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大流行病！》在拉美
斯拉沃热·齐泽克交谈
《大流行病！》在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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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A. 巴里尔-阿森霍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在Covid-19大流行病开始无限增殖、在不同国家引发人类灾难并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国际媒体的头条之后不久，你马上就出版了《大流行病：Covid-19震撼世界》(“Pandemic: The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一书。这本小书共十章，它们概述了一种整合了不同学科（哲学、政治学、心理分析和历史学）的分析。这本书为什么出的这么快？
它实际上不是一本书，而是我在报纸和数字媒体上发表的短论的合集——我还在写这样的评论，九月份会出第二卷。为什么我要这么快地做这件事情，跳过反思的必要时间，在我能够提出一种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自洽理论之前出版它们呢？因为我很想介入我们的处境，使人们意识到，这一处境不仅是一个医疗的紧急状况，也是一个极为政治的时刻：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及其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都被悬置了，而为将取而代之的东西的斗争还在继续。在我们不得不服从隔离的规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停顿——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些（看似）停顿的时刻，事情正在根本上发生变化。无视这点是一种集体的精神病。
在我关于大流行病的评论中，我经常写伴随大流行病发生的，相当普通的问题。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收成和分配——植物的生长本身有没有受到威胁呢？现在，蝗虫正在破坏从东非到西印度的收成，使也受干旱威胁的部分地区……如果我们总结这一切，那么，结论是，我们正在面临这样的前景：食物大量短缺（如果还不是彻底的饥荒的话），而且还不只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问题不只是你常买的草莓会变得更贵……在这点上，我能听到我的批评者（和我的朋友）的笑声，他们嘲讽地指出，新冠传染病意味着我的哲学家生涯结束了：现在，在我们存在的基础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会在乎对黑格尔做拉康式的解读呢？现在，就算是我，也得写粮食收成了……
我的批评者彻底错了。正在流行的传染病不但说明了各种一直在表面下激烈进行的社会和经济冲突；它不但使我们面对无数的经济和政治难题。它还日益成为一场真正的全球社会观的冲突和人类的观念的冲突。这场冲突是一场严肃的，关乎存在的冲突，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取消那些拒绝戴口罩的人。一个德州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布伦登·迪利(Brenden Dilley)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不戴口罩的：“死也不当傻逼。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现在看起来像个傻逼。”迪利拒绝戴口罩，因为对他来说，戴着口罩走来走去，和最基本的人类尊严不相容。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哲学家也应该写粮食的收成：我们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最终取决于我们对人生采取的基本立场。我们是像迪利那样，拒绝一切对我们的个体自由的侵犯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呢？还是已经做好了为大多数人的经济福利而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准备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相信只有国家的严格管控才能救我们的威权主义者呢，还是认为传染病是自然给我们的警告，是对我们开采自然资源的惩罚的新世纪唯灵论者？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是在考验我们，并最终将帮助我们找到出路呢？这些立场中的每一个，都依赖一种具体的，关于什么是人的看法，它与这样一个层面有关，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哲学家。
在我们试图给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分类的时候，这个哲学的维度就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和作为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发生过一场他们处在哪个阶段的争论，结论是，尽管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但他们也不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引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个进一步的区分……类似的事情不也在新冠传染病那里发生了么？直到一个月前，我们的媒体还充满了关于秋冬第二波更猛烈的疫情的警告；而在到处都是新高峰，感染的人数又有增长的时候，它们又说这还不是第二波，知识第一波的强化。
