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文

王立秋/译

译自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 “Maoism and the French Six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12 (2) 195-204。中译得到作者许可，条件是：完整引用原文作者和出处，并保证内容，不做删改。对中译文的使用也应遵循这一要求。文章首发于“四季书评”：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6319.html

本文是一篇书评论文，评论的是：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东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革命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遗产》(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为：理查德·沃林《东方：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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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的《东风》力图解释何以见证了1968年革命政治热潮的法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会以通过再造公民社会、打破第五共和国早期专家政治对国家的宰制来使法国民主化而告终。聚焦于毛主义——主要是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下文简称GP)的毛主义——和知识分子，沃林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早期，毛主义的文化革命概念逐渐通过一个“建构性的政治学习过程”(p. 4)1，从强调革命夺权，向聚焦民主变革转变。因此，这个概念给一代人提供了“一个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束缚的退出策略”(p. 20)。尽管沃林承认，毛主义“不可能独揽”这个变化的“功劳”(p. xii)2，但他显然给了它最大的功劳。

不幸的是，《东风》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虽然它的作者比以往的学者更重视毛主义，但它的论题是过时的。​它是阿蒙和罗特曼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新闻叙述《一代人》(Génération)的回声。3朱利安·博格(Julian Bourg)最近出版的《从革命到伦理》(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是一部精度、研究深度和复杂程度超越《东风》的历史学著作，尽管它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1968年及其后果导致了法国的民主化——博格也在书中考察了许多相同的行动者和事件。4《东风》令人失望的另一个地方，在于它的研究相对肤浅。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在它里面几乎找不到任何新信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二手文献，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档案研究的支撑，并且在大多数问题上，它也没有深入钻研出版过的一手文献。通过拿沃林的脚注和参考文献来和博格的书或现成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目5作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关于这个话题，可做的事情多多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是可以使用GP和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下文简称GIP)的档案的，但沃林一个都没有用，而事实是，这两个团体对他的论证来说都极其重要。

《东风》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平行地叙述了一方面，1968年的历史——从它的起源到它的过程和后果——和另一方面，法国的毛主义。第二部分聚焦于知识分子，主要是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和那些与《原样》杂志有关的知识分子（以菲利普·索莱尔斯和茱莉亚·克里斯特娃为主），并以一个对1968年和法国毛主义的遗产的分析作结。在两个部分之间有一个简短的章节《论阿兰·巴丢的宗派毛主义》。

沃林关于法国六十年代的叙述有点炒冷饭的意思，它只是轻微改写了那个时期的经典的社会与政治评论，而没有把最近的学术研究考虑进去。结果，沃林只是在米歇尔·克罗齐尔的“被封锁的社会”的基础上，添加了阿兰·图海纳、塞尔日·马莱、亨利·列斐伏尔、情境主义和《社会主义或野蛮》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于马克思主义(marxisant)的分析。根据这种观点，在1968年之前，法国就已经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了，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异化的震中”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流通领域”，这样，“增加了的物质上的满足转变为一种弥散却不可否认的存在意义上的恶心”(pp. 49, 55)。6而法国人又碰上了家长式的戴高乐主义技术统治政治系统，这个系统没有改革自己以适应时代快速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能力。这个分析是如此之宽泛和笼统，如此地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批评的陈词滥调(lieux communs)，叫人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也许，只要这么说就足够了：对许多庶民(menu peuple)来说，“增加了的物质上的满足”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梦，而“存在意义上的恶心”在很大程度上也专门留给消费波伏瓦、佩雷克和戈达尔的人的。戴高乐主义国家的主要问题不像沃林指出的那样，在于它是传统主义的(p. 50)或返祖性的(pp. 45, 52)。它能够进行像1967年的《诺维特法案》(Loi Neuwirth)那样的改革，这个法案放开了对避孕的限制。相反，它苦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关键的改革（比如说富歇的高等教育改革）考虑不周，在涉及自由化的时候三心二意。因此，比如说，格拉潘院长在南泰尔容忍了宿舍探访规定的招摇，但教育部长却拒绝执行书面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只增加了学生的不满。7类似地，在1968年5月期间，政权在镇压学生和向学生让步之间的摇摆只煽起了抗议的火焰。

