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因为有订阅文化纵横的微信公号，知道2021年10月号登载了一篇《小粉红的系谱、生态与中国青年的未来》，今天因为听《玻璃心》而谷歌“小粉红”时搜索到这篇发布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文章。读了一下，越读越不对劲，才意识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就是张维为呀！而该文作者余亮是该院的研究员。就在这里立此存照，记得端传媒有本电子书《小粉红学》，这个群体确实值得研究。

据维基百科解释：

“小粉红”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尤其是持讽刺态度的社交网络用户描述中国大陆立场偏向民粹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民的用词。起初是形容女性粉圈的群体，后来又可用于泛指2010年中期中国大陆经济逐渐崛起与网络逐渐盛行后，通过留学与翻墙（突破网络审查）手段，并在境外社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倾向民族主义，发表爱国、爱共产党言论的中国大陆青年。部分人将“小粉红”视为现代的红卫兵。

在2019年后的中国，一批“小粉红”出征后甚至被中国官方媒体高度赞赏，例如在2019年的央视新闻联播中，表扬了帝吧出征这一行为，人民日报也专门发文进行表扬，此表扬文章被央视网站转载。

“小粉红”一词最初源于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该网站用户以年轻女性为主，小说大多是言情题材，其中又以描写男性之间情感与性爱的“耽美小说”为一大特色。至晚于2008年，该网站用户已开始使用“昨天没上小粉红”这种句子，意指“昨天没上晋江文学城”。当时“小粉红”是晋江文学城用户对晋江文学城的昵称，因为该网站采用粉红色作为背景，也有的晋江文学城用户说是因为耽美小说在经常描写的男男性爱段落中提到“粉红色的直肠内壁”，内含“粉红”一词。

晋江文学城的用户很少讨论政治议题，更很少表现出民族主义思想。2010年9月末，由于耽美闲情成员对过多政治贴的强烈不满，闲情全面禁止讨论政治，左倾政治话题爱好者离开闲情，进驻曾经的晋江论坛下属政治话题版块风雨读书声，将原本右倾的论坛风气变为左倾。2010年末，很少一部分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晋江文学城的用户聚集在“风雨读书声”版块时，该网站的站长黄艳明（iceheart）以上级要求为由，着手关闭政治话题“风雨读书声”版块，引发该版块用户不满。最终“风雨读书声”版块没有被关闭，黄艳明将该版块ID号改为“250”。该版块用户认为黄艳明此举是有意讽刺他们是二百五（意思是“傻子”）。 2011年，这批用户离开晋江文学城，自建“凤仪美食论坛”，其中成员多以食物菜品名作为ID，故称此名。该论坛与晋江文学城无任何联系，论坛用户极端维护中国共产党，其中颇有富二代，自称“自干五”。论坛创建后虽然有腐女，其成员也有一部分来自耽美闲情，但主要讨论话题和创建目标是政治相关，普遍发言极端。

2015年，“凤仪美食论坛”的部分用户在新浪微博上与微博大V用户@大咕咕咕鸡展开对骂，这是因为言论多属自由派的@大咕咕咕鸡此前发明使用了“你国”一词，以表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距离。在对骂中，@大咕咕咕鸡从部分与其对骂的女用户的微博相册中下载了一些照片，并公开发布出来羞辱这些用户，讽刺这些女用户相貌丑陋，同时称她们是“小粉红”，后续遭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点名批评。

2021年，凤仪美食论坛已无法正常开启，原域名被用作赌博网站。

2016年1月20日，经百度贴吧“李毅吧”网络论坛提议，部分中国大陆网民在三立新闻、苹果日报和中华民国候任总统蔡英文的Facebook主页上大量发布评论。此事件称为“帝吧出征”。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周子瑜事件”及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2016年6月底至7月，中国大陆的赵薇执导的电影《没有别的爱》因台湾演员戴立忍涉嫌台独而遭到中国大陆网民抵制，随后该剧剧组决定将戴立忍撤换。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大陆涌现出许多在社交媒体上捍卫中国大陆政府、痛批“台独分子”的网络用户，其中能熟练使用互联网的青年人占很大比重。他们大量使用表情包、段子和其他网络语言，这与1999年五八事件北京大学生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扔石头或2012年中国反日示威活动中西安部分参与者砸日本车等传统民族主义者的激进行为有所不同。这些新一代青年人也在2016年这两次事件中获得了“小粉红”这一标签。这是中国大陆倾向自由派的社交媒体用户对这类倾向于中国政府，能够熟练使用网络语言的青年人的称呼。这种称呼据说是从2015年@大咕咕咕鸡的用法派生而来，经这两次事件而广为流传。

2019年夏，因香港反送中事件引发帝吧又一轮出征，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事件后期，所谓的“饭圈少女”也加入了出征队伍里。2019年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爆发。百度贴吧帝吧发起“反对暴力乱港、守护一国两制”出征行动，号召网民于23日翻墙到Facebook洗版，但未透露行动对象，而各大粉丝群教授注册脸谱账户的方法。第一轮行动提前到22日，当晚八时香港民族阵线及民间人权阵线的Facebook页面充满简体字留言，内容包括香港《基本法》第18条、“支持香港警察”、“感谢香港人”、“一个中国是共同愿望、一国两制是明确目标”，以及中国特色的“表情包”贴图。之后，帝吧宣布明晚将登陆反送中示威者聚集的连登论坛， 但由于中国网络实名制下隐私容易被泄露，行动不久后，帝吧的主要人员突然被人钜细无遗地起底，当中包括其照片、身份证字号、手机号码、QQ号、支付宝账户、住址、电话号码及银行户口，其资料甚至被人以此替其以“伊斯兰信仰”身份报名参加解放军志愿役至“艰苦地区部队”，导致帝吧以“不破坏香港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为由而叫停行动，同时取消7月23日的“出征”，帝吧官微的编辑更表示不再负责更新微博。帝吧吧主于7月22日在百度发表公告，声称新浪微博上的帝吧官方号与其无关，并呼吁支持者理性地表达意见。及后于7月24日，帝吧新浪微博官方表示为保护各人的人身安全，正式宣布解散集团军粉丝群，并表示所有支持香港警察和何君尧的言论与此吧无关。7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博账号“侠客岛”在微博发文《帝吧出征遭港独份子人肉：20名管理全部被请“喝茶”》，并附上转发语“出师未捷身先死”和带嘲讽的“捂脸笑”表情（后转发语修改并去掉表情），该文章其后被删除。

上述2016年与2019年的这两次事件后，出现了不少倾向自由派的分析文章，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小粉红愚蠢、无知、幼稚、被洗脑、狂热、容易被煽动、不理智。这些特质很容易和“年轻的无知少女”形象联系起来。尽管“帝吧出征”并不是以年轻女性为主，自由派意见领袖还是将其假称为年轻女性“小粉红”主导的运动，并攻击“帝吧出征”参与者无知、愚蠢且狂热。另外“帝吧出征”事件中大量使用的表情包被认为是因为“小粉红”语言能力低下，品位低俗，只能用表情包表达。不过，也有对表情包的研究则显示，熟练运用表情包或许是具备文化资本的体现。

此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小粉红”（意指上述倾向中国政府且能熟练使用网络语言的新一代青年人）的主力是20岁左右的“无知少女”，平时爱看耽美小说，是晋江文学城的忠实用户。这种说法最先是在倾向自由派的网络用户中流传，随后被中外部分主流媒体和舆论接受。但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方可成等人的研究，在2016年1月20日“帝吧出征”的参与者中经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64%是男性。这说明此次活动并不是以年轻女性为主体。另外在晋江文学城中，根本没有人讨论“帝吧出征”，甚至几乎不讨论政治。

自由派作者王五四在《粉红色的回忆》一文中说，“可以分析出，小粉红们多数出身三四线城市，或者是跟随父母进入一二线城市打工，属于社会中下层。”他还引用了心理学家唐映红的观点称，强烈的爱国感情“通常见诸处于社会经济中下层（‘爱国’会提升他们的自尊感），难以理解复杂社会现实的保守者（他们大脑额叶前扣带回的灰质部分偏少而颞叶的杏仁核偏大，导致他们难以理解模糊知识，却又充满强烈的憎恶感）或者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的发育尚不完善）。”这种将“小粉红”描述为“社会中下层”的说法也在自由派人士中屡见不鲜。

在自由派社交媒体用户发明并广泛使用了“小粉红”这一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用语后，部分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媒体则在反用“小粉红”这一贬称，并称赞“小粉红”。但仍留有性别歧视色彩。例如《环球时报》在微博上发表的一篇称赞“小粉红”的文章说：“她们不太懂网络安全，朋友圈和微博里晒满了美食和旅游照片；她们不懂网络舆论，但却是这个上甘岭上的生力军；她们垂涎着环球时报的肾和美腿，据说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华为麦芒’。她们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却有着一股天然的正义感。”“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让我们共同守护她们。”《半月谈》杂志也形容她们“肤白貌美三观正，爱国也要‘萌萌哒’”。有人认为无论是自由派用户还是上述部分党媒，对年轻女性都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姿态。比如自由派用户认为“小粉红”是被洗脑和煽动的年轻无知少女，而《环球时报》认为“‘小粉红’是忠心耿耿的蠢萌少女”。网友@大咕咕咕鸡讽刺“小粉红”相貌丑陋，而《半月谈》形容她们“肤白貌美”，这都是在对年轻女性的外貌加以评论。对立双方对年轻女性的态度多有契合之处，这可能也是“小粉红”这一标签在2016年突然迅速流传的原因之一。

2010年代末，有评论指出，打击五毛、小粉红等行为，已经成为了中国自由派如品葱等平台里的政治正确行为。

自前文提到的2016年的两次事件起，“小粉红”作为一个标签被广泛使用。在社交网络的互动中，中国大陆倾向公知派的用户使用“小粉红”这一标签，贬低网上与其互动的倾向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用户，意指对方是愚蠢而狂热的年轻的无知少女，并有称对方属于社会中下层，品位低俗，从而不具备与自己对话的资格。这种标签的用法和此前已被广泛使用的其他多种标签类似。例如倾向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用户使用“公知”这一标签贬低常发出与官方不同声音的媒体和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意指对方盲目崇洋媚外、见利忘义，搬弄和歪曲事实，从而认定对方不具备与自己对话的资格。与“公知”含义类似的标签有“美分”。另外，反对中国政府的用户使用“五毛”这一标签贬低支持中国政府的用户，“美分”是在“五毛”之后出现的与之相反的标签。在“小粉红”流行之后，即2016年至2017年间，“白左”、“女权婊”等标签也在中国大陆的社交网络上流传开来。

