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6 重新思考数字化|胡泳
野兽按：近来在阅读《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往期杂志时读到了几篇胡泳的旧作，今天想起读读他的新作。发现他最近在写“重新思考数字化”系列文章。
胡泳：视频正在“吞噬”互联网：重新思考数字化之一
更新时间：2021-07-27 15:13:26
未来表达：往下碎和往下“演”
1月19日，2021微信公开课Pro版的微信之夜上，腾讯高级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表示，视频化表达会成为下一个十年内容领域的一个主题。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文字还是视频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从个人表达，以及消费程度来说，时代正在往视频化表达方向发展。”张小龙说。
我仔细地看了张小龙的“微信公开课”，在朋友圈里写下数点评论：
随着视频重要性的提高，文本，长期以来作网络交流的实际手段，其重要性不断走低。文字陨落而视频兴起，张小龙（或其他任何人，包括我）如果假装知道这个趋势的长期影响，那将是荒谬的。诚实的答案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大社交媒体平台将自己化身为视频平台，不自微信始。FB早就这样做了。通过算法，视频传播正在得到更大的促进，所以，我们可以问张小龙，如果视频化表达成为下一个十年的内容主题，是不是腾讯也与有荣焉。不过他一定会说，这种变化是用户驱动的，是一种有机的转变。因为FB正是这么回答的：平台的转变只是追随了用户而已。
历史上，文字曾经是少数人的特权，现在，在视频无所不在的包围下，我们有可能看到，文字再度沦为少数人的游戏。视频迎合底层，文字满足上层，但底层市场更大，一定会挤占上层市场的空间。大概从印刷机发明以来，我们还没有见到过社会的趣味和偏好被底层大规模决定的情形。
所以，当FB和微信在其平台上预测文字的终结之后，作为少数的文字爱好者，你该怎么办？第一，尽情地哭吧！第二，是时候寻找一个新的社交网络了。
一位在我此条朋友圈下留言的朋友说：你多虑了，文字还会继续传递下去的。我回答：一个东西是不是还存在，和它是不是主流，完全是两回事。
另一位朋友说：“哎，特别不理解，文字的力量，这么多人体会不到吗。”是的，没错。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文盲率仅为4.89%，但即使在这么大面积的中国人都识字的情况下，阅读文字仍然是一道巨大的门槛，更不必说用文字表达自己了。
张小龙说：“互联网历史上，个人在公开领域的表达方式一直在演变。最早的时候，需要你会写HTML来做网页。后来有了博客，博客之后是微博这样的短文字。现在是图片和短视频。演变的方向是往更能被普通人生产和消费的方向去走的。所以会体现为更短更碎片化。”
他甚至预测，内容形态的下一步是直播。
如果他说的趋势是成立的，那么，仿效多年以来文化精英分子对流行文化的形容——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为了迁就没有素养而又缺乏耐心的消费者，永无休止地往“白痴化”和“弱智化”的低端方向发展，所以是一个往下笨（dumbing down）的进程——
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个人表达，将是一个往下短、往下碎、往下“演”的进程，因为短视频显然比文字更能够直观地展演自己，而直播，则连演都不用演了，只需把360°网络摄像头架好，随时随地地把生活中的各种片段搬到网上，供一众看客围观就好了。
文字：在变暖的地球上徘徊的三角龙
并不只是张小龙一个人这么想。
早在人类刚开始为新的全球性交流论坛的扩大而奋斗时，数字领域的杰出思想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就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论据，断言互联网将使我们更具创造力——哪怕只是发挥大众所有的“认知盈余”的很小一部分（舍基的两本畅销书《人人时代》与《认知盈余》，都由我翻译成中文，马化腾还为第二本写了推荐序）。
充分利用认知盈余的结果，是大规模业余化（mass amateurization），无计其数的业余发布者开始共享内容。
Facebook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使每个人都成为作者的同时，它也成为全世界亿万用户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生活经验的首选媒介。
然而，再过数年，创造力的方向可能会大为不同。Facebook相信，在其平台上，文字正走向末日。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早已押宝他的社交平台的未来，将取决于视频以及越来越沉浸的形式，例如虚拟现实。
Facebook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负责人妮古拉·门德尔松（Nicola Mendelsohn）走得更远，指出统计数据表明，书面文字几乎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动态影像和语音。
门德尔松对视频表达表示了强烈的好感，“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信息向我们涌来，而讲故事的最好方法实际上是视频。它可以在更快的时间内传达出更多的信息。因此，向视频转移的趋势实际上有助于我们消化更多的信息。”
其实，有一点她没有明说：视频比文字能够更多地增加用户时长，也比文字更容易被分享、评论和点赞。Facebook的商业模式依赖于人们点击、共享和参与内容，无论其有关什么（模因、意见、鸡汤、新闻和八卦），也无论其以什么形式出现（文字、图片、音频、短视频、长视频和直播）。
一言以蔽之，Facebook的业务就是要让人分享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只要人们参与并停留在平台上，对平台就好处多多。
如果人们花更多时间观看视频并与之互动，那么创作者就会创作更多的视频内容，而平台也会在算法上更多地向视频倾斜，最终形成视频整个“吞噬”互联网的局面。
等到视频互联网席卷一切之时，你说它是用户驱动的呢，还是平台转移资源支持的结果？恐怕难以说清。反正，用户一向是互联网公司从事各种行为的上好招牌。
无疑，Facebook会表示，是用户的偏好在推动从文本到视频的转移。好吧……或许这样说也没错。
但是请考虑一下，Facebook全力支持其实时视频服务Facebook Live。并且请注意，Facebook Live是通过Facebook（而不是YouTube）托管和使用的内容。更不用说所有来自Facebook视频广告的财源了。
然后请得出自己的结论。
然后再去仔细琢磨一下张小龙给出的微信数据，和他的一个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视频化表达其实越来越成为普通人的习惯。最近5年，用户每天发送的视频消息数量上升33倍，朋友圈视频发表数上升10倍。”
张小龙还说：“我们从来不会关注用户在微信里停留的时长，那不是我们的目标。”外界恐怕不这么认为。对“碎片化”时间的争夺，是中国移动互联网上抖音和微信之战的核心（最新消息：抖音已正式起诉腾讯通过微信和QQ限制抖音分享，违反了《反垄断法》）。
放眼全球，很明显，TikTok、Snapchat和Instagram等社交应用程序正在模糊社交媒体与娱乐之间的界线，从而导致更多的消费者时间竞争。
那么，文字果然就会在这样的争夺战中成为绊脚石？根据一些研究，大脑处理视觉比文字要快60000倍，视觉辅助可以将学习效率提高多达400%，而视频被视为最有效的营销工具。
在门德尔松发表那番“文字的终结”的高论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屋子里一片寂静——毕竟，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如此重要的缔造者，似乎不该这么轻易就给打发掉。
门德尔松安慰大家说，不要紧，文字不会彻底消失的，“你不得不为视频编写文字”。
“不得不。”我们的文字就像最后的三角龙，在越来越温暖的地球上徘徊。
互联网的“扁平化”：不是你希望的那种
也许大家尚未意识到，我们对数字视频的狂热需求（特别是点播流式传输），已悄然改变了互联网。
根据思科公司的预测，到2022年，在线视频将占所有消费互联网流量的82％以上，是2017年的15倍。
发生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特殊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展，为的是让观看者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视频。
它就是内容分发网络（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由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拥有的私有网络，一些公司专门从事其运营，与互联网的核心流量路由并肩运转。
根据研究公司TeleGeography的数据，网络的改变已经非常明显，以至于如今流经互联网的所有流量中，几乎有一半实际上是穿越了这些并行路径。
从事全球网络测度的专家对所发生的情况有个描述：这叫互联网的扁平化。数十年来，数据在互联网上的路由方式第一次发生根本改变：互联网原本被认定为由网络提供商构成的分层体系，大约有十几个大型网络组成了互联网的“骨干”。
而今天，互联网的分层消失了；新的结构意味着，像Google和Netflix这样的内容所有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其内容到达最终消费者的方式。
互联网的重构，导致网络上最大的公司与拥有管道的传统运营商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在大多数发达的互联网市场中，少数大型ISP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它们可以与视频提供商所运营的CDN相互对等，从而保障其客户所需的快速视频访问。
而内容公司会发现，假如没有自己的特权CDN，将很难与互联网巨头竞争。最终，消费者只有将更多的选择，交给拥有互联网内容和传输手段的少数公司。
大约在十几年前还并非如此，因为视频缓冲让人烦恼，人们并不观看多少网络视频。
这是缘于互联网迅猛发展，数据必须穿越越来越多的网络，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意味着某些类型的内容（例如视频）需要持续的数据包流动，无法在一定距离上可靠地进行流式传输。
而非视频内容，例如文本和图片，传输效果更佳。CDN通过大大缩短数据包到达目的地所必经的距离来改变这一切。
使用CDN网络，数据很少需要上达骨干网，而是在网络的边缘绕过它。CDN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其内容，而不是依靠一台中央服务器来解决问题。
你或许会问，“扁平化”在互联网上难道不是一个好词吗？至少CDN为我们提供了自由流动的视频流。
可代价是什么呢？一种思考的方法是：如果明天由分层结构连接的“共享”互联网消失，你仍然可以获取少数巨头的服务，这对于有能力支付订费的用户以及有能力支付CDN的公司来说非常有用，然而它对于互联网上的其他内容就是灾难了。
换句话说，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扁平化”的互联网也是少数技术公司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至少在美国，视频目前并不是在互联网上流动，而CDN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处理方式，会将很多人丢弃不管。
中国当前CDN覆盖率不超 20%，与北美成熟市场50%的覆盖率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可以预期，随着网络的日益视频化，中国的网络结构也会向北美看齐。根据沙利文数据预测，未来五年，中国CDN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有望保持30%。运营商、云计算巨头、互联网企业等强势介入，正在重新洗牌CDN行业。
互联网重新变为只读网
今天的互联网离它之前的民主平等神话，已经相距十万八千里。少数几家科技公司不仅仅主导着互联网的基础架构，也主导着其最流行的应用程序。
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正在开展一项为期多年的运动，试图将网络“再次去中心化”（redecentralize），以使一个更加均衡的设计发挥他所认为的遏制垄断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导致一家公司主导了社交网络、搜索、电子商务等。
蒂姆·伯纳斯-李与他的“去中心化”运动：蒂姆创建了名为 Inrupt 的公司，其使命就是以去中心化网络为武器，在全球开发者人群中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变革运动，从Facebook、谷歌等已在中心化网络获利的巨头公司手上夺回数据所有权。
尽管伯纳斯-李的“去中心化”运动获得了通常的网络权利人士的支持，但它并未受到广大公众的关注。很难把人们用虚拟空间中的权利凝聚到一起，互联网赖以运行的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动态也往往不易被人觉察。
普通用户只会想着，我能实时看足球真棒。但从中长期来看，本地内容提供商肯定会面临被挤出的严重风险，正如本地新闻在媒体行业的巨变中日趋消失一样。垂直整合导致了互联网内容和应用提供方面的一系列全球垄断。
对视频而言，扁平互联网还会造成其他细微差别。
随着视频流途经的垂直整合网络日益增多，那些遵循网络分散化原则的技术也就被抛在了后面。这只是一种供需的简单计算——将视频从Amazon或Netflix直接传送到消费者ISP那里，肯定是一种更好的体验。
以BitTorrent为例，它曾经是世界互联网流量的主要来源之一。作为一个计算机网络，它具有巧妙的对等系统，允许用户与他人共享他们拥有的内容（其中很多是视频）。这曾经一度是互联网视频的未来。2008年，BitTorrent占全网流量的三分之一。
BitTorrent协议：简称BT，俗称比特洪流、BT下载，是用在对等网络中文件分享的网络协议程序。和点对点（point-to-point）的协议程序不同，它是用户群对用户群（peer-to-peer），而且用户越多，下载同一文件的人越多，下载该文件的速度越快。且下载后，继续维持上传的状态，就可以“分享”，成为其用户端节点下载的种子文件（.torrent），同时上传及下载。
在当今的扁平互联网上，情况大不相同。
BitTorrent的使用量，已下降到仅占互联网流量的1％，远远落后于YouTube、Netflix、Amazon Video和其他公司，它们都由拥有财力投资私有的CDN基础设施的巨型公司提供支持。
BitTorrent流量的暴跌，象征着互联网数据流的更大变化。
曾经很多人认为数据会以对称方式在网上流动：用户上传的数据将会与内容生产者一样多，下载者和消费者本身也会成为上传者。
当年Web 2.0兴起之时，倡导者声称，所有的例证都指向一件事情：最终用户向网络写入数据。丹尼斯·威伦（Dennis Wilen）喊出“蠢货，是上载”（“It’s the uploads, stupid”）的口号。
就连伯纳斯-李也充满兴奋地说：
在1989年，万维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用作信息共享的空间。似乎很明显，它应该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发挥创造性、任何人都可以贡献的空间。第一个浏览器事实上集浏览/编辑于一体，允许人们编辑任何页面，并且在他们拥有进入权限的情况下把这一页面存储在网上。奇怪的是，网络更多作为一个出版媒介而起飞，人们在线下从事编辑……万维网很快充斥了许多有趣的东西，但却没有设计公用的空间，让作者形成公用话语。现在，在2005年，我们拥有了博客和维基，它们的流行事实让我感到，我当年的大家需要一个创造性的空间的想法原来并不是发疯。
事实上这是他写的第一篇博客，时为2005年12月12日。我那时也激动地写道：“互联网是一种读写网。我们可以从读到写，所有其他东西都由此而生。”
可如今，伯纳斯-李的博客已在网络上了无踪迹。而我自己，在2018年6月5日发布了最后一篇博客。
人们早已搁置了读写网这一观念，视频和专用CDN的兴起，不过是为这个观念的埋葬压上的最新和最大的一块石头。
思科的互联网预测报告说：“用户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出现，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 然而，报告笔锋一转：“但是订阅者仍然消费着比他们所生产的更多的视频。”
所以，对张小龙公开课里所讲到的，“视频号的初衷是让人人都能很容易通过视频化的方式去公开表达，而不是只有网红和大V的表演”，我只能把它看做以往那个“古典互联网”的理想余响。
在巨头统治我们网络生活的年代，“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听上去苍白且空洞。
欢迎来到后文本的未来？
