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評論｜民族狂歡下的奧運

2021-09-03 作者: 围炉weiluflame

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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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爐評論｜民族狂歡下的奧運 ——

「每月評論」是圍爐的一個評論類欄目，現時由圍爐審稿組成員進行寫作。

評論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且由於篇幅有限，以下短評僅為管中窺豹。

#1奧運，民族狂歡還是世界聯結？文| Ronnie

7月23日，第32届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東京開幕。作為萬眾矚目的世界級體育競技賽場，奧運會往往被傾注了强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定國家代表隊運動員獲得的每一塊獎牌都能激起本國群眾的齊聲讚揚，一如他們所失去的每一塊獎牌也能激起的失望乃至咒駡那般强烈。

舉國上下搖旗呐喊的同時，中文互聯網也上演著一次次民族主義狂歡和鬧劇，伴隨著爭吵、抹黑與仇恨。從中國運動員王璐瑤比賽失利向公眾道歉被網暴，到日本運動員伊藤美誠遭到全方位“圍剿”，隨著網友們的情緒越來越激動，運動員在他們眼中成為了僅僅代表集體的一個符號，一切行動都被要求上升到超越個人的更高層面。這種主體性的失落，不僅意味著“運動員”作為一種職業選擇背後的社會文化内容及個體能動性的剝離，也意味著與這些内容相關的專業技能等因素在評判一場賽事的成敗時失去了話語權，而讓步於非黑即白的“人民-祖國”及其引發的“不忠-忠誠”關係鏈。不論對於特定個體的職業生涯，還是對於體育競技這一專業領域來說，這種讓步似乎都並不是一件好事。

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時代，這種視國家運動員代表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參戰的觀念正在逐漸成為一種烏托邦的幻象。“國家隊”作為賽場上的單元本身就面臨著挑戰，隨著越來越多跨國流動的歸化運動員出現，民族與國家的一致狀態被打破，成員構成越來越多元化的“國家隊”也瓦解著賽場上民族國家的邊界。2016年裡約奧運會上，6比特美國桌球球隊運動員全部是亞裔的面孔，其中5名是華裔選手，剩下1名是印度裔選手。這些歸化運動員們成為了新世界公民，組建起聚集了國際體育人才的“國家隊”，當體育技能與人才在世界範圍內流動，我們又該為哪一支“國球隊”鼓掌呢？如果民族主義的幻想就此被打破，我們是否可以擁抱一種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觀，將全球視作一個流動的共同體呢？

如果我們回到遙遠的過去，不難發現這種全球共同體的理念其實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儘管運動項目以競技為形式，但世界和平依然是奧林匹克精神之一。在奧運會舉行期間，各城邦互不交戰，奧運項目獲獎者贏得的橄欖枝花環後來也演變成和平的象徵。

從古希臘時期和諧、共同體作為一種理念，到如今體育界跨國人口流動作為一種事實，這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想像和觀看奧運的管道，並借此反思由民族主義帶來的衝突與傷害。而對於剛剛過去的東京奧運會來說，在全球疫情不斷陞級、國家壁壘層層加固的時代，這場延期一年的體育盛會或許能給共同觀賽的人們帶來一些重建世界團結的希望。

延伸閱讀|你的奧運隊可能是個幻象

#2小鎮青年的希望與焦慮：小城家鄉向左，大城市向右文| Charles

這幾年“小鎮青年”這個概念不斷被提及被討論，許多小鎮的青年們也以之為自己的標籤，以高中生大學生為代表的新一代小鎮青年身上承載著的這種身份預設越來越强烈。小鎮青年處在城鄉之間，在仍未被打破的城鄉二元體制中有著獨特的位置。他們能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比以往有著更開闊的視野、更好的機遇。相比前幾代，他們能看到更大的世界，能看到更立體的大城市生活，這强烈地衝擊了他們原有的生活狀態和思維模式，把他們往大城市推。大城市的光芒是那麼的耀眼，他們根本避不開。中國的大城市有著强大的向外輸出的力量，它們是一個個物質和精神的中心，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內卷，種種好的壞的全都向外擴散。向著大城市去的觀念，環繞著小鎮青年的成長環境。除此之外，還有父母的期待，希望他們通過高考等管道離開家鄉去到大城市，找到一份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這樣或許能讓全家過上更好的生活。

但初到都市的小鎮青年無論在眼界、資源還是經濟實力上，都遠不及都市青年。同樣的機會和機遇，他們往往會遇到更高的門檻，比如關係網、通路的缺乏。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的他們是焦慮的，向上生長、改變命運的渴望有時候會轉化成仇視心理，就如衡中張錫鋒的一句“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猪’，也要勵志去拱了大城市裏的白菜”。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終於來到了大城市，卻發現自己無法融入大城市的圈子和生活。內心的理想、父母的期待堵住了回去的路，大城市激烈的競爭、自身在資源和經濟實力上的劣勢又限制著小鎮青年上升的通道。許多小鎮青年渴望切斷與他們生活多年的小城的聯結，但在大城市立足也十分困難。

