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1-11-22~2021-11-28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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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 对女生剪超短发型的看法, submitted on 2021-11-23 16:47:54+08:00.
—– 1402.1 —–2021-11-24 04:28:05+08:00:
我喜欢寸头女性,基本上越短觉得越好,虽然对长发没意见,但让我选我不会有任何犹豫会选短发的。
1403: 经济日报:新乡贤是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submitted on 2021-11-23 17:39:11+08:00.
—– 1403.1 —–2021-11-24 04:43:06+08:00:
根本原因是乡镇政府已经完全拿不出钱来进行有效管理了,缺钱的问题甚至蔓延到了三到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增长来源还算好,但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行政管理机构,都面临没钱的困扰。
而上级指派的维稳和增长任务有很少减负,乡贤系统相当于在这些基层缺乏的大多数地区,通过党政机构的关系,扶持一批当地人,或者退休回原籍的党内人士,给你们权限在一个范围内随便折腾。
要求不多,第一点是必须效忠中央政府,第二点是捞钱别太狠,还是要按照党的总路线摇摆。
再有就是一些被当成低端人口和廉价劳动力的乡镇居民,城市卷不动被迫回家了,或者被政策赶回去了,需要乡贤统一监视管控。
因为过去中央都是花钱派信得过的人进入当地建立组织与联络网络,但慢慢发现这种网络太密太细,花不起这么多的钱,所以换了个更省事的办法。
这些乡贤会跟信用社、户籍、地方监督系统一起,有事就反馈,但到最后一般就是反馈信息和大部分决策权给你,但执行权归政府,你还是要反馈到政府,政府才会通知地方政府派人执行,执行权本身不给你也不让你碰,避免乡贤做大。
但下过基层的都懂,这种要求一开始可以,时间久了就会融合到一起,决策权与执行权迟早都要聚在一起。
不可能屁大点事都反抗到中央,更不可能反馈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受不住。
最后大概率的结果,就是当地方政府没钱维稳,中央资金也不足时,地方的行政执行会瘫痪,乡贤没执行权,地方事务实质性真空,只是有钱的时候现在还能凑合对付一下。
彻底没钱了,乡贤就开始骑墙了,要是确定中央管不到他们,地方也管不着了,就会自己捡起乡镇地方的各种权力,到时候又有信用社的各类资源,又长期管理地方各类事务,族长退休在幕后,家里几个子女原本在城里的,动荡都跑回原籍避难,带着一大笔钱和城市的各类知识经验,瞬间变汉末。
组织组织,凑个什么丰县子弟兵,我看有搞头。
1404: #违法失德艺人首次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吴亦凡郑爽张哲瀚被封禁#, submitted on 2021-11-23 18:30:01+08:00.
—– 1404.1 —–2021-11-24 04:48:50+08:00:
管天管地了属于是,未来五年迟早上日常规范用语。
1405: 毫不退讓!我軍轟炸機與外機空中對峙2個多小時, submitted on 2021-11-23 22:10:24+08:00.
—– 1405.1 —–2021-11-24 03:57:00+08:00:
毫不退让!我国屹立地球与美国对峙245年。
1406: 鍵委有沒有吃過摘米其林星的料理?好吃程度和其價位星級是否相符?, submitted on 2021-11-24 03:35:20+08:00.
—– 1406.1 —–2021-11-24 17:58:34+08:00:
才一万多日元的确很便宜了,之前在东京看不是米其林很多都动不动一万六七起步,但是不知道这些米其林或前米其林是不是会员制与推荐制一样,有的位子还不好定。
1407: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submitted on 2021-11-24 21:30:10+08:00.
—– 1407.1 —–2021-11-26 02:00:59+08:00:
欺负死人,吃绝户
1408: 求问关于89后民族主义叙事兴起的书, submitted on 2021-11-25 11:24:02+08:00.
—– 1408.1 —–2021-11-25 23:43:00+08:00:
?
1409: 现在看11年的文章和视频也是挺有意思, submitted on 2021-11-25 11:28:00+08:00.
—– 1409.1 —–2021-11-26 00:30:39+08:00:
实际上胡温才是改开遗毒,台下全是文革战神。
1410: 提前预热下个月圣诞节,过洋节的滚出中国, submitted on 2021-11-25 17:09:11+08:00.
—– 1410.1 —–2021-11-26 00:14:27+08:00:
En Taro XiDada!!
1411: 法是什么, submitted on 2021-11-25 22:10:11+08:00.
—– 1411.1 —–2021-11-26 00:25:22+08:00:
死法
1412: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想问个问题:, submitted on 2021-11-26 01:55:18+08:00.
—– 1412.1 —–2021-11-26 06:07:38+08:00:
毛岸英不死,除非毛完全没打算培养世袭还故意拆台,要不然邓百分百斗不过毛岸英。
因为毛活着时,让邓下台还是让邓死,就是一句话的事,只不过邓是他嫡系,而且有国务院背景,跟周恩来陈云那些人能说上话,属于万金油角色,处理了没好处,所以几次上下台,毛对邓不太安心,但又不能说扔了不用。
毛临死时已经打定主意让邓下来要搞死他,但江青没来得及彻底坐实,毛就先死了。
如果毛晚死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邓这辈子都没法翻身,至少可以肯定毛在临死前已经对邓完全不放心,确定他不可能当诸葛亮安分守己。
所以76年8月上到中旬,毛泽东时常进入昏迷,全国全党开始批邓做三株毒草的批判。
9月3日,江青准备蓄力一波送走邓,结果没来得及,毛在9号死了。
这一个关键时间点救了邓,稍微晚点估计就是开除党籍发配到地方,哪怕回来了,也错过中央权力真空混乱的时期,没法跟其他人斗了。
毛岸英如果不死回国,大概率会从军队的政委跳到中央中层当行政干部,然后用五到十年慢慢升上来,大跃进时练手熟悉,三面红旗估计就要开始发力,庐山会议发生是时间问题。
很多人没意识到毛对儿子是要求历练的,墙内很多人用这一点说毛没有世袭的打算,但都看不到毛远新也被毛要求到吃苦的岗位,说白了就是历练,老子对儿子的要求不外乎如此,毛远新虽然不是儿子,但也是接班人。
毛让毛远新历练也就最多一年,然后毛远新就开始参与政治,不到十年就跳到沈阳军区政委。
才三十三岁,毛岸英如果不死,1955年差不多三十三岁,想一下当时在干什么?反右正在酝酿,毛岸英在这个位置上除非他完全不认同他爹的政治观念,或完全没兴趣接班,否则你觉得他这个身份会在反右运动里有一个怎么样的身份。
反右都是经验包,毛岸英会培养自己的团队,等到庐山会议时,毛不用自己下场,刘少奇能不能驾住毛岸英?
