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注定要影响世界的权力结构与政经走向，也一定会决定性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命运。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这是一个全球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网站发表的这篇长文从中美双方各自的状况、力量与政治优劣出发，对中美的战略竞争的展开，可能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未来演变的影响做了些系统的分析及预测。作者强调，他“不从价值与道德立场出发”，只是希望从政治博弈与事实的角度做些尽可能客观的分析与判断。我们刊登原文，至于读者是否赞同其中的分析与结论，由读者自定。因文章较长，我们分上下篇刊出）。

四、中美世纪较量的优势和劣势比较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80多年中国近现代史中，中国国内的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深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国际因素是中国众多历史关头重要事件的首要影响因素，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共成立，日本侵华战争及西安事变，二战结束和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中苏决裂与毛泽东搞反修防修和文革，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等等。21世纪的中美战略对抗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未来至少30年的国内发展。美国朝野基本形成这样的认知：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是民主体制同专制体制的终极对决。中国党政最高层也同样认为，中美的战略竞争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共命运的斗争，应该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其顶峰，当时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都号称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在效仿苏联和中国的榜样进行“红色革命”。然而，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还剩下四个：中国、越南、老挝和古巴。朝鲜执政的劳动党早就摒弃了马列主义，而是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了家族世袭为特征的的政治统治体制。因此朝鲜本质上已是王朝专制体制，它的老百姓也成了非典型的现代王朝臣民。世界各地曾经风起云涌的“红色革命”到今日基本上全部销声匿迹。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退潮不能仅仅归咎于西方的遏制和围剿，更重要的是它根植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机体内部的种种缺陷，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的不同命运即可略见一般。再看一下中国、越南和古巴的具体情况就更有说服力。中国和越南体制的生命力还相当茂盛，最主要的是在近四十年来，它们都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完全突破了旧的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突破就是把经济自由权还给人民。重新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人民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让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起飞”，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使社会经济及人们生活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成分注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里，同时开放大门同资本主义经济大胆融合，这是改变社会主义在中国越南等国的命运的决定性一招。而没有进行这种变革的古巴，整体政治经济依然死气沉沉，当然美国对古巴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封锁，也是造成古巴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它们不可思议地合为一体，而且这个新物种在某些性状方面甚至比传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有更为强大的功能。

这里有必要就俄罗斯的情况讲一下。前苏联垮台后，俄罗斯实行的既不是原来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完全是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这种过渡性社会形态更多的具有西方社会的性质，它有基本的民主选举，也有初级的多党竞争和自由参选等形式。在经济上俄罗斯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对此西方事实上也是承认的。在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西方八国集团就包括俄罗斯，这是一个政治态度。只是由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俄罗斯同西方才全面交恶，又把俄排除在在外。普京骨子里是想做彼得大帝。面对俄罗斯社会转型后日渐衰落，普京想重振俄罗斯，重温彼得大帝的旧梦，像前苏联那样再次同美国平起平坐。普京一系列反民主的做法使俄罗斯的民主体制涂上了浓重的普京个人的专制色彩，俄罗斯的民主体制成为普京掌上的玩物。实际上，西方同俄罗斯的对抗更多的是同普京这个政治寡头个人的对抗。如果普京成为历史之后，俄罗斯还会逐步会回归到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俄罗斯同西方的对抗也将落幕。所以俄罗斯的情况同中国的情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一点对理解普京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有重要意义。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堡垒。经过七十多年的变迁和发展，它正在成长为一个巨型的怪物，它不是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如前苏联那样；它也不是西欧一些社会民主政治经济体制。它源于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但在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后又大胆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和管理经验，同西方经济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包含有很多市场经济成分的政府主导的现代市场计划经济（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一党集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而且这种社会主义新变种把党的控制权延伸到到社会政治经济控制的每个角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这场世纪性的战略竞争中，如果不发生热战，双方就要比耐力，比实力，比吸引力，看谁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较量中胜过对方，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为了对这场世纪竞争的结局看得更清楚，我们有必要从五个方面比较一下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即良政善治能力；经济金融实力；科技创造能力；军事实力和综合文化软实力。

首先看良政善治能力。在这方面可以比较三个指标：一是人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这是政治制度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一个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政治制度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施政及政策环境。二是对政治制度形成基本支撑的法律体系。三是政府治理组织能力的有效性和力度。

美国：是多党民主选举体制，得到选民多数票的政党负责组织政府并施政。在国会的议员也是通过多个候选人的自由竞选后由选民的多数票选举产生。尽管每次美国的选举年总是有政治捐款及收买选票等与金钱有关的贿选和舞弊问题的发生，但在一套比较有效的法律监督下的选举制度，使整个民主选举机制有效运作，选出的政府代表了多数选民的利益，在野政党的国会议员也能代表各自选区的选民利益。美国建国至今近250年来，这套政治制度总体上说行之有效，保证了政府和施政稳定性，也保证了基本政策的连续性。如果某个政党施政引起社会反对，那它应该就在下次大选中被替换。人民主权和意志基本得到体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党执政的有效基础。尽管美国民主体制依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很多撕裂和弊端，甚至我们可以说它还在不断调整和进化中，但总体上来说，这样一个有民意支撑的政治体制经历250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各种动荡灾难，基本保持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持续稳定。而且，今天的世界上效仿民主体制的国家已有100多个。如果它不是一个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体制，哪能还会吸引那么多的国家纷纷效仿呢？

美国的法律体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杂的，它规范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及个人行为，是社会上公认的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它有良好的社会声誉，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服从法律规定。如果产生任何争议，由独立法院系统做出判决，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各方都会服从这些判决，具有普遍的的效力。法律和法院系统运行体现的是社会对普遍的公正、公平和公义的追求。美国社会的共识是：法律条文是刚性的，它不会因人因事而拐弯。总的来说，人民对法律是有信心的。世界多数国家都认可美国的法律体系公正性和有效性。

