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资本主义与法国的反“伊-左”运动
按：这篇原发布于“人类学之滇”的旧译文可能有助于理解当前关于法国情况的讨论。在此备份补发。
Muriam Haleh Davis | 种族资本主义与法国的反“伊-左”运动
穆里亚姆·哈勒·大卫/文
王立秋/译
译自Muriam Haleh Davis, “Racial Capitalism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Islamo-Gauchisme’ in France”, 原载http://www.jadaliyya.com/Details/37858。
过去几十年里，法国出现了一个用来指某种形式的、危险的左翼政治的新术语：Islamo-Gauchisme（这个术语可以粗略地——以及尴尬地——译为”Islamic-Leftism”，“伊斯兰的-左派”[下文简称“伊-左”]）。它不限于指那些认同穆斯林信仰或实践的人。相反，人们还广泛地，用这个术语，来指控所有那些有点太想保卫在公共空间戴头巾的权利、同情关于恐伊症的抱怨、以及不那么愿意接受#我是查理#[1]的人。“伊-左”描述的是一个影响“界”，包括各种机构、知识分子、出版社（特别是La Fabrique[2]）和音乐家（见图一）。右倾的《费加罗报》因此而提出了“伊斯兰界(Islamosphere)”（见图二）这个说法，并因此而再生产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意象，让人想起那个曾一度引发“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神话的，全球犹太人密谋的幽灵[3]。伊-左这个术语，把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两个敌人结合在一起，用一块连字符石头，杀死了两只意识形态的鸟。
（图一：伊-左图录。取自极右翼网站，Lieux Communs: https://collectiflieuxcommuns.fr/920-cartographie-de-l-islamo-gauchisme?lang=fr，访问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
（图二：伊斯兰界，取自《费加罗杂志》[Le Figaro Magazine],2017年10月6日，第50-51页。）
安拉与自然规律
这种焦虑——担心激进左翼会与穆斯林信仰的坚定支持者形成天然的意识形态联盟的——有一段历史了，它可以追溯到第五共和国成立的时候。1960年，一个研究穆斯林世界、为政府写作的法国学者，勒内·雅姆(René James)就思考过伊斯兰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当时法国正处在两场战争之中：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冷战，和一场反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无名”的战争。在这个语境中，雅姆论证说，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都是天生反自由思想的。他指出，穆斯林“非常接近唯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非要说二者有什么差别的那话，那就是“前者说‘安拉’而后者说‘自然规律’”，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却又纯粹是形式上的差异”[4]。
但如果说，雅姆发现这个相似显而易见的话，那么，苏联人并没有。1956年的苏联宗教百科全书称“伊斯兰，和所有宗教一样，一直扮演着反动的角色”。[5]然而，随着去殖民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北非成为现实，欧洲人也解释说，泛阿拉伯情感的兴起，证明了苏联的操纵。法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共产主义利用宗教情感来煽动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所信仰的伊斯兰宗教，又使他们倾向于激情的教条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信仰。因此，对许多欧洲政客来说，极权主义是一个同时标志着伊斯兰的坚定支持者、和特定形式的左翼政治的特征。
在欧洲左翼的历史上，gauchisme这个词，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贬义词。它一般被用来诋毁共产主义的那些看起来不切实际或极端的分支：那些表达对党的官方路线的不满的人，也会被他们的，更加正统的诋毁者打上gauchiste的标签。1920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出版了一个题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a maladie infantile du communism [le “gauchisme”])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的英文版被翻译成了《“左翼”共产主义：一种幼稚的失序》(“Left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其中，列宁攻击了破坏党的路线的德国左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群以第三世界主义者(tiers-mondistes)著称的知识分子，在弗朗茨·法农“把马克思主义延伸”到殖民语境的指令的激励下，与党发生了争执。他们试图（但不总是成功）提供一种不那么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共产主义传统的诠释，这使他们以前的同志大为光火。最后，1968年，gauchisme问题遭到了官方的处理，这个术语也因此而变成了法共所有异见人士的标签。近年来，这个标签又变成一种用来诋毁政敌的通用手法，特别是在自由派进步主义者那里。