新冠病毒感染正在增加，于是人们又再次开始担忧，而政府也宣布了新的限制措施，伴随这些措施的，是一个明示或至少是暗示的限制条款：但不会再彻底封城了，公共生活将继续……这个限制条款是许多人自发的呐喊：“我们不能再忍受（彻底封城）了。把我的正常生活还回来！”在这些呐喊中，我听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对雅克·拉康的主张——正常是精神病的一个版本——的肯定。今天，要求回到常态意味着一种对病毒的真实的精神病式的拒斥，我们继续演得好像感染实际上没有发生那样。看看川普最近的言论吧：尽管他知道传染病波及的真实范围，但他还是像他不知道一样说话、行动——他野蛮地攻击“左翼法西斯主义者”是今天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等等。但在这里，川普远不如我们想的那样，是一个例外——我们经常在媒体新闻上读到这样的内容：“尽管出现了新的感染高峰，但……依然继续开放”。因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回到常态因此也就变成了至高的精神病姿势，变成了集体疯狂的迹象。
在这里，雅克琳娜·罗斯(Jacqueline Rose)对我提出了一个重要反驳：“下流，甚至是精神病向公共政治空间的侵袭，和你关于此刻的进步元素的叙述不符啊。伦理学能打败下流吗，恐怕整个精神分析都指出，不能。”我认为事情要更复杂。弗洛伊德已经写过，在变态中，无意识是最难进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几乎不可能对变态的人进行精神分析——首先，你得让他们变得歇斯底里，应该增加歇斯底里的问题，来削弱他们的确信。但我认为，现在，在传染病还在延续的时候，我们见证的，正是这样的，那些摆出变态甚或精神病立场的人逐渐歇斯底里化。川普和其他新右翼民粹主义者正在崩溃、变得紧张，他们的反应也越来越不连贯，越来越自我矛盾，被一个问题纠缠。回到罗斯：我认为下流本身已经依赖一种特定的伦理学了，它遵从某个只可能被指认为“伦理的”的立场——那些公然下流的人想用他们下流的行为使人们感到震惊，并以这样的方式，使他们从自己的日常幻觉中清醒过来。克服这种下流的伦理学的方式，是说出它的种种不连贯：那些下流的人也有自己的禁忌，他们从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激进。
你的书从黑格尔的一句话开始，即，人们不可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我相信，历史不可避免地涉及弗洛伊德所谓的“哀伤工作”，即一种与失去的物的谈判，同化以及随后的远离，在这个意义上说，表面上看，有一种失去-忘记的二联体，和黑格尔的观点一致。不过，就大流行病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历史中，通过回忆人类面对过的类似事件，学到足够的东西。对爱德华·汤姆森(Edward Thomson)来说，过去一直在我们身边，在某些情况下是失去了，但痕迹还在社会中，还在我们身上。往这个方向想，最初的传染病，比如说，众所周知的“黑死病”起到了贯彻有利于安全卫生的措施的作用，各国创造了各种内部网络，来改善或建设新的医院，各种“自我保健”项目也应运而生，如此等等。最终，对弗朗索瓦·多斯来说，历史是对真理的不断追寻，它用过去来建设服务于未来的工具。所以，黑格尔的那个说法真的成立吗？你为什么选择以那句话作为对大流行病的分析的起点呢？你引用这句话是想说什么？
在这里我依然是黑格尔派——黑格尔没有说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他写的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从历史中什么也学不到。当然，在对过去的灾难做出反应、把它们纳入各种关于可能的更好未来的叙事的意义上，我们的确从历史“学习”。比如说，在一战的恐怖之后，人们被彻底吓坏了，于是他们形成了国联来防止未来的战争——但随后，又发生了二战。在这里，我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悲观主义者：一切哀悼工作，一切灾难的象征化，都错过了什么，并因此而开辟出一条通往新灾难的道路。就算我们知道前面有危险也无济于事。只要想想俄狄浦斯的神话就够了：俄狄浦斯的父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灾难还是因为他们试图避免它而发生了……在没有先知预言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的话，灾难是不会发生的。我只是认为，我们的行动绝不是自我透明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的事情会有什么后果。黑格尔充分意识到了这点，而他所谓的“和解”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接受我们的活动的悲剧维度：我们不得不谦卑地接受我们的行动带来的后果，就算我们不想让这样的后果发生。俄国共产党人不想要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这种恐怖也不是他们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恐怖的确发生了，并且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要为它负责。要是对新冠传染病来说也一样呢？要是我们为和新冠斗争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会引发新的灾难呢？
我们应该这样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应用于新冠的实在：在这里，我们也应该记住，拉康认为，没有幻想的支持，就没有实在。幻想提供了被我们经验为实在的那个东西的框架——因此，作为我们的社会实在的一个事实，新冠传染病也混合了真实与幻想：我们感知它、对它做出反应的整个框架，都要靠不同的幻想来维持——关于病毒本身的性质的幻想，关于它的社会影响的原因的幻想，等等。在更多的人死于污染、饥饿等等的时代，（杀伤力不如它们的）新冠几乎使世界停顿这个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这个幻想的维度。我们往往会忘记还有这样的人——难民，被卷入内战的人——对他们来说，新冠传染病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麻烦。
传得最快的一个关于这场世界灾难的解决方案的词是“新共产主义”，后来，你又通过书面和口头的媒介说，你指的是一种更加“适度的共产主义”，你只想暴露这点，即贯彻一种以人而非经济为重的极度国际的合作，是必要的。用这个词，是一种策略吗？