四人帮成立到覆灭也就十年,实际上权力要获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非常快的。
所以毛岸英不死,到毛在76年死时,已经过去二十六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接班人培养多大的班底,而且几乎是从建国就由军队到行政中枢在不断建设的一个小朝廷。
接班的话正常情况下谁都压不住他,邓只能当毛岸英的手下,正面对抗邓会被斗死。毛岸英就是共和国的朱标,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发育就先死了。
但哪怕毛岸英上台,也要面临改革问题,真那样了,具体会怎么改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想不大会完全坚持毛的路线,因为中国人口过多,面积过大,经济崩溃是无法有效管控的,朝鲜国小,有外力支持,相对容易管控。中国过大,地方势力迟早会做大,建国功臣和元老虽然斗不过毛,但到九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建在。
所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我认为会偏陈云的保守改革,中国经济的成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好,可能更类似印度,然后毛家在第三到第四代时被迫转型,或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引发内部政变下台。
—– 1412.2 —–2021-11-26 06:09:21+08:00:
邓能上位背景有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个是经济血崩,毛泽东活着时已经不能掌控全国局面,76年发生四五事件,毛泽东如日中天要谁死谁死时,北京脚底抹油一下摔了,他都压不住局面,之前还有南京发生的反文革事件。现代历史基本没准确描写当时国民经济多困难,我有一些地区公安志大事记,整个七十年代到文革末期,各种案犯都是规模增长,社会基本秩序在动荡边缘。
第二个是毛泽东嫡系死后迅速分裂,华国锋脚跟没站稳就先联合军方解决了四人帮,也就是毛泽东钦定的内朝嫡系。
毛对团队的设计,可以说是参考古代王朝,或者说这类权力结构有必然相似性。基本是围绕内朝四人帮等,以扶持毛远新为接班人,江青辅政类似吕后,是外戚和嫡系宗室与内朝宦官的集合。外朝由华国锋担当领袖,你可以把这个位置视为丞相,汪东兴可以类比中央禁军管控人,类比就是陈平周勃。
华国锋跟汪东兴和叶剑英一起搞掉了内朝,自己独揽大权,然后华国锋跟外朝军事的领袖叶剑英关系失和,经济雪崩,华国锋一上来就加大马力学毛泽东,导致内外意见很大,羽翼未丰就玩这套,结果玩脱了。
因为外朝还有老国务院派系周恩来的人,周恩来不在了,但陈云还是领袖,当时改革是主要议题,而陈云一个人牵制不动华国锋,华国锋也没能力一下换掉老国务院派系,因为他是下面调上来的,很多事对不上。
华国锋拿不出好的方案,国民压力又大,陈云也拿不出最佳方案,这里就出现明显的一个政治道路正确性的真空,给邓很大机会。
(这里要说,很多人认为的邓上来就众望所归抬手就秒了华国锋,实际上是华国锋也有需求要让邓回来帮助工作和确立路线,因为邓早期姿态很低,之前双方矛盾没扩大化,叶剑英和陈云也支持。邓上位不是一下上来,华国锋大概是经过2-3年才逐渐走完过程,彻底失去所有部门权力。)
第三个关键要素,就是很重要的人事关系。
邓有三个部下优势,一个是胡耀邦,一个赵紫阳,一个万里。(改开三杰)
胡耀邦资格老,在党内地位高,上来就开始给文革平反,是最早跟两个凡是和毛的文革革命论对着干,邓自己都不太方便出面。
恢复职务前几个月还坚定拥护华国锋。这也是为什么胡耀邦地位高,后来邓都没法自己一次性撸他到底的原因,因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胡耀邦,负责平反和组建新政府,选新一代的党员,改革意识形态给市场化做铺垫,党内外人望太高,对后期的邓来说以及尾大不掉了。
赵紫阳搞地方经济试点,毛死前以及在地方上暗自开一些缺口,原则上不反对甚至支持做经济改革的试探,所以虽然万里是公开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的,但类似的最早期可以追溯到赵在四川早期执政时的经验。
赵本人也没啥说的,大家都知道,我觉得比起他六四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就改革能力与社会政策远见上,中国人出这么一个人才,算近几百年烧高香了,太多人只关注赵紫阳在六四的事,完全本末倒置忽略赵紫阳的经济与政务水平。(战前的高中生水平,晚年自学现代经济与系统性专业常识,而且执行的很有效率。)
整个改革开放的经济框架,城市到农村,细节与铺垫,全都是赵紫阳带领的团队一手包办,哪怕到2021年今天,也依然是使用赵在当时制定的体系,培育的人才梯队,王岐山本人就是赵的团队预备役,包括现在一大堆智库学者,无论正反,周其仁或更出名的温铁军,全是杜润生的门人,中国这方面稍微有点背景的,全是杜润生徒子徒孙。
万里是很特殊的,也是最可惜的,万里搞经济水平仅次于赵紫阳,但他更多是行政经济推广很快,行政效率特别高,行政风格类似亮剑里的李云龙,就是猛张飞一样,铁道部期间的水平很高,处理堵塞与调度问题,还要离休铁道督察的退休问题,有一些可能都是没写入主流圈子。
改革很多地方,都是万里趟地雷,但因为实际是执行角色,所以不如赵紫阳那面突出,决定性不足,还有就是邓小平为了巩固派系势力在党内的控制权,把他打发到了人大,没有在赵紫阳接替总书记后,让万里当总理,而让李鹏接班,导致国务院当时经济工作不顺畅,赵紫阳被迫越权指挥。实际上是浪费了万里作为改革人才的重要性,万里没当总理是个很可惜的事。
现代中国社会对邓的评价和观念,基本就是把改开三杰糅合成一个人物,当作邓小平的历史形象。
越研究中国现代史,越觉得能中国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关键节点,世界产业大转移时,刚好出改开三杰,就像系统觉得中国人以前几百年太点背,然后一次性BUFF了三个SSR角色来转运一样。
邓跟改开三杰就是金字塔结构,这三人整体地位不够高,也没嫡系军队,邓有军方的中基层嫡系,也有张爱萍和杨尚昆支持。叶剑英主推胡耀邦,也支持邓,所以裙带关系下,没邓做主心骨,按党内的环境,改革也没法靠三人组为核心推行。
后期胡耀邦有点能取代邓的势头,恰巧叶剑英死了,就趁机在86年末发难,处理了胡耀邦。
胡耀邦实际上不意外病死,本人复出或者团派完全掌权,只是时间问题,邓也阻止不了,要不然他在政府行政官僚内就没人可用了。
—– 1412.3 —–2021-11-26 13:44:41+08:00:
解绑正常生产力的描述没错,但对经济与土地改革具体是怎么确定路线和如何进行的描述错了。
有基本了解的应该清楚,农民是不知道怎么进行现代化生产,行政官僚对商贸试点也是一窍不通,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相关经验,技术的总结都是一步步摸索出来。
现实世界不是我们网上键政,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现实只能一步步走一个个改。
整个改革政府一直在预防经济过热带来的不可控性,尤其是针对货币问题,基层行政改革如何能达到最高效率,怎么处理债务与对经济干预。
你哪怕现代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这些都不是自然生产秩序扔那不管,就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
根本上并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那种少管少干涉,改开初期反而管的最多最密,没有人知道怎么改靠谱,杜润生在农业改革上各类著作与文章其实谈的很清楚了。
周其仁作为学术大牛,也有很多文章,很多人都忽视“产权改革”这件事,当时土地集体所有,那么你怎么分配,让农民们互相大逃杀活下来的有权力用地吗?
分配给A,怎么处理B和C的生产问题,分配多少才合理,中国当时是公产制,私产权利的概念,怎么一步步从点子,巩固到制度,再进入法律,然后能成为行政的凭依去执行。
要知道当时很多农民虽然想自己承包,但也一样有很多声音,打着毛的旗号,作为当时经济与政治正确,反对该声音,当时改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就跟现在习近平死后几年改民主制一样,想一下国内保守派、专制主支持者和小粉红会有多大的不满和噪音。
怎么顶着这种氛围把制度改革落实了,还能拿出成绩的?现在改民主制,我都没法打包票说一定会有短期内的理想成果去堵住别人的嘴。
各类私有经济阐述的税费活动,厘定范围,怎么平衡双轨制下公有制体系生产效率对私有市场的冲击。
想想苏联和印度吧,就是两个改革失败的典型,不是公有制说改革,解绑了,农民和商户自己做生意就一切OK。
当时如果不做改革深入建设,左派用地方公安骚扰或者供销社的关系,就可以卡死你所有农民生产与销售的渠道。
供销社的劳动人事责任关系与制度,就是改革里一个重点,如果你完全废除,农民雪崩。只让农民自然生长,也是雪崩,所以大力推广职工合同制,给后来整个社会国企转型做铺垫。
哪怕到最后改革后,公有制国企生产的问题,不解决也不行,苏联就是死在了国企产能改革上。
苏联和印度的改革也是从上到下,中国是从下到上,你觉得是偶然吗?