对一切的冒犯
伊-左这个术语第一次进入法国公共领域，是在新千年的头几年。2002年，社会学家皮埃尔-安德烈·塔吉夫(Pierre-André Taguieff)在分析“新反犹主义”(nouvelle Judéophobie)之崛起[6]的时候，把伊-左定义为“一种发现自己在亲-巴勒斯坦动员中与多股伊斯兰的潮流一致的，特定的左派第三世界主义”。[7]尽管对“穆斯林太过友好”一开始在对巴勒斯坦的关系中升起了红（后绿）旗，但它逐渐变成一种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工具。2003年针对公共空间中的“明显宗教的”象征符号的法律，也引发了一组围绕伊斯兰与世俗性(laicite)的讨论，这些讨论，在2015年恐袭后，争论性变得更强了。
可预期地，极右翼用这个术语来强调开放边界的危险。玛丽·勒庞在论证宽容移民的自由派要为激进伊斯兰的兴起负责的时候，就援引过伊-左。“在那些没有被同化的移民中，有多少个莫哈默德·梅拉呢？”，她问道，这里说的莫哈默德·梅拉，指的是在2012年的3次袭击中杀死七人的那个枪手。在查理周刊遇袭，和2015年的巴塔克兰事件后，这样一种混淆特别流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被错误的混淆为穆斯林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也即，人们开始错误的认为，只要公共空间中看得见穆斯林，他们就收到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在采访法国出生的塞内加尔足球运动员登巴·巴[8]的时候，体育评论员斯特法纳·吉(Stéphane Guy)问到了他按时礼拜的习惯。在登巴·巴回答说，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并希望世人多一点宽容的时候，吉进一步追问。他甚至提出了这个问题：登巴·巴觉得自己是穆斯林呢，还是伊斯兰主义者？
“伊-左”的指控甚至延伸到中左头上。2017年，社会党候选人贝努瓦·哈蒙(Benoit Hamon)明确支持一种更加开放的共和主义，于是右翼马上攻击他是穆兄会的候选人[9]。哈蒙肯定是在这样一个党派的社会包容的边缘上了，这个党派的更加威权主义的成员——其中最突出的，当数马纽埃尔·瓦尔(Manuel Valls)——也经常用伊-左的指控来诋毁他们的对手。支持瓦尔对社会党的重新定位的支持分子，也奠立了一场所谓的共和国之春。[10]这群人明确地试图推动共和的、世俗的价值[11]，来反对他们所谓的défaiseurs identitaires（认同的破坏者）。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政治学家洛朗·伯夫(Laurent Bouvet)——最近写的两本书的书名，也直接触及这场运动的核心意识形态支柱：《文化的不安：告别法兰西认同病》(L’Insécurité Culturelle: sortir du malaise identitaire française, 2015)，这本书认为，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主张导致人们过分强调多样性而非平等；以及《僵尸左，一种政治诅咒的编年史》(La Gauche zombie. Chroniques d’une malédiction politique, 2017)，这本书视交错性为左翼建构动态政治力量的障碍。
世俗主义的极左派
在世俗主义的极左派（我用这个术语来指那个包括共产主义者、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群体）这边，我们也找到了对那种使人过分关注认同和种族的偏离(déviation)的批判。比方说，托派运动内，有朗贝尔主义的工人斗争党(Lutte Ouvrière)，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 NPA)的长期冲突。对许多人来说，NPA在像宗教那样的社会问题上的开放，及其选择戴头巾的候选人的决定，完全是不可接受的。类似地，当左翼民粹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通过创造所谓的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联盟运动，而对穆斯林稍微过于友好的时候，他也遭到了有伊-左嫌疑的指控[12]。
