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評論」是圍爐的一個評論類欄目，目前由圍爐審稿組成員進行寫作。

評論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且由於篇幅有限，以下短評僅為管中窺豹。

#1

祭未命名公眾號

文 | Rachel

2021年7月6日晚，國內十幾所高校LGBT學生社團及相關社會組織所屬微信公眾號被集中清理，一夜之間，它們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未命名公眾號”。

從內容上看，這些公眾號不僅是性少數群體交流和活動的空間，也是性知識科普、支持性別平權的重要平台，而這些未命名公眾號賬號被關停，其過往文章內容也全部遭到屏蔽，違反《互聯網用戶公共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的背後，損失的並不僅僅是性少數群體的生存空間。現如今，公眾號被關停已經成為事實，而性少數群體今後如何生存和發展、國民能否接納、又將如何接納這一群體，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1990年5月17日，世衛組織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冊中除名，每年的5月17日也因此成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全稱為國際不再恐懼同性戀、跨性別與雙性戀日），彩虹旗在空中飄揚，性少數群體的生存現狀卻並非如同旗幟一般恣意。在少數人為之不懈奮鬥、部分人相對寬容的同時，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對其持有消極乃至敵視的態度。性少數群體已被剔除了病理的意涵，但其作為“少數”的異常卻仍然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

現如今，人們對性少數群體的態度由直白而尖銳的禁止與仇視轉向了相對平和的“不提倡”、“不贊同”，直接地攻擊和暴力逐漸被態度上的迴避和“無視”替代。對於性少數群體的寬容已然成為一種近似於政治正確的觀點。日常生活體驗中的大多數人所持有的更像是一種“事不關己”的開放態度，他們的寬和建立在距離的基礎上，“多數”與“少數”之間的區別和對立仍然存在，而距離起到淡化和隱藏的作用——當性少數群體呈現出實體、與之產生切身聯繫時，不少人仍然唯恐避之不及。

人們對於LGBT群體的消極情感源於誤解的生成和了解的缺失，“形式主義”的接納和包容也很難產生實質性的效果。取締性少數群體相關公眾號這一事件呈現出一種相對消極的態度。 “關停”和“屏蔽”事實上是一種迴避，以“違反規定”作為理由多少顯得欲蓋彌彰，公眾對於性少數群體的態度需要得到積極的引導，但這種引導不應當是視而不見，而是以更為科學的態度消解誤會，最終將評判和選擇的權利交由受眾；對待性少數群體的寬容更不應當停留在社會讚許的層面，將寬容和理解建立在了解的基礎之上，多元包容的社會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在今年的5月17日，我曾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希望紀念日的意義是為你我提供一個表達愛意的機會，而不是一個具有話題度的商機和爆點；真正的一視同仁是我們不再被生硬地分類，而不是站在我的位置對你說：我理解你。”性取向的差別本不該成為評價個體生命價值的標準，更不應以此為憑藉對人進行區別。

愛是勇氣，是信念，是希望，愛應當成為值得驕傲的勳章。愛是一種能力，無關性別。

謹以此文祭7月6日消逝的“未命名公眾號”。

延伸閱讀 | 從“未命名公眾號” 開始，我想我們都不應該沉默

#2

與數字媒介共生的時代，

我們如何記憶？

文 | Ronnie

記憶，連接了個體與集體的過去和未來。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集體記憶往往需要共同的媒介來承載，而互聯網平台在當下顯然承擔了大量的記憶功能。數字媒介突破了個體記憶的時空限制，使得海量信息能以文字、聲音和圖像的形式保存下來，成為人類記憶庫的一部分。同時，互聯網去中心化的特質也賦予了個體表達的權利，使記憶的載體更加多樣化，更具流動性，正如最近河南暴雨中在各個公共平台湧現的個體敘述，拼湊起人們對事發現場的想像，也將作為對災難的記憶留存。

