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 从郑州洪灾看中国政府的灾害应对模式|何清涟
野兽按：中国当局关于水灾宣传有套路，主要是三点：一是强调天灾的严重性；二是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三是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互联网时代传播手段极为多样化，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严厉控制，但控制的积习不可能放弃。当局还有最后一招：抓谣言传播者。
从郑州洪灾看中国政府的灾害应对模式
何清涟
7月23日是郑州水灾发生的第三天。根据我多年对中国历次巨灾的观察，灾害发生的前三天，是灾害信息的成型期，有关灾害成因、死亡人数等相关信息，只有在信息成型期过后，才会颁布正式的官方说法。产生这一特殊现象，乃因中国是个信息管制的国度，信息管制必然引起信息饥渴，其后果就是非官方消息的广为传播（文革称之为“小道消息”），替代官方信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成型较短暂，过了三天，官方会修正说法，民间一些真相披露会被“维稳”，官方民间的虚假信息会被少数网友识别出来，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本文以郑州这三天内的政府应急、民众反应、传媒行动为样本，展现这一在过去存在、今后长时期内仍将存在的灾害应对模式。
郑州洪灾：哪些是人祸因素？
天灾当然是指连日暴雨。中国凡遇天灾，必面对三个问题：一是预警机制是否启动；二是这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三是追责，其间伸缩余地甚大，取决于前两个因素以及死亡人数。
灾害预警是否发布，不仅关系到社会避灾，也关系到官员仕途命运，其间利害，这次在郑州充分体现出来。当年汶川、玉树地震，问责的一大焦点就是事前为何无预警。这次民间最开始也将矛头指向气象局，认为郑州气象局失职，没提醒公众将有极端天气。但接下来，人们发现，郑州气象局发了预警，而且是持续三天。
据腾讯网报导，在特大暴雨到来河南省郑州前，河南省气象部门7月19日21时59分已发布第一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自17日起发佈雷电、暴雨、大风等预警信息1427条，暴雨红色预警信息162条。郑州也在19日夜间起向全市2.25万名应急责任人发送了54万条预警，并通过手机简讯向1.2亿人次发送了暴雨预警。
网上流传一份由中共郑州市气象局党组书记、郑州市气象局局长李柯星于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签发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证明郑州市 气象局确实发过预警，而且明确提出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的建议。因此，责任不在预警这个环节，而在于郑州市政府忽视了这预警。
至于郑州城市容易出现水涝，这是所谓中国近20多年兴建的“海绵城市”的共有问题，人祸之由缘于此，但因这是历任政府积累而成，环节太多，恐怕只能追预警工作未做之责。
此次郑州洪灾当中，人祸的因素还有“溃坝”。关于这点，中国官方消息是神仙打架。最开始传说是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郭家咀水库溃坝，新浪网转自界面新闻的消息是《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溃坝，河南省防汛应急响应一夜连升三级》，但 @河南交通广播却说，截至7月21日凌晨6时，郑州郭家咀水库未发生溃坝。但现场发出地视频显示，郑州京广段隧道水淹，来势凶猛突然，亲历者说不到五分钟隧道就被洪水淹没。当时舆论就猜测有溃坝甚至决堤泄洪之事，这事现在已有官方定论。
新华社北京21日电引述习近平指示时，其中出现，“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这条信息非常重要：一，地方当局向上报告承认有水库“溃坝”发生；二、请注意民间传闻是“泄洪”。这与“溃坝”有很大区别，溃坝是不可抗力之因素，最多只能说是质量不佳，难于追责；“泄洪”则是地方当局根据水势，淹没一地而保全更多地方，有个决策责任。根据推特上一些郑州网友介绍，溃坝发生地有郭家咀、常庄水库、郑州西南航海路工人路附近帝湖。这一真相弄清并不难，估计几天后就会弄清楚究竟是哪个水库“溃坝”。
习近平指示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上报，这应该就是信息成型的框架。
中国政府有关水灾的宣传套路
中国当局关于水灾宣传有套路，主要是三点：一是强调天灾的严重性；二是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三是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关于第一点，官方宣传已无余地再求“进步”。近年来，中国各地灾害频发，各地政府第一招就是将灾害归咎于天灾巨大。仅以水灾为例，从50年一遇，逐步升级为百年、500年、千年，郑州这次一下攀升至5000年。在河南省水利厅网站上，还是有“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说法，不少专家还给出概率学的算法，为这种说法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否定了所谓“千年一遇”的说法，在7月21日中央气象台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从目前掌握的气象数据，无法下此定义。陈涛说得曲里拐弯，这句最为关键：“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气象记录时间是在1950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的这个时间是70年左右。”
这次还真有不少人在争辩从概率上说，是不是5000年一遇。陈涛此话一出，再争这些毫无意义。70年的纪录无法证明百年千年5000年一遇的说法正确。
第二点现在照做如仪，只是上级与民间都不当回事了。因此，这次郑州洪灾之后有点创新，以表彰洪水中救人、受灾群众互济互助为主，这种软性文章的宣传效果比表彰体制内人好得多。