跌跌撞撞就能走的路是纯扯淡,苏联直接把自己撞死了,印度也把自己撞死了,你不管,保守左派与既得利益集团就会出来替你管。
苏联第一轮改革失败,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从上往下,结果国企和各类厂长压根不买账,苏联解体后的改革,也是因为对货币政策处理失败,卢布区内负责改革的人不会或无法控制经济路线,最后其他成员国狂印卢布解决国内问题,导致价值暴跌,大量资产流失。
类似问题中国也有,开国到改开前,也是大量印钞。
说来你不信,但全世界哪怕发达国家的领导团队在内,绝大部分都是在70年代后才开始逐渐意识到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来干预经济与通胀问题,然后慢慢进入全面的货币供给控制,货币主义在各国才确立路线。
你能想到人类在1963年才总结和意识到,“通货膨胀永远是无处不在的货币现象。”这种概念吗?现代对我们来说都是常识的事,在当时可不是。
哪怕米尔顿得到1976年的诺贝尔奖,中国在1980年就开始跟进,控制举债与货币超发问题,都绝对算得上快了。
前苏联-俄罗斯,印度,他们的货币超发到90-20年代都还没结束。最早开始广泛应用的撒切尔夫人团队是在1975年到80年,中国是1980年就立刻跟进,比其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快10-20年。
所以中国改革成功不是偶然,合理的制度的确是解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适应现代社会的技术水平,但不是解绑了就必然成功,大部分例子都是失败。
—– 1412.4 —–2021-11-26 15:44:11+08:00:
王岐山是杜润生的学生,杜润生是赵紫阳的主要副手。
姚依林跟王岐山的关系是私人关系,后期党内性质变了,才把王岐山从幕僚拉到行政前台,不过原本主推的是王岐山的连襟孟学农,结果失败了,王岐山才接班。
中国当代许多有背景的智库学者或政府人员,都是出身杜润生的农研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著名的九号院),很多人都是赵紫阳和杜润生亲自典选然后手把手培育的。
王岐山相当于杜润生的门生故吏,原本是要安排给赵紫阳的后续改革接班做预备役人才的,赵在任时经常吸取农研年轻一代对政策改革的看法。
陈一谘就是王岐山的朋友,赵紫阳的嫡系幕僚,陈一谘早期改革里的幕僚影响力很大,基本绕不开的人物。王岐山基于一些资料来看,应该是通过陈一谘搭上的农研。
另外姚依林可能也的确有意推动王岐山进农研,赵紫阳跟姚依林和李先念经济理念上矛盾,姚依林支持的是陈云路线。
而因为当时农研实际就是主导改革的核心,所以姚依林试图让自己的女婿能在改革权力核心上获益,从而增加自己在政策上的影响力。
党内早期改革和保守派还只是路线之争,是工作争端,而且陈云本身不反对改革,所以矛盾小,到后面才愈演愈烈变成你死我活。
改革派全灭,原本改革派的门生故吏,有其他背景的比如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就改换门庭。
没门庭,也是赵紫阳这些人提拔上来的比如田纪云、朱镕基,铁杆嫡系的田纪文直接冷板凳,朱镕基没那么嫡系,被邓保下来用,最后演白脸给保守派拖延的国企问题擦屁股。
胡温也是有很大牵扯,胡锦涛主要是胡锦涛的门生,杜润生跟胡赵是铁杆嫡系,所以胡锦涛跟杜润生关联不大只是有瓜葛。温家宝跟杜润生关联比较大,虽然是93年才在农研(当时的农村工作小组)负责农村工作,但应该之前候补书记时跟就以及选号温家宝了,恰巧遇到一系列风波就拖延许久,所以温家宝与杜润生私交好,杜润生百岁时王岐山和温家宝都去了。(温家宝与赵紫阳和杜润生私交应该都不错)
还有一个要提的,这里顺带说了。
厉以宁也基本时赵紫阳选的学者嫡系,不过独立性比较强,不是行政官僚,关系没杜润生那么近,赵紫阳长期留厉以宁在中南海身边,而李源潮和李克强都是厉以宁的门生。
因为胡赵组建政府、制定经济框架和典选预备役人才的覆盖面太大了,到现在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所以哪怕后来有一些人跟胡赵完全切割,或者本身就是敌对立场,都无可避免”沾亲带故“,这里只特地挑一些关系很近有说头的来讲。
—– 1412.5 —–2021-11-26 22:50:12+08:00:
第一种情况的话,胡耀邦只要不死,就算遇到八六学潮下台,再复出只是个时间问题,邓一次拿不掉他,也没打算真的彻底让胡耀邦退休。
基于这两点,胡耀邦仍然是常委成员,只是排到了最后。邓也仍然支持胡耀邦的许多政策和典选的接班团队。
陈云李先念基本不可能翻盘,因为陈云派系虽然有分量,但本身是跟改革派竞争失败后的落败者,邓的强势在于他有嫡系支撑,叶剑英死后对军权进一步深入掌控,最后形成一个最高权威,然后改革派才内部分歧,邓站稳脚跟才有能力回过头处理内部矛盾。
胡耀邦能被处理,除了邓的首肯,还有一个关键因素,独立支持胡耀邦的叶剑英死了,这让邓小平敢动胡耀邦,我觉得叶剑英不死,邓小平是不敢拿下胡耀邦的。
改革派在军队内的优势,一个是邓通过自己的军队人脉,以及独立性低的杨尚昆,再有一个就是独立性很高可以跟邓平起平坐的叶剑英,不过叶剑英虽然在毛时代的军队地位就比较稳固,但毛死后反而相对低调。
胡耀邦不死,党内外号召力都很强,胡启立的下一代政府团队迟早要上位,邓当时的想法是让胡耀邦后期学自己半退然后垂帘听政。
准备让胡启立和赵紫阳培养的幕僚团队上来接班,胡耀邦死后,胡启立团队发展的以及比较成熟,所以六四后也被弃用,邓绕过胡启立,找下下代的胡锦涛,较于胡启立更好控制。
所以只要叶剑英和胡耀邦都活到九十年代年,邓基本不可能说倒胡就倒胡,陈云就更没戏了,本身他们就是改开这段时期被排挤的,虽然也影响决策,但没法决定决策。
最后是邓为了政治立场,自废武功,实在没人用了才用陈云派系的人,然后还要隔代指定一个胡锦涛,中间安插李鹏跟朱镕基。
第二种情况,胡虽然有冒进比较脾气躁的缺点,但倒胡是保守派主动酝酿的,包括后来的倒赵也一样,主要问题出在邓身上。
与保守派关系,和对外谈话,其实只是让邓加大了拿下胡的可能性,真正决定胡下台的还是政治与邓的分歧,以及失去军方盟友。
不过哪怕真实历史上,邓都没法彻底抹除胡耀邦的影响力,也需要胡耀邦在岗位上。
因为到97年邓死还有差不多十年时间,胡是无可避免会成为风口浪尖,靠保守温和是躲不过去这么长时间的。
还有一个最根本因素,自由化浪潮是从民间来,包括后来两次学潮,都不是党内的政治人物可以控制的,邓对学潮不满的不是学潮本身,最大不满时领导人立场不清晰,所以和稀泥邓是最反感的,学潮时胡耀邦其实已经试图和稀泥,结果反而被邓认为时旗帜不鲜明的证据。
也有人说胡赵可以完全站在邓的立场上,忍过这一段时期,我想这是可以的,但这也是他们的缺点,作为政治人物较少考虑权谋,尤其是来自老领导的态度,因为当时从立场上看,邓胡赵万才是穿一条裤子的,邓反自由化,胡赵不认同他做法,但也不会窝里反。
赵在改革历程里虽然话说的比较清楚了,但对老首长邓小平回护还是比较多,邓在胡耀邦的追悼会上脸色和状态也非常难看,所以从立场和关系上指望胡赵私底下说话,把邓当作要推翻的目标,是不大可能的。
而且如果他们隐忍了,那他们就不是他们了,有些时候历史就是差那么一点就改变许多事,叶剑英活到九十年代,邓小平就敢开坦克进北京吗,我想是不敢的。
胡耀邦如果活到九十年代,在党内地位可以庇护的各类人士,也足够让胡系改革派东山再起,张爱萍跟胡耀邦关系走的很近。
相较之下,赵紫阳因为资历和起步晚,在党内人脉与话语权,各方面都不如胡耀邦,所以邓可以绕过他的党中央与军委副主席身份,靠个人威望拉一支私人军队触发六四清洗。
六四时张爱萍等人反对,包括杨尚昆也模棱两可,但最终还是让邓的意见和保守派占上风,根本原因就是在反镇压的军方力量,在党内没有联络的话事人,说不上话,各种意义上都无法成为主流阻止邓,所以非邓的改革派系,失去叶剑英和胡耀邦这两个党内影响力极大可以跟邓掰手腕的大佬后,到赵紫阳这样大部分都是行政与政策工作对党务影响力低的人时,就没有砝码去解决问题了。