但其實小城家鄉也給了小鎮青年很多獨特的優勢，給予了他們獨特的生命體驗，家鄉的環境塑造了他們的很多特質和為人處世的管道。而來自小城的力量、願望和泥土的氣息，便是他們在任何地方立足的憑依。之所以大家都希望在大城市裏生活，是因為大城市有著更好的生活條件，更多的資源，而且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的差距在短期內不會縮小。小城裏的生活雖有著壓力小、潜力大等獨特的優勢，天南海北的小城也各有獨特的文化風俗，但這些特質都被大城市超强的經濟實力掩蓋了，小城市越來越依附於本地區的大城市，成為衛星城和勞動力輸出地，難以成長為大城市。而少數大城市不斷膨脹，它們在資源、條件上的這些優勢又恰好與大多數現代人理想的生活環境相契合，於是我們都往大城市裏去，儘管大城市的容量有限。而小鎮青年一直夾在這中間，家鄉的發展讓他們有了更多的期盼，但他們也是生活在大城市陰影下的焦慮一代。

從苛刻指責到迷失方向：福斯對公眾人物的言論是否愈加寬容

文| Winter

近期，公眾人物言論翻車事件頻發，劉曉豔因侮辱運動員道歉後被封號，張哲瀚以無知解釋其觸犯民族底線的微博內容。公眾人物作為福斯目光的聚焦點，一言一行都無時無刻牽動著人們的神經，任何公開言論都會被立即解讀，稍有不當的字眼則會迅速引發熱議，甚至牽扯至道德層面，造成人身攻擊。隨後，公眾人物為抑制輿情發酵不得不“發聲”，催促著一場短暫的網絡鬧劇儘快落下帷幕。在如此屢見不鮮的運轉模式下，我們是否達到了規範公眾人物言論的目的？而公眾人物自己真的認識到了錯誤嗎？

首先，公眾人物也是人，他們有保留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力，卻也應當承擔不當言論造成的後果。同時，行銷號解讀公眾人物言行、扒出槽點以此獲得流量的手段無可非議，既然貼上公眾人物的標籤就意味著其言行需經得起正當解讀。在互聯網時代，資訊傳播的及時性賦予了福斯瞭解實情走在“吃瓜”第一線的便捷，卻也使得人們接觸到的資訊大多成為二手資訊，被動的灌輸了大量人為加工過的評判結果，這類速食訊息從一些博主和行銷號的主觀解讀轉換為福斯應當接受的客觀認知，從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們對“標準”的定義，在福斯心底烙下了既定的容忍底線。然而，在多次食用速食資訊後，我們內心的要求準則真的“健康”嗎？我們能否保證真實理性的處理這些信息源？

除了個人心中的“秤”已經失靈，福斯對於公眾人物言論的處理底線也在其承擔過錯的管道上直觀地體現出來，從以身作則徹底肅清到以道歉信迅速了事，公眾人物選擇解釋後果的管道越來越廉價，呈現在道歉信中的語言避重就輕，使不端言論造成的影響被無限弱化。在利益驅使下，公眾人物的道歉並非代表著其本身明確地意識到了事件的嚴重性以及如何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而是迫於輿論傳播對其流量的造成負面影響的局勢下，選擇快捷的“滅火器“加快此輪輿情結束的行程，證明言行錯誤永遠不會成為其事業發展的障礙。而不可否認的是，資本的簇擁和飯圈粉絲的瘋狂洗白越發使公眾人物有恃無恐，無論其言行是否嚴重逾越福斯道德底線，都能盲目追捧的管道為自家偶像開脫，博得福斯的同情心，這無疑助長了公眾人物逃避責任的作祟心理。

無論我們處於什麼時代，保持獨立和冷靜的思考管道永遠成立，恪守自我標準越發彌足珍貴。公眾人物的身份不是免死金牌，不能成為糊弄福斯的理由，甚至在我們討論公眾人物是否被我們過於苛刻對待的時候，我們本身存在的底線就被無限寬容了。

#4綠碼、數位化、還有更多？文|陽澄湖外語職業技術學院二年級

如果大數據行程碼出現問題，該找誰反映問題？當我的父母問及為什麼健康碼的行程資訊和大數據行程碼為何不同，我卻實在不知道該由誰負責。是通信運營商、政府部門、還是行程碼應用程序客服？資訊錯誤缺漏造成的誤會事小，但由此卻帶來更多問題：我們似乎還沒有那一條法規甚至草案可以規制“健康碼”、“行程碼”這些事關敏感資訊、至關重要的電子服務。電子化、智能化是否已經無意間裹挾走一部分人的權利？

