒有確診病例的鎮子，在「經驗上、思想上」，都更經歷豐富。

上面給他的衛生所一些「政治上的榮譽」，提拔了一個副院長，表彰了幾位醫師護士，給所裏授予「最美文明崗」一類的稱號。經費上也給了一些「傾斜」，報銷了當時醫護人員的吃住費用。但本來說的200塊一天的待遇沒有落實，上面給的說法是衛生所只是協調和轉運作用，不負責給確診患者看病，「是不認可的」。而且參與疫情防控的機構部門那麼多，萬一「這個補了那個沒補，很難搞」。

現在新一輪疫情眼看開始，王志國的工作又要緊張起來。他在前不久的會議上讓同事們做好心理準備，「所有人都能過好年，我們衛健系統不管有沒有疫情，是過不好了。」他強調工作的重點，「思想上首先要有一個高度的認識和重視」，足夠使用兩個月的口罩和酒精也已經準備好。仗，又要開始打了。

面對今年春節期間的疫情防控，上面已經下了指示，從外界回來的人都要做核酸檢測，或者持有檢測報告。「但省裏面只是這樣說，還沒完全去執行，疫情到底怎麼幹，地方還在拿方案。」王志國算了算，假如春節鎮上回來一萬人，都來衛生所做核酸檢測，手上根本沒那麼多人對付，而且檢測一人就是80塊，一萬人的檢測也要近百萬了，這個費用誰出呢。「政策就一句話，但只是要求，具體落實的時候，能不能做到還是一個考驗。」

「你把物資儲備再多，事情做得再好，疫情防控還是很難有一個確定性。」王志國琢磨，「現在思想無形中有一種包袱，怕疫情，不要有這個疫情就好了。」

一線醫生：與志願者相愛是抑鬱裏的唯一稻草

安一免自殺被救回後，決定爲自己而活。他是武漢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去世那晚，他在ICU的床邊看着他沒有了生命跡象，同事們依然在搶救，與此同時，醫院的各大社交平臺賬號不斷否認着李文亮去世的消息——這些他搶救結束後才看到。他還看到同事的父母雙雙感染，同事只能在幾秒鐘的時間裏選擇唯一空出來的床位要給誰。這已經是幸運了，更多排不上床位的患者倒在急診科，等着病床上誰去世了可以挪出空位，或者根本等不到這一刻。方方日記被輿論攻擊時，安一免覺得很無力，「她的東西其實是真的，但大家又能怎樣呢」，像他在疫情中目睹的太多不可理喻的事一樣，他形容自己只能「無能狂怒」。

他也收穫了蜂擁而至的關懷，認識或不認識的人日夜發來問候，在外地的同學抓住每一個機會收集物資寄給他，沒有車的他在封城期間不缺交通工具，同事志願者乃至陌生人，都搶着爲他的出行出一份力。「疫情見了很多人性，貪婪、險惡、善良、美好、懦弱，瘋狂和黑暗的，都見到了。」安一免突然理解爲什麼總有人說日常生活裏的人們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而武漢封城的日子讓這些面具擊穿，「疫情時是黑暗，但卻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但這些龐雜的感受只能自己消化。雖然被稱爲安醫生，但病人們直到治癒那天可能都不知道到底是誰在挽救自己的生命——工作時穿着厚厚的防護服，鼻子嘴巴遮得嚴嚴實實，病人並不認識自己；同事下了班脫掉防護服就走，大家都有默契的不多說什麼；爲了不傳染給父母老婆，安一免下班後繼續住在醫院，不與外界接觸。這是一場隔絕了交流的戰鬥。

武漢解封後，安一免看着重新人山人海的江漢路，有些恍惚，他覺得人們似乎已經忘了那段日子。由於不再有大量病人涌入，加上疫情後人們似乎格外忌憚醫院，他還減薪了。現在對他而言，拿着醫務工作證免費去各景點遊玩，工作時額外關注有沒有發熱病人，以及偶爾有患者主動提及的2019冠狀病毒病史，是這場戰役曾經存在的少數痕跡。

不，還有痕跡，安一免發現自己心中的光亮不見了。疫情最嚴重時，安一免一邊不停手地接待病人，一邊關注網上鋪天蓋地的消息，還要不斷向外界聯繫物資，整夜睡不着覺，即便睡着也只有兩三個小時，「亢奮，每天都像在透支自己」。而逐漸轉緩時，安一免又發現自己情緒低落，對什麼事情都沒有興趣。他給自己做了情緒檢測，結果很直接，他得了抑鬱症。

