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读张彦的《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里面写到了王怡，想到好久没他的消息了，应该还在服刑吧。从2018年12月算起，九年刑期得到2027年才能出狱。还不确定他会不会如刘晓波一样在刑期将尽时“被死亡”。

2018年12月，王怡及秋雨圣约教会的100多名成员遭到传唤逮捕，随后教会被官方取缔。

2019年11月底，秋雨圣约教会长老覃德富被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非法经营罪，获刑4年。

201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公布，王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获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王怡前辩护律师张培鸿表示，检方指控王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许是因为“王怡根据《圣经》在教会讲台上说过‘任何人不悔改，就必定灭亡’之类的话，这个表述会被不熟悉《圣经》的官员视为对领导人不敬”。但是张培鸿认为，据此指控王怡构成煽颠罪并不合理。

王怡（英语：Rev. Wang Yi ，1973年6月－），笔名王书亚，中国作家、诗人、学者、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牧师。其长期从事写作，并在多间新教教育机构和神学院担任理事和教师。曾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后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和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牧师，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25位值得关注的中国人”。著有《宪政主义》《不服从的江湖》《天堂沉默了半小时》《我有平安如江河》等书十余种。

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2000年后，开始网络写作。2003年，成为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中一位重要的阐释者和介入者，在《中国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倡言“民权运动元年”。同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11月在该会召开首届会员大会后，由会长刘晓波任命为副秘书长。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是名单上最年轻的一位作家。

2005年6月，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之一，出席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国际笔会第71届代表大会，在闭幕式上作演讲《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这是1989年后，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出席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同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2005年9月，在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会员大会高票当选为理事。10月，应邀参加在瑞士举行的“第21届国际南北传媒节”。《瑞士周刊》以“王怡，互联网上的英雄”为题进行了特别报导。

2004-2005年，介入多件中国家庭教会维权案件的调查、诉讼和研究，参与组建“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

2005年底，个人博客“王怡的麦克风”，在德国之声举办的世界博客大赛获得“记者无疆界特别奖”。

2006年，先后应邀在东吴大学出席“两岸知识分子论坛”；在悉尼科技大学出席“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文明国际研讨会”；在华盛顿参加“中国宗教自由状况高峰会议”；在纽约参加“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2006年4月，作为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之一，应邀在白宫与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会晤。这是1949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信徒第一次公开与外国首脑会谈。

2006年11月，应法国外交部“未来人士计划”邀请，对法国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进行一个月的访问。

2008年10月，应邀在华盛顿出席“全球基督徒法律人大会”，获颁“促进宗教自由杰出贡献奖”。2008年12月辞去教职，蒙召全职服侍。2009年6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家庭教会“秋雨之福教会”被选立为教导长老，2011年10月被按立为牧师。

2008年12月8日，在远志明主导下，远志明、余杰、王怡、刘同苏、洪予健、张伯笠、张路加、张志刚、祝建、周小安、范学德、李亚丁、赵莉、赵晓、金明日、崔权、黄磊、杨万里和冯秉诚共19人发表《旧金山共识》，被一些基督徒认为是和掌权者中国共产党政治合作来“和谐”（控制）基督教会。

2013年，参加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的年度颁奖会，并在研讨会上发言。9月，作为家庭教会的牧师，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被列为“25位值得关注的中国人”之一。

2018年12月9日，中共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抓捕了王怡和秋雨圣约教会长老、执事等上百名基督徒。201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王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处王怡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2019年11月15日，获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第10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14届狱中作家奖。

曾出版随笔集《载满鹅的火车》、《不服从的江湖》，法学论著《宪政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转捩》及自印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等。后在主流媒体开设“电光倒影”专栏，2009年该专栏获得腾讯“中国传媒年度专栏奖”提名。

成为基督徒后，出版《天堂沉默了半小时》（2008年）、《我有平安如江河》（2009年）、《自由的崛起：15-17世纪加尔文主义对西方五个政府的影响》（合译，2010年）、文集《与神亲嘴》（2008年）、《灵魂深处闹自由》（2012年）、诗集《秋天的乌托邦》、《大教堂》（2014年）、《基督教古典教育》（2015年，合著）、牧函集《灵魂总动员》、《天使的联邦》、《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2012年，合著）、灵修笔札记《大声的默想》《福音的政变》（2017年）等十余种书籍。

王怡牧师：秋雨的牧者、流泪的先知|愚人

2019年12月26日

王怡牧师的朋友圈定格在2019年12月9日13点59分。这是他尚在自由时在自媒体上留下的最后一段话。

他转发了他12月8日写的一篇文章《宗教战争沉思录》，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中国执政党对正在复兴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强力打压及渗透，指出宗教局作为“战斗的无神论”的器皿旨在把人们的灵魂纳入自己的手掌。民宗局新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为了逼着基督徒背叛上帝去崇拜无神论的政府。他呼吁中国基督徒持守信仰、刚强壮胆，背起十字架、主动进入苦难，采取与任何意义上的“民权运动”或“维权话语”迥然不同的方式温柔地反抗，主动地忍耐，和喜乐地不服从，用爱的力量去对抗弥漫在中国社会里的仇恨。用基督徒的良知和勇气，以更积极的福音行动，和更高声的赞美，来反对那些“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他说：“基督徒必须站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邪恶的政府。但基督徒绝不能跪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美善的政府。”

在朋友圈发出约30分钟之后，王怡牧师在成都市太升北路所租用的房屋被数十名警察包围，王怡牧师和他的妻子蒋蓉同时被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晚六点左右，成都几乎出动了所有警力，对秋雨圣约教会实施大抓捕。警察连续冲击教会同工及会友的家庭，教会长执及重要同工被抄家，超过一百位基督徒相继被抓捕。包括住在成都的公民慕道友也被国宝控制。他们自己的微信群、包括他们所在的微信群全部被封杀。神学院和人文学院的学生宿舍被冲击，学生全部被带走。直至深夜，警察仍在疯狂敲门，试图破门而入。

当晚21:36教会发出了第一封代祷信，“时候到了。噢，主啊，你设立这间教会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吗？愿祢显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在祢复活的日子被带走，在祢被审问的深夜被审问，也求祢复活的能力充满我们。我们等候祢，如同守夜的等候天明！”

12.9大抓捕成为近年罕见的教难，中国基督徒危险指数排名陡升。

46岁的王怡是中国成都一间家庭教会——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位诗人、大学教师、一名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宪政学者。2005的一天，他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取书架上的书，突然从凳子上摔倒，躺在地上，血流不止，他突然就开口祷告，满莫名的敬畏。这个经历既成为撬动他信仰的钥匙，更像他未来人生的寓言：一个无形的力量领着他从知识的高处下降，降到尘土一样低的位置，去预备自己，为这座城市里那些失丧的灵魂洗脚。同年，他在家建立团契并受洗。他也曾想做一个基督徒学者或基督徒作家。但他发现今天的教会，最缺乏的还是丢了渔船、甘心上路的传道人。2008年王怡底蒙召，辞去教职及其他世俗职务成为全职传道人。2009年6月21日，秋雨之福教会被民政局和警方宣布取缔。那个下午，王怡和同工们一起祷告，商议对策。他跪在地上说，“主啊，原先我对自己的蒙召还有所保留，说愿意侍奉教会二十年。但现在，我在你面前说，我立志在这间教会侍奉你，一直到你带我去见你的时候，求主帮助我。”

2011年他被会友正式接纳为牧师。从成都大学辞职时，他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在学校没有提出要求时，他主动把学校分给他的一套住房还给学校，从此全家住在一套不大的租来的房里。他这种与世俗风尚决绝的方式让友人感到不可思议。多年来，他坚持像清教徒一样守贫困，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辆低档的电动自行车。他对上帝的信心却伴随着物欲的下降而走高。人们常常看到他骑着简易的电动车在他称之为“欲望之城”的城市奔忙，他那张温柔和平、恩典充满的脸与周围那些焦虑冷漠的脸显得不相称。然而，他说出来的话却搅动人心。他说：“上帝賜予我三個錦囊：隨時搬家，隨時坐牢，隨時回天家。”