然而，數字媒介延伸了人類記憶能力的同時，也在暗處剝奪著人們的記憶空間。互聯網技術依託的平台或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平”，篩選、審查與發布信息的權力隱藏在作為信息接收者的大眾看不見的黑箱裡，但權力運作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 7月6日，中國多所高校LGBT社團的微信公眾號無預警遭到集體封鎖，這些賬號的名稱一夜之間變成了“未命名公眾號”。一周之後，回形針PAPERCLIP、大象公會及其創始人黃章晉在微信、微博、B站等多個平台的賬號同樣被封禁或關停。這些個人、團隊的賽博身份瞬間被吊銷，平台上過往發布的文章都不再可見，他們存在過的痕跡被抹除得一干二淨。如果沒有採取在互聯網空間中“防走散”的措施，我們會與這些團隊和相關的記憶徹底“失聯”，這樣看來，數字媒介儲存記憶的能力就顯得不堪一擊。

對公眾記憶的暴力擦除或許並不是一種新的權力手段，恰恰相反，它歷來就是掌權者重新書寫共同體歷史的先兆。但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無疑為這種權力的擴散提供了新的可能。技術本身就帶有門檻，它並非均質地掌握在每個人手中，而是受控於資本、國家權力等多重維度的操縱，強化了原先的權力關係。同時，技術的精準打擊在網絡空間成為了一種大眾可見的權力展演，數字平台存儲記憶的不穩定性也限制了公眾的自我表達。

當網絡空間遍布審視的目光，我們又該如何把敘述與保存記憶的權利留給自己？這或許是互聯網時代每一個賽博公民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3

如何避免在呼籲平等的同時

體現不平等？

文丨Fred

世界各地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少數群體，“呼籲平等”的行為也時常發生。但有關平權運動的爭議在於，呼籲平等的同時是否也體現了不平等？如果是，我們該如何避免？

標語口號往往是平權運動最鮮明的標誌，而如果標語制定不恰當，也會同時體現不平等。舉例而言，“我們應該包容同性戀”這句標語聽起來正常，但細想其實存在著不平等。因為包容的主語，聽起來是比包容的對像地位高的，而不同性取向當然是平等的關係。此外，需要包容的對象往往是存在缺點等等，而同性戀是正常且自然的性取向，並不需要被刻意包容。同理，“接納”等詞也有著相似的問題，換作“尊重”“理解”或許會更為恰當。因此，在製定標語時，我們應該避免自帶地位高低或褒貶態度的詞語。

其次，平權運動應當避免強調社會群體的不同甚至分裂。 “Say no to racism”在我看來就是一則很棒的標語。標語中並沒有強調具體反對哪個種族歧視哪個種族，而是在抵制廣泛的種族歧視現象，因此人們都站在了同一立場上。

此外，在呼籲平等時，我們完全可以採用多樣的媒體語言（圖片、視頻等）來表達訴求。文字是單一的，具體的文字其實容易帶來誤會，而採用圖片、視頻等方式可以更直接地表達。彩虹旗便是其中最佳的創舉，這是LGBTQ+運動最知名的標識之一。如同彩虹旗中的繽紛色彩一樣，愛本就是多元且平等的。

除此之外，有趣的是，有一處不平等的體現是平權運動所無法避免的：呼籲平等的本身就是在體現一種不平等。之所以我們要呼籲平等，就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中的確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而這一處不平等的體現是無法避免的。但這並不能否定平權運動的意義。

在這裡我們要分清兩個概念：(1)社會中，性少數群體正處於不平等的地位；(2)他們本質上與社會其他群體是平等的，本就應該是平等，我們希望社會中可以真正產生這種平等的地位。 (1)是客觀事實，(2)是我們所希望達到的結果。平權運動就是兩者之間的過程。這是必須經歷的過程，也一定是有意義的。

舉例而言，近些年在中國社會，性少數群體逐漸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與理解，這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由一系列持續的平權運動所促成。由於傳統價值觀、宣傳和教育等原因，中國社會對性少數的偏見廣泛且更深蒂固，尤其是在老一輩人中。因此性取向知識的普及與平權運動的開展都是在消除已有的偏見，都是在加快社會對性少數群體的真正了解與尊重。