“小粉红”尽管是个带有性别、年龄、阶层、智识等多重刻板印象的标签，但在被主流舆论和传统媒体使用后，变成了一个各方可以各取所需的词汇，有时候会泛指2010年中期涌现出的倾向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的新一代中国大陆青年（主要是1990年后出生者），而不具体区分其性别，也不一定带有贬义。例如上述《环球时报》及《半月谈》就将之作为偏中性的词汇使用。

持正面态度的媒体（主要是中国大陆媒体）借“小粉红”一词指代这一代青年，认为他们具有“朴素的爱国情感”，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有正确历史观的、正能量的，同时有的也指出他们有缺乏政治和历史知识、判断力不足等缺点，全社会应帮助他们成长。持负面态度的媒体（主要是部分港台和海外媒体）也是借“小粉红”一词指代这一代青年，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自由派社交媒体用户的负面看法，认为他们狭隘盲目，属于社会中下层，有的还将“小粉红”的兴起视为是受政府鼓动的结果，并且把凡是涉及台独、港独、藏独等议题的大陆青年集体网络行动，例如“帝吧出征”、何韵诗事件、在Lady Gaga会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涌入前者社交网络账户，乃至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涌入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社交网络账户要求他为攻击孙杨道歉，以及2020年日本Hololive旗下的虚拟YouTuber赤井心和桐生可可因YouTube后台数据将台湾与其他国家并行而备受霸凌和针对的事件等，都作为“小粉红”的行动加以批评。

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的评论对这种用法反问，“如果因为表达爱国诉求，就被称为‘爱国小粉红’——可等价于‘民粹’‘爱国贼’‘网络暴民’——那么我们如何对待五四以来的传统？”

嗨粉文化流行词“NMSL”(“你妈死了”的汉语拼音简称，全写为nǐmāsǐlě，注音符号则为ㄋㄧˇㄇㄚ ㄙˇㄌㄜ˙）在中国大陆和泰国2020年4月的网络骂战中流传到海外，由于泰方政府素来贪污腐败，小粉红在攻击泰国时，羞辱总理与泰王时反而受到泰国人赞扬和嘲笑，泰国网友还要指导和科普泰国历来政治丑闻的相关恶搞作品，被反对者使用nmslese来形容陷入舆论战中的小粉红，由于对双方政治的理解错误，该次出击在人数压制后也没有达成对战目标下告终。

余亮｜小粉红的大变局：中国青年思潮十年剧变

发布人: 吴梦琦  发布时间:2021-10-08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杂志2021年10月号，原标题：《小粉红的系谱、生态与中国青年的未来》。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一、小粉红的崛起

社会新群体及其承载的新思潮，首先是一种新的社会心态，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的无声变化处悄悄生长。起初没有名字，点滴绽放，进而成势，有离经叛道之象，被人察觉后，往往先被赋予否定性命名，却促使对象获得自我意识。小粉红及新爱国主义的崛起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今天中国舆论界的一大形势，是网络青年的新兴思潮与知识界出现严重断裂。学界传统的分析范畴如左右之争、启蒙与保守之争、精英与民粹之争、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自由主义）之争，权威主义与自由民主之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以及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斗争传统之争，都在渐渐失去认知效能。过去的对立双方不断呼唤超越左右，幻想一种“共同的底线”[1]，现实却是争吵继续。超越无法在旧的认知框架体系内实现，近年来反而是在青年亚文化领域，接踵而至地出现了一系列源于现实紧张关系、超越左右框架的社会思潮现象，以工业党、小粉红、入关学等为代表，而小粉红可以说是基本盘最大的一支[2]。

“小粉红”，泛指出生于1990年以后，成长经历深深嵌入现代市场经济与城市生活的新一代爱国主义青年群体，其命名却来自于对手。以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公共事件为契机，之前中国互联网上由知识界主导的左右之争，开始逐渐被普通网民的爱国主义与“普世价值”之争替代。主要的矛盾双方分别是“公知美分”和“自干五（自带干粮五毛党）”。小粉红的前身，“晋江忧国少女团”和“凤仪妹子”早在2010年微博公知大V风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以网络文学、娱乐网站的女性为主，时尚、爱国、反对崇西贬中的公知群体，只是“自干五”一个不甚起眼的分支。但是在与她们的争吵中，一些公知人物敏锐地感觉到新对手出现了，这对手并非来自传统的红色老左阵营，于是嘲讽其为“小粉红”。这个群体快速兴旺，有了“小粉红”命名之后更是爆发出一定自觉。以2013年为界，社交媒体上“普世价值派”公知大V开始衰落，“小粉红”色彩大V崛起，逐渐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空间中原本由“公知”大V主导的舆论环境。2016年1月发生了以小粉红为主体的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震撼了中外舆论场。

传统知识界和媒体界对待小粉红的主流态度是否定和怀疑，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评其只有“中学文化水平”[3]、“力比多过剩、精神亢奋”[4]、来自匮乏的“底层”、是“忠诚”和“仇恨”思维的产物[5]、甚至感慨“极左”回潮、[6]“30年启蒙失败”[7]。然而事实证明这些看法几乎都是意识形态偏见，即使对小粉红持保留态度的人民网2016年调查数据也显示出，具有小粉红色彩人群的学历、见识、生活水平都绝非“低端”。小粉红青年在网络大众舆论场迅速占据主流，2019年年底哔哩哔哩网站（下文简称“B站”）的首届跨年晚会成了小粉红主流化的展示现场，当《种花组曲》[8]响起，满屏弹幕都是“今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到种花家”。

B站青年的主流政治思潮呈现出鲜明的“粉红”色彩，如2019年知名up主方可成被网民指认有港独倾向，遭到刷屏抵制，很快退出B站；[9]2020年知名科普帐号“回形针”在外网发布的视频被网民发现有辱华元素，一再引发网民抵制并最终导致帐号关闭。[10]

小粉红是夹缝中崛起中国的“复兴一代”，其观念构成复杂，表面看似包含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或者左翼思潮，共同具有反对美式“普世价值”的倾向，因而往往被看作自由主义或者1980年代式“启蒙”的对立面。然而自由主义是小粉红的虚假对手。新思潮的定位并非完全处在传统的左与右钟摆摆动的轨迹之上，而是含有新的发展元素。有论者已经证明，小粉红正是全球化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的产物，[11]他们可能比表面上“普世价值”的对手更加普世。他们的行动方式、话语模式、情感结构都扎根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却体现为一种“去全球化（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特征。我们需要在更丰富多元的坐标系上来认识小粉红，进而理解今天中国青年的思想走向

二、青年新爱国主义的三波浪潮

小粉红的“新爱国主义”与过去的爱国主义有显著的区别。为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察小粉红，以下对2008年以来青年新爱国主义的三波思潮做一个极其简单的系谱梳理。

第一波浪潮以留学生爱国主义群体为先锋。留学生由于较长时期的国外生活，对西方国家社会的认识从想象层面进入经验层面，意识到“西方神话”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这个群体在2008年之前在西西河这一类留学生论坛上酝酿，在2008年涉及中国的各种国际政治风波中走上前台，例如在欧洲保护中国奥运火炬传递选手、反对CNN等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等。他们相对精英，有高学历和成熟的言论能力，舆论阵地以anti-cnn网站（后更名为四月网）和独家网为标识。2010年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微博上以AC（anti-cnn的缩写）开头的id即为这个群体成员的延续，成为社交媒体时代新爱国主义青年力量的种子之一。这一波爱国青年拒绝像过去的公知那样幻想和美化西方国家，而是向国内民众传递真实的经验。北大出国留学生“小水瓶”的一系列文章是典型。她的《国内医疗比美国差？咱俩换换？》一文不仅从事实出发对比中美医疗条件，还点名指出当时的自由主义青年领袖韩寒缺少真实西方生活经验。[12]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思潮是在质疑与对抗西方中定义自己。

第二波浪潮源自2010年。彼时“阿拉伯之春”与“推··特革命”兴起，国内社交媒体上人心浮动，西方普世价值的“股票”看似涨到了顶峰。人心惶惶之时，一些有国外生活、工作或者媒体经验的精英，包括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与第一阶段的留学青年和国内其他爱国主义青年结合起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论坛和动漫论坛酝酿出的爱国青年），引入传媒和运营经验，进行有组织的抵御。2011年6月，民间智库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与《文汇报》合作，组织张维为与弗朗西斯·福山的世纪大辩论[13]，宣布“历史终结论”被终结。此后，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延伸出的观察者网开始在网络舆论中崭露头角，在为中国发展高铁辩护、反对“华盛顿共识”、揭穿西方制度神话、肯定中国发展优势、主张中国模式等一系列舆论工作中，不断扩大影响并吸引大量精英作者参与，很快取代四月网成为新爱国主义传媒的旗帜。

这一阶段的言论进入肯定性阶段，正面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鲜明区别于西方道路的自我意识。此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现象：一批过去属于“沉默大多数”的理工科青年意见表达者在观察者网等新媒体的帮助下进入主流舆论场，以一套重视实际操作的科工发展论述模式更新了过去左右对立的政论话语模式。这一群体被称为“工业党”。他们作为中国新中产中的“自为”群体[14]，扩大了新爱国主义的基本盘和理论实力。

第三波浪潮就是小粉红的涌现。小粉红的主体不再是知识精英，而是年轻的城市新中产后备军，有着广泛的市民阶层基础，[15]这使得新爱国主义基本盘进一步扩大。与前两波爱国群体相比，小粉红群体更加年轻，女性比例提高，日常生活色彩浓厚，且融入了诸多粉丝群体，例如来自晋江与凤仪论坛的群体带有时尚圈女性粉丝群体特征，来自帝吧、虎扑、B站的男性小粉红则与体育、游戏等娱乐粉丝群体关系密切。

在思想和言论上，相比前两波青年的“键政”自觉，小粉红的言论较少理论和政论性，更多从生活直观出发。他们较少历史包袱，没有上一代人对文革与改革双重冲击的记忆。2008年以来中国事实上的复兴迹象，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发展比西方快，生活更方便，治安更完善，产业发展与疫情防控更有效率，更关注人民生命健康等等，因此产生朴素的国家自豪感。在行动方式上，他们在商业粉丝文化中训练出的“应援”组织能力是前两波爱国青年群体所不具备的，其多中心化的网上动员模式不同于留学生或者知识共同体的精英行动模式，但同时也与前两波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三、四线城市青年加入小粉红行列，彼此之间存在诸多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小粉红越来越成为一个驳杂的群体。

