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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新任食卫局常秘刘利群被指不符「爱国者」标准 叶刘淑仪吁停止文革式批斗 (23:45), submitted on 2021-03-01 01:06:33+08:00.

—– 1329.1 —–2021-03-01 01:28:56+08:00:

叶太你也不远了，等中央在香港本地找好了完全出身于共产党派系的接班人，港英出身转头倒向中共的那批都要被扫地出门，建制派现在都在比谁更忠更激进，免得到时候一轮淘汰就被刷下去，你还不抓紧点。

资深政务官越来越少，等建制派没技术官僚用了，自己不得不上时，我看看谁先自爆。

1330: 床破在CPAC说他可能会在2024第三次干掉民主党, submitted on 2021-03-01 08:40:31+08:00.

—– 1330.1 —–2021-03-01 11:46:48+08:00:

快进到百日王朝，然后把特朗普流放到夏威夷去。

1331: 有没有人觉得中美两国都是寅吃卯粮的发展模式？, submitted on 2021-03-02 07:59:25+08:00.

—– 1331.1 —–2021-03-02 11:30:10+08:00:

债务经济的理解应该换个角度，债务的借偿，我觉得本质上是基于对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前置要素。

如果生产力发展是指数级（更长的周期来看），债务经济与大量发行或以不同形式进入市场的货币，都是提前铺垫未来市场增长时所需的交易媒介，否则货币数量不足，反而对扩张速度更快的市场与新兴产业不利。

技术奇点基本成为一个普遍性共识，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到只有发生了那一刻才能确定，而现在大量的债务或货币发行，我觉得某种程度都是在为技术奇点到来前的社会生产规模暴涨做铺垫。

走到终点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传统政府的结构因债务问题出现危机，生产力足够发达去支撑新的社会形式。

债务规模太大政府注定还不起怎么办？没问题，持续发展生产力一直到不需要政府组织和资本作为社会媒介就可以了。

1332: 以积极防御应对“加速主义”, submitted on 2021-03-02 12:57:27+08:00.

—– 1332.1 —–2021-03-02 22:27:58+08:00:

催熟、熵增主义诞生

1333: 戈尔巴乔夫90大寿，拜登恭贺：感谢您对自由的忠诚，世界已经变得更安全, submitted on 2021-03-04 21:26:43+08:00.

—– 1333.1 —–2021-03-05 05:26:38+08:00:

其实严格来说苏联当时也没解体，新苏联已经得到了境内普遍认可，但旧苏联保守派不接受这种失去权力的现况，所以搞了政变，然后苏共中央成了光杆司令，被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国带头杯葛，这才有苏联解体的事件，国内很多人忽略了是保守派政变才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源性问题，也忽视新苏联的成功建立与转型。

如果苏联当时没政变，实际上新苏联会是一个市场化经济类似欧盟一样的邦联国家，经济发展大概率比现在俄罗斯要好，也比被保守派解体后的俄罗斯强一万倍，因为苏联解体后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生产秩序被打乱，旧苏联为了控制卫星国，将产业链分散开，解体后谁都造不出完整的产业链来维持需求。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新苏联解体后，独联体的国家作为松散的国际组织，想弄一个卢布区来恢复贸易与生产。

然而因为不是新苏联邦联，而只是独联体这种无强约束力的组织，却还要共享一个货币系统，这就导致有的国家为了解决问题，不停进行超发货币，这就造成了各国争先恐后印卢布来解决问题，然后麻烦就其他国家来背。

保守派解体了新苏联，是导致后续卢布区经济政策混乱，行政上又不听萨克斯收紧货币发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新苏联基本已经放弃超级大国地位，开始寻求向欧洲靠拢，对中国学习经济政策。

93年欧盟正式转型，在不断完善的过程里，就是一个邦联体系，欧元有欧洲央行系统管理，主心骨是欧洲央行，但新苏联邦联被解体后，卢布区是各自为战。

相当于人民币是中国和朝鲜的法定货币，但中国和朝鲜央行都有权印钱，而没有一个中央系统进行管理，那么结果就是朝鲜疯狂印钱来掠夺中国的货币，中国的货币面值下滑，承担恶性通胀。

苏联不解体，回到超级大国基本不可能，但跟欧洲关系会更亲密，也不会在休克疗法时突然反其道而行，把自己的经济玩死。

—– 1333.2 —–2021-03-05 11:56:45+08:00:

休克疗法之前，苏联的经济是有严重问题，并且急需改革，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还失败了一次，但还没到“崩溃”这种谷底。

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不是来自于苏联时期经济问题本身，苏联当然有严重经济问题，不过是两个议题。俄罗斯的问题更大来自于苏联解体后的过程里，前苏联加盟国搞的卢布区，因为卢布区各国超发导致了卢布价格崩溃，资产大规模贬值。

而卢布区各国没有严格坚持休克疗法控制货币数量，俄罗斯央行给乌克兰的信贷指标有限，却没有强制约束力，这就反应了各国都是在印钱去稀释本来就已经因为苏联解体而下滑的生产物资，最终造成了大量的资产贬值，进而触发经济崩溃。

—– 1333.3 —–2021-03-05 12:12:13+08:00:

旧苏联是八一九政变后到年末解体的，但八一九之前，年初时新苏联的盟约已经谈妥，就差八月二十号签署生效，然后被苏共高层保守派政变，导致苏共中央瓦解。没有政变的话，新旧苏联从八月二十号开始交替。

—– 1333.4 —–2021-03-05 19:31:56+08:00:

这个话题要复杂长一点说，所以下面字有点多，可能不方便看（建议分段），我就这想说的东西打完了才发现字数太多不符合短期讨论交流，实在是抱歉，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过，顺便刚好当关注我的人对这个话题我的具体看法吧，不止是给一个人的回复，因为我知道有几个人还在看，也问过我，我当时懒没细说，现在一起大概聊下我的看法和逻辑过程（其实我也不算苏联历史专家）：

苏联在新盟约上的妥协，本身就是基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失败，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需求以及失败根源，都是源自于苏联本身长期弊病的累积，这些都是讨论烂的，没有什么说的价值。

