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0: R.I.P, submitted on 2021-04-07 00:01:30+08:00.
• 1371: 自制宜宾燃面, submitted on 2021-04-10 05:17:24+08:00.
• 1372: 你认为中国政府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是？, submitted on 2021-04-10 09:02:23+08:00.
• 1373: 为什么连续一周长跑五公里以后体重反而增加了三斤, submitted on 2021-04-10 13:38:32+08:00.
• 1374: 开眼界了，原来当代还有公安跨省打草谷创收的，有些地方财政压力很大啊, submitted on 2021-04-11 10:56:26+08:00.

1370: R.I.P, submitted on 2021-04-07 00:01:30+08:00.

—– 1370.1 —–2021-04-07 09:41:49+08:00:

我看到有人说部门创收，其实部门创收很常见，要是接触过交警应该知道“创收“有两个字有多少种写法。

创收是常态，中国政府和公权力架构，是从上往下，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管的事多，没决策权，但拿到的钱少，意味着要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自己还不能决定大的政策方向。

所以就必然导致上面不给钱，还要你交份子钱（美曰其名支付转移，难听点就是有枪杆子你必须听话的保护费，跟日本黑帮缴纳月贡金制度类似。），而地方上的各类需要钱的地方，在没钱又必须办事的前提下，很多时候是采取缩减公职人员的待遇，一层层转嫁成本与矛盾。

这种转嫁手法，就跟中央转嫁给地方，地方转嫁给更基层，政府部门转嫁给基层行政人员，再转嫁给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再分好不好欺负，软柿子优先被转嫁。

如医生和教师，医生待遇强很多，他们罢工社会真的近乎停摆，但教育部门对教师欠薪，是全国常态（我前几个星期还做过一个统计），而且有时候真不是故意的，是真没钱，然后慢慢发现教师容易对付，不是常态也变成常态了（转为故意的了）。

那再向下转嫁呢？就是普遍的疲民恶政了，我不大同意有人说是学习秦代法家要故意疲民，我更多认为是这种落后且仅仅有利最高层的政府行政架构下，许多疲民恶政是不经意间带来效果，上层更多是不在乎与脱节，并且要求在不妨害自己利益前提下达成目的，再下一层政府就损害更弱的人来保护自己。

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不是一例个人悲剧，而是社会集体性的悲哀。

这个我也老是谈到，例如土地财政制度，在全国各大城市土地相对充足的情况下， 因为地方城市财权不自主，所以开放了一条中央不能完全有效征用的税金渠道，也即是卖地来保证收入，这直接引发了中国现在被房地产绑架的恶果（还有一条是故意用城乡差距，制造人口过密化，压榨乡镇人口劳动力价值，维持城市阶级的基本盘）

房地产经济的恶果是绑架全中国人的，我们迫切需要一个从下到上的政府架构改革。

这种改革最好由中央政府来进行主导，但是现在看不到任何迹象，反而有各种优化这种转嫁矛盾给弱者的体制的迹象。

所以我经常不问立场，单纯从实际角度出发，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政府改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序展开？

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展开的可能性，那怎么办？就这么硬挺呗？

诸位怎么看？

—– 1370.2 —–2021-04-07 10:09:20+08:00:

我看到有人在其他楼里有疑问，比如收入和公共服务，我的答案是收入对自己有创收的城市来说肯定增长，而公共服务长期而言会变好，因为现在的分税和户籍两大制度制交叉下情况是这样的：

财权不能完全自主，收入有一部分要上缴。（打比方，100%的收入，20-40%要上缴，许多优秀税种的控制权都在中央手里，地方创造价值但无主导权）

事权不能自控，本地拿到的收入，给中央缴了不合比例的税金后，需要给中央干额外的活，而不是中央拿加班费让地方做更多事。（150%的事，只给了80%的钱）

没钱了公共服务质量就下降，需要创收，合法的如房地产经济（变相坑害市民），不合法的就是行政部门自己“创收”，还有的干脆就一刀切懒政，不发工资或欠薪，人手不足，甚至关停部门装死。

分税制还有很大的问题是，没决策权，一个是地方对中央的，一个是民众对地方的。

地方对中央，顾名思义，中央的权力过大，导致一切都看政策，中央不给你政策，或者说，在中央的规划里，你就是提高廉价劳动力的主要省份，用于给北上广深等城市供血，或者没闲钱也不会浪费在你身上，那你就只能硬撑着，比如东北。

这也是很多人以为支付转移是好事，实际上则不然，因为中央权力过大了，地方完全就是被动的，支付转移变相是均贫，拿其他城市或省份的钱，按照中央对特定地区贫富与发展的需求来改变。

例如，近年的支付转移里，不是越穷的越高，而是以中央规划与维稳需求决定（也跟人口规模有关），西藏、宁夏、海南与青海这些一贯较贫穷的，反而是支付转移排在较后的省份，当然他们这些省份的人均支付转移也是排在前几名的，比如西藏就非常高，但也可以进一步反应这种手法的低效率。

这往往导致，地方想发展，没政策，穷省不能自主只能硬吃“低保”。

有底子的想规划发展，但又没钱，典型的就是东北，受教育程度高，城市化水平高。但国企占比高的，包括山东在内，都不具备自主政策权力去给民营提供利好空间。

民众对地方的很好理解，就是民众其实对政府怎么花钱，没有一种有效可监督的直接渠道进行干预，财政预算的审批，民众大多也不在乎，卖地超高地皮，变相对民众征税，民众在土地充足下，还要承担高房价，而钱可能全都拿去填充国企的窟窿，甚至是给大量无用基建背书。

典型的就有许多基建，一个小政府收入才一年几个亿，但负债几十亿来承建，左手倒右手，给质量很差的一些白手套企业，或者一些国企内部消化，流官制度让官僚有政绩后离开，然后扔下一堆本地财政不能负担，导致税收要还利息，进而让公共服务被严重压缩的危机出现。

有的人怀疑穷人会到富人的地区，事实确实会如此，那么反过来想，户籍制度锁死穷人的流动，不才更不合理吗？通过牺牲多数同胞的生活福祉，来建立一个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哪怕城市阶级就数字来说也有上亿规模了）

如果地方的人口跑完了，说明这些地方不适合生产或生存，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解散或合并到更大的行政级当中，公共服务可以直接被承担。

人口就是生产价值的核心，带来消费与生产，各大城市会想办法吸引人口，比如日本北海道提供大量的政策给外来人口。

我国现在的城市竞争人口，反而是主要针对有价值的大学生或技术人才，搞的跟技术移民一样，普通乡镇人口反而成了被排斥，甚至要被驱赶的“低端人口”。

结果就是，城市人口的居住环境拥挤，过密化（内卷），不止是居住空间和价格，过多的技术人才涌入单一城市，也让学历变白菜价，996成为常态，就业内卷，单一性太强，人们不愿意放弃极端公权力分配得来的大城市福利，就只能降低劳动价值来获取生存的机会。（这种背景下，庞大的内需社会也无从建立，转型为发达国家就更难了。）

—– 1370.3 —–2021-04-07 10:48:31+08:00:

因果关系没搞反，土地财政是八十年代就计划引入的，但当时设计是给地方放权，自己卖地自己拿到钱去搞细节规划，中央只负责监管，给大方向。

后来分税制，中央拿了大量优秀税种，但中央不控制地方实际拥有的土地，所以学香港，在地方缺钱，中央不愿意放弃财权的两难局面下，放给地方一个他们控制不能的肥缺，94年分税制改革，把这块肉全给了地方。（现在营改增，中央开始拿的更多了）