—– 1412.6 —–2021-11-26 23:21:14+08:00:
对啊,改革是人为设计的,属于现代中国史入门常识。
邓小平说摸石头过河,就是因为全世界没有先例做参考,该怎么把一个十亿上下人口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并且还能成功,不会引起产能与货币失衡导致经济崩溃的现代化国家。
中共的威权体系下,只知道改,都知道旧体制活不下去了,那怎么改?怎么避免问题,那就需要改革派学习,测试以及聆听,这个过程里出现了自由化,以及后续反对的反自由化与保守派拖后腿。
近代中国改革失败的有清廷,还有国民党,落后体制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失败带来的矛盾与后果也是可以看到的。
绳子是共产党绑的,但市场与工业经济也今非昔比,战前的经济逻辑跟改开时的已完全不一样。
一刀割断基本属于自杀行为,具体可以参考苏联失败的经济改革导致日后卢布区内国家的惨况,苏联到俄罗斯,就是一刀割断无改革直接过渡。
这个之前我不是说了么,还有印度,印度很晚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
现实经济不是宣泄仇恨与政治立场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共产党内也分帮分派,现实就是经济改革不可能脱离这种人类社会,不是主观你觉得应该如何,就如何。
你说共匪,但就算你说的共匪,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人,有人加压,就有人减压,只是不同阶段不一定谁赢,并没有一个贯彻全党的绝对意志形成一个主体。
一刀切放开经济,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生产危机以及饥荒。
客观事实就是必须这么做,并且有人做的很好,你如果因为自己政治立场和思维逻辑的极端性去否认这些,把所有人都看成一个绝对个体,显然只是宣泄情绪的无意义内容。
经济改革可不是单纯重新允许摆地摊,而是设计到现代化政府、货币政策、生产政策以及如何合法化与赋予法理的一个过程。
引发六四的不是价格闯关问题,而是自由化与反自由化,随胡耀邦去世带动的事件,党内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最终摊牌。
因为价格闯关有两次,目的就是解决双轨制并行的价格问题,背后设计的就是旧公有制产能占比过高,而市场产能不足以支撑整个国民所需,对物价会有刺激与冲击。
如果你不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进行对国企计划产能的准确约束,不做职工合同制度的铺垫,不引入股份制,不将以上一切在计划经济被认为天经地义的社会政治氛围下,找到一个合法且不好呗保守派挑毛病的法理依据,就必须做改革。
实际上你不改的话,直接就会牵扯到价格闯关下的物价动荡,因为过去几十年你要明白一件事,毛时代政府是超发货币,甚至几乎没有什么现代货币经济学观念,也没有现代政府可言,国企产能不足以支撑实际的物资所需和货币发行量,所以才实行各类粮票制度。
题目讲毛岸英不死,我回答了,没啥问题啊。现在的封闭,本身就是六四后保守派全面胜利,改革派倒台的结果,也没问题啊。
但题目也说了是在讲毛岸英,怎么可能不谈毛岸英不是关键,毛岸英的题目却不谈毛岸英算切题么,没有共产党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共产党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消失的,现实就是无论你多想否定共产党,过去还是未来,都要依赖共产党的各类储备,甚至你连新政权上台后人民币都无法废除。
如果不做改革,幻想解绑就一切水到渠成,我们必然会步苏联印度后尘,政府与社会运作是非常复杂的体系,涉及无数人的生计,不可能想当然的简单解决问题,不能意气用事或情绪化,对国人有基本同理心都不该拿这么严肃的事物当儿戏,这是客观的,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可能因情绪立场有所改变。
—– 1412.7 —–2021-11-26 23:26:18+08:00:
要知乎有号的话,晶哥不把我挫完扬了?
—– 1412.8 —–2021-11-27 19:28:41+08:00:
建议排版,不排版看的非常麻烦,不知道从哪开始看和怎么回,看走眼乱一下我就找不到头绪了。
一二条我放一起答。
邓把赵换下来,基本可以确定是晚于打算调动军队。
大体上我认为赵紫阳跟戈尔巴乔夫谈话,只是让邓确定了要换赵紫阳的心思,之前邓都是比较抗拒旁人倒赵的吹风。
但真正决定要彻底踢掉赵紫阳,是在5月17日的内部会议上,赵紫阳仍然拒绝表态跟随邓小平立场,要求暂缓军队处理问题。
这个时候赵紫阳如果什么都不做,会议后给邓小平写信,哪怕不在总书记的位置,也不会被彻底扫地出门离开权力中枢,退休待遇起码会有,赵紫阳会议后又写信要求邓暂缓军队事宜。
这个时候赵紫阳连亲自见邓都没机会,需杨尚昆转达,已经说明邓的态度。
不是赵紫阳不愿意去,而是邓不让他见。
之后赵紫阳在18号探望学生,和19号广场最后一次出现,是完全不同性质。
前者应该是邓授意下默许的,因为有乔石跟随,乔石虽然也是改革派但立场偏中立不愿意趟浑水,而乔石参与后也被邓允许继续留任。
19号赵紫阳最后公开露面就属于完全不在党内大员日常行程内,是不被允许的,也因此才需要温家宝这么高级别的亲自跟随,属于对当时学生的委婉警告,到最后关头赵紫阳其实也没说军队会真的杀人,也没法说,没有卖邓。
而李鹏18号的50分钟谈话,其实就已经是最后通牒了。(搞笑的是,政府想杀人丢自己脸,又没法公开说再不走我就要杀光你们)
赵紫阳在19号擅自露面,这一点可能是导致他被长期软禁的主要原因。
四二六社论肯定是邓小平的意思,赵也说过,但虽然是邓小平的意思,赵紫阳认为有人煽风点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出国前邓对事态不是很看重,觉得可以借机解决一些透明度问题,不属于必须调兵的事。
所以赵紫阳才安心出国,并且邓这时候对他说要准备交军权给他了。
回国后突然一切变卦,赵紫阳视角认为是李鹏李先念等人,因为邓自己不亲自负责一线学潮处理工作,所以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被添油加醋,放大到邓那,让邓觉得学潮目标是针对自己,必须尽快处理。
因此到这就有了一个分水岭,出现两种可能。
第一个的确如赵主观判断认为,邓没打算下死手,还想借机增加透明度,解决更多问题,也打算彻底交班给赵紫阳,但李鹏等人在处理学潮时,故意激化矛盾,把邓推了出去摆在风口浪尖,让学潮反对对象变成邓小平,因此让邓决定武力镇压。
第二个就是基于其他旁证现象的判断,邓小平骗赵紫阳,因为赵紫阳在北京,四二六社论很难发出来,所以给赵紫阳吃安心药,让他离开权力中心,跟着迅速表态把生米煮成熟饭,以此堵住赵紫阳的嘴,让他没有逆转余地。
但此时邓小平还没打算换掉赵紫阳,是在后戈尔巴乔夫谈话,以及内部最后决定的会议上赵紫阳不肯换立场两件事累积下,所以才下定决心。
邓家不满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是邓小平可能希望四二六社论让赵紫阳替上司背锅,因为出四二六时已经决定杀人了。(类似毛在反右里,也让邓分锅,变相是投名状)
结果赵紫阳不愿意接锅,无意间把邓还抛了出去,或者纯粹没意识到整个事件都是邓主导,以为是针对李鹏,结果把邓给冲了。
李鹏在日记里甩锅,其实就是既不能挑明说是邓小平的意思,又不能否定四二六社论。(就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外界都认为是你李鹏的锅,为什么你甩锅,然后又不说谁的主意呢?)