美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这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广泛讨论，也被认为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弊病。美国治理能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民选的政府首脑可能是能力平庸，甚至是有道德缺陷的人。2多党制约下的国会议事效率可能很比较低，政府决策受到多方掣肘，议而不决和施而不政的现象常有发生。3政策的稳定性较差，特别是在危机和灾难面前，政府治理问题有时就显得特别突出。

中国：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若干个友党即所谓的“民主党派”参与的执政体制。中共不仅主导政府，也主导身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同时也主导司法体系。这个政治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是由13亿选民选举产生的，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决定的。在最基层比如城市里的街道社区和农村的村镇是履行选举程序的，但这个选举的候选人一般也是由党的机关指定的，并不是自由参选。因此这个选举不是自由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民主体制，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一党永久执政的政治体制的关键问题是人民是否授权给这个党永远执政权利。这里不做理论分析，只从普通人的具体感受中来认识。在中共的政治话术中，中共之所以有这个永久执政的权利，是基于两个基本事实的：一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意思是中共执政权利源于它以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打下了这个江山，所以就必须由它来坐这个江山。确实，中共用暴力打下了江山，要坐这个江山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就有权永久坐这个江山呢？从政治逻辑上，这个说法是不能自恰的。因此，中共的理论上又有了一个更常见的逻辑，就是中共是代表人民执政的，中共和人民是一体的，因此中共获得了人民的授权永远代表人民去执政。对这个说法要做一点历史分析。1949年中共建政后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在肉体上消灭了反对派的各种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它的友党为主的执政政治基础，并把它概括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它的人民这个政治概念的基本含义，并称这个联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占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口的90%以上。但是，随着后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阶层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广大农民在合作化以后既没有了土地，也由于户籍制度被锁死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前由于错误的农业农村政策而导致绝大多数农民一贫如洗，实际上就是为了工业化而无情的牺牲掉农民，几十年的工农业产品形成的所谓“剪刀差”就是明证。后来又发生了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那样的惨痛事件，广大农民的对执政党的不满是非常自然的，执政党实际上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后者也不再是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客观地说，广大城市市民特别是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革命理想还是满腔热情和支持的。毛泽东利用了这种热情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十年的文革带来的是理想的破灭，普遍的贫穷，互相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仓惶出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这一地鸡毛的现实使城市各阶层民众彻底失去了对毛泽东和他的革命理想的迷信，也宣告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线的失败。邓小平深刻地体察到人民对中共的信任危机，也看到了毛泽东信奉的列宁斯大林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巨大危机，开始启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运动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传统的意识形态教条，实事求是，向实践而不是马列毛的教科书寻找实际生活的正确答案。邓为了避免陈旧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特别提出“不争论”的原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大胆试，不怕犯错误。邓把经济自由还给了人民，让自由的人民用自己的热情和创造力去重新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思想解放和经济自由释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各种经济成分争奇斗艳，人民创造出经济奇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政治结构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中，由于政治权力还是垄断的，没有制约监督的党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开始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腐败开始大面积产生。尝到获得经济自由和权利的人民开始渴望能获得政治权利，而这些政治权利虽然在中国宪法里都有明文规定，但在革命胜利后中共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把政治权利还给人民，而是在人民的名义下所做的太多伤害人民的事情。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中共的某些高级官员的家族和大量中低级官员以权谋私，进一步恶化了中共和民众的关系，必须要对大面积的官员腐败进行遏制，维护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成了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的普遍呼声。1989年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革对中国是个巨大的震动。中国的“六四政治风波”就是在这样国际国内的背景下发生了。大学生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上街要求民主自由，遏制腐败。但学生们的政治要求显然超过了邓小平所能接受的范围。邓搞改革开放是只给老百姓经济自由的权利，但并不想把政治自由的权利还给人民，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受到任何挑战，任何想监督共产党执政的努力都是不被允许的。“六四”的结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它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不再是一体的了，中共只代表它的党员和相关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人民不再自动成为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中共必须以某种新的方式重新赢得人民的政治授权。邓小平的继任人江泽民看到了中共代表性的危机，他正式提出”三个代表“的新理论，认为中共可以是代表一切先进的阶级和阶层的执政党，包括资本家阶层。这个理论的有效性一直持续至今，已被中共正式接纳为其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占人口70%的底层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并不属于中共自称的可以代表的先进的社会阶级和阶层。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经过前三十年的失败的革命理想运动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了经济自由和权利的各阶层人民大部分已经不依赖中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而独立存在，中共只能扩展自己的代表概念来试图代表他们，但理论上的代表无法自洽实践上的代表。我们从中共的政治概念“人民”中看不到具体的社会民众和阶层，现实中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这种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已它已成为一种政治话术。如果按常识来看，人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政治思想行为，就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看也是这样。

下面我们再来从社会阶层人口统计的角度来大体分析一下目前中共的政治基础到底有到少代表性。当然，在中国官方是绝对不允许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可能挑战中共的政治话术和意识形态垄断。没有可靠的数量分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中共现实的政治代表性从常识出发做一个质的基本判断。

目前中国人口大体上有14亿，严格地说并不到14亿。经过改革开发四十年，中国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在中国14亿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口按法律规定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17%，总数约2.4亿。去掉这2.4亿，在法律上应该有政治权利的人口总数约11.62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大约有5000万失能老人，减去他们，中国有效的政治权利人口约11亿。中共党员大约9700万，连同他们的家属以乘3来计算，总数约3亿。其中大部分属于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和员工。中国军队（野战军和武警）大约有250万，全国公安干警总数越195万，两者相加约450万。总数理论上，这些人口都可以归为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这些政治基础总人口约4亿。还有7亿多的社会其他阶层应有政治权利的人口，我们不能肯定是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些人也很难被代表。知识分子阶层（大学学历及以上）目前大约2亿多，也是不能肯定为中共政治基础的人口。城市贫民阶层（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也应该有上亿人口，他们也不能肯定为中共的政治基础。结论是，如果人民是有充分政治权利能够自由选择的社会群体，那么中共确实没有自信说它能够得到大多数百姓的政治上的支持。在前苏联垮台的前一年，有苏联媒体做过一个民调显示，被调查的人有85%的人认为苏共只代表官员和公务员。邓小平当年曾用这个例子告诫中共官员要引以为戒。如果能允许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在中国做这样的民调，结果肯定不像官方政治话术所描述的那样的政治图景。