对沃林来说，五月既是一场“利比多的”革命，又是一场“自-制的”革命，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沃林本可以参考博格对五月的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的分析8，更好地理解这个矛盾。但不幸的是，在这里，沃林也避开最近的学术研究，选择了老旧的备用品。因此，他关于1968年五到六月罢工浪潮期间工人动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塞尔日·马莱的论文(p. 98)，而他对法共在格勒奈尔协议谈判中的动机的分析，则改写了孔-本迪兄弟的《过时的共产主义》(Obsolete Communism)(p. 266)。9在忽视关于1968年工人的大量学术成果的情况下，沃林通过引用该时期的一个情境主义者的分析10指出，工人-学生行动委员会在引发罢工潮上起关键作用，并断言在罢工期间，工人抛弃了“无能的工会代表”(p. 98)。这两个主张，都是说对不如说错的极大的简化11，但它们也是沃林的方法的症候，他的方法，不过就是改写经典、和赞成那些在他看来“正确”的人——主要是《突破口》(La brèche)12的作者们（埃德加·莫兰、科尔奈里乌斯·卡斯托里亚蒂斯和克洛德·勒弗尔）和阿兰·图海纳(pp. 107-108)——罢了，这点在关于对1968年五月的各种诠释的那个章节尤其明显，它忽视了所有近来的学术研究，只参考了让-皮埃尔·勒高夫的《68年五月：不可能的遗产》(Mai 68, l’héritage impossible)。13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更像是知识分子的啦啦队干的活，而不像是历史学研究。

对任何阅读过关于法国毛主义的法语文献的人来说，沃林关于它的讨论，甚至比他对法国六十年代的总体分析还要让人沮丧，因为无数事实性的错误，彻底糟蹋了不同毛主义组织的历史。对沃林的总体诠释来说，一些错误相对而言无关紧要，比如说他断言高师的毛主义者因为努力从内部改革共产主义学生联盟而被称为“意大利佬”14(p. 118)。15其他错误则更要命，特别是他关于法国毛主义在1968年五月后的重构的古怪讨论。沃林正确地指出，在五月后，（毛主义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下文简称UJC-NL)分裂为两个派系，相信需要建立一个先锋党的“取消主义者”，和以本尼·莱维(Benny Lévy)（化名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为首的人数较少的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后来形成了GP。但是，沃林错误地把《走向内战》(Ver la guerre civile)的作者（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ismar]、埃尔塔·埃尔瓦雷兹[Herta Alvarez]和伊芙林·朱利[Evelyne July]）识别为前者，说它受热斯马尔领导，并且它的成员“到高师图书馆学习和阅读”(p. 136)。与沃林的说法相反，大多数取消主义者一开始加入的，是更为古板、更分等级的毛主义组织，即法国的马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 de France，以下简称PCFML)。而且，热斯马尔和《走向内战》的其他作者与取消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身为全国高等教育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SNESup)总书记，在1968年五月事件中极为显眼的热斯马尔，从来没有加入过UJC-ML，而他的合作者们也都来自三月二十二日运动，这个无政府团体领导了南泰尔的学生起义。他们从来都不是取消主义者，不久之后也都加入了GP，他们在GP中的存在，使GP作为68的继承者的身份变得合法，而他们的《走向内战》也帮助GP从事件出发，重新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沃林没有提到GP和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之间的这关联，结果也就给了读者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法国毛主义的历史是连续的——他还通过不正确地断言GP 在本尼·莱维的领导下 “重新肯定了这个团体[UJC-ML]先前的政治路线”(p. 137)，彻底低估了法国毛主义在五月后的重构的重要性。关于热斯马尔及其合作者——他们绝非毛主义者——加入GP的思考本应引出GP实际上有多“毛主义”这个问题。

