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戈德堡：北京的海德格尔读书会
北京的海德格尔读书会
科比·戈德堡/文
王立秋/译
Coby Goldberg, “The Beijing Heidegger Reading Group”, LARB, February 8, 2021,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beijing-heidegger-reading-group/。译文仅供学术交流，文中内容不代表译者立场。转载须注明原文信息和出处，请勿做商业用途。
本文可配合马克·里拉《在北京读施特劳斯》一文阅读，同样是国外学者对于国内学界的有趣观察。
英文：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79747/reading-leo-strauss-in-beijing-china-marx
中文：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883.html
我最早是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的咖啡店遇见海德格尔读书会的成员的。那是我在北京交流的那个学期的第二个月，我无意中听到一群人在谈论海德格尔和他的大作，《存在与时间》。
“请问”，我插嘴说，“你们是在谈《存在与时间》吗？”
“对”，一个看起来四十岁出头的秃顶男人回答说。“我们在搞海德格尔读书会”。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在更加私密的空间聚会，他在为挤在校园咖啡店的一张桌子上而致歉的时候说，但那天他们要去附近听一场关于康德的讲座。
在解释了我本人也是一个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的哲学交换生后，他们邀请我参加读书会的下次聚会。
我从来没有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但看起来，这是个和中国学生谈笑风生，超越校园咖啡店的肤浅谈话和研究他们是怎样思考他们的生活的好机会。所以我也买了一本《存在与时间》。
我参加的第一次聚会，是在校园东北角一家咖啡店的一个包间。包间的拉门和咖啡店的其他空间之间立着几盆植物。包间里的装修很简单——一张桌子，周围有几把椅子，角落里立着一个空书架。
秃顶男人宣布读书会开始——出于方便叙述的目的，下文就叫他汪老师。他是哲学系的博士生，当时正在给他关于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收尾，也是读书会非正式的领头人。汪老师控制着读书会的节奏，他时不时地停下阅读，来更加细致地追问某个词或观念，或离题谈谈他最喜欢的哲学问题。
我们翻开书的第158页——他们每周聚一次，在我参加的时候，读书会已经进行了六个月——坐在汪老师左边一个穿毛绒背心的眼镜男开始读海德格尔著名的难懂的散文：“操持可能从他人身上仿佛拿过‘操心’来而且在操劳中自己去代替他，为他代庖”（商务译本译文，这句话的英文译成了：可以说，它从他人那里拿走了“操心”并在操劳中把自己放进了他的位置；它可能为他而跳进来[leap in]），他大声地朗读，每次停顿时都要重重地咽一口口水。或者说，他读的是那句话的中译。我则默默地跟着看我的英文译本。
汪老师把手放在他的助理肩上，意思是停一下。“在中文里，他们把这个短语翻成了‘代庖’。”他转向我。“英文是怎么翻的？”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个短语，所以我把刚才的那两句话的英译大声念出来。另外，我还念了一个脚注，这个脚注解释说译文选用不如其他表述通顺的“跳进来”，是为了强调这个短语的德语原文和书中使用的其他术语在词源上的近似。我不是很理解我刚才说的话，他们的英语也都说得不太好，所以我假设，他们也不是很理解。不过，虽然我说得越多，给这群人带来的帮助越少——他们盯着我，眼中充满了不理解——但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或多或少地为我的在场而感到高兴。
“这里说的是跃进”，我用普通话总结说。“大跃进”。我无意识地提到了毛的大跃进——这场灾难到现在都还很敏感。但汪老师只是清了清嗓子。他说，“对，谢谢你”。然后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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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用什么语言来读《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作品都很难读透。它们主题抽象；结构隐晦；并且，最具挑战性的是，海德格尔造了很多新词。
之所以会有这些新词，是因为他回答的问题——存在“这个最普世而又最空洞的概念”是什么——和我们用来谈论不能被表达的东西的语言密切相关。To be这个词指存在（“我存在”，“上帝存在”），但它也是一个系词（“是”）。“天是蓝的”，海德格尔这样强调，就好像他第一次发现隐藏的是那样。
海德格尔写道，“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存在’。”（商务译本译文，按英文译是：只要你认知某物或做出论断，只要你对实体做出动作，你都会用到‘存在’。）这个术语的一切逻辑定义，都得做出一个“是（什么）”的陈述。要定义存在，你必须说“存在是x”，这样你就用到了是，也就是to be这个词的变位——一个语言的扭结。所以海德格尔必须创造新词。
这就把我和我的中国会友摆到了差不多的位置上。在阅读海德格尔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次碰到那些词。
但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语言根源的关注，使他对中文读者来说变成了一个古怪的选择，中文没有系词——即关联一个词（天）及其定义（蓝）的存在动词（是）。在中文里，海德格尔强调的那句话的正常说法是“天蓝”。而“存在”那个词，也就是中文用来翻译《存在与时间》的那个词仅仅意味着存在，它的定义里没有系词的意思。
无论你是否共享海德格尔关于to be作为系词（我是一个思想家）和存在动词（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存在”）的双重用法的关注，它都在你（指英文读者）现在正在阅读的语言里面。但对我海德格尔读书会的会友（他们陷入了语言双重困惑）来说就尽然如此了。
汪老师陶醉于化这个看似无意义的圆为方。他会亲切地大谈为什么海德格尔选择特定的德语词，为什么中译者决定用特定的词来翻译它。他英语说得不好，但关于我买的约翰·麦夸里(John MacQuarrie)和爱德华·罗宾森(Edward Robinson)的英译本，他倒是懂得不少。“这两位的英译更忠实”，他赞许地告诉我。《存在与时间》里没有一个词是偶然的，汪老师也相应地给每一个词恰当的处理。
