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 我一生几次逃难|高耀洁
野兽按：高耀洁（1927年12月19日－），汉族，艾滋病防治活动家，被誉为“中国防艾第一人”。因揭示中共河南李长春当局造成艾滋病蔓延而遭河南当局整肃，被迫于2009年8月出走美国，现居纽约曼哈顿。据披露，高出国前曾获时任副总理吴仪夸奖及李克强的关注接见，高向吴仪说“我是医生，一看见病人，我的脚就挪不动。”香港《争鸣》杂志报导，朱镕基总理，亲自点名李克强出任河南，收拾李长春留下的艾滋村问题。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逃难，伴随着我的人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渡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逃难在河南并没有停止下来，直八十二岁、为抗击艾滋病工作，被迫逃出国门，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时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区，本人年老多病无处可逃，如之奈何？
一、逃八路军灾难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前房母亲病故，留有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我又是个女孩，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了我的母奶喂养，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进入医学、学习医学知识、从事医疗工作，获得长寿。
三十年代，八路军已进入我们的家乡，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二、逃日本侵华战争
九女集是一个大集镇，五天一次集会之外，在大道上还设有商铺多处，镇后方右庙宇，每逢集会时日，外地香客前来朝拜，集镇日非常热闹。全镇有几户，驻有国民党第七路军，隷属国民党部队，经费靠国家颁发，他们不抢劫，全镇相对安定。
我家在镇中租赁一处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间我父母和小弟弟们住，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五个人住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做饭，放一些杂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们是高新庄的逃大户，遭遇到外面的抡劫。
有一天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饭，我父亲匆匆忙忙走进来，对我们说：日本鬼子到了寨外，赶快走......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还有我姊妹五个走出住处。这时街上十分混乱，人们都向东边跑，我们被裹在人流中出了东门，这时南门那边突然爆发激烈的枪声，七路军与日本鬼子交火了，阻止日本鬼子前进，掩护老百姓撤退。东门外更乱了，人们出东门向北跑，我母亲脚小拉着两个弟弟走不动了。我父亲领着全家走过约一米深的土壕，坐小树林里休息。这里与大路只隔一块约有十五米的高梁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地上行进，约有三四百人，两辆炮车，向城武县方向行进，准备进攻城武县。夕阳西下时，听到城武县方向炮声隆隆，并可以看到几处灰黄色烟柱。九女集平静了，傍晚我们随着逃难人群回到镇上的家。
三、逃往河南开封
我父亲认为社会动乱短时间不会平息，必须远离故乡，到抗日后方四川生活，我母亲要回高新庄，吵吵嚷嚷多日，终于折中，逃亡到河南省会开封市。那里有几家亲戚，特别是吕家，是我父亲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家乡，有六位兄长在开封定居，平时期还有来往，于是找吕家，联系决定迁居开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从曹县天主堂乘马车离开，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车站，进入侯车室旁一间空房里。里面很肮脏，地上有几片破席子我们全家坐下来，一会来了四个民警捡查行李，我父亲应付后，我们全家很快地上了往东开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两个日本兵。
下午日落西山时刻，火车到达开封南关火车站。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棚子，棚顶全是花玻璃，两个月台，四条铁路。我们通过检票口，很快离开火车站，全家带行李进入家庙后街的租房里，据说是吕家舅们给安排的。这时期内与吕家六位舅舅经常来往，两个月后搬到南聚奎巷，那里臭虫很多，影响睡觉，一个月后，又搬到侯家胡同。
当年冬季又迁居北大街，在北大街井胡同口开个杂货铺，当时社会很乱，汉奸、无赖、流氓、买东西记账，永远不还钱，赔钱太多，关了杂货铺。1943年秋季，买了游梁市前街31号独院，安定下来，以开磨房维持全家生活。
四、南逃学生，流亡生活
1948年春季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属中等专科学校，是培育小学教师的，那时我想将来能当小学教师，生活可以自立，已满意了。开女师管理正规，学生每个月共八十多斤麦子，一块银元，每月口粮吃不完，我送回家，生活学习一切满意。
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八路军攻打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是一枪战重点，同学们都藏在宿舍楼的地下室里，枪、弹像下雨一般，当时开女子师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只见到开封城墙内外躺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死尸横遍城墙内外野地，臭气熏天，惨不忍睹。真见，孟子云：“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三天后八路军在开封抢劫财物完毕之后，自动撤退了。