王怡原本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跟其他人一样与庞大的群体、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建立起一些虚幻的链接，又透过写作与成千上万的读者建立起抽象的群体关系。但在教会服侍中，这些立场都被一一破碎。他发现要跟教会的几十个人建立真实的私人生活的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一些知识分子信主后，难以接受这一点。在长期受到虚假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欺骗之后，人们却再也没有力量重新进入一个真实的群体。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彼此称作“弟兄姐妹”，这对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中国文化形成了挑战。王怡深感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是几乎惟一的、在国家体制之外拥有丰富生命经验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前从所未有的。有一次，王怡在教会跟一个弟兄谈话，对方是一个工人。谈话中，他忽然有一种深切的自我省察：“如果我依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会谈论国家事务，讨论下岗工人的难题，但我一辈子可能也不会跟一个工人，分享他个人生活的处境和罪恶，并试着陪伴他经历这些问题。”“这几年，跟弟兄姊妹一起走天路，感受到我能给他们的，远远不如他们给我的。”“我在牧会的过程中，与弟兄姊妹、与同工之间的忍耐与磨合，是一个也痛苦也幸福的过程。一开始，我更像一个教师，是单纯的教导者的角色，比较生硬和苛刻，在服侍一些软弱的肢体时，缺乏体谅和温柔。现在我也充满这些缺点，我还处在不断反思、调整、破碎和悔改的过程中。”

王怡的语言训练让他的讲道充满诗兴和激情，他的神学、宪政学、人文学背景又使他的讲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及文化使命。由于政府长期管控加之传统文化包袱，很多基督徒缺乏运用圣经对复杂的现实、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和评判的能力。王怡的证道和文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改善提供了帮助。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存续地，长期的自给状态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内生性和排他性，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有一种沙文主义情结。两千年的泛神论、多神论使社会呈现出个人主义散沙状态，近七十年亢奋的无神论又使社会呈现出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特色。以色列先知文化却对这些传统和现实构成巨大挑战。因为人人都是先知，基督徒在任何时代都要批判君王、批评国民，在批评的同时还要给出盼望。他因此遭到很多的攻击，激进主义者说他软弱，自由主义者说他专断，理性主义者说他迂腐，文化守成主义者说他数典忘祖，共产主义者说他煽颠。基督徒要进窄门，王怡必须在多条战线上跟各种思想作战。为真理辩护，他可以像雄狮，然而对他个人的攻击，他却沉默如羔羊。他说如果你没有对一个人笑过，没有为他祷告过，那么不要跟他辩论，因为那样的辩论不是出于爱。他说自己宁肯以失败者的面貌，或拙口笨舌者的形象，在别人的哄笑中退场。

跟多数回避政教话题的基督徒相比，他对公义的关注及直言不讳显得十分引人瞩目。由于他的批评再三触碰政府的红线，导致他的言论长期被审查，他的公众号一再被封杀，微信朋友圈成为他仅有的阵地，尽管这里也常常被删帖。他却说：“公号被封，是值得的。身体被囚，也是值得的。因为灵魂的价值，比天更高。”对他利用自媒体传播福音的方式，引来很多批评，也获得很多支持。他坚定地珍惜话语权极度稀缺的网络空间，他的教会因此吸引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关注公义的良心人士，如从事民间教育的李英强、作家冉云飞等。很多人没见过王怡，他们通过听他的证道音频或看他的文章而了解他，称他为他们的“纸上的牧师”。他的兼具理性、神圣性及宗教情感的讲道及先知般的看见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甚至一些家庭因为他而举家迁往成都。秋雨教会几年来从几十人迅速增加到几百人。他获得基督徒的尊重不只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讲道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是在用生命证道。好牧人为羊舍命，谁家遭遇疾患挫折，他和他的妻子常常去身边陪伴；有人因为良心犯罪被失踪，他也会去派出所要人，到监狱外举牌声援。他怎样教导会众，更怎样要求自己，在谈到每一个罪恶时，他从来不把自己撇开，他呼召每一位听道的悔改，自己也常常公开忏悔。

秋雨教会的吸引力除了王怡的个人魅力，还因为他们有成熟的建制、一个信仰坚定的长执同工团队和一群愿意遵守神圣盟约的会友。秋雨圣约教会是成都华西区联合会的一间教会，采用的是美国改革宗长老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共和制的治理模式。从牧师到长执同工到会友，人人都被置于契约的监督之下。教会的章程有厚厚的一本，成为会友之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接受并认可章程才能成为会友。牧师、长老、执事由会友共同投票决定。秋雨开始实行会友制举行第一次投票前，王怡开玩笑说，如果自己落选就要出去另找教会。章程对牧师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规范，包括在网络上的发言只能为了福音。如何保护、约束、合理地监督牧师，但又使他充分发挥他的恩赐，促进他却不辖制他，章程里有很多要求。王怡曾表示，他不会让自己的教会成为一间没有监督的独立教会，那样的话，如果牧师犯罪，同工会友就太可怜了。因此那些指责王怡专制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王怡注重国度观，一直强调秋雨教会要成为一间给出去的教会——不断地给出去的、慷慨的、为国度而活的教会。

王怡常常强调希伯来文化所独有的先知文化理念：“先天下之知而知，先天下之苦而苦。”先知必须是流泪的，受苦的。本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原则，教会设立了“上访者团契”，还把每年5·12至6.4设为“为国家祷告月”。这些都是教会关注度提高的因素之一。王怡从成为全职传道人开始，他和他的教会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尤其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比如春季的两会、5.12汶川地震、6·4以及秋季的中共党代会。在这些日期，教会的公共祷告会常常受到冲击，警方在教会门口派大量警力把守，不让信徒进门；在重要同工家提前布警，不允许出门；对王怡个人上门限制自由或被提前拘留直到敏感日结束。而王怡却把这视作向警察传福音的难得的机会。有一次5.12祷告会前夕，王怡照例被带到派出所。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说上帝要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回答说是圣经写的。警察问圣经哪里写的，王怡说以赛亚书和启示录，然后给警察讲这两章的内容。警察认真记下来：“圣经以赛亚书和启示录说上帝要审判世上所有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王怡在笔录上签字。警察说：“虽然我们知道世上的政权都要消失，只有你们教会将一直存在。但人家还没灭亡时你就说它要灭亡，这不是有问题嘛！”王怡回答说：“对啊，所以我被你们带到这里来了。”面对经常性的被监视、被传唤、被边控，有人曾问王怡是否担心坐牢？王怡表示不担心，他关心的是上帝藉着逼迫，会在中国教会兴起怎样一批、多少、几位传道人？其中有沒有秋雨圣约的会友。

尽管中国的最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这种自由却一再被行政部门的各种规定所破坏。2017年宗教局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其中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二十条要求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不违背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2018年2月1号开始，宗教局与公安局配合，强制执行《宗教事务条例》，对家庭教会逐一约谈，要求他们到宗教局登记。登记的条件是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接受宗教局的教务指导。新《宗教事务条例》的目的是为了把不从“国教”的家庭教会通通赶进三自教会。

自古以来，中国就从未有过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宗教，一切宗教历来是皇权的仆役。由于中国执政党彻底的无神论立场及其倡导暴力执政的极权主义策略，政府始终致力于通过控制宗教来控制基督徒的头脑。三自教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建自己的神学院、培养合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牧师站讲台，对会众进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灌输以及似是而非的政教关系的讲解，并在教会升国旗、唱国歌。传统的皇权崇拜及当代的凯撒崇拜投射在教会里，造成教会的软弱。对公开的罪恶或信仰逐渐被蚕食，许多教会选择沉默甚至配合。王怡却选择了发声。他公开批评三自教会，呼吁习近平悔改，号召家庭教会抵制《宗教事务条例》。他写了不少文章讲中国家庭教会史，让更多的人知道三自教会的来龙去脉。他说：“三自是庙会，而不是教会。因为三自运动的实质，是政府将教会改造为法老秩序的一部分。”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基督徒选择勇敢地离开三自教会，加入家庭教会，宁愿为此承受逼迫。

