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J.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
评J.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
阿德里安娜·科尔策/文
王立秋/译
Adrienne Kertzer, “Review: J. Hillis Miller.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2, No. 3-4, pp. 365-376. 经作者和出版方许可翻译。
J. Hillis Miller.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utz.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2011. 329 pp. $29.00 USD.
J. 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陈旭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96页，定价68元。
根据J.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建构了一个本雅明式的星丛”(xii)，这个星丛并置了五个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让-吕克·南希的“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共同体的反思”（书名的副题便出自于此）；弗朗茨·卡夫卡的三部小说，米勒相信，这些小说“是奥斯维辛的预兆”；四部关于大屠杀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离大屠杀很远”；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审视了“美国历史和奥斯维辛共鸣最大的特征”）(xii-xiii)。米勒的最后一个话题不同于其他话题，它既非哲学又非文学。它是一个基于“在纳粹接管德国前几年德国及其邻国发生的事情和近来作为美国的所作所为的结果，在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xiii)的类比。这个话题也在这点上不同于其他话题：书的那四个部分的标题，都没有强调这个类比。不过，米勒对当代美国的所作所为的愤怒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在他看来，引发德国大屠杀的事情，和近来美国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共鸣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它打乱了关于其他所有话题的讨论——看起来，它才是本书的主题。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那段从讨论为什么卡夫卡抗拒完成他的小说开始，但很快转而对卡夫卡的主人翁和“在阿布·格莱布、关塔那摩湾或某个海外的秘密监狱遭受无期限地监禁、审问和折磨的”(50)伊拉克人进行类比的话。
米勒知道读者可能会反对他做的类比，于是他谨慎地指出：“类比……不是划等号，而是对‘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的事件’的并置，这样的并置可能有助于理解（被）类比的双方”(xii)。这个辩护是有道理的，但读者还是会以其他方式，得出米勒试图避免的那种理解。尽管他是因为卡夫卡的作品对奥斯维辛的预感才去阅读它们的，并且他同时也承认，这种解读“看起来可能是任性的”，因为卡夫卡1924年就去世了(39)，但米勒却选择了一本并不强调他如此关心的那个类比的书。他坚持，卡夫卡的著作是预料性的，它们“预见了浩劫”(271)，但《共同体的焚毁》实际上能够证明的却是大屠杀之后的读者能从中读出多少东西。就像米勒承认的那样，在他在将近五十年前第一次写到卡夫卡的时候，他的语气是截然不同的。但现在，在失去了他的“冷静、从中寻找乐趣的闲情逸致”——因为他真的相信，今天美国人就生活在“卡夫卡式的梦魇世界”中——后，他的解读就很不一样了(112)。他的前言的引语是阿多诺著名的关于在奥斯维辛后写诗的禁令；《共同体的焚毁》通过证明以下两点来回应阿多诺，第一，在奥斯维辛后，读小说甚至（比写诗）还要重要，第二，在奥斯维辛后读小说，将不可避免地把奥斯维辛之后的知识代入对先前作品的解读。
在一个地方，米勒用一个抛球杂耍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方法：“我在关于[伊恩·麦克尤恩的]《黑犬》的评论中抛了我在这本书中试图抛的四个球中的三个：小说能不能见证浩劫的问题；与小说能否作证相关的叙事形式问题；今天我们与浩劫的关系问题”(166)。他继而补充说，在下一章中，他将讨论共同体的主题——想必那就是他说的第四个球了。不幸的是，《共同体的焚毁》读起来给人这样的感觉：米勒抛的球太多了。还需要怎样说明他不断提醒读者自己的主题是什么的需要呢？在一个章节中他说，“本书的核心是能不能通过虚构作品来见证大屠杀这个问题”(67)。不过，他的论证的密实，又使他在下一个章节中，在他转向叙事学的主题，把叙事学的兴起与大屠杀之后渴望明晰的世界关联起来的时候，改变了方向。在评估分析的叙事学模式在检验他的共同体理论上的价值的时候，米勒提出了无数的问题，说了许多迷人的离题的话（这要归功于他广泛的阅读），以至于，他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脱轨：“毕竟，这本书的主题应该是‘共同体的焚毁’嘛”(140)。到这里，读者可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自己，也有变得和卡夫卡的主人翁一样，开始一段目的地并不明确的旅途的风险。表面上看，“本书的核心”——大屠杀的见证问题——和“主题”——共同体的焚毁——并不等同，但米勒在解读因惹·卡尔特斯的《非关命运》的时候把二者放到了一起，在那里，他提出了他所谓的“米勒法则”：“大屠杀小说在叙事学和修辞学上越复杂，作者对集中营经验的展示就越细致，同时对共同体的焚毁的描绘也就越明显”(223)。但就像他在五页书后承认的那样，这个“法则”的问题在于，支撑它的样本太少。
虽然承认“米勒法则”只是一个假设，但它却是支撑本书论证的三大假设之一。本书简短的结束语也指出，另外两个假设是“虚构作品或批评作品能够有效地见证诸如奥斯维辛或美国的奴隶制或我们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其他美国造成的灾难此类的事件……[和]在事实之后，虚构作品可被看作是预料性的”(271)。不过，结束语也揭示了米勒的这一信念，那就是，从根本上说，《共同体的焚毁》提供了“对八部小说的解读，这八部小说充分见证了[他]在阅读它们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271)。这些解读变成一个模型，米勒希望，这个模型将“起到鼓动其他人来亲自阅读这些小说的作用”(271)。对一个非常复杂的论证来说，这个结论惊人地节制。