接下来谈官方必须坚持的底线：从数字上控制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关系到灾害级别与官员的乌纱帽
官方7月23日公布最新伤亡数字，郑州暴雨导致超过50多人遇难。一天前的通报是全省33死亡，8人失踪。估计这一数据还会不断更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大陆社交媒体上仍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讯息，当中还有郑州外围的乡镇，其中有一个网站列出了多达130多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受灾的京广隧道现场，拥满了人群，许多家有失踪者的人正在辨认车辆，寻找亲人。只要郑州人不甘心亡者连成为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就会出现相对接近真实的数字。
但根据多年经验，真实的死亡数据不会向外公布，控制灾害死亡人数，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传统做法，历经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数任总书记，经济大政随时修改，独这一点是党的传统。我当年在国内经历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死者照片共有近八十人（并非全部），但宣传部规定的死者就三人：两位公安局副局长与一位派出所所长 。原因是当时规定：地方政府出现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算特大事故，行政首长须负领导责任——那时，连官员受贿数目定的标准也低，50万以上算特大贪腐案件，如今与时俱进，可能已经重新制定事故级别的死亡人数了。
互联网时代传播手段极为多样化，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严厉控制，但控制的积习不可能放弃。当局还有最后一招：抓谣言传播者。
据我多年观察，在三天信息成型期内，各种传言满天飞，当局自身也忙于处理灾难预后工作，无暇抓“谣言”，这时候也是各种信息非常丰富的时候，只要留心分析判断，想了解真相不是太困难。但三天过后，当局为灾难定调之后，抓谣言就成了当局灾难预后工作的重点之一。据中国官网消息，河南省政府已经提醒市民关注官方消息，不信谣言、不传谣言，这算是先打个招呼，勿谓言之不预也。
历次灾害还有一个戏码，募捐。但在汶川地震之后红十字会及政府部门侵吞捐款的丑闻迭出，到了2012年北京7·21水灾，政府劝捐，民间回骂以“捐你妹”，这个戏码的份量越来越轻。
结语
郑州洪灾当然不会是中国城市消灾终结篇。网上现在流传一篇《看看古人，再看看现在：一个内行眼里的中原水灾》，作者自称是2015年国家信息中心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评估项目的参与者，其中有段话，读者需要牢记：“浮土之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泥砂石，最上面是做面子工程的地砖，这样的工程，我走遍了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面子工程，别说百年难遇的大雨，就算是普通的大雨，也可能把底下的浮土掏空。”也就是说，只要住在中国的城市里，只要有特大暴雨，水灾随时可能发生，人们必须做好应付水灾的应急准备，留心天气预报，小心出行，别指望中国政府灾害应急模式能够有效预防灾害。
写到最后，我很怀念中国先秦蜀中太守李冰父子，都江堰功在一时，利在千秋。这样的人，已成中国绝响。
（原载大纪元，2021年7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23/n13111082.htm）
郑州水灾，香港人为何不再热心捐助？
何清涟
郑州水灾后，中国当局关于水灾宣传仍然未脱老套路：一是强调天灾的严重性；二是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三是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四是洪水无情人有情，四方驰援。然后树立捐款榜样，动员民众捐款；五是准备化解灾害追责压力。今年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无从捏造，于是改成宣传民间英雄，“英雄不会从天而降，只会由凡人淬炼而成”这句台词感动了很多人（当然，这些人确实应该赞扬）。化解追责压力较往年要难一点，因为河南省及郑州市气象局发过上千次预警的信息及相关红头文件的消息不胫而走，已经做了铺垫。
只有惯例的捐款这一折戏，远不如往年热闹。缘何如此？首要原因当然是民间冷淡之极。除了媒体报道的各省驰援、大企业认捐之外，还缺少了一个人们极为熟悉的捐款者——香港各界人士。
香港人为何不再捐款？
住在深圳多年，电视节目也只看香港的，对香港人好行善举我再熟悉不过。在2013年“雨伞运动”之前，大大小小灾害，无论规模，无论穷富，香港人总会踊跃捐款，包括一些经济状况并不优裕的工薪阶层与退休者，都会表示心意。
2013年是个转折点，“雨伞运动”后，北京下决心实施“香港二次回归”计划，香港的自由空间迅速侵蚀，香港人对大陆的认同感严重下降，这从香港大学及对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所做追踪研究可见。香港大学这一调查起始于1997年8月 ，其时调查显示，34.9% 形容自己是”香港人”，18.6%选择”中国人”；认同自己为”中国” 的比例曾在2008年达到38%，是97后最高点，往后相关数字逐渐下滑。2014年调查，只有8.9%香港受访者自觉是“中国人”。
2019年3月中旬，香港发生持续数月的“反送中”，港人反抗日趋激烈，陆港关系完全撕裂。到了6月，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徐焰一段讲话视频在网上流传，其中有这样的说法：香港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比台湾都坏，香港居民的成分，1/3是接受港英教育的原住民；1/3是1949年至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出去的（最坏的，对共产党刻骨仇恨）；1/3是三年灾害大饥荒逃出去的。“香港还有闹港独的雨伞革命。就是国际反华势力想把香港变成反共桥头堡。……现在的年轻人闹事，关键是他的家长坏，加上这个教育问题。……“这段话火上浇油，让伤透了心的香港人更加决绝。北京面对港人的决绝毫不让步，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人完全失去了英治时期曾享有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为避免政治迫害，不少香港青年只好远离他们热爱的故乡，移民他国。
