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 2020.9.12 原载于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

作者 / 星原

一个幽灵，一个科学种族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上空游荡。它游荡在网络社区阴暗的夹缝，游荡在美国KKK集会的前线，游荡在学术世界的边缘。它有着许多名字——1980年之前自称「科学种族主义者」的那些人，现在声称信奉「种族现实主义」(race realism)、或者「人类生态多样性」(Human Biodiversity，HBD)，但是其核心观点却始终相似：各种族、特别是白人和黑人之间，有着天生、不可调和、广泛的平均智力差距。[0] 我社之前的一篇推送「种族歧视错在哪」分析了实践的种族主义，如歧视、排挤等行为，但因篇幅所限并未充分回应这种科学假说——而本文准备补充这一点。当然，不是所有实践种族主义的人都认为种族存在先天智力差别；也有人声称，相信先天智力差距存在并不意味着歧视任何个体。但是，二者经常是形影不离的。

一位种族现实主义者可能会提出以下论点：

A. 智商 (IQ) 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概念（信度很高）：同一个人在11岁与77岁时测得的智商有着＞0.70的相关性，意味着智商在一生中相对稳定。[1]

B. 现代的一些智商测试，比如瑞文氏图形推理测验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因为不需要任何语言和知识，所以对于不同的文化是公平的，具有普世性。[2]

C. 学术界公认，在美国，黑人、白人两组儿童的平均成绩差距约为一个标准差，相当于大约15个智商点（黑人85，白人100）。[3] 在非洲，平均智商更低。

D. 收养研究 (adoption study) 显示，即使黑人和白人儿童都在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黑人儿童还是平均比白人儿童低17个智商点。[4]

E. IQ的遗传度 (Heritability) 很高：在成年人中可以达到70—80%。[5]

F. 正是因为非洲人智力低下才陷入了贫困和落后。因此不能用环境不利来当借口给天生缺陷做辩护。

上述论点里，除了B和F以外，都是准确的。乍看之下，这似乎证实了科学种族主义的核心观点。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提出质疑，并对 A-F 论点进行逐条回应：首先是理论方面，分析 IQ 概念的模糊性和智力测试的局限；其次是对上述的收养研究进行梳理和解释；最后是对于种族划分、科学话语与权力等预设前提的反思。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没有试图证明不同群体之间完全没有基因上的智力差异 —— 这远远超出了本文范围。

本文的目的更为狭窄：指出现有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备，不足以支撑科学种族主义的观点，且其前提假设也非常可疑。

1 智商的理论误区：IQ与资本主义社会

智商在普遍观念中似乎是天生、客观、不变的，但事实上远非如此。我们首先追根溯源，从智商概念本身切入。

智商的定义……存在吗？

前文所述的种族现实主义论点A，就它使用的术语 — 信度 — 而言，没有事实错误，但是它却掩盖了智商概念的模糊性与争议。信度 (Reliability) 和效度 (Validity)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信度测量的是一个测试是否可以再现 (replicate)，也就是重复多次是否结果相近；而效度是指一个测试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它想要测量的那个概念。而IQ概念正是在效度上受到挑战——虽然它想要测量天生智能，但我们并不清楚它到底在测量什么。

打个比方：你发现了一个声称能够探测空中魔法场强度的神秘仪器。在同一地点开启它114514次，都显示了大致相同的读数。但是，这本身并不能告诉你，这个仪器真的在测量魔法场，而不是在测量气压或温度。

这是因为，IQ测试的构建难以真实地反映对智力的定义。而智力（intelligence）究竟如何构成、代表着什么意义，仍是学界纠缠不清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存在一个智力的一般因素（标记为 g 因子），一个人的各类智能（比如运算能力、图形能力、工作记忆等）是它的不同分支，可以综合成单一的g值。[6] 此理论当下在学界最为流行，虽然不同的模型也存在，比如加德纳（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有8个互相无关的智力，包含言语、逻辑、音乐、视觉、动觉等。[7] 即便如此，心理学家们对g是什么也各执己见：g 因子或反映了脑神经的工作速度，[8] 或代表广义抽象推理能力，[9] 或仅是一种统计规律性，[10] 等等。

同时，IQ测试的分数是一个相对值，[11] 没有客观参照系 —— IQ115 仅仅说明应试者得分高于总人口的84%。115是人为规定的统计性的数字，会随着平均分的变化而变化，不像身高170cm或体重74kg那样对应着某个客观不变的值。

因此，知名发展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 (Sternberg) 指出：因为上述问题，通常在研究所谓的智力、种族和遗传之间的关系时，只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定义智力：智力就是IQ测试所测量的那个东西。这个定义缺陷极大：首先，这显然是循环定义。其次，不同IQ测试（WAIS、瑞文氏等）所侧重的分支也各有差异，这使得本定义更站不住脚。[12]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且使用这个循环定义。但这样的假设引出了更大的问题 —— IQ试题在应用于不同文化环境时所测量的东西很可能是不同的，而不是在一贯地测量先天能力。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要知道，学界有一个传统假设：智力在 g 之下可以分为流体智力 (fluid intelligence) 和晶体智力 (crystallised intelligence) 两个因素。晶体智力指通过运用已有知识的能力，而流体智力是从混乱的材料中总结发现新知识的能力。[13] 一些学者因此声称，智力测量，至少是流体智力，对于不同文化的任何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它不依赖任何教育或文化知识。[14] 这也就是文章开头的种族现实主义论点B。但是这个观点十分可疑 —— 斯滕伯格指出，IQ测试所预设的抽象思考、基础推理等流体智力的内容，实际上来源于现代文明，是必须在教育和训练中被习得的。[15] 因此，论点B是一个谬误。后文将会引用案例更深入地阐述这一点。

