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1-11-15~2021-11-21的言论
1401: 从哲学角度，给富人课重税补贴穷人的依据是什么, submitted on 2021-11-21 00:02:33+08:00.
—– 1401.1 —–2021-11-21 03:55:31+08:00:
这一点建立于社会的共同性，人人都是社会秩序的持份者。
这种“持份身份，不单纯是社会资产、财富与权力阶级，也包括了道德与秩序。
公共政府的组建，是确保秩序能被维系，道德则确保在文化与习俗层面，确立一个降低公共政府执法成本的标准。
生产力越落后的社会，越依赖道德规矩，从观念上约束人的行为，再加之严刑酷法，加大犯罪成本。
因为古代政府是没能力做到细致入微的管控，所以法律的合法性，以及道德合逻辑性，这些解释渠道都下放给了地方，地方跟中央只要保持一个标准就行。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统一这种社会秩序，所以被强行划分出奴隶阶级，直接对一个阶级用非人标准，以此降低社会资源的所需，通过压榨一部分人制造富余生产力，奴隶们不许被享用却制造更多的生产力价值，这种差额抬高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所以道德与生产力的关系密切，人口大于生产力承受水平，会产生较低的道德标准，道德与社会秩序更不稳定人口小于生产力承受水平，则会体现人在道德上有更好的表现（古代来说就是含有一些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资源充足人口较少，内卷低竞争少，意味着秩序更稳定。
回归主题，征税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通过缴纳一部分资产，来确保公共政府能做到在一个道德与秩序严重不稳定的生产力环境下，社会有一种基本的约束。
所有人都是生产秩序的一部分，无论阶级，如果少数人持有财富，而剩余的财富不足以在其他大多数人口里形成一个稳定的流动循环，就跟其他人说的，以及大多数人都能想到的一样……
分配体系崩溃，大多数人无法生存，经过长期内卷与生活水平下滑，一旦触底越过红线，就会触发动荡与战争。
社会就跟一个人体，生产力意味着供氧能力，人口对应细胞，政府的运作效率就跟一个气泵一样，像肺似的不断呼吸，来保证人体不崩溃。
一开始细胞少，这个泵可以把氧气有富余的发放给每个细胞。
如果每次获取氧气的上限增速很慢，而人口增速越来越快，意味着人均的供给减少。
这个社会的结构如果不能适应生产力进步，就会崩溃，气泵的效率也会越来越低。
所以每次农业社会的出清，大部分都是靠战争快速内耗多余或无法参与到有效竞争的人口，剩余的人口演化上是效率更高的。
再考虑熵增不可逆的观点，农业社会A版本，跟农业社会B版本互不兼容，两者可能会相差一两百年之久，但A版本的结构可能会衍生出1.XX的版本号，延续到B版本早期。
这也是古代王朝更替现象的逻辑，宋初还有很多唐制，而唐制在后期已经不适合这个版本了，到宋时又演化出宋制。土地兼并带来的问题是因为土地和人是主要生产力，不对称时就会出现内卷、崩溃再到改革的三步路。
如果气泵每次漏一点气，最后大量的氧气不被用于维系这个”人体的结构，进而出现崩溃，这明显就是反社会性，反群体性，违背人类的生物性。
但说到生物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这种谋求一切财富不愿意交出，投入到公共秩序的个体，行事逻辑也来自于生物性。因为基因里刻着对环境不信任与不安感，需要累积大量的资源确保淘汰时可以躲开。
这种想法越靠近原始社会越有效，高度利己自私其实就是生存环境与资源窘迫的体现。而伴随生产力发展，人类文明的社会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个人财富累积无可避免也要投入到集体秩序中。
同时，出现了大量同理心或者说天然乐于维护集体秩序的个体，我认为这是进化的表现。
古代很多善人，自己出钱或出人，要么为名或义死，都是遵从一种社会集体性的表现。很多人出钱修桥修路，荣归故里后对故乡大力出资也是中国传统。
原始社会生存环境不稳定，将高度利己的生物性占主导刻在人的基因里，但也一样有寻求合作的社会性存在。一旦资源越来越多，在触及该版本生产力天花板前，尤其是爬坡阶段，哪怕在古代社会也会涌现很多愿意奉献的义人。
主观或生物学上，他们是出自于同理心，客观上来说，这是一种社会性寻求合作，帮助同伴维系族群壮大，将多余资源分享的利他行为。
社会性就是建立在利他行为之上。
在较早时期，利他主义是以”美德“形式呈现，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可能做不到。
所以我们观察圣经里对中东地区，全世界宗教史书，国内春秋战国，都会发现同一地区不同年代，会有反复起伏的道德高峰-低谷。
中国的说法就是礼乐崩坏（虽然主要是指礼制上的），圣经的说法就是人类堕落了。
但实际情况，可能只是因为早期人口少，可开垦土地多，无内卷竞争，人均资源多，利他主义更普遍。
然后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力跟不上，道德标准下滑，就形成了全球普遍都有的一种时代观察现象”礼乐崩坏“，人类历史都可以此概括。
但任何个体之间都是潜在竞争和对抗关系，富人持有更多的资源，地位更重，所以也会对政府有对抗情绪。
某些时代与地区，富人与不同阶级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短期内稳定的良性秩序，如果资源足够多，哪怕在古代社会，也会诞生出柏拉图主义对善的理解形式，有兴趣可以看看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观点。
（其实看新柏拉图主义再到后世亚伯拉罕诸教的变迁，我觉得亚伯拉罕诸教在世俗传播里，为了方便理解扭曲了很多诞生在古埃及，精华于古希腊，人类对整个世界最直接深入的理解，现代世界我觉得以及开始返璞归真，早期人类社会很多观点实际与现代情况与理念相通，说明古早时代内卷程度低，社会性的意识与观念”可能“很接近现代人，康德主义对人类理性的阐述其实就以及接近）
问题在于古代社会不能稳定这种方式，所以哪怕古希腊人心里很清楚他们在黄金时代里看到了，但也对希腊在几个政体以及对世俗管辖权之间来回变换的法理基础无能为力。
现代人类实际是时空间坐标更进步，物质与生产条件达到稳定思考该问题层面的一个世代。历史上有太多人，在权力与地位足够时，基于后世归纳总结出的理性与经验主义，都在试图建立一个利他主义为核心的乌托邦，按照康德的观点，这是理性与经验主义并存的结果。
人类社会，从小到原子核，大到社会现象、政治制度，引用康德物自体的概念，都是对“物自体”的不断观察，发展得到更多更深入的观测渠道，然后在观测途中进一步获取信息，用于制造深入观测的渠道。
（举个例子就是人类看到天上的星星，对原始人来说这就是“物自体”，不可获得全面认知的客观实体。所以当铁器发明，作为一种观测物自体的渠道，我们就可以砍树，扩大生产范围与种类，通过树木扩大观测物自体的渠道，然后树木变几百种科技的基础，这些科技都是观测渠道，然后慢慢升级，比如到最后需要微观层面去了解分子原子的结构，以此研发更好的材料，这也是一种观测渠道的进步。最终应用于跨星际飞船，那么飞船就是我们的观测渠道，这种类推是无穷的）
人类文明的社会性规律，也是有一个不断观测的过程，但人类肉体能给予他们的观测窗口期很短很短，最多七八十年，而且时间轴越靠近早期，这种观测难度越高，因为生老病死的波动率大，观点难以成型与流传，所以大多数对当代基于生产力衍生的观点都有时效性，可能对一半或八成，也可能完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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