重点在于，新苏联并不是光杆司令这么单纯（邦联本身就是光杆司令了，核心始终是加盟国的接受），新盟约是经过了与各国事实妥协的结果，并不是过去的集权模式，而是一种已经妥协了的邦联。

其特殊性在于卢布区的协调性，而卢布区缺乏协调又导致各国在经济危机后通过大量印钞来解决自身的经济危机，这导致了原本俄罗斯央行提供的指标无法兑付。

819政变实际上直接导致苏共中央最后的权威扫地，最后引发了连锁效益，819政变中苏联最高层几乎被一锅端，也戳破了苏共中央实际上没人保卫这种现实。

而各国在原本遵从的新盟约下恢复到更独立的状态，却试图在卢布区内寻找协调，苏联的经济下滑已经造成卢布的不稳定，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也导致了后续一系列危机出现，中国与苏联几乎是同一种处境进行改革。

中国同样面临货币超发，与市场上投入的生产物资不对称的状况，并且国企大范围垄断产品供给，两者改革的区别在于，中国没有一次性放开价格，而是采取双轨制，同时进行休克疗法，在央行调控下收紧银根，同时进行地方试点往上发展，给私人市场带来大量的生存空间，即便如此也还是出现了并轨产生的物价波动。

事实上重点不是需要外部援助，苏联需要外部援助是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恶化状况，比原本预期的还要快，一是苏联旧时代长期弊病，二就是戈尔巴乔夫88年经济改革失败后的雪崩式连锁反应。

但是问题到这个时期，还是有缓和余地的（即便戈尔巴乔夫在），妥协的余地就是新盟约的结果，松散的邦联下维持苏联的形式让各国行政和事权独立，对外仍维持苏联的主权。

这一系列是有连锁性的，卢布的崩溃主要是在苏联八一九政变后的开始暴涨。盖达尔在书中也提到，90年一年投入流通的卢布才266亿，债务增加1500亿。但92年乌克兰一个季度就提供了5000亿卢布信贷。

在原有的框架下，旧苏联的财政体系已经维持不下去原来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盖达尔描述戈尔巴乔夫对老布什做东欧军事政策保障时，以及对波兰等地的社会运动干预，是逐步收缩。

最后危机严重到必须彻底放弃旧苏联，以最低形式上保留苏联的主权地位，变相换取各国财政与行政独立，相当于彻底撒手不管主动当光杆司令，这也是为什么新盟约可以得到通过的原因，所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一个已经达成的结果，最后被苏联的保守派不承认试图颠覆，造成了一个政治空隙，然后苏共被踢出历史舞台。

没有819政变，新苏联会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系统对卢布区进行调节，新苏联被政变阻止缔结后，俄罗斯事后无法持续休克疗法，因为卢布区内各国都在疯狂印钱。

盖达尔书中引用或主动和表述的观点都很明确“提供资助或低息长期贷款并不能解决苏联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而其结构性问题就在于私人市场的生产率与劳动率不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失败，没有中国双轨制一样，先开放部分基层私人市场试点，增加市场物资供应，提供价格并轨的市场接盘能力，到最后只能换取彻底放弃苏联的制度。

盖达尔本人是对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也承受了很多认为休克疗法失败而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人的批评。但事实上是因为旧苏联的产业链摆在那，物资供给比如乌克兰的粮食这些短期都无法取代，邦联失败后，各国又使用统一卢布区为标准，疯狂超发的情况下，直接破坏了俄罗斯央行进行货币管控来执行货币主义的根本和努力。

也因此，休克疗法彻底失败，而俄罗斯国内无法生产出对应的物资，市场价格与物资供应失衡，其他前苏联国家又在卢布区拼命印钱。

跟美国援助不援助没什么关系，盖达尔自己都很清楚不改变结构性的问题，外部援助也只会用于填窟窿，主要粮食价格在88-91年很多翻了数倍，但在91-93年翻了则数百倍。

帝国的消亡也提到戈尔巴乔夫已经跟叶利钦达成政治同盟，通过新盟约与各国协商，下放事权财权，军费削50%-70%，相当于彻底放弃旧苏联的形式，从而以主权国的方法挽救经济。

戈尔巴乔夫对这点很清楚，非常愿意下力气和功夫，但苏共保守派的高层和克伯格却不愿意妥协，甚至对波罗的海国家如立陶宛，开始绕过戈尔巴乔夫进行下克上的军事行动，而戈尔巴乔夫其实已经清楚意识到靠暴力维护原有的苏联绝对不可能，这也是他跟苏联内部旧保守派力量产生分歧的一个核心。

保守派和军队高层，既希望通过温和的反应来获取西方援助，又不愿意放弃暴力维护帝国的老套路，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只要可以保证国家渡过危机，而一定程度上能保留苏联的主权地位，哪怕放弃对少数不留在新盟约国家的控制，甚至干脆变成邦联，都是完全可以也必须要接受的结果。

而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分裂与内部政变，帝国的消亡也特地描述了这部分政变造成的影响，不过还要综合不同数据来看。

因为帝国的消亡主要集中在旧苏联本身，数据也大多数是91年之前，所以很难通过这种数据和资料丰富的内容直观看到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经济崩溃的联系。

盖达尔在这点上是同情戈尔巴乔夫的，所以特地引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B·梅德韦杰夫的描述：

“对外国慷慨援助的皮诺切特式态度不会过时；相反，国内的骚乱和对外经济援助渠道的必然截断会叙述将经济引向灾难。政变不仅不会削弱联盟内的离心趋势，相反，到会无可避免地招致联盟崩溃，因为各共和国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政权之下过日子。”

政变毁灭了新苏联，断绝了中央银行系统维护卢布区的可能，也断绝了来自外国援助的稳定性。

《经济共同体》的签署，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被迫临时搞出来的一个非常草率的内容，乌克兰共产党甚至不明确公开与政变划清界限，然后又反对成立中央机构来协调，尤其是针对经济条约，而货币政策和协调，就是从这开始失衡。（然后就有了乌克兰造几千亿贷款给国内企业，俄罗斯要承受这种结果，休克疗法完全不起作用，俄罗斯有不具备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