开封各种学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厅之命准备迁往外地，在校生纷纷报名，因怕再来了战争。全体同学随学校南迁，我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给我送上一件棉被子，到了学校门口，他说：“谁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学校走吧！”我没有想到，我和父亲已是永别了。晚上全体同学在王少明校长和十几位教师的领导下，乘了开往南京市的火车，在火车上，同学们出现各种情绪：有人流泪，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总在前思后想，谁也难以预料未来的日子。时至今日，流落的日子不知后果如何？
两天后火车停在江苏南京市江北下关，这是一个码头，大家等候木船摆渡分批（以班为单位）到南京市。这时同学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亏我父亲送我一棉被，我少遭湿冷。同学南京市聚集之后，全校赴浙江嘉兴，那是我们学校迁校的目的地。
我校迁址在嘉兴市池湾镇，三年级和二年级住西真寺，我们一年级住池湾茧场，生活靠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捐助粮食（质量差）。天天吃大米稀饭，没有炒菜，在大米稀饭中做成咸的，加入少量油盐和各种不同样的蔬菜叶。同学们在闲的时间里，到田间或小河旁找野蒜，或其他野菜，把这些能吃的东西取回住处，把野蒜等洗净，用盐拌后，大家分着吃。当时我是一年级的伙委，我对这个问题很清楚。
随学校来的老师很少，我们在池湾镇茧场，房子很大，两个年级两班一起上课。有一间在上物理课，另一间在上化学课。有时候，一边在上体育，一边在上健美操。有的同学很烦躁，闹情绪，闹不团结。她们因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难过，也跟着流泪，后来就变成嚎啕大哭。茧场只有教师殷进德先生夫妇住在那里管理我们，他们还带着三个孩子。同学白天在茧场底下上课，晚上去二层睡觉。在这个时期，有办法的同学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时荣华同学等四个人，转往嵩云中学高中二年下学期。这个学校是随当时的河南政府行动的，不久迁往四川万县，住在辅城法学院。这时我们终于能安心上课了，老师都是当地请来的，有时他们说的四川话我们不懂。榆惠璋、时荣华的父亲都是河南省政府的官员，他认为形势不好，把女儿带往台湾。
我们上了一学期课，1949年底，八路军占领四川，我到了山东同乡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沈丕模家住，我去看病认识的沈院长，因此拉上关系，他同我二伯父高圣君也认识。后来听传说50年代，院长沈丕模当过万县卫生局局长，反右派时他被划为右派致死。当时沈家生活富裕，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太太比较年轻，不工作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东济南探亲，我随她回到河南开封家中。
五、风烛残年，出走海外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便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的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细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这个“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时间推迟，我也就没去成上海。
无奈走出国门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被迫定居美国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我将字条拍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明知来日无多，2019年除夕夜时，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写了一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 写于纽约)
防艾斗士高耀洁90岁了，为何仍怒？
罗四鸰
2016年11月30日
2016年10月初，流亡纽约的高耀洁在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布了她最近写下的一份简单的遗嘱，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简单安排。“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自1996年在郑州一家医院会诊遇到第一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后，高耀洁开始了相关调查工作。为了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与艾滋孤儿，揭发这场灾难后面的重重黑幕，她不仅耗尽上百万家产，也让自己成为中国官方重点监控与打击对象。她的人身自由越来越受到控制，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梢，特别是2007年初和2009年初美国、法国分别向她颁发人权奖时，警察日夜包围她的家，以致于不得不远走他乡。2009年5月，已经近83岁高龄的高耀洁只带着装有多年来收集的艾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匆匆离家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又到四川、广东，最后，2009年8月，她到了美国。“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深居简出，继续她的艾滋病事业，短短几年写下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
按中国虚岁算，今年12月19日高耀洁整整90岁了。今年8月，一场严重肺炎，让她感到自己的健康又有所下降，她决定为自己再立下这份遗嘱，并公之于众：“我希望自己去世后被火化，不留坟墓……在我死后尽快地将我的骨灰撤入黄河。”
10月在纽约曼哈顿的小公寓里，高耀洁接受了采访。她一边讲中国艾滋病人的故事，一边拿着她来美国之后写的有关中国艾滋病的书。她的回忆录《高洁的灵魂》一书序言为河南《大河报》原常务副总编马云龙所写，其中有云：“震动世界的是高耀洁的愤怒，仁者之怒，天使之怒。”在四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高耀洁老人的“天使之怒”，甚至有一次她抹着眼睛指着窗外说：“我还真不如从这楼上跳下去，跳下去就看不到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了。”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期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发现现存活的感染者57.7万，死亡18.2万，其中性传播为主要途径。高耀洁认为中国目前艾滋病人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在她看来，中国因卖血经济而蔓延的艾滋病血祸也像一场屠杀，堪比“六四”，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不诚实，不“实事求是”。