对于可能招致的逼迫，几年来，王怡及其同工从神学装备、世俗知识到信仰实践等方面一直在做各种预备。2017年秋，教会请张培鸿律师做了法律知识培训，让基督徒知道如何运用现行法律应对公权力的违法。在危险临近的两个月前，教会的同工做过一些专题讨论：如何应对逼迫。教会长老、执事、同工、平信徒分享了各自的感受，其中有挣扎、有软弱，也有坚强和感动。李英强长老说我们全家早就预备好了。王怡的妻子蒋蓉说她跟11岁的孩子书亚正在预备。书亚六、七岁时，曾亲眼目睹警察威胁他的爸爸说“我迟早要弄死你。”那时他很惊恐，现在已经逐渐学会了依靠祷告平静地等待爸爸回家。王怡自己也撰文《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我完全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罪人，惟愿基督的主权恩典在逼迫中不丢弃我，惟愿主的灵始终与我同在，使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孤立状态中，能以极大的忍耐和盼望持定这些立场，或者直到见主荣面，或者直到靠主得胜，重返教会讲台。”

从王怡的自媒体-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出，2018年无论对于他本人或是他的教会都是十分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他们经历了大逼迫，同时经历了大恩典。这一年中，他既为人权律师隋牧青被吊销律师执照难过，也为李柏光突然离世忧伤；他为“铭记八九”六四四君子祷告、也为屠夫和泼墨女孩代求；他为刘晓波遗孀刘霞重获自由流泪，也为所有在逼迫中站立的教会而欢喜；他坚持清晨到教会带领晨祷，认真准备每一次证道；他主持葬礼，也主持婚礼；他坐火车去探望为信仰坐牢、刚刚出狱的牧师，也跟同工一起去汶川地震区宣教；他被警察拘捕、殴打、释放，在年末再次被捕。正如他所言：“在肉体权利上：必须通过忍受而受苦。在良心自由上：必须通过不忍受而受苦。信徒活在这个世上，要么是肉体受苦，要么是良心受苦。福音的奥秘，就是受苦即自由。”

教会会友在一次街头布道被警察拘留后，王怡到派出所等候她们。一位宗教局干部出来对他说，宗教事务条例还是要好好学习。王怡回答说学过了，我们决定从头到尾不服从这部法规，并且愿意为此承受代价。

早在12.9之前的半年，秋雨教会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抓捕。他们计划在2018年的“5·12”，为汶川地震十周年举行祷告会。成都市政府却如临大敌。5月10日，王怡就被警察和国宝上门谈话，要求取消祷告会。5月11日，陆续有同工会友被警察威胁不准参加5.12十周年特别聚会。5.12当天，王怡牧师和李英强长老成都市有关部门联合警方，调动了约3000人对秋雨圣约教会的祷告进行阻止，扣押圣经及图书一万多册，光盘近千张。近300名基督徒在去教会的路上被非法扣押，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在派出所基督徒被羞辱、被施暴。然而他们却在派出所唱诗、祷告，向警察传福音。没被抓的基督徒都赶到派出所，在外一边唱赞美诗，一边等候他们的弟兄姐妹。优美圣洁的歌声让酒肉穿肠过的城市显出端庄。王怡从11号晚被带到派出所，直到第二天深夜才回家。在派出所他被脱光衣服，连结婚戒指也要摘下。那时他意识到，他必须独自面对神，连婚姻也要撇在至圣所的外面。他在派出所完成了他第二天主日证道稿“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徒的生命”。他说：“秋雨圣约的教案已经拉开帷幕。我为两件事赞美主，一是选在5.12十周年这一天，这是主特别的恩典的记号。二是我为你们感恩，因为我们不是在退却、躲藏和逃避中经历这一天的来临，而是在奋兴、赞美和奔跑中迎来这一天。”

六四的国难祷告会再次受到冲击，李英强长老被警察殴打，王怡本人遭到警察踩踏，蒋蓉跟王怡、李英强第一次被带进警局，王怡幽默地说夫妻双双走了一回红地毯。在派出所，警察问，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一天祷告呢？王怡的回答是，“请问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教会，还有谁会在这一天为这个国家祈求和平、悔改和饶恕呢？大家都假装这一天不存在，假装罪恶不存在，谎言不存在，苦难和羞辱都不存在，恨不得把这一天从日历中抠去。”

2018年8月底，针对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逼迫，他发起了海内外《牧者联署》，呼吁牧者站出来，在这场恺撒发起的灵魂争夺战里为上帝而战。到11月29日，秋雨圣约教会的公号宣布共有458位牧者参与签名。到12月10号将公布圣诞最终版。这个最终版我们却再无缘见到。

王怡提前得知他将被捕的消息，朋友们劝他逃亡，他却拒绝。他说，或生或死，我都将跟我的教会在一起。在12.9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和他的长老执事每天出门都会随身带个小包，里面装了洗漱用品，随时预备好当天出门就回不去。他提前为自己找好了辩护律师张培鸿，写下《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我完全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罪人，惟愿基督的主权恩典在逼迫中不丢弃我，惟愿主的灵始终与我同在，使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孤立状态中，能以极大的忍耐和盼望持定这些立场，或者直到见主荣面，或者直到靠主得胜，重返教会讲台。”

王怡的信心让人联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也正在把自己和全家当作祭物献给上帝。很多基督徒仍然在接受他留下的录音和文字的牧养。2018年，是他在教会服侍整整七年，本来他计划在2019年休安息年，上帝却以这样的方式让他继续工作，基督徒都相信，无论身处何种黑暗，他也不会停止传讲福音。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

至今，王怡牧师被捕一年，除了12月10号凌晨教会一位同工被提审时，远远地看见在另一个房间也在被提审的牧师，教会再无其他人见过他。他穿着黄马甲，像是在祷告。他的妻子蒋蓉6月取保候审，跟孩子书亚一起，被24小时贴身监视居住，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的父母也被多个国宝监视居住。他无法会见他的辩护律师，律师张培鸿本人也多次遭到喝茶、威胁。检察院强行取消了张培鸿的辩护资格，为王怡另安排了两位官派律师。曾经有好心人辗转带出消息说，王怡虽然瘦了30斤，但精神很好、心态很好。

王怡提前写下《我的信仰抗命》一文，交由秋雨教会在他被捕48小时后公布。他写道：

“作為基督教会的一位牧師，我从聖經出發，对社会、政治、法律諸領域，何為公义的秩序和良善的治理，皆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時，我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剝夺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的罪恶，充滿厌恶和痛恨。但是，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变，都不是我蒙召的使命，也不是福音被賜給上帝百姓的目的。因為，一切現实的醜陋、政治的不义和法律的专断，都显明瞭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須的、唯一的拯救。”

“关押我的人，终将被天使关押。审問我的人，终将被基督审問。想到这一点，主使我对那些企图和正在关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滿同情和悲伤。求主使用我，賜我忍耐和智慧，好将福音帶給他們。”

“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復活，这些世上却无人能做到。”

12月8号夜里10:51，王怡在朋友圈发了一首颇有寓意的诗《日子十四行》，“睡前，祈祷，主啊，让我记得每一个日子。”

日子十四行

春节一过，三月十四日

说来就来了

桃花才开，紧接着

又是五月十二日

祸不单行，到六月四日

叫人怎么喘得过气来

七月五日，天气炎热

全国普遍高温

一周后，是七月十二日

有胡子的人都紧张得出汗

终于，到了十二月八日

可谁还记得克拉玛依呢

其他日子还在排队

等着哭泣，被命运挑选

                                                                                    2018.12.8夜

诗人牧师是否知道，第二天，他和他的同工将为这些特殊日子上加上一个“12.9”，这个日子与其他日子同样有苦难，但它却有恩典记号。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作者愚人）

——转自对华援助协会（2019-12-0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7期，2019年12月20日—2020年1月2日