因此，这些原来被认为是最文化公平、最依赖天赋的技能，反而最容易被文化和环境变化影响。这就带领我们来到了一个尤为关键的现象面前：弗林效应 (Flynn Effect)。

弗林效应：智商的代际增长

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在1984年发现 [16]：IQ测试的得分在数十年中不断增长，以至于必须定期提高测试难度才能把平均分保持在100。在46年中，美国的平均智商提高了13.8点（1987年的20岁青年，平均IQ比46年前的同龄人高13.8）。在一份后续研究中，弗林发现这个现象是稳定、持续的，并在流体和晶体智力中都有出现[17]，同时在别的发达国家也发现了同等的IQ增长。[18]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的肯尼亚，涨势更为惊人，在1984-88的14年间儿童的IQ增长了26。[19] 这个概念对解释种族之间的IQ差距至关重要。

正如开头的种族现实主义论点C所说，在美国，黑人、白人两组儿童的平均IQ差距有大约是15。[20] 同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下简称非洲）平均IQ也比欧美低：一篇2010年的元分析报告将非洲平均IQ认定为接近80（设定美国平均为100）。[21] 知名种族现实主义学者理查德·林恩 (Richard Lynn) 在2006年的提出，非洲平均IQ仅仅是67（在欧美算轻度智障水平）[22]，不过该统计因方法论问题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 [23]。无论如何，非洲和西方国家之间的IQ差距、美国境内种族差距，都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弗林效应的引入对「种族与智力」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IQ点数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意味着弗林效应不可能是基因变化造成的，而只可能是源于环境因素的改变。[24] 探寻弗林效应为何发生，也就是找出哪些环境因素的改善能导致IQ增长；这样才可以推出种族之间的 IQ 差异是否也可用类似的环境因素解释。

弗林效应的原因和IQ概念的偏差

引发弗林效应的环境因素肯定不止一个，而是一系列相关的因素，尽管其比重仍是学者争执的对象。下面将依次介绍：

1. 最容易理解的原因，就是营养的提升，特别是0-2岁期间。[25] 同时，产前营养对于IQ也至关重要：研究显示，在1959-61年饥饿时期出生的中国农村儿童因产前营养匮乏，认知能力发展迟缓。[26]

2. 传染病。墨西哥根除疟疾后新生儿IQ显著增加，从事技术职业的比例也提高了。[27] 而传染病的根除或控制，和现代国家和医疗体系的建立密不可分。

3. 有毒物质的存在，比如长期身处高铅环境。[28] 平均血液铅浓度在 5 至 9.9μg / dL之间的儿童（高浓度），IQ 比平均环境的儿童低4.9。[29] 在美国，因为黑人不得不聚居在内城 (inner city) 等铅浓度较高的地区，铅因素也会相对更多地阻碍黑人。[30] 这个数据我们之后还要用到。

4. 压力。不光产妇的心理压力会伤害胎儿智力发展 [31]，而且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儿童IQ得分也明显较低。[32] 非洲和美国的非裔群体因为内外部的社会政治原因（比如警察暴力），经受了更多的暴行和杀戮。

但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教育和训练。弗林本人认为，IQ 与现代化有很大的关联，在工业革命之后，人们从事脑力劳动、接受正式教育、使用科技产品越多，都意味着人们越习惯操纵抽象的概念。[33] 随着传统农业、手工经济的退化和现代经济体系的诞生，启蒙运动的传播导致了知识体系的重构 —— 知识越来越系统化、有序化、层次化，抽象逻辑渗透到了从工作到学术的各个领域，用推理和总结找出经验背后的规律。儿童从小接触的电视、电子游戏也有类似效果。[34] 同时，「考试」是人类文明近期才出现的一种行为，大规模教育也使人们对考试更熟悉。更宏观来看，消灭饥荒、传染病、非法武装等等现象，也都是现代化的产物。

因此，效度的问题再次浮现：在现代文明扎根的国家，假设给一群环境相同的中产学生做IQ测试，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或许真能反映先天脑能力（虽然这本身也是不可能的，中产学生也有家庭、生命经历等环境不同）。但是，对这种文化之外、缺乏足够训练的人群来说 —— 如贫困阶级或前工业化社会 —— IQ测试既包含了测验先天能力，也包含测验对现代性社会的熟悉度，而我们并不能从分数中看出二者比重或相互关系。

