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小炒|後教培時代的教育改革

2021-10-12 作者: 围炉weiluflame

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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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减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是為“雙减”政策。該意見提出，下一階段將重點使學科教育方面的供給回歸學校體系內部，增强學校在中小學生學習生活中的權重。意見出臺後，教培行業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規模急劇萎縮。但同時，未被叫停的網課仍然火爆，更有許多家庭湧向了“一對一”家教，這說明當前學校教育模式與升學和家庭期望對教育提出的要求之間仍存在差距。一面是不斷強調為中小學生減負，主張學生全面發展，增强教育公平性的理念宣導，一面卻是只增不减的升學競爭壓力，是上升通道萎縮的社會宏觀形勢。

讀者們大都經歷過課外學科培訓潮流席捲中國的時代，這一潮流在中國社會具有怎樣的存在邏輯？快樂的童年/少年、全面發展的願景、龐大人口基數帶來的競爭壓力、教育資源的分配困境……它們之間的關係應當怎樣處理？其中的衝突與問題又應該如何應對？

動機與成效：

你的補習體驗是怎樣的？

大家在中小學階段或多或少都有過上課外補習班的經歷，大家是出於什麼原因去上補習班的呢？補習實際取得的效果怎麼樣？

Charles |我是從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開始上課外補習班的，當時小升初競爭非常激烈，那幾年也正好是“奧數熱”，於是我選擇了去學而思補數學，後來還補過英語，一直上到了高一。對於當時的小升初而言，它確實是有效的，這兩門課占的週末時間畢竟不是很多，我自己覺得這個tradeoff是值得的，它也讓我獲得了一個額外積累、練習、拓展的機會。

不過，如果“犧牲”的這部分課外時間能够有更好的安排，經過自製和他人的督促，對學生的培養也許是更全面的。課外補習主要是與課內在同一條線上，並不產生很多的外延的作用。

V |我真正上過的補習班大概只有兩個，一個是奧數（小學，僅持續兩學期；後來高中也補習過數學），另一個是英語（新概念，一年；外教口語課，兩年；託福，一學期）。奧數是家長的要求，當時也算是跟風——畢竟大家都在搞奧數。但最終結果是我發現自己毫無數學天賦，並從小學時的“學奧數”變成了面臨高考時的“補數學”。英語是我自己的要求，不過也算是一種並非出於主觀意願的“跟風”，或者說也是被大城市環境推著去提升所謂綜合素質的結果。

實話講，因為沒有佔用多少時間，收穫也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很難去討論值得與否的問題。

同學3 |我的體驗不太一樣哈哈哈，高中時班上同學們從成績最好的到最差的基本都在補課，不過目的和層次可能不太一樣，比如尖子班可能主要針對競賽或者自主招生。

我自己只在小學上過學科補習班，一開始是我的奧數老師推薦我去學而思試一試，說能學得更好，然後我就去上了，好像也是在那段時間之後，學而思火起來了。我當時英語也不太好，就也在那裡補了英語。後來到了初一的時候，本來我依然報了英語班，但是開學第一周實在是太累了，我還記得坐地鐵去上課的路上我跟我媽說，今天學完就退課，然後就真的再也沒上過了哈哈哈。我個人是一個很容易累又非常需要休息和摸魚的人，所以我覺得上補習班對我來說不是很值得。

另外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高中的時候遇到了很好的老師，所以說不存在他們教的不好或者刻意隱瞞什麼的情况，所以雖然我高中有一些科目學的不太好，但我覺得這是由於我缺乏歸納和練習造成的，並不是每週去上一節補習班能解决的，所以也沒有再上過補習班了。

吳軒然|我是從國中才開始參加學科培訓的，我對學科培訓的認識有一個過程：一開始沒有什麼自主意識，家長報什麼我上什麼；但來到國中後，升學壓力逐漸增大，我慢慢意識到一場考試對人生的轉折性影響，這時候課外班就變為我和家長的共同選擇，家長在報班、選老師（家教）的時候也會考慮我的意見和需求。

初中時我還上過一個作文班，這個作文班的體驗很好，老師幽默，課堂活躍，我寫作文本來也不差，報這個班權當練筆和尋開心。另外，我還短暫地上過一個綜合性的語文班，那個老師“江湖氣質”很强，教學特別模式化，分數指向也特別强，在指導我們寫作文的時候，甚至把題材、結構、特定用語都給我們框“死”了，我很反感這種管道，很快就不再繼續上了。