现在推行的这几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计划周期与制度，要晚于分税制与土地财政的确立，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六四后被搁置了，到九十年代时被重启，现代的考核机制，只是其中一个次要因素，核心是分税制下导致事权不匹配。

—– 1370.4 —–2021-04-07 12:36:38+08:00:

所以说了因果关系没搞反，这话题要费很多口舌，我尽量精简。

目前主流观点是分税制作为主因导致了土地财政的开端没啥争议，中央的指标与政绩考核问题导致了价格增长存在但不是主因

（因为户籍制度，大部分人口是流入少数城市的，这就必然导致市场供需不平衡。重点是什么制造了供需关系，指标问题是表征，土地供应的迫切性建立在政府现有的财政制度下，比如10年出50年的地，较长周期的通胀后地方政府吃土地财政的优势全无，之后就是地方在分税制下财政崩溃进而不稳定，这肯定不是中共中央希望看到的。）

土地规划指标是对分税制下全国性的调控，是分税制的延伸，而不是并行政策），分税制下将土地的具体供应交给了地方，但决策权上缴，中央同时控制户籍政策，导致人口在公共政策受控的情况下，大规模涌入少数城市。

进而在分税制的结构下继续刺激人多地少的局面恶化，而地多人少的情况在不发达的地区反而常见，所以我才特地结合分税制与户籍制度两点来说，单一阐述不能解释两个问题，你谈土地财政是不可能跳过户籍制度的。

户籍制度引发了供需关系极端化，分税制导致土地财政制度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常态，以香港为例，也是有着一定指标和“勾地”制度来调控市场供应，保障长期的供应与价格均衡。

国内的供应，是规模指标与土地指标分开，年度土地指标可能很快用完，但整个规划周期（比如十年到十五年）的量只用了一部分（还有的例子几年就用完，因为卖地好赚钱，填补分税制下的财政窟窿，反而刺激房价继续高涨）。

这就给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通过年度指标来控制地价的可能，所以我才总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学香港的那套，中央并不具体负责开发细节，比如天津市政府，大部分时间不管各区怎么用划分的年度土地指标。

早期土地指标推广时，比如08年重庆，实际上是增加了土地开发速度，后续全国都顶不住，一个很大原因是可复垦的农村宅基地存量越来越低，城市民众对高房价负担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小。

土地指标当然是一个刺激房价的因素，但最核心的根本原因，始终是因为在不缺地的前提下，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与落户，分税制导致地方税金不能自控，事权不匹配，财政缺口明显，如果禁止土地财政，地方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假设没有分税制，地方可以利用间接税如增值税等来维持财政，同时开放户籍制度，那么首先大城市的畸形房价就会遇到一个泡沫困境。

因为许多人被迫到大城市，是因为本地就业机会少，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无自主权，开放户籍本身解决了人口外流的核心问题，人口重新聚居的地区会形成新的政府核心，少的直接合并。

除了客观土地确实有不足导致的必然供需不平衡，大多数城市的政府会选择拆散行政核心，分布到各地来制造大量的卫星城市，进而形成都市圈。

国内现在的问题是特大城市增加，城市群不明显，都市圈更不乐观，始终是单点聚集，而不是网状分布，北京与天津就是特大城市的例子，廊坊没起到有效卫星都市的作用，该通勤的还是要通勤，雄安新区的规划也因为行政核心的问题被阻滞。（类似的还有上海自贸区凉了）

因为分税制的核心就是转嫁成本，事权不匹配，权力集中在核心，行政部门难以有效拆开分散，商业投资也就不会跟着走，卫星城市就没法跟日本一样稳健分布形成都市圈。

所以归根结底说的就两点，第一是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第二是事权不匹配，制造大量财政缺口而被迫用土地资源填充的分税制。

除了客观土地的确不足的一些城市，比如沿海的深圳是的确没有土地，指标给再多，也只能发展出有限空间，而外部人口不断涌入外。

类似北京和上海，都是因为行政过于集中，分税制下权责关系落实到边缘地区，已经有点崩溃，导致改革跟不上发展需求。

结束分税制，还原地方事权关系，解放户籍，大城市核心地区还会有高房价，这是无可避免，观察其他发达经济体与都市圈都会有的现象。土地规划的指标本身就是基于分税制下的土地财政制度建立，指标市场利用效率低，跟户籍制度不无关系。

“自上而下、统一分配、层层分解、指令性配额”是零八年左右开始的产物，传统的出地政策不能维持既定的市场价格来保证地方的稳定（政策上来说是更灵活被优化能更直接或间接的对市场进行调控了，原本是地方提交项目，国务院审，之后是按照配额，不需要申请，现在是直接下放审批权）。

这里可以在最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去年黄奇帆做了个问答，是有关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同时放弃平均化发展路线，这个大家就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

原有的既定政策已经无法跟进地方财政，地方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所以采取的是“挖掘存量，控制增量”的手法，想要细水长流，跟香港的手法很类似，目标是保障地方的长期财政稳定，这种稳定是不局限于特大或发达城市。

要在保证分税制的基础前提下（分税制确保中央稳健），挖掘土地存量，刺激房价增长，扩大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其他较差的地方，让省内的指标流转效率更高，审批权交给省一级，从而给地方需要指标发展的地区能有更多存量，增量由中央间接与直接调控。（当然两者也存在兑换的情况）

黄奇帆的问答基本上把当局的底子露一大半了，地方财政压力大，中央被迫变相让渡部分权力保证最核心的分税制不崩溃，如果指标更要命，审批权是不会下放，现在甚至暗示下放到市级政府，就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了，真能改，直接彻底取消分税制就行了。

—– 1370.5 —–2021-04-07 13:21:19+08:00:

因为红迪可以随便谈政治敏感议题，所以我能多说些，我个人是不认为价格上涨导致财政依赖作为主因，这种依赖当然客观存在，但制度设计一开始就是让地方财政依赖的，后续只是设计上需要依赖与价格上增长导致更依赖的区别，尤其是营改增以后。（中央在不断将成本与矛盾转嫁给地方政府，加强控制优质税种）

因为土地财政制度从八十年代赵紫阳准备引入时，就是为地方自身财政的问题做解决的一个切入点（配合地方放权的政府改革同步推行，成立项目权力下放，短期内地方自主，申请批不批在国务院，因为六四政变停止了），分税制后收缴财权，事权不匹配，才被迫依赖受允许开放的土地财政这一端口，李鹏时期疯狂发债其实就开了个坏头。

你要是从观视频或陆铭国内发表的文章来作为切入点了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些事情不能公开谈，不能公开批评。（所以陆铭很多观点我同意，但他能不能说出口，就要分情况）

陆铭鼓励人口流动，但他不能公开说当下建立的分税制和户籍制度是人为刻意的恶政，他心里很有数，观视频讲户籍和城市病关系时，就暗示的很明确了。

所以我不喜欢温铁军拿农民当电池的做法。而陆铭很多提倡是值得考虑的，到最后的根源，实际上是在否定分税制定下的政府框架，典型一个反差例子，给官方的《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写内容的时候，对分税制称赞。给《财经》写“警惕扭曲之手”时，隐隐否定分税制。

