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挑戰」意識形態被拜登偷梁換柱
◎ 拜登在上任首一百天對中國和中共威脅的態度與川普政府截然不同。
喬·拜登總統經常被形容為一個「 溫和派 」,他的總統任期則被 形容 為川普時代「聲色俱厲」之後的「正常回歸」。同時,主流評論還稱讚「溫和派」拜登是一位「 改革派總統 」,而這一觀點很快就被拜登-哈里斯政府野心勃勃的政策所證實。
拜登上任的首一百天,通過了總價值6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各種防疫限制以及將「覺醒」意識形態制度化的舉措,這清楚地表明,總統希望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還不太清晰的是,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川普政府確認的「中國挑戰」上的立場。
正如主流媒體所言,拜登正在維持前總統唐納德·川普的「對華強硬立場」。粗略地看,有很多跡象表明的確如此。在撰寫本文時,拜登-哈里斯政府保留了川普政府的大部分對華政策,儘管其中的許多仍在 審查中 。拜登和他的中國團隊還發表了有關中國的 強硬言論 ,就香港自治權受到侵蝕、新疆維吾爾人遭受迫害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似乎支持台灣。拜登-哈里斯政府甚至觸及法輪功等「敏感」人權議題,特別是 制裁 了成都的一名前「610辦公室」主任。
但仔細研究拜登-哈里斯政府在首一百天裡如何應對中國和中共威脅,發現其態度與川普政府截然不同。
拜登-哈里斯政府對華政策上最有影響,但可能最不為人關注的變化是其對「中國挑戰」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重塑。拜登總統在4月28日的國會 演講 中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其他獨裁者「認為民主無法在21世紀與獨裁統治抗衡」。這是拜登及其政府對「專制與民主」框架一次最清晰的闡述。在 臨時戰略指引 中,華盛頓拐彎抹角地用這種框架解釋來自中共的意識形態挑戰。
拜登將中美對抗歸結為民主與專制的競爭,幾乎放棄了川普政府對「中國挑戰」的定義,即站起來對抗共產黨對自由世界的生存威脅。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2020年7月的一次 演講 中明確地指出了這一威脅的可怕性質:「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子孫後代就可能受制於中國共產黨,而他們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戰」。而在2019年10月發表的開創性的「中國挑戰」 演講 中,蓬佩奧認定中共是一個「專注於鬥爭和國際統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迄今為止,拜登總統和他的團隊只將中國描述為一個專制國家,對支撐其政治制度的共產主義思想信條隻字不提。
將「中國挑戰」重塑並淡化為「專制與民主」之間的爭鬥,會在多個層面上帶來危險。首先,該框架描述了相互競爭的是政府系統,而不是意識形態。此外,專制國家,包括共產中國和朝鮮,經常聲稱自己是民主國家,而民主國家卻可能是專制。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一篇有關美國和西方現在如何相似於中國的 文章 中指出:「今天在許多(西方民主)機構中可以發現一種低級別的極權主義——從精英大學到報紙、出版商和科技公司。這表明,即使在沒有一黨專政的情況下,通報、揭發和誹謗等做法都可能盛行。」
拜登-哈里斯政府關於「專制與民主」的言論模糊不清,甚至毫無意義。這種模糊的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空間進行顛覆性宣傳,讓世界相信它只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和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而不是像蘇聯或納粹德國那樣一心想稱霸世界的殘暴政權。
更關鍵的是,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專制與民主」框架沒有確認中國共產黨是邪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其後果是雙重的。首先,北京將利用華盛頓不情願指出共產黨是披著羊皮的狼及適當追究其責任的態度,而加劇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在新冠疫情問題上尤為明顯,由於拜登-哈里斯政府強調與中國進行醫療合作,並重新加入被中共劫持的世界衛生組織,中共基本上逃脫了其造成大流行的責任。拜登-哈里斯政府也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好處,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5月2日在接受《60分鐘》採訪時 表示 ,美國的「目的並非遏制中國,或牽制中國,或壓制中國」,同時鼓勵中共遵守基於規則的秩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蓬佩奧去年7月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顛覆了基於規則的秩序,「已經進入我們的國土」。
第二,不確認中共構成的生存威脅使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其優先事項中降低了「中國挑戰」的級別。布林肯在4月19日的 演講 中暗示了這一點,他指出,雖然他關注的是「俄羅斯或中國的侵略行動」,但氣候變化「對美國人民也同樣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而且是一個長期的生存威脅」。布林肯的氣候演講是來自華盛頓的許多信號之一,即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驅動議程是氣候變化,而不是「中國挑戰」。中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它對拜登氣候特使約翰·克裡(John Kerry)4月的 上海之行 的處理表明,北京正在利用氣候變化議題作為外交工具,試圖扭轉中美關係,讓其回到川普之前的「接觸」時代。
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台灣問題上也做出了小但重要的姿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4月9日,國務院 發佈 「旨在鼓勵美台官員交流的新版美台交往準則」。雖然此舉被主流媒體廣泛稱讚,但當時幾乎沒人提到,前國務卿蓬佩奧已在1月9日取消了指導美國與台灣官員之間互動的所有「 自我限制 」。實際上,拜登-哈里斯政府所做的是在「鼓勵交流」的幌子下施加新的限制,而事實上,近4個月來已經沒有任何限制。
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更令人不安的是,4月27日中共的宣傳小報《環球時報》英文版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為何會輸掉台海戰爭」的 文章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少校弗朗茲·蓋爾(Franz Gayl),他目前在五角大樓擔任 海軍陸戰隊科技官員 ,這篇文章是在美國對中共意圖用武力攻打台灣以及美國是否應援助台灣日益受到關注的背景下出現的。美國主流出版物也在同一時間發表評論文章,批評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台灣問題上「 魯莽 」,或呼籲美國 結束 對台北的承諾。
總之,喬·拜登總統的國策不僅旨在實現國內轉型,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川普時代美國對華政策的本質。按照目前的軌跡,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戰略競爭」將不再類似於川普政府時期的「新冷戰」,而更類似於中蘇共產陣營的對抗。拜登-哈里斯政府必須擺脫其空洞的言辭和隱蔽的社會主義項目,正確認識到中共威脅的性質,否則他們就有可能使「閃耀的山巔之城」永遠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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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Newman,美國前海軍密碼專家
邱先生,台灣瑞昱半導體研發中心(Realtek R&D center)
Baterdene,蒙古國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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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妙玲,香港電台新聞部中國組副組長
Lee Jones,倫敦瑪麗皇后大學國際政治副教授
Roy Licklider,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兼職教授
Sebastien Ricci,法新社駐中國和蒙古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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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ipsky,彼得 G·彼得森傑出學者,基辛格全球事務中心
Kun-Chin Lin 博士,英國劍橋大學大學政治學講師,地緣政治學中心副主任
Stephen Nagy,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高級副教授
Howard Sanborn, 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教授
劉正川, 嘉義大學榮譽教授
游朝堂,亞洲大學會計與資訊學系客座教授
Robert Thurman,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 印度藏傳佛教研究 Jey Tsong Khapa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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