设计IQ测试的西方中产阶级心理学家很难发现IQ所测量的那种思考方式并非天生、普世的，而是是现代经济制度、城市文化、知识系统化的产物，是对学校教育的心理语言学结构的模仿。[35]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尤其是中产专业-管理阶层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的思维模式。

下文的实例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36]

在1930年代，苏联心理学家卢里亚 (Luria) 在中亚未受过教育的游牧部落中展开了一场实验。研究者选择了一个经常在IQ实验中出现的任务：给牧民们展示了四个物体的照片，让他们选择三个相似的，排除一个不同的。

（实验者）向（牧民）显示了燕子，步枪，匕首和子弹的图片。（牧民）说：

「……这是一支枪，它装上子弹把燕子打死了。然后，必须用匕首将鸟切成碎片……所有这些东西都相互关联！」

「但是这些是武器。燕子也是吗？」

「不，燕子不是武器。」

「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三件物品类似，而排除燕子？」

「不，鸟也必须在那里。否则，就没有可射击的东西了。」

卢里亚总结道：「他们通常没有尝试选择相似的对象，而是选择了「适合特定目的」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们拒绝了理论任务，而将其替换为实际任务……而即使只受过一两年正规教育的受试者，都能够采用分类法来区分对象。」 确实，使用分类法需要受试者熟悉「动物 / 植物 → 生物」之类的知识层级，或者形状、颜色、材料等先验 (a priori) 范畴 —— 这和前文所述「流体智力也是习得的」论点一致。因此，可以确信，IQ测试是存在系统性偏差 (systematic bias) 的。

回到讨论种族

众多的研究显示，无论是营养、医疗，还是更为复杂的文化、教育、知识系统的偏差，美洲和非洲黑人都处在不利地位，更难在IQ测试中取胜。

这种不利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采用历史的角度观察。比如，要理解为什么很多美国黑人无法融入中产专业-管理阶层，除了分析长期的奴隶制、剥削、和种族隔离的后果，更要理解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过程，而黑人群体是被国家政策系统性地边缘化的。

战后的经济暴涨使得美国政府能够出资彻底改造美国的城市空间，《1949住房法案》通过公共支出在城郊 (suburbia) 建立了新型住宅和社区，并且新设立的联邦房贷使得很多战前工人阶级白人拥有了房产权、获得了高质量教育和工作机会，融入了以汽车、购物中心、电影院为代表的新型中产阶级文化[37]。

但是，因为政策偏向性，这些贷款几乎完全没有流入黑人家庭，甚至黑人二战老兵家庭，而且在重建城区时为了建设新学校、电影院、艺术中心等中产设施拆除了很多市内黑人社区，使得黑人陷入了更深的剥削和贫民窟化中，[38]《1949住房法案》甚至都被戏称为「黑人清除法案」。[39] 后来，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就业率增长以及城市黑人参政的增加使得一部分黑人也开始慢慢融入了中产阶级文化，尽管进展在1970年代后因为经济衰退、福利削减和新自由主义变革而愈发缓慢甚至倒退。

而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中，自然和人为的不利因素也极多。知名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尽管许多不足之处，仍然较好地描绘了非洲地理带来的限制 [40]。非洲的布局南北跨度大，跨越了较大纬度，导致气候非常多样 —— 从沙漠到草原到雨林，在生态环境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同时，因为瀑布众多，沿河入海展开海洋贸易几乎不可能。这使得作物、家畜和科技传播的速度比欧亚大陆缓慢得多——比如原生中东的绵羊和家牛能能够较为迅速地传遍气候相近的欧亚大陆，而却经过了漫长岁月才穿透撒哈拉沙漠进入西非合适的畜牧地带。同理，尽管公元前2000年在西非就出现了炼铁技术 [41]，可能是全世界最早，但炼铁术直到公元400年才抵达南非——跨越中非雨林实在是太难了。

同样，殖民主义经济剥削也给非洲带来了灾难——比如比利时在刚果的残暴统治不仅造成了近1000万人死亡，还以掠夺性的橡胶种植摧毁了生态环境，致使农业数十年无法恢复。[42] 而 Tom Burgis 在《掠夺机器》中也呈现了后殖民时代欧美政府和跨国集团同许多非洲国家腐化的寡头政体合谋榨取资源和利润，并维系其统治。[43]

考虑到了历史因素后，种族现实主义论点F「正是因为非洲人智力低下才陷入了贫困和落后」便显得十分不可靠了。尽管《枪炮，病菌和钢铁》经常受到批评，认为太过强调地理而忽略了其他复杂因素，但是正是历史的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简单的归因变得不可能 —— 特别是归因于天生的智商。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声称改革开放后深圳比贵州贫困山区发展更迅猛，只是因为贵州人天生智力极差，而与其沿海的有利位置和「特区」优惠政策完全无关。这无疑是荒谬的。

但即便有如此的困难，非洲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教育和经济的提升也使得多数人民对现代文明更加熟悉，技术工人与中产阶级快速兴起，营养和医疗也得到了普遍改善。因此，IQ 快速增长完全在意料之中。