王怡：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

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我在基督面前祈祷立志，并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当掌权者越过上帝所赐的世俗权力的边界，攻击和僭取属于上帝和教会的属灵事务时，将以和平的方式，坚持在信仰上的抗命。

下面是一些具体打算。作为家庭教会和长老会的一位牧师，这些做法都基于我的“保守的福音派”的立场及“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忠诚的和归正的传道人或基督徒，都必须如此行。因为处境和负担不同，在这场属灵的争战中，上帝会赐给忠贞的儿女们不同的责任和做法。

这也不意味我的信心已坚固到一个地步，可以在各种威胁、构陷和暴力面前，完全坚持这些立场和做法。我祈求基督的死常在我身上，以至于基督复活的能力，能随时遮蔽我。我完全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罪人，惟愿基督的主权恩典在逼迫中不丢弃我，惟愿主的灵始终与我同在，使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孤立状态中，能以极大的忍耐和盼望持定这些立场，或者直到见主荣面，或者直到靠主得胜，重返教会讲台。

我的这些立场和打算，得到了与我同工的秋雨圣约教会众长老的认同。对那些持有与我类似的立场和负担的肢体，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参考和采纳的案例。

第一、不停止聚会。

在任何情况下，不停止公共聚会，尤其是不停止、不放弃信众的主日崇拜。因为神的主权高于任何世俗政权，教会的使命和《圣经》对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也高于任何世俗法律。无论宗教局和警方针对主日崇拜采取任何行政强制措施，也无论他们的执法是否遵循正当程序，我都将以和平的方式予以抗命，不配合警方取缔、关闭、解散、查封基督教会及其聚会的任何处罚决定，不停止举行、召集、主持和参与教会的公共敬拜，直至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

第二、不配合。

即便警方诉诸暴力，我仍将以和平的方式予以抗命，不使用上帝赐给我的一丝力气来配合警方攻击教会和礼拜的行为。在主日之外的其他日子，当警方依正当程序执行公务时，我将在身体上予以顺服和配合，尊敬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威；当警方不依正当程序而非法执法时，我仍然将在身体上以非暴力的方式拒绝配合，直至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而我也将不使用上帝赐给我的一丝力气来配合警方的非法行为。

第三、不服从。

不接受、不服从政府部门对教会及其聚会的取缔、查封、解散等决定，不服从警方在逼迫和取缔教会的现场对我发出的任何指令。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政府这样的权力。在教会和家庭拥有物权的场所，有封条则撕掉封条，有锁链则断开锁链，除非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否则不能使我停止以和平的方式召集、主持和参加教会的公共聚会。

第四、不签字。

不在宗教局的任何行政决定的送达文书上签字，不在其他政府部门配合宗教局迫害教会的任何送达文书上签字。同样，也不在任何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而被询问和讯问的警方笔录或其他文书上签字。

第五，零口供。

除分享福音外，不接受、不回答宗教局对教会和信仰问题的行政调查的任何问题；除提供个人信息和分享福音外，不回答警方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对我进行询问或讯问的任何问题，不为行政和司法部门提供任何一份可能为信仰和教会定罪的书证，除非警方以严酷的刑讯逼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六、要求阅读《圣经》。

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我将在询问和讯问过程之外的休息时间，要求获得和阅读《圣经》的自由。在不能获得和被禁止阅读《圣经》时，我将以和平的方式拒绝服从一切行政措施，并不配合警方在询问和讯问中的任何命令，直到获得《圣经》或警方以残酷的刑讯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为止。

第七、不认罪。

无论在询问、讯问和审判中，不承认任何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而加诸在我身上的任何罪名，无论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扰乱社会秩序罪、以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些常见的逼迫和构陷教会的罪名，或任何其他罪名。不认罪、不悔改，不寻求、不同意免于起诉、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任何建立在有罪认定基础上的被释放的方式。一旦我被刑事拘留，要么直至判我坐牢并执行完毕，要么将我无罪释放，绝不为第三种中间状况留有妥协和交易的地步，除非警方以残酷的刑讯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八、不服从思想改造。

所谓劳改，是前苏联、朝鲜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对入狱的犯人，通过强制劳动和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我将在身体上服从任何不公义的判决，也顺服狱方的纪律看管。但我可以坐牢，却不可以被改造。我既不认罪和不悔改，我的良心将禁止我顺服建立在认罪基础上的一切关乎良心和信仰的改造措施，如强制参加政治学习或收看电视节目、强制参加升国旗仪式、强制写作思想报告、强制唱红歌或喊口号等。我将以和平的方式不服从上述改造措施，并预备自己承受任何代价，除非狱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九、不缴纳罚款或罚金。

无论是在行政处罚或司法措施下，绝不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缴纳一分钱的罚款、罚金或保证金。因为政府无权对教会的信仰处以罚款。

第十、不接受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

所谓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及被选举权、及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作为本国公民，我无这些虚假的权利可言；作为神的仆人，我也毫不在乎它的得到或失去。然而，所谓政治权利也包括了言论、集会、出版等涉及信仰、良心和教会的自由，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0章第2条所言，“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宰”。政府无权剥夺上帝赋予人类的良心与信仰表达的自由，因此我不接受所谓“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只要我恢复人身自由，就将竭力传讲福音、牧养或建立教会、撰写并出版文章，践行主基督所赋予的大使命，直至再次失去自由为止。

第十一、坚持传福音。

无论在派出所、看守所、监狱或其他任何被羁押的场所，只要我有机会与人接触，就会分享福音。因为世俗政权和法律，无权剥夺任何人听到福音的机会，也无权剥夺一位牧师向任何人传讲福音的自由。因为唯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真正对一个罪人进行“改造”。我将在被羁押中尽力践行这一福音使命，除非警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十二、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

只有我本人或我妻子所委托的律师，才能代理我的行政或刑事案件。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

第十三、不上电视，不与官媒接触。

只要尚未恢复人身自由、尚未与家人和弟兄姊妹相见，我将不接受狱方、官媒及任何国内媒体安排的采访和拍摄，不在警方控制之下录制任何视频，也不在询问室或讯问室之外的任何场所录制视频，以避免被扭曲和剪辑为“电视认罪”。除非警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了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十四、要求公开审理。

在我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被起诉后，将要求法院公开审理我的案子。如果法院不按正当程序，不举行公开审理，不允许我的妻子、家人、弟兄姊妹、朋友及媒体出席并旁听，我将在行为上不服从这样的开庭。因为秘密审判的法庭，不再是《圣经》要求我顺服的法庭。我将拒绝出庭，拒绝配合法官的任何指令；除传讲福音外，我将以零发言、零答辩来回应一切对教会和信仰的非法审判。

求主基督使我敬畏祂到一个地步，而不惧怕任何不敬畏祂的权势。求主在一切关乎良心、信仰和教会的事上，赐给我和平的反抗、积极的忍耐和充满喜乐的不服从；而在一切关乎肉身和外在的权益损害上，赐给我忍耐和沉默的力量。求主除去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被激发的血气和怨恨，也怜悯和扶助我在孤立状态下随时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从被羁押之日起，天天为与我案子有关的大小掌权者，及警察、国保、检察院、法院或其他部门的公务员祷告。求主在他们中间拣选悔改信主的儿女，也可怜他们卑微的灵魂。求主在这一过程中，至少领他们一人归主，使我的心得着极大的喜乐和安慰。

也求主基督使我在被羁押的期间，卸下一切对妻子、家人和教会的负担和挂虑，也将一切置之度外，全然向主交托，单单向主尽忠，专心践行这十四条立志，作为对家人的思念和服侍，对会众的牧养和教导，及对上帝国度所尽的责任。

廖亦武: 拯救王怡牧师的生命。他有可能像刘晓波一样狱中逝去

03/12/2019, 03.47

当代中国杰出人物之一王怡牧师 (图左) 冒着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处数十年监禁的风险, 这仅仅是因为他创立了秋雨之福圣约教会, 拒绝被三自运动限制和控制。他得了痛风, 有可能死在监狱里, 就像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刘晓波一样。为此, 本文作者廖亦武 (图右), 现在流亡德国,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呼吁, 《亚洲新闻》刊登全文。