國中我一直在上英語班，既有中教也有外教，中教主要教單詞語法知識，外教主要教口語（和我們聊天玩遊戲），在英語班的選擇上我很感謝我的家長，因為一方面和外教聊天、和同學校的幾個同學一起上課非常開心，每週都有了盼頭；另一方面這也為我的英語口語（還有其他各方面能力，也包括對語言本身的興趣）打下了基礎，大學還陰差陽錯地讀了英語系。

小學的時候家長跟風，給我報過奧數班，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當時什麼都沒聽懂，幾乎沒學會任何東西，上這個班的整個歷程就是懵逼和不懂裝懂地點頭。至今回想起來，我都對我的忍耐力感到驚奇；國中的時候也是如此，我自己學數學的興趣不大，如果缺乏外部監督和激勵，就沒有學習的動力。當時上過一段時間家教，那段時間的數學成績突飛猛進，一度成了班裡數學成績靠前的幾個人之一。但那段時間我並不快樂，我不喜歡這種功利性太强的學習方式，用大量的刷題獲得快速的成績提升，它帶來的壓力影響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不再上家教後，我的數學成績又回到了之前的水准。

高中時家長給我買了各科的網課，現在想起來那個機构做的挺好，挺有體系的，直播、錄播、考試、提問等等五臟俱全，但我沒有充分利用。

從各位的視角出發，學生和家長選擇犧牲課餘時間來補習分別有哪些動機呢？

Charles |有點像是大環境從學生那裡拿走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以交換在以高考為最終目標的體制裏往上爬的一條“捷徑”。這樣的現象在大城市裏或許會更加明顯。

高中階段“小鎮做題家”的成因可能也是類似的邏輯，競爭壓力、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因素共同造成學生學科能力水准之間的差距，而這種差距迫使學生和家長去尋找補足的方法。

V |確實。我自己可能並不是被補習班影響的典型，但我認識的一些人確實會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去補各門課。就我身邊而言，有兩個很有趣的現象：

第一，家庭條件更好或教育背景更堅實（比如好的中學）的學生會更傾向於補課，這可能是由於中產家庭因害怕“階級滑落”而進行的施壓。

第二，大多數情况下的補課都很難達到學生和家長期望的成效。考慮到選擇補習的學生一般在學校環境中表現平平，這種打了折扣的效果可能與學生本人、家庭環境等多重因素都有關係。

吳軒然|現在要談論這些課外班的意義的話，我會覺得：補沒興趣的科目，挑戰很大，對意志力要求很高，顯然我沒有這種意志力；補有興趣的科目，有時很享受（學習本身的過程+在補習班得到的肯定+能力的拔高）；我覺得上課外班的生活構成了我作為一個“社會性的人”的最初體驗，坐很遠的車去上課、自己買中飯吃、和陌生的同齡人打交道、建立學校和家庭之外的人際關係等等。

學科培訓的效果：

誤區與馬太效應

很多時候人們選擇補習是抱著它是一條捷徑的心態去的，但往往補習的成效未必能符合大家的期待。

V |有時候覺得一些在某些學科表現不佳的同學，可能是課內的學習體系沒有打好——這或許是ta自己的原因，也可能是學校的原因，總之最終結果是ta轉向了補課；但如果在補課中仍然沒有建構出相應意識或體系的話，很難取得大的進步。所以學習的要點似乎並不是去補課然後多學幾個課時，而更多在於掌握一種方法。所以與其說一些人需要補課，不如說他們需要學會學習。

同學3 |我覺得找到自己學不好的原因並去解决問題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很多人（或者他們的家長）想要走捷徑，就選擇了補課。

V |對的，但缺少正確自我認知的補課似乎也並不能成為捷徑，更可能會陷入機械重複，然後白白做功。

話又說回來，雖然我覺得提升學習表現的根本在於找到學習方法，但假如一些比較普通的學校不能幫學生找到方法，而一些大的培訓機構能做到呢？這時候補課又有了點不可或缺的意味。不過還有一個問題，考慮到一些地區高達50%甚至更高的高中/職校分流率，真的所有人都需要或適合傳統意義上的“學習”嗎？