三、作为文化矛盾体的小粉红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交织着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乃至国际主义面向的混合矛盾体。小粉红现象也是这一混合性的体现。鲜明的国族认同和爱国主义外表容易遮蔽其有趣的内在矛盾特征。

（一）国族身份政治与新中产文化自尊

弥散于互联网的小粉红爱国运动，体现出鲜明的消费社会新中产阶层意识，它所动员的是包括学生、白领在内的中产阶层及其后备军。作为对照，以往的爱国运动往往囊括更广泛的基本盘，例如直到2012年的反日游行都包括农民工等基层群众，具有传统反帝色彩的大众街头政治特征和雄性化特征。[16]反观小粉红爱国行动，从2016年影星赵薇执导的电影《没有别的爱》因启用涉嫌台独和港独男演员戴立忍遭投诉抗议，到2018年瑞典警察对中国游客粗暴执法、意大利时尚品牌D&G的广告涉及辱华引发的爱国青年抗议，再到2021年美籍华裔导演赵婷因曾发表涉嫌反华言论而遭网民举报，以及多名韩国明星涉嫌辱华而引发的粉丝“在国家面前无偶像”运动，可以看出这些事件集中在时尚消费与文化领域。究其情感根源，在于这些事件刺伤了具有全球时尚消费能力的中国年轻中产后备军的尊严。

因此，小粉红行动的合力虽然指向传统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但其弥散化的动员能力来自于全球化时代的中产国民身份尊严诉求，具有一种要求对方承认“我也是文明人士，与西方人平等”的身份政治意识，而非刻意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种为了追求承认的激情，孕育出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宿体的身份政治形态，这正是西方社会身份政治所没有的特征。

（二）二次元的情感模式与认知模式

情感和趣味是社会最底层的意识形态构件，孕育的动能远超理性观念。当我们潜入小粉红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水面之下观察，可以看到小粉红与其对手“普世”派共享了一些重要的当代意识形态与情感构件，包括“躲避崇高”、生活政治、后现代的谐谑趣味、政治正确、普遍性的心灵脆弱焦虑等等，但又包含异质性要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识别认证机制”。

告别革命的一代人拒绝小粉红，却没有看到小粉红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只是他们认不出来。“爱国也要萌萌哒”，趣缘政治把国家和历史趣味化、偶像化，例如《那年那兔那些事》把国家表现为一个个动物漫画形象，也就呼应了“躲避崇高”这个1990年代的命题。[17]区别在于，小粉红回避了崇高的形式，却为崇高的内容提供了新的形式出路。市场经济日常生活本身会“去崇高”，但当代世界历史的斗争没有终结，导致“崇高”不断重返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中去。

二次元文化本身就内涵一种情感实践结构，尤其“同人”作品以作者自己的叙事再造偶像故事，帮助粉丝围绕偶像建立灵活的情感想象互动空间，从而构造出一个带入性极强的“想象的共同体”。《那年那兔那些事》与“阿中哥哥”等都汲取了同人创作的模式和情感实践方法，以“国家”为同人对象，投射感情，使得爱国主义与伟大斗争也可以参与二次元情感空间的角逐。

坊间普遍注意到，小粉红的爱国主义情感已经发展为一种政治正确，具有说一不二、不容商量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挖坟”行为，即通过社交媒体挖出一些人物过去涉及国家的不当言论，进行举报、投诉。从当下的导演赵婷，到已故的音乐家傅聪，都因为过去的亲西方言行而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抨击。抨击者往往拒绝考虑过去的语境，拒绝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变化，一概以当下中美对立为划线标准。如何认识这种特质？

一方面，这种刻板化、绝对化的认知模式，源于青少年虽然拥有较多日常消费、娱乐生活经验，但较缺少严酷生存与社会工作经验，因此较难进入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思考问题，而是习惯于根据言语符号来识别，进而形成标签化的情感和观点。这并非民族主义式的狭隘，而是一种全球流行的现代症候。近期出版的《娇惯的心灵》一书，详细阐释了美国青年如何毁于浓厚的政治正确和过度保护的氛围，越来越敏感，容易心灵受伤，进而激动“揭发”、“举报”。他们被一套关于“微侵犯”的说法灌输，热衷于审查日常生活中身边人的一切微小言行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是否涉嫌骚扰侵犯。[18]小粉红共享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形式，但是换掉了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小粉红及其“普世价值”对手都是言语化的人，即根据言语体现的观念来识别敌我，而非根据现实经验考量。这也提醒我们，小粉红一代是否会共享美国青年的脆弱心灵？

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恰恰在政治领域，情感总是最直接的识别机制，能够比理性更快地识别敌我。身份政治原本就是一种情感政治，取决于具体境遇中的情绪体验。当国际斗争关系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存在，当“普世价值”主义者诉诸“理性”、“启蒙”一类言辞批判小粉红，却无法掩盖自身的亲西方情感立场，就不可能获得对方的尊重。正如新冠疫情期间，香港医学专家管轶谈内地的防疫，说“这次我怕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他在医学专业能力上也许过硬，但是相比逆向而行援助武汉的中国医护队，他明显流露出自己的情感立场，因而遭到青年网民的抨击。

（三）“散户出征”：饭圈的组织模式

2019年8月的饭圈女孩出征事件戏剧性地体现出，小粉红运动与日常饭圈运动的同构性，以及与之前爱国运动的极大不同。1999、2004、2005和2012年反美反日运动均发展为上街游行，内涵对宏大政治主题与形式的渴望，小粉红的“出征”则是单纯的线上运动：分工合作、创作文案、打榜引流、刷屏控评、举报投诉……且扎根于各种网络趣缘共同体的日常组织活动中。

“出征”正是全球互联网经济生产出的一种普遍的社团组织形式。在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推特民粹政治中，以及2021年1月美国股市散户通过Reddit联合、暴打华尔街空头的运动中，都能看到类似的组织方式。“散户”首先是从传统社会单位、机构里脱嵌出来的人，但是并不会持续维持原子状况，而是依赖互联网自发组织。

这种散户联合运动越来越超出网络，影响实体经济与组织运行。从2020年延续到2021年仍余波未了的肖战事件，就是粉丝经济社会化的典型。肖战事件开始只是特定流量偶像饭圈内部冲突，然而引发连锁反应——粉丝举报导致AO3网站被封，波及其他趣缘圈子的日常文娱生活，使得斗争扩大，引发反肖战的饭圈统一战线。他们采取典型的消费主义抗争手段——抵制对手的代言品牌，这又引发品牌商家下场博弈。由此饭圈、资本、政府都被卷入。这种多方卷入共振的现象一再发生，比如2021年2月B站上一部涉及色情的日本动漫《无职转生》引发争议，原本是粉丝争论，却因为反方UP主涉及先烈的不当言论，扩大为小粉红征伐，却又引发豆瓣社区女权人士不满，发动“出征”，试图影响B站股价，[19]体现出青年文化生态的非均衡不稳定倾向，动辄由小事件引发多方冲突。而2021年7月，某国产鞋服品牌只因“宣布”向洪涝灾区捐赠5000万物资，就引发爱国网民涌入其直播间疯狂购货致谢，则是小粉红情绪运动影响国潮经济非均衡运行的典型案例。

四、小粉红的生态位竞争对手

在理解了小粉红的中国特色全球化特征之后，我们需要引入“生态位”的分析视野，考察其在社会矛盾中的真实位置。

（一）小粉红的“同生态位”对手

那些表面上激烈拒斥小粉红的传统知识分子与小粉红并不构成相同生态位上的直接竞争关系。他们的对立背后，存在着代际“物种隔离”，由于历史经验和话语系统的差异而互相并不理解。例如小粉红在批判方方日记时，大量采用说唱、玩梗和数码绘图为武器，导致“方方们”根本看不懂甚至误解，从而产生笑话。方方们对小粉红的愤怒挞伐也总是找错靶子，不构成真正的批判。

港独、台独青年群体，恰恰构成小粉红在舆论场中的“同生态位”对手。2019年，曾经所向披靡的“帝吧”出征遭到港独青年有组织的反击。被坊间称做“废·青”的香港青年，同样是网络空间的青年原住民，采用类似的饭圈组织手段和二次元手段反击，比如通过互联网平台聚集同伴，分工合作，包括采用黑客手段曝光帝吧出征成员隐私。[20]港独头目甚至在内地青年喜爱的网络游戏“动物之森”中用游戏工具张贴港独口号[21]。在遭遇反击后，帝吧一度宣布暂停出征活动。这让我们看到不同阵营都在产生新的网络物种，各自发展着全球化时代网络散户的组织能力。他们彼此立场、观念冲突，却拥有类似的时尚趣味、行动模式和话语武器。套用生物学的观点，他们彼此处在相同的“生态位”上，构成竞争。

理解了小粉红的“身份政治+国族意识”属性，就会更加理解他们在舆论生态中与另一些身份政治运动的纠葛，比如时而受到女权主义的“突袭”。2020年2月，一向积极团结、引导小粉红群体的共青团中央微博帐号推出虚拟爱国偶像“红旗漫”与“江山娇”，却引发争议，其中女性角色的“江山娇”吸引了一波女权主义火力，如“百问江山娇”活动：“江山娇你来月经吗？”“江山娇，领导要你剃头了吗？”“江山娇，你父母是不是为了要男孩生的二胎？”甚至编织说唱歌曲揶揄江山娇，传播效果极强。青年女权主义者和小粉红一样，浸淫在全球化媒介化市场经济和身份政治话语中，懂得娴熟运用新媒体渠道和新式话语手段传播。在2021年2月发生的女权主义者出征B站事件[22]、4月发生的成都二手烟事件中[23]，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与男性小粉红、自干五群体对垒的身影。这说明小粉红一代已经深深卷入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而非“传统政治”对抗，未来的挑战亦主要会来自社会生活中的相近生态位。

（二）最大的对手来自自身

2020年，一种社会心态被广泛观察到：年轻人普遍在宏观层面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却在微观层面对个人生活前景态度悲观，恐惧就业、婚姻、生育。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心态是如何产生的？