安一免還想起曾經看過的抗日老兵的故事，那些從前線回來的軍人們，有的可以順理成章地迎接新生活，有的會偶爾懷念激情燃燒的歲月，而他是第三種——心還留在戰場上，不想回來了。

他不是孤例。陸軍軍醫大學對武漢部分定點醫院醫務人員的心理狀況進行分析，發現一線醫護人員伴隨的焦慮、抑鬱情緒顯著高於全國標準，而且程度與在一線工作的時間正相關。安一免自己也負責患者的心理狀態回訪，他發現600多名患者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在早期有心理問題。同事也有，有護士告訴他自己會整夜失眠，或正在使用抗抑鬱藥。他和協和醫院的哥們聊天，問「那段時間」怎麼過的，發現對方和自己一樣，也處於極度的亢奮和透支中。但如果不問，安一免都看不出來，「這是最隱私的事情，怎麼會表達出來。」

包括安一免自己，他家庭一般，一路從農村拼搏長大，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學習，再去知名醫院成爲青年醫生，他從小被教育要頂天立地，成爲負責任的男子漢。即便自己是醫生，他還是或多或少覺得精神類疾病是「懦弱的表現」，他想自己扛。

但扛不住。他偶爾向家人表露脆弱，家人安慰疫情已經過去了，一切會好的，但他覺得沒有經歷一線情況的家人並不能理解他的真正感受。那時的他覺得自己很孤單，「我是一個男人，只能愛國愛工作，扮演兒子和丈夫的角色，卻不能表現出自己的脆弱，不能爲自己而活。」有時他覺得，自己從小到大被灌輸的東西，真的是自己想要的麼。

直到艾莎的出現，讓安一免覺得自己又看到了光。艾莎是一名出版社編輯，疫情中，她的身份是一位幫忙聯繫物資的志願者。他們在疫情最忙亂的時候認識，但直到疫情逐漸平復，安一免終於有時間處理些與工作無關的事後，他們才開始閒聊。安一免覺得這位女生和她一樣，被困在社會賦予的身份和責任中，他心生好感。現在想想，安一免還是會感慨命運的神奇，如果不是疫情，醫生和編輯原本會是「兩條平行的命運線」，但偏偏，命運線交叉了。

武漢解封那天，整個城市像溺水的人再次呼吸到氧氣，肆無忌憚地揮灑着新生的喜悅。艾莎也是，她走上街頭，就着當時流行的《火紅的薩日朗》跳了一段舞，發在了朋友圈上。那是一首喜氣洋洋的歌，配上艾莎肆意歡快的舞步，安一免「一下子就被感染了」，那是正處於黑暗中的安一免看到的一絲光亮，「很放鬆、很歡快、感覺到了共鳴」，那一刻，他「淪陷」了。

和艾莎在一起的日子，安一免覺得自己終於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其實都是很簡單的相處，在江邊手牽手散步、互相依偎、去白天空蕩蕩的武漢廣場閒逛。但每一秒和艾莎的相處，都讓安一免覺得無比放鬆，他認爲那是沉重生活裏唯一的輕鬆時光，「我有我的求生欲」，他說。

但他已婚，妻子盡責，沒有做錯什麼。終於有一天，他向艾莎坦白。女孩崩潰了，收起所有展示給安一免的脆弱和關懷，她也終於戴上了她的面具。

「有時候覺得，我死在疫情那個時刻也蠻好的，因爲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心更近」，安一免想着，「可以在人們的關心中死去，何必在這時冷漠的世界活着呢。」10月，安一免決定自殺，因爲內疚，因爲覺得傷害了艾莎，因爲想解脫，「那一刻，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但自殺沒有成功，他被救了回來。之後的日子他決定爲自己而活，他離了婚，承擔所有房貸；不再強求和艾莎在一起，打算順其自然；生活中他放鬆了自己，一些以前會努力爭取的榮譽稱號或獎項，現在看得淡了一些，但他決定明年去上海讀博，去賺錢，提升自己。

他修改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從「爲國出力」，變爲「不要辜負感情」。「好像人生目標狹隘了一些，」安一免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希望爲自己多考慮一些，他覺得這應該能實現，畢竟「自己救了那麼多人，命運應該會給個好結果吧。」

但一部分的自己已經隨着疫情和那次自殺離開了，可以的話，他希望回到去年年初，生活像從前的那些年一樣，疫情從來沒有來過。

應受訪者要求，彭樂、王志國、安一免為化名。

實習生薛曉咚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