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先是笑剧,然后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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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斯拉沃热·齐泽克;翻译丨王立秋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评论:一切历史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想到的,是拿破仑一世下台的悲剧,和后来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上台的笑剧。赫伯特·马尔库塞评论说,看起来,纳粹给我们上了相反的一课:先是笑剧(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希特勒和他的团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帮处在边缘的政治小丑),然后是悲剧(在希特勒真的夺取权力的时候,笑剧成了悲剧)。
显然,暴民闯入国会大厦,也不是要搞严肃的政变,那是一场笑剧。杰克·安杰利,我们都知道的那个戴着类似于维京头盔的角帽进入国会大厦的QAnon阴谋论支持者,就是整个抗议者的乌合之众之“假”的人格化。在流行文化中,维京战士和角盔被关联到一起,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维京头盔真的有角。这个形状的维京头盔,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想象发明出来的:抗议者的真实性,也不过如此了。
对川普的总统身份来说也一样。在我们的“数字四人帮”——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油管(YouTube)——封禁特朗普账号时,许多评论者注意到这个举动成问题的一面:一家私人公司(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在它里面的是谁,是哪个机构)竟然把一个人排除到公共领域之外。这是数字公地、公共空间——它们是我们日益依赖的交流场所,特别是在这个封城和保持身体距离的时代——私有化的后果。此举对川普的打击特别大,因为他接触公众的主要渠道就是发推。或者说,引用罗素·斯布里利亚(Russel Sbriglia)的话(出自私人通信)来说,
还有什么例子,能够比川普的支持者在突袭国会大厦时吟唱的咒语“停止偷窃!”更好地说明“偷窃享乐”的逻辑呢?为“停止偷窃”而突袭国会大厦这件事情的享乐与狂欢性质,对这次起义的尝试来说并非偶然;就整件事情关乎把(假设)被民族的他者(即黑人、墨西哥人、穆斯林、LGBTQ+等)偷走的享乐抢回来而言,狂欢的元素,对它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1月6日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情,不是政变未遂,而是一场狂欢。但那种认为狂欢可以是进步抗议运动的模型——即认为这样的抗议在形式和气氛上(戏剧性的表演、幽默的歌唱)、就其非中心化的组织而言都有狂欢的性质——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本身,不就已经是狂欢性的了么?1938年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那次半是有组织的、半是自发的,对犹太人的家、会堂、商店及其人身的暴力袭击——不就是一场狂欢(如果说曾经有过这种事情的话)吗?而且,“狂欢”不也是权力的阴暗面(从轮奸到大规模的动用私刑)的名称吗?别忘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是在他关于拉伯雷的书中提出“狂欢”概念的,而那本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书,正是对斯大林主义大清洗的狂欢的直接回应。传统上,在抵抗当权者时,“下层阶级”的策略之一,经常是通过吓人地展示野蛮,来扰乱中间阶级的体面感。但在国会山事件那里,狂欢再一次失去了它的清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笑剧会作为悲剧第二次出现吗?在它之后,会发生一场严肃的暴力政变(或者,在甚至更好的情况下,不那么暴力的政变)吗?