访谈内容经过高耀洁确认。
问：您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份声明？主要担心什么？
答：我为啥要写这个声明呢？2005年，我丈夫咽癌病重的时候，我们就想过水葬，不能留坟墓，因为在河南，坟墓的产权只有20年，过了20年后，按无名氏处理，你还得再交钱才能保留；另一方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有人利用我的名字，谋名求利。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学坏了，如今中国啥都不多就是骗子多，而且传染到全世界。比如电信诈骗，满世界输出。台湾多美国也有不少。我在美国也遇到不少，连艾滋病病人的钱都骗走了，有人利用我的名字募捐，还有人直接骗我300本书，还有人比这更坏。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去年，有人提出要把我葬到安葬宋美龄的那个墓地，我不同意。她就说我傻了，我说我不是傻了。我不想让别人利用我。此外，水葬还得让我儿子完成。他是我三个孩子里最聪明的一个，13岁的时候受我牵连坐了3年冤狱（文革一开始，高耀洁由于出身地主家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拉去游街，还被关了牛棚——编注），平反后，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所大学教书，十几年后他当了教授，做了院系主任，但他仍然胆小怕事。我现在跑出来了，他担心姓高的，也就是我娘家人出来干涉我的水葬，说他不孝顺，把我扔去水中了。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严正声明，昨天（指10月8日）又写了一份正式遗嘱给律师公证了。我死了之后，骨灰还得让我儿子往黄河里撒，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在法律上任何人无法代替，不能干涉。
问：2009年，你出走到美国，当时你说要告诉全世界艾滋病疫情真相。你想说的真相是什么？
答：我只身出走，就是为了把这些艾滋病疫情的资料带出来，留给后人，告诉后人这段历史真相：这场“血祸”是因为官方的“血浆经济”导致的。我来美国之后也没闲着，写了七本书，还有一本小书，一共八本书。你看了这些书就明白，中国艾滋病的祸源是“血浆经济”，不是河南一个省，全国都有，河南是重灾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就出现了。后来有“艾滋厅长”之称的刘全喜1992年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后大力推动，使河南农民卖血成为风潮。特别是由于1992年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李长春严重渎职和怂恿，卖血成为河南农民的一种“产业”，在河南大力发展，几年时间，河南遍地血站，仅合法的血站就230多家，不合法的不计其数，导致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当年血站多的地方，就是如今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地区。经过5至8年的潜伏期，1998年至2004年间，李克强继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继发病并死亡。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毁灭的不仅是患者个人，还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甚至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庄凋敝，满目疮痍。
如果说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是祸首，那么李长春等则是导致这场血祸的罪魁。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我现在正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2004年官方开始承认这场艾滋病疫情的存在，河南向38个“艾滋病村”派去了医疗组。但除这38个村子外，还有大量的艾滋病患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其他省份更是没有。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登记艾滋病人材料，发病了每一个月给200元，没有发病的人每一个月给150元，但是有一个条件，传染原因那栏得填“性传播”或是“商业传播”，上级要求。咨询表上不能写血液传播。这些“马屁精”还在捂盖着。什么是“马屁精”知道吗？就是那些专门拍着上面官员马屁的人，不让世人知道真相，掩盖真相。不让他们说是卖血，说是同性恋或是吸毒等商业传播。由于官员隐瞒疫情的做法和极力掩蔽其前任的斑斑劣迹“捂盖子”，并对举报者和上访者进行打击的高压手段，使得疫情不仅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反而恶化。
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疫区情况捂盖着，美其名曰“艾滋病保密”，不让任何人揭发，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官位，凡是有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扰，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村里若是有陌生人去，揭发，揭发一个人50元，当年对我的悬赏是500元。中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处理一个人，那些卖血的血官，一个都没有处理，还在竭力掩盖。比如说有一个团派女官，去韩国美容院割过双眼皮，人们就叫她“双眼皮”，是我们河南地方大官，她在当地作恶很多，“血浆经济”的支持者，现在还在政协。我和李克强说过这个人。2004年1月23日，当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找我谈话，他说：“河南的防艾工作搞得如何好……”我慢腾腾地回了一句《论语》里的话：“昔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李克强书记听懂了，他说：“对，我应当亲自下去看看。”不管是真是假，他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也没对我有报复行为。2003年12月18日，吴仪副总理也会见过我，谈了三个半小时全给了我一个人。她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我说：“那是在骗你。不信，我马上雇车拉你去看看。”她是相信了我说的。但有些马屁精就告诉他们是性传播、是同性恋。