分税制不是一个单纯的分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权力架构，你综合一下现在社会的舆论环境，就能搞清楚谁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了。

—– 1370.6 —–2021-04-07 14:16:52+08:00:

逻辑关系其实我已经展示很清晰了，补足足够信息量就能建立判断，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而为，土地财政依赖不是一个后期才出现的结果，分税制下确立土地财政的核心地位在先，只要想发展地方经济就必然会推动土地财政，否则分税制无法执行，中央也就没有财政安全，这是个必然因果。

（因为整个制度设计就是参考香港）

反之，如果不进行分税制，地方有事权自主性，财权独立性，也就不需要被人为设计的框架使地方依赖土地财政，中央就没有财政安全，但真正放权改革又是不可能的。

就跟毒品一样，让你成瘾以及让你更成瘾的区别，指标的配额是一种间接或直接调控价格的手段，跟香港的勾地表如出一辙，只不过中国行政级多，中间有多层政策的传导载体。

我们现在谈这些，尤其是一些对体制和政治问题的批判，学术界现在这个环境，有少数人仍然敢说，但越来越普遍是不敢谈的，更别说作为大众信息流通了，陆铭近几年也刻意收缩自己的路线避免与官方有摩擦有抵触，各处举报学校老师的不在少数，舆论环境大家心里都清楚。

—– 1370.7 —–2021-04-08 00:52:52+08:00:

你这个让我怎么说，官方自己都不完全否认，所以才宣传口径聚焦在其他问上，并且学术上很多人已经直接判定和作为实证进行引用，比如你举例的陆铭自己就在我前面提到的例子里隐约否定分税制，但碍于某些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批判是难以进行到底的。

全国只有少数城市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我给你举例最典型的北上广深这些来做对比。

首先，众所周知，香港是个极其缺乏客观土地条件，同时极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

但即便如此，香港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也只是15/16年度13.5%，16/17年度是22.3%，17/18年度的26.6%，近年两三年最低是18/19年度的19.5%，19/20年度是22.8%。

而2019年度经济最发达的北上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是（北京29%，上海28%，深圳19%），只有深圳是接近香港的近年最低水平，也就是说跟香港日常其实是持平接近深圳的。

而全国有九成的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超过了50%，十二个城市超过了100%

其中包括沿海、经济相对发达与较发达地区的广州、杭州、武汉、南京、佛山、合肥。

所以你说北上深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不高，是错误的，因为对比香港的比例都如此高，北上广深地区还吃着全国的人口红利与政策优势的前提下，土地财政依赖度依然极高。（以香港这种畸形环境而言）

你很容易就可以想象长期的财政规划到底有多糟糕。

国内现在普遍标准，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低于50%就算低标准了，但香港这种极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占比尚且是可控的，由此可见卖地多的不是西部依赖转移支付的城市。

因为北京等地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向来是高的，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转嫁成本给周边地区，要赶走购买能力不强的弱势群体，吸引有更高购买力的技术人才，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北京下滑了（15年度左右我记得是43%的依赖度），但附近地区的反而增长。

可以参考这片文章：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0414/175218792558.shtml

中国经济周刊还有一篇文章，讲述一些较发达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及土地财政偿债比例：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0414/174318792509.shtml

2020年的土地出让金中，上海、南京、苏州、成都、广州、北京、南京、武汉、杭州、天津、西安、重庆全部破千亿。

并且其中上海排第一，2952亿，是第四十四名中山的286亿的近十倍。

土地出让金在这些发达的城市一直居高不下，因为偿债压力非常大，这也是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地方债务问题，如果不卖土地保证偿债能力稳定，政府对社会的管控维稳能力就会崩溃。

区别在于，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尤其是深圳和上海，民营企业的活力足够强，公共预算收入中其他税收优势明显，可以一定程度掩盖来超高土地出让金带来的比例问题。

可一旦遇到经济危机，生产规模受冲击，进入通缩或滞涨，或者仅仅是缺乏劳动力，财政就会大幅度下滑。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20%的都会原地爆炸。

很多城市土地财政的偿债比例接近七成甚至更多，税收一旦因为经济危机或不可逆因素而增速缓慢甚至下滑，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地是卖不出去的，中央给指标也没有用，指标是一种调控价格的机制，避免过热也起到香港勾地表制度刺激价格的手段，它的人为制造短缺，不是主要目的，更主要是避免地方的土地经济与地方债过热，陷入崩塌式的连锁反应。

对比2019年的12个城市超100%，2020年有20个城市的依赖度达到了100%以上，其中还不包括中山这种99%依赖度的城市。

超过90%的有5个，低于90%，在50%以上的有13个城市。而同时期的香港，20/21年度4-9月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仅为15.8%，预算土地财政依赖度为20.6%，也即是预期20.6%的占比。

比同期深圳的27%还要低，而香港的收入预算，近年高峰为近6000亿港币，以及疫情期间的约5700亿港币，兑换人民币约为5044亿人民币与4800亿人民币。

2020年，全国公共收入预算最高的几个城市，只有上海（7046亿）和北京（5848亿）高过香港，深圳3857亿，广州更低，仅为1714亿。

疫情前，北京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是29%，上海28%，深圳19%，香港为24%。

疫情后，北京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是36%，上海42%，深圳27%，香港为20.6%。

所以别跟我说卖地多的是偏西部依赖转移支付的城市，土地的价值是基于政策、人口和地区的，山区卖地也没人去买，因为没政策。

现在土地财政的滚雪球，很大程度不是单纯为了维护公共服务，而是要偿还债务，而借债新债还旧债的债务雪球，是零八年后经济危机下，官方为了拖延危机的总爆发，将市场出清通过人为干预强制延后。

短期做法没有问题，但是官方将其当做一种长期的政策工具，凯恩斯主义主导下，让地方的经济严重依赖卖地与投资基建，这变相是刺激债务经济，在政府获得原始资本累积的条件时，快速带来大量的发展问题。

土地指标导致供应不足，只是次要因素，而非绝对主因，土地指标与规划，是建立在分税制的土地财政基础之上，而非一个独立主因。

而国内许多人的学术著作或者一些作品内，都已经可以明显看得到这种舆论收紧，跟本科教学和公开课压根没关系，你在专业著作里也越来越难以看到零几年时较直接的针对性批评，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有从九十年代文章到今年文章的过往期刊收录，能谈的范围是越来越窄的。

周其仁、陆铭他们都是典型例子，温铁军这种人反而越来越吃得香就是问题，甚至有对杜老的批评，这就完全离谱，学术圈没多高大上，别想的严丝合缝似的，刘守英近年想提观点都要温和，说高情商就是大家都会讲话，说低情商就是被迫用一堆大家都懂的废话来绕着圈子避开敏感点

（比如各种引用和对比改革开放初期，赵紫阳根本绕不开，但又不能谈，所以要么不提，要么直接把观点和资料出处给了杜老。九十年代末和两千年中前期，很多文章慢慢的可以谈开了，近年反而不能了，导致很多人写改革开放中前期资料，直接无出处，好像那一二十年完全没人一样。）

同样是杜老门生，周其仁不完爆温铁军？

—– 1370.8 —–2021-04-09 04:01:31+08:00:

2017-2030的国土规划，城镇空间的预期发展空间，2020年预期是10.21万平方公里，到2030年是11.67万平方公里。

官方通过国务院描述全国建成区，2020年是6.03万平方公里，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到2030年大约是7万平方公里。