大陆人并未全忘港人情
徐焰这段“香港人是坏人”的视频流出去后，大陆一些明白人知道是一派胡言。有人写了一篇《往事回首：我绝不相信香港人是坏人》（2019年8月11日），专谈汶川地震那次香港对大陆的无私援助：2008 年，香港赈灾捐款超过 230 亿。其中，当年香港太多富豪、名人、企业家参与到这场救灾中来，除港府之外，香港的民间捐款高达 130 亿港币。汶川地震后不到 10 小时，香港就组建了第一支医疗队奔赴四川。不到 24 小时，港府搜救队与香港飞行服务队出动。接着，香港又增调了最先进的美洲豹直升机、捷流定翼机飞到四川。香港在这些年里，援建了近 200 个灾后重建项目，分布在四川的 12 个市（州）58 个县 (市、区)，从这些项目中受益者多达 2,600 多万人。
香港对大陆的帮助当然不止这一次：香港回归前6年的1991年5、6月间，大陆爆发“华东水灾”，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受灾，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安徽省，4800万人成为灾民，占全省人口的70%，街头遍布灾民，香港方面，短短10天内就筹集了赈灾款总额达到4.7亿多港元，还有不少救灾物质。那时中国刚从极端穷困中走出，这些救灾物质实属雪中送炭。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香港各界捐款6.8亿，在全球捐款当中，香港捐款位居第一。2002年的非典、2008年的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每逢危难，不论是灾区救援还是捐款重建，处处可见港人的身影。多年以来，中国大陆接收的境外捐赠，尤其是现金捐赠中，来自香港的捐赠所占的比例一直都是最高的。
据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颁布的《2013年慈善捐助指数世界排行》，表中数据显示：在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名第17位。美国位列第一，中国大陆则居于第133位。此外，“2013年曾有捐款行为的港人占香港总人口的6成之多，位列全球第10”。“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在调查中发现，港人人均每年捐出2000港元，加上企业的捐款，全港一年的捐款总额每年都高达100亿港元左右。
将这样乐捐慷慨的港人逼成如今对郑州水灾冷漠对之，完全是中共愚蠢的治港政策导致，所谓“香港二次回归“、港版国安法将彻底改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这次郑州及河南水灾，一向踊跃捐款的香港，异乎寻常地冷漠，只有全国政协委员、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商人等捐助了数千万。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认为，今次郑州发生水灾，香港人心态上已发生变化，这与回归24年，普遍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失望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影响香港人的爱国和身份认同感，导致对中国的灾情表现得冷漠。看到香港青年远赴他乡的背影，体验到港人的绝望与悲愤，我突然想起一句文革用语“某某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认为，这话用在今天的北京与香港关系上正合适，香港人这次没有如以前一样，每逢救灾，踊跃捐款，完全是中共自绝于香港人民所致。
少数对香港人缺乏善意的大陆人经常说，香港人凭什么要一国两制？都是中国人，我们能够在这制度下生活，香港人为什么不能与我们一样？那些人非常狭隘，出于“恨人有、嫌人无”的嫉妒心理才会如此认为。好比一个家族，如果有一个富足的兄弟姐妹，困难时还有人伸手帮助。留得一个富足自由的香港在，何至于今天郑州水灾发生，香港人表现如此冷漠。
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没有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投资，引入外资将成空话。随着欧美日韩资本大量进入，港台资本尤其是中小资本的地位日渐下降，中港关系与两岸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香港人来说，走到今天这步不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主动权不在他们手中。但我相信北京在加强对香港的治权同时，面对一个日渐内地化的香港，一个不能再为他们产金蛋的香港，即使仅从功利角度考量，将来也会有后悔的一天。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1年7月30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why-hong-kong-people-are-no-longer-enthusiastic-to-donate-following-henan-flood）
中国疫情控制与经济增长——日本Liberty杂志记者竹内光風 （Kofu Take）采访何清涟