沃林通过把反文化、反等级的毛主义团体“革命万岁！”(Vivre la révolution !下文简称VLR)呈现为GP的一个分支从而把GP和“革命万岁！”及其期刊《全部！》(Tout !)混为一谈的做法也很成问题。他说“在1970年秋天，隶属于‘革命万岁！’团体的毛主义者与GP分道扬镳，成立了《全部！》”并断言该刊物“听命于前无产阶级左翼领袖蒂耶诺·格兰巴克(Tiennot Grumbach)”(p. 141)。后来，沃林又重复了相同的看法，说，“1970年无产阶级左翼的一支分裂出来形成了‘革命万岁！’”(p. 218)。但是，“革命万岁！”成立于1969年，它的出现与1968年8月之后的GP无关，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起先在1968年UJC-ML解体后加入PCMLF的前取消主义者和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再一次地，沃林没有提到这场运动的贡献）的校友。至关重要的是，在1968年领导取消主义者的时候与本尼·莱维及其同伙断绝联系的格兰巴克从来没有领导过甚或加入过GP。16后来，沃林在写到“在另一个GP的忠诚拥护者阿兰·热斯马尔（在这里沃林倒是把热斯马尔认对了）被捕后，萨特承担了另一个毛主义机关报刊《全部！》的名义上的领导工作”(p. 201)的时候，暗示《全部 !》隶属于GP。事实上，热斯马尔在1970年6月被捕，而萨特直到9月才接过《全部！》的领导工作。除这两个行动都是法国政权镇压极左翼造成的结果外，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最后，在讨论GIP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沃林奇怪地坚持“它的灵感在很大程度来源于自由至上的毛主义团体‘革命万岁！’”(p. 17)。尽管GIP与GP的关联众所周知，但它与“革命万岁！”的联系是断然没有的。本来嘛，把GP和“革命万岁！”混为一谈也不是什么大事，可事实上，尽管沃林叙述的历史聚焦于GP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但被沃林当作法国六十年代的结果来赞美的许多塑造更加民主、多元的法国的社会文化变革与“革命万岁！”和《全部》（它们站在法国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最前线）的关联，看起来比它们与GP的关联还要紧密。

除这种关于法国毛主义的最基本事实层面上的混淆外，沃林还系统地夸大了法国毛主义的影响。对沃林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几乎整个巴黎知识界都陶醉和沉迷于毛主义”(p. 203)，“作为五月事件及其与毛主义者的联系[这里的强调是我加的]的结果，法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他们之前如此迷恋的雅各宾派-列宁主义的威权政治模型”(p. 4)。这些当然是极为笼统的概括，它们并没有把和毛主义几乎无关或完全无关的大量知识分子考虑进去。这方面的例子就包括弗朗索瓦·弗雷(François Furet)（他1978年的《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雅各宾主义的最重要的批判）17和许多像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帕特里克·维夫勒(Patrick Viveret)、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保罗·蒂博(Paul Thibaud)那样与所谓的第二左翼有关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都在不受毛主义影响的情况下，对雅各宾主义提出了激烈的批判。18而对这个威权主义政治批判做出重要贡献的新哲学家也很难说都是毛主义者，但从沃林那里，你读不出这些，他只关心那些是毛主义者的人。新哲学的主要支持者，非毛主义者的贝尔纳-昂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被他忽视了(pp. 281-2)，而新哲学家菲利普·尼莫(Philippe Nemo)则被他错误地识别为前GP激进分子(p. 344)。在沃林的叙述中，GP毛主义的假定的影响，（在范围上）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沃林按表面意义接受了GP自己的胜利主义的修辞，言之凿凿地声称GP的行动“有助于保存五-六月起义期间点燃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p. 138)。他充满同情地把GP对高档食品店馥颂的突袭描述为一次“宣传行动”(p. 198)19，这次行动使GP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并使“法国的公共舆论……戏剧性地倒向毛主义者一边”(p. 199)。这个主张看起来就很夸张，《东风》也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来支持它。在这里，就像沃林在说1968年秋天GP领导人“开始正确地解读变化的政治情景”(p. 300)（而当时他们还幻想革命即将发生）的时候一样——看起来，沃林又搞起了啦啦队式的不加批判的坚定支持。