總而言之，不可避免地，呼籲平等本質上就已體現了雙方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但這無法否定平權運動的意義；我們要在呼籲平等的同時，通過不使用不恰當詞彙、不強調社會群體分裂、採用多樣媒體語言的方式，避免體現額外的不平等。

（注：部分靈感來源於審稿組7月25日週會部分成員的發言）

#4

影像表達下的弱勢群體：

凝視與工具化困境

文｜十全大補鴨

近年來，不論是首部講述殺馬特故事的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還是聚焦塵肺病的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或者是青海社區影像民族志《牛糞》，越來越多獨立影像正在湧現。它們聚焦主流敘事之外的人群，如底層農民工、患病礦工和高原牧民，用粗糲的視聽語言記錄其真實生活邏輯，展現社會和時代變遷。它們打破了傳統影像作品生產流水線的刻板基模，讓邊緣化的弱勢群體成為敘事的中心。

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早年間弱勢群體被符號化的困境，實屬可貴。

在過去，弱勢群體並不作為影像的主體存在，而是附庸、陪襯和被審視的對象。格里菲斯的作品《一個國家的誕生》，具有極高藝術成就，但片中給予黑奴智力低下、愚昧粗野的形象設定，使其遭致了廣泛的批評。

被符號化的弱勢群體，是被凝視的客體。在凝視理論中，觀者多是“看”的主體，也是權力和慾望的主體；被視者多是“被看”的對象，也是權力的對象。看與被看的行為建構了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福柯指出，凝視在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形成了一種關於“看”的特殊權力指向，被觀看的一方處於被支配地位。

這種凝視結構的背後是權力結構。城市化的影響下，影像生產與傳播迎合中產階級旨趣。帶有目的性的創作者，和多為中產階級的觀看者，都處在權力關係的上峰。 “凝視”不僅僅是透過影像的視覺行為，更暗含著多維的社會關係。中產與底層對社會資源的不平衡佔有，來源於非正義的社會資源再分配結構。在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中，弱勢群體處在了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的底層。

數月前，深圳一留學機構的“女工賦權項目”，就是該權力結構的一個隱喻。對弱勢群體的影像記錄與表達，並非出於對其境況的真實關懷，而更像是一場用熱忱矯飾資本的表演。這種精英的凝視和利用，似乎在昭示著，影像表達下的弱勢群體，不僅僅遇到客體化的困境，更遭受了工具化的危機。

借助影像去建構弱勢群體，究竟是出於人文關懷和公共意識，還是一場披著羊皮的消費和狩獵？政治博弈，商業競爭，各方勢力在其中糾葛，弱勢群體的生命意義被隱去，淪為了一個個僅供表演的符號。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指出，消費社會是一個消費商品“符號價值”兼“使用價值”的社會，更是一個被濃厚的消費理論體系塑造出來的“豐盛”的物慾社會。當弱勢群體被消費邏輯裹挾，被“異化”成為商品，他們實際已經淪為了優勢群體慾望漩渦中的工具。

因此，如何在影像生產與傳播中，建構弱勢群體話語權，尊重其自我書寫與生活邏輯，承認其自有的尊嚴與意義，是我們必須思量的問題。許多優秀的獨立影像作品正在給出答案，而這條路正在邀請更多實踐者的加入。

#5

量化的生活

文 | Charles

最近和朋友聊天聊到了各自所在學科的研究方法，他感嘆當今許多社會科學學科越來越倚重量化的思想，深感這樣的做法未必能得出科學的研究結果，這一趨勢更可能消解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中的人文特質。

其實我們的日常生活何嘗不是如此呢，當代社會的量化趨向越來越凸顯，人們越來越傾向於使用量化和數理的方法來衡量與評判人和事物，各種維度的數量競爭填充著社會的各個領域。這也是在當今資源稀缺、上升通道萎縮的社會中，競爭與篩選方式的發展。指標計算方便，標準統一，似乎能夠在相對短時間內分出競爭者的高下。