“海德格尔的论证结构可能取决于一个词”，在读书会停下来讨论海德格尔对操心这个词的使用的时候，他曾这样解释道，“只有用这样谨慎的措辞，你才能释放纯粹的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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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第二次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后，汪老师邀请我出席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举行的六位海德格尔专家的小组讨论。讨论将在清华对街那所更加专注于人文学科的学校，北京大学举行。
那天早上，汪老师给我发信息，说可以陪我从宿舍走过去。“北大很大”，他说，“我不想让你迷路”。
在我们抵达会堂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可能找不到这个地方。在那个十二月的清新的下午，那个建筑门外站着至少一百个人，还有数百人已经进去了。主办方还需要在分会场为会堂无法容纳的人直播。那个建筑的门面悬挂着一块巨大的指示牌，上面写着这次活动的名称：海德格尔与中国。
海德格尔在中国大学有着摇滚巨星般的地位，而参与那次活动的两大人物也被认为是名人：陈嘉映教授和王庆节教授，1987年，在他们还是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参与了《存在与时间》的中译，当时中国正流行存在主义热。毛主义时代的革命动荡过去了，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哲学家进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多年的，被国家大事定义的生活之后，我认为人们真的喜欢哲学完全关乎个体的想法”，陈嘉映指出。“许多人如饥似渴地谈论与个人经验和自由而非社会相关的问题。”
讲台上一个较年轻的学者孙周兴表示同意。“海德格尔是哲学研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说，“也许，甚至超过了马克思”。甚至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研究马克思对政府的可能威胁，也超过了研究海德格尔，因为前者处理的是社会政治关系，而后者不关心这些问题。对那些想远离政治的人来说，海德格尔是他们的人。
中国的智识传统厌恶独立于政治的哲学，在这个传统中，有志向的文人会花数十年的时间，为准备科举而研习哲学和诗歌经典。在他中举当官后，他会铭记一种将指导他的工作的伦理观。换言之，哲学是从仕的基础。如果你是埋首于某个关于抽象问题的学科的西式学者，那么，你就是在忽视你的义务。
真正的圣贤会试图指导皇帝，而中国的历史也不乏对权力说真话的勇敢官员的故事：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一位被诬告的将军辩护而受腐刑。据传说，中国第一位韵文诗人屈原，也在王不听从他的警告后在流亡中自溺而亡。但大多数士大夫会履行他们身为权力之仆从的义务。花数年的时间来研究儒家的对错原则不必然使人具备在实践中区分对错的能力，也不能使人免受权力的诱惑，消除直面权力的恐惧。
在这里，海德格尔个人的故事是相关的，因为它正面了坏政权可能对伟大思想家产生的腐化影响。在1927年出版《存在与时间》后，海德格尔是德国哲学冉冉上升的新星之一，他还被弗莱堡大学任命为教授。但在1933年4月，他的校长因为拒绝张贴反犹海报而下台后，海德格尔欣然接任其职位。十天后，就在焚书变成潮流、犹太人被剥夺在大学的职位的同时，他加入了纳粹党。
尽管海德格尔与该党的观念的私人关系还是一个聚讼不断的问题——他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是犹太人，从他的学生发展为他的情人的汉娜·阿伦特亦然——但在公开场合，他以皈依者的激情拥抱阿道夫·希特勒。为成为元首的个人哲学家，海德格尔用他的平台来为纳粹党关于一位新的伟大领袖的理论背书并对这个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不要让理论和‘理念’成为你的存在的统治者。元首本人——也只有元首——才是德国的实在和法，在今天如此，在未来也如此”，他告诉他的学生。
今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跟随海德格尔阴间步伐。近年来，随着中共拉拢中国一些顶尖学者的努力的展开，一些之前的批评者，变成了谄媚者。一度支持工人权利的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文中，他把习总书记比作一位可以“创造‘现代君主’与人民的统一”的“神话”领袖。作为回应，公开批评中共的荣剑写了一篇题为《汪晖的“海德格尔时刻”？》的文章。荣剑严厉批评汪晖，说他“主动选择一种明确的政治决断”，为权力而牺牲了独立的价值和思想。“在哲学、信仰和道德已经失去了对知识人的最后约束作用之后，我们将会不断地见证知识人的堕落如何助长政治重新进入一个漫长的至暗时刻”，荣剑写道。
在威权主义政权之下，“哲学、信仰和道德”可能失去它们对知识分子的约束。这些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可能为恐惧的政治所驱动。海德格尔的黑暗遗产给我们上的，就是这一课。
但在荣剑从海德格尔的遗产得出知识分子必须依然不屈服地对权力说真话的同时，汪老师却从中学到了不要去碰自己专业外的主题的重要性。在读书会的一次聚会上，在一名成员提出关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问题的时候，汪老师曾说，“就其个人或政治行为而言，我们不能完全信任海德格尔。他是一位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思想家，应该在他的学科内部理解他。那就是现代大学系统及其学术分工的力量。”对汪老师来说，在坚持在大学的高墙内研究哲学的价值上、在不管世界杂乱的灰色地带埋首为真理而真理上，海德格尔给我们上了一课。
我问汪老师，对于荣剑对海德格尔遗产的使用，他怎么看。“传统中国圣贤、士大夫的理想，是实现‘知行合一’”，他在微信上引用出自一位十五世纪知识分子的成语对我说。“在今天的社会，不是这样啦。”
同时，汪老师还在写他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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