在宣称毛主义影响了像萨特和福柯那样的知识分子名人的时候，沃林的理由更充分一些，但在这里，他还是几乎没有在现有的叙述上增加什么，并且还夸大了情况。就萨特而言，沃林通过首先把萨特与法国毛主义者的关系描述为“权宜婚姻”(p. 16)20——而这，只是为了后面的反转：之后他又说，这段关系“不只是政治权宜的联盟”(p. 179)——把读者搞懵了。21沃林后来的说法更准确一些。沃林关于萨特与GP的分与合的具体领域的叙述大体上是说得过去的，但他在写一直澄清自己不是毛主义者的萨特“公开卖弄他对毛主义的政治忠诚”(p. 16)的时候做得太过了。更重要的是，沃林夸大了毛主义对萨特的影响。对沃林来说，直到1968年及之后，萨特都一直是一位相当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萨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读出支持“直到五月萨特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政治模式”(p. 196)这个论题的证据。考虑到萨特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沃林的这个判断，即“萨特的毛主义插曲……使他得以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束缚”(p. 179)，在遇见GP之前萨特早就摆脱这个束缚了。22说“1970年左右，萨特对毛主义的介入使他重新评估知识分子的使命”也很牵强，因为早在介入毛主义者之前，萨特就已经准备好重新评估知识分子的使命了，而且促成这个重新评估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和毛主义者的相遇，不如说是1968年。23在这点上，我对《东风》的批评不是要否认GP毛主义者对萨特的影响——从他干脆地偏离马克思主义，逐渐变得民粹并支持直接的民主政治以及他最后在与本尼·莱维的谈话中的伦理转向，是可以明确看出这个影响的。我的重点是，萨特的政治的许多被沃林归功于毛主义影响的变化，在萨特与GP的联系开始之前，就已经要发生了。

类似地，在与罗恩·哈斯(Ron Haas)合写的关于福柯的那个章节中，沃林也夸大了GP对福柯来说的重要性。福柯主要是通过GIP（他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接触到GP的。沃林充分利用了这个事实，即，GIP中的许多激进分子也是GP的成员，以及GIP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与1970年GP的多位领袖被捕后GP与监狱问题的斗争。对他来说，“GIP的基础架构和组织实践完全是毛主义的”(pp. 17-18)。沃林声称——不幸的是，他没有引用任何材料来支持自己的主张——福柯曾说“GIP是GP加上‘知识分子’”(p. 290)。因为GIP在沃林看来本质上是GP的事业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迷住了福柯，所以沃林得出了“身为哲学家-活动家福柯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无产阶级左翼”(p. 290)的结论。然而，正如朱利安·博格在他关于GIP的那个出色的章节中澄清的那样，福柯一直拒绝GIP与GP之间的一切同化，并有意识地让前者和后者保持距离。而且，尽管毛主义的调研策略可能在GIP的起源中起到了作用，但福柯把GIP对这一策略的使用引到一个新的方向上，用它来支持一种自我代表的政治，而这种政治和GP的政治有着实质性的差异。24沃林关于毛主义对福柯的观念的影响的叙述也是可以争论的，就像迈克尔·C.贝伦特(Michael C. Behrent)在他对沃林的书的评论中解释的那样。25在这里，与重复贝伦特的论证相反，我只想补充这点，即，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影响福柯思想发展的经验是他在GIP的经验而GIP本身并不是毛主义的而言，我们很难得出具体来说，毛主义改变了福柯的想法这一论断。