发表文章日期为2019年2月8日，它得到汉学家佩里·林克(Perry Link)、迈克尔·马丁·戴(Michael Martin Day)和玛丽·霍尔兹曼(Marie Holzman)、诺贝尔奖得主作家赫尔塔·穆勒(Herta Müller)和作家马丁·肖尔(Martin Shult)、导演斯蒂芬·克尼斯(Stephan Knies)和柏林文学节主席乌尔里希·施雷贝尔(Ulrich Schreiber)支持。

《洗脑战争——为诗人牧师王怡呼吁》

201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夜，在我的家乡四川成都，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秋雨之福圣约教会，被警方夜袭并取缔，一百多名信徒被抓走，由大伙儿集资购买的礼拜堂、神学院等教产被查封，旋即被非法强占，变成双眼井社区政府办公大厅。而这个教会的创办人王怡、蒋蓉夫妇被双双指控，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并失踪至今，抛下他们十来岁的儿子王书亚，由王怡父母代为照看。几天前，王怡爸爸心急如焚，替儿子委托了律师。不料双方约见刚刚结束，跟踪监视的警察们一拥而上，把律师抓进派出所，羁押审讯达6个小时，没收了所有法律文书，并宣布剥夺其辩护权。

王怡与我相识快20年，我们都是异议诗人和作家，都做过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也曾一块出版过四本被查禁的地下黑皮书。由于我十六次申请出国被拒，他还做过我的维权律师。2005年，蒋蓉和王怡先后受洗归主，大半年后，王怡、余杰、李柏光等基督徒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接见。2008年四川大地震余波未了，王怡夫妇在家中创立秋雨之福教会，自此屡屡被警方骚扰，20多次被传讯。再后来，王怡做了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也是信众达一千多万的中国地下教会中最具争议的“政治牧师”。每年6月4日，他都为天安门大屠杀的死难者举办祷告会，因此受到许多责难，他回应道：“不少人问我们凭什么为六四祷告，那是政治。我说我没看到政治，我看到的是杀人，是不公义，是人民被压迫，在受苦。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里，仅仅持守良心的自由，就已经被认为在搞政治了。”

最近的2018年10月28日，他布道：“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排名并不是最靠前，但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发起这场战争，但他们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去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

接着他提到灵性生活，提到没有灵性的生活是如此没有尊严。他强调：“正因为灵性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正因为基督信仰是我们最不能失去的、宝贵的、甚至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拥有的财富，所以当这个国家要来夺走我们的唯一财富之际，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阿门。求主让我们不但如此，还让我们用我们的受逼迫，向中国社会传达一个受逼迫的福音。让他们来拷问自己的灵魂价值几何？来拷问他们的可怜的、卑污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专制的、金钱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尊严、体面、自由到底在那里？要么在耶稣基督里，要么根本没有尊严.....。”

王怡因此被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待他的刑期将不会低于同一罪名的刘晓波，但他作为殉道者的荣耀，我预言，也不亚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在这场类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专制暴君发起的“洗脑战争”，或称“灵魂战争”中，上帝的仆人王怡和蒋蓉成了“这个国家”的俘虏，正如十年前，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成了“这个国家”的俘虏。王怡声称：“如果你驯服天上的掌权者，就不能驯服地上的独裁者。” 这颗比刘晓波小十八岁的年轻的“鸡蛋”，在这最黑暗的中国历史转折关头，如纳粹时期的殉道圣徒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公然迎战碾压过来的“巨石”。在2018年9月11日的布道会上，他呐喊：“我们有责任告诉习近平，他是一个罪人，他所带领的这个政府，大大地得罪了神，因为他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若不悔改，必要灭亡。我们要告诉说，像他这样邪恶的人仍然有一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样说是因为真的对他，对中国的掌权者们有益处，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沉沦地狱，受到上帝的咒诅.....。”

2018年9月21日的晚间证道，他告诉在场的五百多名基督徒：“在河南家庭教会遭遇的逼迫中，不但十字架被拆掉，教堂被洗劫一空，甚至《圣经》、诗歌本也被付之一炬。在二十世纪至今的中国历史中，这是第四次焚烧《圣经》。1900年庚子教难，义和团焚烧《圣经》，杀害西方传教士，然而主却在那个时候，为他的教会预备了一批未来复兴的本土传道人；第二次是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当时的政府大量焚烧《圣经》，可随之而来的，是1927－1937年的中国教会的十年复兴；1966－1976年的文革，中国统治者第三次焚烧《圣经》，拆毁教堂，可在文革结束后，直到今天，主的教会有四十年的复兴。所以，当前几天有人问：‘王牧师，你担不担心自己会坐牢？’我说不担心，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是主借着2018年的这场焚烧和逼迫，要在中国教会中兴起怎样一批、多少、几位传道人？其中有没有秋雨圣约的会友.....。”

2011年初春，我从中越边境辗转出逃前夕，王怡向朋友们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准确预言了自己的劫难。“去监狱如同去非洲。”他说，“上帝赐予我三个锦囊：随时搬家，随时坐牢，随时回天家。”

七年后他身陷囚笼，一位我们共同的好友，从万里之遥的家乡，寄来他的四本地下诗集。曾经，我刻意不读他的文字，我不是基督徒，虽然我写过《上帝是红色的》这样被王怡称赞和盗版的“荣耀主”的禁书，但我下意识抵触任何形式的宣教和赞美。虽然我会努力去记录，我是一个时代的录音机。

但“录音机”也有泪流满面的时候，就像现在我阅读他的诗，咀嚼着“去监狱如同去非洲”——如此的遥远！如此的遥远！！他回得来吗？今生今世，我还能见到他吗？共产党的牢房是越来越暗无天日，刘晓波和杨天水都死在里面，他们才六十多岁，都是主张非暴力的异议作家，眼看刑期快满了，却突然被检查出绝症——而王怡有痛风顽疾，发作起来，脚尖沾地就疼得钻心。带他“去非洲”的警察们会让他随身携带止痛药吗？接下来的突击审讯，痛风突发在意料中，他们会送倒地挣扎的他上医院吗——我们这一行的老师傅索尔仁尼琴，把徧布苏联的劳改营比作“古拉格群岛”。他描述道，当一个人没进去时，群岛如高空的群星，那样遥远，深不可测，谁也不知如何抵达。直到某一天大祸临头，才明白去那儿的唯一路径是通过正式逮捕。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永远不回来，谁也说不清——是的，当我离开噩梦的故乡，痛风患者王怡却继续朝前，拼死抵抗了七年，终于正式逮捕，而不是“被喝茶”“被传讯”“被软禁”“被遣送”“被旅游”“被失踪”“被黑头套”。我预感他回不来了！大伙儿知道，那个国家，那个叫成都、拉萨、乌鲁木齐或北京的城市，暗地里塞满了服刑的政治犯，对于暂时没进去的人们，却如群岛或非洲那样遥不可及。

在这里为诗人、作家和牧师王怡夫妇呼吁。我期望所有的西方政治家和诗人、作家、学者、人权活动家、以及普通公民都关注这场对抗洗脑，对抗劫持中国人灵魂的战争；我期望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和外交部长马斯先生，利用您们对中国的影响力，促使习近平政权释放王怡夫妇；我也期望美国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将史无前例的贸易战和人权挂钩，拯救王怡夫妇，因为总统先生曾经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而王怡就是为抗议同一本《圣经》被焚烧而被捕入狱。

当然，我也期望不久前与中国政府签下可耻协议的梵蒂冈教皇及城邦，幡然悔悟，公开提出释放神的儿女王怡和蒋蓉。

亲爱的朋友，不管我们认识或不认识，都谢谢您的阅读和传递。我也期望您发表感想，用您的方式，凭着良知，支持这份呼吁。

廖亦武，流亡作家

2019年中国除夕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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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王怡的三首诗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一排汉语，可以颠覆一个政权。