但是這些是否導致了人們對量化方法的過度依賴，並且慢慢影響到了人的價值觀呢？我們對人本身的豐富特質的觀察相對減少了，用發了多少篇論文來衡量學者的學術水平，用KPI比較僱員的能力；人們的價值取向越來越趨同，選擇的道路也越來越相似，許多人擠在同一評價標準下努力往上爬；很多事情本來是完善人格的有益補充，比如競賽、科研、志願活動，現在卻成了全方位數量競爭的標的，甚至是單純用於包裝自己的工具，以掩蓋自身內在的匱乏。人們越來越傾向於用數字認識世界，有時候忽視了情感的體驗，我們的共情能力也在整體上變弱了。生活中很多美好的瞬間都是感性或感官帶來的，我們卻越來越難把握住這些閃著光的時刻，陷進了指標的泥潭。數量競爭的壓力讓我們無心感知、體悟周遭給予我們的細微情感體驗，生活越來越像生存。

須知人的許多品質和思想力，都是無法量化的，往往是人的感性和思想早就了獨特的人格；向外推廣，無論研究過去還是當代，都不能以各項指標為主，而應當同時考察同時代人的真實生活感受。這也是無法，也不應量化的，就如GDP數據不能嚴格代表民眾的生活水平。

量化的方法和思想本身是人類進步的表現，但它應當只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手段之一，而不應擠占其他成為唯一。更重要的是，它的發展不應弱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數字是冰冷的，是一一對應的，而人是溫暖的，情感是豐富、多層的，認知也是多樣的。過分依賴數字，將會損害人這一鮮活、獨立個體的多樣性。量化或許是時代變遷、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產物，但在其中的我們不必、也不能被其控制。它只是一個工具，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手段之一，我們應更關注認識世界的過程和結果，以及它對我們認知的豐富、對我們人格的完善，而不是方法本身。

雖說我們往往無法避免量化的競爭，但我們大可以在加入之前明確自己的動機，回想自己的初心，不盲目追求結果和數量。須知每個人都有自身的特質，大可不必遵循社會固有的指標和觀念。不為量化所困，超脫其上的方法是，於內讓自身特質閃亮，於外真誠地體會生活、體察社會。

#6

乙女遊戲角色塑造中隱含的危險

文｜Alisha

前段時間，由騰訊出品的一款全年齡乙女遊戲（女性向戀愛遊戲）裡的一位男主角在上線後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他身為玩家所扮演的女主角在職場上的上司，對女主角的工作實力並不認可，並有許多尖銳的批評、嘲諷甚至是人身攻擊。於是，許多玩家對這位男主角表達了不滿，認為他已經達到了職場霸凌和pua的程度。

雖然 “毒舌”類型的角色在女性向動畫遊戲中屢見不鮮，但針對這類設定的pua指控卻幾乎是首次出現。這難道是因為部分玩家過於敏感、少見多怪嗎？

我認為，這其實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乙女遊戲傳統套路與女性觀念進化之間的脫節。

隨著社會發展以及平權運動的傳播，年輕女性的主體意識增強，對隱含在社會常識中的性別不平等現像變得更加敏銳了，並開始以批判性眼光去審視和反思過去的“習以為常”、越來越多地提出問題：從來如此便對嗎？

上司與戀人的雙重身份疊加上“毒舌”的性格，確實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人設。但當我們去深入檢視，便會發現內在的矛盾。在職場等級制度下，女主角並沒有太多機會去反抗男主角的尖銳言辭，不想丟飯碗便只能對所有批評和人身攻擊照單全收。

明明是由女性主導進程的感情關係，所期望的是一種話語權的提升、以女性為主體追求享樂，卻在這種雙方權力和精神都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發展戀愛線。權威迫使的服從和對感情中平等地位的追求之間的難以兼容難免會敲響女性心中的警鈴。當結構性的性別不公正混入了戀愛的致幻糖精，所產生的催眠效果可以是非常危險的。