人们渴望获得视频，而公司乐于为他们大量提供。诸如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之类的新技术以及越来越高的视频分辨率，意味着私有CDN的使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
疫情隔离更推高了这一走势。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研究公司Brand Essence预测，在2018年价值99亿美元的全球CDN市场，到2025年将达到571.5亿美元。
随着大技术公司吞噬更多的基础设施并占据更多的互联网流量，网络的开放性也就此走向终结。
互联网正在从对等开放的标准网络，演变为由VPN（虚拟专用网络）组成的专有集合体。用户对此毫不知情：他们认为他们在开放的互联网上，而事实上那个网已经不在了。
目前，互联网用户、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日益将内容与分发予以垂直整合的技术公司，都乐见视频流的畅通。
如我前边的评论所言，随着视频重要性的提高，文本的重要性将持续下降。在线上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者曾经在网页、博客和公号上工作。而他们现在正在制作播客、视频博客、短视频、直播节目、宣传模因、营销软内容等等。
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摄像头、麦克风、你的耳朵和你的眼睛有关。如同《纽约时报》2018年2月推出的互联网专题的大标题所言：欢迎来到后文本的未来。
作者法哈德·曼卓（Farhad Manjoo）如此描述互联网的现状：并不是说文本就会完全从眼前消失，因为网上没有什么东西会真的死去。
但尽管如此，我们才刚刚开始瞥见一种在线文化的更深的和更具动感的可能性，在这种文化中，文本渐渐退入背景，声音和影像成为通用语言。
如果文字再度沦为少数人的游戏，会出现什么情形？一位朋友在我朋友圈的留言中写道：“我只能问自己，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人们是通过读文字还是看视频，了解今天这个时代的精华部分……”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们的世界出于不同目的支持不同的内容形式。视频对于某些任务很有用，并且对某些人很有吸引力。写作适合另外一些事情，并且对另外一些类型的人很有吸引力。
精彩的视频给故事以生命，让人触碰到活生生的脉动。因为它需要较少的认知负担，因此，构成一种更流行的信息传递方法。视频是强大的（而且很动人）。
出色的写作，调动你更长的注意力跨度和更深入的认知努力，帮助你明辨世界，迫使你养成思考的习惯。文字是有力的（而且很有趣）。
作为表达的手段，一个并非天生就优于另一个。两者都有长处。也各有缺陷。
那些总是讲“一图胜千言”的人，可曾体会文字表达的高效？
比如，张小龙一场公开课观看数小时，但阅读演讲实录十分钟就搞定了，并且还可以轻松准确地找出其中有趣和无味的部分。
视频有很多好处，但信息密度通常不是其中之一。实际上，这就是我讨厌视频的原因，因为它太浪费时间。
门德尔松关于视频的说法违背了常识：观看视频并不比扫描文本快，也不包含更多信息。
我倒是可以断言：Facebook或者微信驱使所有人都开始发布视频的那一天，我们的信息流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要比现在更少。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我的需求与大多数人的需求大不相同。我阅读/查看网上的东西，是为了获取有价值的内容。
或许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太关心。他们只是想要短暂的娱乐。但如果说到这一点，其实视频数十年前就已经战胜文本了。
这种情形倒也无所谓。但是，是一就请说一。不要假装通过打造可以帮助所有人“消化更多信息”的媒介来为世界服务。不要再贩卖“人人都能表达”的虚假希望。那些显然都是噱头。
当你只想展示你的可爱狗狗时，网络的视频化可能会很有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讨论社会问题，那该怎么办？
所以，写作必须继续，而不仅仅是“不得不”为视频写作。
胡泳：在社交媒体上，你不过是在化身活动：重新思考数字化之二
基于技术中介的人际关系
在社交媒体被发明之前，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手段非常有限，主要限于我们亲自认识的人。
现在的千禧一代不能体会曾经困扰他们长辈的信息流通麻烦。比如，你给你的伙伴打电话时，接电话的却是他们的父母；山高水远，鱼雁传书，你对恋人的来信望眼欲穿；假期惬意尽入镜头，照片却需要等一周才能在照相馆冲洗出来，之后再拿出来现场分享，等等。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彻底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互动和交流方式。
互联网时代的交流具有中介化的特点，也就是说，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人们倾向于更喜欢中介化交流。
例如，我们宁愿发电子邮件而不是碰面；我们宁愿发短信而不是通过电话交谈（虽然电话也是一种中介，不过较具有亲密性）；甚至会出现夫妻同在一屋闹别扭、吵架却用微信吵的神奇场景。
可以说，人们已经变得非常习惯于通过屏幕进行交流，以至于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许多人设法回避的社交焦虑。
无疑，社交媒体已变成我们所青睐的大型技术中介。它所显露的，不是一种技术与人的关系，而毋宁是经由技术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技术中介在此扮演着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如上文所描述，假如个人在智能手机上消耗的时间，比同周围人互动所花费的时间更多，那么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关系一定会受到损害。
作为一种中介化交往的社交媒体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当我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时，我们倾向于假定可以信任处于沟通另一端的人，因此我们的信息往往更加开放。
这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更大量的有关更多人的信息，自己常常感到被迫要加以处理，甚至可能不得不一一回应，这极大增加了我们的信息负担。
其二，我们的线上社交关系并不能做到像面对面那样深入，所以我们并不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加深我们的关系，而是觉得能够利用社交媒体维持现状即可。
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往往由弱联系主导：虽然彼此的交流增多了，却并不一定导向牢固关系的建立。渐渐地，我们习惯于在生活当中依赖于弱联系而不是强联系。
最后，我们倾向于与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人互动，因此社交媒体实际上降低了人类交往的多样性。
信息获取上的偏向性将导致回音壁效应
有人利用社交媒体发展出一种与外界绝缘的媒介系统，在其中传达高度党派化的偏见。脱离了新闻伦理的束缚，这样的媒介系统通过精准地供应其听众想听的内容而蓬勃发展。
此外，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今天，社交媒体显示了一种强大的交流方式，这主要建立在两个特性之上：
首先是个人因素，此种交流发生在有个人关系的人或互相欣赏和尊重的人之间。
交流不再是无名的、面目不清的行为，也不是大众媒介的推送。交流者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父母。而相信同自身亲近的人是人类的天性，几乎是一种生存本能。
同时，利用网络节点+链路的结构，个体在社交媒体发布上的帖子具有到达全球受众的潜力，可以凭借传统媒介渠道难以实现的方式扩散信息。
分布式网络设计使得个体易于拥有比以往更大的声量
其次是级数效应，它造成了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重复曝光和“病毒式传播”。
过去，人们也可以在小报版面上读到难以置信的故事、耸人听闻的说法。现在，同样煽情的标题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不同之处只是它们会反复冲击你的眼球，无论是经由分享、评论、热搜，还是被社交媒体算法置于信息流的顶端。
大多数人现在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
在此过程中，我们触发了策管信息流的算法。算法选取的都是我们赞同的事情，而那些似乎不符合我们偏好的信息则被抛掷一旁。
在社交媒体上，专业的及其他合格的新闻与未经核查的信息和意见混合在一起。
海量真假消息混杂直接导致了信息流行病（infodemic）的诞生
这倾向于加剧极化现象，同时会造就一种糟糕的局面：人们可能正在失去将信息和意见予以区分的技能。
然而，必须指出，尽管一定证据表明，过滤气泡可能会降低多样性，但其实是人在推动自身极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同质化，并且倾向于与呼应自己信念的人们进行更多互动。
人们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比算法过滤造成的选择偏见要大得多。
信息技术的双翼能力
我们可以把社交媒体定义为允许用户快速创建内容并与公众共享的任何数字工具。
当我们谈到网络的作用时，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即仅仅关注工具本身。
新媒介工具的全社会普及令人惊叹，数代人在交流技术的伴随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会追逐使用新的媒介工具毫不足怪。
从前，大家青睐随身听，然后每人都想要一台个人电脑，今天我们离不开智能手机。多年以来，我们把时间主要花在看电视上。而到了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我们最多的媒体活动都是在网上进行：看网络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或者把面对面交往变成在线聊天。
这些看上去都是工具的升级换代，然而对工具的使用，却很少由工具本身来决定。当我们使用网络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同他人联系的接口。
麦克卢汉在其专著《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讯息”，传播工具开创的可能性是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想和他人联系在一起，这是电视那种广播媒体无法替代的诉求，所以我们终于通过社交媒体来满足这种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消费者选择将闲暇时间，用于观看短视频或阅读自媒体评论，而不是观看电视节目或阅读由专业人士撰写的媒体文章。
在这里，传统媒体行业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过其读者/观众的需求。我们一直雇用媒体提供专业内容，为什么没有能够雇用媒体帮助我们增强联系、提高参与和减少孤独？
2月21日《纽约时报》头版以近50万个黑点代表近50万例新冠的累计死亡病例，每一个黑点都意味着一个逝者，对读者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三场战争（一战、二战和越战）加起来都没有造成这么多的死亡，美国人的痛苦和损失，该去往何处安放呢？
社交媒体的兴起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能够迅速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非凡示例：如今，社交媒体在将近全球一半人口的日常生活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与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联系和沟通、巩固和扩大专业和个人关系以及帮助人们抓住当下时刻并将其永久化等方面，社交媒体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平常，大家对社交媒体的好处也就只有一般性的认识；但到了非常时期，感受则完全不同。没有什么能够比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更加凸显社交媒体的必需性。
疫情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假如没有社交媒体，我们目前正在忍受的一切都会变得更糟。
有调查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减少了孤独、愤怒/烦躁和无聊感，并通过感知社会支持而增加了归属感。
社交媒体正变得愈加重要，令社交隔离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交往。
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和应对危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互相通气。
所以，当我们认知媒介技术时，不要关注工具，关注人们用工具来干什么。如何使用工具、谁使用工具以及工具的用途决定了它们的影响。
时刻牢记，信息技术的能力一向是双翼的：一翼是提高效率与生产力，另一翼是提升交往与社会性。
社交性的基础建设化
这听上去似乎很好。然而，以信息技术提升交往和社会性，不是没有代价的。
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参与和互动并非自发或自然发生。社交媒体预想和设计的用户参与，是以模仿人们的社会遭际以及制约交往的习惯和文化而形成的。
例如，关注与被关注、点赞、标签等方式，虽都出自社交媒体的技术环境，成为用户参与的标准化形式。但实际上，所有互动都离不开日常情况和社会秩序的构建。
关注、点赞、转发、评论、私信等构建了社交媒体的标准化互动体系，且各形式之间存在层级差异，比如用户倾向于认为转发是比点赞更高层级的互动行为。通过构建上述互动体系，复杂的人类情感和社会关系被标准化和简单化了
要将这种构建搬到网上，必然伴随着对社会基本角色的重新定义或转变。这样的再定义或者转变对用户有着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当社交媒体平台不断扩大并深化了线上线下的混杂生活之后。
我们有理由追问：社交媒体如何设计用户的参与度和互动，以及这种设计对现实社会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可以说，人们对社交媒体将日常互动的结构重新编织为新的社交形式的了解才刚刚开始。
这种编织的一个核心抓手是用户数据。
社交媒体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的主要形式，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谈和互动的方式予以标准化，随后使用经过重新定义且基本标准化的社交互动模型，作为组装更大的社交实体（例如，相似用户、受众或消费者群体的网络）的基础。
与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和社会团体的形成相反，这些社交实体的产生有赖于用户的平台参与所生成的数据。
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社交性的基础建设化”，它是指设计和建立社会互动的基本条件（例如规则和角色），以及在基于软件的设施和资源中扩散此类条件。
更具体地说，社交性的基础设施是通过设计独特且基本合理的用户模型（即用户的身份和行为），以及建立一些高度标准化的交互要素（如关注、共享、标签、上传等）来实现的。
通过这种程式化的交互所获取的数据，构成了社交网络的后续资源。对这些数据可加以计算，从而做到依靠多种分数和度量来制作可见的模式。
例如，对电影的打分或音乐收听的行为模式被聚类，以检测数百万乃至更多用户偏好中的相似性。将交互数据聚类到特定类别中，就等于假定了社交关联。通过使用这些半自动的相似性构建、模式制作和分类模型，可以推导出新的群体和集体。
根据用户的互动行为进行大数据计算，推测其兴趣偏好与相似群体，从而实现聚类推荐，是微博、抖音、头条等社交媒体的基本产品机制。
大规模获得的用户行为的可预测性就此产生了经济价值，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循环，有关平台参与的知识反馈到交互模型和用户画像的设计和建模上，后者又进一步为用户模型和画像的下一个调整和适应周期提供数据，等等。
所以，社交媒体平台几乎无时无刻地不在构建和聚类，无论是相似用户、广告网络还是相似商品、每周或每月趋势等。
社交媒体平台直接介入社会交往的工程化和工具化。这些服务旨在持续产生内容和数据，以维持社交媒体作为经济实体的功用。