十四行诗，可以颠覆十四个政权。

在秘密的化装舞会上，让认出你的人

认出你来。认不出你的，更加认不出你。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让领袖害怕一首诗。

一个比喻，是一枚核弹。

商女不知，满纸荒唐言，一把亡国泪。

在最糟糕的日子，也有巨大的涌浪袭来。

死亡，成了囚犯，被水羁押着。

谁不是政治犯家属呢？谁不是鬼魂的未亡人？

在这个时代，你朗诵一首诗，涉嫌三、五个罪名。

你不朗诵，你就被他们朗诵。

在这个时代，瞎子呐呐自语。

神圣，神圣，神圣。瞎子问聋子，你看见了吗？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向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致敬。

2015年6月5日，晚间

起来，去看望死去的亲人

起来，去看望死去的亲人

雨水止住，谷秧已高过双膝

你相信吗，折断的骨头一旦愈合

比完好的更加坚固？

死亡是创造的反义词

大量的，与死亡相关的书籍

膺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呼吸仍静悄悄地进行

以有形之物，解释无形之物

或者反其道而行之？

起来，返回已消逝的故乡

你相信吗，是树木摇晃，搅起了风

而不是风吹动了树？

是开端藏在结尾里，还是一个

面容模糊的人，按着自己的形象

不断制作偶像？

起来，去向一个死过的人道歉

冬天已往，这是我在世的目的

他死过，就不会再死

我活过，也不能再活

2016，1，11，成都

此刻的上帝

此刻的上帝。不属于

任何时间。这里的上帝

那里的上帝。同一位上帝

在婚礼上，在葬礼上

在对话中，也在行走的路上

此刻的上帝。带着忧伤

带着一切不完美的完美

带着历史的痕迹，尘土的气息

同一位上帝。降灾祸的，和

赐祝福的。审判人的，和怜悯人的

此刻的上帝。使内心自由

也使身体弯曲。伟大的

渺小的，圣诞节的

受难日的上帝

白人的上帝，和黑人的上帝

哦，此刻的上帝。党和

人民的上帝

狗的，猪的，和饲养员的上帝

法官和囚犯，原子弹

和干细胞的上帝

此刻的上帝。伯利恒的

贵阳和成都

天干和地支，阴和阳的上帝

左派和右派，长寿和夭折的

凡有气息的，或赞美，或拒绝的上帝

2012，12，20，待降节的祈祷。

禁书解读 | 余杰：中国人如何找回自己的灵魂？-张彦（Ian Johnson）《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

2020-02-07

为什么更富有的中国人却更失魂落魄？

当世界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眼花缭乱之际，普立兹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张彦却对中国人灵魂的归宿更感兴趣。他发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心灵精神的复苏。这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因为剧烈的社会与经济变迁而彷徨不安。人们涌入新而疏离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他们既没有朋友，平日生活也没有愿意互相关照的力量。人们殚精竭虑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为何在这里？从个人到社群乃至于国家，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什么才是我们的灵魂？」张彦花了五年时间走访北京、河北、山西、成都、上海、苏州、金华等地，既有高楼林立的城市，也有黄土扑面的乡村，他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以及传统民间宗教和民俗文化的实践者，记录了中国人是如何在政治高压、道德沦丧的社会中，一点一滴在灰烬中挽救几乎被毁灭的精神与文化遗产，同时试图在时代变局中开创新意义。

出生于加拿大传统基督教家庭的张彦，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持开放和包容态度，更有一种记者特有的好奇心及质疑与批判的维度，所以他的《中国灵魂》一书绝非为某一宗教代言的传教式著作。比起宗教教义和礼仪来，张彦更关注不同宗教的信仰者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在中国新极权体制下实践其宗教信仰，他们的抗争、规避与妥协，他们的坚韧、困惑与圆融，用小说家哈金的话来说：“《中国的灵魂》是一本丰富、翔实、及时的作品，它探讨了中国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张彦的文笔举重若轻，对人物与事件都有深刻的观察与丰富的个人体悟。每一篇章都是张彦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关注以及严谨研究的结晶。本书也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字里行间吐露着他丰沛的情感。这是一本非凡的杰作。”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比任何一本宗教研究著作更动人心弦并发人深省。

张彦用中国的农历节气为章节的名字，以此巧妙结构全书，让每个章节都彼此独立又水乳交融。从岁首到年终，他考察了不同地方、不同宗教信仰者在五年中的变化，包括北京妙峰山进香团的倪振山一家、山西阳高的阴阳先生李斌一家、弟子遍布政商高层的儒家学者南怀瑾、内丹师傅王力平，以及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与其牧师王怡等。他们有的名闻全中国，有的只是市井小民。有的透过冥想、读经、求神问卜、酬神进香，安顿一己的身心灵；有的致力于伦理道德和公民社会的升华改造，甚至勇于挑战当局底线。共通的是，他们都是中国方兴未艾的宗教复兴的一部分。当外在的世界已经无可期待，他们回头追求内在的精神力量，在盛世的喧嚣中，却感受到乱世的征兆。

张彦的好友、作家廖亦武用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一书比拟《中国的灵魂》。张彦本人也引用《叫魂》作为理解现今中国宗教状况的例子。《叫魂》研究的题材是乾隆年间，发生在江南一带的妖术恐慌。何以在乾隆盛世、富庶的江南发生这种莫名的宗教恐慌？孔飞力的结论是，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商业力量兴起，固有的农业社会价值开始瓦解，加上政治上由少数满人统治多数汉人，社会充满焦躁不安，是“中国近代悲剧的前夕”。清朝中叶与现今中国有相似的困境，同样是贫富差距、统治危机、价值真空的时代，宗教成为人们的心灵出口。张彦指出：“以前，中国人觉得有钱，生活就会快乐，但现在有钱了，为什么还是不快乐？”他观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悄临近：“繁荣的新时代中，却隐藏一股愤怒与暴力的暗流，人们在网络上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他引述北京大学伦理学者何怀宏的说法：“野蛮残忍层层堆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么，宗教复兴能消弭暴力、抚平愤怒，进而挽救个人生活和国家结构的双重崩塌吗？

习近平是佛教的朋友吗？

本书中一个有趣的片段，是记述习近平早年与佛教的一段因缘。一九八二年，河北正定这个尘土飞杨的小县城迎来两个男人。一个是僧人释有明，他接手了历史悠久却只剩下断壁残垣的临济寺。另一个是高官之子习近平，二十九岁，在当过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之后，被派到地方挂职锻炼。

习近平与释有明结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据当地的记录显示，一九八三年，习近平同意将作为禅宗发源地的临济寺重新向公众开放，尽管它当时仍破败不堪；最终，有明法师在其的支持下当上了住持。当有明法师从日本募集到寺院重建资金之后，习近平帮助其解决政府手续方面的障碍——在当时，这样做确实需要一定的改革魄力。难怪当我于一九九二年作为北大新生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时，有一次去临济寺参观，发现这座寺庙好像日本寺庙的翻版——真正保持盛唐气象的寺庙都在日本，而临济寺的建筑风格和美学又从日本“逆向输入”。

习近平的这一段经历，以及中国民间盛传的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是佛教徒的小道消息，让习近平刚刚上台时很多人对他是温和派或改革派抱有相当期待。然而，这种期待很快就破灭了。即便这种期待破灭了，张彦仍然来到临济寺，追溯寺庙主持与共产主义信徒之间的那段友谊。张彦发现，临济寺的历史陈列室中摆着习近平和有明法师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一张合影。“他们的组合颇为古怪：习近平是他那一代中国人里的大高个儿，身高足有一米八，梳着韩国电影明星那样的后掠式发型，发丝浓密。他身边的有明法师则是身穿藏红色僧袍的小个子，头发剃得干干净净，脸上带着禅宗大师的那种笑容，似乎在说，和我走在一起的人代表的是一个曾试图摧毁我的信仰的党派，有什么能比我当前的处境更荒唐？”