你其实要是看到了加盟国比如乌克兰设置海关来控制出口，同时限制货币，肯定也会看到上面盖达尔特地描述一整个篇章政变对经济政策的冲击与后续混乱的问题。

B·格拉先科在政变前不久，还对戈尔巴乔夫提到过，苏联境内有太多独立的货币信贷政策的破坏性行为，这个时候高层其实已经意识到卢布区内各地银行自主决策权太强，针对性的提出了问题。

居民资金占GDP比例，85到90年的5年才增长了14.2%，但90到91年9月的9个月内，就增长了14.1%，而85年到90年，恰巧是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经济危机与超发严重的时期。（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得出，失败的改革与经济危机的好几年，也没有最后那几个月冲击来的大，到后面就是50%以上了，可见问题严重性）

政变也拉高了美国银行不愿意冒险投资的可能，信贷风险哪怕高于2%美国银行都不愿意承担，银行希望的是信贷风险为0%（因为苏联状况太不确定了，也没上帝视角知道后来平安解体），政变不但破坏了原有苏联邦联政府重组机关减负放权的进程，还给各国被迫要快速建立一个新的协议导致卢布区崩溃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还增加了投资不确定性。

你说的苏联开不起印钞机，是苏联卢布已经崩溃的前提下，因为通胀，而起因就是政变后的10月时，各国银行已经越来越不愿意配合苏联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了。苏联中央哪怕控制货币数量，各国也因政变加速了离心力，为了自救不断超发货币来保障能多续一阵子。

苏联政府改革太慢或拒绝有效改革（70年代），尝试改革傲慢且落后，加上又失败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导致了八九十年代的危机，90-91年时，戈尔巴乔夫已经默认了不靠暴力维护完整性，转而寻求邦联化，将财权下放，通过有序渐进改革，从中央系统逐步的将权力转交，而这个过程里加盟国并没有学会如何相处，以及在极权主义下摸清楚边界，保守派就颠覆了循环渐进的可能，加剧了不信任。

苏联的崩溃是制度性的必然，跟外国援助不援助没有关系，因为承担援助的银行，并非不愿意，而是不想承担不明朗的风险提供贷款，苏联在8月政变后的信用以及几乎等于0，甚至不再被认为是金融协议的主体来谈判。

苏联结构是极度僵化的，哪怕到了91年，中下层机构与生产部门都不会脱离指令经济去进行思考和灵活变化，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自上而下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失败，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但转向太慢，并且转向错误，最后还出现了内斗让苏共改革的权威扫地，类比六四后的中共，区别是中共六四无论哪一派都支持改革开放，而苏联保守派与改革派联盟的矛盾就不止于此，保守派试图维护暴力与旧的僵硬体制，戈尔巴乔夫则是不断妥协下才被迫接受了现实，从这点看就能看得出苏联反应之慢了，完蛋纯属天理循环。

但这不意味着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就必须下滑到谷底，当代他们经济的恶化，的确很程度来自于苏联时代的落后与僵硬累积的弊病，但核心还是在于改革的时候，做好自下而上的准备时，已经要放弃旧苏联转型成非常松散的邦联盟约，被保守派背刺，导致国内外政治信用大跌，否则裁剪大量的开支，做结构性改革吸引外部投资者是可行的，至少美国银行不是不愿意谈，而是政治信用太低，导致投资风险阈值过高。

整个过程就是一场保守派带来的悲剧，两个司机，其中一个走错弯路，不得不减速确保能进行下去，另外一个司机又想加速又怕乘客抱怨，畏畏缩缩，但到了最后发现减速的司机想要换目的地，双方最终无法达成共识，就开始抢方向盘，跟着带一车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的乘客坠下悬崖的这么一个过程。（新苏联慢点走，最终也可能遇到崩溃解体或危机，但不会暴毙然后让加盟国政府毫无准备，加盟国疯狂印钱不顾其他盟国死活，就跟一个出口一群人争抢一样，整个苏联失去了“政治秩序”与“安全感”。）

1334: 香港01消息:香港立法会增至90席，地区直选20席，功能界别30席，选委会40席, submitted on 2021-03-05 18:35:56+08:00.

—– 1334.1 —–2021-03-05 21:23:05+08:00:

这个基本都能完全猜到，本身押后选举已经可以确定中共玩不起了，所以毫不意外。

但最恐怖的其实会是最低工资、福利待遇、拿地降低楼价与造公屋，以及像中基层让利更为困难，中下社会会生活的更糟糕，其实包括澳门在内，建制派一直是主流阻挡审题最低工资的群体，土地政策上也非常保守，很多建制派持有大量的地产以及非必要官方给予的娱乐用土地。

典型例子建制派垄断了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几百公顷可以造几十万人的房子，因为碍于建制派的身份，政府既不全部取回，也不审议类似的政策合理性，只是象征性的索取一部分。

就收入中位数来说，香港的中基层最低时薪可以说是审查频率低，增幅低，功能组别少数特权阶级一直是阻碍这部分增长的“中流砥柱”。

但相对的，我觉得中共会意识到这种问题，可能要求建制派拿出一定利益，来暂时填补短期内的民怨，但民怨是个长期性问题，尤其是香港老龄化，一定会大量引入外劳以及要求政府兜底。

政府财政要么会进入一个高盈余不做事的阶段（福利和社会改革实际上停滞），或是大规模长期赤字，通过外包大量的工程给建制派或内地白手套的工资，控制和榨取香港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提供给本地大量的建筑业就业岗位，变相用凯恩斯主义去维持一定政策支持度与政党吸引力。

因为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组别，很多都是公司为单位的代表，香港只要越来越多基层建筑业劳工进入这些公司被捆绑，在选举上的控制力度也就越大。（但香港建筑行业劳动力严重缺人，那么就只好引入外劳了）

我想之后会有试水的放风，增大新移民的开放速度来加速同化和增加普选票基本盘，因为这个是蓝营从实际角度反对的非常大的，跟建制派高层刚好是利益冲突，属于基本盘与自己不对付的特殊情况。