以小粉红为代表的新爱国主义情感，立足于全球化与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短二十世纪”的爱国主义有微妙的差别。后者基于苦难经验与责任意识，表现为近现代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屡遭欺凌，但爱国者依然“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前者更多基于国家强盛与个人幸福经验，因而带来一个问题，这种情感是否会受到生活水平与经验变化的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导致经济发展受阻，青年人就业空间收缩。同时，90后一代人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在工作、生活上深深依赖互联网平台资本，个人生活越来越“宅化”，对线下现实生活的理解能力和承压能力有所下降，生于网络，死于网络。他们日益受到消费主义、加班文化和债务文化的多重裹挟。当平台资本巨头陷入内卷式竞争，进一步向社会民生方方面面渗透，由开拓新价值空间转向大面积收割用户时，年轻人对资本、尤其是平台资本的印象就急转直下，再不是十年前一片为资本和自由创业叫好的景象。马云的形象一落千丈，房产平台贝壳的创始人左晖去世后，网上青年一片欢呼。同时，青年对国有企业和体制内工作的期望大增，[24]对计划经济开始产生过于美好的幻想。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受到的关注呈爆发式增长，在B站上出现数以万计网友自发制作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批判资本家的短视频，比2019年的同类视频增加了7倍。[25]央视2019年的纪录片《资本的力量》本意在于纪念改革开放，总结资本市场建设经验，然而转载到B站后，数千条跟评与弹幕清一色痛批资本。[26]一位职高辍学的UP主墨茶于出租屋中去世引发青年广泛同情，其生前不断传播毛泽东语录。而《毛泽东选集》的销量在2020年暴增。

我们必须看到，浸淫于市场经济中的粉红一代，对资本的厌恶以及对“短视频马克思主义”的热衷，仍然具有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症候。较少生活经验、待遇预期下降、趣缘群体的相对封闭性、政治正确的保护、感情用事，再加上抑郁症文化的流行和利用焦虑获得流量的自媒体渲染等等，这些要素与全球资本内卷加剧一起，共同生产出一种“爱国反帝反资导向+容易受伤的二次元怨气”的青年情感模式。这可能是小粉红“精神分裂式心态”的来源之一。与其说这是左翼的回归，不如说更类似于福山所说的当下西方青年在政治经济恶化与身份政治泛滥叠加下所产生的“怨恨政治”。[27]西方的怨恨政治在选举政治下极易转化为街头政治和民粹政治，而当下中国青年中间扩散的怨气则转化为自暴自弃的心态和网络舆论，例如B站青年提出的四大“反抗”：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996。“我躺平，资本家就不能再剥削我。”这种怨愤的本质，一方面是反对资本压榨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经被消费主义熏陶的心灵，因为得不到消费主义满足而产生的挫败感。其观念并不指向阶级叙事或者生产方式叙事，而是指向类似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叙事。

五、结语

有论者尝试以“新个人主义”来描述当下网络青年的精神状态。[28]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主义当然是一个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核心命题，但小粉红所呈现的个人主义与国族主义的混合体，明显超越了抽象的个人主义。1980年代思想解放里的“个人”是知识分子想像的人道主义的、精神纯粹的个人。1990年代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一骑绝尘，此时的个人一度是西方经济学里的抽象“经济人”，随后又在金钱浪潮中化身为真实的草莽枭雄或者雇佣个体，严重冲击知识分子对个人的美好想象，从而有了1994年文学界的“人文精神讨论”。1998年出版的《沉重的肉身》，[29]可谓革命后时代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伦理学的总结，专注于讨论从人民伦理向个体自由伦理蜕变时的痛并快乐。然而和小粉红一代对比，可以发现这实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才会发生的特定个人伦理现象，在这个“沉重”当中，并不包含对贫富差距和个人生活品质的焦虑，因为那时的“个人”尚未全面遭遇房价、婚育成本、加班与待遇的苦恼，也不包含与世界各国国民直接碰撞带来的体验——这些体验是今天“改革深水期”与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年轻人才会遭遇的。

2008年以后，随着中国崛起开始显山露水，中国人直接置身于全球化媒介交流与竞争情绪当中。小粉红现象就是这种位置碰撞的表现。相比同样来自消费社会的台湾“小确幸”一代，“小确幸”隶属于一种安心归顺西方国际体系的社会心态，而融入中国复兴大背景的大陆青年，却处在与西方的认同战争之中。小粉红这种既非知识分子理念化的，也非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政治与伦理表现，让1980年代谱系的知识分子们难以接纳：他们困惑于改革开放与全球市场为何不仅没有带来他们所吁求的历史终结之人，反而催生出了更广泛的爱国主义群体。然而小粉红现象以及围绕其所发生的所有争论，恰好生动体现出各种主义和理念在现实中的洗牌与编码，映射出我们这个时代后现代欲来还休、历史欲终结而难结、末人式的幸福欲与继续伟大斗争精神持续纠葛的症候。

小粉红是一个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寂静的个人主义与“去政治化的政治”，重新接纳了集体、国族、历史主义、社会主义等维度。面向未来的问题是：生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粉红一代究竟是会发展为崛起的一代还是沦为迷茫的一代？对于知识界来说，首先至少需要摆脱置身事外的评判立场，拒绝“民粹”或者“脊梁”之类简单的指认，同时要超越“青年”与“主流”的刻板划分，认识到小粉红不仅仅是一个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是被知识界和教育界主流所压抑的重要精神不得不藏身于青年之中的结果。[30]我们有了小粉红的“原力”涌动，却缺少解释这个“原力”的理论。中国青年以及新爱国主义往何处去，取决于与各种思潮、实践、社会主体的互动能否积极展开。而这也是知识界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

注释

[1] 秦晖《共同的底线》一书即表达了这种诉求，参见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

[2] 关于“工业党”和“入关学”，可以分别参见《东方学刊》2018年夏季刊“‘工业党’的文化自觉”专题和2020年秋季刊“‘入关学’与网络键政话语生产”专题。这些专题也论及小粉红与工业党和入关学的关系。

[3] 六神磊磊：《中学课本照我去战斗》（2016年1月24日），六神磊磊读金庸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M0B3HPYe7sYCfStaREv8g

[4] 王晓渔：《小粉红为什么比小红多了一个“粉”字》，https://cul.sohu.com/s2016/wangxiaoyu/index.shtml

[5] 史祥莆：《致小粉红：还有什么比“爱国”更容易？》，《当代工人：C版》2016年第9期。

[6] 可参见：方方《新年献词：极左祸国殃民》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10103-1113419

[7] 参见《补壹刀|30年启蒙的努力，失败了？》，http://www.kunlunce.com/e/wap/show2021.php?classid=176&id=150604&bclassid=1

[8] “种花家”是”中华家”的谐音，是小粉红群体的标志性口号。参见《bilibil晚会 二零一九最美的夜 种花组曲》，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307609?from=search&seid=11612856917855339502

[9] 可参见方可成本人的自辩词：《我被网络暴力的五天》，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00111

[10] 网民对UP主回形针的质疑，参见：豆瓣小组：《这个回形针还真的是两面派》，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8596503/

[11]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2016年11期，第33-53页。

[12] 小水瓶：《国内医疗差？咱俩换换？》https://www.douban.com/note/266819060/ 

[13] 张维为，弗朗西斯·福山《谁的终结？——福山与张维为对话“中国模式”》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1_11_01_61959.shtml

[14] 吴靖,卢南峰：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以“工业党”和“小粉红”的话语行动为例[J].东方学刊,2019(02):13.

[15] 可以参见人民网根据大数据统计出的小粉红人群特征画像。人民网舆情研究室：《数读舆情：“小粉红”群体是如何崛起的？》（2016年12月30日），人民网，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1_01_385884.shtml

[16] 余亮：《反日游行中的“被遗忘者”》， 《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

[17] 参见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1年第1期。

[18]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美】乔纳森·海特：《娇惯的心灵》，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年。

[19] 可参见《开年大戏！鹅组女孩和B站的资本血战》,https://mp.weixin.qq.com/s/t4jlkWpcYqMtv_Wd_qYUVg

[20] 可参见《帝吧管理被人肉，恶俗维基实在恶心》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6542489/

[21] 参见孙佳山：《动物森友会现"港独"元素 一些香港青少年被网游带歪》，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16日

[22] 可参见《开年大戏！鹅组女孩和B站的资本血战》,https://mp.weixin.qq.com/s/t4jlkWpcYqMtv_Wd_qYUVg

[23] 对该事件的梳理可参见微信公众号文章：《港毒？女权？肖美丽究竟是哪个界面？》https://mp.weixin.qq.com/s/iawBIjc-S_k5t8DEjADTPQ

[24] 参见《清华大学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出炉：连续三年无本科毕业生入职阿里》https://www.sohu.com/a/448336067_99900352

[25] 参见李鹏程：《Python实战——2020左翼影响力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lEoViXPGMjMiPN3Gv1yRIw

[26] 可参见B站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5411E7p7?from=search&seid=2385654476004425131

[27] 参见薛巍：《福山论身份政治》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37期。

[28] 陶庆梅.当代青年的新个人主义——从《哪吒之魔童降世》谈起[J].文化纵横,2019(06):28-32.

[29]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30] 参见吕新雨：《齐泽克的“兔子”》载于《读书》2020(01): 66.