在写到极左派的断裂的时候，《世界报》响应了达尼埃尔·本赛义德(Daniel Bensaïd)在应用“不-混合(non-mixity)”原则上的担忧，该原则，最初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性主义者用来质疑族群性的。他继而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主张：这可能导致“那种弗朗茨·法农称之为‘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13]的不宽容”。但本赛义德误读了法农，把这个表述错误地归在法农名下，其实，“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最早是出现在让-保尔·萨特的《黑奥尔菲》中的。而且，当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确实用到这个术语的时候，他批评了萨特，他认为萨特致力于一种同样也处在伊-左之争核心的方法：倾向于为阶级的普世辩证，而否定种族。[14]
“种族化的”活动家、和世俗的极左派之间的冲突，经常以书店为战场。2016年1月，巴黎的La Discordia举办了一次以《恐伊症：从概念的喧哗到政治的喧哗》(Islamophobie: du racket conceptuel au racket politique)的活动[15]，力图讨论恐伊症这个概念，是如何使任何关于宗教的批判讨论变得不可能的。同年十月，马赛的Mille Bâbords也搞了一次讨论[16]，题为《反对种族主义》(S’opposer au racialisme)，但讨论被分发攻击组织者在坚持阶级斗争这件事情上欧洲中心主义了的小册子的激进人士打断了。
不久之后，Mille Bâbords的老板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与La Discordia团结一致[17]，信中清晰地提出了他们的反教权论证，这个论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首先，激进左翼不能也不应该与宗教并存。法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著名的口号，“没有神，没有主”，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世俗的命令；对技术和科学的批判，也必须谴责宗教的蒙昧主义倾向（”Les ténèbres de la raison ne peuvent faire oublier celles de la religion”）。他们的论证还坚持，（对）宗教的同情这个潘多拉盒子将导致“与清真寺的可疑联盟”并因此而接受反动的声音。其次，从根本上说扮演保守角色的宗教，不可能成为革命目标的载体。在各种宗教的确与左翼的目标发生冲突的历史的例子中——比如说，在去殖民化时期的解放神学那里——左翼最终也被迫接受了超越的信仰、和等级结构。简言之，他们坚持（阿萨德主义者相反[18]），反教权主义不能被认为是宗教信念的一种形式。
对世俗主义极左派这边的其他人来说，穆斯林作为动员的政治形象的出现，已经取代了真正普世的，工人的修辞（译注：即穆斯林的形象取代了工人形象成为左派的象征）。尽管他们承认，对北非人的歧视是存在的，但他们也坚持，这种歧视，只是基于地理出身，而不是针对宗教的。他们声称，坚持说存在针对穆斯林的结构暴力，就是否定人口的社会多元性，逼迫来自北非和中东的个体接受宗教的标签，而不管他们事实上是否认同宗教。它也展示了萨迪克·阿兹姆(Sadik al-‘Azm)和后来的吉尔贝尔·阿夏尔(Gilbert Achar)所谓的“逆向的东方主义”，即具化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东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坚持伊斯兰文化是本真性的主要来源。对世俗主义的极左派这边的一些人来说，“认同至上主义的”左翼表达的对穆斯林的关怀，是一种对伊斯兰的赞美，因此也同样犯了“逆向的东方主义”的错误。与看到对恐伊症的关怀植根于一套结构的和历史的环境相反，世俗主义的极左派看到的，确实对穆斯林形象的赞美——后者是东方主义的描绘——伊斯兰社会是静止、退步的——的镜像。
因此，这个论证也植根于一种特定的，反对英语世界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对英语世界对所谓的，受像弗朗索瓦·居塞[François Cusset][19]谴责的“法国理论”的解读）的姿势。和战后消费社会的威胁一样，许多法国左翼也指控英语世界的帝国搞出了这样一种破坏了激进政治的可能性的、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后殖民研究。尽管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可能是理由充分的，但是，这种后殖民研究的话语依然起到了系统地败坏整个文学的名声的作用。[20]的确，经常被斥为美式的“认同政治”的那种东西，在被应用到大西洋的另一边的时候，也会提出特定的挑战。但被连字符连接在一起的认同（看起来，长期以来，这些认同一直是法国共和主义咒逐的对象），的确已经抵达都会。[21]
没有神，没有主？
我怀疑，上面几点中，至少有一些——包括对后殖民研究和认同政治的批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左翼的同情。在美国的，说英语的人当然也会发现，在川普当选后出现的阶级vs种族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和法国的情况很像。不过，法国的特别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宗教的和殖民移民的——必然会给这场争论以不同的语汇。