不过如果民意反对声音很大的话，我觉得还是不会做的那么明目张胆。

剩下的应该是后续对工会的打击，大概率会修订收紧职工会登记的要求，而且会出现类似那种正常游行都不予批准的情况。

接着需要配合不断的主动释法，稀释掉香港本地法院的操作空间，再通过对立法的控制来对法院赶尽杀绝，现在公诉部门已经完全被控制，然后就是对涉政或社会争议的民事纷争做压制。

等一切准备就绪，就能从就业上控制民事诉讼，避免基层对建制派走法律途径试图翻盘（无论蓝黄），然后禁止非亲政府工会出现，雇员一团散沙，公诉机构再不断进行对各种私人组织的指控，比如什么西医工会、大律师公会。

跟着扶持一个对称的“工会”，从话语权上取代原有的社会组织，跟着不断的对可抛弃的建制派也进行洗牌，然后立法慢慢禁止媒体新闻发布‘不实”消息。

这里面有几个是在同步进行的，比如教师领域，1月时政府冻结最低时薪，建制派也是装死。

实际上问责机制正在逐渐完全失灵，选举渠道已经不行了，和平游行不通过概率越来越高，去年71的基本游行被禁止，之后的71游行可能都会陆续被强制缩减规模，然后慢慢的不予以审批。

剩余的问责渠道就是网络、部分媒体，我挺好奇到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我觉得坏是坏不到哪去，但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作为共产党设计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蓝图，香港作为模板不拿来当试验田，而是反过来开倒车，很难想象未来中国该怎么解决这部分的争议，希望国内遇到全面的社会矛盾爆发，不会变成缅甸现在那样或下一个六四。（实际上，看到中央最高层给出的这一系列指示和安排，反到更让人安心了，你猜猜为什么。）

—– 1334.2 —–2021-03-06 07:44:41+08:00:

中共要是玩得起，为什么只能靠暴力垄断执政权，玩得起只会在规则范围内进行选举，现在减少民选议席，增加制定的寡头贵族议席，说白了还是怂，不怂的话公平竞技，选上了才更让人心服口服，否则何须心虚。

不可能既要标榜选举的正确性和理所当然性，去证明合法性的来源，又拒绝选举的普遍性，想办法靠不公平手段竞争，这总是说不过去的。

—– 1334.3 —–2021-03-06 07:45:59+08:00:

直接判断中共最高层可以用的工具和干预影响力渠道，看政策可以探他们政治风险与财政的底，三板斧看多了就黔驴技穷了。

—– 1334.4 —–2021-03-06 13:06:17+08:00:

中共不是规则制定者，也不是全能，因为现在对立法会选举问题的反复，就是在打他们自己的脸。

推行普选是一个法律和道义的承诺，不存在中共说不想让谁玩就可以不让谁玩，除非社会公理、道义、基本道德与法律都被视为无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恰巧证明了在正常社会进步的基础力量与价值观中，中共这种行为是玩不起了才会做得出的下三滥行为。

如果想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本质上只是个赖账的人而已。

强调成为规则制定者，本身就是一种威权心态，试图否定社会有的基本公义、法理与逻辑，任何事物都指望于靠某种屏蔽一切的做法不顾事实的去获取话语权。

裁判下场禁止选手参赛，到底是比赛有问题，还是裁判的做法理所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是基于这种逻辑运作，那做任何事都不具备正确性，更何况现在的做法是打脸中共自身。

香港人没有反抗的话，那难道说你是最近今年才开始键政的吗？反抗的定性是什么？上山打游击，如果不这样做你就可以扣帽子说不反抗，那你是不是刻意的忽略了香港不具备这种地理和物理条件，而用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去假定他人的不反抗，而你已经预设了立场，并且借此攻击某些族群呢？

我感觉最神奇的就是，明明有反抗，愣是说出没反抗。本质上你我又谁都指挥不了，就跟去中心化的政治运动一样，那么强调一个与事实不符的描述目的为何。

所以问题在于，不能有二极管思维。

—– 1334.5 —–2021-03-06 13:16:23+08:00:

你要跟我说原始部落，或者非洲落后国家有落后的制度，到可以理解。

但香港一个发达的地区，长期并且得到了法律保证推进普选，既客观符合香港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也符合道义与公理，在法律的法理性上也无懈可击。

大学考试中文给你英文卷，数学给你中文卷，然后说你没考好，然后说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考法，或者游戏作弊了告诉你，世界上不是一种游戏规则。

逻辑和道理在哪？全世界到哪里都没有这种王八蛋逻辑可以通用的。

中共不可能短期颠覆，但不代表中共在这件事上不占理的事实不成立，反抗有啊，你不能定义不满足你有预设立场想贬低前提下，设定完全违背客观现实条件的所谓“反抗”，不按照你的标准去反抗，现实里力所能及的做到尽的就不叫反抗了，然后自定义一个公论里说不通的东西。

指鹿为马几千年前的人就懂，怎么现在的人反而跟我说起游戏规则就是可以“指鹿为马”。

中共事实上是专制，但问题是他们不说是专制，而是说他们也是民主政权，并且法律高于政权本身，在法律中也确定了普选达成的目标，也即是说他们自己也确定了要普选。

至于怎么普选，这才是中共和香港一直争论的矛盾核心，你压根没深入了解过。

中共现在的做法，是与法理上的普选目标互相抵触，过去中共领导层从来没人敢这样做，现在这样属于破罐子破摔，那么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原来的机制他们已经玩不起了。

因为过去中共可以靠旧的机制在推进普选按照他们的方向发展时，能在这个体系里占优势，而不需要任何强制外力干预，现在不但违法，同时也抛弃了原来占优势的体系。

请问如果以前很稳的时候，都不怕，为什么现在突然开始担心了。

一国两制可从来没说过是必须基于爱国者治港，中共以前江胡时代跟港英前高层合作的井水不犯河水，并且还能在普选的前提下占立法会优势。

怎么换习近平上去了突然就这么拉跨，选举连连失败，需要违法和推翻过去几十年的治理逻辑，强行换一个这么搞笑的结果。

—– 1334.6 —–2021-03-06 13:27:43+08:00:

首先这个社会不是丛林社会，中共自己也是被置于一个法理和公理之下，六四杀人为什么有问题，因为颠覆了公共道德，自认无道。

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层，在思考事情时，都把自己假设在一个好人的位置。要找理由解释各种行为，从而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中共对中国的管制逻辑，不可能完全依赖暴力，需要一套完整的道德、法律与价值体系，来告诉人们，我是正义的，善良的，从而得到大众的基本认可。

这也包括了对中共内部的力量稳定，否则你天天屠杀这个，后天灭绝那个。

失道寡助，这是很基本的情况，苏联为什么没人愿意在保守派政变时保卫？

一个政权的稳定，是基于一系列人的社会关系组建而成，你今天不要脸推翻那个，明天不要脸推翻那个，重点不是对香港这一件事怎么做。

而是在于，中共将这种彻底不在乎任何伦理的做法，当做一种基本和常态手段，适用于香港、大陆和全球各个他们能影响的范围。

你可以一次在香港这么做，也可以两次三次。但难道中国高层不知道这种做法完全有悖于公理吗？显然他们知道，当时不得不做，为什么？

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玩不起了，他们就会失去对一些事物的掌控权。

必须通过不断拉低下限，破坏自己的组织关系，用不讲理的做法，去榨取资源与影响力。

典型的一个例子，古代税收会派军队挨家挨户烧杀强烈来征税吗？

正常税收都是有合理的行政体系层层缴纳，没有哪个正常国家，是日常靠屠村来获取日常税收，并且还能长久持续的。

明末税务负担严重，前线战斗非常吃紧，正常的税不能满足，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掠夺民间财富，以及加重税希望能维持这个体系不崩溃。

他要是能用更正常的手段去避免消耗口碑和社会积极性，为什么不去做？共产党以前没做过吗？江胡时代没激进也控制的很好，怎么到现在就拉跨的不得了。

答案很简单，不得不做，玩不起了，要靠走下限的手段去获取优势。

—– 1334.7 —–2021-03-06 13:36:54+08:00:

简而言之就是，缺乏能力和环境反抗强权，不代表强权做得对啊，强权要不断靠极端手段来获取优势，而不是遵从社会日常的惯有习俗，就说明他们需要靠打破下限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日本打得过美国海军，用得着神风特工队排队自杀吗？中共以前在江胡时代靠原来的体制，都可以选出优势，现在中国更强了反而选不出，怪谁？要靠一个闹笑话的设计去维护这么个体制，还不如江胡时期，是弱了还是强了，有效无副作用的手段几乎没有了。

如果他们做一样事是极端的，不在乎下限而追求效益，那么他们做什么事都会如此，渐渐的就把所有人都得罪，香港只是个反应最高层心态与逻辑的直接缩影。

对整个中国大陆，全都是一样的逻辑。可以杀你，就不用给你改革。可以堵你嘴，就不需要听你意见。

你会因为比赛打不过人家，把对方全家杀了，可能没人制裁你，那么其他人会怎么看？你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是不是也把其他人全家都杀了。

未来中国迟早要面临一个大规模的矛盾周期，能采取无争议手段温和解决，为什么要走极端路线，因为他做不到啊，他的客观局限性就体现在这。

等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是中共被淘汰的时候了。

—– 1334.8 —–2021-03-06 13:52:28+08:00:

只要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民主是个必然的趋势，没有什么可以争议质疑的。

或者不叫民主，而是叫基本的简政放权，做良政，总可以了吧，免得民主PTSD了。

以香港为例，香港大部分土地都被建制派权贵占用，政府碍于这个关系一直没法大规模收地，然后就转向用民众的福利税金去几百亿的开发几十年才可以成型的郊野公园与填海，跟着招标承包还是给建制派的公司。

等于权贵体系内对民间财富的掠夺和压榨，形成了一个闭环体系。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中国，没工会，最低工资增速极慢，缺乏各种各样的合理保障，户籍制度限制人身与阶级，996遍地无处伸冤，稍微有点反抗就铁拳。

是中国人不反抗吗？不是，而是社会矛盾没到极点，力量不成对比。

如果巨婴不成熟不代表主流，那就给落实选举制度，让普选来证明说是主流，皆大欢喜啊。

既然不让，那谁不讲理，谁心怯，其实一目了然吧。

要是你来执政，是不是该选举用事实选票来锤死你嘴里的“巨婴”？这样才叫立于不败之地。

—– 1334.9 —–2021-03-06 14:05:32+08:00:

所以聊到核心了吧？

中共的普选路线，本身就是不清晰不明确，并且条件苛刻的，入闸范围必须经过中共选择，那么请问这叫什么普选？

班主任选几个学生让一个班选谁是班长，也即是说选举之前结果已经落实，这个普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咱两去选举，中共只让我入闸，那谁可以选，谁不可以选，一开始就确定了，谁赢谁输，纯粹看中共自己的决定罢了。

要是不让你选，候选人只有一个然后完美当选这种笑话，请问是普选吗？

首先，中共是不是一个有信誉会落实普选的执政党？

答案为，不是。并且信誉非常恶劣，几乎等于0，为了自己统治阶级的贵族地位不丢失，可以大规模的杀死平民，通过军事政变颠覆合法政府，围剿改革派来上台。

那么基于这个基础上，请问对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共事实上拿出的方案，只允许他们让参选的人去被选举。

然后随时可能推翻并且拒绝进一步改革，也即是说到时候就说“我们已经推行普选了，之后不会再进行普选，因为以及满足了基本法的标准”来搪塞改革需求。

这种情况你能预防吗？

—– 1334.10 —–2021-03-06 14:17:23+08:00:

所以你别跟我扯什么“他们一开始不同意了吗？”

你都压根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与整个时间线还有细节都不清楚，好歹搞清楚了再来谈呀。