我以前看过一个估算，中国年均需要的住房面积刚需大概是10-13亿平方米（1000-1300平方公里），实际销售是19年17.15亿平方米（1715平方公里），20年销售17.6亿平方米（1760平方公里）

也即是说，10年左右，官方设定好的目标，全国建成区的预期增量可能规定在1万平方公里左右。

而年均商品房住宅需求，就至少1700平方公里，换算下来，10年大约需要1.7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储备，更别提城建区跟商品房面积不能划等号，还要包括其他基建与设施。

单纯按照现有比例估算的话，商品房需求的面积就高达1.7万平方公里，建成区理论面积仅为1万平方公里，中间差了7000平方公里的缺口。

如果官方想压制这种价格压力，规划未来10年的城镇空间面积不会那么保守，虽然是预期性的设计，但实际上很可能不会超太多。

全国对住宅的需求缺口，仍然至少是7000平方公里（此处考虑了建成区的其他设施，否则是1万平方公里）起步。

住宅是刚需，商业需求肯定不会下降，尤其是价格足够高的时候。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是纯市场因素，而是政府主导的结果。

这个因果链是，中央政府不想放权，不放权就需要收缴财权，负责更少，权力更大。

分税制体系下，就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不匹配，没有钱政府就运作不了。

通常的税收，政府之间是可以转让的，中央不管理地方，那么土地这种中央收缴不上来不可跟税金一样流转的东西，就成为地方获取财政资源与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

这也是土地财政形成的主要背景。

中央不能下台，不能放权，不能改制，这个土地财政的背景就不可以结束。

地方通过销售土地，带动招商引资与基建，然后产生经济效益，大量的资金投入推动各种经济发展，让当地的经济开始变热，中间还形成了各种债务（发展或因经济危机而形成初期债务）

也即是说，为了不下台，可以维持分税制这种土地财政背书的不合理结构，政府会推动债务发展来回避客观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另一方面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本地的政策与土地归属，那么大城市的土地价值就会大幅度下降，许多地方政府会卖不出钱，民众宁可回去也不会到大城市，这就会造成城市阶级缺乏基层劳动力而崩溃。

所以真正的户籍改革还有归还本地决策权，是不可能的，而同时土地财政又无法阶级客观经济危机，每次要解决危机，都需要发债来刺激经济，这种做法短期可行，长期下来会导致一个地方严重依赖政府投资，政府的钱要么是靠发债，要么是靠卖地。

那么发债的话，是有利息的，卖地的话，则要讲究价格。

如果发债发到利息滚雪球，政府的日常税收不够填窟窿，那么土地财政就会用于补偿利息。

而前面提到了，房子是核心刚需，房子是永远有的人买的，政府的刻意规划，就是希望保持一定价格，但又能不会超出承受范围（但实际情况正在逐渐不可控，因为户籍制度导致人口流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产业升级困难，乡镇人口生存压力过大，地方政府又太穷，发债发不起，卖地也卖不起）

民众没钱不要紧，没钱就会被赶回乡镇，清出空间给政府希望能进入城市的技术人才，然后通过管理进城的手段（美曰其名优化和改革），来更严格调控城市人口所需的劳动力。

对城市的人口来说，政府也会出手约谈或调控房地产商，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干预公司的价格利润，政府在政策空间少时，通过压榨房地产公司，变相降低价格，再用一些廉租房的社区承担部分功能（目前为止廉租房是失败的，所以以后估计会大力整顿）

因为人口是过剩的，所以总是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价格就总有增值空间。不会因为购买能力的下滑，而没人买房（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了，比如各大城市阴跌，但一线城市仍然该涨还是涨，反应价格与需求的不对称，尤其是地方事权不统一，人口又不能在原籍维生获得较好的社会福利与就业）

但规划赶不上变化，十四五规划这种东西，一般是提前一两年就在做准备了，号召和公布时，肯定有成熟计划给地方的城市。

然而习近平去年八月号召，到去年年末公布，以及最近的细节出台，整个过程中，应该早就收到消息的各大城市，尤其是深圳这种政策风向城市，却反应滞后，政策转导性越来越差，地方分权是个趋势，中央想抗拒就会矛盾渐渐增长。

所以我一直呼吁的，是要看政府的财政能力，土地财政与分税制，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债务利息滚雪球。

2007年债务付息993.45亿元

2008年债务付息1235.66亿元，增长24.4%

2010年的利息预算1512.36亿元，增速14.5%

2011年的利息预算1839.84亿元，增速21.7%

2012年全国付息决算是2635亿，2018年则飙升到了约7400亿，翻了2.8倍，将近三倍，前后只用了6年时间，中途有抑制过，否则更高。

到2019年， 债务付息支出8338亿元，增速12.6%。（ 地方政府收入101077亿元，增长3.2% ）

地方政府如果本身分税制结构下很穷，土地财政增速空间有限，那么哪怕大城市扛得住，小城市也会崩盘。

利息对公共服务的侵蚀占比越来越高，继续发债还利息，换来的只是利息进一步加快，等于饮鸩止渴。

而土地的收入增量是固定的，存量也在下降，虽然不至于跌到0为止，政府也可以靠行政手段强制干预泡沫（户籍制度不消灭，分税制不改革，人就永远会涌向大城市，房价就总有刚需支撑，不会市场泡沫化）

只要政府有这些行政权力，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泡沫，我认为不会发生，只是这方面的政府收入增速会下降，政府有权力改变这种强制性刚需的基础，但没必要，会妨碍到他们的执政权稳定。

真正会带来冲击的，是利息增速侵蚀其他财政增速的空间，极限压缩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下的政策自由度，到最后因为要还利息的钱越来越多，其他公共服务停止，社会会越来越不满。

没钱就会导致地方的治安恶化，社会陷入动荡不稳定，失去对言论、网络的控制。

利息增速是个不可逆，无解的慢性毒药，房地产的泡沫，是一种烈性的爆炸，政府在管控两者，肯定是严防后者，而对利息则是只能拖延，不能真正解决。

两者任何一个出问题，中央政府要么被迫改革，要么等着变成光杆司令，政令不出北京，到时候习近平亲自打电话到广东，广东都可能找借口搪塞，具体可以参考历史上的东南互保。

至于利息或房地产泡沫导致的社会运动，这也是必然的，却也是可以镇压的，能不能镇压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有没有钱（因为能爆发出来，已经说明社会极度不满，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了。）

维稳也是一笔经济账，比如一个省能调10万人维稳50万人，假设一个省财政维持不住，要裁剪到5万人，那维稳能力就不足，如果这个时候需要维稳的人数增长到了100万，就必须从其他省调人。

或者换个算法，一个省原来是10万维稳人员，可以维稳50万人，需要维稳对象随着社会压力增加而不断增长，原来10万人维稳人员要对付50万人，现在变成了10万要对付100万，而财政增速越来越慢，本来可以增速到15万，现在只能增速到11万人。

那就相当于，这种增速落差，无论以上两个哪种形式，最终都迟早会追上来。

1371: 自制宜宾燃面, submitted on 2021-04-10 05:17:24+08:00.

—– 1371.1 —–2021-04-10 14:30:45+08:00:

某种地方跟热干面应该挺像吧？

1372: 你认为中国政府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是？, submitted on 2021-04-10 09:02:23+08:00.