确实，心理学家不仅发现在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中也发现弗林效应，而且更发现了种族间的智商差距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缩小。根据2006年的研究，30年间美国黑人和白人平均 IQ 差距从之前的15点减少到了10点，[44] 这个现象被众多学者公认是存在的。[45]

当然，弗林效应的存在以及IQ差距的缩小，并不能直接证实IQ差距完全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不能排除有基因差距的可能，[46] 但确实使得「环境论」解释变得更可能了。就此，种族现实主义者提出了挑战：如果通过在实验中将环境平等化，是否就可以客观地辨别IQ差异的基因因素了呢？

2 审慎，再审慎！对一个实证研究的梳理

为了回应这一挑战，本文将梳理一个实证案例：明尼苏达跨种族收养研究(Minnesota Transracial Adoption Study)，简称 MTAS。MTAS确实是收养研究中规模较大的之一，虽然在方法上远非是最完善的。本文选择分析它，一是因为它的知名度，二是因为一个知乎回答使用了 MTAS 来论证种族之间的 IQ 差异是基因导致的。下文中将会指出，为什么 MTAS 数据并不能支撑知乎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以及作者在何处犯下了解读错误。

知乎作者介绍道：

这些儿童在平均年龄为7岁时，与十年后年后平均年龄为17岁时，分别接受了两次IQ测试。白人儿童的得分两次均高于黑人儿童，而混血儿童的得分介于白人和黑人的被收养者之间。不仅如此，两次测试之间测得的种族智商差异也有所增加。

结果如下：

两次结果人数差异是因为10年后有些孩子拒绝参与或失联了。

根据以上看似趋势清晰的数字，知乎作者总结道：

答主的看法和最著名的种族现实主义者之一罗施顿 (J.P Rushton) 如出一辙——尽管不否认环境影响存在（极少有人会否认），但是种族IQ差距也有较大的基因成分（比如50%），不可能通过改变环境来弥合。[47]

答主将MTAS作为落脚点绝非巧合——它是种族现实主义者最偏好的几个研究之一，因为其数据似乎非常有利于他们。但是，MTAS的初始数据和很多其他收养研究也差异很大。比如，Moore (1986) 测验了23名被白人家庭收养的黑人和混血儿童，而结果显示黑人儿童的平均IQ比混血儿童更高，分别是118.0 和 116.5。[48] 这样的数据冲突表现了各收养研究并无普遍的共同趋势，单一研究的结果并不能一锤定音。我们更进一步，将结合研究者（Scarr 和 Weinberg）自己的观点以及其他的文章分析MTAS本身。

有两个要点需要解释：其一是，在第一次测验时为什么IQ有差别。其二是两次测验间不同种族的IQ差距为何增大了（黑白差异由初次的15增至17，白人与混血差异从3增至7）。

先从第二点说起。知乎答主提到：「一般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基因对人的特性影响会逐渐增加直到基本成熟。」这的确是心理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学者们（一如既往）提出了多个对立的解释。因此，种族现实主义者罗施顿认为，幼年相同的抚养环境使得基因因素一定度上被掩盖了。那么，差距扩大就证明了种族IQ差距有基因因素，因为在 17 岁时基因因素的比重更大。[49]

但是否真的存在扩大？一份分析指出 [50]：研究开始时，共有25名白人儿童，其中有 9 名并未参与后续调查。而最后存留的16名儿童 IQ 恰好较高，他们在 7 岁时的平均得分为117.6（最低为92），但整个初始白人样本的平均 IQ 为 111.5（最低为62），因此出现了数据偏差。而黑人和混血儿童虽然也有数名缺席，但他们的流失并没有给数据造成较大偏差 —— 实际上，流失的黑人儿童反而 IQ 偏高。因此，考虑到流失后，智商差异在两次测验中并没有扩大，罗施顿先生的观点不成立。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点，即差异的存在本身。答主抱有一个明显的预设：不同种族儿童在相似的家庭长大，足以证明他们的环境因素大致相等（「控制环境变量」），因此差距基本是由基因因素造成。当真如此吗？

环境并非在收养后才突然开始影响孩童，而是自子宫就开始了。第一节当中讨论到的产前产后营养、医疗等等，无疑在收养前就已经对智力发育造成了可观的影响。1976年的初始报告中，Scarr 和 Weinberg指出：黑人儿童在被收养时年龄更大（2年，2.1 个标准差）；进入收养家庭之前更换了更多的地点，护理质量也较差；收养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低。[51] 同时，被识别为黑人的孩子尽管由白人父母抚养长大，仍可能遭受种族歧视。

第一节提到的种族现实主义林恩 (Lynn) 质疑道，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收养时的年龄和IQ成绩有关。[52] 但是，两位研究者在1994年反驳道：林恩忽略了21名亚裔儿童的数据，其趋势十分明显，收养时年龄越大、7岁IQ就越低。[53]

还有更多因素：在50年代城市规划之后，黑人聚居环境的铅污染大大高于白人区域，而如前所述，孕妇和儿童的血液铅含量对IQ有着极大影响。在MTAS的混血儿童中，黑人母亲的孩童平均 IQ 也比白人母亲的低，而这没有任何基因因素可以解释 [54] —— 可能的原因只有样本偏差、母婴健康原因（比如孕妇血液含铅量）、或其他社会因素。