换掉胡赵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邓的立场问题,胡赵不愿意跟随,消极或干脆反对拖延。
在邓的眼里就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胡赵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模糊,让邓意识到不是同路人,所以不得不换。
参考邓对赵紫阳的替换,基本上是一直拖延到最后关头,也要让赵紫阳参加会议表态,最后赵紫阳也不愿意表态拥护,所以邓才被迫换掉。
之后胡启立等人邓小平知道都不可能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所以直接全国大清洗,对改革派进行拆分,温家宝临退休前敢说政治改革,邓小平应该是没想到,否则肯定不会选他当接班人预备役。
温家宝敢反复提醒政治改革时,已经是中后期的时候,权力如日中天,处于团派巅峰时期,胡锦涛是胡耀邦的门生,也不会对他说什么,属于忍很近了,邓小平如果知道温家宝会跳反,百分比撤掉他。
不过温家宝一个人说没有用,胡锦涛其实就是墨守成规按规矩办事的人,想让船开下去,退休都是裸退。
我认为胡锦涛跟温家宝肯定是谈过政治改革的,胡锦涛没有因为温家宝谈政治改革处理他或闹矛盾,温家宝也多次表示过经济与政治需同步改革,赵紫阳对中国体制进步的经典阐述。
胡锦涛最终是不愿意折腾,因为改革要从党务着手,可能胡认为党内如果公开讲这个话题,会引起党内分裂,所以胡锦涛的政策风格我认为是明白很多事是好的,但党的延续更重要,威权管束也有必要,所以没对温家宝的观点做反对。
台上台下也有太多非团派的影响,陈云派系的体制惯性影响力很大,08年到习近平上台早期,中国互联网也基本上是管控最松的时期,更早期是没资源管,这段时期是有资源但没刻意管,所以温家宝最后觉得自己敢表态也不怕出问题,是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大的不怕别人治他,但这个情况只能是昙花一现。
—– 1412.9 —–2021-11-28 14:23:39+08:00:
我没有youtube做视频
—– 1412.10 —–2022-11-01 14:23:03+08:00:
八六学潮后胡耀邦仍是常委,换届本来应该维持半退,但受学潮影响,变真退了。但影响力和人望始终在,除了老人外,党内有庞大人脉的就属他,党内职务反而不影响,主要有邓小平压着。
—– 1412.11 —–2022-11-02 08:48:25+08:00:
胡耀邦资料比赵紫阳更方便,直接去胡耀邦史料网看就行,不过也有一些,比如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写的。或者高勇写的我给胡耀邦当秘书,陆铿写的胡耀邦访问记(胡耀邦因此被批斗,被邓力群喷几个小时),国内出版当然是有观看价值的,但部分信息如果缺失需要在其他地方找。
改革开放历史,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早期,这段是比较多文献的,专门描述两千年后政治文献其实少或失真。
如果要了解改革开放本身,赵紫阳文集系列这个非常重要,基本就是改革开放浓缩史,以及赵紫阳老部下们纪实,通过四川一地状况,去借喻涵盖整个改革开放的 《赵紫阳在四川》(这个甚至还有视频采访,赵紫阳文集有个四川卷,跟这个不是一个东西,别搞混)
杜润生的作品也很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开始后谈农村改革的,比较多,他是赵紫阳嫡系,农村改革可以看出当时的问题。
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邹至庄有篇叫《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邹至庄先生访问记录》合著作品,我之前给人推荐过。
于光远跟杜润生也合著了一本改革忆事,但要出版肯定是要绑定邓,建议晚点看,然后对比下有多少地方没办法没谈赵的影响。
再有一些资料成文章不成书,可以去看炎黄春秋旧文,很多老干部第一视角谈改革开放。
—– 1412.12 —–2022-11-06 01:57:51+08:00:
近代史和早期建国的不太了解,建国到改开这段因为历史问题,公开出版的很多书记有断层,或者言不由衷,很多只能从我上述提到的一些书记,尤其是赵紫阳文集里找过渡,因为改革开放就是从他和万里的地方工作而起的,但又得消除他们的影响。
很多比较珍贵资料,都是文章形式写出来的,一些国内禁止到海外出版的书记,范畴太大,选读性太强,我没一本一本都读过,做不了推荐。
了解毛的话,入门可以看李锐,写过很多关于毛的研究和书籍,具体哪些看他出版过什么挨个找就行,不单独举了,可以配毛选对照阅读,有意外效果。
其实很多关键议题,当代不是没有书系统性去写,但都没有一个统一思路,导致你能在两本很深入聊历史的书里看到不一样的观点(尤其墙内外),党国对这些信息污染很严重,偏向秽史,中国在现代史文献不少,但是很缺乏体系。
—– 1412.13 —–2022-11-07 03:51:58+08:00:
毛时代的经济逻辑,不但没有工业攒下,甚至都无法兼容并入现代市场。
毛时代, 66年文革劳均产值粮食1162斤,75年时是1931斤,36年时是1725斤。
人都吃不饱,搞到最后继承毛两个凡是路线的洋跃进都失败了,他怎么可能前三十年有具体建树。
就跟跑步比赛一样,标准要跑八百米合格,你起跑线倒退一百米,再跑两百米客观上也的确是前进,这就是毛时代的概况,连基本的合格线都摸不到。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在消灭毛时代的制度与落后思维余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才叫改革开放。
事实上计划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里一直在拖后腿,反对改革开发本身。
中国的工业基础,包括各类生产,在当时根本做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胡耀邦儿子胡德平就说过,那个时候搞改革,想了解下香港,胡耀邦搞了一艘船围着转一圈。
后来日立来中国投产,合资了全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电视生产线,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基础,都是来自于苏联,苏联恶化后就基本没进步,国内电视机技术还停留在战前和二战时期,也就是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大量国企效率低下,改革开放里有相当精力都是用于减除这些毒瘤,双轨制就是因为保守派拖后腿,国企更不是,市场又有需求,导致不这样实行就根本没法保证产能稳定供应,最后并轨还被李鹏他们拖后腿。
就这样一个保守的年代,陈群、邓力群和李鹏那群保守的人,都不待见毛左,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这种观点的也就是欺负改革派六四后被摁死了。
八十年代到海南和西安演讲,那时候地方明面还没允许农民出来卖东西,私下去老乡都在卖水果和产品,官方车队一过去全都跑路,就可以想象在这些主要地区都这样,其他领域得多少人拖后腿。
—– 1412.14 —–2022-11-07 09:37:13+08:00:
没打错,是36年,原数据出自一个收录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一篇文章里,但是被官方插手干烂了,我以前写这些方面的时候引用过,所以记得且有粗略数据记录。
不过杜润生在中国农村改革漫忆里也吐槽:
原来的政策和制度实行了几十年之后,首先引起了农业经济危机。人口增长,吃饭问题无法解决;人均粮食始终只有300多公斤 。(扣除工业、饲料)
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粮食不能自给,要进口。整个经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