—– 1372.1 —–2021-04-10 14:03:10+08:00:

我们假设这个题目里的情况，是中共主动进行改革，并且愿意放权，最终逐步达成彻底的民主化，并且不是被外力逼迫，或者哪怕内忧外患逼迫了，也不是跟清朝一样不见棺材不落泪那种。

所以都是假设，别看到后面跟我说中共根本不会这样做。

如果说我们要真正改革，我个人是反对立刻上来就开始拆言论自由和搞政治选举。

原因很简单，现在是混沌状态，你可以慢慢来做，但经济基础是一切。你放开了，现在戾气太重，根本没法说话，政府如果反过来变成给反贼背书，那之前培育的超大量粉红和既得利益者集团，你怎么解决？

这个时期的特点，就应该是不争议，减少原来的管控，但仍然需要集中在具权力组织手中

首先要做经济改革、政府行政架构改革，进行二次改革开放。

言论自由等等，可以做，但应该等改革的基础稳定了。

比如分税制，地方简政放权，事权匹配。这些都是优先级绝对高于言论自由的。

而户籍改革或者说消灭户籍制度，则要与简政放权同步进行，否则光是放权，人一样还会往城里跑，资源挤兑是难以被解决的，但户籍制度显然没法一趋而就的立刻解决，要平衡乡镇与城市人口的矛盾，恐怕要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去建立新的保障制度。

分税制和土地财政其实一直是在累积一个超级严重的滚雪球式问题累积，一旦累积到某个节点，社会迟早有承受不了的那天，但这样改革又会削弱威权中央政府的权柄，就陷入死胡同。

我们看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他们不觉得改革有利于自己。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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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做改革，我觉得会有以下两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

当落实了取消分税制后，地方可以试点在市级的地区，首先在公务公职的非关键行政机构，试行推举制度，然后订制一个过渡期，比如3-5年，过渡到行政公职选举制。

赋予人大实权化，党务组织只提意见和给大方向，让各地人大代表自己做决定，这个时候才应该开放言论，比如撤回对各大网络社区的强烈钳制，告诉他们适当的要放宽一些，先松30%，然后看看舆论反应，如果不好就松慢点，做好别的方面的政绩，再讨彩头。

如果反应好，就继续放宽到50%，但就不要再放了，主要的审核权集中在正常伦理上，政治审核不作为各大网络平台与社区的审核标准。

另一方面可以撤掉学校组织的党委结构，党校带头探讨改革，这样可以把气氛带出来，学术圈才敢有人讲真话（当然这不是搞引蛇出洞），学术圈和教学层面开始有改善了，党组织就可以慢慢退出，不要让外行指挥内行，军训也有必要废除。

到这个时候，社会开始形成一定监察能力，就可以给人大代表提供财政监督权，但财权和审批权不能完全下放给省级，因为可能存在不听命令的（我们既然假设中共要决心改革到底顺应历史潮流了，就该假设有利益集团不愿改革）。

有人不服或暗暗较劲是大概率事件，改革开放初期都有左派故意撤回改革开放的政策命令。

那可想而知，要二次改革开放，也是要搞试点城市，中央直接绕过省政府，在直辖市和少数发达城市进行试点。

最好的试点城市，香港-深圳体系，上海也可以推行，北京能部分推行。

人大实权化全国普及后，香港推行普选特首，大部分立法会议员，同期深圳进行政府改组，试行选举人大代表，改制为人民议会，不要叫代表大会，直选名额若干，区选名额若干，再把议会推进到区政府。

媒体审核，弄一个新牌照，允许民办媒体申请，然后筛选一定资格，比如传统牌照我原本审核100%，我现在放宽到75%。新牌照我审核50%到25%，但一定要拥护政府改革工作，以一个审核标准范畴为目标进行（比如15%的全类审核，或5%以内的政治审核）

跟着两种媒体牌照双轨制进行，民众就可以自己选，那谁在新媒体竞争里活下去一目了然，传统观察者网要么转型，要么就等死。

当网络社区有了自留地，可以进行一定政策探讨时，比如上面的，传统媒体管理依旧相对严格，大多数人讨论空间不够多，新媒体平台增加一些用户讨论成本与门槛，就更能让群众聚焦政策。

这样，议会对财政的审批权才能抓紧，民众形成一个条件反射。

然后消灭分税制的改革才能落实到底，有财政审批权，地方才能事权匹配，不会做150%的事，拿50%的钱这种畸形结构。

中间大概率是要经过一个阵痛期，也即是分税制结束后，又有债务利息要还，又没办法解决分税制带来的债务雪球，那就必须想办法压低公共开支，中央要穷一段时间，或者提高某方面的全国税率，来补贴地方试点政府把债务问题摘掉，还原更健康的财政模式。（现在实际情况是省下来的钱中央拿走许多）

当试点城市完成转型后，可以逐步扩散，腾出来的财政对还债压力减轻，等于有一份良性资产可以帮助中央政府继续解决同类问题，可能就会延伸到广州、东莞，再到直辖市，省会，慢慢扩散开。

至于基层政府形式主义，其实重点还是务实和分税制下导致的懒政，因为事权不匹配嘛，要么是拿钱少做的事多，干脆懒政不做，反正没问责条件。要么是事少权多，也是懒政走过场。

所以做政府改革，民生就很难第一时间保障，因为分税制下导致的畸形结构，已经是个既定事实。

​

第二个五年计划：

假设我们前五年，在香港、深圳、广州试点效果不错，这三个地方都落实了议会改革，采取本地自己选举审批财权，行政上部分选举公职人员领袖，然后政府提交项目给中央，只有中央才能审批，北京可以控制改革进程不会乱套，双方有很大默契的话，珠三角就会开始有改变。

几个试点城市，包括直辖市在内、部分地区省会（成都、武汉、沈阳、南京）也完成了改革，使用议会制，而其他地区开始逐步实行旧的人大制度落实，仍旧保持双轨制，在这个过程里，包括前面提到的新旧媒体牌照一样，逐步过渡到提高新制度的使用率与普及度上。

就跟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制一样，中央除了自己主动划分之后潜在的省会或较发达城市来推行新制，地方城市也可以自己上报寻求政策支援，太穷太边缘的，仍然要短期内使用分税制，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补贴，改革重点是从城市到农村。（但还不能放宽户籍制度，而最终必须放宽）

跟着，城市与农村的改革并行，主要城市和省会，到大部分的二线都开始稳妥，能够执行实行议会选举制和分税制改革后，就将人大落实制度普及到次级城市，尤其是三四线，要增加人大代表的议事权，但仍旧保留相对封闭的选举政策。

乡镇再同步展开直接选举制度在基层，把三线左右的城市当做中间层，对龙头的发达城市做优先改革，因为农民始终有到大城市务工的习惯，这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城市吸收农民入城后，是直接接触到新的制度，那这个时候把乡镇的政策开放，实际上是可以吸引农民回流。

而农民是无法持续在大城市的，户籍本身也没完全开放，就会保持去大城市，然后回老家，再去大城市，然后回来的一种循环。

那怎么破局呢？因为我们没有解锁户籍制度，农民是始终难以有效在大城市定居的，但我们打开了乡镇农村的政策优势，虽然肯定比不上大城市提供的优势多和好，但比现在的社会政策强太多了。