就健康碼和行程碼本身而言。其大範圍推廣的前提，一是能安裝相關程式的智慧終端人手一個、且使用者能够自行上傳相應的準確的資訊，二是運營商科技足以根據SIM卡鎖定每一個人的行程軌跡。

第一個問題顯然有邏輯上的問題。依託身份證、且也不是每人都需要的國鐵電子客票系統就足够麻煩，在人流量超大的車站需要脫口罩的人臉識別在疫情防控的大環境下簡直是脫褲子放屁。更遑論各省標準不同，平臺各异的健康碼系統。對農村某些只有基礎文化掃盲水准的老年人來說，讓他們在旁人協助下拿著身份證填完健康碼資訊並調出就足够不方便。加上疫苗和核酸檢測要求，多數智能手機剛捂熱的老年人只能被迫“在家”支持國家抗疫。儘管健康碼的功能經過多次反覆運算在便捷性上有了長足進步，但不够傻瓜就還是一樣難用。

針對第二個問題，正如筆者所述，由於健康碼已經帶有行政強制性，所以不管我們是否同意那些冗長千篇一律的使用者協定，我們都必須同意讓通信運營商、健康碼外包公司抓取我們的、甚至不能保證精確度的行程資訊。巨量的個人行動軌跡資訊，似乎就又是一個不怎麼管也不知怎麼管的東西了。

這樣的擔憂並不是第一次出現，19年的“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讓電子化浪潮下資訊安全的討論上升到另一個高度。隨著身份證和身份證號上“網”帶來的，是我們將我們的資訊與身份證綁定在一起，並讓我們在使用身份證時，也無意識間被迫地將這些依附其上的資訊一一袒露。現在的長隆允許遊客選擇是否接受人臉識別，但在更多場合下，我們不知、也別無選擇。

說回健康碼，現在對老年人沒有健康碼的解决措施，要麼是大量志願者不厭其煩地幫他們做著打開識別填資訊的工作，要麼就是像農村市場對帶蓋建築都需要掃碼的規定熟視無睹。這樣看似倒退的“變通”，在保障這些電子時代難民們的權利時，確是大踏步前進了。

當一種靈機一動式的創新變成雷打不動的規定和依靠，我們應當關照在那之後潜藏的電子化的浪潮，也更應當關照那些被我們不經意間讓渡的權利和遺忘的人們。

想紅”到底是誰的錯？

文| Alisha

如今，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在熱搜上看到有關網絡炒作、行銷的話題。這類話題的評論區裡常常充斥著網友們的吃瓜玩梗和尖酸刻薄，包括這樣的評估——“這人就是想紅，不是什麼好東西”。這樣的脉络下，“想紅”變成了一種道德譴責、一種人格羞辱。

每個人對名利的欲望來源不盡相同，或許出於對認可的需要，或許出於對財富的渴求，但難以否認的是，這種欲望在人心中的存在是相當普遍的。那麼，“想紅”又為什麼會被貶為十惡不赦的罪名呢？

“想紅”這個願望其實本身並沒有錯，畢竟哪個年輕人沒有聽說過“出名要趁早”、沒有做過“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夢？從古至今，普通人通過努力贏得功名都是符合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傳統規律的勵志故事。然而，今時不同以往的是，我們處在一個資本當道、流量為王的時代。現今，網絡帶來的高曝光使安迪·沃霍爾那句著名的預言“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逐漸成為現實，成名開始變得無比簡單。同時，使用刻奇手段來劍走偏鋒的“歪門邪道”也流行起來，導致大胃王吃播、虐待動物、胸口碎大石等畸形秀在直播平臺上不斷湧現。這些表演者掙扎的姿態或許並不體面，他們通過傷害和貶損自己及他人吸引了福斯15分鐘（甚至更短）的注意力——在那個瞬間他們成功了。但是，想要維持這種“紅”，持續吸取流量，鞏固和提升知名度卻是一件成本極高的難事，而這場名利的大逃殺中絕大多數的參與者也只是通往天梯之路上的踏脚石罷了。

當少數人搏殺出重圍，站在高臺之時，他們享受著資本的青睞和觀眾的愛，然而那些落了下來的失敗者，卻好像比所有人都低了一頭，可以被隨意吐上一口口水、踩上兩腳，落得一句“不過是想紅”。他們的痛苦被平臺作為斂財的工具加以推廣，觀眾也十分配合地買帳，吸引更多的人來成為資本的炮灰，形成難以斬斷的惡性循環。