独家｜王晓渔：小粉红为什么比小红多了一个“粉”字

2016. 07. 25　|　第 52 期

导读

我们仿佛已经走过了最极端的那个年代，1984不再是预言，而成了一段属于上个世纪的魔幻记忆。我们如此自信，我们拥有现代人的理性，我们是全新的一代，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但历史是一头巨兽，一头伪装成石像的巨兽，它在每个时代潜伏着，等待一种声音的召唤。

1984之后，还有美丽新世界在等待着，老大哥的威严已失去效力，但娱乐至死的疯狂基因却仍旧埋伏在我们的身体里。小粉红们关心娱乐，也心怀政治，但当娱乐成为一种政治时，也许无人能心怀侥幸。

搜狐记者孔孔上海报道

搜狐文化：像小粉红这种群体，它是时下诞生的一个特殊群体，还是其实它之前就有类似团体的存在？

王晓渔：小粉红作为一个命名，是这几年的事情。“小粉红”这个词来自晋江文学城的论坛，因为论坛页面是粉红色而得名。虽然晋江文学城以言情小说为特色，但在它的用户中出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最初主要是海外留学生，且以年轻女性居多。她们属于“大国崛起”的一代，认为国际社会在妖魔化中国，而中国应该表达“不高兴”的态度。现在所说的小粉红，与性别关系不是太大，也与是否在海外留学关系不大，主要是指融消费主义和国家主义于一体的年轻一代。但在海外留学生中，小粉红的比例会高一点，他们认为自己既了解世界又了解中国。虽然“小粉红”这个词的历史不算悠久，但这个现象不是刚刚发生的，有一定的传统。从年龄代际上看，小粉红的父辈是阅读《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的一代。

搜狐文化：那此前有什么，类似于小粉红这样的群体吗？就是不管在中国或者在世界上其他国家？

王晓渔：如果说到红色，近70年一直有这个传统。文革期间有部连环画《智斗》，讲小红如何发现爷爷是个特务。这种“小红”，在苏联和东欧都是有的。小粉红的身上，保留了“红”的一面，但是与小红相比，又多了个“粉”字，这很关键。如果往前追溯，在20世纪20年代的留学生中有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但他们与现在的小粉红不尽相同。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的主人公，和小粉红有相似之处，但与小粉红的“大国崛起”自信不同，那位主人公认为自己在异国遭到的冷遇，主要原因是“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搜狐：您觉得粉红这种描述，它的表达和深红区别在于哪里？

王晓渔：深红适合“一九八四”的世界，而粉红适合“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旦开放，会难以继续存在。智斗爷爷的小红长大以后，赶上改革开放，也会喜欢邓丽君，也会喜欢喇叭裤和超短裙，有可能迅速忘掉此前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是，小粉红不会，他们可以一边使用苹果手机，一边号召抵制肯德基。

小粉红未必看得上小红，尽管小红是他们的前身。小粉红似乎更有世界眼光，也更有生活情趣，在这个方面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一代几乎没有区别。但小粉红不仅是有粉的一面，在某些非常时刻也会呈现出红的一面。平时与深红相比，小粉红似乎有点淡化，但等到非常时刻，小粉红的红并不亚于深红。

搜狐文化：您之前说，小粉红是一个小清新国家主义者，怎么理解这种定义？

王晓渔：小清新是偏粉的一面，国家主义是偏红的一面。在“一九八四”的思维里，国家主义是不能容忍小清新的。比如邓丽君会受到批判，被视为靡靡之音，被视为是腐朽的生活方式。当时两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但这种对立的关系通常以国家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枪炮很难阻止歌声。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不可能永远战天斗地，除非是在一种高度动员的机制下面，才能保持这种状态，但成本也是巨大的。到了“美丽新世界”的时代，国家主义会通过容忍小清新的方式进行自我巩固，而小清新也因为被国家主义接纳而获得安全感。现在说的小清新国家主义，把两者合而为一，因为感到岁月静好，更加感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然后把批评的声音视为噪音和杂音，认为公知是万恶之源。

搜狐文化：小清新其实是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谈论政治，但如果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又是强烈拥护现有政权的，其实这两者之间好像是有一种矛盾在的，怎么理解这种身份的转换？

王晓渔：我恰恰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最容易铁板一块的恰恰是一盘散沙。我们有可能会觉得一盘散沙与铁板一块是完全矛盾的，一盘散沙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但铁板一块更加偏向集体主义，那为什么两者具有一致性呢？正因为它像一盘散沙一样，反而更容易被吸引在一个口号或一种理念下面，因为它自身是微弱的，容易被一种宏大的观念感召。

搜狐文化：是，就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分析的那样，您认为是不是，其实是当今中国，公民社会并不太健全，所以它没有这样一种中间的东西去让它去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它才会诉求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的形象，您认为有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吗？

王晓渔：和你刚才呈现的有比较相近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去政治化反而更容易政治化。“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政治化”的政治，是两个意思。“去政治化”指的是人们缺乏公共生活，不会对政治本身有什么讨论，也缺乏公共生活的实践。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没有社会的时候，人更加容易依附于政治权力。“政治化”则指对政治权力的亲近。宅男和宅女同样有投向国家主义的需求，以与这个世界产生关系，哪怕这种关系是虚拟的。说到爱国，几乎每个国家都会有类似观念，但排他式的爱国，甚至是暴力排他式的爱国，这只在少数国家会被公开宣扬。

搜狐文化：您认为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两个之间，有区别吗？

王晓渔：在目前的中文语境里面，没有太大区别，两者经常被放在一起使用。需要讨论的是何谓爱国？怎么把爱国和排外区别开来？爱国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不同于自己方式的就是卖国？同样说爱国，两个人的观点未必一致。

搜狐文化：也有人认为说，中国现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中国近代化历程当中的屈辱史有关，但它也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复兴有关，是一种自卑和自大交织的比较矛盾的心理的产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王晓渔：刚刚这两种说法特别有意思，一种观点是认为它是产生于1840年以来的悲情历史，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又认为它和现在大国崛起的自信有关。这样来看，好像不管是处在弱势地位还是处在强势地位，都似乎必然要产生这样一种现象。但我想是否有正常的爱国主义，与有没有一种开放讨论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言论是开放的，爱国就有可能是具有包容性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方式，但如果只有一种答案，甚至引向一种暴力式的排他行为，那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比如殴打使用丰田车的同胞，这肯定不是爱国，而会成为国际笑话，实际上起到了破坏国家形象的作用。

搜狐文化：最近出现的政治娱乐化，比如将政治人物偶像化这种行为，是不是容易让年轻群体忽略掉政府“恶”与“强力”的一面，这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王晓渔：现在的问题不是政治娱乐化，是娱乐政治化。

搜狐文化：您之前提到了言论开放的问题，现在互联网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言论开放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互联网似乎和民粹主义的重新兴起也有关系，它是不是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更好的展现和壮大的平台呢？

王晓渔：今天的互联网是不是一个言论开放的平台，这本身是值得讨论的。第二个就是关于民粹主义的问题，如果在法治的框架下，民众持某种观点，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哪怕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搜狐文化：是。可能没有实际上的暴力，但是现在也存在着像现在互联网有那种集体强迫道歉的行为，您认为这是一种暴力吗？

王晓渔：还是回到我刚才所说的，这还是跟语言平台的不对称是有关的。最近有些抵制肯德基的行为，现在主要的声音是要对此加以限制。如果仅是表达反对肯德基的理念（而非阻止肯德基的顾客），那也是宪法第三十五条的权利，虽然我并不认同但也不认为要加以限制。重要的是，相反的观点能否以同样的方式呈现？

搜狐文化：最近有一种说法是资本控制舆论，从而弱化了政府的影响力。

王晓渔：小粉红这时又太低估国家的力量，至少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的企业向国家说不。最初有个贴子是被新浪微博删掉，后面新浪已经做出官方解释，是因为那个贴子涉及到一些敏感词，被自动删除，后面经过对方申诉重新恢复。在“资本控制舆论”背后，是“国家控制资本”。

搜狐文化：像小粉红，他们其实是对资本非常依赖的，但为什么反过来又会在国家和资本两方对立时坚定的站在国家这一方呢？

王晓渔：我感到有些不解的是，当国家和资本是一致的，怎么做到赞同前者却反对后者。小粉红仿佛青春期的粉刺，是力比多过剩、精神亢奋的产物，很难说与逻辑有很大关系。就像粉刺一样，在青春期的时候小粉红一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一辈子都在出粉刺，就有些问题了。有些批评小粉红的声音，同样缺乏逻辑。比如以肯德基有国资背景为由，论证抵制肯德基的错误。如果没有国资背景，是否应该抵制呢？如果美国有小粉红，他们更应该主张抵制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纳税。这倒与中国小粉红不谋而合，虽然各有自己的原因，最后却殊途同归。

搜狐文化：像在文革当中也出现了这种，对资本的抵制，您认为它其中有没有某种对文革话语的延续？

王晓渔：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小粉红是小红的升级版。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粉红愿意承认这点，他们可能对文革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脉络并不了解，但这种文化和思维已经像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

搜狐文化：目前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这种畸形膨胀的民族主义，您觉得这种现象会带来什么隐患？

王晓渔：对小粉红本身我觉得没有特别需要担心的。根本的问题是，小粉红是怎么被召唤出来的？

搜狐文化：像这种现象的出现，它是不是和历史教育的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晓渔：思想根源和历史教育缺乏有关，但小粉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被召唤，而不是在另外一个时候被召唤，这是需要讨论的。有一次，有两个国家同时与中国发生利益冲突，但小粉红只声讨其中一个国家，却对东北某邻国的行为视而不见。即使捍卫国家利益，也是很有选择性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召唤小粉红的机制，而不在小粉红本身。这就像讨论文革，红卫兵是一个重要现象，但只聚焦于红卫兵，是避重就轻。

搜狐文化：像之前资中筠老师说，要应对这种狂热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必须依靠启蒙，您认为启蒙能够解决这一隐患吗？

王晓渔：启蒙的价值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制度设计更重要。我的意思是说，有一部分人持小粉红这种观念，这是正常的。如果一个时代完全没有小粉红，那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时代。现在的问题是，不同的声音很难得到呈现。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相反的声音无法得到呈现？

搜狐文化：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像制度设计这一方面，像有些人会说启蒙它也可以通过制度性启蒙，而不是，就是像五四那种观念的启蒙，您认为通过制度启蒙这一道路，有没有可能走上比较乐观的一个道路？

王晓渔：这就没法预判了。我认为言论开放是最好的思想启蒙，有了它才能来讨论其他问题。

搜狐文化：但言论开放的前提是？

王晓渔：又变成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等待戈多吧。

陈纯：举报、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

极端政治何以在当下产生，又会在哪里发力。

2019-08-29

【编按】：内地学者陈纯7月中来香港观察反修例游行，回去后，于8月初在微博上被大V举报和起底，并被迅速顶上微博热搜，举报理由是“支持港独”，“证据”是他的微信朋友圈截图。他当晚被请进派出所审问，在派出所过了一晚，隔天早上才被释放，出来后又两度因大V追击和朋友声援而再上热搜。本文为陈纯对当日经历的自述，及对中国大陆目前的粉红狂潮之机理的分析。他认为，对这股粉红狂潮，“洗脑说”已经欠缺解释力，更深层的问题是，极端政治何以在当下产生，又会在哪里发力。

8月5日从派出所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世界的变化。

我在7月14日去香港观摩传媒游行，其实就很简单，一些当地的媒体工作者沉默黑衣游行，合法活动，除了走路什么都没发生。参加完后我在朋友圈发了两张与此相关的照片，不过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就锁掉了（设为自己可见，我一直有这个习惯）。然而，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有人将这两张照片保存了起来，并对我的朋友圈进行截图。