但农民还是过剩的，一线城市新消化不良，乡镇又提供不了充足就业与政策福利。

这个时候三四线等十八线城市，就可以放宽户籍政策，大幅度改革允许农民入城定居落户与福利绑定，而之前重点的分税制改革，宁肯吃掉公共服务来解决债务雪球，在这些中小型城市里，就会体现非常积极的一面，你的债务压力小了，政府改革了，人大有落实建议的监督权，虽然没达成基层后大城市的选举优势，可你现在开始有人力优势，提供了大量的税金，农民涌入。

这样可以有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大量农民不再首选拥挤到发达一二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一线城市恰巧需要的就是生产外包转移，降低成本，从沿海到内陆延伸，会给这些腹地城市提供极大量的就业机会。

第二个，大量农民可以自由落户在三四线城市后（而不是一二线），农村永久性空出了大量的土地与空间，愿意留下来的农民，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入。也就是说，农民开始专业与职业化，而不是因为生在农村，不得不去做农民耕地，不想做农民直接进城，想留下的可以有大量的土地，那么盈利就会上来，当然政府也要扶持，取消一些不合理政策，比如定价权干扰（进城农民数量多，会触发抛售，而当三四线可以自由无阻力随意定居享受待遇时，农民就不会回去了，全球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都是这种趋势）

这个时候，社会就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三四线城市偿债压力最大，那么就给他们大量的人口生产和劳动解决这个问题。

一二线最缺的是空间，以及外部转嫁生活成本的地区，三四线城市就承包了这一点，吸纳的大量农民就有了就业。

农村最怕的是地少人多，耕地碎片化，这样做改革可以有效让农民的专业属性与社会属性分离，让农民更专业化，出身为农民的人，有选择权到三四线定居了，剩余专业农民可以改革农业生产模式，政府可以提供贷款，来推动工业化（过去碎片化的耕地持有权与太多人口在农村内卷是不可能的）

当农民在三四线城市开始稳定时，已经被逐渐转型成了城市人口，那么就可以推动三四线城市的议会制改革，最终将各种类型的逐步落实到乡村，就有了一二线对三四线开放户籍的余地，因为都是城市人口，缴纳税金在哪，就享受哪的福利，剩下的只有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市场就业需求而已。

至于国企改革和减少，法律的完善，这些想都知道，是必然的。

国企改革主要核心是避免改革开放早期以及九十年代的崩溃式改革，重点还是员工转型的问题，直接裁员其实不是一个好办法，大下岗对社会冲击是极大的，我们要竭力避免。

而法律的完善，很大程度会是同步进行，但晚于制度完善，因为法律是一种参考标准，如果要严格执行，政府也会受法律约束，那么中央主导的行政改革就难以推行，你不能培育起民众习惯通过司法途径去阻碍政府朝民主化改革这种事（绝对会有既得利益者们这样做），如果中央政府是主导民主化的改革推动者，那就法律在改革过程里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司法独立，必须要建立在一线城市议会制可以被确立的基础上，因为永远会回归到一个问题上，党和中央政府领导的改革，如果反对者很多，那怎么在党和政府也被置于司法之下时，可以有效推行改革呢？实际上就是没法进行，除非全党和民间都没有威权主义的支持者去反对民主化和政府制度改革。

否则法律体系永远都是回归到党做解释，党要解释，党要改革，又要改革被法律约束，这就是互相矛盾的。

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宪法基础，才能彻底将党国体系关在司法独立的控制下，而这种宪法共识，必须从城市资产阶级培育起，也要让乡镇农民理解或得到了这方面的受益，大家在同一种改革中有利益共同的地方，才能有框架，尤其是在地方试点，中央跟进也方便，才能把名目立起来，中央就好带头制定全国性宪法了。

—– 1372.2 —–2021-04-10 14:17:37+08:00:

弊大于利，只是对中央不利。对民众可不然。

中央要维持他们的统治集团优势，就需要靠分税制名义上合理的控制大量来自地方的财权，从而进一步控制地方。

那么出现危机了，就转嫁矛盾给地方，地方自己想办法，整个体系都是自己拿最多的，负责最小，下一级自己承担问题，然后地方再转嫁到基层，层层如此。

中国现在问题是，因为党国体制不允许破功，地方民众控制不了地方政府，没有监督权和对地方政府财权的控制能力。

造大量基建，本身就是一种忽视地方实际承担能力，大家用的时候都感觉好，到付账单了发现不对劲的情况。

中央可以持续靠分税制收缴财权来自己决定如何发展，但民众无权决定谁来担当中央的决策层，也无权对中央怎么用这笔钱进行审批。

那么中央与地方都这种肆意妄为，对民众税收没有具体民意支持的情况下滥用，到最后肯定是就会回归到唯一的一点，那就是政党要保持自己的绝对统治阶级地位。

不想下台，就会采取利己政策，结果就是与民争利，或者剥削性政策。

中央不可能具体细分到每个城市都该怎么运作，但每个城市都承担着事权不对称的畸形结构导致的压力。

地方政府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有民众监督和议会财权审批，土地财政就起不来，想造基建本地的钱本地议会通过了就造，要是本地人觉得不需要，那也是本地人自己的损失。

房住不炒本身就是中央想垄断权力，制造分税制控制财权，又不得不让地方政府有能力干活保护自己统治地位的一个产物，给土地财政的政策，但没给地方放权和民众监督权，分税制又事权不匹配。

地方政府要50%的钱做150%的事，这种情况下只能拼命卖地，流官制度又没民众财政监督，拉一堆债和卖地把未来几年储备搞没了，拍屁股走人，债务雪球后，下一任要想平安，还是要继续发债以及卖地，来偿还利息，到最后是庄家通吃，有权力的人闯最大的祸，永远不需要负最大责任。

地方政府有权，不代表不服从中央，中央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如果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高于一切地方或中央政府的宪法，还有全国人都认可的证明机制，地方又不是土匪头子，山高皇帝远管不到。

人们服从权力的根本是什么，中央就是怕地方有钱了，开始不受控制，让共产党下台，才冒大不韪开倒车弄分税制，牺牲民众与地方来最大惠己。

—– 1372.3 —–2021-04-10 14:25:59+08:00:

改分税制、户籍政策、民间的财政监督权，三样缺一不可。

重点是监督权，民众如果有权力和渠道监督自己缴纳的税收给了谁，给的合理不合理，那分税制这种地方要做很多事，又莫名其妙要把本地税收拿走相当多去供养老大的做法，许多人就不会接受。财权被民众收缴，就算是流官制度依旧，官员哪怕有项目，也要有民意代表批准才能实行，威权政府变相就由主导者，成为打工人了。

反过来，只有分税制改掉了，没监督，只是两个威权政府较劲而已，大军阀跟小军阀踩跷跷板，指不定哪天地方政府有钱了就把中央踹掉自己上位。

还有就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对人口福利与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有很大关联，不做好的话，也是要崩盘的，现在其实就是分税制下导致的失衡难以挽回，户籍有必要开，但开的话就把那些问题完全暴露了，所以当下户籍制度是靠牺牲大多数中国乡镇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来保证社会稳定的。

—– 1372.4 —–2021-04-11 10:32:35+08:00:

谢谢

—– 1372.5 —–2021-04-11 12:48:56+08:00:

1.