需要强调，分析结果并不能证明MTAS中的IQ种族差异完全是环境因素造成，只能证明环境因素存在，因为上述的变量都无法准确测量。[55] 但同样它也无法证明是基因造成。简单来说，对这个问题它什么都不能证明，而这也是研究者 Scarr 和 Weinberg 的看法。[56]

顺带一提的是，关于铅含量的观点正是 Loehlin (2000) 提出的，而原答主在回答里引用了这篇研究作为支持种族现实主义的论据。

但是原作者完全未提及 Loehlin 提出的复杂环境因素考量，也直接无视了 Loehlin 得到的结论：MTAS 并不能证明任何一种解释。Loehlin 原文如下：

尽管答主的误用能力如此令人叹服，至少有一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核查知乎答案上的文献来源。本文所有引用文献都在结尾附上，欢迎核查。

除了 MTAS 和上文说过的 Moore (1986)之外，还有很多收养研究，比如 Tizard et al. (1972) [57]，其中许多展示了黑人和白人孩童之间并没有先天不同，而就连知名的极右翼活动家、科学种族主义者 Emil Kirkegaard 自己在2019年做的收养研究都并未显示任何种族差距。[58] 许多种族混合 (admixture) 研究（例如Scarr, Pakstis, Katz & Barker, 1977）也表明非洲或欧洲血统与智商之间的相关性几乎为零，而此研究的数据样本量（362人）比MTAS大得多。[59]

当然种族现实主义者也做了辩护。比如 Emil Kirkegaard 说，自己的研究的样本较小，而且样本并没有代表性，因此结果不具有说服力。这确实是合理的。但是，相同逻辑也可以运用于MTAS：假使环境因素真的相等，未经随机筛选的区区16个白人、21个黑人儿童样本，真的能够代表种族的平均智能吗？Kirkegaard 先生的这把双刃剑无疑也摧毁了种族现实主义者在 MTAS 上的阵地。要做到有完全代表性，必须在某国随机抽取大量新生儿收养到随机的外国家庭中，并保证没有任何区别对待 —— 这在道德和操作上都是不可能的。

本文并不是要把某一个观点批倒，再踏上万只脚永不翻案。而是说，在无法进行严格实验的情况下，双方都能找到对方漏洞；尽管收养研究的数字看似清晰漂亮，但我们必须对任何下定论的行为保持万分谨慎。

3 反思前提：争论背后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讨论智力概念和实证。现在我们将视野放宽，探寻种族现实主义论点背后的前提和预设，以及它们如何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种族，一个伪概念？

种族IQ差距争论最大的预设就是：种族是生物意义上存在的（没有人否认种族在社会意义上存在）。确实，学术界有过科学定义种族的试图：有邓普顿 (Templeton) 进化世系定义 [60]，或多布然斯基 (Dobzhansky) 的基因频率定义[61]等等。但首先，这些定义和大众观念中的种族概念有所不同，同时也有不小的争议。因此，本文只重点分析大众普遍的种族观，大致如下 [62]：

（1）种族反映了某种类型的生物学或基因基础。（2）因此一个种族的所有成员都具有某种共同生物特征，而其他种族的成员则没有。（最明显的就是肤色）（3）这种生物学差异是世代相传的。

但是，这种所谓「民间定义」是准确的吗？种族现实主义者或许会提出，众多的研究已经证明，基因测量可以精准地找出一个人隶属的族群或祖先地理位置 [63]，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许多可以通过基因辨认的不同群体 [64]。但是基因群体 (clusters) 的存在，就代表着种族存在吗？也就是说，我们日常所说的黄、白、黑等几大种族，是否真的符合普遍观念的第二点：内部同质而外部异质？答案是否定的。

社会上认定种族的方式只是依靠几个肉眼可以区分的表现型 (phenotype)，比如肤色和发色。但是，基因变化的分布比这广泛的多，并没有任何科学理由来选择某一个特征（比如肤色），而不是其他特征（比如血型），来定义种族。下图是O型血的分布 [65]，这与大众意义上的种族几乎无关：

因此，特征线 (cline) 概念被提出 [66]：人类的基因多样性主要是渐变的，而特征线就是其变化曲线。虽然基因研究确实能够辨认出一些基因上的人类群体，但其数目会非常大。当然，如果非要使用「种族」一词，也可以把人类重新划分成 500个、或 5000 个种族，但无论如何传统的种族分类丧失了意义。

史前史 (pre-history) 提供了有力证据：通常意义的「白人」有3个截然不同的祖源 —— 欧洲土著狩猎采集部落、来自中东的定居移民、来自中亚的印欧游牧民，[67] 不仅从未均匀混合，几千年来还更加分化了。在人类的起源地非洲，群体就更多了：现代人类在 30 万年前出现，而仅 5-10 万年前才有第一批人离开非洲，所以非洲之内的基因多样性要比其他地区的大得多 [68]。