竹内光風：中国政府宣传“克服了新冠，经济正在恢复”，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何清涟：此时此刻，中国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疫情非常严重，疫苗接种率超过66%的广州已经封锁荔湾、南沙等数个城区，并在全省抽调医务人员赶赴广州支援，其他省份如东北等地也发生疫情，可见并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变异病毒，根据目前美国方面暴露的政医勾结利用疫情干预本国政治的信息，日本也需要做好应对准备。贵国媒体从业者最喜欢也最相信的《纽约时报》之类左媒由于政治立场，不会登载这类消息。但与政界及民主党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媒体近日却密集披露，美国奥巴马时期资助的中国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场》（Vanity Fair）这家杂志专设团队从事深度调查，屡爆独家新闻。据其6月3日报道，经连月调查，访问逾40人，又审视几百页政府文件，包括内部备忘、会议纪录和电邮等，发现科学界有连串利益冲突嫌疑，部分涉及华府巨额资助的争议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实际上就是让病毒变异）以了解其特性。
《国家脉动》6月3日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1年举办活动，关注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双重用途研究（DURC），武汉病毒所副所长在会议的电话发言中反复强调，他的实验室和中共当局，对双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义的监管。他解释说，”中国没有监管，对一些双重用途研究的鉴定没有监管，对研究的分类和信息的分类也没有监管。”这里必须注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双重用途研究，定义为”可能被直接误用，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具有广泛的潜在后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让美国公众伤心的是美国抗疫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位被左派媒体誉为“美国老祖父”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国的主要参与者；在美国国内疫情通报上，他完全沦为民主党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断撒谎。
也就是说，病毒的变异，中美两国的技术现在都不敢保证会被控制住，在台湾、印度、中国等国家开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证，这对经济会有影响。
竹内光風：有经济专家曾指出“中国的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0%”，您对此如何评价？
由于统计数据造假，研究中国的经济状态，不仅要研究经济增长率，还得注意三个与经济增长率配套的宏观经济指标：就业率、消费率、投资率，最主要看什么因素促动增长。2020年中国倒闭46万家企业，经济增长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很高，达18.3%，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几点：一、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环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与去年疫情爆发的一季度负增长6.8%的超低基数相比较；二、出口拉动效应明显。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是疫情拉动的疫情所需物质以及应付疫情期间家居办公的相关生活用品。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产能则在疫情反复下受到限制，供给能力迟迟难以修复。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况不能长久。
竹内光風：中国在统计数据上是造假的惯犯，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否达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涟：这事单讲中国可能无助于认识全球债务风险。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国央行早就成了超级凯恩斯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爱借钱的是美国，新增债务约为发达国家总额的一半。单就每个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但如果以占GDP的比重计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国的债务如何呢？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27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额的9.8%，接近10%。据IMF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占该国GDP的比率为266％，是美国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约为17万亿元，约为2.43万亿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占比为GDP的41%，低于美国和日本。
日本的债务风险我没研究。但中国的债务风险其实高于美国。美元是世界硬通贷，有纸黄金之称，因此，美国债务主要通过印钞，带来的通胀风险，其实是全世界承担，各国都得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刚开始，无论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世界范围内接受度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债务风险全得在国内自我消化，包括通胀。
