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约翰·杜威百年前关于反亚偏见的思考中学到什么？
我们可以从约翰·杜威百年前关于反亚偏见的思考中学到什么？ ——
我们可以从约翰·杜威百年前关于反亚偏见的思考中学到什么？
查尔斯·F.豪利特/文
王立秋/译
Charles F. Howlett, “What Do John Dewey’s Century-Old Thoughts on Anti-Asian Bigotry Teach Us?”, HNN, 4/18/2021, http://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179923。经作者许可翻译。最终编辑版发布于“燕京书评”。
查尔斯·F.豪利特(Charles F. Howlett)，美国历史学家，美国莫洛伊学院荣休教授。近著有《约翰·杜威：心向和平的美国教育家》(John Dewey: America’s Peace-minded Educator,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6)。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杜威夫妇和其他中国教育家，约1920年）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评论说，约翰·杜威的“风格让人想到远方军队的炮击：你会觉得，在某个远不可及的地方，某件预兆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你不能确定它是什么”。著名的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则认为，杜威的著作“该死；甚至可以说该遭天谴”。无论是否同意他们的说法，我们都很难忽视杜威关于美国对亚裔美国人的态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看法。毕竟，从许多方面来看，杜威更多地是评论者，而非哲学家。根据停止AAPI仇恨组织(Stop AAPI Hate)的统计，过去十二个月以来，美国发生了近三千八百起有记录的反亚仇恨事件（这个数字还只代表了所有此类事件中的一小部分）。一个世纪以前，在另一场全球危机后，也即，在一战后，杜威也就种族偏见问题发表过评论。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另一场世界危机，COVID-19，而当前我们对待我们的亚裔美国公民的方式，与杜威的时代相比也不无相似之处。
这场损耗、夺走我们生命的全球大流行病引发了一场新的，针对亚裔特别是华裔的仇恨浪潮。近来亚特兰大按摩院的袭击事件，和纽约等城市街头针对亚裔的随机攻击清楚地表明，在人们变得狭隘、愤怒，被迫把自己的困境怪到别人头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学者估计，2020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袭击事件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看起来，2021年，这个趋势还在增强。
眼下一连串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偏见特别令人担忧，但我们也不应该为之而感到奇怪。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向来对那些看起来不像西欧人的人抱有本土主义的怨恨。1882年的排华法案、1885年的石泉惨案（怀俄明州石泉镇，一群白人暴徒杀死了二十八名华人矿工）、1907年的绅士协约（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非正式协定，通过美方不限制日本移民，但日本不再允许日本国民移民美国，来缓和两国关系）以及最臭名昭著的，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囚禁（美国把日裔美国公民抓进拘留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迫使他们在西海岸劳动，这些措施只针对日裔，没有波及其他地区的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在国内局势紧张的时候，亚裔族群就会成为目标。而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杜威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一战后的亚洲之旅在今天也依然给人启发。在1919年到1921年赴远东休假两年后，杜威继续在哥伦比亚任职，直到1930年退休。此前，杜威一直遭到他之前的学生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抨击，后者严厉地批评杜威在没有认真思考相关后果的情况下支持美国参战。的确，后来关于凡尔赛和约的争吵和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失败，也迫使杜威发布了自己的公开辩解文，《理想主义的破产》。在受之前在师范学院的中国学生邀请——特别是胡适，他们鼓励杜威去中国宣讲他的进步教育思想，当时中国正在走出其封建主义的过去，杜威的思想刚好与当时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浪潮契合——的时候，杜威是真心实意地欢迎这个邀请，他需要停下来，出去走一走。
他走了两年，先是在日本讲了六周课，然后赴中国的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讲演，并在剩下来的时间里游历了中国的农村地区。这两年的时光，使杜威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有了新的理解。虽然他发现自己难以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但他还是为此而感到振奋，那就是，中国人乐于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工业化的某些方面。