政治权利是民主的基础，程序正义是民主的标志，自由的选择是民主的本质。在政治权利中最基本的是言论自由和公民结社自由。缺了这三个基本特征，民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在今天的中国，这些还都是些奢侈品，老百姓都没有。把牛皮吹破天都没有用的，沉默的老百姓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诡辩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在中国，政治权力具有垄断性质，它的来源是暴力。这种政治体制的副产品就是舆论一律和信息封锁，公民没有言论自由，甚至都不能得到自由流动的充分信息。老百姓的嘴都被封上，所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常常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日常维稳成了社会的稳定器，当然社会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中共的政治游戏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没有资格去参与这个“高级的政治游戏”。

中国的法律客观地说是完备的，该有的基本都有。但中国法律体系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运行的，因此在相关政治和政府利益面前，法律是会拐弯的，很多审理不能体现基本的公正公平公义。由于政府和老百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司法体系腐败丛生，金钱和人情在法律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公众对法律的信心严重缺失。另外，就中国法律中民事部分来说，其最大的问题是，判决后不能得到执行。据官方的数据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民事判决不能执行，老赖太多，这也严重地影响了人民心中司法的形象。在每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得到的反对和弃权票是最多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司法的社会评价。说中国只有法制而无法治，并不为过。

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是强大的。这和国家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和政府无论从行政权力，财政权力和司法权力都是全世界集中度最高的。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渗透到社会管理的几乎每一个细胞，同时又有现代高科技的支持，它可以监控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它可以高效率地办理任何它想办的事情。这就是中共一直说的制度优势，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这个方面，西方的体制是逊色的。在中国可以集中国家的力量对付任何个人、公司和各类团体，那是不对等的博弈。在西方的体制里，这样做事情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在经济上，美国以GDP规模衡量是全球第一，是最大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拥有最大市场。美国也是世界头号金融帝国，基本掌控着西方的金融命脉。美元有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的背后是美国政府的信誉，全球第一。2020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万美元，排名世界前十位。当然美国经济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经济成长多年低速运行，增长缓慢；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政府总债务量达到28万亿美元之巨。美国老百姓储蓄率过低，多数人靠借债度日。美国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和网络科技，而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出现了明显的空心化和老化问题，这使美国经济看上去基础脆弱。

反观中国，得益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以GDP衡量，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许多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奇迹造就了两个最重要的成果：一是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被公认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世界产品供应链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二是造就了全球一支有相当实力的庞大的消费群体，对世界市场都是不容小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权威统计数据统计，中国顶尖的富豪群体人数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中国年收入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总数的1%，14亿人口中就有高收入人群规模为至少1400万人，这是许多欧洲发达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些人无论冲到哪里都能掀起消费巨浪，其购买能力足以令欧美震动。在东亚和东南亚，中国的消费大军也是日韩和东南亚各国积极争取的消费力量，当然它也是中国政府可以使用的政治筹码，就像美国用它的经济科技实力和美元作为它的长臂管辖的手段一样。中国的网络科技在经济升级换代的进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网络科技实力比起美国还是逊色的，但比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强。

当然，中国经济也有许多问题，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政治干扰因素过于强大。近年来中国政治全面向左转，对资本和企业家群体趋于限制发展和严厉打压，以确保党对经济和私营资本的绝对政治控制。同时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对有碍于实现这些政治目标的行业实行打压。对跨国公司也逐渐强化政治控制，使跨国公司处于不利的经营环境中。这种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素对经济发展构成了最大的负面影响，让本来就在爬坡的的中国经济遭遇更多的困难。人们普遍预计，这种不确定的政治氛围所构成的政治风险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二是经济发展的动能进入持续衰退阶段。中国经济已然是个庞然大物，要想持续过去四十年的奇迹，就必须有长期持续并足够强大的动力来推动经济继续较快的增长。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出口。而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中国投资中主要靠房地产投资一直高速增长，同时政府的基建投资也十分给力。但现在面对中国房子太多，遍地都是空房和烂尾楼的局面，房地产再也不能过度增长了，如何消化现有的泡沫才是当务之急。可以预计房地产行业已出现历史性拐点。政府的传统基建投资早就转变成新基建投资，基础设施市场已经饱和，新基建投资规模有限，也是小马拉不动中国经济这台大车。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早在10年前就就已不足20%，虽然进出口总规模还在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来说，它提供的动力十分有限，并将逐步走向正常，大体为10%左右。最有希望的消费市场应该是带动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但中国贫穷人口占总消费人口超过80%，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减速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就是那20%的有能力的消费人口的收入也在减少，这就使整个消费市场萎靡不振，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三是人口老龄化迅速来到，这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十分重要。看一下日本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一蹶不振就是与其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主要消极作用是无法为中低端的产业提供大量劳动力，而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最大优势就是中低端产业优势。没有了这个优势，世界工厂还能不能保住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当然也在努力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但中国产业高级化和升级换代还处在初级阶段，遇到了各种技术的和市场的瓶颈。这两方面的优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人口的迅速萎缩也意味着中国消费力量的式微，即不能为庞大的中国经济提供有效持久的动力。有学者预测，如果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改，50年后人口总量将下降到7亿左右。这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之说。四是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赖以高速成长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广泛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体如此庞大，多行业的产能明显过剩，寻求国际市场的出路是必然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及西方世界交恶，不管是“«一带一路””项目，引进外资，还是投资海外，技术和资金的中西融合都受到了空前的限制，政治因素成了很多国际合作的需要考虑的头等因素，政治因素扼杀了大量的发展机会，这对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迫不得已提出内循环为主的战略，从根本上说，对中国这样一个靠外部市场发展起来的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是下策。然而同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对抗是刚性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消解的可能。五是碳达峰和碳中和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考验。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电力供给67%都是依赖煤炭的，造就了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其高能耗和高排放是举世公认的。生产效率也相对较低。在这样一种国情下如何达到双碳减排目标而又保持经济适速增长就是一个严重的课题。最近在双减影响下，中国多地大面积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甚至是人民生活，不得已政府再次恢复大量煤炭生产以支持发电企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在科技方面的力量对比，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不仅应用科学领先，而且基础科学更是世界第一，仅从美国大学诺贝尔奖获得数为全球第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突出的科学技术领先领域有军事科技、航天科技、新材料科技、网络、电子、农业等。但在工业科技方面比较薄弱。反观中国，在5G、人工智能、航天、工业和新材料等也有优势，但中国基础科学较差，这和中国的大学体制有关。总的来说，在科技方面，美国比中国有明显的优势，但中国在某些领域也有比美国强的地方。