人类遗传变异中的 85％存在于种群内部，而种群之间仅存在约15％的变异，这表示了现代人类是连续的、持续在混合的。[69] 即使出现了大灾难而只剩下东亚人存活，现存基因多样性中都有至少85%会保留下来。

关于「种族」内部的基因多样性，以下例子非常清晰：镰刀型红血球疾病 (Sickle cell anemia) 一般认为是「黑人」常见的遗传病，而美国医疗系统种族分类的标准更强化了该认知。[70] 但是，这其实是谬误，忽视了群体差异的实际分布：仅仅在西非，各群体都有广泛的发病率差异：曼丁戈族 (Mandinka) 仅为极低的4％，沃洛夫族 (Wolof) 几乎与非裔美国人持平为14％，而富拉族 (Fula) 接近30％。[71] 因此，研究此问题时「种族」范畴实际上毫无解释力。

关于人类基因多样性，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必须选取不同的基因、采用不同的划分族群方法，为了某个研究目标（比如某遗传病）划分出的族群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研究（比如短跑能力）。而某种绝对的、脱离特定研究目标而普遍存在的生理「种族」实体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因此，很多学者们采取了「群体」(population / deme) 概念，可以定义为「择偶通常在内部产生的一个团体」，经过一定时间后会出现特定的基因特征（尽管经常会融合或分化），但远远不足以构成亚种 (subspecies) 或「种族」。1985年对1200位美国科学家的调查显示，41% 的体质人类学家和53%的文化人类学家认为种族不存在。而到了1999年，该数字提升到了 69% 和 80%。[72] 在许多其他国家，比如波兰，大多数人类学家也不认为种族是某种清晰可分的亚种 [73]，虽然这种观点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还很流行。[74]

当然，拆解「种族」概念并不能先验地否决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智力基因差别的可能性。某些群体确实因为自然选择而出现了独特的特征，比如藏族人和安第斯山民更能适应高原环境。[75] 但是显而易见，传统的种族概念（如「黄种人」）完全无法套用于该演化结果之上。因此，如果不加反思地把「白人」「黑人」「黄种人」等作为实体进行智力研究，结果可能是充满偏差甚至无意义的。

上文提到的种族现实主义者罗施顿 (Rushton) 正犯下了如此的错误。他提出了一种社会生物学理论 [76]，称黑、白、黄三个「种族」实体因为进化原因产生了不同的属性（例如智力、暴力倾向等等），强烈暗示存在着优劣排序。虽然我们已经从源头上批评了这种分类法，但是还可以更进一步，质疑其进化模型。

 演化？

显然，种族现实主义必须要提出一个进化理论，来解释种族IQ差距为什么是基因遗传、不可弥合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来源不明、可能是环境造成的趋势。白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天择出了高智商基因，而黑人并没有？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一位基因学家指出，要使得各大洲的庞大人群之间出现遗传差异，必须要有巨大、覆盖整个大陆所有不同气候带、持续上万年的自然选择压力。他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77]

当然，种族现实主义者们惯于（试图）挑战不可能。我们的老朋友罗施顿先生提出了「寒冬理论」(Cold Winter Theory) : 当人类离开赤道区一路向北，较冷的环境对认知的要求更高 —— 获取食物更加困难、需要制造复杂的工具、安排长期计划等，因此自然选择出了高智力。而接近赤道的非洲有充沛食物供应，所以没有这样的需求。[78] 此论一出，获得了许多种族现实主义者的热烈拥护，上文提到的林恩 (Lynn) 还惊人地声称该理论得到了「广泛共识」[79]。

不幸的是，如此的臆断最终是不堪一击的，而且暴露了他们对行为生态学、人类学、地理和历史的无知。仅举一例：林恩在其著作《种族智商差距》中认为、、声称[80]，西南非洲卡拉哈里 (Kalahari) 沙漠里的桑人 (San) 游牧采集者 —— 人类分化最早的分支 [81] —— 的 IQ 只有54，与欧美8岁儿童智能相同。他声称，这种智力缺陷是遗传的，由千万年来狩猎采集生活的简单性以及沙漠高气温造成。[82]

但是这种说法荒谬之至。林恩断言：「欧洲平均8岁儿童……进行桑人的狩猎采集活动不会有困难……（他们可以轻松学会）采摘浆果，放入容器中带回家，收集鸵鸟蛋来储水，并使用弓箭击中目标。」原来狩猎采集生活如此轻松！但以下怎么解释：桑人能够通过化学手段混合多种动植物毒素来制造能够毒死动物但是使得肉质仍然可食的毒药，能够根据星座和足迹长途追踪猎物 [83]，同时驾驭复杂的社会关系网[84]。林恩先生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同时，任何去过沙漠的人都知道沙漠的「平均温度」代表不了什么。卡拉哈里沙漠在夏日的温度可以高达46°C，而冬夜温度低至−12 °C，而冬日极度寒冷干燥的气候（经常6-8个月毫无降雨）必然迫使人们在夏日做长期储备。[85] 这完全否定了 「寒冬理论」的假设。如果桑人的IQ真的低于平均，那也极可能是因为不熟悉现代性思考方式，而不是先天缺陷。