同學3 |課外培訓機構最能解决的問題就是校內老師“教得不好”，或者是老師私開補習班，“課內不教課外教“的情况，這兩個問題也是現階段限制課外教培行業之後，教育部門本身需要解决的。

另外，如今職業教育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我們還應該從觀念上做出改變，不是“壞孩子“才讀職校。但這些改革與改變還任重道遠。

教培領域主要有兩種教學模式，以教學班為組織的大課和“一對一”輔導，而受到“雙减”政策衝擊最大的教學模式是價格相對較低的大課，而這也是絕大部分家庭所選擇的模式。

同學3 |在教育資源的獲得和分配上，除了學校層面的差距外，還有家庭經濟狀況的差距。一方面，壓減課外培訓規模可能放大學校教學品質差距帶來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對於無法負擔補習開支的家庭而言，家庭稟賦差异對獲得教育資源能力的影響卻减小了。所以整體而言，“雙减”之後，教育資源分配的差距是擴大還是縮小不好判斷。

V |來自資源匱乏家庭的孩子和普通孩子之間的差距被縮小了，但幾乎影響不到來自十分富裕家庭的孩子。我認識一個叔叔，一小時花三四千請人大附的老師給自己的孩子一對一補課，政策對這種情况似乎很難有大的影響，有點像是金字塔尖變得更窄更尖了。

Charles |在我居住的都市，一對一輔導受到的影響也不大，而且在“雙减”政策出臺之後，不少家庭確實湧向了一對一，其中既有富裕的家庭，也有沒那麼富裕的家庭，而一對一輔導的開銷無疑會加大後者的經濟負擔，最富裕的那部分家庭可能會囙此取得更大的優勢。

同學3 |可能這些政策對最有錢的人沒有什麼影響，但是把“咬咬牙上補習班“的和”咬咬牙也上不了補習班“的拉到了一個水准上。這對更廣大的人來說可能是更好的，因為大家本來也不會——也無法與那些最有錢的人競爭教育資源。

雙减之後：

資源真空如何填補

教培行業萎縮後，留下了一個教育資源的缺口，這個缺口將只能由教育部門和學校來填補。同時，教培行業一定程度上起到的平衡教育資源分配的功能也有所削减，各地區、各學校之間教學品質、教育資源的差距將會被放大，亟需促進教育公平的方案。

V |北京最近在做的那個教師輪崗似乎就是為了填補“雙减”政策帶來的教育資源缺口。

Charles |廣州這邊也有類似輪崗的做法，不過還沒有制度化，只是幾個學校之間老師的交流和交換。我認為相比同一都市內的各個區，城鄉之間、大小城市之間需要彌補的差距更大。在這兩個維度上的輪崗或許有助於縮小差距。但是這就會涉及到待遇、教學方式、教師管理等方面，而這些都需要嘗試和探索，可能還會產生更多新的問題。

雙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課外教育資源豐富地區學生能够獲得的資源和學習時長上限，而輪崗或許是能够進一步縮小學校、地區之間差距的辦法，同時通過“共亯“做大教育資源的“蛋糕”，讓大家回歸到一個學校有更多主導權的體系，更加公平合理地獲得教育資源。

吳軒然|南方週末的一篇報導《上海市教委官員：“改革的核心，是每一所初中都有機會”》[1]介紹了上海的做法，即通過名額分配而非教室輪崗的管道，逐漸削平學校間的差距。

這個話題還讓我想起一個研究。《社會》[2]雜誌的這篇文章討論了難以移除的“家庭”觀念對上山下鄉運動的運作和終結產生的影響，教師輪崗制讓我產生了類似的聯想。輪崗依靠個別老師的奉獻，但同時他們還需要承擔職業生涯走低、工作難度增大的風險，如果配套的工資福利沒有補償那就更糟。

寄希望於此以改變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我認為值得商榷。相比之下，不如以學校為組織思考問題。用行政命令的管道去動員個人，干預個人的生活選擇，最後只能落得人走政息。健康的改革，必須觸碰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和資源分配格局。

V |不過如果在生源平均化的同時不設定重點班，這樣一來，不同層次的學生被置於同一進度之下，這是否也是一種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方案呢？