在我們高舉著道德審判的利劍，指責一些人費盡心思只為博取片刻關注的狼狽姿態之時，也應該反思，這難道只是他們一人之過？正是福斯、正是每一個人在資本潜移默化的引導下造就了對名利趨之若鶩的病態潮流。觀眾在直播間砸下火箭、投下硬幣、摁下轉發的時刻，就是在給這種風氣添磚加瓦。無數人懷揣著成名的幻想被資本利用，又被資本拋弃，觀眾也開始對感到疲倦和憤怒。在這場瘋狂的全民造星運動中，除了資本，很難說還有誰是贏家。

想要改變這種社會價值觀，僅僅依靠官方的“清朗行動”顯然是不够的。如若福斯不從根本意識到自己在被資本操縱，發現自己除了被資本定義的“商品”及“消費者”之外，在這個社會裏還可以擔當更多有人情味的角色，資本的野草是不會被公權力的野火給燒盡的。

#6失去理性的責備，也同時失去了力量文|何亦陽

人人都會犯錯，其中有些錯誤是嚴重的，而且是會傷害到別人的，理應受到嚴厲的懲罰和責備。2021年8月16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經依法審查，對犯罪嫌疑人吳某凡以涉嫌強姦罪準予逮捕。法律程式已開始對吳某凡執行懲罰。作為線民，我們無法參與懲罰的過程，那麼我們該如何利用好“責備”這件武器呢？

一.認清視頻內容“蹭熱點”的本質

在8月初，b站上湧現了大量吳某凡相關的視頻，其中新聞與分析的嚴肅內容占極少數，大部分內容是以蹭熱度的形式出現的，包括鬼畜等。舉例而言，有人將吳某凡的作品改編為監獄相關主題的歌曲，有關吳某凡的視頻在當時都具有很高的閱讀量和互動。首先，我們應該意識到，在視頻內容產出者的眼裡，吳某凡事件是一個熱點，是獲取流量的手段，是換取收益的途徑。囙此才會有大量的相關內容產出。而且這並不只在今天發生，以前每一次的類似事件（霍尊聊天記錄、鄭爽代孕等），視頻平臺都會大量湧現相關內容。作為讀者，保持清醒是最為重要的。你要清楚，我們所看到的輿論方向，其實已經受到了帶有利益目的的視頻內容的影響，已經在逐漸偏離問題本質。這些視頻的用意並不是解决問題、防止更多的傷害，而是獲利。看看開心開心當然沒什麼，但請不要忘記你原本產生憤怒的原因，請不要忘記你真正想要責備的是什麼。

二.“連帶”的責備往往是不理性的

在浪潮一般的視頻內容中，有一部分視頻內容是在回顧吳某凡的音樂作品，並且進行吐槽。而這類視頻的評論區無一不充斥著對他創作能力的吐槽。（由於有關吳某凡的演藝內容已經在最近被視頻平臺全面下架，我無法對這類視頻進行追溯。）而在他出事之前，對吳某凡音樂能力的評估並不是一邊倒的。在出事之後，吐槽他的音樂水准儼然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失去了客觀性。“牆倒眾人推”是很常見的，只是我們是不是在這個過程中偏離了問題的本質呢？

在我個人看來，他的性犯罪和他的音樂作品並沒有直接聯系。我們應該保持理性。如果你責備的初衷是想要宣洩，你要知道這和足球場館裏的人群高喊著的髒字並無二致。但如果你責備的是想要聚焦於問題，甚至避免往後類似的傷害重演，那麼請一定堅持理性。其一，一個人犯了錯誤，我們不應該連帶著、不客觀地否定這個人的其他事情，雖然我知道這很難做到。舉例而言，我認為一個人可以同時是一名表演造詣出色的人，和一個品德敗壞的人；其二，否定這個人的其他事情也對於問題本身沒有任何幫助，社會輿論只會越來越偏離問題本身；其三，我們應該聚焦於問題，應該聚焦於問題背後的原因，聚焦於如何避免類似的傷害發生。以吳某凡事件為例，我想應該思考的是，是不是應該有更好的通路提供給性犯罪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比如求助熱線、直接負責性犯罪案件的相關部門等；性醜聞案件層出不窮，吳某凡並不是個例，會不會是我們性教育做得不够好，會不會是有關性騷擾、犯罪的普法做得不够好，會不會還有什麼其他原因，才讓施害者肆無忌憚？

當我們失去理性時，我們甚至很難意識到自己失去了理性，我們以為自己在伸張正義，其實不然。其實我們反而在偏離問題本身，距離解决問題的本質更加遙遠了。認清視頻內容“蹭熱點”的本質、避免“連帶”的責備，我們就能掌握好責備這把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