种种恶兆,指向了这个方向:
在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之后那天进行的民调表明,百分之四十五的共和党人认可该行动并相信,应该通过武力,让川普上台;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反对或至少不支持用暴力来实现这个目的。因此,极右翼创造了将近三千万的群众基础,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明确反对民主原则,并做好了接受威权主义统治的准备。幸运的是,他们粉的对象被自恋和认知衰退给搞残废了。不过,妄想更少而能力更强的新川普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现在,通往建立一个违背多数选民意愿的威权主义政权的路已经铺好了。
但川普不只是被自恋和认知衰退给搞残废了;这两个特征,恰恰是他成功的根源。他的追随者的基本立场就是“认知衰退”的立场,他们否定大流行病、全球变暖、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真实影响。对他们来说,如果说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存在什么严重威胁的话,那这些威胁一定是阴谋的结果。(大流行病影响川普的方式是模棱两可的:川普基本上因为新冠疫情而输掉了选举,但他的运动的力量,又来自于他对大流行病的反应,即否认它的全部影响。)这个衰退生出了一场实质性的极右翼运动,一次白人至上论、大流行病否定论和阴谋论的协同行动。和在法西斯主义那里那样,这场运动的阶级基础,是害怕失去其特权的下层中产阶级白人暴民,和鼓动他们的言行谨慎的亿万富翁的结合。
美国的国家机器,真被闯入国会大厦事件干扰了吗?可能看起来是这样:“美国最高将领马克·米利和由每个军事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全体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星期二/1月12日/发表声明,谴责上周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入侵,并提醒军人有义务支持和捍卫宪法,反对极端主义。”现在,FBI正在调查和起诉抗议者,但团结的隐藏痕迹依然存在:就像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想想看,要是围攻国会大厦的是BLM抗议者,那当局下的手可就要狠得多了……抗议者不是被打败了;他们只是回家了(就像川普建议他们做的那样),或是去附近的酒吧庆祝他们的行动而已。
国会大厦抗议者,大多“是从他们富裕的郊区飞来美国国会大厦的,他们做好了为白人特权事业献身的准备”。的确如此,但他们中的许多,也属于下层中产阶级;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特权受到了被想象出来的,大企业(新数字媒体公司、银行)、国家行政机构(这些机构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强行封城,逼我们戴口罩,控制枪支并以其他方式限制我们的自由)、自然灾害(大流行病、森林火灾)和据说吃空了国家财政资源、迫使国家增加税收的“他者”(穷人、其他种族、LGBT+……)的联盟的威胁。这里的核心要点,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酒吧和咖啡厅或大体育赛事上社交,可以随心所欲地开车,有持枪的权利;反对对这些自由构成威胁的一切(如口罩和封城),反对国家的控制(但又不反对国家控制“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一切(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政治正确的“恐怖”、全球变暖、大流行病……),都被谴责为阴谋。这种“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阶级性:它是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些人,也认为自己是“关于美国的一切”的化身。
所以,在我们听说这个阴谋论里的行为主体,不但偷了选举,还从我们这里夺走了(逐渐侵蚀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时,我们应该应用另一个范畴,即偷窃享乐的范畴。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雅克·拉康就预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会引出一种新模式的种族主义;这种模式的种族主义聚焦于他者的形象,在它看来,他者要么有从我们这里夺走所有的享乐的威胁(享乐指的是沉浸在我们生活方式中带来的那种深刻的满足),要么本身就有和展示出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过度的享乐。(只要回忆一下反犹主义者关于犹太人秘密仪式的幻想、白人至上主义者关于黑人男性高人一等的性能力的幻想,和对墨西哥人的感知——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和毒贩……——就够了。)
在这里,不能把享乐和性快感或其他快感混为一谈;享乐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对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或关于他者的生活方式的偏执妄想的满足。他者身上让我们不安的东西,往往体现在日常存在的微小细节中:他们的食物味道,他们的吵闹音乐声或笑声……顺便说一句,在左翼自由派对闯入国会大厦的抗议者的反应中,不也有一种类似的迷恋与厌恶的混合吗?“普通人”闯进权力的秘密宝座这件事情,是一场暂时悬置我们公共生活常态的狂欢:在所有谴责中,还有一点羡慕的意思。
川普主义抗议者否定的东西的维度是吓人的。尽管有疫苗,但大流行病还在流行,社会差异也在爆炸性地增多。至于我们的环境,“根据国际上的一群科学家,因为我们的无知和不作为,这个星球面临的‘未来糟透了’(生物大规模灭绝、健康衰退、气候被破坏),这个未来将危及人类的生存。这群科学家对还没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的人提出了警告。”