弗林提出了另一个反例：汉民族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祖先群体构成的，分别经由东南亚和西伯利亚（经历过北部寒冷）进入中国。如果「寒冬理论」为真，那么汉族 IQ 应会从北到南递减，在岭南达到最低。但这并不存在。[86]

总的来说，这展现了演化心理学的一大缺陷：因为无法进行试验甚至观测，所以仅靠臆想很容易炮制出一个演化理论来支持任何观点。当然，演化心理学仍非常有价值 —— 但我们必须仔细审查某个演化理论是否有经验支持、说服力是否强于其他理论。

本段以林恩先生的另一个谬论结尾：他（一个英格兰人）在70年代提出——当时北爱尔兰冲突非常激烈——爱尔兰经济的落后，罪魁祸首是遗传的平均智能低下。他看似聪明的演化假说如下：因为19世纪爱尔兰人大批移民美国，而因美国当时的移民限制，只有IQ基因优秀的人能成功移民；同时，爱尔兰在同时期因为宗教原因广泛抵制优生学 (eugenics)，所以并没有像英美那样排除掉劣质（！？）基因。[87]但到了2018年，根据著名的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数据显示，爱尔兰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和英国学生已经不相上下，阅读甚至高于英国 [88]，而当今爱尔兰人均 GDP 已达世界第四，接近英国的两倍 [89]。林恩再一次失望了。

这引入了下一个问题：这些研究真是价值中立的吗？还是像如上的爱尔兰研究那样，涉嫌为了给不公平的现状 (status quo) 做辩护？

权力和新自由主义？

正如福柯指出，任何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生产，都是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为任何科学研究提供了「背景」，限定了问题的范围和经验证据的标准。上文提出的论点，即发达现代社会的思考方法被IQ概念错误地普遍化为绝对普遍的准则，就可放置在文化间权力不平等的视阈下观察。

但是，IQ和权力的关系其实更为瞩目。虽然 IQ 概念的发明者比奈 (Binet) 多次声明IQ并不是先天的 [90]，但20世纪初的美国优生学 (eugenics) 家们还是如获至宝地将IQ这个崭新概念用来支持「优生交配」，并用其论证种族优劣 —— 毕竟，现代种族观念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西欧国家企图合理化奴役贸易和殖民主义，本身就隐含了等级排序。[91]

正是对「劣等智力基因」的恐惧，一定程度上催生了IQ是「测验先天智能」的观念，也促使了美国采取了限制东南欧移民（当时意大利人也被认为智力低劣）、加强种族隔离、甚至强制绝育等等的政策。[92] 这种伪科学抱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 保卫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纳粹德国都借用了美国研究来构建「雅利安优等民族」神话 [93] —— 而纳粹大屠杀无疑是政治与基因伪科学勾结的最骇人的例子。

二战后优生学退潮了，但种族、遗传与IQ的「科学」找到了一个新盟友——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正如自由市场被认定为最高效的「自然状态」，70年代之后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将「IQ」看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将它和市场自由挂钩在了一起。

享誉盛名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就认为，IQ研究能驱动公众意见反对福利国家、平权行动和移民政策，是鼓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有力手段。[94]

很少有人知道，弗里德曼交口称赞著名的《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一书。该书声称，决定一个人在现代经济中收入高低的最大因素，不是家庭财产或阶级背景，而是天生的智力；它也声称黑人在智力基因上不如白人。此书在美国极右翼中被奉为圭臬，但在学术界却因其广泛的错误而名声扫地（可参考《The Bell Curve Debate》[95]和《Inequality by Design》[96]）

因为弗里德曼评价此书「精彩，新颖，客观，明晰」[97]，所以可以合理假设，他认同《钟形曲线》的（非常非常可能是错误的）两个结论：① IQ 基本是天生的，② 社会成功基本由 IQ 决定。那么，再加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核心预设 ③「自由市场是最高效、任人唯才的」，弗里德曼对于种族的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弗里德曼在巨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声称，在完美自由竞争中，种族主义的不公正就消失了，因为在取消了国家干预市场之后，每个人是否成功只由自己的能力 (IQ) 决定。同理，歧视就不再是歧视，而仅仅变成一种口味偏好 —— 如果雇主不愿意按照「任人唯才」的自由市场标准而偏好雇佣白人，那么其利润将受到损害，最终会被赶出市场。如果雇主甘愿亏损也要维护这种独特「口味」，那么这是雇主的自由，国家无权干涉。[98]

同时，黑人若真有能力（IQ高），就必然会通过自由竞争出人头地。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修缮黑人社区反而是不对的，因为国家干预市场的任何行为都是不公正，也会因市场失灵带来不良经济影响。

由此可见，看似简单的一个偏颇定义，其逻辑推论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而且，弗里德曼也是虚伪的。他强烈反对 60 年代后陆续出台的平权法案，认为强制取消校园种族隔离是暴政、违反了自由竞争原则，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抗议联邦政府在二战后选择性给予白人低息房贷，让他们跻身中产阶级之列，更没有发声为奴隶制（无疑是最缺乏自由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后代要求赔偿。自由市场带来了机会平等！但显然有些人的机会比其他人更平等。