一无是处,我觉得不至于,始终是要比战乱年代好的,社会的一些进步观念得到普及,有了一个中央组织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管理大量百废待兴的事项。
本来是可以更好更正常的,但都被政治运动和错误的人给干扰,浪费一大批人才,假设没人去追捧,后人到可以从这三十年的退化与混乱里,找到一些进步的闪光点。
但若是有人想追捧,把它吹上天了,那必然要明示其罪为先,否则只会让人钻空子误导大众,会有人真以为当时多好,然后继续重蹈覆辙,影响中国几代人。
—– 1412.15 —–2022-11-08 15:33:27+08:00:
地方乡绅就是最早推动工业化的主力人群,购入大量外部消费品,并且产生需求置办工厂。
实际上传统地主到后来转型的土地主生产模式就不同,传统地主依赖农业,城市工业不发达,无法吸收劳动力,农村许多人其实持有土地,但不足以谋生,因此帮工反而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许多地主后来实际是集体出资购入一些设备,用于拓展本地产业,这个过程里目的是赚取利润发展乡里,自然带动本地就业,成为早期民营企业雏形。
土改其实就是拿掉了这批在萌芽中的早期工业与资本累积,收缴设备、资金与技术后,再把生产资料掌控在手里。
这个时候庞大的资源其实再去推动工业化也是可以的,但没有土改也一样工业化,相当于一个人有钱买房子,你把他杀了,钱抢过来,你也可以买房子,但中间资源的所属权转移本就不是必须的,也因此才给这些政策找合理借口。
—– 1412.16 —–2022-11-14 23:34:42+08:00:
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能更好在工业社会里生存,或者说创造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生态。
因为他们对自身进行了完整改造,在我看来逻辑很简单,适者生存,区别只是整个族群社会的力量能否对自身进行最快纠正转向,从而让发展更有利益集体,但大体上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
也就是从农业转工业化社会时,威权集权与共和分权的分水岭,日本从二战后基本过去了,中国还没过去,八九年跨失败了。
而社会发展其实不是零和游戏,中国的问题不来自于外部压力,而是内部压力,国外市场对中国的迫切性需求并非完全不可替代。
他们的社会结构也不是以一种危机到来为终点进行发展,因为他们的社会机制就是接受和承认危机存在,主动拥抱危机,找到办法跟着想着继续如何走下去,社会如果聚焦一个话题形成力量,在一个高度分权的社会里就会成为主心骨,所有资源都将倾斜。
但威权结构的社会是,一切的矛盾都被约束在一个体系下不得已舒展,包括对危机的判断、解决方法、危机意识,某些时候危机本身就是这个约束一切好与坏的体制,而大部分时候有矛盾的“坏”,反而是督促社会更高效率运作的动力来源。
政治角度很好理解,选举就是一种非经典的政治颠覆行动,但通过合法与文化来执行。
经济角度则是靠市场出清,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达后的一种先验产物,从几个世纪前,经济危机就不断伴随社会发展屡次到来,大萧条、石油危机、二战、金融海啸,本质都非常简单,消费扩张减速,购买的人少了,经济的循环衰减。
但只要有人活着,有人需要消费,技术没有丢失,人没有死光,这种动力源就仍然持续会推动循环,区别是什么时候找到一个突破点结束低迷和通缩。
这也是为什么制造消费市场在当代社会非常重要,技术本身是无法快速提高的,尽管它的速度是递进增加,但对一代人来讲,可能从小到死,也就经历两三代技术革命。
而相对来讲,发展一个数千万到一亿人的国家从发展到发达,大概也需要起码二三十年时间,不过比起科技,至少投资是人为可选择可控的。
现在全球还有大概几十亿寻求这种工业需求对外输出的契机发展,但转移需要时间和成本,产业链上来讲,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是发展中威权国家的统治危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廉价且能满足所有需求地生产一切产品。
贸易是必须的,哪怕朝鲜也需要对外交流。
当人人在一个分权需要细分职能生产的社会里产生议题时,就会作为公共话题讨论,也就没有统治危机,除非说有一个持有庞大资源的组织突然冒出来军事政变,控制全国还能堵住所有人的嘴,让人们接受数百年来的公共议事权不存在。
因此当一个社会机制,是为了解决危机,包括当自身成为社会发展的危机时解决自己,那就会持续到生产力本身对社会带来改变,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危机,但通常也会顺利过渡到下个阶段(比如帝制到共和)
—– 1412.17 —–2022-11-14 23:40:59+08:00:
我之前说过如果解封,二十大后可能是最好的时间点,因为经济理论上不能无限支持下去,但反过来讲,高层魔怔程度也是没法精准估计的。
说二十大后经济角度理性看认为逐渐解封,再适度找台阶下是合理的。但非理性考虑政治利益,之前的舆论宣传与沉没成本太高,高层会不还又因为这个继续反复横跳来找一个舒适区域,都是未知数。
也就是说,两个结果实际是大体在一条线上,如果不封那大概率经济已经撑不住,下面反馈到政府再到国务院,再给高层讨论,然后再反馈需要很长时间,他们的决定可能更早已经做出来了。
如果还没解封,那就是他们觉得经济还能撑一撑,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之前投入的政治舆论成本太高,假设他们放开了,或者有松动但没完全松的迹象,那就说明经济问题恶化到甚至比政治舆论的沉没成本还高了。
—– 1412.18 —–2022-11-23 21:43:35+08:00:
这方面我一贯用“看不见的手”来作为锚点去理解,社会运作的规则,必然来自于社会本身。
物理上形容,社会的稳定结构就跟从半空倒下的一堆沙子,它必然是会变成一个沙堆,而不会变成长方形。
也即是说,每个社会成员都选择了当下能力范围内,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形式。
然后去说服自己接受这种认知观,当然可能到一定程度不是自己说服自己,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族群内,这样的观点占主流,从而变成一种常见舆论,去填充那些自身不思考,更乐于接受威权管制的个体。
比如说一个普通人,他不愿意反抗,是因为大环境下反抗的成本极高,而他的认知观、价值观与人生观,既不能给他一个合理的答案去解释现状问题,又无法赋予他一个高远的目标,那么利益以外的认知观也就无法革新。
这就是我常提到的,一个威权社会下,个体比起刷新自己的认知观,增加认知成本,更乐意服从集体或威权象征的观点。
这样的社会里的个体,服从威权的认知成本,远低于自己去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
对集体来讲,是发自于个人利益,但通过“看不见的手”运行的社会规律,变成了集体稳定的来源。
因此只有外部环境不断改变,让这样的一个稳定体系难以维持才会出现变化。
例如,个人的反抗成本来源在于维稳和眼下利益得失。
一旦维稳减弱,或者个人利益受损,个人认知观以外的利益矛盾就会成为主流,所以可以看见疫情里,很多小粉红实际是知道有冲塔这回事,但日常都会回避,可疫情影响他们个人利益到一定程度后,也会开始冲塔。
而这种情况是跨阶级的,只不过对付不同阶级时手法不同,因为越高的阶级,个人独立性越强,越会主动接受认知观的刷新(实际上高阶级的人士受教育和接触信息天然的有认知观上的不同)
这意味着控制中上阶层需要更简单粗暴的手段,也就是直接关系到利益生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旗帜号召也更适用于普通民众,而非这些有更多认知能力的精英阶级。