沃林关于《原样》和阿兰·巴丢的讨论的特征，不同于他关于萨特和福柯的章节。在关于《原样》和巴丢的章节中，沃林认为，与毛主义的遭遇，并没有促成他在萨特、福柯和GP的演变中看到的那种公民社会的民主繁荣。一眼看上去，这些章节的意图并不明确。它们无益于沃林的整体论题，因为沃林并没有在解释为什么这些毛主义会转向不同的方向上做出任何严肃的努力。尼罗·考普皮(Niilo Kauppi)对《原样》的文学政治的布尔迪厄式的分析是一种可能的回答26，但沃林没有这样做，他更喜欢把问题个人化，说“索莱尔斯对（成为）知识分子焦点人物的近乎绝望的渴求”(p. 239)是这个期刊的历史的决定因素。关于巴丢的讨论也没有更多的启发性。沃林对巴丢的生平（本来，巴丢的生平经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选择的）的处理是如此地仓促，以至于他忽视了这个事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巴丢是PSU第二梯队的领导人物27——沃林说，巴丢是在1968年5月后才加入PSU的。

在深入检验之后我们会发现，看起来，这些章节的真实意图，是谴责沃林厌恶的哲学和哲学家。因此，关于《原样》的那个章节是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攻击的延伸，这个章节突出了一个关于茱莉亚·克里斯特娃的作品的冗长讨论(pp. 247-60)——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这个讨论看起来与《东风》更大的论题毫无关联。沃林没有抵抗挖苦这个杂志(p. 272)和搞政治辱骂的诱惑（无可否认，《原样》的历史的确给人这样的诱惑），比如说，他说，1968年五月《原样》那群人“抽错签站到了PCF头子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那边”(p. 272, 267)。这种带刺的话无益于促进对历史的理解，但看起来，比较沃林关于不同毛主义团体的讨论就可以发现，理解并非他的目标。在整本书中，沃林在写到UJC-MJ和GP的毛主义者的时候都充满了同情，但他却不给《原样》和巴丢这样的同情。因此，虽然UJC-ML和《原样》那帮人在1968年五月都没有支持学生起义，但在描述前者的不作为的时候，沃林使用的是中性的修辞（“毛主义者将一直旁观，直到5月13日那一周”[p. 97]），而在描述后者的时候，沃林加上了一个相较之下使后者显得自以为是的形容词（“在五月起义顶点的几次战斗期间，《原样》这帮人却在舒适地旁观”[p. 267]）。沃林关于GP毛主义的论述和他关于巴丢的马列主义的法国共产主义者联盟(Union des communistes de France marxiste-léniniste, UCF-ML)之间形成的对照甚至更加令人不快。在GP的毛主义者偷地铁票再把票免费分发出去的时候，他们“点燃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在他们突袭馥颂然后把抢来的东西分给市郊的居民的时候，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宣传行动”；而在UCF-ML的毛主义者帮助购物者不付钱就离开商店的时候，他们的行动看起来就“退化成单纯的抢劫了”(p. 159)。28与全盘驳斥巴丢相反，沃林本可以从巴丢对GP宣传的批判中学到点什么：巴丢说GP的宣传只有“一半是真的——在有小猫的地方，他们描绘出了孟加拉虎”(p. 157)。沃林的结论是，巴丢打的“后毛主义牌子依然有政治上的宗派性，并且不必要地把自己边缘化”(p. 167)。前一个判断可能是真的，后一个判断看起来就很难说是可信的了，考虑到巴丢在今天的法国极左翼那里的巨大影响力，和他的书《萨科齐是什么的名字？》(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 ?)29的广泛成功。