布朗基在写下他著名的口号“没有神，没有主”的时候，心里是有具体的敌人的：天主教会。1869年，在巴黎公社起义的两年前，他就宣告，天主教“对人类来说不比天花、鼠疫更有用”。[22]不过，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教权主义也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比如说，布朗基接近于圣西门主义者，这些人是参与、协助对北非的殖民的。他的普世主义当然不能阻止他把埃及的穆罕默德帕夏描述为野蛮的专制者或相信现代文明的优越性。
因此，用布朗基的反教权口号来应对当代法国的伊斯兰问题会引出特定的问题。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支持反动势力（保皇派和波拿巴主义者）的，主导的、支配性的制度。而伊斯兰在法国则是一个没有集中化结构（除法国政权强加给它的部分外[23]）的少数宗教。而且，伊斯兰在法国的土壤上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造成的结果，而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殖民，是被当作缓和对“危险的”（反动的）阶级的恐惧的安慰而遭到鼓励的。而像布朗那样，批判天主教的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批判天主教的理由，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宣扬阶级的暴力。关于何以这个暴力也与以伊斯兰不一样的名义进行的，殖民的种族主义相关，他们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因此，一个被用来与天主教会捍卫的反动秩序斗争的哲学传统，不一定就能为我们提供一套应对伊斯兰在法国政治体中扮演的角色的工具。
不过，也许，我们不应该太快地把认同政治的危险打发过去。在最近的世界杯后，出现了无数关于法国运动员的非洲“认同”的文章。这些文章经常明目张胆地无视运动员自己的认同。看起来，评论者们是把保罗·博格巴或本杰明·门迪对法国文化的坚持[24]，当作公关的噱头来使用了。然而，要打消博格巴赛前演说[25]中法国认同的重要性（博格巴用未来世代的法国公民的意象，来激励他的队友），没有一定的自欺，是做不到的。
不过，认同政治的挫败，不等于种族就不再是一个可用的分析范畴了。和认同一样，种族必然也是在历史的构造中被建构、和表达的。而且，尽管个体可以改变他的认同，但种族却不会改变。O.J.辛普森可能不认同自己是黑人，但他的运动和犯罪轨道的种族政治，却不可能抹除这个事实。类似地，个体可能不选择被解读为穆斯林。但相信这是可能的（即你可以选择不被别人认为是穆斯林），就忽视了在宗教的基础上搞歧视的，殖民的和后殖民的种族主义的漫长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法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伊斯兰的信仰，与“是穆斯林”这个法律范畴，并没有多大关系。
歧视阿拉伯人的殖民法律针对的，并不是他们生物学上的或生理上的差异（参见1881年的土著法案或1865年的《元老院组织法令》[Sénatus-Consulte]），而是他们的宗教归属这个“事实”。比如说，如果一个个体想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申请法国国籍的话，那么，他首先得放弃他们对那个管制死、和婚姻的宗教教法的依附。对许多穆斯林来说，这等于是异端了。这里的信息是明确的：法兰西共和国，就其不问肤色而言，的确是不分人种的，但它确实关心宗教的范畴。其他欧洲人在1889年就获得过法国国籍了，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在1879年也开始实现这一伟业，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要一直等到1958年，才有机会归化。[26]而且，就算阿尔及利亚土著皈依了基督教，政权也不会把他们识别为基督徒，而只会把他们识别为“穆斯林天主教徒”。因此，那种认为穆斯林的认同，在历史上就是结构的种族主义的基础，而不是其特征的主张，是一种对法国殖民史的，基础的误读。
不过，世俗主义极左派的一些人也坚持，伊-左这个术语，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它把那些事实上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放到了“穆斯林”的标签之下。正如像斯图亚特·霍尔那样的分析者论证过的那样[27]，出身、生物差异、和宗教的概念，永远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一度被理解为阻碍人口融合的障碍的伊斯兰，在十九世纪的文本中，又被用来指来自某个地理位置的人、或特定血统的相对纯洁。在殖民政权决定一个人是法国穆斯林的时候，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会去问他出生在哪里，或懂不懂古兰。
当代关于雇佣率和劳动歧视的统计数据，[28]尽管在这样一个政府不问这些问题的国家很难处理，但同样也指向相同的结论。在法国，在你应聘工作的时候，简历上的穆罕默德这样的名字[29]，会给应聘人带来负面的影响——无论他在斋月封不封斋。因此，不管一个人是不是认同自己是穆斯林，他们都要面对一个针对被感知为“穆斯林的”的姓氏和穿衣风格等的，歧视性的结构。这就揭露了一个在以种族而非认同为概念框架这个决定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个人认同的迷恋，的确会遮蔽对种族构成的分析。这点，在英语世界对混杂性的推崇，和在法国的世俗主义极左派党人那里，都遭到了忽视。