Charles |如果是從生源開始做平均化的工作，雖然能够讓來自一般中學的學生有更好的機會，但可能不利於原本不是很好的學校提高教學品質。

我覺得輪崗和中學名額分配等政策恰恰是一次“動結構”的嘗試。如果能够讓小學國中階段學生獲得的資源、選擇權、自我發展空間等趨向均等，一方面或許能够縮小學生在中考時的學科能力差距，實現更多元的個人成長；但另一方面，現時教育資源分配不平均的狀況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緩解，要實現顯著的改善並不容易。

城市化格局與教育資源分配

我們還應該在中國城市化行程和現代化行程的格局下看此次“雙减”政策的頒佈和這些年在持續推進的教育改革。教育資源的分配與教育體系的改革受到當前中國大城市不斷膨脹、人口向都市特別是大城市流動的趨勢尚未發生大改變的現狀制約的。“雙减”與中國城市化之間的關係也值得我們思考。

吳軒然|財新的一篇文章《陸銘：如何理解和預測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3]這樣寫到：“幾乎每個都市都在做人口擴張的規劃，反而是一些超大都市，做了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規劃。”“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人口仍然在向沿海地區和內陸的中心都市周圍集中，社會各界不要幻想人口向少數地區集聚的趨勢會發生逆轉。在做規劃的時候，人口流入地要做好充分准備，滿足新增人口對於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需要；人口流出地則要相應做减量規劃，公共服務提供應向中心城區集中。”

我想，要讓學校教育擔當起應有的職能，可能也要遵循類似的邏輯。

1.城鄉的教育差距固然大，但讓更多家庭痛苦的是，他們來到都市之後成了“二等公民“，得不到都市的優質教育資源。

2.如何用教改削平學校差距？

Charles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那麼就需要大城市或强校擴大規模從而達到人均資源的相對平均，這可能主要體現為名額數量和分配上的改變。

吳軒然|是的，但與此同時在短期可能又會面臨强校壟斷、虹吸周邊生源的問題，所以確實如你所說，道阻且長。

Charles |這裡提到的方案挺不錯的，但是我不知道適不適合向其他地區推廣。社區/公眾的動力的加入是一個很理想的情况。

感覺現時的聚焦點，包括後續做法的出發點可能都還是以適配應試教育，特別是高考體系為主，或者說是一種80%應試，20%素質教育的混合體系。

吳軒然|回到課外班這個主題的話，我個人看法是：課外班的“消”必須和學校教育的“長”相結合，猛然出手打掉補習行業，是還沒走就開始跑。更別說一些地區開始搞補習機构“白名單”，這不禁讓人懷疑：是專營尋租，還是真心尋求教育公平？

Charles |還有地方政治/社會環境的問題。補習機构靠市場調節，而學校是體制化的管理，後者操作空間更大，但個人——特別是行政管理者的行為也會在其中產生的影響也更大。如果學生向好的教育資源或教育資源提供者（學校）集中，或許能够補上一些差距，但是稍差一些的學校提高教學品質的需求仍然存在，追趕的壓力可能會更大。一方面，這樣做能够倒逼學校發展，但是另一方面，事實上多少是把一部分工作交給了學校所在的社區——這些工作在新政之前是交給補習班的。現在就要看後續如何補上，或者如何動員社區/地方教育部門來完成這些工作了。

長期以來，教培行業作為一個獨立於體制外的力量，承擔和滿足了學生和家長獲得更多教育資源的需求；同時好似一根“拐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教育體制中的資源差距，也相對降低了之前教育改革政策的公眾接受成本。如今倘若不依賴這根拐杖，想要進一步完善學校教育體系，勢必需要在學校體制中做出大的改變，在平衡資源分配的同時，提高學校教育供給的整體質量。

教育一直是中國社會變動最快、最頻繁的領域之一，教培行業的起落只是這些年領域變遷的一個縮影。政府、市場、學生和家長的期待和探索使得我們盤根錯節的教育體系融合了各種各樣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模式與觀念。教育改革是持續的，每一次探索與改變都會引發新的問題。若要使中國的教育體系愈發明晰和現代化，促進群眾教育觀念的不斷進步，需要長期、漸進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