本书的主要优点在于米勒关于我们怎样阅读以及为什么要阅读小说——不只在奥斯维辛后，也在这个许多人预言“在赛博空间中[这样的阅读终将]消失的时代”(269)的时代——的细致入微的讯问。在他关于大屠杀小说的两个章节的序章《奥斯维辛之后的小说中的共同体》（这再次说明他拟的题目未能真正把握文本主要关注的问题）中，他分析了他抵抗关于大屠杀的写作的多个理由。通过一个典型的模式——从识别他的焦虑的四个理由开始，然后实际上又提出了一个额外的理由，这个理由又使他回到他最关注的，“德国纳粹上台前期和美国过去十年发生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今天还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极其令人不安的相似”上(153)——米勒发现，写大屠杀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当然，这个类似是试图面对浩劫的一大理由……在这点上，阅读和思考关于奥斯维辛的小说可以提供帮助”(154；强调是我加的)。
最后一句话的犹疑语气是重要的，因为米勒对阅读的辩护并不幼稚。他从不假装读者共同体可以替代被毁灭的那个共同体，他知道，阅读和思考奥斯维辛小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反对美国政府当前的作为，但它们也可能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在书中，米勒提出了读者在读完见证小说后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在谈到大屠杀小说时他这么问；在谈到《宠儿》的时候，他也这么问，他说，“乍看上去，读《宠儿》并不能帮助在2010年的我们面对我们当前骇人的处境并对它做点什么”(239)。他的书面临的“大挑战”在于证明“密切关注一部文学作品”能带来变化(243)。通过坚持他在《宠儿》的构造中找到了“所有共同体的普遍结构”(257)和援引雅克·德里达的共同体理论（德里达认为共同体是“自动-共-共同体”[262]）来支持自己的论证，米勒是这样总结他关于《宠儿》的章节的，他声称，“我……已经展示了，作为一种理解统御我们今天的世界，即‘恐怖主义者’、反恐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网络空间和全球远程技术军事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那些机制的间接方式，阅读《宠儿》在一定程度上惊人地有用，甚或是无可取代”(268)。这是一句大话，但它也是这本书更有说服力的主张之一。
在概括大屠杀小说的时候，米勒的论证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他把这些概括和他关于最好的大屠杀小说的特征的判断建立在他对卡夫卡的无限欣赏的基础之上。这就引出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情景，他认为卡夫卡的著作预见了卡尔特斯的著作，却不愿意反过来想——卡尔特斯的风格也可能受到了卡尔特斯对卡夫卡的阅读的影响。结果，米勒做出了许多关于什么定义了最好的奥斯维辛小说的声明：比如说，“最好的奥斯维辛小说再现了这点，即，这没有道理”(49)；和“对写奥斯维辛的叙事语言来说，反讽是最适当的手段”(202)。这些评论出自他对卡尔特斯的小说的欣赏，但卡尔特斯的小说，并不与所有的大屠杀小说类似。（参见卡尔特斯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祷歌》中对一位听起来很像埃利·维瑟尔的作家的驳斥。）米勒承认，他建构的关于叙事的复杂性和作者与集中营经验的接近之间的关系的“法则”基于极小的样本——四部“小说”，其中一部还是阿特·斯皮格曼的图像小说《鼠族》。除卡尔特斯的《非关命运》外，米勒并没有考察幸存者写的其他小说。
米勒这样解读卡夫卡的小说——他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浩劫的模糊预兆”(40)——的决定甚至更令人困惑。他也指出了“各种矛盾得令人痛苦的，解读卡夫卡的方式”(105)，但这并没有增加他的解读的说服力。他甚至认为，卡夫卡并没有完成他的小说，因为他害怕“它们可能是预言性的或者有引发它们戏剧化地表现的那些大规模的个体的苦难和灾难的力量”(40)。把这个神奇的想法归给卡夫卡这个做法，不但削弱了米勒对阅读的辩护的政治力量，它还近乎于迈克尔·安德烈·伯恩斯坦在《预料之中的结论：反末世论历史》中提醒我们当心的那种向过去的投射。在《共同体的焚毁》的七个章节中，有一半是通过那种米勒承认的“模糊”预兆、和卡夫卡对自己的预感的决然抵抗（他通过自我审查，不完成自己的作品来抵抗自己的预感）的角度，来解读卡夫卡的作品的。米勒（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和大屠杀的类似之处这点，并不能证明卡夫卡真就带着这样的恐惧（害怕自己的作品可能有引发大屠杀的力量）写作。尽管米勒通过声称自己实际上“不相信心灵感应的预兆”，给自己的论断加上了限制，但他还是不能放弃这个论题：“看起来差不多就好像是，卡夫卡一定对种族灭绝会是什么样子的有某种神秘的心灵预感，尽管有时，他对细节的理解混乱不清。”(65)这个“差不多”援引了不稳定的类比语言；作为大屠杀后的读者，米勒（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相似，但类似不是等同。就像伯恩斯坦论证的那样，历史不是预定的；大屠杀也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如果它没有发生，我们还会坚持卡夫卡的作品是那场差点发生的灾难的模糊预兆吗？
本文译自Adrienne Kertzer, “Review: J. Hillis Miller.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2, No. 3-4, pp. 365-376。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做商业用途。微信版见：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EyNDQ4OQ==&mid=2657449511&idx=1&sn=2a16e5a54e08aee3064286b5a170e065&chksm=bd1d51818a6ad89788347c91a3014dfd944a55353688c654940066ba628310f87729544efca5&scene=0&xtrack=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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