8月4日中午12点左右，一个叫“孤烟暮蝉”的微博大V将我这两张照片和朋友圈的截图发了出来，并贴上“港独博士”的标签，呼吁人迅速转发。很快，一个小时内，我的微博大小号、我以前删掉的言论、我出版的书，都被人肉出来。众多别的大V号也跟风转发了这些照片和信息，无一例外都打着“港独”的嘘头，其中一个大V还加了一句：“治不了洋人，还治不了你一个土博士？”

一开始我并没有把这种抹黑放在心上，依旧出门会友。但傍晚的时候我上自己的小号看（我的大号已经被禁言），才发现各条微博下面已经汇集了几千条恶毒的评论，我一个师长关注了事件发酵的整个过程，私下叫我不要打开微博看，否则将“极度不适”。与此同时，有数十个未曾打过交道的人发微博私信给我，其中除了辱骂，最频繁出现的就是人身威胁，甚至威胁要祸及我的家人。

这些人见骂我没有效果（我没有理会），开始在微博上@深广两地的执法部门，包括@深圳公安、@深圳网警 和@广州公安，我后来还看到有人自己留言说，还专门打了电话去报警。一些朋友劝我赶紧出国避避风头。我自问不曾发表过支持港独的言论（在“港独”这种主张刚出现的时候，我还对其进行过批判，认为其无助解决香港的任何问题，只会引发进一步的陆港对立），也不相信公权力会把这种举报当回事，于是既没有回家拿护照，也没有联系任何律师。下午5点左右有公安去我家找我，但我不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一位市局的警官打了我的电话，我们说好9点在我家附近的派出所见面。

当时我并不是那么担心，因为我并不支持港独，并不觉得会被故意冤枉。

结果后来证明这个事情比我想的要严重，即便其实也并没有到我朋友担心的“直接拘留”。我提前了10分钟左右到了派出所，在等那位市局的警官时，我和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聊了几句，大概讲述了我的情况。聊天过程中，这位警员还感慨了一句说，现在有的人闲得没事干，就在网上到处揪人的小辫子。我正要接话，他继续说，就算你是港独又怎么样呢？你是港独，你的合法权利一样要得到保护。如果里面有人泄漏了你的个人隐私，你有权利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当然，这位接待我的警员先生并不知道这件事具体的性质，所以只是就案情本身来谈。只是我自己知道，事情涉及两岸政治，我又是个曾经被有司找过的人，也是他们认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但我当时还不觉得会像之后那么复杂。

不过公平地说，在派出所的十几个小时里，我并没有遭受什么虐待，审问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三个小时，审问的问题包括：大概是什么时候去香港，什么时候回来，中间做了什么，有没有去游行（其实我也参加了沙田游行），为什么戴口罩穿黑色衣服，为什么喝宝矿力，为什么拍照上传朋友圈，跟谁一起去，中间有没有暴力行为等。其他时间都是在等我的手机里面的信息拷贝完成。微信之类的社交媒体上的所有聊天记录都被拷贝，但是里面有七百万条，技术人员和我说不会每一条都看，都是搜索关键词。对于我个人的情况，我则几乎没有任何隐瞒，因为我相信他们就算不问我，那些事也一样可以知道。

最后他们综合了各种考虑，决定不对我进行处理，只是对我进行了警告，但对我进行警告的事项跟港独和游行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警告我诸如不要在朋友圈发布港大学生骂校长的照片之类。

在手机拷贝过程中不能使用手机，不然会影响拷贝速度，而审问也在这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这数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他们对我的行动基本不做任何限制，我在几个办公室进进出出，饮用水和盒饭随便拿，还在其中一个沙发上睡了两个小时。我跟派出所里的领导、审问我的其中一个中年警官和负责技术的工作人员聊了不少家常，目睹了其他警员合情合理地办理完两个案子，还旁听了几位年轻文职人员相互打趣的玩笑。走前，一个长得有点像光头强的警官，用粤语对我说，好好赚钱吧，政治这种事最好不要碰。

和网上那些举报我的人相比，这些活生生的体制内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我面前一点也不“暴戾”，尽管我一直怀疑一党专政下的“法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但从我多次与这些执法人员的接触来看，他们是真心相信体制在往“法治”的方向前进，所以他们喜欢强调自己执法的法律依据，对自己办事符合法律程序的那一面感到特别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非常符合韦伯对“合理化”的“科层制”的描述。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务员是“政治中立”的。从派出所出来以后，我又被送上了两次微博热搜，第一次是因为孤烟暮蝉和其他大V继续追击我，第二次是因为我出来以后很多朋友出来声援我，又激怒了那些不爽我的人，如此又引来了两个部门的问询；我的一些朋友、读者和学生，因为帮我说话，自己的微博被攻陷，有的被人肉出相当详细的个人信息，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可是之前在派出所里，我在交待完我的情况后，要求对那些网暴我的营销号（其中“孤烟暮蝉”或许有体制内的背景）进行处理，市局警官的态度是这样的：这是网友们自发的爱国热情，你要理解一下，谁叫你撞枪口上了呢？而由于这些帐号没有被取消，谩骂我的微博还在，攻击我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有。

在这半个多月来，我看到墙内外出现了越来越多被举报的人：有一个人在跟他的同事争论的过程中，对香港的年轻人表示了同情，同事马上就报了警：有一位应该还在读书的学生，在朋友圈转发了关于香港警察滥用武力的文章，有学弟直接对她私下说，我和另外的同学一起举报你了，我们不配有你这样的朋友；还有一些倒霉的人，自己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相关内容上，有一个转发，或一个点赞，就被别有用心的“熟人”收集了起来，被当作“支持港独”的证据曝光在墙内。这些因为被举报，而被人肉和被网暴的人，不仅无法进行任何维权，还遭到公权机关的主动骚扰和惩罚，他们很多人受到的骚扰比我严重。如果家里是体制内的或在开企业，那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粉红狂潮

有的人认为这说明经大陆年轻人被洗脑洗得太彻底。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路径，但在我看来，事情远远比这个要复杂。

在这一片“举报狂潮”中，“饭圈女孩”的表现也颇为引人瞩目。8月14日被称为“814饭圈大团结”，因为在这一天，饭圈女孩抛开了自己爱豆之间的恩怨，翻墙出去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为“阿中哥哥”（中国）作战。

这次的“出征”得到了老牌远征军“帝吧”的支持，但饭圈女孩在历次“护驾”过程中训练出来的组织性发挥了极大的优势：屠版、控评、反黑的手法，驾轻就熟；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为了翻墙和海外宣传的技术指导和美术组、文案组、翻译组。要知道，这是在历次饭圈战斗中培养出来的素质。

其实，饭圈女孩在近年来的政治紧缩中，早就逐渐学会了对政治进行“借力”。比如因为“爱国”是底线，如果一个爱豆发表过“不够政治正确”的言论，或在“国庆”、“建党节”、“建军节”的表现得不够积极，那就有可能被对家的粉丝举报。一个常见的操作是截图大范围传播，大量@微博上的“共青团中央”、“紫光阁”和“人民日报”，或者弄成 hashtag，将那个艺人送上热搜（很荣幸，我也享受了一回这样的操作）。港台明星还不熟悉大陆的这一套“规矩”，偶尔会成为牺牲品，佘诗曼、杨千嬅和王祖蓝都因为微小的“失误”被顶上风口浪尖。其中佘诗曼迅速地发表道歉声明得到谅解，而王祖蓝没有在微博上转发“我是护旗手”，成为大陆网友认定他“不爱国”的重要证据。

“共青团中央”等官微和这些饭圈女孩处于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一方面，打理这些官微的小编对饭圈生态和饭圈话语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的官媒，使得这些微博发出来的一些内容，对饭圈女孩乃至于95后00后的年轻人来说显得特别亲切，因而也就更具动员力。另一方面，饭圈女孩对于这些官微也是又敬又怕，她们害怕自己爱豆的一些小小的失误被“共青团中央”等盯上，也怕后者偶尔流露出的对“流量IP”的鄙夷。但更多时候，她们将这些官微视为可以信赖、倚靠、利用的对象。在“814饭圈大团结”以后，“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大张旗鼓地对饭圈女孩进行表扬，“人民日报”也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地介绍了“814出征”的全过程。“饭圈女孩”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没过两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就抢了饭圈女孩的风头。在澳大利亚的香港年轻人发起了声援香港反送中的集会，有女生喊“Hong Kong Stay Strong！”另一边人多势众的中国留学生则针锋相对地喊出“CNMB”和“叫爸爸”。在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在法拉利上插着中国国旗，对香港年轻人喊出了一声声的“穷逼”，尽显暴发户本色。

这两件留学生风波虽然看起来无组织无纪律，丢人丢到家，但它们有可能并非完全自发。各国的中国大使馆跟当地中国留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国际上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大使馆在给海外中国留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之余，也对其中一些留学生给予特殊关照。作为回报，这些留学生帮它们留意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动向”，记录并定时汇报，一些大使馆不方便出面的活动，也可能由这些留学生代为组织。

这两个多月以来，体制内各种机器对大陆舆论的引导是相当明显的：那些非建制派的香港人（所谓“黄丝”），被墙内（自）媒体描绘成得寸进尺、忘恩负义、好吃懒做、数典忘祖、勾结外敌、分裂国家的败类，统统被叫做“废青”和“暴徒”。举报、人肉和网暴，这些在一般道德上都认定为卑劣的行径，也得到体制的某种偏袒和维护。

然而光是体制的操纵和拉偏架，难以完全解释这种“粉红恐怖”：许多大陆人可以随时翻墙出来，但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来自香港和西方的媒体比内地媒体更真实地传达了事情的原貌。当然了，外媒也确实存在一些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或者有自己的议程设置，过往在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有一些离地或偏离的表述，可能长期积累下来了一种不信任。但总的来说，在言论自由社会，这些问题既是可以被纠偏的，也不影响媒体传达事实时的专业性。但现在更特别的现象是，许多人不看这些事实则以，在官微释放缓和信号的时候，却还会反过来质疑官微是否被策反。

有的人认为这说明经过多年“爱国教育”和国家主义薰陶，大陆年轻人被洗脑洗得太彻底。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路径，但在我看来，事情远远比这个要复杂——这一波“粉红狂潮”，既有来自香港的原因（比如不少大陆人有在香港被歧视的经历），也有爱国教育和体制操纵的原因，但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埋在大陆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之中。