在稍为详细地考察了《东风》之后，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本书提出的那个更大的问题：如果说，1968年及其后果促成了法国的民主化——我也有所保留地认为，的确如此——的话，那么，是不是毛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要负主要责任呢？我相信不是，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沃林讨论的那些个体，远远说不上是他声称的那种毛主义者。对萨特和福柯来说显然如此，就像上文已经展示的那样；但对GP和“革命万岁！”的毛主义者本身来说也如此。就像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加入这些团体这个事实本身证明的那样，1968年事件期间表达和发展出来的那些观念，至少和毛主义的文化革命概念一样重要，它们共同决定了他们在后-68时期的政治。而且，这些毛主义者采取的许多立场——比如说，他们的民粹主义和他们对自我表达的强调——也不为他们所独有，相反，在1968年后，这样的立场是普遍的。GP如此受关注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信息独一无二，不如说是因为它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而这个吸引力与其说与GP的毛主义有关，不如说更多地关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GP的领导层通过他们高师人背景，共享一套非-毛主义的观念和经验，这套观念和经验为他们和法国知识分子精英的联系提供了方便。就像沃林在思考为什么GP没有回归恐怖主义的时候颇有些启发性地写到的那样，“说到底，对许多学生激进分子来说，蒙田的《随笔》比毛主席的小红书更有影响力”(pp. 354-5)。这一洞见有没有适用于这整个时期——至少就GP而言——的地方这个问题肯定值得思考。除GP的独特重要性问题外，GP的轨迹与民主化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关联也是可质疑的。在我看来，新哲学家（沃林把他们识别为这场民主复兴的一部分）更多地关乎反极权主义而非民主，而前者不必然意味着后者。30而且，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在放弃毛主义后发生更加“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到宗教的绝对中寻找慰藉（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和本尼·莱维）或对启蒙的普世主义发起攻击（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和本尼·莱维）——至少在让·伯恩鲍姆(Jean Birnbaum)看来是这样31——的前GP成员呢？比这些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更应该为民主思想在法国知识分子那里的复兴负责的人，是政治哲学家克洛德·勒弗尔，他当然和毛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更普遍地说，要理解法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主化影响，你需要到知识分子和毛主义者之外，去考察政治的和社会的实践——从各左翼党内发生的使1981年的变化(alternance)得以可能的各种重要变革，到这个时期的各种社会运动（我想到的是利普和拉尔扎克的运动），正是这些运动，发展出结社生活(associational life)，而在沃林看来，法国民主复兴的关键，就在于这种结社生活。尽管沃林对女性主义和同性恋权利运动有所关注，但他却没有讨论其他社会运动。他也不关注利普和拉尔扎克的运动，哪怕利普的运动对解体时的GP来说非常重要。最后，我们也别忘记，GP的成员很可能从来没有超过2000人，沃林不关心这个事实——关于GP的组织、成员或在地区的发展，沃林无话可说——但在衡量GP的影响力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重要的事实考虑进去。32

总而言之，学术出版界需要为《东方》做一些反思。显然，这本书对法国毛主义的历史和法国六十年代的历史都没什么贡献。考虑到它的各种错误、原创性的缺乏和偏见，我们不由得想知道，普林斯顿大学为什么会决定出版它。普林斯顿大学的选择是否反映了美国大学出版社日益商业的逻辑？它们可能觉得，可以预期从知名学者写得漂亮却空洞无物的谩骂得到诱人的，有利的投资回报？33我不知道，但为终身教员共同体和其他学者起见，指出这点是值得的：普林斯顿的选择是学术出版一个更大的趋势的症候：在涉及法国的六十年代的时候，最有特权的大学出版社在工作时心不在焉。严肃的、原创的学术研究正在被生产出来，但你在这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书目上找不到它们。相反，过去几年英语学界在这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博格的《从革命到伦理》和塞德斯的《想象的革命》）是由一家不那么知名的学术出版社（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和）和一家商业出版社（博格翰姆出版社）出版的。法国也有类似的趋势，在那里，雷恩大学出版社已经超过各大出版社，成为法语学界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出版社了。关于法国六十年代的史学还活得好好的，但你得知道去哪里寻找它，它也肯定不在《东风》书中。

1 沃林原文为“毛主义者的故事值得讲述——就它代表‘建构性的政治学习过程’的一个范式性的实例而言。”参见中译本第16页：“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译注