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拜登的就职典礼上表现出类似否定的元素上。以下是S.E·卡普(S.E. Cupp)的评论:
就好像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除了这点,那就是它(川普上台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过去四年给如此之多的美国人留下了创伤,以至于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淡忘。有治疗工作要做,拜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在美国国会大厦的一个多小时里,终于,在长久的疯狂之后,我们可以喘口气了,2020年将永远是分界的时刻。
川普上台这件事情不但发生了,而且还是在年轻的桂冠诗人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在拜登就职典礼上朗诵的诗《我们攀登的山》中赞美的那个世界中出现的。戈尔曼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奴隶出身、单亲妈妈养大的黑人瘦姑娘,[她]能梦想成为总统,却发现自己在为一位总统朗诵”,她说,
于是我们抬头看,不是看站在我们之间的,而是看站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弥合分裂因为我们知道把自己的未来放到首位,我们必须首先把差异放到一边。/……/我们放下武器这样我们才能伸出双臂触及彼此。我们追求的是无人受伤,全体和谐。/我们见过将粉碎而不是分享国家的势力。/那势力几乎取得了成功,但民主可能会被周期性地延迟,却永远不会因此而被打败。
如果说“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有任何意思,那这就是它的意思了——在统一的崇高时刻联合的建制派和进步派的幻想。当我们沉浸在这个统一中的时候,看起来还真的好像是川普不曾真实地发生过。但川普和他的追随者来自哪里呢?他的崛起,不是正好说明那个统一中有一条深刻的裂缝吗?如果我们想有任何未来,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差异放到一边,而必须去做截然相反的事情: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分裂和对抗上,这些分裂和对抗在美国社会中随处可见,它们不是自由主义建制派和川普追随者之间的“不文明战争”(uncivil war,非内战),而是实际的阶级对抗及其所涉及的一切(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生态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要求统一和治愈分裂是错的。川普本身就代表根本的分裂,代表我们对抗他们(“人民的敌人”),而打败川普的唯一正确方式,则是证明他的分裂是错的,证明他实际上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建制派“沼泽”的造物),并用一个更加根本也更加真实的分裂——建制派及其方方面面vs.所有解放势力的大统一——来取代这个分裂。
那么,笑剧会作为悲剧第二次发生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法事先给出正确答案。它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动员,或这个动员的缺乏。“当心你所希望的!”川普警告拜登当心通过援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来罢免他的想法。也许,川普也应该当心他在支持抗议者时所希望的。不过,也许,长期来看,他说得对:拜登所希望的事情是矛盾的,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我们越早从那个梦中醒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就越好。打败像川普这样明显的目标很容易。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在备受欢庆的就职庆典上,有一个孤独的人,他仅仅坐在那里,像扰乱两党统一景观的不和元素一样显露,就抢尽了风头,这个人就是伯尼·桑德斯。就像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说的那样,伯尼的姿势比他的连指手套更重要:“那没精打采的坐姿,叉在一起的胳膊,与人群分离的身体——让人感觉,这不是一个在派对上没人搭理的人,而毋宁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兴趣参加的人。在一个首先是一场跨党派统一秀的事件中,伯尼的连指手套代表从来没有被包含在那个精英制造的共识中的每一个人”。在对就职典礼的评论中,伯尼已经描述了未来斗争的轮廓了。每一个哲学家都知道,在看到拿破仑骑马穿过耶拿的时候,黑格尔是如此的钦佩。对他来说,这就像是看到了骑马的世界精神(主导的历史趋势)……伯尼抢尽风头,以及他就坐在那里的形象,迅速成为一幅使所有的Lady Gaga和戈尔曼黯然失色的图像的事实,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真正世界精神就在那里,就在他体现了关于庆典上上演的虚假的正常化的怀疑的孤独形象中。而这也说明,我们的事业还有希望。
本文经《哲学沙龙》编辑和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许可翻译刊发,译自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哲学沙龙》的文章“First as Farce, Then as Tragedy?”(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first-as-farce-then-as-tragedy/)。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