在军事实力对比方面，就武器装备看，美国显然是占明显上峰的。在航母技术上美国领先中国至少20年。在战机技术方面，美国应该领先中国至少10年。中国在导弹和核潜艇方面技术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就核武库来说，美国是世界头号核武技术国家，但中国目前也在努力发展核武库。目前双方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战争场景的应用技术上正展开激烈竞争。未来无人舰艇，无人飞机和无人坦克等等都会陆续应用在战场上。其实，中美双方在军事实力方面的最大差距还不在武器装备技术上，而是在软实力上，即战争指挥系统和士气上。作为世界警察，美国在全球各地打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造就了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系统，也在不断改进单兵作战装备和技术。而中国自1979年以来就没有打过仗，军队各级指挥人员无实战经验。提拔将军主要看政治表现，无从考察其指挥能力。前些年，军队卖官鬻爵的现象比较严重，严重地侵蚀了部队战斗能力。通过近年来的强力反腐，情况大有改善，但目前军队战斗能力如何，应该说还是个未知数，只有通过未来的战争来检验才能知晓。中国军队的一个强项就是兵多，据估计中国正规军超过100万，武警也有100万。战舰数量上超过美国，飞机数量也跟美国差距不大。但在高技术智能化的现代战争里，解放军传统的人海战术还管不管用，确实不能作肯定的回答。美军的最大短板就是惜命，死不起人。今天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断下滑的背景下，人命也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像以前那样使用人海战术恐怕不行。大家都惜命，那就只能打装备，打技术。所以中美如果再度兵戎相见，能不能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的结局，还不好说。

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少不了比一下软实力，这个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支撑力。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体系，崇尚民主、自由和竞争为核心要素的西方文化。在这种文化及价值观系统里，每个人生来平等，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最高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即人权。在这些信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而所谓自由的权利核心就是个人言论思想的自由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因此在西方政治体制里有自由的选举，媒体是私有的，在守法的前提下大家都有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社会性言论，高度尊重每个人的思想独立性和创造性。大学自治，不管是文科理科都要学术思想自由为核心。各种不同的政治理念的人可以自由竞争，自由结社，政治对手彼此不是敌人，而是竞争者，受到法律保护。当然，为了不使自己的自由妨碍别人的自由，美国发展出一套繁复的法律体系去规范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权利和责任义务，让社会在不同的个人和团体的五花八门的自由和权利中限制其不利的东西，有序发展。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决人们的思想纠结和心理问题，宗教自由就是发挥这样的社会功能。遍布美国城镇的大大小小的教堂就是舒缓和消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结和心理问题，使人们更好的面对现实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在军队都有随军牧师，疏导士兵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反观中国，以儒教为基础的文化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根深蒂固，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学说，虽然它不是宗教，但却要求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儒教强调秩序和尊卑，以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序为其基本社会生活理念。儒教提倡皇权和大一统，抑制个人及差异。儒教的大同和小康是一种尊卑有序的集体和谐的社会，以均贫富为基本特征。而儒家的“大同”和“小康”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仁人志士对未来的憧憬，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历代精英人士的思想观念里，可以说是“入骨进髓”了。但儒教并不是宗教，和儒教相辅相成的宗教应运而生，如佛教、道教等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代儒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也是根据这个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政策和措施也是从这个意识形态的教义而制定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最后以林彪出逃和四人帮倒台而告终。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革命和建设思想的失败，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仰。中国老百姓没有意识形态的信仰后思想处在混沌期。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人民创造了近40年经济起飞的奇迹。因为与经济起飞相伴而生的是官场大规模的制度性腐败，老百姓对政治上层的信心开始动摇，直至发生了六四事件，现实让老百姓与中共分道扬镳。如何重塑破碎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巨大反差甚至是冲突，邓小平的继任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找回老百姓对中共的信任和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共坚持了两个基本治理理念：一个是改革开放不动摇，以经济发展的不断增长来说明中共统治的正确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改开40多年特别是在江胡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维稳体制，如维稳队伍（以武警和公安队伍为主），预算、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以及一整套措施。这既是因应改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如大面积的腐败和各种经济政治利益纠纷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是防止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日益增长的矛盾和冲突给社会带来政治不稳定的风险。习近平上台后体察到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看到老百姓中存在的巨大的信任危机，在三个方面试图重整旗鼓：一是严厉反腐，并取得了比其前任要大得多的成绩，这个举措总的来说是得民心的；二是回归初心，把毛泽东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三十年和邓小平搞改开的后三十年用红色的意识形态串联起来，为红色意识形态正名，重新举起这杆大旗，把它命名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更为严厉的社会维稳措施，让各种杂音彻底消声，并把数字技术和科技手段充分地应用到社会维稳领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思想控制和舆论操纵的系统，远超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中国官方的文化系统就是贯穿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的思想和信念如毛泽东、邓小平、江胡和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有的文化领域必须贯彻这条红色意识形态，不允许逾越雷池一步。其它的东西则必须取缔。媒体的宣传系统和大学的教育系统是这个中共文化系统的两根关键的支柱。中国的媒体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和报刊等和非传统媒体如各种网络、手机应用等等两大系统。传统媒体只有官方媒体，自然全部是宣传机器，其使命是传达官方信息和政策，粉饰现实，操控舆论，改写历史，教育灌输，是典型的官方宣传机器。