到这一步就简单很多了,跟底层可能出各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情况不同,行政权的滥用可以直接控制精英阶层的一切经济与社会活动,通过行政权不批准某个项目,基本就能拖死不听话的公司,更别说各种质检、反腐部门。
所以大部分中上阶级的人显然是不信这个社会应该如此的,但他们没能力去反对,政府的原子化政策,主要切断的除了基层的自组织出现外,还切断了传统社会常见的中上精英阶层与基层的联合。
通过资金与行政的双方面导入,直接接管了基层的工作,或者是用自己信得过(至少明面不公开出来挑战威权统治)的精英阶层来控制地方,而官方是很清楚,哪怕自己的支持者里,有反心的人在地方也很多,所以对地方财政和发展也是控制着,一直靠经济的强势来维持一个先发优势,打击任何潜在的反对苗头避免问题扩大后。
—– 1412.19 —–2022-11-23 22:19:04+08:00:
其实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认知判断,认知是有惯性的。
每个人的认知能力不一样,你可以把社会的趋势理解为克苏鲁。
认知低的人,他看不到全貌,一个超出他视界范围的庞然大物(利维坦)在他出生前就持续移动,并且在成长岁月里也没停下,那么他的判断就是这东西不会停。
反过来讲,如果停了,从他个人的认知观里,就等于天塌了,而他坚信天是不会塌的,因为这个经验基于他自小到大的认知观。
也正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有差异,有的人能认知更全面,明白了这个利维坦是如何运作的,清楚了原理,便能观察到头尾,知道它在减速变慢。
但也不是说每个人有广泛的认知机会,就一定有广泛的认知观,这一点在很多留学生群体和高知人士里也存在,政治上很反智。
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学习窗口是有限的,一旦观念形成,尤其是过往人生经验的总结,就会跟上面的那个人一样,认为利维坦是永不停的,也不应该停,任何试图拦停的人都是敌人。
对精英阶层马云这些人,其实就非常简单粗暴,这个我上面的回复后面也提到了。
就是靠暴力和利益,力利并行,不差钱给不了利益的就靠暴力,有技术但没钱的给地位和待遇,让他们成为一个庞大集体的一部分,来为这个集体服务。
他们是不需要你心里服从,因为没法控制,但威权是不许挑战的,也不许做任何实质性伤害到集体的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对舆论管控严格,对任大炮处理那么严重的原因。
威权一旦被挑战,一个应该靠暴力维持的体系没给出最大的反应时,人人都意识到这个体系是可以被挑战而不一定有代价,那就麻烦大了。
相对的,对精英阶层之外的普通人来讲,也有近似的道理,他们遵守的威权社会是他们人生经验的一部分,遵守社会天然的秩序既维护他们内心的认知观,因为过去是这样,所以经验给他们提供一个虚假的观点。
那就是继续维持这样,生活才能得以为继。
但事实上,就跟前面提到的一样,认知面跟不上事实的话,无法理解社会运作的原理,只是为了降低个人认知成本,盲目遵守不一定能长久的社会秩序,就会付出代价,社会规则每次改变,都成为被波及最惨的一部分人。
就比如说六四,其实反抗意识当初就有,但是中共会公然在首都杀自己的国民,是一个新的认知。
从那以后这个认知观却没有被继承下来,所以你百分之百会在未来历史事件里,看到有年轻人去冒一样的险,但是没有对中共的精准认知,然后被极端处理,可能再到杀害。
这就是认知观断代,也是塑造阶级稳定框架的一个重要方法。
他们不需要确保每个阶级有接班人(当然最底层的人口减少除外,可这是控制不了的)
当中共控制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你想生活更好,就必须接受中共的现行制度,而中共一定程度上允许社会内一些市场资源的自由流转,也允许知识带来的阶级跨越。
然后从市场的发达的商人,以及知识跨阶级的知识分子里,通过垄断各种资源(尤其是行政权为主的政治权力),让所有人到最后都为自己打工。
所以说,接班人就是这样来的,你想往上爬,反正我垄断所有资源,你不做,大把人抢着给我们中共当狗,明白这个门道的人很多,反而是资源有限。
对一些有技术有影响有事迹的人来讲,他们可能没那么多的敏锐政治嗅觉,不太世故或对社会运作的阶级认知不强。
政府就用一些荣誉制度把他们招揽纳入其中,院士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习近平这些年大力推行院士的荣誉地位,一个院士死了要全网上头条几天,除了对多数院士本身的待遇,也是对潜在的科研人员抛橄榄枝。
包括各种“英雄”、“最美”,这类手法毛时代就用过不少,雷锋就是一个典型,但当时是政治需求,现在是制度性需求。
当资源被垄断,希望获得资源的人就会卑微,想生活更好就无可避免要加入大公司或政府,公司想做大就必须服从政府安排。
尤其是要在政府设计好的框架里进行生产劳动(所以很难存在完全独立自主,然后说我靠好待遇吸引人才再滚雪球的情况,到一定程度政府就会找白手套或地方行政人员跟你接触了),没有一个更高可以抗衡的权力去打破这种权力垄断。
那么不同阶层可不可以自己创造一个能抗衡的力量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这也是政府最严防的地方,维稳都知道就不赘述了。
越是靠上的阶级,政府的行为越干脆直接,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当然名义有时候不能直说,还是要打官腔)
总的来说,政府有先发优势,并且持续利用先发优势打击一切可能威胁自己的自组织、阶级与个人,类似鸟巢里体型最大的雏鸟,会想尽办法抢食然后消灭同巢的其他雏鸟。
更具体的讲地方门阀的我记得之前说过。
其实现在政府控制地方主要是靠政府部门与企业,企业也分为亲政府与亲市场的,国企可以分为亲政府企业内,有时候甚至不分家。
亲市场的就是传统我们认知里的市场企业,他们能掌控不少社会里的生产资源,做大了官方就会介入,但无论哪种,在生产许可这个位置就被卡脖子了。
这些地方中小企和地方政府的门阀,在当地通常是只要效忠中央就行(当然现在想不效忠是没余地的,所以效忠这个词用在当代背景可能不太合适)
中央部门委派的流官空降在各地,社会稳定时,这些人在地方也是说一不二,某些地方门阀和企业可能给下绊子,但通常都是合作居多,小门阀在当代是弱势的,只能在没法高管亲历亲为的地方有自己操作空间,薄熙来当时在辽宁就有很多事大家看网上传闻都了解。
事实上到最后,可能就是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威权社会与组织的唯一运作方式,就是靠暴力赤裸裸威胁,所有法理外衣都被抛弃,什么时候钱也供不上来,暴力威胁都做不到,或者有一两次打了暴力的脸,让暴力在中国人面前也抬不起头,让人知道中国人也是不惧暴力的,威权也就结束没人服从了。
—– 1412.20 —–2022-11-23 23:17:53+08:00:
GDP还会增长,十几亿的人口,消费可扩张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政府主导的比例可能会越来越高,并且总体增速下滑。
实际上隔壁日本也经历过一个政府投资带来高速增长的年代,但六七十年代后就开始转型,扩大以中小企到个人消费为主导的内需社会,从而建立了内部经济循环,这个过程是伴随产业升级对内对外的双重优势被确立,在产业链里不愁被随意淘汰。
那些被淘汰的代加工企业转向其他地区降低本国生产成本,本国再从这些地区进口原材料,用于供给国内中小企,通过技术、文化、服务包装成更好产品,这样本国人买账,甚至可以海外销售。
国内现在部分地区有这个苗头,但是政府反其道而行,没有提高社会的劳动所得分配效率,中小企被打击,政府扶持大企业,对需要放权的地方收紧权力,严控知识文化产业,干预金融领域等。
有一个例子,任何高端产业发展,都离不开三点,金融融资、信息实时、法律健全。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融资渠道,很多企业难以发展,人们可能有大量的钱,但这些钱缺乏一个健康平台和业务体系进行投资,憋在手里也是等通胀,无论是吸引外资进一步进入还是本地走出去多沟通学习都有意义
法律健全更好理解,劳动法不健全导致996带来的低产出与低消费,或者产业的不完善,上海企业有纠纷都要跑香港做仲裁。