中共都可以给你弄一个假普选了，然后香港人还脑残到让这玩意是可以不断改善，信一个军事政变上台给假普选的政权的话？

香港的普选，也没有否定一党专政啊，普选是个基本路线，玩不起的是中共对吧。

普选是顺天理应人意，符合时代潮流与香港的进步，既可以作为整个中国的试验田，也能作为中共改善政治面貌的一个契机。

那为什么还要给假普选，然后像你这样一知半解的都出来说“请问谁先冲破底线”，我寻思不是给假普选为什么泛民要杠，泛民对共产党没好感，但并不说啥不可以谈。

胡锦涛时期就跟泛民主派有过很多交流，那个时候也有僵化的体制问题，可为什么胡锦涛能做出改革呢？最终促进了立法会更具普遍性？

泛民主派本质是大中华派，主张大中华统一，跟独立有什么关系？又没否定中共的合法性，对六四的态度也多数是平反，而不是全部要求推翻中共。

说白了，中共自己心虚，因为他本来就是黑的，你老感觉是别人得寸进尺逼到中共怎么怎么样，却完全没了解过香港本地民主派的不同派系与路线。

司徒华、李柱铭，这都是非常出名的大中华民主派，司徒华差点当上过国级领导人，因为什么香港本地民主派跟中共闹翻？

就是因为六四啊。问题从来不是说香港本地想独立分裂，而是中共的决绝态度，不愿意改革与承认问题，害怕被清算而拒绝走任何温和路线试图维护威权统治。

要不然为什么胡锦涛可以破冰与民主派合作改革制度，根正苗红的习近平上来就只会跟皇帝一样下命令，这种牛不喝水强摁头的做法，难道就不会有一天把中共拖进末日吗？对谁有好处。

所以哪来不承认现在中国，连港独都是梁振英发明的，以前谁有这种清晰的路线，说白了中共自己树靶子打，然后就真有人在沟通无效又不喜欢大中华民主路线的前提下开始走港独。

很多人支持吗？不是啊，选举都选不上，还是泛民的大中华路线最吃香，中共不就是最喜欢扶持激进敌人，然后树靶子打，消磨和灭声中间温和派，跟着你这样一知半解不就上当了吗？

—– 1334.11 —–2021-03-06 14:26:09+08:00:

你要明白一件事，不是跟中共对民主有共识，而是建立在哪怕威权帝制都必须遵从的“道理逻辑”之上，有这么一种公俗良序在维持社会的运作。

对民主与选举的基本期待，都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而不是双方有民主共识才得出的默认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从来不否定自己是民主政权。

他们没法公开站出来说，民主是坏东西，我们不是民主国家，只能从行为上，以及民间宣传上立个“西方民主”的靶子打，但从来不否认民主本身。

否则中共高层，那干脆直接倒退回帝制了，各层官僚办事怎么办，再威权，也不可能按照古代的政府逻辑办事。

但现在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在倒退，中共自己内部办事的空间都在被压缩，甚至最高层都没有什么能量去决定一些细节，习近平一个人独揽大权。

而这种情况，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共产党内部所有人的共识。否则任大炮不会被抓，当年也不会有改革开放。

这样做的威权寡头，他们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利用改革派的框架和人才储备去不断拖延自己下台的那一天。

所以不是习近平一句话就能怎么怎么样，习近平也需要依赖他人服从命令，如果越来越多人觉得他的做法不合理，在重大议题上抗命，那么中共这个并非整体的抽象概念，就不是说“我想玩”或“我不想玩”这么简单。

你得明白中共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集团，我们平时形容是抽象的泛指其当权派倒行逆施。

社会追求的是一个更平稳，更不极端化，更符合公序良俗的运作，不能因为中共自己不遵守规则，所以就无能狂怒或破罐子破摔，那样跟美国苏联在中东打仗，然后去报复平民甚至自己人的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

—– 1334.12 —–2021-03-06 14:48:19+08:00:

香港问题你不能预设立场，第一香港政治运动本身是占理的，而内地香港矛盾早就有了，你要是能因为不爽香港人骂你，那缅甸人打中国人，骂中国人，难道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正当性就失去了？

那肯定不是，矛盾冲突是必然的，刻板印象还是误解都是一种独立于对更公正社会的冲突，并不会影响对社会公义追求的正当性。

这也是为什么，反对打人和无意义的将仇恨转移给中国人或内地人，不支持这种行为，但同时要客观理解追求社会公义是一个独立的议程。

香港发生的不是流血的革命，现代谈革命这种事其实很老土了，有你能革命的空间吗？ 网络煤气水电一掐，军队戒严，你有什么办法革命的。尤其是去中心化的运动，在这种强权优势大的情况下，谁都不能当出头鸟负责，也就不可能组织成有效的结构系统性的筹划。

香港不具备这种地理条件，，来来去去市区面积就那点，你上哪打游击。

进攻政府总部，杀光政府高层，然后呢？

如果香港有四川那么大的面积，不知道多少人要死，到时候又说“叛军暴力攻击政府机关，简直丧尽天良”，可不流血的革命如你所说，可能流血的不是革命军，而是普通平民，那个时候你会怎么看。

所以不要脱离现实情况，不要脱离地理与一个社会发展的状况。

香港人不爱中国，难道缅甸人爱吗？中国概念本身就是抽象的，现在的离心离德本来就是来自于有话语权控制媒体和政策的人故意制造的对立，然后放大渲染。

哪怕互相仇视，平时也是没有交际，那为什么政治和民生议题不在香港本地人控制的情况下，反而是在中共控制下能爆发呢？这就很神奇了吧。

以前港英年代，香港人对内地被遣返的同胞，跟着火车往扯上扔食物、钱和水，都有家国情怀，现在为什么破灭了？

六四时是香港人最爱国的时候，后来政治改革中共赖皮，已经让人越来越失望，看不到关系改善的前景

你好好想一下，泛民的李卓人，六四时带着钱去北京支援同胞，然后换来什么结果？六四杀同胞，香港人年年悼念，反倒是内地视而不见，谈六四色变，中共还靠政变上台，到底谁不喜欢中国人？

反共爱国，本来就是啊，但内地的媒体谁垄断的？有没有告诉大家六四时香港本地人到底多支持同胞，要求避免自己人打自己人，还去中央情愿。

不管用啊。

六七暴动谁策划的，六四政变谁策划的，谁给假普选，为什么要跟民意对着干。

港英时代，英国人虽然没有选举，但一直在推行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并且会聆听民意，倾听不同政治立场专业人士的观点来折中处理。