因此，社交媒体必然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对并指导用户的活动。庞大而多样的用户群是社交媒体的原材料，他们对平台的参与是被精心设计的，为的是提高参与度并有利于对参与数据的获取。
作为平台，社交媒体是经过社会工程设计的在线空间，可形成独特且标准化的用户交互与平台参与形式。
虽说这些形式在以各种方式模仿日常社交习惯以及互动和沟通惯例，但它们同传统生活环境的相像也就仅仅是表面而已。
不客气地说，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都是化身（avatar）活动。
在线社交的社会性不同于现实社会性
这些用户化身在平台上都做些什么呢？
无外乎我们前边所说的增强联系、提高参与和减少孤独等，具体体现为用户生产内容（UGC）。
UGC通常被视为社交媒体的象征，或者就可以被当做同义语。该术语是指创建并随后发布或上传内容（无论是视频、基于文本的评论还是照片等）。
实际上，用户的平台参与主要围绕用户生产内容和就这些内容进行交流而展开。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分：用户上载或发布的内容（通常是非结构化的数据），同上传或发布该内容的行为（形成了社交数据和结构化数据）不是一回事。
两者的差别是微妙的，但却不是不重要的。这就好比购买一个产品不同于产品本身一样。
上载或发布活动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们被平台所有者作为用户偏好和选择的指标。
至关重要的是，此类活动的施行会留下可计数的数据足迹，这些数据足迹是由离散点击（例如，帖子、标签或类似东西的数量和频率）和其他的用户机读数据（例如位置和活动时间）组成的。
用户的设备数据也被社交平台认为是可以体现其消费偏好的关键要素，安卓机与苹果机对应不同的经济能力和兴趣偏好
从本质上讲，区分发布以及由其生成的内容，等于是将用户活动从其意图和活动发生的环境中剥离出来。
这一观察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所称的社交或行为数据，与用户生成内容的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性质形成鲜明对照，为社交媒体提供了数据化的、可置换的且可无限操作的在线社交版本。
平台参与的活动类型（例如，点赞、关注、标签等），实际上意味着日常互动模式的复杂性和歧义性的大幅降低，以及对隐含的习惯、约定和规则的化约。
这种降低与化约是令平台活动可计算的必要条件。它从日常的用户交互中获取离散的、可计数的、易塑的社交数据，因而有可能以多种方式汇总和计算以解析平台参与度。
这些操作的结果，服务于作为企业组织的社交媒体的商业化策略（例如，受众调整、数据管理、数据分析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前述的在线社交版本，是一种有着日常非正式社交互动和交流的外表、但对其经过大大简化和技术化以及数据渲染的版本。
如此建构的社会性，并不同于现实中的社会性。
工具的再次逃逸，或人的“工具化”
然而，用户大多数时候都不知道这些操作和它们生产的数据结果。
平台分解了现实交往中精心安排的解释、线索收集、含义创造和价值归因的过程，将由此产生的各个组成部分悉数转化为技术特征，例如搜索、标签、评级等。
一方面，单独的用户陷入了无限可复制的社会行为的特质练习中。这些行为几乎没有上下文，因为其与生活和社区中非正式的、文化上嵌入的结构的形成和再生产有效分离了。
另一方面，平台通过设计平台参与度控制着行动和社区之间的连接，为交互数据赋予价值，并将这些数据聚合到集群中。
平台更新、修改、调整用户模型，并在相似集群中，基于相似用户或相似受众从事的标准化活动所产生的数据，进一步对用户进行分组和分类。
通过不断修整和重新设计这些技术模型，平台能够不断更新其操作并进一步开发数据库服务（例如提供个性化服务），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用户参与度——而这对他们的经济追求至关重要。
对于社交平台来说，日活跃用户数（DAU）、月活跃用户数（DAU）可以有效衡量用户参与人数并勾勒相对准确的市场占有情况
由此，可计算的用户发布行为，远比客户发布了什么、为什么发布重要得多。
对机器来说，人和物体没有差别，一个语境同另一个语境也没有差别。行动的意义和时间维度在此崩塌了，所有的行动都具有相同的值（用数据来标记）。
为了数据处理的目的，用户只不过是对象，每个语境都不过是数据生成的场合。直白地说，以数据为载体，用户变成社交媒体平台的营收手段。
社交的数据化使得为个人提供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服务目标成为可能。“化身”的社交版本，也通过自动化技术功能来实现进一步的标准化，以处理平台上产生的大量互动。
最近，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和整个网络上出现的聊天机器人数量激增，只是这种发展的一个例子。
同时，用户模型被进一步“黑箱”化，以莫名的方式反映着技术力量和数字经济的制度背景的融合。
所以，我们看到，工具再一次逃逸了，离开了人们对它的把握（甚至把人给“工具化”了）。
换言之，为了使网络具有社交性，社交媒体平台先将社交性变为了技术性。
胡泳：数字化过后，又怎么样？ ——重新思考数字化之三
那个问题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我们：为了什么？——去向何处？——过后，又怎么样？
“ 疫情加速了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似乎我们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生活。”
“ 如果我们在现实中确实缺席，在网络中是不是真正在场？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永远生活在别处。”
“ 随着互联网分裂为一系列相对隔离的巴尔干化的本地数据网，所谓‘全球互联网’已濒临死亡。”
“今天数字化生存的背后也是个人在大平台控制时代的生存。”
不妨想象一下，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将会怎样度过这段日子？没有快递、外卖，没有游戏、视频，没有社交聊天，甚至是没有在线健身，你何以打发那一日复一日的漫长居家隔离？
新冠疫情标志着数字化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不是上网，而是活在网上。
回顾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当疫情给许多事情造成停顿时，它却为数字化插上了翅膀。
数字经济：中国的位置
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已把大部分个体都带入一种全面数字化的生存状态。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字经济产值从9.5万亿涨到了35.8万亿，占GDP的比重从20.3%上升到了36.2%，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GDP。
而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技术团队预测，2020-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0万亿，占GDP比重达到55%。到2030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将有望突破百万亿元。
当然，数字经济的统计可能有争议，因为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会得出不一样的数据。数字经济一般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
数字产业化就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这些产品和服务，例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讯业、软件服务业、互联网业等，都是有了数字技术之后才出现的产业。产业数字化指的是产业原本就存在，但是利用数字技术后，带来了产出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
在这两部分当中，产业数字化占大头，大约占数字经济的4/5，所以要看使用哪个口径统计。
按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世界十大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国家的行列，名列第九。这个位置比中国的GDP、人均GDP、社会发展指数、创新的全球排序都要更高，所以我国是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比较快的经济体。
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9.04亿，其中包括7.1亿网购用户与4.23亿在线教育用户。即使不讨论数字经济统计的口径问题，仅仅从消费者感同身受的数字经济为其带来的切实帮助以及造成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来观察，我们对这一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洞若观火。
今天讨论数字化，不仅仅是观察数字化在整个工作、生活、经济当中扩张的程度，或者对网络社会的建构程度，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数字化本身已到达一个“去数字化”的阶段，变成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因此，“数字化适应”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课题，就是数字社会当中人们的适应力是怎样的。这其中包括个体与信息世界的融合互动，机构和组织如何调整业务、文化和结构以适应新的数字现实，以及数字化造成人的生存状态变化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符合数字社会的治理方式，达到一种共治。
数字化与多主体共建
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过程中必然有人建“路”，有人供“货”，还有人造“车”。中国数字化的加速发展与升级从根本上并不依靠“一条腿”，当然也不可全然归于疫情，而是一个多主体共建的过程，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民等多方主体、多股力量互动完成。其中数字技术是连接多方主体的内核，各主体既是技术的使用者与需求方，也是技术的推动者与创新者，在与技术及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各自完成其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环。
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在国家战略层面，如果没有政府的决策推动，就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确信，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构成一种与世界可对话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此种政策与战略导致中国在数字化进程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落后者成为21世纪的极速先行者。在2019年，中国就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及光纤网。伴随着中央加快“新基建”的决策与政策支持，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发展迅猛，目前中国5G的基站数量和用户数都是全球第一。
另一方面，政府也把数字化治理作为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抓手。在基层治理方面，政府通过独创的“网格化管理”，造成了“人、地、事、物、组织”的无缝融合，在疫情期间，这种管理的威力每一位国人都深有体会。
而从顶层设计来说，国家提出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传统的由经验驱动的决策方式因转为数据驱动，而变得更为科学、高效。可以说，政府有很大的动力，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致力于社会的高度数字化。
企业主体是所有数字化创新的来源：在数字化进程中扮演服务、设备与平台供应商的角色，也是多元数字化体验的创造者和数字化经济转型的践行者。面对数字化的纵深发展，企业主要关心两方面的“公地”问题。
首先是政治上的“公地”，即政治与安全风险。对于那些身处数字化核心领域的企业，现在最大的风险既不是技术风险，也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当数字化超越了工具、实践的层面而开始抵达社会安排或曰制度的层面，风险焦点的切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变。
其次，企业也关注经济上的“公地”环境——例如，对基础设施或是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否不足。基础设施的提升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很早就得到一些列经验研究的证实。同时，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厥功甚伟。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投入的使用效率有所下降，或者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配不当加剧。根据一项比较，中国公司在员工参与度上的投入非常少，仅为8％（中国），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为29％。
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强调是外部因素而不是内部努力，这或许与中国竞争激烈的数字生态系统和动态的市场格局紧密相关。然而，有效利用人力资本以及提升人力资本的创造力，在中国下一阶段的数字经济增长战略中至关重要。
当然，从全世界范围来讲，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可圈可点。企业有很多创新，在众多领域变成了全世界的领先者。例如电商直播，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从供货到直播到卖货的串联，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来带动，为商业创新史写下奇特的一笔；在线娱乐，不仅提供娱乐或可消费的文化产品，还引发了社交甚至生活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都表明，中国企业具备灵敏的市场嗅觉，擅长为快速变化的消费者提供即时服务。
因为疫情，消费者的心智有可能形成不可逆的转变，无论是在消费品类还是消费行为上。这也意味着，公众的消费，从线下购物到线下娱乐，都将会被进一步搬进电子设备里，更广阔的数字化网络空间有待企业全力打造完成。
第三个主体是科研机构。硅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同样地，今天中国的科研机构与高校院所，也需要建立校企或科研机构与产业园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与转化出口。
尤其当新的基础技术的挑战来到面前，就会发现，中国日益迫切地需要建立产学研联合运作的机制。例如，人工智能、芯片等设施的产学研一体化，可以加速技术从研究到落地的节奏。
从教育方面来讲，需要培养数字化时代的人才，既有计算脑，同时又有网络心。这也是科研院校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四个主体是数以亿计的互联网用户。活跃在各个网络社区，自由分享观点、自创数字内容、激发互联网服务的网民，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是推进数字化生存的中坚力量。用户不断对数字技术产生需求，而勇于创新、富于创造力的企业则致力于满足这种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公民具有网络交流的欲望与需求，各种社交软件工具接踵而至；公民具有在网络中展现自身的需求，美图秀秀、抖音等图片、视频工具赋予个体足够空间；公民需要更快捷更方便地获取商品，外卖、电商趁势而起……门槛更低、卷入度更高的软件与技术吸引公众成为网络社区构造的一部分。
然而，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被搬上网以后，人们会发现越来越难以脱离自己手中的移动设备——其存在是对人本身的延伸，丢失则是对人生存的截断。离开网络，人将难以在现代社会中立足。