我知道，许多人对我的这个想法提出了批评。比如说，艾蒂安·巴里巴尔写道：“那种认为仅仅因为危机‘大’（这点我是同意的），所以所有‘斗争’都可能融合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革命运动（只要我们“联合！联合！”的口号喊得够响）的想法让我震惊，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些幼稚……还有一些障碍！人们必须先活下去……”但我认为，要是我们想活下去的话，那么，就必须有一种新形式的共产主义。
在过去几个月里，新冠话题使人们彻底不再关注生态问题，前几周，才被从美国向全球传播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抢了风头。最近正在进行的关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与这些领域（新冠传染病、生态危机、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关。来自建制派的压力是，使这三个领域保持分离，他们甚至暗示它们之间存在张力。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看法：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使经济运转起来，为此我们应该稍微忽视生态问题；我们听说，混乱的反种族主义抗议经常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并因此而促进了新冠感染的传播……与这个思路相反，我们应该坚持，这三个领域基本是统一的：作为我们和我们的自然环境的不平衡关系的一部分，传染病暴发，它们不只是一个健康问题；反种族主义抗议也从这个事实中得到了额外的助力，那就是，种族少数受到的威胁，更甚于负担得起自我隔离和更好的医疗服务的白人多数。因此，我们是在和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时刻打交道：所有这三个因素——病毒传染病、种族动乱、生态危机——不但可预期，并且数十年来一直就陪在我们身边。
许多左翼批评家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论证——没有革命党，没有一股知道它想要什么的组织力量就没有革命，而迄今为止我们都还看不到这样的力量——来驳斥我关于持续的传染病会开启一个共产主义前景的想法。不过，这种批判忽视了我们当前困境两个独特特征。首先，处境本身——在健康和经济的意义上——要求我们采取悬置市场机制并服从“按需分配，按劳分配”的格言，如此，甚至当权的保守政客也必须推行像全民基本收入那样的措施。其次，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正接近一场完美的风暴，在这场风暴中，健康危机将与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国际冲突和反种族主义抗议结合。这些抗议不限于美国，而将在世界各地出现——这就好像是，我们正在进入我们伦理意识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种族主义只要被认为是可宽容的就行了。所有这些斗争的结合，对它们在本质上关联的意识，有巨大的解放潜能。
就像托德·麦克高恩(Todd MacGowan)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牺牲——与直接消费利润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用来投资，完全的满足被无限延迟了——但这个牺牲，却没有给人牺牲的感觉，在体验上，它被隐藏了：我们为日后的利润而牺牲。随着新冠传染病的到来，资本主义的牺牲真相曝光了——怎样曝光的呢？它公开地要求我们在此刻牺牲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的生命，以保证经济的运行，在这里我指的是这件事：川普的一些支持者直接要求六十岁以上的人应该认命去死，以确保美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能活下去……当然，数个世纪以来，高危职业的劳动者（矿工、钢铁工人、捕鲸人）也在拿他们的生命冒险，更不用说殖民的恐怖（将近一半的土著人口被抹去）了，但如今，风险被直接公开了，而且还不只是对穷人来说如此。在这一转变之后，资本主义还能幸存下去吗？我认为它不能：这次转变破坏了无限延迟享乐的逻辑，而使资本主义能够运行下去的，正是这个逻辑。
近来你在不同国际媒体上发表了你的见解，不过，你却没有谈到拉美地区。为什么？关于在大流行病来临之际拉美地区发生的事情，你的看法是？
我没有评论拉美的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我不够了解。我只知道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片段：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的命运（对于这个类型的民粹主义，我一直深表怀疑），智利的阿连德的悲剧，古巴革命的失败（他们没有真的发明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我只在埃沃·莫拉莱斯治下的玻利维亚看到真正的解放潜能——我很欣赏作为政客和理论家的利内拉。不是我来告诉你什么，而是我要向你学习——我不能从外部给你带来关于你自己的真相。在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常犯两种相反的错。要么我们会居高临下地对拉美人指手画脚，告诉他们拉美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要么我们会把某些拉美国家理想化，把它们当做真正的革命发生的地方（古巴、委内瑞拉）。
关于2019年10月18日以来智利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看？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国家不得不面对其政治经济模型带来的各种后果，结果，整个国家陷入一个复杂的情况，全国也因此爆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示威运动。