第一点其实我没能力跟写论文一样，说很详细的把可能的每个细节都铺上来，而我们也肯定有一大堆是实际操作才会遇到的问题，所以理论上的归理论，实际上我们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大型国内的科技公司，其实我假设的这个改革背景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共自己作为绝对主导下参与，所以这种背景下美国那种全平台封杀川普的可能性是不会存在的，而且川普自己作死成分居多。

全平台达成了一致默契，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上诉到法院，每个平台都是做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而不是联合到一起变成一种绝对的舆论管制，所以一刀切其实是一种戏剧性效果，而不是官方政策或秘密会议的结果，封禁是单向的，而不是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而这种互联网公司对言论的控制，是很难针对广大用户群体的，因为会大量增加工作成本，传统情况其实很难出现，市场竞品会不断冒出来，政府需要的是反托拉斯法，对垄断企业的管控和拆分。

对特朗普的封禁不违反第一修正案，除非他愿意上诉获胜，中国可以参考特朗普的例子，将言论自由的范围，扩大到私人企业，但这种没人具体定过的标准，如上述所讲，需要在实践里慢慢获得认知，没法一趋而就。

2.

第二点关于组党，几乎中国任何事物都可以是适用于双轨制的。

组党上也一样，其实八十年代试图落实人大实权化的建议，就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先允许共产党内部的派别公开化，建制化，可以被舆论关注和探讨。早期只允许大比例的共产党员参选（参选本身是实打实的，但必须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

因为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是现在社会的既成事实，不能等再特地组党去参选，太久了。

所以党员参选，允许党内派别公开化，这些是必要的，但重点是选举权交予民众，其他党派也一个道理，但前期不推荐其参选，然后慢慢放宽，形成多党竞争。

我个人主张是，通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在形成规矩后，民众习惯了选举与多派别的文斗，然后逐渐放宽党禁，允许党内派别脱离共产党，自行组建党组织，这样也可以解决其他原民主党派的定位，他们都可以合并或自己选择另立新党，甚至组成地方政党联盟。

一次性的快速洗盘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定要从地方培育党内多派，然后多党多派，这样的双轨制过渡，在地方形成了地方议会的基础，那么就有了全国性议会的多党基础，我个人认为这样不应该早于户籍改革与政府改革之前。

所以财权可以放，但不能不分城市的开放选举，因为这会导致人口不受控流动时，选票不稳定，议会制度或会趋于混沌状态，今天这个党上台，明天那个党上台，这对早期改革是不利的。（至少要有宪法，有全国性议会，各地落户稳定，不会出现人口短期内大规模流转的情况，才可以承受党派的快速流转，否则财政审批权会非常矛盾，尤其是城市右派与农村出身的左派之间。）

所以在选举基于民众的情况下，一下开放户籍，农村都跑城市里，那选出来的结果，必然是城市人口不愿意放权，人口又比涌入的新人口多，新人口又必须承受不利于自己的政策，相当于在美国把两党选民关在一起玩困兽斗。

3.

第三点，一线城市户籍改革，必须是在三四线问题解决后，人口首先流入了需要人口又生活成本低的地区，然后再逐步开放，让三四线城市人口可以过渡到一线，如果一下都放开了，农村人口只会到一线城市，而一线城市他们负担不了生活费用，还是要回三四线，相当于增加不必要成本，而且会对一线城市治安产生冲击

（坏处还包括经济上无限压低了一线城市的劳动服务价格，这对经济不好，不利于农村人口。另外我印象里我好像是说过，虽然应该是没这个版本仔细，不清楚我想完了忘写了还是别的情况。）

一线城市的压力其实可能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大，他们当然会反对，但别忘了假设的前提，就是中共自行改革，这部分异议可以靠威权的过渡期，将其当做一种短期优势给强制过渡，类似情况也会发生在三四线。

但对公共预算的缩减或增速下滑，重点是在于减轻债务，将债务经济的影响缩小，而不是单纯为了应付人口涌入城市。

拉平三四线和一二线的公共服务差距，扁平化国民待遇，将城市的差距，从行政政策的分配、国民福利的分配，转化为商业就业上的，也即是说最后民众无论是进城还是城里的，都只是对个人就业与生活成本承担的压力而已。

然后给三四线乃至乡镇农村，在他们有决策权和一些优势的情况下，比如土地足够多，来吸引一二线城市的人口离开。

没错，不止是农村人口会涌入一二线（这是一种基于户籍制度的反应惯性，当公共服务开始被拉平，各地开始以本地人口为服务原则时，民众会意识到，在一二线和三四线，只是商业发达程度，基础的全国性福利是没有变化的，甚至三四线生活成本低，还有土地补贴），长期而言，一二线也会选择回流到三四线。

具体一个例子可以参考日本，日本的东京都市圈，想去大城市的人，是一种生活和商业就业的追求，而不是对福利的追求，全国性税在哪都一样交，全国性的福利哪里都一样。有区别的只是地方的税和福利差异，这个就是权责关系匹配，交不同税，承担不同福利，选择权交给民众自己，用腿投票。

而日本各地就有不同的土地政策，北海道会倒贴补贴地价，甚至有的地方免费送地。某些地方的银行靠利率在购房上竞争。

然后可能你会好奇，这样北上广深三大核心都市圈，还是一样没变，这里就必须提分税制后的进一步改革，这一点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是现在进行时，人类还没摸到边，但知道怎么办了。

那就是拆分都市核心，将主要都市的行政职能拆开，要知道商业是围绕行政走的，方便办公。日本就在拆分东京都的都心，将许多政府核心职能转移到其他城市，企业与商机就会跟着走，形成卫星城市，卫星城市再形成自己的卫星城市。

比如所有行政权始终只集中深圳，那惠州的企业想办点事，都要特地跑很长距离到深圳市区。

那如果深圳继续放权改革，把核心机构拆一部分到惠州，就变成了了两个中央，惠州形成卫星城市的节点。

还有的例子是干脆拆中央政府的职能为好几个部分，比如上海作为金融首都，北京作为行政首都，深圳作为外贸首都和部分金融首都的职能，跟美国拆分纽约、洛杉矶与华盛顿一样。我觉得人类社会趋势会持续拆散到某个程度的。

劫富济贫对一个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不现实，所以我认为不可能做到北欧一样的社民主义，社会将更倾向于自己为自己负责，政府需要的是打造良好安全的营商环境，良好的法律背景。

各地政府自己竞争，在土地和人力完全充足的前提下，大家有手有脚，一二线城市失去了政策特殊性。

社会的公平性，只有覆盖全国的税收和全国的福利统一享有。地方税地方福利，从国家、省、市逐一落实。国家可以统一承担发债来超发部分福利需求（我们不谋求称霸，军费压力可以大大缩减），但省和市可以按照本地需求，对债务进行严格管控。

那么只要国民还在境内生活保持本国国际，都可以享受到全国、省与市的三重福利。你到一二线，缴税也多，享受福利也多。

核心的一些人力资源，比如师资与医生资源，不会跟过去一样被政策局限在少数发达城市，一二三四线的传统规划方法将失效，定义会从政策性带动的发达与否，变成一种纯粹的人口与商业发达的描述。

4. 第四点，我的看法是，中央层面不但不能削减开支（短期的需要削减，匹配分税制改革需求），而应该增加开支。

政府的财政会分三个主要行政级，中央、省、市。当内需社会被建立时，社会需要大量的货币，政府需要推动的是怎么样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避免赤字。