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是官方进行宣传战和舆论战的首要政治工具。央视的“新闻联播”，它是党的头牌宣传节目，是引导和操纵大众舆论最重要的工具。粉饰现实和图解官方的政策意图是它的最重要的宣传作用，当然也夹杂着少量新闻信息。不过，新闻联播的评论理论水平之低，常常令人哑然失笑。有时对所谓“敌对势力”的批判就是骂大街，比起文革时期的张春桥姚文元水平还要差的很远。其实，新闻联播的水平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高层的理论水平，创造了文革以来的新低，其说教充满了“假大空”的辞藻堆砌。“新闻联播”的画面也都是经过美图过滤镜的。它展示的图景和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的宣传对象应该是中共广大基层官员和公务员，也有一部分经商群体，还有些60岁以上的老年观众。就它的观众的具体数量，没有客观准确的第三方评估，它自己的调查公司的数据当然并不可靠。不过，就是按它自己的调查数据来看，其每日平均收视率大约在5%至11%之间。以5%的收视率看算，平均每天新闻联播节目的观众大约7000万左右。在互联网时代，目前的中青年人群看新闻联播的数量很小，不超过1%。这就是说，在网络和手机盛行的今天，新闻联播影响到的成年人群11亿中大约6%左右。其它的党的传统媒体如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在老百姓当中的影响力就更不能提了，可以说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大部分官方的传统纸媒必须要靠指令订阅和补贴才能生存下去。人们也就是在需要了解官方的立场时才去关注一下主要的党媒在说什么。可以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官媒公信力处在历史的低点，指望它们在关键时刻来帮助党实现其宣传和动员大众的目的是十分困难的。

而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还有一点民间舆论场的话，那么它就存在于网络舆论场中，不管它体现在电脑还是手机屏幕上。这也是党近年来把其主要力量都投入网上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说，中共如果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它也就过不了永久执政这一关。网上舆论场主要是体现在国内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社区公众号等等，综合视频和游戏网站也有这样的社区和评论区。党正在发展出一整套严密的监控和管理措施，组织了庞大的网警队伍和上千万的红色水军，再加上自干五队伍。其监控和管理措施之精细和严密，让戈培尔和前苏联都应感到无地自容。而且中国的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和世界隔绝的，在这里你上不了谷歌，也上不了脸书。国外的政治社会新闻文化等领域的许多网站，中国人都上不了。中国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信息过滤、监控和操纵系统。上网的中国人基本都是透明人，个人隐私和所有信息都在被监控着，当然各类网络公司是人们隐私信息的严重威胁，但公权力却是个人隐私信息的最大威胁，而且面对这样的威胁，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即便在这样一个严密监控环境下，这个弱小的民间舆论场仍能多少体现出一般老百姓对国家、政府和官方政策还有重要的社会事件的真实反应。在这个舆论场里，你可以看到充满了政治笑话，对贪官污吏的挞伐，对错误政策的批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领导人的讽刺，对种种丑恶社会现实的暴露。在官媒里被大力歌颂的东西，在这里却常常被批评和讽刺。官媒刻意回避的东西，在这里却被充分的暴露。总之，官媒和民间舆论场反差非常大，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社会的撕裂。网友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名词，也是官方政治概念“人民”的对立面。官媒也常常假以网友的名义大造舆论，其实上他们说的网友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组织的水军。

在官方的庞大的宣传心理战系统里，文学艺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建国后要根除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第一个战役就是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的。时至今日，严格的内容审查制度贯穿在电影、小说、戏剧、综艺表演等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形式里，目的是让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要为政治服务，做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全部文化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否则文化艺术作品是不让问世的。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早已失去了它的真实存在，更谈不上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大学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发源地，他们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源头之一，也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引擎。而中国的大学教育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要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文科大学教材首先是政治传播的工具，其次才是专业的教程。大学老师课堂教学要政治第一，政治不正确就可能被学生检举。大部分课堂都有监控设备。遇到检举案例，就像马路上违法交规一样，要查看监控录像，坐实之后予以处分。大学是以党治校，行政权力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政治治校的情况下，大学老师做事一般是两个动机，一是唯政治是从，二是唯金钱是从。教学科研处处都是短期行为，大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而是培养党的执政工具的基地。效果如何？学生们心里应该是明白的，但都是为了顺利毕业能找个好点的工作而配合校方的工作，成为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要出国学习，绝大多数都一定要去美国和西方国家。我们看到机场大排长龙，不惜巨额机票费也要到美国留学，这就特别说明问题，学生心里是不相信官方宣传的和说教的。中国的教授们为了生计和发财，也是处处配合。特别是文科的教授和专家们在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基本都是官方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而没有多少客观性和学术性可言。两面人的现象不仅在官员里十分普遍，在学术界也遍地开花。近年来有些所谓知名的文科教授满嘴胡话，超越了人们的常识和普遍的认知，成为文革后再次出现的社会怪相。当然，在面对内部讨论和向领导提出咨询建议时，他们还是要面对现实的，也才能说点真话和实话。像这样的文化到底有多少软实力可言呢，这确实是个问题。

综上所述，从中美两国主要方面的对比看，双方各有优劣势：美国的优势是1）可以组织起以相同价值观和和制度为基础的西方联盟，以集体的力量来对付中国；2）以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拉台整体经济实力同时又可以让全球买单，联合西方控制全球供应链的高中端，以遏制中国经济升级换代，向高级工业化阶段发展；占据全球经济贸易体系规则的制高点逼迫中国就范；3)一流的军事力量，同时联合西方在太平洋、印度洋遏制中国的军事突围，死守第一岛链；4）利用自己的科技和教育的实力，联合西方长期围剿中国科技发展。