穆斯林与工人
那种认为穆斯林的形象，扼杀了工人的英雄的、普世的象征的主张[30]甚至更加有害。今年的早些时候，铁路工人赢得了一场反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搞歧视的诉讼。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该公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招募摩洛哥工人的合同[31]，没有给他们与他们在欧洲的同志同等的权利。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产阶级——铁路工人——不得不去法庭，被认可为普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对这些个体来说，阶级的兄弟情谊并没有把他们从种族的锐边拯救出来。历史地说，在不反思种族范畴的功能的情况下定义“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是不可能的。
种族的功能，对法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建构来说，是核心性的。正如泰勒·斯托瓦(Tyler Stovall)记录的那样，在大战后，法国工厂里的工人对他们曾经不想要的欧洲移民——也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更宽容了。[32]工人阶级的定义，与对最近才进入法国工厂的，黑人和北非殖民地的工人的排除，是密不可分的。在英国，塞德里克·罗宾森(Cedric Robinson)也强调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用E.P.汤普森的话来说）取决于一种与爱尔兰工人的，自觉的区分——后者，被认为在种族上是低劣的。[33]这种种族主义在范畴上也与宗教密不可分。的确，赴美的爱尔兰移民所经验的种族主义——他们被认为是“懒惰的、排外的、不干净的、醉酒的斗殴者”——也是与在1798年的移民条例中达到顶峰的反天主教情绪相关的。
阶级意识与种族结构一直携手并进，尽管普世化的伪装给人相反的印象。把“种族”从资本主义里面拿出来——就像最近把种族移出法国宪法的决定那样[34]——是另一个，表现某种虚构的“不辨种族”的姿势。把历史的种族结构当作阶级斗争的构成要素来看，绝非迎合美国式的认同政治。相反，它意味着，要严肃对待从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至今的法国历史。
谁的大地上受苦的人们
世俗主义左派的一些人认为[35]，和过去的，被殖民的主体一样，穆斯林，也因为被描绘为大地上受苦的人们，而受害者化了。那些自动采取保卫穆斯林（大写的M）立场的人，也就因此而倾向于保守的价值、和自由的经济。但抛开这样的批判的更明显的目标（比如说，乌希亚·布特佳[Houria Bouteldja]和法国土著党[Parti des Indigènes de la République]）不说，批判恐伊症，或对宗教的观念持开放的包容态度，就一定意味着反动的政治计划吗？毕竟，各种各样的穆斯林——从伊朗的阿里·沙里亚蒂到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本·贝拉——都表达过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真正的革命计划。这点，也在拉美的解放神学中得到响应，后者也反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普世主义圣杯。
大地上受苦的人们这个表述当然，众所周知，出现在国际歌的头几句（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它也和弗朗茨·法农的著作相关，法农又是第三世界主义的开拓性的人物。根据他最敏锐的传记作家，大卫·马赛(David Macey)的说法，法农对这个术语的挪用，是以另一个文献为中介的：海地共产党建立者，雅克·鲁曼(Jacques Rouman)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写的一首诗。那首题为《肮脏的黑人》(“sales nèges”)的诗，试图把对种族暴力的意识，和共产主义的语言结合起来。他写道，只有在“肮脏的”黑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学会国际歌的语言的时候，他们才会起来，形成一个国际的左翼联盟。
和二十年前的本·贝拉和沙里亚蒂一样，鲁曼也看到了，把种族、宗教和资本的结构结合起来的需要。一个种族资本主义的姿势，一个坚持种族范畴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的概念，使这首诗变成了刺骨的批判——对政治上的右派和世俗主义的极左派的刺骨批判。就像大卫·泰奥·戈尔德贝尔(David Theo Goldberg)说过的那样，种族的“威胁”，解释了为什么伊-左的形象，提供了那么丰富的想象。[36]这个术语允许各种相互斗争的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有趣的联盟，允许他们统统地忽视批判的种族研究的洞见，同时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构造进行错误的解读。