「IQ天生」和「市场高效」两个概念，变成了互相合法化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一个人在市场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不是因为不公或压迫，而是能力不足；反过来，也只有自由市场才够高效辨别能力 (IQ) 高下，带来「公正」。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正是「文化霸权」的最高体现 —— 统治者把自己的价值观推行为普遍「常识」或「自然状态」。

无论如何，弗里德曼并没有直接声称黑人平均基因低劣（尽管有明显暗示）。而自由意志主义 (Libertarianism) 的代表人物冯 · 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他的学生无政府资本主义 (anarcho-capitalism) 的创始人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则公然宣称种族之间有天生智力差距 [99]，并用其为自己的理论辩护。[100] 罗斯巴德更认为，美国因此应该严控移民（因为其智力基因低下），同时应反对LGBT和女权运动，并鼓励传统家庭，以期生育更多白人高智商儿童。这更加表明了偏颇的科研是如何被用于维护不平等、宣扬反解放的生命政治的。

有趣的是，心理学界「种族与IQ」研究的复兴，正好大约是在里根-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拆解福利国家的同一时期。确实，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和去工业化同时发生的文化转变的一部分。科学再次不可避免地和政治经济因素纠缠在了一起。

4 尾声

说的够多了，在此告一段落。

鉴于篇幅和选材所限，本文并没有叙述许多可以展开的内容，比如基因研究、考古学、神经科学、以及具体的统计方法论等等问题。而遗传度 (heritability) 的问题，虽然十分容易被误解，但并不影响本文论述，所以作者创作了《解刨一个伪概念》来补充解释。（文章见本次推送的副栏）

那么，从本文有限的讨论中，能获得什么启示呢？似乎洋洋一万字下来，一切都还是一笔糊涂账：IQ测试所测的东西并不完全是先天智能，而是被营养、医疗、教育、现代化等环境因素混淆的，因此直接比较 IQ 数字没有清晰意义；收养和混合研究没有共识，其方法论也有较大缺陷；种族概念缺乏依据、进化理论难以构建；看似客观的科学研究却又和权力、政治和经济制度纠缠在了一起。

但是，这笔糊涂账中清晰的至少有一点：当下的研究，因为其局限性，并不能证明各人类群体之间的IQ差距有任何显著的基因因素。

要真正彻底地解决此问题，只能有两种办法：

1. 直接找出和智能相关联的基因变种并比较它在各人群之间的频率，但这是一个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的任务。影响智能的基因很可能数以千计，单个基因影响很小，需要重大技术革新才能成功辨认。一份报告指出，截至 2012 年，研究还未能确信无疑地辨认出哪怕一个与智力相关的基因。[101]

2. 进行孟德尔式的严格实验。也就是说，将不同程度的混血儿童放置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下成长，并测量祖源成分和IQ之间有无关联性；这在道德和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上文也说过，现有的不完善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任何明晰的结果。

在科学结论缺席的情况下，大众应该抱有何种态度？怎样才能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最大化人类的共同福祉？这没有标准答案，但作者认为我们必须避免两个极端。

首先，很多人出于对种族歧视的坚定反对，而把「种族智力基因差距遗传论」等同于种族主义本身，并呼吁在学术界将其禁止。但这非常不智。这不仅仅会留下「阻碍科学研究」的恶名，更埋下了一个陷阱 —— 如果30年后实验真的证实了智力基因存在一定差距，那么其逻辑推论就是：「种族主义」被科学证实了！种族主义者们将会欢呼雀跃。

这个陷阱完全可以避免。我们应当说，任何可能的实证结果，都绝不能为种族主义（一种态度、行动、政策和权力结构）做辩护，合理化歧视和迫害，或推翻《世界人权宣言》的准则：「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反对种族主义，是出于道德和政治哲学，而不是一个科学假说的真或假。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清，关于种族和智力的研究一直有着重大社会政治影响 —— 基因或实验研究即使在用词方面的一点点不小心都可能会被各国的极右势力歪曲 [102]，甚至影响公共政策。同时，这类研究也有极大的利益瓜葛 —— 白人至上主义组织 Pioneer Fund 一直重金资助种族现实主义研究，而罗施顿和林恩正是该组织的主席。[103] 因此，政治和利益在这场争斗中从未缺席。

因此，我们也不能滑向另一个极端 —— 放任种族主义。对任何试图盗用或歪曲研究结论来合理化种族歧视的人，我们都必须在舆论和行动上加以反对。

新的研究正在日新月异地出现，不断挑战对IQ已有的认知。[104] 但是，对我们来说，仅仅关注IQ是不够的 —— 真正关键的是找出一个真正能够解释资源和权力不平等的理论系统，它必然是历史、政治、经济、地理、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的跨学科成就。

归根结底，IQ测量的只是能力，远远不是潜能。要激发出每个人真正的发展潜能，需要的不仅仅是医疗、设施甚至教育的提升。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最后，感谢 Mr. Bond 对作者提供的帮助！同样，十分感谢原，移山，zxx，和114514宝贵的心理支持。如有疏漏，望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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