空心化，令极端政治化再有可能

稳定的“强制的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它要么走向一种健康的“合理多元主义”，要么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狂热”。很显然，前者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被，是被一些新左派称为“去政治化”的时期。从如下方面来看，这种定义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运动急剧减少，领导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领，代之以“经济发展”、“四个现代化”、“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中国体制的各种部门越来越“行政化”，对“绩效”的推崇凌驾了对绝对“政治正确”的要求；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迅速失落，大部分人以“过上好日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人逐渐脱离了“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对自己严密管控。

在这一趋势下，“政治”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开始丧失意识形态色彩，变成和“权力斗争”相近的意思。尽管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小学有加强的倾向，社会管控因为政治风向和技术进步变得更加严格，体制内部越来越“讲政治”，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也如过山车一般，但整体来说，中国倒退回“共产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共产主义”这样同时涵括政治制度安排和个人人生安排的观念称为“强意识形态”，中国目前不存在任何“强意识形态”，所以这一波“粉红狂潮”，严格来说也不是“意识形态狂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回到“极权主义”。这种“去政治化”后留下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空心化”，恰恰是“再政治化”、甚至是“极端政治化”的有利条件。

从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对除自身以外的组织就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从土改到文革，中国的传统社会组织被尽数破坏，而1978年以后，中国零星地出现一些自发结社，但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控，2015年“公民社会运动”划上句号，社会组织也迅速萎缩。中国社会分化成两部分人，有组织的人（体制内成员）和没组织的人。以往中国的自由派与体制内的人发生较多的摩擦，但长远来看，最危险的一批人不一定是从“有组织的人”中产生。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大量生产“原子化”的个人和沉浸在私人领域中的利己主义者。一些庸俗的自由派因此感到欣喜，似乎这使得集体主义的运动变得不再可能。然而他们忘记了，人是政治的动物，天生向往着在行动中与其他人建立联结，尤其当原子化和私人领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给他们提供意义来源的时候。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刷着综艺节目、韩剧和追星的某个时刻，心中会突然升起一种对“崇高感”的追求。真正的崇高是一种自我选择的“非如此不可”，它是基于自身认定的超越性信念，投身某种内在价值之中，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条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爱国”。

在后天安门时代，国家对于日益增长的超越性精神需求有一个妥协，它默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在不危害主流价值（“爱国”、“发展”和“稳定”）的前提下默默存在——自由主义、基督教、儒家、女权主义……但2012年以后，这种默契就被打破了。当局惧怕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一种和它的组织和宣传无关的方式联结起来，所以对于一切整全性学说一概打压，包括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当局不让任何一种整全性学说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而它自己也不能提供一套有吸引力的整全性学说（如古代的儒家和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这相当于将所有国民硬生生抛入一种“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之中。而稳定的“强制的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它要么走向一种健康的“合理多元主义”，要么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狂热”。走向前者就要允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和各种组织自由发展，很显然，这条路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虚无主义狂热”不需要对内在价值有所认知，只需要“忠诚”。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到：“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p421）当饭圈女孩说“阿中哥哥只有我们了”，其意思正好是相反的，阿中哥哥不只有她们，但她们只有“阿中哥哥”了。

这种“虚无主义狂热”还需要一个敌人，或者一个仇恨的对象，这个仇恨的对象以前是模糊的，现在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指向，那就是“废青”。“废青”和“犹太人”一样，被认定为破坏经济生产、出卖国家利益、吸本国民众的血（香港获得中央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光是呼唤“爱国”，没办法召集那么大的能量，只有当“爱国”有了具体的敌人，能量才能汇集起来。而树立这样一个敌人，并不需要体制费多大的功夫，这个敌人甚至不一定是体制选定的。7月14日过后，我们看到墙内一些自媒体在传播“废青钳断警察手指”的“新闻”，它不用体制自己编造，国人有源源不绝的怒意在支撑着这样的“新闻”的制造和传播。

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就我和朋友最近的遭遇来看，“废青”的外延已经在扩大，包括了所有同情香港示威者的大陆人，进一步地，所有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批评的大陆公民，也要成为打击对象。考虑到“废青”北上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也不鼓励大陆民众赴港与“废青”开片，如果这场“粉红运动”扩大化，不仅“大陆废青”会全面沦为“政治贱民”，而且普通大陆民众的生活也将受到重大影响——所有人都将被迫证明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还要证明自己不曾对执政党有过微词，他们的社交账号和即时通讯工具的聊天记录会被严格审查，他们时刻怀疑身边的人是否会去告发和举报他们。那些不幸发表过“错误言论”的，生活会被轻而易举地毁掉。

体制外的极权主义

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体制和这股潮流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从许多种意义上来说，这股潮流都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尽管它未必有这个意图。体制摧毁了任何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不允许任何整全性学说得到传播，拒绝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为这股潮流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体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墙，并且不遗余力将在墙内传播的真实信息全部删除，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进行惩罚；体制一直塑造着饭圈女孩的政治性，并在关键时刻对她们进行动员，对勇于出征的饭圈女孩不吝一切赞美之词；体制贿赂、监视、要挟和操纵着留学海外的青年精英，使他们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忠诚，避免“被西方思想洗脑”；最后，体制还偏袒着那些举报、人肉和网暴他人的小粉红，为他们的狂热活动保驾护航，免于遭到受害者的反制。

另一方面，体制对这场运动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希望参与其中的小粉红听指挥，不要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不要反过来将矛头对着自己。

广州有一位大学老师，因为发表“挺港“言论被自己的学生举报，学校不予处理，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亲自写信给这个老师说：“我搞不倒你，我甚至没有办法让你丢大学老师的工作，你不觉得真的很讽刺吗？最后你却是被这个你鄙夷的体制保护了。”这位学生，并非写信给老师上一课：你看，这个体制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吧？不要老说它坏话。从这个例子可见，这名学生认为“体制”（至少是这个学校）在庇护港独分子，他认为“体制”已经不能代表爱国群众的利益了。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临的处境：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一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当出现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卡里斯玛领导人（Karisma）和一个具备高度纪律性和动员能力的组织相结合的时候，极权主义才有可能。因为执政党本身在改开前三十年的“去政治化”，许多自由派认为极权主义不再可能在中国出现。

然而，一种他们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是：极权主义运动也有可能在体制外出现。它可能是由体制孕育而成，最后却反过来吞噬体制，同化这个体制，变成一部更加丧心病狂的机器。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天方夜谭。几天前，“人民日报”的官微想要缓和矛盾，发了一个“你好我的香港朋友”，留言中的小粉红并不买账，质疑“人民日报”立场不够坚定，最后官微只能拉来水军变成满屏的“张国荣”。这说明这种“粉红运动”开始拥有了自己“生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不受控制。在体制之外，小粉红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模式，他们在饭圈和“出征”所习得的那一套极度讲究等级、纪律、分工和动员效率的机制，可以轻易地运用在下一次大规模的“猎巫”行动中。通过这次的“粉红恐怖”，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敌人已经逐渐被他们建构出来：“国族主义”、“反西方民主”和“反香港模式”的合流，离一种强意识形态只有一步之遥，而“废青”和“西方民主的拥护者”，是他们永远的敌人，是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古罪人，虽远必诛。

至于这一场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出现并不是运动的先决条件，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个人，对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独断意志。他只是一个执行者，随时可以被取代，他倚靠的正是他所体现出来的群众‘意志’，群众也倚靠他。若没有他，他们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人。”如果这场运动持续下去，未来一定会有比小粉红更具有“自觉性”的野心家，他们可能有一套自己信奉的整全性学说，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冒出来，从小粉红手中接过运动的指挥棒。

有的人会觉得我杞人忧天，认为这些小粉红可能只是年轻人中的极少数，或者这个狂潮很快救会过去。老实说，对于一个能在几天之内将我这种无名小卒两度送上热搜的群体，我不相信它的数量会小到不值一提，更不用说，这种狂潮在年轻人中是会互相感染的，在极端的环境中将会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于它是否很快会过去，这取决于香港这件事是否会很快结束，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一个地区争取民主的抗争，有可能引发另一边极权主义运动的开始。

对于这样灾难性的运动，最有责任最有能力将其扑灭的是体制本身，只是处于经济下行和贸易战的外部环境下，体制的领导人不一定抵制得了饮鸩止渴的诱惑，也不一定敢去违逆这个比自己还政治正确的潮流。他们最有可能做的，倒是将祸水引向自由派和其他的进步派。在这样的关头，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个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这个国家。如果碍于身家性命，只求自保，那粉红的潮水终将把这片土地全部淹没。

这样的“破局”，大概是我们能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一种结果。

方可成：“小粉红”，一个“张冠李戴”的标签

经过研究后，我们确信：“小粉红”这个标签的起源有问题，“读耽美小说的少女变身民族主义小将”的故事实际上并不存在。

2017-11-01

和所有关注着中国互联网舆论的人一样，从2016年初开始，我就对一个被称为“小粉红”的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三个字流传开来，主要是因为两次影响力很大的网络事件。第一次是以“周子瑜事件”和台湾大选为导火索的“帝吧出征”，或称“两岸表情包大战”；第二次是赵薇执导的影片《没有别的爱》因为演员戴立忍“涉嫌台独”而遭遇抵制的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涌现出许多在社交媒体上捍卫政府、痛批“台独分子”的民族主义者。其中，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年轻人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大量使用表情包、段子和其他网络语言的做法，与怒砸日本车、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的传统民族主义者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差别。他们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称呼：小粉红。

根据流行的说法，小粉红的主体是二十岁左右的“无知少女”，她们平时喜欢看耽美小说，是晋江文学城的忠实用户。有一天，她们突然成了活跃的民族主义者，将她们对耽美小说主角的感情投射到了政府身上，像爱护小说主角一样爱护党国，不容他人批评。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和我的合作者、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Maria Repnikova决定一起研究这个重要的群体，及其背后的新一代民族主义现象。我们想看看这群人的转变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她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难以寻觅的少女们

为了研究小粉红群体，我们阅读了大众媒体和主要社交媒体上关于这一话题的几乎所有内容。其中，最显眼的一篇来自《经济学人》，标题是“东方粉（The East is pink）”。