並且，作為乙女遊戲核心機制的沉浸式代入互動玩法打破了第四面牆。相較於一般文藝作品講述的虛構故事，這類游戲致力於直接對玩家施加影響。可以說，玩家的選擇就是作品的一部分。這種現實與虛擬之間界限的模糊化使得玩家在遊戲中感受到的情緒與受到的影響成倍增加。尤其是在全年齡遊戲中，價值體系和獨立思考能力還未建立完全的大量未成年玩家的性觀念與情感觀念也就更容易被遊戲所傳遞的價值觀左右。

因此，我們當然應該對這種問題更加敏感。在快餐性娛樂產品爆發的今天，我們需要對日常攝入的內容保持警覺。而遊戲廠商能做到的是，在設計面向大眾的全年齡遊戲時，從女性本位出發去更細緻、深入地思考女性對平等尊重的需求——比起時髦的人設與精緻的插圖，這才是決定遊戲質感的骨架。

延伸閱讀｜“傳播學者眼中的乙女遊戲”

#7

立法下的美顏修圖：可行性與局限性

文 | Winter

近日，挪威通過一項立法，即要求網絡上的廣告商和“網紅”們在付費推廣內容中，必須對經過修飾的照片加以明示並打上指定的水印，違者將面臨監禁和罰款。同時，英國和法國也陸續發布了針對商業廣告中禁止使用誤導性濾鏡的新規定。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美顏修圖流行以來，明星網紅們在社交平台發布的大量理想化面容和身材的照片視頻，致使年輕人們產生外貌和身材焦慮，產生大量負面影響。

目前，不僅明星網紅需要依靠美顏濾鏡維持熱度、持續吸粉，普通人對美顏相機更是產生了難以想像的過度依賴。實施限制美顏修圖的相關法律，會對社會審美產生怎樣的影響？又能否減少被美顏濾鏡加持的內容出現從而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毫無疑問，立法的監督和反修圖軟件技術的開發將使美顏修圖的使用率大大降低，明星網紅的在社交平台的長相也將從毫無辨識度到逐漸產生差別，能幫助年輕人清晰地認識到真實而特別的自己，學會接受和欣賞自我。另外，明星網紅們所建立的虛擬標準也不復存在，美的概念也不再過於刻板和單薄，對於了解自我、建立獨立審美的乃年輕人而言是有益的。

然而，普通人所產生的“容貌焦慮”、“身材焦慮”等心理感受，僅僅通過標註美顏修圖照片就可以徹底改變嗎？外貌和身材作為第一形象，被作為人們審視他人的直接標準，“外貌協會”、“顏控”變得越來越多，外在美在人們心中的越來越重要，而需要發掘的內在美也逐漸被弱化。

同時，人們以同樣嚴苛的標準要求自己，而經歷過“外貌歧視” 或被惡意評價過的人對於美有更迫切地需求，在群體性的影響下，美的自我包容性越來越低。除此之外，焦慮或許同樣來源於年齡、身份、家庭等，但漂亮的外貌和矚目的身材卻是可以快速擁有其他物質的捷徑，如機會、財富。權力等。因此，即使法律禁止此類“照騙“的傳播，人們很難不受群體的影響，心中的焦慮心理仍難以改變，自身追求美貌，高標要求他人仍然是社交的第一要義。

通過法律禁止美顏修圖加大了對明星網紅的限制性，對於改變年輕人焦慮感和自卑感的根源仍具有局限性。無論古今，主流審美對人們約束永遠不會消失，甚至未來還會衍生出更畸形單一的審美標準，持續影響年輕人的生活。事實上，限制修圖美顏的使用從來都不是最終目的，如何在喧囂中保持批判性和創造性的眼光，還原真實的自我才是需要持續探索的主題。

延伸閱讀 | 挪威法律強制Ins上的網紅影響者標記修飾照片https://www.vice.com/en/article/g5gd99/norway-law-forces-influencers-to-label-retouched-photos-on-instagram 