中国的优势是1)利用强大的集权体制和业已积累的国家综合实力在局部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形成优势地位，力图能够各个击破；2）利用已在全球形成的供应链中低端优势巩固自己经济和贸易优势，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充自身的综合实力；3）充分利用在各种国际组织形成的实力和“«一带一路””的战略，继续扩展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和市场份额；4）强化国内的维稳体制，收紧意识形态控制，走向彻底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新集权体制，在变幻莫测的激烈的东西方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对国内的绝对控制，以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

五、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未来

展望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必将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国运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之所以有巨大的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国内改开国策，邓小平曾说要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另一个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中美结成战略联盟。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命运可以说也正在出现重大转折。中美再度交恶，不得不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激烈竞争或者说是战略对抗。近代中国的每一步历史发展可以说外部的因素都起了重大作用。这次也不例外。外部因素之所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内部的进程，是和内部现有的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内部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是：

1政治基础空洞化。中共的政治统治根基就像一座充满蝼蚁之穴的大坝，外表上看似宏伟壮观，原子弹也不怕，实则漏洞百出。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政治基础空心化”。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中国执政党政军系统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特权阶层，它的规模远比前苏联要大得多。这早已是全社会公认的现实。他们的特权包括：政治特权及相关待遇，体现在诸如决策，任免和选举及被选举权等等。最高领导阶层的决定权就掌握在金字塔尖上的最高政治阶层人群的手中。不同的级别官员可以享受不同的政治、安全和福利待遇。几十年的党内斗争形成的政治潜规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有“一言堂“的特权，定于一尊，谁都不能挑战。谁挑战谁就是反党。这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财产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有内部官方报告指出，在所选取的样本中省市地厅级以上官员及家属的平均财产超过七百万。而普通城市居民的家庭平均财产大约为五十万（包括他们的房产）。他们的住宅平均面积大约为五百多平米，而城市居民住宅平均面积不到50平米。中国亿万富豪八成是高级干部子女。中国中高级官员及家属在薪酬、子女工作安排、住房、福利待遇、社会安全保障地位等等均享有与普通百姓所无法企及的特权。老百姓对此是十分痛恨的。2 中国制度性腐败，不断后浪追逐前浪行，无法根除。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对执政党无监督无制约的一元化体制。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的权力决定着经济和商业的走向。腐败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过去4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自然伴随着各级官员的大面积腐败。习近平上台后确实大力度整治腐败，客观上有效地抑制了腐败的势头。但由于这种腐败是制度性的，即便有再强大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委，也无法根治。近年来年轻的腐败官员被不断抓出来，显示了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的态势。执政党的制度性腐败是威力极大的定时炸弹。3 党同老百姓离心离德，党既不给老百姓政治权利，也不代表他们的利益行事，党只代表庞大的官员及其附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的利益，7-8亿的贫穷百姓却与其毫不相干。党已经变成以永远执政为其首要目标的专业的政治集团，它以人民的名义来行事，却只是让人民为它的政治利益服务。这种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形成的“剪刀差”达到某个临界点，其利益冲突的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党目前只能更依赖于枪杆子、刀把子和钱袋子，以各种无所不用企及的常规和科技的手段来强力控制社会。但不靠人心靠暴力的统治方式能否持久，历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这种统治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应对突发的不确定性。

2 以党权为特征的政治权力空前扩张，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形成全方位压制的态势。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政治权力的畸形扩张会严重抑制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给社会发展投下浓重的阴影。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政策就是把经济自由权还给老百姓，才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起飞奇迹。互联网兴起的早期党是外行，不懂它为何物，更不懂如何控制使用，因此自由的互联网才能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今天党由外行变成内行，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党开始全面控制互联网，把它给管死。因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党就不可能保住政权。近年来，敌视私营经济和私有权的意识形态再度活跃起来，以监管和控制私人资本的野蛮生长的政策之名对互联网和大数据领域里一大批网络巨头和各行业的私营头部企业实施了严厉的打压。没有效率的国企因政治原因被保护起来，这些国企可以合法地做垄断的生意，因为没有垄断它们根本活不了。私营企业家没有政治权利，因而也必定没有私有财产权和安全保障。现在民营企业的自由经营权大部分以监管的名义被党收回。中国意识形态的全面左转同时对外资投资的信心也形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文化艺术业的政治控制日益强化，通过查税和艺人道德方面的打击行动，来控制文化经济，从而达到绝对控制文化艺术的目的。但这种控制的最大负面效果是，控制之手不管伸进哪个领域，那个领域就失去创造力和活力。这些所谓的“监管政策“对已经处在不断下滑的中国经济又形成了新的下滑加速器。

3口是心非，随处可见两面人和分裂的人格，社会道德沉沦，社会公平正义成了奢侈品。

中国官场目前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充斥这两面人和口是心非的官员。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已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而这个顽疾的起源就是执政党不良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邓小平在改开初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就是为了让官员们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去干事。而今天，浮夸、说大话、两面人又沉渣泛起。其实这也不奇怪，往大里说，《宪法》保障了人民的所有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这些权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真正赋予人民。中国的媒体只有一种声音，民间舆论场受到最严厉的管控。各级官员只唯上，开会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实际上官僚主义泛滥，不作为乱作为盛行。官员内心只是为升官和发财所召唤，主义都是唱给上级看的。在这样的官场风气带动下，社会道德滑坡，公义缺位，人心冷漠，告密成风，社会上大量见危不救甚至不敢救的事情见怪不怪。人们行为的唯一动力就是金钱，见死不救到处都能见到，医院是赚钱的机器，而不是救死扶伤的专业场所。司法腐败使很多审案不公不义。在民事官司中，大量的审结案件无法执行，老赖到处都是。

在这个大背景下，未来30年中国经济大概率会是“失去的30年”。2020年出现的转折，在政治和和疫情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实际上再度成为国际上的”孤岛“。这些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当然担负政治任务的统计数据可能依然很好看，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不断下降，冠以各种委婉名号的失业队伍越来越大，大中城市写字楼空置率越来越高，消费萎靡，青年躺平，人口锐减，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体现在人均平均收入上会在1.5万美元左右徘徊，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即使是在GDP总量上，中国最多会在达到美国的90%左右之后就会停滞下来，赶超美国可能真的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中国梦”。