此外，疫情加速了个体的数字化生存，导致了一个后果：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生活。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有机会离线生活。事情发展至此，数字化带来的解放开始出现一股专制的气味。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在哪些地方，数字化这件事情，已经变得不那么具有解放性，而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压迫感了？
在场与缺席
以往我们假设社会和经济中的某些服务必须是面对面提供的，而且需要在同一地点进行。今天，数字化生存面临的重要考验之一是在场与缺席的混淆。
网络空间在我们将原有的现实社会以比特形式复制和重塑时极速扩展，使我们仿佛打穿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而实现了现场缺席和网络在场。个体可以在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媒介观看并参与他人的生活实践，这在疫情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我们消除了距离带来的阻碍，从而维持了社会在非常时期的正常运转。但同时无法避免的困扰是，我们在现实中确实缺席，但在网络中是否真正在场？
在场与缺席的问题，本质上是对日常社会当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场所”的颠覆。一个场所是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定义的。它具有历史性，处于社会关系之中，能够赋予人们身份。
而现在的“场所”正在成为一个极其飘忽不定的东西。它们既不和我们建立关系，也没有历史，更和我们的身份无关。能把大家联系起来的，只有电子技术这个最小公分母。
曾几何时，身体的在场是第一手体验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电子技术带来的却是，我们不再拥有真实世界的体验了。我们来到了一个事件丰盛但体验匮乏的世界。体验逐渐在我们身外发生，获得了自主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奇观，而我们则成了这种奇观的观众。
我们曾经向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境界，现在，我们却生活在“海内存知己、比邻若天涯”的境况中。当我们以技术为中介来替代以往的那种社会交往习惯之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返祖，即我们越来越趋向于原始的游牧民族——狩猎者、采集者与土地之间没有忠实关系，也绝少“地域感”，具体行动与具体场所之间缺乏紧密的纽带。
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作为一个老师，经常不知道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干什么。他们本人似乎在场，但实际并不真正在场，我将此现象称为“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永远生活在别处”。
当你觉得5分钟的无聊都忍受不了、而必须刷手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人群了。走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如此的分心，还被美其名曰“多任务处理”，但其实没人能够做到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相反，你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相对不重要的信息和互动上，看上去很忙，但你忙得毫无道理。
多任务处理者很难过滤掉不相关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信息已然变成分心的事物，变成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而不再是赋权的工具和解放的手段。
界限与无界
当下数字化生存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众多界限的消亡与新网络壁垒的形成——似乎看上去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
比如说，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打破了地理边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所有具有地理边界的主权者，都在不断试图将自己的边界加到互联网上。
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网络政策会因国家/地区而异，从而很有可能将全球互联网细分为一系列区域的、国家的甚至本地的数据网络。全球互联网濒临死亡。
前些年有人高唱的“距离的消亡”和“无边界的世界”等等，现在都证明是不存在的，距离没有消失，世界并未变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赛博空间出现的拉锯战——参与者努力实施自治，抵御外部强大力量的规制。有企图扩张控制的力量，就有寻求将控制最小化或完全逃离控制的尝试。
互联网也并没有造成原有社会的种种可见壁垒的瓦解，比如性别的、种族的、年龄的、教育程度等的壁垒，反而在互联网上制造了越来越深的群体隔膜。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我们欢呼它是一个平等的利器，因为它为草根力量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科技公司提供的的技术，越来越为精英服务。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加剧了他们嘴里一直说要替代的旧世界中最糟糕的部分。
除此以外，数据获取也成为无界的产物。平台方贪婪地掠夺一切数据，最后造成消费者如果不让渡自己对于隐私的权利，就没有办法使用平台的产品和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数字化生存的背后，也是个人在大平台控制时代的生存。
数字排斥与数字包容
由于网络的普及、智能手机的扩散，大部分位居主流社会的公众成为数字化体验的高度参与者。然而，数字化生存的加速也存在另一面，即部分社会成员因被互联网排斥在外而无法享受数字化利益。
众多服务被缺省设置为“数字化”，非网络用户因此面临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对一定人群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产生了影响，这一现象可以称为“数字排斥”。
少数被数字化排斥的群体，其排斥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年龄、教育、残障、收入、失业、地理位置以及文化或语言等因素。而那些已经处于社会或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要高出数倍。必须意识到，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数字排斥的反面是数字包容，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价格合理且可进入的数字设备和服务，以及拥有足够的动力、技能和信任，可以使用互联网追求并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成果。
实践表明，具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个人可以从中受益的主要领域包括：增加收入；更高的就业能力；更便宜的购物；改善沟通；以及通过在线服务节省时间。
数字排斥要求社会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应对措施，远远超出了仅仅增加硬件提供和支持水平，就可以假设任何“沟壑”都可被“弥合”的程度。如果仅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线学习、电子病历和电子政务服务，那么社会将朝着更大的不平等方向发展。
随着未来几十年的加速变化，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关键是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并为此采取急切有力的行动。
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
总体而言，技术带来的是正面影响，但这并不会改变一个现实：它使社会中的一些人生活变得更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变得更糟。
如何构建一种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更加包容的数字化社会，打造一种无门槛的、无排斥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以人性关怀的角度考虑进制度设计中，尊重每一群体在互联网时代的权益。
其次，数字化治理的全面推进带来了信用体系滥用、隐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疫情时代我们无比深刻地感受到，被保护的同时也是被监控，政府与平台对于公民信息的数据提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如何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同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如何订立互联网信任的边界，界定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建立一种基于多方的数字信任？这些都是在今天的数字化蓬勃发展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其本质在于，在技术的全面推进中，我们将人本身置于何种境遇。
尼葛洛庞帝说：
“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但神奇的是，在数字化日益决定我们的生存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却总是要想办法突破数字化的樊篱，维护作为人所特有的主体性，以保护自身权利不被侵犯，以保证自己仍旧是自由的个体。
回想海德格尔所说：
“ 当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已经被技术征服，等待着经济开发；当任何你喜欢的事，在你喜欢的任何地方，按照你喜欢的任何时间，以你喜欢的任何速度传到你这里；当暗杀法兰西国王的图谋与东京的交响音乐会可以同时被人‘经历’；当时间除了速度、瞬时性、共时性就不再是他物，而且作为历史的时间已从所有人的存在中消失不见；当一位拳击手被视为民族的伟人，当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大型聚会被看成一大胜利——然后，是的，然后，在这些骚动之上，那问题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我们：为了什么？——去向何处？——过后，又怎么样？”
这也是当代数字化生存的疑问。
胡泳：科技帝国的新伦理——重新思考数字化之四
Facebook效应
2010年，《财富》杂志高级编辑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出版了Facebook的企业传记《Facebook效应：看Facebook如何打造无与伦比的社交帝国》（The Facebook Effec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 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我应邀撰写了中文版前言，题目叫做：《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
是年，Facebook全球活跃用户数始破5亿（我自己2007年开始拥有Facebook账号，但并非活跃用户）。
对于一个当时仅有6年历史和1400名员工的社交网站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录。这里的活跃用户指的是在过去30天内访问过Facebook的用户。
事实上，“月活跃用户”作为一项互联网公司普遍看重的业务指标，正是Facebook增长团队率先予以推行的。还可以夸耀的是，注册用户有一半以上每天都登录Facebook。而且，用户平均每天在Facebook上花费1小时时间。在当年，这些都是极为惊人的数据。
我因此写道：Facebook是一种现象。它也许是历史上由完全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形成速度最快的团体。它也是迄今为止互联网上最大的分享网站。Facebook效应可以即刻集结一群同好，他们共同喜爱的可能是一则新闻、一首歌或是一个YouTube视频。当你将数亿用户的资料整合在一起，不仅了解他们住在哪儿，朋友是谁，还知道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在线上做什么，那么，你就不仅是在运营一家公司，而是在打造“互联网基因工程”。这项“基因工程”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通过信用点和虚拟货币，Facebook可能跨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又如，通过Facebook Connect，Facebook企图控制我们在网上的所有社交体验，其俄罗斯大股东将此比喻为“在世界范围内给人们签发护照”，这种护照指向的是一种全球公民身份。
这些都意味着，Facebook会超越仅仅一个“网站”，它把自己看作全球村里的城市广场，改变着我们对社区、邻里和整个星球的认识。
而一手打造这个城市广场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10年还是个总蹬着橡胶凉鞋、套着T恤衫和毛绒夹克的大男孩。二十多岁的他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却把哈佛集体宿舍的一个想法变成了一家惊天动地的公司。
他是如此少年得志，以至于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评价说：“我无法在世界历史上找到一个先例，这么年轻的人却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等一等，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所以，我接着写道，扎克伯格构成了另外一种现象。Facebook的创始人是一个哲学与实践的奇异混合体。
首先，他是一个“产品天才”。从一开始在哈佛寝室里敲敲打打，直到Facebook取得巨大的成功，扎克伯格始终希望能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体与用户互动的产品上，在他看来这才是Facebook的真正价值所在。他永远把产品管理当做自己的首要工作。“技术公司实际上是产品公司。许多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归结为你为你所服务的人群提供什么。”
其次，产品的背后是用户体验，而用户体验的背后是扎克伯格独特的经商哲学。柯克帕特里克有句总结很让人震动：“让网站有趣比让它赚钱更重要。这样的声明在Facebook不长的历史中始终掷地有声。”
扎克伯格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解释了Facebook为何不断拒绝大公司的收购要约。“我们不看重钱。对于我和我的同事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开放的信息流。成为一个大集团下属的媒体公司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主意。”
扎克伯格坚称自己运作Facebook为的是给用户提供一种服务，帮助他们过上更加开放和彼此互联的生活。所以他常常在公司里说，他的目标绝不仅是创造一家公司。一个不想创造公司的人却成就了一家杰出的公司，我们或许可以将此称为“扎克伯格悖论”。
《Facebook效应》倾力剖析了上面所说的两大现象。
然而，读完该书，有一个地方我很不解渴，正如我看完那部名为《社交网络》的电影之后也很不解渴一样。我希望了解更多扎克伯格的内心世界，这并不是缘于我有多少对名人的窥视欲，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是隐藏不得的。
Facebook为首的社交网络已彻底改变了互联网世界内外的人际关系定义，以及人们对隐私的理解和要求，甚至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