我不知道确切来说这个情况有多复杂。当然，我一直跟进关于智利抗议的新闻；让在欧洲的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它们会发生。我们认为智利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经济繁荣，民主复位——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所知甚少。
从我的立场来看，2019年世界各地（加泰罗尼亚、智利、厄瓜多尔、黎巴嫩、法国的黄马甲）爆发的抗议有这样一个公约数。在每个地方，反对特定法律或措施（法国的高油价、智利的公共交通票价上涨、巴塞罗那支持独立的加泰罗尼亚政客被判处的长期徒刑）的抗议，都扩大为总的不满，而这个总的不满显然一直在那里，等待着偶然的触发，所以，甚至在那个特定的法律或措施被收回之后，抗议还在延续。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精确定义这个总的不满的性质。让我着迷的是——但在这点上，我可能彻底错了——抗议的“天堂里的烦恼”的一面：它们没有在荒芜贫困的国家发生，而是在（至少相对）繁荣的国家，在我们的媒体中被当作是（至少在经济上）成功的故事的国家发生。尽管这些抗议表明，官方的成功故事背后，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但我们也不能把它们简化为经济问题：抗议者表达的不满表明，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运作的（规范）预期越来越高了，这些预期也和像集体的或个体的自由、尊严甚至是生活的意义相关。如今，直到不久之前还被当作正常的东西，变成错误的、应该反对的了。
困扰我的另一件事情是：我们也有只想在现有的秩序中多一些正义等等的抗议；在某个点上，抗议变得更加激进。但在新的社会秩序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有什么观念能说服我。我只看到失败，从古巴到委内瑞拉都如此。今天，随着新危机的爆发，我们需要一个激进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可我们却不能想象它……
在这里，让我补充一个总体的反思。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的生产新东西的动力的对应物，是不断堆积的无用的废物，是报废的汽车、电脑等堆成的山，就像加州莫哈韦沙漠里著名的飞机“坟场”那样。在这些不断堆积的无用的、惰性的、报废的“材料”（它们无用的、惰性的在场让我们震惊）中，我们会感到，资本主义的动力停下来了。而在当我们的社会生活随隔离而停顿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不也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吗？我们看到我们每天使用的东西——商店、咖啡厅、汽车、火车和飞机——就停在那里，关着门，不起作用。这不是一种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强加于我们的悬置吗？这样的时刻应该让我们思考：向同一个系统的平滑运作回归，真的值得吗？
不过，真正的煎熬还不是封城和隔离，真正的煎熬在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又开始动起来的时候开始。在我的书中，我把新冠传染病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影响比作出自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2》最后一幕中的“五步穿心掌”。这招是用指尖连点目标身体的五个死穴：目标如果不移动的话，还可以继续活下去，继续说话，但在他站起来走出五步之后，他就会心脏爆裂而死……新冠传染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不也是这样嘛？封城和隔离还算相对容易维持的了，我们意识到，这是像停下来休息一样的临时措施；在我们不得不发明一种新形式的生活方式的（因为我们回不到过去了）时候，问题就爆发了。换言之，真正艰难的时候，是正在到来的现在。
更普遍地说，如果还会有第二波更强烈的疫情的话，我认为，我们就要面临这样一个严重的威胁了：我们的心理健康会崩溃。这方面的迹象已经越来越多了：根据一些报道，在意大利北部，多至百分之七十的成年男性的心理受到了影响；在西班牙，都市地区的半数儿童会做噩梦；在美国，预计会有数万人自杀……我们不应该为这个趋势而感到奇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根基正在消失。在《水中月》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他理想中的酒吧的氛围——对奥威尔来说，酒吧是下层阶级社交的主要元素，是他们的共同风俗得到肯定的地方，而我们所知道的就把生活还会不会回来是可以怀疑的……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件事情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那就是，看到我们的日常习俗瓦解。在我们实践我们的怪癖或古怪行为的时候，我们总是背靠共同的习俗这个安全的背景，甚至在、特别是在我们违反那个习俗的时候——真正的爱国者总是做好了嘲讽他的国家的准备。拉康把这个公共习俗的空间称作“大他者”，它是我们的生活的象征实质，在大他者开始解体的时候，（我们就离）精神崩溃不远了：恐怖不在于我们违反了我们共享的习俗，恐怖在我们意识到这些习俗正在土崩瓦解，意识到我们再无坚实的基础可依靠的时候发生。
更确切地说，大他者在解体、展示它的无效的同时，也在强化（用关于如何行为、关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精确命令来轰炸我们）。也就是说，精神病式的拒斥不是对传染病的唯一甚或是主要反应。还有一个广泛的执念立场：我们中的许多人享受针对感染危险的保护仪式：我们强迫地吸收，不碰他人甚至我们自己，清洁我们公寓的表面，等等。这就是执念行为：因为物-享乐(Thing-Enjoyment)被禁止了，所以他们自反地转向自身，开始享受把物-享乐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外。