社会的良性秩序与发展，都是来自于港英时代，港英六七暴动后，知道改善社会福利，奠定了各种关键性政策。

内地同胞是什么？六四他们给自己人祭典了吗？社会不公，香港人好歹站出来了。

国人你可以说经济发展没到那个程度，但你明知道国内媒体都被垄断了，为什么还理所当然认为国内可以接收到符合事实或者至少双方可以交流意见的情况？

不存在啊，中共自己渲染仇恨，放大仇恨，杜绝一切交流可能，不让非官方声音出现在内地，他们会宣传黄丝不支持打人吗？会理客中的报道吗？

答案很简答了，香港人会纪念六四死难者，国人不会，甚至还有的人觉得死得好，包括对现在缅甸也是一样的态度，到底谁是谁同胞。

说白了，都是一群在中共治下的陌生人，想套近乎好歹得有个对等接近的能交流的环境吧。

—– 1334.13 —–2021-03-06 14:56:07+08:00:

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啊，事实上就是，共和制取代了帝制，民主制度作为共和制度的延伸，也在不断取代威权专政，经济发展诞生了民主制的客观需求。只不过我们观测的尺度短，以世纪为单位，我们才多少年寿命，但看历史和当下都可以总结出来。

民主过程里，三权分立是基本的约束条件吧，宪政是基本的约束条件吧，现在主流分成内阁制与总统制，或者一些混合制，这是现代政府的稳定框架，选举可以有效的推动这种框架运作。

具备普遍代表性的说了算，因为社会有基本的公序良俗在维持公理的运作。

经济落后的国家，民众普遍开化率与教育水平低，对政治与个人权力要求低，哪怕民主制了，也会沦为寡头或威权专政，形同虚设。

而经济发展中或已发达的国家，则需要很大程度上的权力分散、选举议程来解决问题。

这些国家的民众受教育水平高，个人表达欲望强，对权力的监督要求也越来越高。

那你给是不给？任何专制政权的危机，都来自于他们不能生产对应维持权力所需的资源消耗，然后形成一个坍塌式的危机。

中共一党专政，哪怕多数人是党员，也没有事实选举，而且门槛极大，意味着党内也不公平，甚至是黑箱操作。

民主制起码有权力监督吧，来自公权力的，来自民间的，以及来自公序良俗的。

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的定义权不在人民手里，如果没有一个稳定机制可以抗衡，怎么能算是民主。

—– 1334.14 —–2021-03-07 08:59:10+08:00:

自由行是建制派与中央决定的结果，单方面说成“是香港主动要的，还是内地强加给香港的”不合理，忽略了细节以及利益立场。

好像梁振英等建制派要求，是完全自发的，并且事后惠及香港真正有需要的普罗大众一样。

而中央好像甩锅一样把责任全部推卸，而实际上时隔十几年，问题出现很久，仍然没有停止迹象，甚至连改善都要等到2015年，期间和之后对各地的签证和漏洞很少理睬。

最搞笑的地方是，梁振英跟中央唱双簧，那面提出一个月说要改为一周多签，不到一个月就通过，甚至停止签证的行为比法案本身还更早推出，所以别跟我说存在香港建制派要求了，中央才做反应这种键政稍微有点经验都不会信的话。基层地方反应的速度怎么可能比政策推出还要早，是中央自己有看法要修正拿人挡刀的双簧。

还记得，深圳政府配合中央政策，继续放宽非户籍居民可到香港自由行签证。

然后连建制派的业界从业者，如香港旅游发展局局长田北俊都说了应该搁置自由行，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也说了放宽自由行会影响生活，政府应该收紧。

人民日报立刻明确表示：

“每次自由行安排的放宽，都被香港业界乐观看待“（已经跟事实相反，香港旅游官方与民间最大的两个领头人都看法相反）

还说：

“没有自由行，香港将在黑暗中徘徊更久”（如果非要说是非典时恢复经济的政策，完全可以非典结束后停止，或者每年配额上限封顶在几百万人次以内）

以及：

“自由行再度放宽，意味着双方得以更“亲密接触”。这种“亲密接触”或许并不会同化彼此，但可以减少彼此的隔阂与误读”

所以千万别跟我说是什么梁振英这群香港人要求政策，中央千难万难担心问题发生，事后问题都是香港自己背锅别来怨中央，这种唱双簧的甩锅的做法中共没少做，控制发签证数量的主动权不在香港，拒绝解决问题和认真研讨来优化自由行，并且让自由行的利益惠及大多数市民的，也是中共自己。

自由行问题在非典结束后就出现，抱怨十几年，一直到梁振英这背黑锅替中共挡刀的上台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立刻开始解决，但结果是这么大的政策才有那么一点的转变，而不是签证决策权收紧。

本身就是找人来挡刀配合同化、加强经济控制、输送利益给许多建制派换取服从的社会政策，零三年后多次有声音要求停止或优化自由行的结构，限制签证权，以及打击对内地零团费旅行团的活动，中共理都不理。

我到现在都记得人民日报说“削减自由行商界反对会让1万人失业”，或“香港限制自由行到底行不行？”来表示【“拟缩减内地游客自由行人数”这一议题在香港相关部门展开讨论，却最终未有成型政策出台。】，又认为对自由行上限封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强行将责任归到缺乏内地管辖区的香港本地，连零团费都甩锅。旅游界有的议员和评议人士对这种行为都觉得自己旅游界管不了，要政府介入，梁振英一样装死磨洋工。

庄丰源判是香港本地判的没错，但符合家庭需求以及社会现实，愿意让中港家庭或已经在香港事实生存的个人有合理生活的环境可选，当时的判词已经指明：

【从1997年7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只有1,991名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母亲是非法入境、持双程证或短暂逾期居留香港，父亲也仅是在香港临时居留或不是香港居民）会因为判入境事务处处长败诉而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这类儿童每月约46人，每年约555人。】

双非问题核心就是自由行下，香港对人口流入失去自主权，庄丰源案的善意漏洞被恶意利用，在后续的协调上，中共将自由行与法例判决的漏洞，当做对香港输入影响力的一种方法。大陆方面可以严格限制孕妇或有双非产子意愿的旅行者，但跟自由行签证、旅行团问题一样，并不愿意用维稳的态度强力配合，拿维稳杀人的狠劲十分之一出来，这些都不会是问题。

要不然怎么可能政府原本反对，后来却开始配合中共扩大单程证输入新移民与优先级高于本地居民的政策，在双非问题上政府是到10年代才开始有反应，的确是对双非零配额了，但也转为对单非开放更高比例配额。以及优先轮候公屋。

这些问题，说白了是一些中共宣传试图甩锅的观点，忽略了案例原意与善意，被民间吸收拿来指摘，压根就经不起推敲。

1335: 全国人大代表张红伟：建议缩短教育学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 submitted on 2021-03-06 12:09:37+08:00.