2 沃林原文为“尽管法国的毛主义不可能独揽这个政治能量的救赎性的重新定向的功劳，但它依然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Although French Maoism cannot take sole credit for this salutary redirection of political energies, it remain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tory.)中译误作“尽管法国的毛主义没能因政治力量的这一有益改向而赢得好评，但是它仍然是这段史话的必要组成成分”。参见中译本第5-6页。——译注

3 H. Hamon and P. Rotman (1987 and 1988) Génération, 2 vols. Paris: Seuil.

4 J. Bourg (2007) 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19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更多的信息参见H-France Forum (2009) 4 (3), http://www.h-france.net/forum/h-franceforumvol4.html.

5 《法国和法语世界的“亲华派”和“毛主义者”：总的书目》(“« Pro-Chinois » et « maoïstes » en France et dans les espaces francophones : Essai de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http://www.dissidences.net/compl_vol8/Bibliographie_maoisme.pdf.

6 参见中译本第41页。——译注

7 M. Seidman (2004) The Imaginary Revolution: Parisian

1 沃林原文为“毛主义者的故事值得讲述——就它代表‘建构性的政治学习过程’的一个范式性的实例而言。”参见中译本第16页：“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译注

2 沃林原文为“尽管法国的毛主义不可能独揽这个政治能量的救赎性的重新定向的功劳，但它依然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Although French Maoism cannot take sole credit for this salutary red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1968, pp. 45–7 and more generally chapters 2 and 3.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在这个问题上，沃林引用了塞德曼（p. 79，中译本第72页），却不加解释地跳跃到和塞德曼相反的结论，塞德曼主要关注的是法国政府在1968年5月之前在使宿舍自由化上取得的成功。

8 Bourg, 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19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chapter one.

9 S. Mallet (1975) Essays 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Dick Howard and Dean Savage (eds and trans). St. Louis: Telos Press; D. Cohn-Bendit and G. Cohn-Bendit (1968) Obsolete Communism: The Left-Wing Alternative, tr. Arnold Poma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0 R. Vienet (1968) Enragés et situationnistes dans le mouvement des occupations. Paris: Gallimard.

11 近来关于1968年五月中的工人的学术研究的例子包括Seidman, The Imaginary Revolution: Parisian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1968 ; X. Vigna (2007) L’Insubordination ouvrière dans les années 68: essai d’histoire politique des usine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和以下文集中的大量关于工人的论文，G. Dreyfus-Armand, R. Frank, M.-F. Lévy, and M. Zacarini-Fournel (eds) (2000) Les Anneés 68: le temps de la contestation. Paris: E´ ditions complexe.

12 (1968) Paris: Fayard.

13 (1998)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14 UEC历史上的“意大利佬”插曲发生在高师人(normaliens)的毛主义转向之前，并且和这个转向无关；它始于1962年UEC的第六届会议并以他们在1965年第八届会议上的失败高中。1964年毛主义高师人是作为“意大利佬”的敌人进入UEC的。相关的叙述可见于Homon and Rotman (note 1) vol. 1, pp. 110-252.

15 沃林原文为“他们策划了一个被称为‘打入主义’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计划，来按不那么教条的路线，从内部改造UEC。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被称为意大利佬，因为在西欧共产主义者中，意共表现出对莫斯科的最大的独立性。”(They hatched a Machiavellian scheme, known as “entrisme,” to transform the UEC along less dogmatic lines from within. For this reason, they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Italians, since among West European Communists,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displayed the greatest independence from Moscow.)中译本误作“他们秘密策划了一个名为‘打入内部(entrisme)’的马基雅维利式方案，试图从内部循着更少教条色彩的路线来改造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想以意大利语来命名，因为在西欧共产党中，意大利共产党显示出脱离莫斯科的最大独立性。”参见中译本第121页。——译注

16 关于终结UJC-ML的那几次激烈而不愉快的会议和格兰巴克在这几次会议中扮演的角色参见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vol. 1, pp. 585-90；关于格兰巴克在后-五月时期的历史活动和“革命万岁！”的建立参见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vol. 2, pp. 105-107.