#8

自建房責自負？

文｜陽澄湖外語職業技術學院20級

在福建永安塌掉的這座農村自建房，似乎很難簡單用五字“農村自建房”來概括。

稍加翻找，這是一座由四個自然村（社）共建的祠堂，為的是集中安放四村逝者的骨灰，屬於帶有祭祀性質的公共建築。網上所謂“豆腐渣工程”、“未到吉日”說法實可休矣。畢竟閩西南可謂全中國建房最繁文縟節所在。建造事關宗族祠堂一類公共建築，也斷沒有草率為之，用料輕賤之理。按網上當事人的描述，似乎更類似於結構強度不高，承重能力差導致的突然垮塌。

筆者長期在閩西南農村居住，家中也曾經多次舊房改造，就農村自建房應當還是有一定話語權。筆者認為，現下農村自建房最緊要問題莫過於結構、工人、權責這三項。

先說結構。農村自建房代表著房屋結構很難由專業或持證的建築師設計，而多少需要依賴農村“土專家”的經驗。是否該挖地基、鋼筋該如何放、如何設計承重結構，諸如此類似乎十分關鍵的細節，在農村多數時候卻成為可以商量的“選擇”。這於理不容於情可原。譬如地基，在某些地域開挖地基的成本在十萬左右，一座二層半（實際三層、第二層不完全加蓋以逃避農村自建房禁止超過三層的規定）的毛坯房成本也就在30-40萬。如果在城郊，自建房還很可能是拆了又建或者乾脆搶建以摳出一點拆遷款。結構強度便更不敢恭維了。在這個年代，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似乎並不困難，但比起幾根鋼筋幾條柱子，還是錢對農民朋友們更有實感。

再說工人。在農村自然是難以指望用有資質的施工隊和工人參與建房——農民無處、也難以負擔專業施工隊的花銷，且他們所請的工人也極有可能在城裡的工地干活之餘“接私活”。參與祠堂修建的都是來自合夥建設的鄰村人，他們可能有超乎想像的豐富經驗。但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講，一群未經專業訓練，缺乏保護裝備的農民，怎麼看也不像是令人放心的建築工人。他們也許有相當的施工安全和施工質量意識，只是在農村的場景下他們無心也無從遵守“繁文縟節”。

最後便是最棘手的部分——權責。事故之後，責任難以劃分。如若是私人建房，可能要面對漫天要價的賠償款和數目相當的僱黑工罰款和調解期間付出的時間精力。如若是農村自建的祠堂一類公共建築，撫卹款、損失賠償和事後追罰。不論是組織修建的宗親會、還是疏於管制的村委會、抑或是是無證上崗的逝者家庭，除了“出於人道”，確實難以多指摘什麼。總不能讓鞭長莫及的土地局、城管、綜合執法來負責吧？

我們似乎陷入了一種困局：顯然該有誰來承擔這個責任，但卻沒有誰能夠、或有責監管野草般生長的農村自建房。

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將村委納入進來。通過對村委進行最基本的建築安全知識、設置一名安全專員、培訓使他們能夠至少偶爾監督村中正在進行的工程安全與否。畢竟鄉村星羅棋布，就算區縣一級的部門也很難完全掌握轄區每一個工程的進展情況。儘管村委也可能包庇違建，但擁有一些專業知識能讓他們至少減少一些潛在的安全風險。甚至他們能夠推薦村中經常參加工程的“老工人”們參加基礎的安全課程，從而更有效地將危險排除於紙面之上，阻止於動土之前。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指摘逝者，我們也很難拒絕農民們有一瓦遮天的樸素願望。但我們確乎可以發揮基層機構的能力，讓安全和標準能稍微照進偏遠的角落裡。

延伸閱讀 |  7月16日福建永安建房坍塌事件https://k.sina.com.cn/article_7067962954_1a5488e4a001015auc.html?sudaref=www.sogou.com&display=0&retcode=0

文 | 圍爐審稿組

圖 | 來自網絡

審稿 | Christina

微信編輯 | 吳雨洋

Matters編輯 | Marks

圍爐 (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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