—– 1335.1 —–2021-03-07 10:15:48+08:00:

速成鸡

1336: 辣子鸡（鲁南风味）, submitted on 2021-03-06 18:09:50+08:00.

—– 1336.1 —–2021-03-07 10:49:21+08:00:

吃鸡爪，内卷了。

1337: 好家伙, submitted on 2021-03-06 20:36:07+08:00.

—– 1337.1 —–2021-03-07 10:14:50+08:00:

不是，这是短期政策，配合文革时期王震路线高强度打压导致的不信任的政策收缩。

中央早期改革开放没资源，在边疆地区缺粮缺钱所以撤走只会王震路线弹压的老一代干部，另一方面当时全国严打，慢慢扩大范围后才有少捕少杀的两少一宽决策，目的就是避免王震路线带来的不信任，因为严打造成的大规模捕杀扩大化重新激化矛盾（可以参考高旭和阿克苏事件）。

本来应该是随着严打结束而停止，但胡耀邦中途被政变下台，在胡耀邦任内只执行了三年。之后江泽民李鹏等延续了这个政策，因为后续还有三次严打，后来出问题加上懒政，就习惯性甩锅给死人胡耀邦了。

1338: 感觉延迟退休要成为共党退出历史舞台的导火索了。, submitted on 2021-03-06 21:41:05+08:00.

—– 1338.1 —–2021-03-07 10:41:27+08:00:

导火索什么都可能，但重点就两个，一个地方财政，一个是经济增速。

经济增速如果长期在2%左右，收入分配跟不上（重点，10%增速要是分配非常烂也一样），而通胀问题加剧，城乡关系会非常混乱。

中国政府财政，采取的是地方事多权少，拿的钱少，办的事却多于给的钱，并且这种甩锅的情况逐层下放，并不只是中央对省级地方而已。

所以经济增速还有，城市或可以吸纳乡村县这些行政级，因为最底层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无法管理的人口。如果经济停滞，这部分人在外面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乡村两个行政级维持社会基本运作的能力都不具备，发生群体性事件要从地级甚至省级来调人手压制的话。

那么假设你全省1万人可用，可以省内同时镇压10万人，但如果有20万人的话，你就需要调其他省来解决问题。那要是同时其他省也有20万人闹事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坍塌。

所以其实遇到非常大规模的闹事，国内一般做法都是息事宁人，事后分散消停了，惩处领头的，再对有记录在案的参加者花几年时间秋后算账。

而维护辅警、警察与武警也需要大量的费用，这个费用同样是地方自己出大多数，比如乡村行政级闹事了，当地警力出不起费用维稳，只能靠地级行政的财政。

如此往上推，都要中央拿钱，但中央的财政是要分配给全国和保证军队效忠的，如果全国都有这种财政压力，维稳闹事的需求，慢慢追上中央财政分配余额的增速，要还是给地方填窟窿的话，军队就会出现不稳定。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闹事的，也不知道哪个闹事的会不会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的导火索，搞不好就很小一个事，变成蝴蝶效应，然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发现财政极限跟不上（毕竟也政府自己也不可能知道极限情况怎么样，具体可以参考肺炎这件事的早期反应，而且这还是在有钱并且极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前提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做法）

所以导火索是什么完全不重要，重点始终是经济增速带来的税收，以及分税制下饮鸩止渴的财政模式什么时候因为经济增速跟不上了，最终续不动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反映。

地方的治安、教育、行政、医疗残余机能地下，我们假设个比例就剩10%吧，无法满足地方需求了，财政上又跟不上需求来扩张，上级行政区分税制下不愿意给钱，还管你要钱来解决自己的麻烦。

—– 1338.2 —–2021-03-07 14:05:42+08:00:

看情况，中国地理范围足够大到成立很多新政府进行纳税和组建新军，到那个程度还不肯交权的话，运气不好估计就是长期内战，但我觉得就国人性格以及共产党的逻辑来说，不至于到那个份上就可以和平解决问题。

1339: 全国外卖骑手三月八号组织罢工, submitted on 2021-03-06 21:50:59+08:00.

—– 1339.1 —–2021-03-07 10:22:59+08:00:

如果网警和各地警方200%的做好自己工作，我很好奇会不会出现全国范围内的超大规模抓捕。

1340: 2021年中国海军水面战舰, submitted on 2021-03-06 22:00:03+08:00.

—– 1340.1 —–2021-03-07 10:20:14+08:00:

军费增速太低了，才6.8%，应该至少CPI四倍，去年CPI增速没记错是2.5%，军费增速应该在10%左右才最好。

1341: 中共中央国务院重大国策：2025年前全面复兴传统文化！, submitted on 2021-03-06 23:51:29+08:00.

—– 1341.1 —–2021-03-07 10:02:36+08:00:

恐生嫪毐之乱。

1342: 落马省委书记往事：两厅官给他下跪、按摩捏脚, submitted on 2021-03-07 01:28:58+08:00.

—– 1342.1 —–2021-03-07 09:54:59+08:00:

招这样的话类推，到政治局常委那，岂不是政治局和中委会成员要给他们做泡泡浴？

1343: 这下释放天性了, submitted on 2021-03-07 08:13:47+08:00.

—– 1343.1 —–2021-03-07 09:51:00+08:00:

什么亚马逊女战神？

1344: 广州地铁, submitted on 2021-03-07 08:13:57+08:00.

—– 1344.1 —–2021-03-07 09:48:28+08:00:

图1 . 一名勤恳好学的学生，在家乡地铁上认真学习先贤名著。一旁的外国劳工经历一天的劳动后，在地铁上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