扎克伯格如此年轻，却如此有权力，全人类都有必要了解其商业哲学。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Facebook：一个商业帝国的崛起与逆转》（Facebook: The Inside Story）这本书。
扎克伯格想要创造并统治一种截然不同的互联网。如果说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想索引的是信息，他想索引的则是人们脑中所想。这样的计划要获得最好的运行，人们就必须愿意把更多的个人信息呈交给Facebook。
然而，有谁能够判定，扎克伯格对透明度与开放性的理解是不是过于简单和天真呢？他相信，如果人们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世界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
可是，对于许多人来讲，因透明而付出的代价是他们能够承受的吗？或者说，如果你不是扎克伯格那样的幸运儿和成功者，难道你也应该相信他所说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暴露？
阿里的镜鉴
过了一年，我在杭州的阿里巴巴第八届网商大会上，碰到了柯克帕特里克。
我们俩并排坐在一起，听马云激情四溢的演讲：“今天在互联网上、在商界，我们有很多东西看不惯，我们没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建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崇尚开放、分享、责任和全球化。几年以前我们提出新商业文明的思想，今天在互联网体系里面我们可以创建一种新的商业文明。”
柯克帕特里克震惊于马云那睥睨天下的气势，以及现场的网商对他近乎虔诚的顶礼膜拜。“我忽悠得很成功，点燃了很多人心中的火焰，我会一直忽悠下去。”“我们对挣多少钱兴趣其实不大，但是让那些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不作为的人不爽是我们很想干的事情。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我们对抢民营企业饭碗毫无兴趣，但是对摇晃一下国有企业兴趣极大。”
马云抛下战书：“也有人说我，你因为早干了八年，要是今年再干，我肯定把你干趴下。好，我把阿里巴巴拆成四个，你干，试试看，你干得过我，很好；如果干不过我，十年以后，我每家公司再拆成四个公司给你看看……十年后我会把很多事情和大家分享。”
听到这里，柯克帕特里克对我说：“我觉得马云比扎克伯格还厉害，因为他代表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
又过了三年，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创美股史上最大IPO。柯克帕特里克被PBS请到王牌的NewsHour节目上做点评嘉宾。
他评论道：“实际上，这么多西方人以如此高的价格购买这支股票，他们是在说，我们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因为，在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马云甚至说，他在整个历史上经营公司的方式就是：和政府相爱，但不要结婚。”
十年倏忽而逝。马云未能兑现当初的承诺，没人听到他分享的故事。
相反，在2021年4月，阿里巴巴迎来了曾经“相爱”的政府创纪录的182.28亿元罚单。而在大洋的另一边，当初被柯克帕特里克推崇备至的扎克伯格也遇到了大麻烦。
问题一直是问题
2020年，比柯克帕特里克更有名的科技记者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写了一本新的Facebook企业传记，甚至名字都和柯克帕特里克的那本不无相似（全打上了“inside story”的字样）。
书中写到了柯克帕特里克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两天后，对扎克伯格进行的一次炉边聊天式的采访。
他问扎克伯格，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否从 Facebook 动态消息（News Feed）里传播的虚假信息中获益。扎克伯格驳斥了这个想法：“我觉得，认为在 Facebook 上只占很小比例的假新闻以任何方式影响了选举，都是一个相当疯狂的想法。”
听到这个回答，柯克帕特里克并未就此对扎克伯格提出进一步质疑。当时利维在座，也没有觉得所谓“疯狂的想法”的评论有多么错误。
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人们对 Facebook 及其运作方式了解得越来越详细，扎克伯格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论反复道歉。
那些曾被 Facebook 吹嘘为其最宝贵成就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罪过。而曾经象征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扎克伯格，瞬时化身硅谷的达斯·维达（Darth Vader）。
转折点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
Facebook在散布虚假信息与仇恨偏见、数据隐私保护和滥用等问题上接连触礁，终于从硅谷偶像跌落凡尘，变成了一个处境艰难的Big Tech公司。对其泄露隐私的义愤甚至导致了一场广泛的“#DeleteFacebook”（删除Facebook）运动。
很多人对Facebook的反感，在各大科技巨头中是无与伦比的。但这并非毫无道理。
过去十年中，侵犯数据隐私的行为、诡异的政治广告政策，以及其他大量有问题的商业决策，都构成了人们厌恶Facebook的理由。
然而，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不当处理用户数据的孤例或某个单一的糟糕政策，而在于该公司屡次不当地处理用户数据和持续做出错误的政策决定。也就是说，Facebook最紧迫的一些问题一直是问题。
人消失了，只有数据
在哈佛，扎克伯格不过是个热爱编程的天才小伙儿，他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像MBA教科书通常所描写的那样开始创业的：构思商业计划书，绘制各种业务增长图表，研究市场利润趋势。
他们既没有做过市场分析，也没有撰写过行动纲要。也许正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装过那些有关何为好企业的教条，他们才做到了一门心思关注用户需求，最终催生了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商业帝国。
当然，如果事情纯属偶然，我们就要把一切归于命运了——Facebook闻名硅谷的“F8开发者大会”就巧妙地意喻着“命运”（fate）。
显而易见，就连命运也自有其必然性，比如，Facebook与Google，命中注定会有一战。
在Facebook崛起之前，Google的算法统治着互联网——遵循着严格而有效的方程式，对在线活动的每个字节进行语法分析，最后建立起一幅不带感情的世界网络地图。
然而，扎克伯格却预见到一个更加个人化、更富人情味的互联网，在那里，由朋友、同事、同伴和家人组成的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通过彼此披露各自的内心而建立互信和丰富人生，就像在线下一样。
扎克伯格将这种情形命名为“社交图谱”（social graph），用户通过这样的图谱寻找医生，了解最好的产品，或是雇用员工——这和Google搜索的冷静逻辑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这是对人类如何在网络中遨游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Facebook才是互联网的中心——换句话说，过往的那个中心要被无情地替换掉。
普遍认为，Google与Facebook对阵时有个不利的地方：Facebook与人息息相关，而Google关注的是数据。Google一直未能成为互联网社交风潮中的大玩家，尽管它十分渴望这样做。
其原因在Facebook董事会成员彼得·蒂尔（Peter Thiel）看来，在于Google的深层价值观出了问题，“Google的模型认为，信息和组织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事情。而Facebook的模型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蒂尔说得完全不对。Facebook关注的并不是人，而是不折不扣的数据。
商业模式的底层
看似不同的模型，导致了Google与Facebook在公司成败命运攸关的一个领域内的短兵相接：广告。
表面上看起来，两家公司井水不犯河水。毕竟，这两个网站为最终用户提供的服务目的完全不同。
一个是搜索引擎，另一个是社交网络。网络冲浪者使用前一种服务来查找特定信息，而另一种则用于与朋友、家人和专业同行进行交流，或者对于许多Facebook用户来说，是自我推广、编排日常生活并发布自拍照的场所。
要了解为什么Facebook成为Google唯一的真正竞争对手，就必须熟悉两家公司用来赚钱的模型。
正如大多数人所知，当有人使用Google地图选择两地间最佳行进路线时，它什么钱也没赚。同样，当用户登录Facebook并向全世界宣布他吃了什么早餐时，Facebook也不会赚钱。
Google和Facebook为绝大多数用户免费提供服务。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Google和Facebook每年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方式是向广告客户收取高额费用，以便将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展示在两家公司的大批用户面前。
每天，Google搜索者和Facebook发布者都为两个庞大的用户平台间接产生收入；其服务吸引的访问者越多，他们对广告客户的需求就越多，这可以转化为对广告客户收取更多费用的能力。
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Google凭借其AdWords主导了在线广告市场。鉴于Google在网络搜索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广告商通过向Google付费来吸引用户访问其网站，AdWords的模型是按点击付费（pay-per-click）。
Google在给定搜索字符串的赞助结果列表中显示广告客户的消息，并且该广告客户为每位用户对广告的点击付费。关键词越具有竞争性、越有利可图，谷歌对关键词广告的收费越高。
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Facebook意识到可以利用其数百万的每日访问者来竞争Google的广告收入。它启动了Facebook Ads计划，使广告商可以为自己的消息显示在用户的信息流中而付费。
Google的广告客户会根据特定的搜索字符串来定位用户，但在Facebook上做广告的公司则会根据其个人资料中的特定信息来定位用户。
例如，发布大量有关体育的讯息的Facebook用户可能会在其信息流中看到许多与体育相关的广告。这就是Facebook的定向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模式。
Google仍然是在线营销的领导者，但Facebook正在大步向前。从2019年Q2季度财报来看，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广告收入为326亿美元，Facebook为169亿美元。
许多广告商选择投靠后者，认为Google的推广成本过于高昂，其模式也不再具有吸引力。
虽然一连串的搜索引擎竞争对手都被Google成功击退，但来自搜索世界之外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步伐进入市场。
两家的较量集中体现在移动上：Google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它的核心业务——移动搜索——依然强劲，占据了96%的市场份额。而在Facebook169亿美元的广告中，移动广告收入为156亿美元，占总广告收入的94%，足以说明移动广告对Facebook的重要性。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移动视频广告创收比例持续攀升，目前已占到其视频广告的50%以上，很多品牌都在开发让用户看得停不下来的视频内容。
像Facebook、Snapchat或Pinterest这些能够长时间吸引用户的服务，将很可能在网络广告市场占据统治地位。当然，Google可以凭借YouTube抵挡上一阵子。
操控用户的注意力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广告是Facebook称霸的利器，但也直接导致了它今日的困境。
Facebook的商业模式取决于广告，而广告又取决于操纵用户的注意力，为的是使他们看到更多广告。操纵注意力的最好方法之一是诉诸愤怒和恐惧，这些情绪可以提高参与度。
Facebook的算法给了用户想要的东西，所以每个人的动态消息都成为独特的现实，一个过滤气泡，它制造了一种幻觉，即大家都相信同样的事情。
只向用户展示他们同意的帖子对Facebook的盈利有好处，但它也增加了极化，破坏了共识，并最终损害了民主。
为了满足其人工智能和算法的需要，Facebook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收集数据。没过多久，Facebook就开始监视所有人，包括不使用Facebook的人。对用户来说，不幸的是，Facebook并不能保护其所搜集的数据。它会拿这些数据做交易，以获得更好的商业结果。
虽然用户数量和驻留时间都因此而不断增加，但是Facebook要靠另一项创新带动广告业务获得巨大成功。
从2012年底到2017年，Facebook完善了一个新的想法，即所谓的“增长黑客”（growth hacking）——不断试验算法、新的数据类型和设计，以数据来衡量一切。
增长黑客使Facebook能够有效地将其数据海洋予以货币化，以致增长的指标屏蔽了所有其他的考量。
在增长黑客的世界里，用户只是一个指标，而并非活生生的人。用户的每一个动作都让Facebook更好地了解用户自身以及用户的朋友，它因此得以得以每天都在用户体验方面做出微小的“改进”，也就是说，在操纵用户的注意力方面做得更佳。而任何广告商都可以购买这种注意力。
Facebook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泡沫之中。扎克伯格一直认为，连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以至于可以为之采取任何必需的行动。
扎克伯格和他的员工深信他们的使命是崇高的，因此他们倾听批评但却从不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对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回应都与当初问题被制造出来的路径惊人地一致：更多的人工智能，更多的代码，更多的短期修补术。
好的意图真的很危险？
2009年，在Facebook成立五年之后，扎克伯格觉得有必要认真地对公司的价值观进行一番总结。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的部门经理最终向扎克伯格提出了公司的四条核心价值观，分别是：
专注于影响。
大胆。
快速行动，破除陈规。
开放。
扎克伯格对这四条都很满意，但他坚持加上第五条：打造社会价值。前四条是公司内部准则，而第五条强调了Facebook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具体而言，社会价值对扎克伯格意味着，Facebook的存在是为了让世界更加开放和互联，而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家公司。
在《Facebook效应》一书中，柯克帕特里克曾经提问：驱动扎克伯格的是什么呢？然后他回答：在扎克伯格的常见词典中，有这样一些词汇：开放、透明度、信任、联系、分享。
听上去很美好。然而系统思维告诉我们说，好的意图真的很危险。你可以有非常好的意图，但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它们可能会适得其反。
扎克伯格不无惊讶地发现，赋予人们建立社区的力量，有时会与拉近世界距离发生冲突。
事态的发展是无情的。扎克伯格原来说，他相信没有隐私，世界会变得更好，然而我们已然看到社会为他的愿景所付出的代价。人们的私密信息可能被怀有恶意的人员广泛使用，以之操纵众人的政治见解、知识习惯和消费方式。Facebook将数据（相当于内在自我的X射线）变成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商品交易。
还有，Facebook的使命一度是“使人们有能力分享，令世界更加开放和彼此连接”（To 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share and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这一使命假设只要实现了这两点，自然会产生有益的结果。