但在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他没有料到，在他不在的时候，美国已经爆发了一场恶毒仇外的民族主义浪潮。其症候包括1919年的红色恐慌、3K党的重生、农村地区对不断扩张的城市中心的怀疑，和立法严控移民的呼声。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本土主义的顶点，是1924年的《国民原籍法案》。该法案严格限制了来自非北欧地区的移民，为他们设定了苛刻的配额。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在他出色的《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国本土主义的模式》(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中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本土主义敌意背后的原因。
自然，杜威希望，在他回到美国后，人们的态度会有所不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也许，根据1914-1918年间美国人表现出来的战争狂热和反德情感，他本应预见到这个结果。虽然战争使他的理想主义破产了，但他依然发现自己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不但拒绝放弃战时的不宽容，还把这种不宽容集中在新的敌人身上；他迷惑而失望地看着在新的十年里，这种本土主义的心态席卷了整个美国。
杜威决意直言并挑战美国人，促使他们去试图理解以那样的方式对待亚裔美国人的原因，和消除华人的疑惑（当时不少华人已经开始怀疑西方的意图，认为后者不真诚了），于是，1921年，他发表了一次有力而动人的演说。接着，他用力量和信念为自己的美国读者仔细调校了演说的文稿。并最终以《种族偏见与倾轧》(“Race Prejudice and Friction”)为题，把它发表在1922年的一期《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Chine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
关于这次演说以及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重提这次演说，最有趣的一点是杜威定义种族和偏见的方式。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种族偏见是一种社会病，一种在判断之前就发作的病；它让我们的思维短路，单纯地依赖欲望或感情并因此而迫使人们只从一个角度来看待事物并有倾向性地陈述自己的信念。杜威评论说，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来说惊人的是，一种滋生不宽容和仇恨的心态，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杜威在回国时经历的那种仇外情绪使他进一步探索造成此类态度的原因的性质。在重读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决定进一步深挖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结果我惊奇地发现，他说中了：就是当前的危机，引起了这样的反应。在我们的时代，今天，是大流行病；而当前我们见证的反亚裔美国人的态度，则是那些人（从这场危机在美国爆发起，他们就选择了政治权宜和指责别人，而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的不行动负责）煽动起来的。
也许，确定杜威的思路，并把它应用于我们当下情景的一种方式，是以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原则为基础，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在另一件事情之后发生，所以它就是因为后一件事情才发生的。”因为大流行病来袭之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如今，亚裔美国人才变成了责备、鄙视和愤怒的对象。同样的类比也适用于911之后的美国穆斯林公民。的确，反-外的仇恨（杜威在一战后就经历过这样的仇恨）依然在这样的美国人身上回响：在不同肤色、宗教、长相的公民同胞身上，他们只看到了达斯维达。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涉及来自我们边界以南的移民的时候，情况也一样。不过，我们怀疑，在一群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跨过圣劳伦斯河入侵缅因州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后者甚至会在扎营的时候遇到一两只友善的驼鹿。
对杜威来说，种族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是一种“神话的观念”。身为美国人，我们必须从杜威本人的话中学到的是，“从流行的用法来看，种族不过是一个给这样的大数目现象的名字而已，这些现象引人注意，因为它们不一样”。在思考那些使我们“熔炉”中的各种关系复杂化的因素的时候，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我们“沙拉碗”中的那些文化的面向。当、如果人们普遍理解种族的神话性质，这个理解就可能抵消那种认为少数族裔古怪、不受欢迎或构成威胁的倾向。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解可能使我们接受亚裔，把亚裔当作杜威民主理想的平等的参与者来看待。在杜威看来，民主不只是一种政治结构，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说到政治的现实，也许，在这次演说和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杜威可以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不幸的是，种族与民族主义概念的关系太过于密切，而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变成几近于排他的政治事实”。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政治的因素，以两种方式起作用。首先，政治支配的事实，创造了一方优越、另一方低劣的信念。它把种族偏见变成了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一种“靠主流的政治群体来统治的心理效应”，这种心理效应不可避免地会鼓励（主流群体的）傲慢和轻蔑。为掩饰自己的失误，某些政府官员会让亚裔国民来为美国的不幸背锅，这是建立在自以为是的优越和义愤的基础上的精心算计过的行为。