如果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处在停滞的阶段，那么这对中共的统治意味着什么？许多西方的理论家这些年来都不断地在预言中国崩溃，但他们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被打破。如上面我们所说明的，中共的统治确实有大量的问题，也经常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但维持到今天而没有崩溃，而且还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维坦，成为和美国并列为世界两个巨头之一，这其中是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简单化和偏激化都无济于事。

第一中共搞改革开放这个是做对了，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叫做“决定性的一招”，它挽救了中共的政治统治。四十多年的改开确实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现在中国一线和二线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差不多相当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全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好的水平上。中国经济当然发展得极不平衡，世界上所有发达和贫穷国家的影子在中国都能看到，反差巨大。但中国只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最活跃的经济带能够保持，其它地区就是都没活力了，中国经济就能在总体上保持一点增长，而不至于沉沦下去。在人们生活水平有一定水准的情况下，中国内部是没有条件爆发革命的。中国历代王朝农民起义基本都是大部分农民无法活命而造成的，这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这个情况。迄今为止，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中，还没有一次是因为老百姓要求政治权利而发生的。今后会不会发生，以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传统来看，至少目前还见不到这个前景。

其次，中国境内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从中共政治维稳的角度看，下大力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维稳体系，这对全方位控制社会，实现其政治稳定的目标是起作用的。自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其实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政治反对运动，那就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而其它的大折腾都是中共内部的斗争所致，和反对中共的政治运动无关。维稳战略体系的建立就是中共汲取六四教训后做出的最主要政治安全保障决策之一。事实证明这个维稳体系是有效的。国外所谓的“民运”，虽然不屈不挠搞了几十年，但在国内既没有根基，也没有影响力。客观地说，国外的民运几乎就成了生活在国外的异议人士的一种生活方式或饭碗而已，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国内各种反对派人士和维权人士几乎都是个人行为，在有组织的打压下，他们的力量是微不足到的，可以说无关大局，尽管他们坚韧和努力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有所帮助。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对派组织的条件下，中国发生革命或预言家们所称的“崩溃”是不会发生的，顶多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舆情而已。

第三，经济危机会不会导致中共崩溃？首先中国在不改革和闭关锁国的情况下，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甚至衰退乃至危机是一种现实可能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三大经济中心地带仍有很大的活力，以中国在几十年改革开放聚集起来的综合实力还是有能力至少可以保持这三大经济中心地带的一定活力，主要是因为处在三大经济中心地带的大量中小民营科技企业仍有很强的科技转化能力和模仿能力，聚拢着大批技术人才，这个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产业供应链中至少可以自己的技术人才和产业配套的优势守住中低端产品供应。西方拿着高端，中国握住中低端，这个世界经济格局短期内也不会被轻易打破。更何况经过40多年的改开中共已经聚集起相当的资本的力量，这些资本在国内外的投资，也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崩溃，只可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停滞。退一万步说，就算经济出现崩溃的情况，也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崩溃。中国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经济几次处于崩溃的边缘，还有像文革那样的社会大混乱，都没有导致政治崩溃。所以指望中国经济崩溃而导致政治崩溃的想法至少不符合我们已有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经验。

第四，中美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大动干戈，否则两国的战略竞争就有可能失控而走向热战，局面就可能变得不可收拾。目前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本质是中国领土主权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而美国则认为是民主和独裁的斗争。美国认为，如果是统一和分裂的问题，就应该由海峡两岸当局进行对话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政治前途；而大陆一再以武力威胁，试图吞并台湾。其实，大陆当然也希望和平统一，但和平统一的窗口在2020年由于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再度当选而基本上关闭了。曾几何时，在过去20多年里，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个良好的战略配合和默契，使民进党总统陈水扁无法在台独道路上走得太远。即便是蔡英文的第一个任期，她也始终无法用独统议题左右台湾的政治形势。由于韩国瑜的崛起使蔡英文连任机会大大降低。但就在这个时候，2019年1月大陆领导人抛出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意图加快利用那时的大好时机，加快两岸统一的步伐。正是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让蔡英文抓住机会，大做文章，一下子让大多数台湾人站到了民进党一边，反对大陆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吞并台湾。雨天偏逢屋顶漏，2019年6月香港又爆发了反送中运动，直至2020年6月大陆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实行政治戒严。香港的事态激起广大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强烈抵制，蔡英文再次用独统议题成功地左右了台湾政治，2020年1月蔡英文以空前的多数票赢得连任。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性机会至此基本丧失。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中美两国关系进入急冻和战略竞争状态，美国重新调整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华策略，把台湾看作是中美战略对抗的前沿，绝不能让中国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中国也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军演和战斗机连连越过台海中线，台海进入兵凶战危新常态。民进党长期掌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习近平期望在他的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也表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除了武统我们看不到别的前景。而武统台湾的根本障碍来自美国。美国政府已经打破过去几十年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走向”战略清晰“。拜登政府已数次表明一旦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必须保卫台湾，这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更严重的是，中国周边大国日本也打破几十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沉默，明确表示要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共进退，积极参与保卫台湾。台湾事务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当然，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美国到底以什么方式去参与，目前不得而知。应该有多种多样选择，要看战争的具体进程如何而定。但参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不让大陆武装夺取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武统台湾虽然能一时快速取得某种优势和控制权，但随着美国参与的深度不断加剧，战争大概率会变成最终的持久战。如果打起来，双方后退的空间都有限。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承担台海持久战的巨大代价。打到最后还是要走向谈判桌，事情可能又回到了原点。凡事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这是常识。双方都应该清楚，武统台湾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中国和整个西方进入战争状态，那对中国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最糟糕的局面是中国遭到多方攻击而不可收拾。说是不惜代价，但有些代价是付不起的。