然而，从最近的现象来看，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上述假设，例如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当时他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都输了，而在关于社交媒体参与度的大多数指标上均获胜。更多的分享和连接造成的却是更大的分裂。
为此，2017年6月22日，扎克伯格宣布，仅仅连接世界还不够，Facebook的新使命是“使人们有能力建立社区，令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build community and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此前，在一封题为《建立全球社区》的公开信中，他承认了公司的旧使命的盲点和所造成的严重缺陷。他说，展望未来，公司将考虑与人建立联系后会发生什么，并设法更好地管理这些影响。
扎克伯格写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Facebook上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展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使人们有能力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全球社区。”
扎克伯格在总共5800多个单词的信中提到“社会基础设施”14次，但却从未完全描述它是什么。他称公司会采取更多措施来消除虚假信息，同时花很大篇幅讨论了社交平台导致群体极化的方式。“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并且我们失去共识，那么即使我们消除了所有虚假信息，人们也只会强调不同的事实，以适应他们的极化观点。”
扎克伯格终于承认了关于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人们分享了更多的信息，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家也分享了理解，也不意味着人们越来越紧密了。
Facebook的挑战是如何发挥社区潜力，帮助持有各种背景和观点的成员通过建立共识发生联系。这将有助于人们以新的视角参与进来并意识到不同的问题，令个人有足够的“带宽”向外看，超越狭窄的环境和心态，将在线社区的活动转化为现实世界的进步。
扎克伯格需要更多的灵魂探索
Facebook被迫转变，而扎克伯格对网络世界的认识也似乎在发生180度大转弯。
2019年3月，扎克伯格在一则帖文里说：“当我思考互联网的未来时，我相信以隐私为中心的交流平台将变得比今天的开放平台更重要。隐私使人们能够自由地做自己，并更自然地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们建立社交网络的原因。”
这还是同一个扎克伯格吗？在2010年他曾信誓旦旦地说，隐私不再是一种社会规范。怕就怕的是，这可能并不是扎克伯格对隐私的重新评估，而只是一种面对可能的高昂成本和严厉监管而不得不实行的公司防御。
按照扎克伯格指出的新方向，Facebook将推动用户转向即时通信服务，而远离时间线上的信息流。这些服务将获得端到端加密（由Facebook决定端点在哪里），并且帖子将越来越多地发布在临时故事而不是永久内容中。
然而，抛开那些宏大的美好社会的叙事，我们也不难窥见Facebook转型中扎克伯格的精明算计。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上用户的隐私，还有公司的利润率。
首先，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之间的数据合并，将使反垄断机构更难将它们视为彼此独立的实体并进行拆分。
其次，关于交流应该更多地在“起居室”而不是“市政厅”内进行的建议，是为了解决Facebook作为发布平台的问题，包括对内容审核、宣传活动和“假新闻”等令人望而生畏的管理难题。
如果把当前的社交网络广播模式推入一系列封闭的房间，则可能更易于控制。扎克伯格的新设想对于Facebook可能滥用个人数据创建广告市场这个紧要议题只字未提。
由于许多原因，Facebook当前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它被指责破坏了民主，毒害了严肃新闻；最糟糕的是，它被拖入了公众的视野，用户突然意识到：Facebook通过收集和售卖大量个人信息建立了庞大的广告业务，而事实证明，它的业务已对隐私、选举甚至用户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
Facebook现在承诺将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将更加透明，但是，它如何既做到如此，又保持业务的持续繁荣呢？
新的事态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令Facebook的神话烟消云散。它也向扎克伯格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Facebook的使命到底是出于道德考量还是生存本能制定的？
在此问题上，恐怕扎克伯格需要更多的灵魂摸索。哪怕Facebook实现了其公司目标，对它的20多亿用户又有什么益处呢？世界上的人们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了吗？组织起来以后，又可以做些什么？Facebook是基于人们分享个人信息并牺牲隐私的决定而建立的。但至今为止，它没有能够有意义地解释它所带来的回报的价值。也许它最终不能？
彼得·蒂尔在强调Facebook可以帮助世界上的人自我组织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在我看来，对好的全球化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对技术保持了掌控，而不是相反。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可以说在一切方面，公司的价值都源于一个理念：人是最重要的。”
这段话在今天听来充满了讽刺，因为对于扎克伯格领导下的Facebook来说，人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她是个行动的数据体。
大型科技公司的存在危机
全球互联网的风向都在变。Big Tech一向以为自己是商业中的另类，生来就有所不同。它们的信条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让人想起通用汽车公司CEO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那句著名的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对美国有利。”
只不过大科技平台把美国替换成了世界。然而，经历数年的丑闻，互联网的乱象就连科技公司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一向我行我素、你奈我何的Big Tech发现，自身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存在危机，所以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竟然都出来呼吁：现在是政府介入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时候了。
对于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硅谷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大的反讽。
就Facebook而言，它关于开放和互联世界的豪言壮语现在已无人相信，公众认为自己看清了这家公司的真面目：一个逃避责任、让用户沉迷于其产品的数据饥渴型公司。
即使在这些公司的内部，员工也疑虑重重。例如，Facebook的内部调查显示，认为其产品对世界有积极影响的员工仅仅勉强过半。
人们开始怀疑，扎克伯格确实关心将人们聚集到一起，但那只是第二位的。他的公司的行为始终表明，让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但远不如为自己和投资者尽可能多地赚钱来得更重要。他丢弃了“让网站有趣比让它赚钱更重要”的初衷，扎克伯格悖论不复存在了。
如果有什么是可以从Facebook的价值挫折中汲取的教训，恐怕突出的有两条：
第一，公司宣称的价值观与其实际奉行的价值观必须保持一致。
任何具备自尊的组织都会宣称自己有一套指导其运作的价值观。但对于一些组织，很多价值观不过就是一组随意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用来安抚监督者，或是应付媒体。好的组织则以诚意和意义来制定它们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在任何时候都被付诸实践。
第二，公司的价值观必须超越赚钱，而建立在更高的使命感之上。
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总是仰赖经商技巧和经营才能。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把你的旗帜插在地上，上面写明：“我支持某一社会目的”，并始终坚持你所相信的。事实证明，将企业创始人与社会目的感联系起来的深层意义的工作，构成了竞争优势的来源。强大的创始价值观真的可以推动成功。
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科技公司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是，社会文化允许它们大量尝试新事物。公众忍受这些公司傲慢的言辞、过分的做法，法律也普遍对其持宽松态度，为的是换取对现状进行革新的创造性想法。
但是，一旦公众发现，这是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不受约束的创新带来的是不受控制的疯长的阴影，社会的反弹将格外强烈。
对企业切实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需求，只会在未来的动荡中增长。关心公众、社会以及他人的整体观念，应该成为Big Tech的一种新伦理。
（注：《Facebook：一个商业帝国的崛起与逆转》，史蒂文·利维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第1版）
胡泳：技术并不中立，而有特定目的——重新思考数字化之五
技术的方向性与中立性
在技术问题上，除了常见的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人们往往还会产生两种想法。
一类人认为技术具有方向性——它会改变它所触及的文化。此处的方向性是指，技术使一种文化能够朝着它本来无法去往的方向发展。
另一类人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他们批驳第一类人提出的说法，相信我们看到的变化是由于文化内部的力量而不是技术造成的。
有很多例子可以为技术确实改变了文化这一论点作辩护。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印刷机。印刷机在欧洲发明后（特指实用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机），引起了书籍和学问的广泛传播，破除了知识垄断，引发了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早期的现代时代。
另一个例子是时钟，它最初是由天主教的修士们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一天七段的祈祷仪式作精确的计时。但这一技术最终导致工厂工人遵循规律的工作时间，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修士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钟表不仅是一种计时的工具，也是一个整合和控制人类行动的手段。
然而，主张技术中立的观点会认为这种历史叙述是对这类事件的曲解。印刷机和钟表都是在中世纪欧洲之前很久就在中国被发明出来。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产生现代科学或资本主义。那些认为技术保持中性的人指出，潜在的文化信念和社会实践是造成变化的原因，而非技术本身。
钱存训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一书有一个结论：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虽然相似，但其影响并不相同。
在西方，印刷术的使用，激发了欧州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进了民族语言及文字的发展，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在中国，印刷术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存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因此，印刷术与科举制度相辅相承，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坚固基础。
为了使技术改变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中的人们必须选择使用它。这种选择可能是糟糕的，也可能是明智的，但选择是关键。
人类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涉及从若干选择中做出不同的权衡。每个可能的选择都会产生好的和坏的结果。作为人类，我们必须权衡每一种选择的利弊，以决定哪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选择。
技术看上去为我们增加了新的选择。在印刷术之前，阅读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可行选择。在时钟之前，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毋需考虑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以及在固定时间里生产出某种东西。
然而，随着技术的引入，新的选择就出现了。任何技术都是这样，无论是现在我们使用的汽车、电视、手机，还是尚未发明的未来技术。
不过，人类经常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吃明知对自己有害的食物。我们浪费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与那些明显不听的人争论。我们也经常做出我们知道一定会后悔的错误选择。
在决定是否使用某项技术时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也确实拒绝使用技术，但我们其实不一定会对如何使用以及何时使用技术做出好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中性的，因为它只是提供了选择机会，而没有强迫任何人去做出选择。不同的人，进而不同的文化，会对技术的用途做出不同的选择。
然而，也可以认识到，技术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中立，因为它是有方向性的，它通过增加选择或者改变过程而指向某种特定的方向。
比如，相信技术中立的人提出的经典说法经常包括：“枪不杀人，是人杀人”，或者，“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关键看拿在谁手里”。
枪支的确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用途——比如把它用来做镇纸——但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不是人们拥枪的原因。枪支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开发的，我们一般是按照这一目的来使用它。
一种技术的可能使用范围并不是无限的。从理想用途的有限范围可以透视发明者的价值观——枪不是镇纸，而是用来杀人的好工具。当用于它的预期目的时，它相当有效。
我们能相信发明者对其创造的东西没有道德义务的说法吗？当美国人谈论枪支时，可以合理地解释枪支的必要性，以及个人如何拥有持枪的权利，并由此做出自己的选择。
然而，枪支的设计就是为了杀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项技术不是一个中立的产品，它从来都不是。
发明者和设计者偏好价值中立
“枪不杀人，人杀人”，代表着价值中立论的认知，即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可以归于某种技术，只有在人使用技术时才出现价值问题。
也就是说，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而使用它的人是不中立的。如果一项新技术问世，无论是枪支还是智能手机，造成了或好或坏的影响，那是由于好人或坏人造成的，而无关技术本身。