地方政府应该避免赤字，对债务需要谨慎。而中央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不留盈余”的积极财政政策，甚至是赤字。同时要发行国债，可以到一定比例。

很多人会问，这样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地方的债务压力小，社会的核心基础不会有问题，中央债务压力大，但只要法定货币还在印，地方还有经济活动（极其庞大的十三亿市场），货币的使用就会被需要。

事实上现在各国都在采取积极MMT措施，美国是极端例子，他们需要承担大量的军费，如果我们不寻求称霸，军费压力会很小，尤其是裁军后，保留部分必要的军事实力与军事技术上的投资（事实上现代几乎不可能再打多大规模的战争了，只要体系和技术上不落后，中国也没有面对全面入侵的压力）

开辟税源，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发行债务，却不一定。

因为税源等于先征税，再返还的二次分配，对各个不同利益阶层的矛盾很大。

中央政府负责发债，尤其是大部分为内部持有时，等于中央政府发放的利息，都是国内持有者人受益，未来的科技与生产力增速是递进式，越来越快，物资越来越便宜。

相当于用现在立刻获得一笔钱，去发展维持经济，同时未来偿还的价格又低于现有价格（因为通胀与债务规模都在扩大）。

但有一点不同，我们不能跟美元一样，发债规模都大到超级夸张的程度，我们需要维持的是人民币国际购买力与国内生产能力之间的某个平衡点，如果超过了，又不是世界性货币，就等于国内自己背锅（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人强行发债来挺过危机，避免通缩出现）

我认为发债会是未来主要的模式，全球化的，不是单一政府，而是只要是政府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选择发债（尤其是人口越多的国家越会如此，人口较少，阶级差异低，可以通过重税来解决问题，但中国、美国或印度这种国家不适合）

所以，同样是还利息，中央政府发债发福利，然后把钱还给国民，相当于国民直接持债后还有一笔长期收益，地方政府不参与大规模发债，以稳妥为基础（因为中央政府也不与多数民众接触，所以地方管理上用不着，发债余地就加大了）

这里面唯一的一个麻烦，就是不能让发债的速度，超过了市场实际对货币需求的速度，否则以债务形式投入的货币，会引发恶性通胀。

传统的主流学家认为MMT不可行，但我认为是社会模型需要革新，历史上十几亿人口的经济体，生产力出现大规模倒退的情况，只要经济发展，就有发债余地，经济增速下降或者遇到危机了，政府只需要发债避免通缩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就行，剩余的仍然可以交给市场淘汰落后产能，自动进行出清。

债务经济会有尽头，但尽头是资本主义的崩溃，生产力会高到传统货币与债务的意义荡然无存，在那之前政府发债需要顾虑的，是理性中摸索可行的边界。

现在的债务模式，大头在地方，民众没监督与审批权，但又要承担债务利息对公共服务的侵蚀，MMT反而是很多情况下债务变成了福利以及通过利息回馈给了市场。

一个头重脚轻，一个脚重头也不轻。中共想学，但是不做政府与社会制度改革，就注定出问题，更具体的债务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了，大致框架就是前面说的，债务不需要视为洪水猛兽，重点是我们要有合理的社会与政府结构，还有更重要的，监督权。

另外单独说新税源，因为篇幅太长了，我尽量简短一些。

税源其实能开拓的地方不多，改革是肯定需要的，但这也需要更多的实际接触，政府的工作没解决前，税制改革是无法展开，甚至税制改革要排在最后（因为户籍问题）。

我觉得与其增加税源，不如想办法保证税基，政府征收太多税种往往不是好事，美国就是一个税务极度复杂的国家，。中国人口更多，应该简化税制，扩大税基。

如果你单纯说中共中央现在还有什么税源，其实就是类似营改增一样，将原本属于地方的税，一部分拿走归于中央，理论上的合理税源，其实已经被开发完毕，剩下的就是瓜分。

但我一直认为，主要税源应该在地方，地方能直接对税基负责，中央不能，中央如果为了税金，强行开拓税源，其实是变相伤害地方税基，只有地方的税金稳定，中央所得才稳定。（比如个税，高收入其实扣的很严重，是没有任何弹性的，比如增值税高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很多）

因此要降低企业税（中国企业税我认为很重，不利于创业和十几亿人的市场活力），增加有弹性的退税机制，尤其是针对个人的。（如果全民重税，会妨碍消费活力，所以必须要对个人低税率）

目前的房产税，对土地财政的填补，我认为不大，因为类似小产权房一类的存在。既然市场上寻求投资或居住地房产，变相又被房产税的价格给推高了，而户籍制度不该上，导致人口依然流入，房子的刚需性质始终存在。

那市场上的购买者，会把目光投到哪里？小产权房就是一个典型了。

用房地产税直接预估能弥补多少，只能看全面开征（包括小产权房也被列入后）的财政数字了，我们没有第一手详细资料，预估比例很不准，所以短期没参考价值。

所以预估具体比例，也没法预估，但肯定不高，一线城市都要自己去报，到三四线和十八线呢？那要多久，地方本来就缺钱才积极推行房产税，没钱办事了，又要花钱去解决房产税问题，肯定会拖很久。

现在地方土地财政依赖度太高了，房产税怎么都不可能填窟窿，聊胜于无顺便控制价格，而且可以肯定房产税价格会慢慢拉高，温水煮青蛙。

这不是解药，而是类似吗啡止痛，癌症中期，不打白不打，反正成瘾之前，就已经因为癌症死掉了。

去年官方说，我国税收将从「企业为主」转向「个人为重」。就可以看出图穷匕见的意思，房产税只是组合拳的一部分，保财政已经从过去压榨企业，现在转为对个人，当然官方和墙内宣传，是指优化税务结构（比如前面吐槽高收入下没税务弹性，也没足够减税政策，他们宣传是改革这些的）

实际上有效果吗？我想会有一些，但主要目的还是增加增加个税的占比，最近几年我没记错都是在10%以下，但如果扩大的话，很有可能会拉到15%以上.

企业税在财政占比里普遍在20-25%之间，重心转向，意味着两者比例可能对调，甚至保持原来比例，其他税种的比例下降，主要成本由民众承担。

1373: 为什么连续一周长跑五公里以后体重反而增加了三斤, submitted on 2021-04-10 13:38:32+08:00.

—– 1373.1 —–2021-04-10 14:28:59+08:00:

没人看着你吃，所以没法判断，你认为的没比之前多吃饭，是不是真的没多吃。

可能你没认为，但客观上你多吃了，而我们无从判断，信息量太少。

—– 1373.2 —–2021-04-11 10:32:21+08:00:

谢谢

—– 1373.3 —–2021-04-11 10:32:30+08:00:

谢谢

—– 1373.4 —–2021-04-11 10:32:42+08:00:

谢谢

—– 1373.5 —–2021-04-11 10:32:51+08:00:

谢谢bro

—– 1373.6 —–2021-04-13 11:02:31+08:00:

谢谢

1374: 开眼界了，原来当代还有公安跨省打草谷创收的，有些地方财政压力很大啊, submitted on 2021-04-11 10:56:26+08:00.

—– 1374.1 —–2021-04-11 12:51:39+08:00:

你这高帽戴的有点不对劲啊。

—– 1374.2 —–2021-04-11 12:59:06+08:00:

国师直接给我整周小平和张维为那去了，伊玛目的话，我也不是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