信息实时这点,墙我就不多解释了,金融差几分钟几十秒可能就有很大差异,这么庞大一个经济体,行政干预那么多,其他人怎么可能有信心把钱拿到你这里来,本地就算有人有这个能力,也没办法开展业务去做金融生意,那变相中国实际是做不到这种现代非常重要的产业的。
最重要的其实还在于,社会的公平性在下降。
GDP很高,但是人均劳动的分配效率极度低下,国内常调侃印度的一亿人十三亿牲口,形容国内其实也差不多。
中共采取的分税-户籍体系,已经圈定了少数城市作为指定“发达地区”,在发展出新的之前,这些地区有更多的行政指标和中央关注,资源倾斜到这些地区,意味着人口必须不断流入,贱卖自身的技术、经验与劳动力,来换取不对称的报酬。
也就是说,人口最多的劳动力阶层,收入增速低时,全国迫切需求的消费社会就根本无法成型。
普遍的消费只能在这些大城市的白领或以上阶级里出现,占国内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入城务工人员,他们的消费能力对比通胀,虽然没具体对比,但最近几年看到的一些数据,我认为是在实质性下降的。
因为中国现有生活水平,粮食无法自给自足,但是国内维护耕地的农民其实是减少的,通过合村并居可以看得出来,自耕农数量因为政府介入乡镇农业零售以及土地财政,一直在减少。
这意味着未来本地生产的廉价粮食总产量还会提高,但跟不上消费需求带来的增长,也就是说价格会上涨,大城市进口国外粮食和工业品会越来越贵(当然是有极限的,市场肯定会平衡),那多数乡镇人员回乡会面临一个问题。
生产的粮食价格不够生活所需(政府还会中间介入),因为生产不足,人口和有效耕地减少(非名义耕地),就变成又要卖,又不能太便宜,但也没法贵到哪的奇特景象,被卡死在一个凑合活着喘口气,不至于饿死的水平,但也谈不上生活质量,更别提大量消费了。
同时乡镇这个时候是没就业机会的,否则以中国的情况,中小企如果有原材料需求,肯定会先从城市郊区拓展到没人乡镇,从东岸到西部逐渐活化国内经济。
但是大城市又不可能不保持高生活水平,降低生活水平意味着社会动荡与不满,本来国内的就不够消费,这次又要进口了,进口意味着会挤兑本土农业或部分工业消费品,这些产品可能更便宜。
目前因为中国还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工业产品的消费我看还没到被挤兑的份。
农产品不一样,美国这样最出口大国,还有巴西这些出口猪肉的国家,很多产品价格甚至比国内本土还便宜,那本土农民就很难受了,政府补贴只是不让你死,也不会让你按市场价赚回来,会主动干预,这也是户籍制度下对农民阶级生活指标的限制。
如果其他世界工厂发展起来,可以用廉价工业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吸引中国的城市阶级购买来降低生活成本,那现在吸收许多劳动力和提供消费的这些工厂,处境就很糟糕了,一旦停工或工人失业被迫回乡,社会的城乡差距只怕会越来越大(一二线对十八线城市。边缘城市本质就是大号城乡结合部)
1413: 为什么一些对历史和文化很有钻研精神的up主,对党国的态度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出他们跟大多数人一样偏粉, submitted on 2021-11-27 20:04:34+08:00.
—– 1413.1 —–2021-11-27 20:43:30+08:00:
这都不是必然相关的事,现实世界不是RPG游戏,一个有关联另外一项就必然有关联。
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有家族、阶级、性格、人格、利益、自尊心、知识等多个情况影响。
有人觉得国民党饿死灾难,发金圆券掠夺民财是错,需要大力批判,但三年大吃饱就只是个自然现象导致的结果。
他可能精通国民时期或古代的许多问题,不涉及现代利益的,可一旦涉及十年大健身和三年大吃饱,哪怕你把资料放在他面前,他也不愿意去看。
把现实社会里人的动机大概其都了解一下,就能明白人都有什么类型了。比如什么粉红LGBT和基层民族主义大国叙事的爱好者。
相对于的还有屁股在统治阶级或赵家人那,但骨子里却反对现有体制希望改革的,也是有的。
有的人可能本来对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研究,但他有既定印象,你说的话伤害到他对这段时期的判断形成的人格自尊,他就逆反心理跟你对着杠。
专业能力跟人品都不挂钩,何况知识水平与对事物的态度,知识水平只能是一个相对影响,不必然关联。一个人可以记忆力很好,学习很多单方面的专业知识成为专业人士,但不意味着他有很健全的逻辑性思考与判断。
再有就是有的人,觉得有问题,但也不愿意深究,知道是错的,你逼着深究就跟你来脾气了。
日常就只是把个人自尊投射到目前中共国族一体的宣传里,作为自己人格自尊的精神支撑,这类人有时候是不愿意否定自己的人格与精神支柱的(比如毛粉)
还有的人出身的家庭教育,作为人的原则性,都不是那么强,就像有的人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带给他的就是对事物完全不同的看法。
人和人的生理智商大体差距不大,但是社会意义与教化层面的智能水平差距很大,精神世界也千变万化,很难一概而论。
1414: 关于孔子和穆罕默德, submitted on 2021-11-28 12:56:18+08:00.
—– 1414.1 —–2021-11-28 17:26:44+08:00:
宗教是一种社区文化与礼制的体现,伊斯兰教或儒教出现前,都是有类似的社区文化制度对社会进行约束。
一切文化进步,本质都是生产力进步后,社区生活的面貌与规则开始改变。
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因为-所以”的因果逻辑,一种当其实能流行并被广泛接受的文化或宗教,肯定是能适应大部分人的生产力结构作为基础。
宗教传播往往与征服、统治、融合相关,技术也在这个过程里传播,如果能巩固下来就意味着永久性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
比如伊斯兰教不吃猪肉,客观上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猪有大量的卫生问题,而中东地区不适合养猪,猪是一种各方面都没有太大收益,污秽与寄生虫问题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累赘产物。
包括早期犹太教,再到古埃及,都是对猪高强度排斥,因为当地气候与技术水平不足以大规模饲养然后驯化出合适的品种,再进行适当处理。
那吃猪的“野蛮人”肯定不是因为真的野蛮才吃,而是因为别无选择,没有其他替代品,又被迫获取生存所需。
在远古时代,刚好处于一个人口较少,技术到了当时峰值水平,自然资源较多,土地开垦率不足,周边文明因资源问题带来的冲突较少,人均可分配生产力与资产较多的环境,所以我们能看到古埃及人的生活水平较高,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与人力用于建造极其庞大的工程项目。
而没有这种环境的,土地开垦困难,资源较少导致生存环境恶劣的,比如殷商,就有普遍的人祭,甚至有疑似食人的情况。
较早期原始社会,因为技术不足以提供较高生产力,在爬坡期间进入了一个技术平台期,狩猎与食人问题非常常见,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留存的海岛或雨林原始部落依然可以看到,非常普遍的食人习俗,不止对外人,哪怕对自己人也以该习俗,赋予一种文化借口,合理化吃人的正当性,但本质只是物资太过缺乏,不放过任何进食机会而已。
任何文化都是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面貌的一种形象体现,生存环境越恶劣,行为体现也接近我们认为的“野蛮”。
故而野蛮也只是一种生态中的最佳生存策略,就跟饥荒里吃人,是一种常见的选择。
因此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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