[1]https://www.bbc.com/news/blogs-trending-35108339
[2]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3930-twenty-years-of-la-fabrique
[3]http://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047686
[4]Nantes, Diplomatic Archives (CADN), 21PO/151, René James, “Étude sur L’Islam,” July 1960.
[5]Nantes, Dipolmatic Archvies (CADN), 21PO/151, “Islam dans la grande Encyclopédie soviétique,” Revue de Presse, December 1965.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p. 10 of pdf).
[6]https://www.fayard.fr/la-nouvelle-judeophobie-9782842056506
[7]Pierre-André Taguieff, La Nouvelle Judéophobie. La Fayard, 2002.
[8]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9BhH_my66Y
[9]https://www.valeursactuelles.com/societe/benoit-hamon-le-frondeur-islamo-gauchiste-64157
[10]https://www.printempsrepublicain.fr/notre-manifeste/#menu
[11]https://www.humanite.fr/polemiques-le-printemps-republicain-un-pouvoir-de-nuisance-orageux-654297
[14]我要感谢安东尼·阿勒桑德里尼(Anthony Alessandrini)在先前的草稿中澄清了这点。
[15]https://bellaciao.org/fr/spip.php?article148840
[16]https://non-fides.fr/?Marseille-Descente-racialiste-a-Mille-Babords
[17]http://www.millebabords.org/spip.php?article29752
[19]http://www.editionsladecouverte.fr/catalogue/index-French_Theory-9782707146731.html
[20]https://www.scienceshumaines.com/faut-il-bruler-les-etudes-postcoloniales_fr_25749.html
[22]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lanqui/1869/positivism.htm
[23]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3/islam-france-macron/556604/
[26]在这个日期之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法国臣民而非公民。阿尔及利亚的地位（1947）允许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享受完整公民权（仅限阿尔及利亚男性）并允许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自由交流。但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直到1958年才获得有限公民权。
[27]http://library1.ga/_ads/5AE7D59BC04028861B977393E6CD57FB
[28]http://www.institutmontaigne.org/publications/discriminations-religieuses-lembauche-une-realite
[32]Tyler Stovall, “The Color Line behind the Lines: Racial Violence in France During the Great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3), 1998, pp. 737-769.
[33]Cedric J. Robinson,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1983).
[35]https://www.vice.com/fr/article/a3kezb/discussion-nedjib-sidi-moussa-musulmans-islam-classes
[36]David Theo Goldberg, The Threat of Race: Reflections on Racial Neoliberalism. Wiley-Blackwel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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