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港人的六四創傷———給程翔 ｜2005年紀念六四
（本文發佈於2005年6月8日）
不久前離世的法國詮釋學大師利科(Paul Ricoeur)，曾經說過這麼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如果不把未完成的許諾重新恢復活躍起來的話，那麼所有的烏托邦都將是空虛的。」的確，所有烏托邦都是對美好未來的許諾。烏托邦之所以顯得虛幻縹緲，是因為它們總是未能達成難以實現。然而也正因為烏托邦總是怎麼等都等不來，因此它才是那麼美麗那麼誘人。對很多人來說，1989年的六四民運也是一次烏托邦式的運動，為我們許諾了一個更民主更公正更開放的未來中國；但它終於隕落潰散，消失在勝利者的「平靜」歷史之中。可是，為了不使它徹底淪落空虛，總還是有那麼一些人想要活化那個未完成的許諾。除非認為民主開放公正的中國只是純粹的虛幻，否則我們就有責任去恢復記憶，讓那個烏托邦繼續成為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畢竟，未來與不來，還是有很大分別的。
記憶是必要的道德責任，問題只是該怎麼去記。比如說，一年一度的六四紀念晚會就是一種記憶方式。十多年來，它不斷被人詬病太過扁平、太過公式化，總是同一批人站在台上(雖然少了劉千石也多了些新面孔)，喊相同的口號唱相同的歌，和大致雷同的程序。在媒體眼中，它最大的意義就是參與者的數字，而這量化的數字就成了香港人熟記或淡忘六四的指標。於是關於六四，似乎就只有記得/不記得(或者「平反六四」/「向前看」)兩種選項。但記憶又豈能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就算要記住六四，我們能不能也問一下該怎麼記呢？
六四燭光晚會不是不重要，但與其說它是一種記憶(remembering)，倒不如說是一種佛洛伊德描述的病理現象：「重複」 (repetition)。有些受到巨大創傷的人會不斷強迫地在腦海中回到那個使他痛苦受傷的場景，但他既不知受傷的原因也不知自己的傷口究竟何在，他未必記得起那樁事件前後的細節，但卻再三執迷地回到事發的那一刻，甚且伴以儀式性的固定行為模式。同樣地，那些當年簽名發表過聯署聲明，如今卻老是夢囈般地要大家「向前看」的人，也很像患上了另一種精神官能症：「失憶」(amnesia)。總是記不起受到創傷的那一刻發生了什麼事，彷彿自己從未經過那段折磨。無論是重複還是失憶，都算不上真正健康的記憶。而重複與失憶兩種普遍現象的存在，都說明了六四確實是香港人集體經歷的一次創傷性經驗，有待治療。要治療就得毫無保留地回顧那段經歷，把它完整地說成故事。但是非常可惜，中國政府固然壓抑了記憶六四的復健努力，就連香港人自己也沒有試着去掙扎地說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1989年六四事發後一連串的圖冊見證與資料集出版後，至今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嚴肅地回顧與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應。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見，例如電影，據知也就只有舒琪在1990年拍的《沒有太陽的日子》。
六四留下的傷口，至今仍然纏繞香港，它的影響遠遠超出集會人數和政治人物的誠信這些已知的表面徵狀。事實上，今天關於愛國、民主化和香港人政治參與的熱情等種種爭論，其實都走不出它的陰影。
還記得1989年6月初在《信報》發表的一篇評論裏，我曾說過這場運動在北京或許是「民主運動」，但在香港卻徹底變成一次「民族主義運動」。現在想來，當時那篇文章措辭或許失之武斷，但我依然認為其基本判斷是沒錯的。大家可以回憶一下，當年從4月到6月之間，香港社會瀰漫的空前熱情，其實更多地是與中國人的民族認同相關。例如當時市民們朗朗上口的《做個勇敢中國人》、《我是中國人》與《龍的傳人》，在北京天安門前一片反官倒聲中並不常聞。因為對身在北京的內地人而言，中國人的身分是不證自明的，搞民主運動和唱歌表白自己的中國人身分有什麼關係呢。所謂「愛國民主運動」的重點就是民主，「愛國」二字是用來定性這場運動的政治正確的前綴詞罷了。反觀香港，經過20多年的經濟騰飛，與對內地政治社會情况的相對隔絕之後，這場運動卻是觸發港人重新認識國情重新在情感上「認祖歸宗」的契機。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廣場上群眾各式各樣訴求的具體內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去看電視聽廣播，去和同事同學討論運動走勢，心底下貫注的就是一種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國連接起來的情緒力量。因此，我們大可以說，比起關注本土議題的七一，89年香港搞的其實是一次史無前例空前龐大的愛國運動。它發動的激情是再多的《心繫家國》都比不上的。
引發這股浪潮的自然是當時在北京追求民主化的學運。早有不少論者指出，香港人的熱情是建立在對前途的預想上的。很多市民認為如果中國在97年前就已經開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麼回歸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懼怕的事了。對中國民主的熱烈渴求導生了港人的國族認同，民主與愛國在這段時期就此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後來支聯會的最大動力，也成為民主黨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資源和背景。
可是，當香港各階層曾經寄以巨大希望的運動被碾毁在坦克履帶底下，火熱的心也就墜入冰冷的深淵了。必須接受現實的香港人發現原來動員了整個社會力量的集體行動，也無法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意志之後，就再也提不起勁去參與包括集會遊行在內的各項政治活動。自此之後，一般香港人開始進入一段政治低氣壓時期，不只不想參與政治也不大關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勢的推演與我無關，也不受我影響。情况要等到2003年的七一遊行之前才有所改變。
六四的結局不只壓抑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熱情，延滯了曾經可望可即的民主前景，同時使得香港人對於「愛國」產生了抽離的情緒。這就是香港的六四創傷綜合症。所以叫香港人透過欣賞國家十多年來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去放下六四，就等於要香港人否定自己的過去，否定自己當年爆發的民族情感，轉而認同一種更現實更功利的愛國主義。然而這是哪門子的愛國呢？同樣地，把源生於一場愛國運動的支聯會標籤為「反中亂港」，也等於是叫那批香港人認錯，承認自己當年站錯邊。要民主派與支聯會劃清界限，就是要部分香港人放棄爭取中國民主化的癡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圳河以南就好。無視六四事件在現代香港人民族認同過程裏的奠基性地位，否定它掩埋它遺忘它，因此是一種撕裂他們愛國熱情的冷酷舉動。
如果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人數少了，並不是經歷過那段創傷的人早已康復，而是他們一方面不想困在不可解的重複詭局，另一面則日漸接受更加現實的失憶狀態。患上了六四創傷綜合症的香港人，會在需要的時候得體地回答「我哼的是國歌」，會在恰當的場合別上一枚國旗徽章；但是在心底裏，他們就像一些曾經遭受父母侵犯的小孩，有的只是冷默、疏離、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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