竹内光風：针对那些相信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今后也会持续增长的企业经营者，您会用“这是一个幻想”来反驳吗，或者您会如何反驳？
何清涟答：世界上只有两种企业经营者仍然会认为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会持续增长。一种是从来未去过中国的，持有这种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湾都遇到过，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种是去过中国，认为自己在中国有良好的政商关系，功夫在经商之外，美国金融界、风投界一堆这种人，包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奥巴马离任后创办的西政咨询公司，主页上就介绍该公司的长处是与中国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投资者搭桥。
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处，也因此擅长与各国政客、商人建立利益关系并牵引之。一旦成了这种关系，不可能通过陈说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不做这种无用功。更何况，我又不是他们的投资顾问，不负责提供咨询。
竹内光風：先生以前曾指出：“为了中国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样进行地方分权”，您为什么这么说，可以请教个中缘由吗？
何清涟答：我谈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权。即中央政府掌握军事、外交、铸币等权力，各地行政首长由地方分级选举，按各地情况实行地方立法、新闻自由，政治自治。中国地域广阔，民风、习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汉族，在思想观念上差异甚大，有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之差异。蓝色沿海比较开放，现代经济部门多集中于这些地方，那里的人们能够接受西方世界的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红色内地则比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还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北京这个中央政权与法国、美国不同，高度集权，无视这些地方的差异，而且经常削高就低，让先进地区迁就落后地区，很不利于社会发展。
如果实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会比现在快得多。落后地区也会不得不开始考虑经济自立，因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贫、财政转移支付，专门吃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户。那种吃大户、不思上进、平均主义的落后生活方式也会改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这些地区发展。
竹内光風：在中国，问题是中产阶级没有增加，差距在扩大。 你认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会增加，差距会缩小，未来经济会成熟吗？
何清涟：如果您指的“经济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是胡温统治的黄金十年，江泽民时期加入了WTO，朱镕基对国企采取抓大放小，培养了一批在国计民生行业（能源、电讯、粮食）有垄断能力的国有资本寡头，为胡温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各国就业机会都在减少，而中国却因外资涌入而大量增加，中国的第一代亿元级富豪与中产阶级人数高峰（占总人口比为23%左右）就是产生于那时。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人是历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国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扭转，但5万亿救市，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最后形成严重产能过剩，只好推出“一带一路”计划以输出过剩产能。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富人、中产阶级人数多少的问题，因为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治环境，拥有再多的财富，政府也可以让你失去。中国国民没有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甚至连表达带政治性的意见也受到各种压力，一旦被网管发现，片警会上门威胁。中国富豪当然也没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富豪受到严重打击，从王健林、肖建华等与中国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再到目前的马云，以及从不搞政商勾结的民间企业家孙大午，不管哪个类别，只要当局乐意，不是陷狱，就是被迫出售资产给国企低调收敛。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逐渐撤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严重萎缩，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比如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必会促使中国民主化，应该被抛弃了。
（载于Liberty杂志8月号前编P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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