总而言之，再回到你的书和你在书中的分析，关于当前的情景，和未来人类将不得不经历的情景，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么？你认为必须向这个文本的拉美读者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我想通过思考不同的历史时间性模式来指出一个答案。在尚未发表的论文《2020现在时》(“Present Tense 2020”)中，W.J.T.米切尔通过古希腊的柯洛诺斯(Kronos)、埃安(Aion)和凯若斯(Kairos)三神，来解读传染病的时间性。柯洛诺斯是不可阻挡地走向一切生物之死的不能改变的线性时间的化身，埃安是循环时间、季节和十二宫循环、衔尾蛇与永恒复归之神。凯若斯有威胁和许诺两面——在基督教的神学中，它是命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新来到世界”，就像在基督诞生时发生的那样。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凯若斯或埃安的视角来解读传染病的：把它解读为事物线性发展中的一个事件，解读为一个属于坏时节的时刻，一个迟早会回弹的低点。我希望的是，传染病将遵从凯若斯的逻辑：我希望它会使一场迫使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开端的灾难。对我们自由派来说，川普的意料之外的出现，就是一个凯若斯的时刻：某种新东西粉碎了我们既有秩序的根基。我认为川普是我们社会已经发生的错误的症候，我们还在等待新东西的出现。
再一次地，我们的处境极为政治，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点上，在这点上，我们将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显然我们将不能再回到旧常态了。这个为我们的未来而展开的斗争已经在进行了。首先，我们有野蛮的民粹主义者（如博索纳罗和川普），他们想回到旧常态，哪怕那意味着一场健康灾难——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回到把瘟疫和传染病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来接受的前现代的野蛮……我们也有娜奥米·克莱因所谓的“屏幕新政”，一种把人的接触减少到最少的社会观，在那样的社会中，我们的大多数需求是通过网络或无人机来满足的。我所说的“长人脸的野蛮”，指的就是这类像安德鲁·库莫提倡的“屏幕新政”那样的技术统治的解决方案：他们强烈地反对直接的威权主义的国家控制，声称我们都会保持我们的自由，并且，与川普和博索纳罗形成对照的是，他们也主张，不应该牺牲或抛下任何人。不过，他们在两件事情上保持沉默：(1)国家机器和像微软和谷歌那样的大私企将记录和控制我们的生活的一切细节，以及(2)在真实生活中，整整一个阶级的人（护工、食物供应者等等）将不得不继续工作，这样，我们的光荣孤立才可能维持下去。
看起来，我们的未来将是这两个计划的结合。但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种种迹象表明，还有第三个选择，我挑衅地把这个选择称作共产主义：从全球团结到地方受威胁社群的自组织。这些迹象很好找。我的西班牙朋友告诉我，在传染病高峰期，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地方社群的人自己组织了起来，帮助需要有帮助的人。甚至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为抢地盘而斗争的地方帮派，也达成了和平，并组织起来帮助老弱病残。在相反的一端，显然，全球合作会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发现，那种认为私企拥有新冠疫苗的配方的想法本身是荒谬和下流的。我在书中更加详细地解释了这点，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所谓的“共产主义”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无关。我只是在说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现实面前，甚至当权的保守主义政客，也被迫采纳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措施——为挽救生命，他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把市场机制停下来，让事情顺着社会的意愿和决定发生。
我完全支持布鲁诺·拉图尔的想法，新冠传染病不是一个从外部打击我们的意外，而是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野蛮表达和效果，就像他说的那样，是在前面等待我们的事情的“彩排”。即便传染病的影响受到遏制，也还会有别的大流行病和别的生态灾难。只要想想最近西伯利亚北部诺里尔斯克附近的石油泄漏就够了：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冻土融化——储油建筑的地基垮了，因为土地变得太软以至于不能支撑它们。想想冻土将释放出来的古代细菌和病毒！我认为，在某个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生产社会化，并悬置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
如果我们不能发明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情况将比更糟还糟一些。再一次地，我的假设是，新冠传染病宣告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这个新纪元，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切，包括为-人的基本意义，而我们应该按照这些思考来行动。也许，今天，我们应该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个论题颠倒过来：在二十世纪，我们太急于试图改变世界了，现在，是时候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了。
END
本文译自Nicol A. Barria-Asenjo and Slavoj Zizek, “Conversation with Slavoj Zizek: Pandemic! In Latin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Zizek Studies, Vol. 14,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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