这张照片确实具有象征意义。张彦认为，透过习近平与宗教打交道的最初经历，可以深入认识治国手腕比毛泽东之后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更强硬的习近平的所思所想。在海外，习近平之所以闻名，是因其拓展疆域控制至南海的努力，或是他以反腐为名的派系清洗；但在国内，这位现代皇帝正在谋划共产党的重大路线转变：通过支持某些宗教来恢复中国精神生活的活力。作为一个一直试图压制宗教的党派，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在严厉打压某些有可能威胁共产党统治的宗教的同时，又为另一些对党国无害的宗教提供支持，其行事方式会让人联想起藉助东正教教会增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面对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正求助于宗教，藉以巩固自身权力。习近平的一句名言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正如共产党特别设置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的花瓶，以掩饰其一党独裁的事实；习近平支持建制派的佛教、仅存少许宗教色彩的儒学（国学），以及类似于妈祖这样可以对台湾实行统战的地方性的民间宗教，以驳斥西方的“中国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指责。

但是，任何一种宗教，一旦与权力结盟，一旦沦为权力的奴婢，必然走向腐败和衰朽。习近平颇为赏识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释学诚被指控诱迫性侵多名女弟子，官方为之百般遮掩，释学诚仍然被迫辞职；少林方丈释永信被民间戏称为酒肉和尚，他一方面组织僧人唱红歌、升国旗，一方面又敛财、淫乱、私生子女无数；而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的少林武术，被搏击武师徐晓冬戳穿画皮，少林武僧平常表演用的砖头是特制的，一次建筑商错运来真砖头，导致多名武僧表演时手指骨折……这样的伪宗教，能给信徒以心灵的安慰吗？习近平对佛教的政治招安和经济收买显示，他并非佛教的真朋友，而是用另一种方式灭佛的唐武宗。

无所不在的宗教统战：中共对民间宗教和民俗文化的利用

本书完成于中国新一轮的宗教迫害之前，所描述的中国宗教复兴的图景相对较为乐观。尽管如此，张彦敏锐地发现，“老大哥”全知全能，宗教领域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一样，不可能不受“老大哥”监视、干涉甚至掌控，也不可能是一方净土。迄今为止，中国并未形成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的、超然的宗教维度。

张彦在书中写到了兼具儒释道三教合一色彩的北京妙峰山的进香团，它表面上看是民间自发的独立活动和社团，其实仍在官方的严密管控之下。首先，妙峰山碧霞元君主庙等建筑都是国有资产，早在一九九三年，地方政府就创设了一家国营观光旅游公司，并将其股票上市。这家公司的收入进项来自于包括妙峰山在内的北京西郊所有寺庙的门票收入。其次，党派来管理妙峰山寺庙及活动的官员是六十一岁的王德凤，他大概算是体制内的科级干部。王德凤向张彦半抱怨半自夸地说，“我不贪污，我没有钱，没有车子，没有豪华公寓”，“我做这些，是为了碧霞元君，这是我的职责，要保证神明能得到适当的尊敬”。

张彦则委婉地反问说：“可是你是个共产党干部”。王德凤却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是中国式的中庸思维，他认为自己可以同时为共产党和碧霞元君提供优质的服务。

习近平时代，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毛泽东时代那样全盘推倒，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利用。无论是道教音乐，还是天津泥人张，都成为中国政府申请联合国文化遗产的项目，而真正的传承者跟官方的看法迥然不同，堪称“一个遗产，各自表述”。在张彦看来，泥人张被纳入习近平创立的信仰模式中国梦，“反映出一个矛盾的现实，其中充满分裂、冲突，与窃取文化以为政治之用。换言之，它是中国人精神危机具体而微的表现”。宣传官员、御用文人和野心勃勃的商人将泥人张的人物与肉麻的颂歌结合在一起，制作成赞美习近平的宣传画，出现在大江南北、街头巷尾，成为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文宣工具。实际上，在中共建政之后，立即将泥人张的店铺收归国有，泥人张的真正传人却因为贩卖自己的作品被警察逮捕——与此同时，国有作坊在卖委外批量制作的劣质的假泥人张。泥人张的传人张宇说，如果传统文化是一种信仰，它不能被官方垄断，它必须是活的、个人的创意。他将一件新作品展示给张彦看：那是一个拿着绳子的小男孩，男孩身后是一头大象，主题是「我的大象走丢了」。他告诉张彦：「这才是真正的泥人张传统。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件作品代表了我的一种感觉。我失去了什么？这头大象是什么？是一种安全感，你想要找回来，但可能没办法了。那是张家的过去，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梦想。」

比起毛时代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全盘禁绝，作为“进化的独裁者”的习近平更擅长宗教统战和文化改造。香港学者胡嘉明在《延安寻真》一书中研究了延安说书、剪纸和巫神这三种文化传统与政治、资本及地方力量之间的纠葛关系，是对张彦的论述的有力补充。胡嘉明认为，这些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共产党政权控管，到了晚期社会主义时期转变为各方竞逐的场域——共产党政府基于政策的目的而重组了民间传统；商业公司为了消费目的包装了民间传统；城市知识分子为了文化遗产名单，浪漫化了民间传统；而农村村民为了建构身份、重新打造小区，也大量重演民间传统。其结果是：「民间传统比起以往更全面地整合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宣传之中；这些传统与旅游景点、商品和消费经验融为一体；面临城市化的挑战，农民亦不断重建展演民间传统。」胡嘉明用「超民俗」这个概念来阐述民间文化与知识实践如何与国家宣传、知识分子的干预、旅游观光奇观、农村祭祖求神混杂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现象。最后，你根本分不清真假，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

基督教能够打造一个超越党国秩序的生命共同体吗？

张彦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故事作为典型案例，呈现基督教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爆炸式发展的景象。在中国整体性的宗教复兴中，基督教无疑是一枝独秀。秋雨圣约教会以及以之为中心的改革宗长老教会成都区会的出现，使得有人将成都视为“中国的日内瓦”，而与此前被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成并肩之势。张彦在书中对中国家庭教会做出不无浪漫的描述和谨慎乐观的期许。他在秋雨圣约教会发现，教会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致力于建构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遵循新教伦理的生命共同体。他观察到不少颇具幽默感的细节：比如，教会允许警察身穿便衣来参加主日敬拜，便衣警察不得不跟会友一起站立并唱赞美诗；在教会的一次关于慈善事工的会议上，一名众所周知的警方的线人前来参加，会友们也不忌讳他的在场。

张彦也写到，他随同负责慈善事工的教会执事张国庆来到教会资助的一个位于成都郊区的无家可归者收容院，张国庆对收容院管理人张斌说：“你们需要和教会的会众更多接触。你们和教会的关系其实并不好。你们只有在需要什么的时候，才会过来找我们”。而张斌回答说：“教会派遣很多人过来这里，可是他们这些人并不真的做事。每个人想要过来看看，感觉他们是其中一份子，然后说自己也有贡献，但是他们做得真的不多。”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到，在一个基督教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国家，自身尚不具备合法性的教会希望通过慈善事业传福音，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秋雨圣约教会是一个中国少见的敢于触碰共产党定义的“敏感领域”的家庭教会。教会成立了一个帮助政治犯家属的小组，定期探访他们，为他们的孩子支付大学学费。教会还到医院抗议计划生育中普遍使用堕胎的做法。牧师王怡为天安门大屠杀的遇难者举办公开祷告会——这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之后，唯一位于中国境内的、具有公共性的悼念六四的场所。这些做法是该教会遭到当局重点打击的原因。

就在本书完稿之后不久，中共用警察国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对成都、浙江和其他地区的非官方教会展开暴风骤雨式的打击，秋雨圣约教会首当其冲，教会的重要同工一夜之间都被抓捕。当局不通过合法程序就直接强占教堂，改为小区服务中心；警方更是对被拘捕者普遍使用酷刑，将教会领导层各个击破。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王怡牧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重刑九年。某些仅仅受到轻微骚扰的教会成员则先后逃离中国，向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虽然这是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亦表明教会承受打击的能力并没有教会领袖此前预料的那么强大，而努力成为生命共同体的教会在中国仍然如风中浮萍般微弱。在任何时刻，人们都不能高估包括教会在内的中国民间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不能低估共产党政权的邪恶与野蛮。