价值中立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论证来展开：
首先，价值难以检测。技术要想包含或体现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可识别的，但现实中很少是这样。
其次，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工具只是在被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所拥有时才具备价值，所以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的价值体系。而这一体系还会随着人或环境发生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价值取决于用途。人的行为的成果、结果、后果才有价值，由此，价值体现在最终使用者身上而不是所依赖的工具上。
一把刀只是一把刀，是一个中立的物品，有人用它来削水果，有人用它从背后捅人，只有在使用时才可以说到道德价值。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最终使用者需要对技术的道德使用负责。是他们的欲望、需求和目标决定了技术的使用方式，从而也就决定了技术的价值。这种论证表明，我们不能责怪枪支射杀了人，哪怕它的确让射杀这事变得更轻易了。
价值中立论者把技术视作纯粹被动——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什么也不做。然而，技术自己不做事，并不能说明它的中立性。仅仅因为枪需要人去扣动扳机，它就是中立的吗？
枪仍然是一种人造物，会通过降低杀人的难度而鼓励这种行为。例如，根据反枪团体的说法，如果家里有枪，人们更容易自杀或对家庭成员实施暴力。涉及枪支的事故也很常见。因此，似乎很难仅凭枪支的被动性来证明枪支的中立性。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一般的技术。
所有技术发展都有共同的特征。首先，技术对象是独一无二的，它们被设计成以一种特殊和有限的方式发挥作用；其次，技术对象与它们的环境交织在一起， 它们以独特的方式与现实相互作用。
由于技术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构建的，因此，在这些目的的方向上，技术通常更容易使用。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企图选择和修改技术，但是受制于人造物的物理现实和相关社会系统的惯性。
不难明白，价值中立论给了发明家和工程师等很大的帮助，似乎免除了他们对自身发明物所引发的不良影响的责任。它也隐含着应保持自由市场和开放创新的政策预设。百花齐放，群雄竞逐，让技术的人类使用者来决定后果。
问题是，所有的技术都是由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决定的。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人造物有政治吗？》一文中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
纽约的林园式大道，立交桥的离地间隙被有意设计得很低，使公共汽车无法在这些道路上行驶。于是，平常使用公交出行的贫民和黑人就被拦在了外面，而拥有汽车的白人却能够利用这些大道自由地观光和通勤。桥梁建筑看似中立，事实上可以通过技术配置对社会秩序施加影响，正反映出设计者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
温纳提醒我们注意，包括人造空间在内的技术物本身“固有”其政治性。
如果把技术的最终目的视为是为了全人类或部分人类的利益而开发资源，那么，技术就具有非中性的属性。如果技术以某种方式使人们受益，或对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有利，那么它们就不是中立的。
事实上，根据这个定义，中立技术的概念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技术发明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发明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效应。技术的后果就是这样难以预料。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面对新的技术，哪些人是赢家，哪些人又会成为输家，是一件连上帝都无法知晓的事情。
总体而言，技术为人类带来的是正面影响，但这并不会改变一个现实：它使社会中的一些人生活变得更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变得更糟。
人工智能终结价值中立
主张“枪是中性的，而人不是”的一派还会遇到一个麻烦。枪支也许不会自己杀人，但它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被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一点已如上论。但现在请考虑一下这件事：自主武器系统的确可以自己杀人。
说技术没有偏向性，或者说它并不体现某一套价值，显然是误导性的。但为什么这么多人着迷于价值中立论呢？
原因在于，价值中立性是一种诱人的立场。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技术都是人的能动性的产物。为了使一项技术得以存在，并对世界产生影响，它必须是由人类构思、创造和利用的。
在人类和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对偶关系。这就意味着，每当要评价某项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时，总会有一些人分享赞美，而另一些人则群起指责。
由于我们习惯于赞美和指责我们的同胞，所以很容易把一项技术的好处或坏处，直接归因于人类使用者的可赞或可责的行为/偏好。我们的想法是，在很多情况下，技术本身的好坏并不能怪罪于技术，而是要怪罪于人。
但是请注意，我上文强调了“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突然，我们发现，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可以令技术不再价值中立：让技术自己拥有能动性。
设想一下，如果技术发展出自己的偏好和价值，并采取行动在世界中追求它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有关人工智能的巨大承诺（同时也是恐惧）是，它将导致某些技术形式产生自己的意志。一旦我们拥有了完全能动的智力代理人，价值中立论可能就丧失了它以往的诱惑力。
存在两种人工智能哲学。
一种主张人工智能需要成为一种公正的、完全透明的技术，它的决策能力完全依赖于逻辑，而不反映人类所表现的任何偏见和偏好。第二种预期人工智能可能会表现得像人类，因此难以避免人的身上存在的一些固有偏见。
不过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工智能。这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会从我们给它的任何东西中学习。这意味着决策的质量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
但训练数据很可能是不完整的、不具代表性的，或许继承了之前决策者的偏见，也可能只是反映了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偏见。在现实中，偏见就像一种病毒，会传播和复制。人类的偏见被转移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中，主要是通过被喂养的用以训练的数据。
人工智能工具的发明者和设计者，很难再以价值中立为自己开脱：这些工具很容易被应用到道德上有问题的实践中，由于其不可捉摸性，也很容易被滥用，甚至被具有良好意图的从业者滥用。
计算机视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让人可以轻松地使用无人机图像绘制街区的技术进步，也可以令权势者有能力追踪人们在世界各地移动时的脸。如果你正在研究人脸识别技术，思考这一技术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所创建的模型是难以被真正理解的。然而它却变成了一把强大的锤子，当你拿着它时，一切都开始看起来像钉子。
数据科学家很容易认为，他们可以随便涉足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然后用一个训练有素的神经网络来解决它，比如所谓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云计算企业对智慧城市的演示，脑海里却总会闪过“大数据傲慢”这个词。像福楼拜这样的作家是这么看待城市的：对他来说，城市是人类相撞的地方，个人发现自己的无序是神圣的。而现在，数据科学家却企图把城市纷杂迷人的一切都纳入一个模型。
他们忘记了，模型的设计本身就可能引入偏差。从算法的角度来看，偏差可以理解为过度简化。模型可能过于僵化，因此无法把握数据的基本趋势和复杂性。
然而，它们还可能对微小的波动非常敏感，以至于它们在捕捉信号的同时，也捕捉到了大量的噪音。
问题在于，偏差不仅会传递给算法，而且还会被放大。当有偏见的机器学习算法创建新数据，并作为其持续训练的一部分重新注入模型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当有偏见的算法作为自动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每分钟进行数百万次预测时，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实际是将偏见重新带入现实世界，并规模化地运行。
集体行动与延迟满足
对价值中立性的批判，还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展开。
哲学家大卫·莫罗（David Morrow）提出了一种尝试性论述。他认为，技术并不总是价值中立的，缘于它们改变了某些选项的成本，从而使得集体行动问题或理性选择错误更有可能发生。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了解了这个论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要充分区分技术的价值中立和价值负载是多么困难。
莫罗首先假设人类在做决策时遵循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人类存有偏好或目标，他们的行为是为了使自己的偏好或目标满足度最大化。
这意味着他们在做决策时会遵循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某项行动的成本超过了它的收益，他们就会倾向于转到其他更有利的行动上。
相应地，技术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降低某些行动的成本（或使得以前不可能的行动成为可能，负担不起的行动得以负担）。人们发明技术通常是为了能够更有效、更快速地做事。
交通技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火车、飞机和汽车都有助于降低个人旅行者的长途旅行成本。成本的降低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
可是，技术虽然改变了行动的成本，但技术的好处却不是均匀分布的。它们可以降低一些人的成本，同时提高另一些人的成本。
兰登·温纳再次提供了一个精准的例子。温纳研究了西红柿收获机对大农和小农的影响，发现它主要使大农受益。他们买得起这些机器，收获的西红柿比以前多得多。这增加了总的供应量，从而降低了每颗西红柿的价格。
这对大农户来说仍然是净收益，但对小农户来说却是重大损失。现在，为了获得同样的收入，他们不得不以更有限的技术收获更多的西红柿。
莫罗的论点是，技术通过降低成本，可以使得某些选择对最不在乎体面的人更具吸引力。他举了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集体行动问题。人类社会长期被集体行动问题所困扰，即在可以选择“合作”或“背叛”同胞的情况下，当背叛的利益大于合作的利益，个人就会选择背叛。
过度捕捞就是如此。某一地区的鱼群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共同资源，如果当地的渔民每年捕捞有限的配额，就可以分享这种资源；而如果他们过度捕捞，鱼群可能会崩溃，从而剥夺了他们的共同资源。
问题是，很难执行配额制度（以确保合作），个别渔民几乎总是被激励过度捕捞。技术可以通过降低过度捕捞的成本转而加剧这种情况。
毕竟，如果你仅仅依靠一根鱼竿，过度捕捞是相对困难的。现代工业化捕鱼技术使得挖开海底、刮取大部分可利用的鱼类变得更加容易。因此，现代捕鱼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加剧了集体行动问题。
另一个是延迟满足问题。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着决策，必须在短期和长期回报之间做出选择。很多时候，长期回报大大超过短期回报，但由于人类推理的怪癖，我们往往会忽略这种长期价值，而偏重于短期回报。
这对个人（如果评估整个的人生跨度）和集体（如果社会上没有人考虑长远，就会侵蚀社会资本）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莫罗认为，技术可以通过降低即时满足的成本，使我们更难以优先考虑长期回报。
今天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对莫罗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有深刻的体会。比如，经常因为被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短期回报所吸引，而失去了从长远来看本应去工作的宝贵时间。
莫罗还认为，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即时满足的诱惑，也会加剧集体行动问题。
最后，我想特别指出，如果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那么它的非中立性就有理由在两个方向上发挥作用。
技术会使我们偏向于坏的方面，但它当然也可以让我们偏向好的方面。技术可以降低监督成本，从而使合作协议更容易执行，并防止集体行动问题。同样，技术可以降低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从而使其更容易被广泛分配。
无论如何，技术是其创造者的偏见和目标的反映，技术的使用可以带来特定的目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我们要在信息时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胡泳：我们是如何被代码所统治的——重新思考数字化之六
代码：当今世界的神奇渊源
有关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历史剧情片《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中，看到那台名叫克里斯托弗的机器破解Enigma那一瞬，忍不住热泪盈眶。有时候，被世界所遗弃的人，才能成就意想不到的大事。
影片最后在一段画外音中结束：“他的机器从来没有臻于完美，但它导致了一整套有关‘图灵机’的研究。今天我们把这样的机器叫做‘电脑’。”
从镰刀到蒸汽机，人类总是企图利用技术控制我们周边的世界。然而，要说到对环境的塑造，恐怕没有哪一种机器比电脑更有力。而令电脑如此强有力的东西是代码。
代码，简单地说，是一套由单词和数字组成的规则或者指令。把这些单词或者数字按照合适的顺序排列，就可以命令电脑为人类做事情。可编程的代码千变万化、极其灵活，无论是游戏还是太空飞船都能指挥自如。个体的天才创造力、被需要所驱使的发明以及人类了不起的想象，共同造就了代码。
从远古时代，人类就开始把玩代码。但里程碑是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用简单的0和1造就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目前在德国图林根，著名的郭塔王宫图书馆（Schlossbibliothek zu Gotha）内仍保存一份莱氏的手稿，标题写着：“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今天所有计算的基础都来自二进制。
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一个世纪之后，法国织机工匠约瑟夫·雅卡尔（Joseph Jacquard）在他发明的自动蒸汽动力织布机上，考虑一种由一组卡片控制的装置来机械地织出任何纹样。该控制装置由硬打孔卡和吊钩组成。每个孔的位置对应一根经线，根据打孔或不打孔决定提起或不提起经线，并交织一次。不同的打孔卡会令织机织出不同的花纹，因而，卡片构成了对织机的指令——这和现代计算机程序的工作方式完全一致。