在阅读杜威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只会好奇，美国本土主义的真实本性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真正的变化：“比如说，同一个确信白人这个种族天生优越的人，在大谈黄祸的时候又叫人相信，他深信白人这个种族天生低劣（这样，白人才会在黄种人面前不堪一击），虽然他经常会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开脱，说他害怕的只是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杜威一生坚信，种族偏见不过是一种对“不一样的东西”的本能的不喜欢和害怕而已。它是一种“被偶然的生理特征、被文化差异（语言、宗教）以及——在当下尤为如此——被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混合[想想当前的大流行病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转化为歧视和倾轧”的偏见。还需要杜威再说什么吗？
然而，杜威的哲学，与其说关乎观念本身，不如说关乎观念怎样才能解决我们共同的社会问题。公民或公众的参与才是他的哲学观——行动中的民主——关注的焦点。他曾在《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中宣称，一个民主国家好不好，取决于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好不好，而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无关。在著作和演说中，杜威要做的，是提供一种研究方法，来修正那些妨碍人们准确地理解需要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观念，那样的观念是需要诊治和纠正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公共哲学家，他的作品，是写给学院外的受众看的。这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近年来，这样的美德也迅速衰落了。
在回国时，通过应用自己的研究方法，杜威认识到对种族偏见和国人对待亚裔美国人的态度刨根问底极为重要。而（在那时，和在现在）需要纠正的，则是这点：那些“声称种族优越论，煽动和利用种族偏见来维持自己的优越状况的人”竟然不受惩罚，而学校里的教育竟然对民主/公民的目的视而不见。杜威问，怎么能把民主的治理结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与文化模式分开呢？
那么，杜威的建议是什么？杜威认为，国家需要做更好的工作，使国民更加清楚地理解外来文化。虽然有各种全球性的交流网络在鼓励理解，但我们依然缺乏信息，并且就个人而言，甚至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我们许多人都只是怀着获得确定的知识和怎样据此行动的指南的目的被动地接受知识，或怀着肯定事先就有的偏见的目的选择性地接受知识（杜威肯定认识到了这点）。我们依然持续地抵抗，不愿批判地考察、花力气去质疑一些东西，而要克服关于文化差异的长期误解和内在偏见，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些东西。
可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他自己的时代，杜威的确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这条线索，在今天也依然引起共鸣、言之有理。社会一直未能充分把握的，是这件事情，那就是，怎样处理杜威所谓的“尖锐的民族主义”问题。用杜威的话来说，为消除对那些背负非西欧遗产的人的敌意，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国际主义”。换言之，他在一个世纪前论述的是这点：实际上，文化同化的最大障碍不是种族，而是我们主流的多数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各种类型的文化上的不情愿。只有创造出新的心智状态，才能消除那种敌意。这种新的心态，倾向于鼓励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将打破那些误导众多白种的、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文化障碍。它们使他们责备所谓的“中国病毒”并为之而愤怒不已，而不是在与全球大流行病的斗争中，拥抱共享的人性。杜威坚持，（对他人的）理解和（理解他人的）意愿，能让我们放弃民族主义的偏好。这种偏好是根深蒂固的政治系统造成的，而这些系统存在的唯一目的，只是维持现状。
的确，在结语部分，杜威警告他的读者，“相互调整、适应有着不同文化（这些文化中的每一种，都深刻地植根于过去）的彼此的问题，往好里说，也不容易解决。我们没法在漫不经心、或牢骚满腹的情况下执行这个任务。当前的处境算不上最好；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希望，它糟透了。”不幸的是，尽管杜威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做出了那样的评论和鼓励，但今天我们对待自己的亚裔公民同胞的方式，并不会让杜威感到开心。他的信息依然没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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