与王怡及秋雨圣约教会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引领中国基督教复兴的温州教会，则与地方政府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妥协。中国体制内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曹南来在《温州基督徒与中国草根全球化》一书中指出，温州商人基督徒支持国家规范，认同公民应当爱国，并具有强烈的全球华人意识；温州教会在国家与市场的制度夹缝中，以会众发展的模式实现宗教空间的全球扩张。在习近平更猛烈地往毛泽东时代掉头之前，“一个支持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走出去又强调忠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革导向的政府，与既显示了宗教热忱又展现了理性化现代精神和国际观的商人信徒之间，在实现国家发展规划方面已经成为有力的合作者”。然而，当习近平在政治上走向法西斯化，在经济上加速国进民退之际，温州人身上的“商人”和“基督徒”这两种身份都变得不再安全，原有的朝野共识隐然破裂。国内和海外的温州教会如何应对这种新的挑战呢？

真正无神论的民族和国家是不存在的。中国人跟其他种族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一样，如此渴求灵魂的救赎与永生。王怡与习近平之间的灵魂争夺战并不会因为王怡的入狱而结束，《中国的灵魂》中的故事仍然在继续，我相信张彦一定会写出续集来。

灵魂的幸存者：《孤独之岛》|王怡

1970年代，一位流亡的苏联知识分子，告诉一位美国牧师，苏联知识界正在经历一场东正教的灵性复兴。几乎每位显要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在挖掘属灵的主题。这怎么可能呢，在莫斯科，连一本福音书都难以看到了。多年后，牧师在书中写道，那位异见作家，面带骄傲，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只要人们还在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基督教的精神就无法从这个民族的心灵中被消失”。

“被消失”，是我的修订。

世上只有永不消逝的恩典，没有永不消逝的电波。世上只有永不消失的信仰，没有永不消失的政权。当年，诺贝尔发明了129种炸药，随后半个世纪，炸遍了世界每个角落。他临终倾囊而出，却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褒扬那些致力于减少他的炸药销量的人。真正的幽默，就像诺贝尔的炸药，都是黑色的。真正的幽默背后，是无巧不成书的上帝之手。不然，人生有多少苦难，历史就有多么尴尬。

1935年，诺委会将和平奖授予一位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犹太人，撰文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任总理仅一个月，就以“叛乱罪”逮捕了他。一年后，德国政府允许诺委会代表来到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向这位编号“562”的在押犯颁发了和平奖。随后，奥西茨基被释放。

奥西茨基煽动颠覆国家最厉害的文字，是批评希特勒的。他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我惊叹这话掷地有声，滴水穿石。实在是我说不出来的。在这年代，我也不配说出这样的话。然而言语的威力，话语的力量，“一言兴邦”是真，“一言丧邦”也不假。所以有些语录要被广传，有些语录要被消失。但安徒生问，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到底是不是危险分子？有信仰的意思，是相信真理兴邦，谎言丧邦。而无信仰的结果，是妄想谎言兴邦，又怕真理丧邦。

于是人生就真真假假，历史就捉捉放放。罪恶的权势，弥漫天下。善恶的争战，直上云霄。1989年以后，我才开始为寻求生命意义而阅读。这20年来，就像一个提着灯笼，头插草标的女子，谁都可以把我赢过去。占据我一个夜晚，或数年之久。当我被一种思想占据良久之后，我就被称为教师或学者。就像一个通房丫头在一群没通房的丫头面前，被称为如夫人。又如鲁迅所说，我的灵魂不过是人类思想的跑马场。我是谁，我成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成了被嫉妒、被尊敬、被讨厌和被消失的一切。我成了人生的苦难、历史的尴尬或皇帝的新衣的一部分。但那不能被消失、也不会被消失的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那不可消失的部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

在苏联，那不可被消失的部分，像穿过白银时代的暗流，依然不可消失。当鲁迅被鲁迅，高尔基被高尔基之后，高尔基在日记中写下，“只要那人存在，我在世上就不是一个孤儿”。

就像情感要寻找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爱人。灵魂要寻找的，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人。

一个不能被消失，不能被败坏，不能被隐藏的人。

一个可以向他呼喊，向他忏悔，向他敬拜的人。

150年来，经过苦难，在这个民族，许多肉体都活过来了，许多灵魂却荡然无存。罪恶就像赤焰金龟（电影《狄仁杰》），谁沾染了它，谁就要在阳光下烧为灰烬。因为黑暗见不得光，光却见得黑暗。黑暗不能占据光，光却能占据黑暗。再多的黑暗也不能掩盖光，一丝光却能摒除黑暗。

1976年，在苏联北部的荒岛上，有一座修道院。一位海军司令，党的干部，带着癫狂的女儿，向一位传说中的圣人求救。有人说，这部伟大的俄罗斯电影，是《罪与罚》的翻版。光与影的明暗，与修士的缄默相得益彰。俄罗斯电影的镜头感，就像东正教的圣像传统，肃静而庄严。导演不动声色的，回顾了共产党背景下的灵性复兴。在光荣正确的党外，一个衣不蔽体的疯癫修士，被同志们谣传为预知未来的圣人。他们参加完政治学习，就偷偷划船去找他。

但这位修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罗斯科尔尼科夫一样，是个杀人犯。二战中，他服役的拖船被德国人追上。他出卖了船长，纳粹给他一把勃朗宁，他挣扎着开了枪。之后，他被修道院救回来，隐姓埋名成了修士。

这是一个中国电影无法想象的人物。他不是奥西茨基那种面对罪恶的先知型战士，也不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悔改后充满行动的能力。基督教的隐修传统，看似人生硝烟的退散，却是属灵争战的激化。作家卢云形容说，到4世纪，罗马帝国全面基督教化后，当时的修士们，就像海军陆战队的空降兵，为着时代的属灵益处，自愿空投到沙漠中。以另一种看似离开时代的方式，怜悯和照料那个时代。在一个杀人如麻的社会中，这位苏联修士做了什么呢。他在修道院用了半辈子，寻求救赎的确据。在某种意义上，他为这个社会什么都没有做；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一个人的忏悔，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审判和祝福。

这是基督教隐修传统与佛教避世清修的区别。像易卜生常被引用的一句台词，“这个世界翻了船，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来”。如果指肉体的幸存，这话有部分合理性。就像飞机上说，你要先为自己戴好氧气罩，再去帮助别人。如果指灵魂的幸存，这话其实是沙漠教父们的格言。你不能救人，你必须先与纯粹的恩典相遇。当修道院院长来到他的锅炉房，向他求教，称赞他的好品格。院长说，“你向我证明了我的内心全无信仰”。这位锅炉房修士回答，“我们的品德在上帝面前散发出恶臭，我能闻得见那股味道”。

难道你闻不见吗。

在东正教传统中，那些看似愚痴癫狂，却显露智慧圣光的圣徒，被称为“圣愚”。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白痴》），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圣愚形象。因此，准确的说，这部电影是《罪与罚》与《白痴》的融合。十月革命后，圣愚传统埋没在旷野。但人民仰慕他们，胜过了仰慕教会册封的神父。导演成功塑造了一个共产党时代的圣愚，古怪、疯癫，爱做恶作剧，为罪忧伤，言语睿智。公映后引起轰动。

结果，那位苏维埃司令，就是当年中枪跌落海中的船长。修士医治了他的女儿，一生的赎罪与悔改也走到了尽头。他选了日子，自己躺进棺材，握着基督的十字架，闭上了眼睛。

或许我们很难接受，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不但应该颁给奥西茨基，也应该颁给这位锅炉房的修士。他为了内心的和平，一辈子与罪恶摔跤，最后躺下去；不是孤儿，而是灵魂的幸存者。如果他的道路，与这不和平的世界背道而驰；那么他追求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

2010-10-12，《南方人物周刊》“电光倒影”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