问：习近平当政后，官方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答：如今官方应该说间接承认了这场“血祸”的存在。我有两个证据，一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2015年9月，彭丽媛在联合国演讲，提到一位父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的5岁孤儿高俊，安徽人，如今这孩子15岁了。这是彭丽媛担任预防艾滋病大使（指2006年1月中国政府任命彭丽媛为中国艾滋病义务宣传员）后接触的第一个受艾滋病伤害影响的孤儿。第二个证据是2015年12月，杜聪的智行基金会做的“艾滋遗孤救助”项目获得了中国民政部颁发的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杜聪是2002年因工作项目原因来到中国内地农村的，看到艾滋村的状况后，开始进行艾滋孤儿的救助，目前，他的智行基金会的救助金额累计近2亿人民币，资助人数已超过两万人，其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儿六百多人，传染途径一是输血，二是母婴。当然，杜聪有杜聪的背景，他是孙中山的旁系，香港人，后移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又在哈佛大学拿了硕士学位，先在华尔街工作，后在香港工作。他也不要中国的钱，满世界找钱。我们也一起进艾滋村被抓住过，但很快又放了。但是，对于艾滋病的真相，官方依然采取欺骗、打压的态度。
2014年3月28日到5月27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河南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入住郑州黄河宾馆的第一天，首批来自各市县300多名“血浆经济”的受害者，列队出现在宾馆前等待中央巡视组递交投诉书，却被各级政府出动的官员和警员用各种方式拦截。此时，《河南日报》还翻出了2013年10月31日的通报刊登：“全省累计有5.9万人感染艾滋病。”之后，几大新闻网站播发，又被国内其他媒体发出，将这场大灾难的受害人数缩减为5.9万人，这个数字远不及真实数字的一个零头，不仅让几十年来几十万受害者的举报前功尽弃，也让几十万冤魂无处诉，更是让处于苦难深渊而不能自拔的几十万受害者，无路可走。由于权贵势利的保护，要想将河南艾滋病真相大白于天下，难！
问：如今这场血祸控制住了吗？
答：1995年，河南开始关闭血站，但非法的血站依然有。我看报道，去年还有四个卖血站被抓，北京三个，南京一个，当然，没被抓到的非法血站肯定还有。艾滋病毒蔓延也没有完全控制，去年我看报道，河南开封地区通许县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因为动手术输血而染上艾滋病病毒，这说明献血的人还有问题。可惜，这场“血祸”的受害人不会说话，他们都是农民，没文化，说不出来。起初官方让他们献血，出了问题，就不管了。他们不知道说，不会说“大屠杀”之类的话，也没有力气去说，他们觉得命该如此。他们若是能说出来，国内国外的人对待他们哪怕有对待“六四”的十分之一那样，他们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近年来他们也开始上访维权，可是他们的境遇还是很糟糕。我还帮助过160多个艾滋孤儿，这些孩子有些争气，有些不争气。有的十几岁的孩子，对我说，我要去打工，挣大钱。我说，你还一个孩子，没有文化，也没技术，怎么挣大钱。还有一个孩子，胳臂上刻了一个“仇”字，说要去杀了血头。这些孩子，真是可怜啊。希望我的读者们能为这些艾滋病人说话。
问：您在美国生活怎么样？
答：我在美国由于言语不通，基本足不出户。我这个公寓包括水电之类要2000美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Andrew J. Nathan)帮我找的钱。我年轻时候没给美国干过活，没纳税，现在也不好意思和美国政府说。虽然我不是混吃混喝的，但美国给我的待遇就是混吃混喝的，我的食品券每月只有87美元。我的稿费、奖金全部用在买书上，向外地赠送了。
我这辈子写过30本书，其中17本是我的专业书，两本是专著，这是要稿费的。另外13本都是有关艾滋病的书，不仅不要稿费，我还买书来送人。这本《镜头下的真相》是双语的，有英语，它还有一个作用。上次我肺炎住院，又拉肚子，我就让人给我带三本到医院，值班护士来了我就送一本，护士看了立马变了态度帮我换洗。后来又换了一个值班护士，我又送一本。所以，这本书还有这个作用。
我早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左腿血栓，这三年已经不太会走路了，有时站立困难，需要护工扶起来。还会晕倒。今年2月26日晕倒，头碰在柜子板子上，从此左侧手足活动无力。今年夏天严重肺炎，身体更加衰落了，遗尿，智力明显减退，阵阵发迷，不会写文章了。有时躺在接待朋友。杜聪来看我，我都是躺在床上和他说话的，信也是让人帮我回复。我现在24小时护工，一个星期三位护工。
在美国我也很忙，平时有不少人来看我，给我送吃的，白面和面条，他们都知道我生活困难，我又不接受任何捐赠，也不卖书。每天至少有6封信，这两天就光忙着接待了。“六四”的人也找过我很多次。我觉得他们有三个问题：一是20多年了，还是群龙无首；二是里面混进了坏人，总是在内斗；三是抓不住重点，重点不是“平反六四”，而是要揭共产党的黑幕，毛泽东很坏，是历史上最坏的一个人。文化大革命不是屠杀吗？大饥荒不是屠杀吗？抗战的时候，共产党不是在后方种大烟卖大烟吗？我对他们的看法就这三条。他们还帮我出过书，硬要加上“六四”，我书的文章和“六四”没有多大关系，我写的是毛泽东的罪恶，“六四”发生在毛泽东死后13年。我觉得要实事求是。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实事求是，艾滋病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说瞎话。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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