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认为同样的打孔卡可以用来输入数字，以及有关如何处理这些数字的指令，因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的计算机器。
他的工作成就了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她是位女性，而且是拜伦（Lord Byron）之女。埃达·洛夫雷斯（Ada Lovelace）是位数学家，也是穿孔机程序创始人。她建立了循环和子程序概念，为计算程序拟定“算法”，写作了第一份“程序设计流程图”。在184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埃达认为机器今后有可能编曲、制图和实现各种更复杂的用途，这是十分大胆的预见。
19世纪末，美国的人口普查造成了一个管理上的噩梦：不得不用8年时间手工输入每个公民的资料。人口普查部门的一位职员赫曼·霍勒瑞斯（Herman Hollerith）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把每个人的资料以编码方式输入穿孔卡中，利用新的电力技术把一排排针压入卡片，将形成的电路予以记录。
霍勒瑞斯将自己的发明商业化，日后发展为赫赫有名的电脑公司IBM。如果说图灵生后享有“计算机科学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的美誉，可以说，霍勒瑞斯就是“大数据之父”。
1971年，英特尔公司发布世界上第一枚商用芯片；加州硅谷的家酿电脑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里，那些狂热的爱好者们很快围绕芯片开始开发软件和打造个人计算机。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开发了第一代苹果电脑，而同时代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则开创了软件产业。
随后，电脑在创意产业、金融产业、制造业和科研领域等一路攻城略地。直到1990年代，人们又把个人电脑联结成网，电脑终于不仅仅被视为完成指定任务的工具，也成为分享和协作的利器。再往下的故事，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等，我们毋需多言了。
就像17世纪的农民、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二战以后崛起的办公室白领一样，程序员渐渐成为下一个大规模职业。
编程的终结与机器学习的兴起
由于计算机的飞速发展，编程的要求和种类也日趋多样，由此产生了不同种类的程序设计员，每一种都有更细致的分工和任务。现今，程序设计员可以指某一领域的编程专家，也可以泛指软件公司里编写一个复杂软件系统里某一块的一般程序员。
与此同时，程序自身也在变化。
在计算机发明之前，大多数实验心理学家认为大脑是一个不可知的黑匣子。不错，我们可以分析对象的行为——打铃，狗就会分泌唾液，但是思想、记忆、情感？这些东西晦涩难懂，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因此，这些自称的行为主义者，将他们的工作局限于对刺激和反应、反馈和强化、铃声和唾液的研究。他们放弃了去尝试了解大脑的内部运作，统治了这个领域四十年。
然后，在1950年代中期，一群叛逆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信息理论家和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对大脑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人不仅仅是条件反应的集合。
他们吸收信息，对其进行处理，然后据其采取行动。他们拥有一个用于写入、存储和调动记忆的系统。他们通过逻辑形式语法进行操作。一言以蔽之，大脑根本不是黑匣子，而更像是一台计算机。
所谓的认知革命起步甚微，但是随着计算机成为心理学实验室的标准设备，上述想法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到1970年代后期，认知心理学已经推翻了行为主义，随着新范式的出现，我们拥有了一种谈论心智生活的全新语言。
心理学家开始将思想描述为程序，普通人谈论将事实存储在他们的记忆库中，而管理专家则对现代工作场所中的心智带宽和处理能力的局限感到担忧。
这个故事不过是上一次心智革命的重复。随着数字革命席卷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也渗入了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关于事物运作方式的更深的、更基础的理论。技术总是这样做的。
在启蒙运动中，牛顿（Isaac Newton）和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启发了人们将宇宙视为一架精致的时钟。在工业时代，宇宙成了带有活塞的机器——就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动力学思想也是从蒸汽机的热力学中借来的。而到了今天，宇宙变成了一台计算机。
仔细考虑这一点，会发现它是一个从根本上让我们变得更强大的想法。因为，假如世界是一台计算机，那么人就可以对世界进行编码。
代码是合乎逻辑的。代码是可以入侵的。代码即命运。这些构成了数字时代生活的核心原则，也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随着软件吞噬了世界（风险资本家马克·安迪森语），我们已经让机器环绕我们自身，这些机器将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转换为数据，汇聚的原材料可供大量使用代码的工程师操纵。
我们已经将生命本身看作是由一系列可以被发现、利用、优化甚至重写的指令所控制的东西。
公司使用代码来了解我们最亲密的关系；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甚至暗示可能存在“一种基本的数学法则，它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人与人的关系又支配着我们所有人挂念谁和关心什么”。
2013年，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宣布，在对人类基因组进行解码的十年后，他开始编写允许他创建合成生物的代码。
文特说：“越来越明显，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知道的所有活细胞都是由DNA软件驱动的生物机器。蛋白质机器人执行着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软件的变化而发展出来的精确生化功能。”
甚至连励志书都坚持说你可以破解自己的源代码，对爱情生活、睡眠常态和消费习惯进行重新编码。
在这个世界上，编写代码的能力已不仅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且还成为一种授予内部人身份的语言。他们可以使用在更机械的时代被称为力量杠杆的东西。
未来学家马克·古德曼（Marc Goodman）写道：“如果你控制了代码，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这就是等待我们的未来。”在《彭博商业周刊》上，保罗·福特（Paul Ford）说得稍微谨慎一些：“就算程序员不控制世界，那他们也运行着运行世界的东西。”
你不是编程精英，可能连手机设置也搞不好，那么，是不是就只有被统治的份了？切莫慌张。我们的机器现在开始说另一种语言，即使是最好的程序员也无法完全理解。
在过去几年中，最大的科技公司都在积极推行一种被称为“机器学习”的计算方法。在传统编程里，工程师编写明确的分步说明供计算机遵循。
而到了机器学习阶段，程序员无需使用指令对计算机进行编码，而是训练计算机。比如，如果你想教一个神经网络来识别猫，不是告诉它寻找腮须、耳朵、毛皮和眼睛，而是向它展示成千上万张猫的照片，最终它就能解决问题。万一它将狐狸错误地归类为猫了，怎么办？要是过去，程序员就需要重写代码。而现在，你坚持继续训练。
这种方法并非刚刚开始，只是最近变得更加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兴起，大规模分布的计算系统模仿了大脑中神经元的多层连接。
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机器学习已经在为我们的在线活动提供各种强大的支持。Facebook用它来确定新闻中出现哪些故事，Uber用它来实现拼车，而Google Photos用它来识别面孔。机器学习运行微软的Skype翻译器，可将语音实时转换为不同的语言。自动驾驶汽车利用机器学习来避免发生事故。甚至连Google的搜索引擎（多年来一直是人工编写规则的重镇）也开始依赖于这样的深度神经网络。
2016年2月，该公司起用机器学习专家约翰·詹南德雷亚（John Giannandrea）出任搜索主管，并启动了一项重大计划，对其工程师进行新技术的再培训。秋天，他告诉记者：“通过建立学习系统，我们不再需要编写这些规则了。”
然而这正是问题：依靠机器学习，工程师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计算机是如何完成任务的。神经网络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透明和难以理解的。
换句话说——你猜对了——它是一只黑匣子（就像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眼中的大脑）。随着这些黑匣子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日常数字任务的责任，它们不仅将改变我们与技术的关系，还将改变我们对自己、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看法。
从上帝到训狗师
《连线》杂志网站总监杰森·坦兹（Jason Tanz）写道：“从旧的角度看，程序员就像上帝，制定着着控制计算机系统的法律。而现在，他们就像父母或驯狗师。正如任何父母或者狗的主人可以告诉你的那样，他们由此就陷入了一种神秘得多的关系。”
不仅训练的性质是神秘的，连结果也是神秘的。
这意味着编程的结束、AI的开始。当工程师探究深度神经网络时，他们窥见的是数学的海洋：大量的多层微积分问题，通过不断推导数十亿个数据点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有关世界的猜测。
神经网络没有符号或规则，只有数字。这让很多人感到疏离。然而，不可解析的机器语言的含义不只是哲学上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学习编码一直是获得可靠就业的最确定途径之一。对于所有将孩子在课后赶到编程班的父母来说，他们是在为孩子的未来打算。
现在，由擅长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运行的世界将需要不同的劳动力。由于机器使旧技能变得无关紧要，分析师早就开始担心AI对就业市场的影响，预计程序员用不了多久就会体会到睡不着觉的感觉。由此，工程师的定义也将被改写。
当然，仍然必须有人训练这些系统。但至少现在，这还是一项稀缺的技能。它既需要对数学的高度理解，也需要对教学的输入输出具备直觉。
谷歌的DeepMind AI团队负责人德米斯·哈萨比（Demis Hassabis）说：“它几乎像一种艺术形式，即怎么把这些系统最大程度地动用起来。世界上只有数百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就是这么少的一些人，已足以在短短几年内改变技术行业。
无论这种转变的专业意义如何，其文化后果将会更大。如果人工编写软件的兴起引发了我们对工程师的热爱，并且人们最终可以将人类经验简化为一系列可理解的指令，那么，机器学习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运行宇宙的代码可能逃脱人类的了解。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当Google在欧洲面临一项反托拉斯调查、指控该公司对其搜索结果施加不当影响时，这样的指控将很难被坐实，因为就连公司自己的工程师也无法确切说明其搜索算法的工作方式。
将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性的大爆炸。事实证明，哪怕简单的算法也可以促发不可预测的紧急行为，混沌理论正是这么认为的。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网络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其功能也越来越复杂，代码似乎变得日益像一股外来力量，机器中的幽灵渐趋难以捉摸和不可控制。
集发明家、创业家和科学家于一身的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在《设计与科学杂志》上写道：“随着我们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没有成为我们的创造物的主人，而是学会了与它们讨价还价，哄骗和指导它们朝着我们目标的总体方向发展。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丛林，而这丛林拥属于自身的生命。”机器学习的兴起是这一旅程的最新、也许是最后的一步。
这一切都可能令人恐惧。毕竟，编码至少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在训练营中习得的东西，而程序员至少是人类。现在，技术精英的规模甚至走向更小，而他们对自己的造物的命令已经减弱，且变得间接。那些制造这些东西的公司已然发现它们的行为方式难以治理。
2015年夏天，当Google的照片识别引擎开始将黑人的图像标记为大猩猩时，公司赶忙道歉。一开始它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防止系统将任何东西标记为大猩猩。然后，公司表示，围绕着哪些标签可能出问题，它正在着手研究长期的修复办法，希望能够做到更好地识别深色皮肤的脸部。
三年以后，Google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它完全阻止了其图像识别算法去识别大猩猩——为了不冒错误分类的风险，主动限制了自己的服务。
《连线》杂志还发现，Google也限制其他种族类别的AI识别。例如，搜索“黑人”或“黑人妇女”只会返回按性别分类的黑白照片，而不按种族分类。
另一起知名的事件是微软的聊天机器人Tay。该机器人2016年3月23日推出，面向18至24岁的青少年。微软希望能通过这款机器人更好地了解年轻人使用的随意性和戏谑性的网络交流语言。然而，发布仅24小时后，微软似乎开始编辑Tay发出的那些具有煽动性的评论。
原因是，Tay上线仅几个小时，推特用户们便开始对其算法中存在的缺陷加以利用，导致它在回答一些特定问题时带上了种族主义色彩，如使用种族侮辱用语，支持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等。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是一项机器学习计划，专为与人类交流而设计。”微软的一名发言人说。“在它学习的过程中，它发表了一些不合适的言论，能够反映出人们都和它进行了怎样的互动。我们目前正在对Tay进行一些调整。”
随后，关注者质疑为什么“她”的某些推文看上去正在被编辑，从而促成了一场#justicefortay运动，要求软件巨头让AI“为自己学习”。微软关闭了Tay，一年以后推出Zo。Zo几乎立刻就因为有意规避潜在的攻击性话题而引入的算法偏见饱受批评。
例如，Zo拒绝谈论中东、《古兰经》或《摩西五经》，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还是中立的，但可以讨论基督教。
克洛伊·罗丝·斯图尔特-乌林（Chloe Rose Stuart-Ulin）在Quartz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这些偏见，她说：“Zo的政治正确走到了一个糟糕的极端；一旦触发那些可能的诱因，她就会变成一个武断的小混蛋。”作者说，政治正确的机器人比种族主义的机器人更可憎。
2019年，Zo也被微软关闭。像Google的图片识别程序和微软的聊天机器人所显示的，试图建立跨世界的算法，对硅谷的自我隔绝的文化而言，并非一出bug就寻求快速修复那样简单。
一些科技领域的顶尖思考者和实践者相信，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人类放弃对机器的权威的时代。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写道：“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技术将智胜金融市场，比人类研究者更具发明力，比人类领导人还多操控术，并开发出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的武器。”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比尔·盖茨等都对此表示赞同。霍金和其他三位科学家在《独立报》上写道：“尽管人工智能的短期影响取决于谁来控制，但长期影响取决于是否可以完全控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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