文章对“小粉红”一词起源的描述，和我们在其他渠道读到的基本一致：网络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讨论区背景颜色是粉色的，大家称之为“小粉红”。本来，小粉红论坛上的讨论并不政治化，但后来其中部分用户成了有影响力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小粉红”也就成了这群民族主义者的代称。

晋江文学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网站之一。根据站方提供的数据，晋江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一亿，女性用户占七成，18至34岁的用户占68.64%，用户的日平均在线时间长达94.19分钟。也就是说，晋江的用户量巨大，且以年轻女性为主，她们十分忠诚，每天花大量时间在上面阅读小说、参与讨论。晋江的小说大多是言情题材，其中又以描述男性之间感情和性爱的“耽美小说”为一大特色。

从沉迷耽美小说的少女，到用表情包捍卫党国的小粉红，这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叙事。在问答网站知乎上，一则获得七千多赞的回答，用女性代词“她们”来描绘这群参与帝吧出征、抵制赵薇和戴立忍的民族主义者。答主说，那是一群“几乎都是动漫或软妹头像”的“少女们”；“‘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乌合之众’这些名号对于一群十几岁二十岁的小姑娘来说确实太不怜香惜玉了，就叫她们小粉红吧。”

端传媒发表过的一则评论曾这样描述小粉红们：“这些女性为主的年轻人，在网络空间中阅读小说，追逐明星，混杂地展示自己的欲望与想像……有人因为过去曾点赞赵薇而被开除资格。这其实同粉丝团的‘鉴粉’过程别无二致。”文化学者王晓渔在接受搜狐访谈时也说，这群人“以年轻女性居多”，“属于‘大国崛起’的一代，认为国际社会在妖魔化中国，而中国应该表达‘不高兴’的态度。”

循着这样的描述，我们自然很希望了解这群年轻女性的具体身份，以及她们的种种想法。端传媒曾经采访过帝吧出征的三位女性参与者，除此之外，在媒体上却很难见到符合描述的“活体”小粉红。我和几位试图操作小粉红选题的记者朋友交流过，他们告诉我：太难找到采访对象了，以至于不得不放弃选题。

听上去有点不太对劲——既然参与帝吧出征的有那么多人，把蔡英文的Facebook页面爆得不成样子，为什么在生活中找到几个真实的年轻女性小粉红，会那么困难呢？

于是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去翻帝吧出征时的帖子，查查发帖的人都是些什么人，看看他们的Facebook资料；第二，去晋江文学城的论坛区，也就是“小粉红”得名的地方，看看那里作为小粉红的“老巢”，是怎么讨论帝吧出征的。

第一件事让我们发现，在我们随机抽样的100位帝吧出征者中，有64%都是男性，这并不是一场以年轻女性为主的运动。第二件事让我们发现，晋江文学城的网友根本没有讨论帝吧出征，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几乎不会讨论政治。如果用一个中国网络流行语来形容晋江网友对“小粉红=新一代民族主义者”这个说法的看法，那就是：一脸懵逼。

做完这两件事，我们确信：“小粉红”这个标签的起源有问题，“读耽美小说的少女变身民族主义小将”的故事实际上并不存在。

张冠李戴的过程

于是，我们的研究问题，从“小粉红是怎样从耽美小说读者变成民族主义小将的”，改成了“小粉红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再次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还原了小粉红这个称呼被张冠李戴的过程。

首先，“小粉红”的确是晋江文学城网友讨论区的暱称。至少从2008年开始，晋江用户就会使用“昨天没上小粉红”这样的句子，来指代“昨天我没有登录晋江文学城网友讨论区”。之所以叫小粉红，也的确是因为网站的背景色是粉红色。不过也有晋江用户说，小粉红还有另外一个来历，那就是在耽美小说中常有描写男男性爱的段落，其中不时会提到“粉红色的直肠内壁”。

但是，晋江的用户很少讨论政治，更少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晋江的站长iceheart是反感民族主义的。所以，当晋江论坛上的一小部分具备民族主义倾向的用户聚集在“风雨读书声”这个板块的时候，iceheart曾经将该板块的编号改为250（二百五，意为“傻子”），以羞辱他们。于是，在2011年左右，这批民族主义倾向的用户愤而从晋江出走，自建了“凤仪美食论坛”。

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给年轻的女性民族主义者起一个名字的话，“凤仪”其实是更适合的。“小粉红”则完全是张冠李戴，因为晋江并不是一个具备民族主义倾向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最终是“小粉红”成了代称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微博大V@大咕咕咕鸡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作用。

大咕咕咕鸡的言论多属自由派，他曾发明“你国”的说法，以表示和党国之间保持距离。这种说法引发了凤仪用户的不满，她们于2015年夏天在微博上与大咕咕咕鸡展开了骂战。对骂之中，大咕咕咕鸡从部分用户的微博相册中下载了一些照片，并公开发布出来羞辱她们，讽刺她们非常丑陋，同时称她们为“小粉红”。至于大咕咕咕鸡为什么会使用这一称呼，我们的推测是：他从评论区中看到一些人说，这些攻击他的女性来自晋江小粉红，于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就这样，自从2015年夏天开始，借由大咕咕咕鸡的张冠李戴，“小粉红”这一称呼以“年轻女性民族主义者”的含义第一次真正出现在公共讨论中，但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半年之后，帝吧出征，这一称呼的影响力被迅速放大，成为几乎尽人皆知的标签。

暗含在“小粉红”标签中的性别歧视

张冠李戴的过程弄清楚了，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小粉红”这个阴差阳错中出现的标签会迅速火起来。

我们研读了关于小粉红的种种文章和帖子，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小粉红”是一个带有性别属性的标签，它可以迅速被赋予贬义，成为自由派攻击民族主义者的武器。

在帝吧出征和赵薇事件之后的种种分析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小粉红是愚蠢的、无知的、幼稚的、被洗脑的、容易被煽动的、狂热的、不理智的。而这些特质，可以非常容易地和“无知的年轻少女”形象联系起来。因此，尽管帝吧出征根本不是以年轻女性为主，但通过把帝吧出征描绘成一场年轻女性小粉红主导的运动，一些自由派意见领袖就可以很方便地攻击出征者是无知而狂热的。

在对小粉红无知、愚蠢的攻击中，一个被不少人采用的说法是：她们语言能力低下、品位低俗，只能通过表情包来表达。研究表情包的国外学者应该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普遍认为熟练使用表情包是具备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体现，但到了民族主义批评者的眼中，却具备了负面的意义。

活跃的自由派作者王五四在《粉红色的回忆》一文中说：“可以分析出，小粉红们多数出身三四线城市，或者是跟随父母进入一二线城市打工，属于社会中下层。”他还引用心理学家唐映红的说法称，强烈的爱国感情“通常见诸于社会经济中下层（“爱国”会提升他们的自尊感）、难以理解复杂社会现实的保守者（他们大脑额叶前扣带回的灰质部分偏少而颞叶的杏仁核偏大，导致他们难以理解模糊知识，却又充满强烈的憎恶感）、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的发育尚不完善）。”但是，根据我们对帝吧出征参与者Facebook个人资料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外留学的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很少属于“社会中下层”。

小粉红智力低下乃至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是反复出现的说法。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研究发表之后，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贴出了论文的链接，很快有人评论说：可惜是英文的，这群职高生看不懂。言下之意，愚蠢的小粉红们没法看懂我的英文论文，因此无法上来攻击我。

更有意思的是，在使用“小粉红”这个标签时暗含了性别歧视意味的，不仅是批评民族主义者的自由派，还包括党媒。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环球时报》在微博上发布的一篇极具“直男癌”色彩的文章：“她们不太懂网络安全，朋友圈和微博里晒满了美食和旅游照片；她们不懂网络舆论，但却是这个上甘岭上的生力军；她们垂涎着环球时报的肾6和美腿7，据说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华为麦芒3’。她们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却有着一股天然的正义感”；“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让我们共同守护她们。”中共时事理论刊物《半月谈》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也直白地表达说：她们“肤白貌美三观正，爱国也要‘萌萌哒’”。

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由派大V，还是《环球时报》、《半月谈》，他们都对年轻女性群体展现出居高临下的直男癌态度。在自由派眼中，小粉红是被洗脑、被煽动的无知少女。在环球时报眼中，小粉红是忠心耿耿的蠢萌少女。大咕咕咕鸡讽刺小粉红长得丑，《半月谈》赞美她们肤白貌美，虽然评价截然相反，但都是在对女性的外貌评头论足。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在对待性别的态度上神奇地达成了一致，这是“小粉红”这个标签能够迅速获得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从标签中理解中国网络舆论

所以，研究了半天，我们的论文最后展现的是一个标签的出现、传播以及被赋予不同含义的过程，并没有真正去研究“帝吧出征”中的民族主义者。需要特别指出的两点是：

第一，虽然“小粉红”是张冠李戴的标签，但我们并不会呼吁大家停止使用这个标签，实际上，这个标签已经逐渐和最初的晋江文学城、耽美小说、无知少女等元素脱离，成为“年轻民族主义者”的同义词，每个标签都会自然生长；

第二，说“小粉红”是张冠李戴的标签，并不意味着这一批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不存在。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恐怕并不是以年轻女性为主），非常值得更多的研究。我们的精力有限，只能在目前的这则研究中先把“小粉红”这个标签搞清楚。而且我们认为，这个标签的出现和流传折射出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在中国的网络舆论中，贴标签是一种最常见的论争手段。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暗含了很多意思，褒贬意味非常明确（一般都是贬损）。例如，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缩写为“公知”，这个标签就带有了强烈的贬义，让人自然地联想到盲目崇洋媚外、搬弄和歪曲事实的形象。一个相近的标签是“美分”。与之相对，“五毛”也是一个典型的标签，被大量用来批评支持政府的声音。近来出现的标签还包括“白左”、“女权婊”等。

在网络讨论中，只要扔出标签，仿佛就宣告了胜利。例如，一些自由派在批评网络民族主义者时，只要将他们定义为“小粉红”，仿佛就将他们钉在了耻辱柱上，取消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反过来，当民族主义者批评自由派时，一个“公知”标签抛出来，也就关上了对话的大门。在论辩各方不断发明标签、使用标签的过程中，讨论极易陷入简单粗暴的境地，失去了公共理性。

尽管标签战有许多负面的后果，但它是网络论争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现象。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每一个标签的出现和产生都能反映出背后重要的社会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小粉红”这个标签的研究，也是网络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

（方可成，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本文所介绍的研究发表于《New Media & Society》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