17 (1978) Paris: Gallimard.

18 关于这些和其他符合这一描述的知识分子的讨论可见于M. S. Christofferson (2004) Frenc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The Antitotalitarian Moment of the 1970s, 尤见chapters 3, 5, and 6,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 沃林原文为“1970年春天，这个团体完成了它最大的宣传行动之一，悍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突袭了时髦的右岸美食杂货店馥颂”(In the spring of 1970 the group pulled off one of its biggest publicity coups, a daring daytime raid on the fashionable Right Bank gourmet food boutique Fauchon)。中译本没有译出这个关键词，参见中译本第221页：“1970年春，这一团体做了一项惊人之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劫掠了‘右岸’时尚美食精品店馥颂(Fauchon)”。——译注

20 沃林原文是“对这位日渐衰老的哲学家来说，和‘亲华的’左翼的权宜婚姻代表着，在一个结构主义者公然宣告他是‘死狗’的时代之后，他又在政治上得到了新生”(For the aging philosopher, the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with the “pro-Chinese” leftists represented a political rebirth following an epoch in which the structuralists had openly proclaimed him to be a“dead dog.”)。中译本误把“权宜婚姻”译作“亲密联姻”，见中译本第31页：“对于年老的哲学家萨特而言，与‘亲华的’左派分子的亲密联姻意味着，他在结构主义者公开宣告他是一个‘废物’(dead dog)的时代之后获得了政治重生。”——译注

21 应该指出，这个矛盾并非孤例。比如说，书的导论告诉我们毛主义插曲的一个后果是“具体的知识分子取代了普遍的知识分子”(xii)，但后来沃林又赞美了普遍的知识分子对先知式的知识分子的胜利，认为它是这段历史带来的一个好处(349)。

22 更普遍地说，这种信念——即相信法国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五月前后是列宁主义的——也让我感到震惊，它是错误的。但沃林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人。博格的《从革命到伦理》也声称1968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正统的。

23 例见萨特自己的评论，收录在P. Gavi, J.-P. Sartre and P. Victor (1974)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pp. 63–4. Paris: Gallimard，在那里萨特解释说，他在1969年就意识到，1968年五月使传统的、普遍的知识分子成为问题。

24 Bourge, 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19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pp. 79-95.

25 H-France Review (2011) 11(47): 2–4, http://www.h-france.net/vol11reviews/vol11no47Behrent.pdf.

26 Niilo Kauppi (1994) The Making of an Avant-Guard: Tel quel, 113.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7 关于巴丢的角色的简要说明参见Marc Heurgon (1994) Histoire du P.S.U. 1. La fondation et la guerre d’Algeérie (1958-1962), pp. 221, 223.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28 这个判断实际上借鉴自Christophe Bourseiller (1996) Les maoïstes, la folle histoire des gardes rouges français, p. 149. Paris : Plon. 布尔塞耶没有引用任何材料来说明这个事件。

29 (2007) Paris: Nouvelles éditions lignes.

30 参见Christofferson, Frenc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The Antitotalitarian Moment of the 1970s, chapter 5 亦见我关于博格的《从革命到伦理》的书评论文，见Bourg’s 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2009) H-France Forum 4(3): 61–8, http://www.h-france.net/forum/forumvol4/ChristoffersonOnBourg2.pdf.

31 Jean Birnbaum (2009) Les Maoccidents: un néoconservatisme à la française. Paris: Stock.

32 关于GP历史的这些方面的简要讨论可见Christofferson, Frenc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The Antitotalitarian Moment of the 1970s, pp. 57-64.

33 值得指出的是，《金融时报》还把《东风》的平装本选为2012年八大历史学好书之一，‘‘Best books of 2012,’’ http://www.ft.com/cms/s/2/88bdb3c0-37cf-11e2-a97e-00144feabdc0.html#axzz2L4xdNI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