中美战略竞争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绵延百年的历史性较量的延续。谁会笑到最后是一个陷阱式的哲学问题。更务实的问题是，中国龙的模式会长青不败吗？当然不是。首先中国目前的状态肯定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状态，所有的社会扭曲都来源于中共维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上。而这个非正常国家状态是不符合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天性的，中共治国方式是和人们的天性做斗争，自然终究不会成功。所谓的“正常国家”就是指世界上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所走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国家。具体地说，它的最显著的标志是政治分歧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生活在政治领域里的一种常态。对待政敌的态度是区分现代正常国家和古代野蛮国家的分水岭。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批评政府的自由；各种信息可以不受限制的流动，政治宣传不再是社会日常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可以依法自由地结社以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这些社团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机构有各种政治团体的代表并行使独立立法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各种经济和商业活动；人们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种社会团体的法律权利也是平等的；基于政治理念、宗教信仰、种族、性别和身份的各种歧视是非法的；全社会享有公平正义，强者受到约束，弱者受到保护。显然，中国距离这样的正常的国家还相差很远。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实践把中国拖向了灾难的边缘，所有的政治野蛮被冠以“阶级斗争“之名发挥到了极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走向向正常国家的道路上。今天中国面临很多改开留下的“后遗症”，习近平又试图用毛泽东的政治革命的理想主义方式去解决这些“后遗症”，但这样的方式注定不会成功，而只能让中国再度偏离走向正常国家的轨道。中国社会的一切主要的扭曲都是由于执政党需要保住执政权力并对社会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而产生的，为人民服务成了人民为政治服务。人民只是政治的棋子，没有政治权利，只能任其按政治需要去摆布。但这种高度的政治化社会从根本上来说违背了人性及其许多天然的需要。比如，年轻人在中国无法在网上自由浏览他们需要的信息，无法访问谷歌和脸书，无法自由发言，动辄被封号禁言等等，他们能对这套社会信息控制系统满意吗？当然不会。一个庞大的社会特权阶层存在能让广大平民阶层满意吗？当然不会。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捞钱，政治无边界地干预商业经营活动，能让普通商人阶层满意吗？当然不会。权力面前法律让路和司法腐败，能让没有权力的老百姓满意吗？当然不会。辛辛苦苦打赢了官司又不能执行，万千苦主们能满意吗？当然不能。社会侍强凌弱，底层的老百姓能满意吗？当然不会。面对天价的房子和看不起病的医疗体系，人们能满意吗？当然不会。人们可以不关心政治，但对身边这些天天能见到的现象，都违反了人的很多自然天性。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制度当然不能永续。虽然多数老百姓都畏惧统治者手里的暴力而对官员满嘴空话、大话和谎话保持沉默，但这样的社会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确定的，改变也是必然的。历史殷鉴不远。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推动下，中共的执政方式应该而且也会逐步调整以适合新世代的需求，而这些调整的叠加累计起来就会推动中国向着向正常社会的方向发展，只不过这个历史进程可能还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其实，如果中共如果主动改革，那么即便未来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中共也应该有机会获得多数人的授权而实现长期执政。这个自信心执政党要经过长期反复探索和反思会最终建立起来的。

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发生现在这样的向左转的曲折一点都不奇怪。未来的线索只能在现实和历史中去寻找，而不可能凭空产生。这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历史记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按自己的偏好去从他们那里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改革开放遗留的种种问题既然起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么到毛泽东那里寻求答案就不难理解了。目前，中共所谓回归“初心”则是整体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基本标志，试图用马列主义的“初心”去解决4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学界已有很多研究表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政治生态转变有所谓的“钟摆效应”，政治钟摆向两边摇摆是有边界的：左边的边界是毛泽东，右边的边界是邓小平。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可以在这个政治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最高领导人，如果向左边摆超过了毛泽东，或者向右边摆超过了邓小平，他们在最高领导层几乎就都没有生存空间，比如王明，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等等。习近平自然属于这个政治光谱的左边，但他的作为不会左过毛泽东。因此说他是在毛泽东再版或要搞新文革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只是在向左转，试图从毛那里寻求解决今天种种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但时代不同了，今天想搞文革也很难搞起来，因为今天和毛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民智已开，文革式的民间政治狂热不会再现，“三忠诚“”四无限“式的个人崇拜只能是执政党上层某些官员和官媒按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假象，绝大多数老百姓只是冷眼的看客，民间的抵制和讽刺到处都是。在这样的历史时空中，解决今天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只能靠新的探索和实践，这些都恰恰需要开放言论和思路，允许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宽松政治环境，而不是相反。当年邓小平在评价华国锋时曾说，要立得住，就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有“农村包围城市”，打出来新政权，邓小平有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今天我们没看到有新的东西，只是把过去的全部拼装在一起，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同10年前相比，中国除了GDP总量有了一定增长外，别的方面都在后退。而GDP是按过去30年的惯性在增长，谁当领导人都会这样，还不说这10年增速是最低的。至于消灭绝对贫困，也早就应该做到。中共执政了70多年，仍有上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即便是真的消灭了绝对贫困，如果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目前仍有6亿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中，只是勉强能吃饱饭。所以中国目前最多只能说是外强中干的胖子，离真正强大且受世人尊敬的超级大国还距离甚远。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后，中国居然再次成为“国际孤岛”，陷入西方的重围中。应该说中共建政70多年一直都是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文革中不是有一句著名的宣传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吗！这里的朋友就是亚非拉的广大朋友，中国从来都不缺那些朋友，但那不是对中国有意义的开放。须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没有同西方国家的多方面的支持和融合，任何大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在西方的围堵下仍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欧美市场的根本原因。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

中国注定只能在曲折的道路上去实现民族国家的正常化和现代化发展。再经过三十年的反复，习近平时代过后，中国的政治钟摆大概率应该向左边摆到了头，开始往右摆。到那时改革开放才可能再出发，而且政治改革很可能会真正地提到议事日程。

在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发展还处在血腥和野蛮的阶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列宁就做出来他那最著名的预言式的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列宁的名言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俄国的底层民众。几年后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出现了。然而，列宁的预言毕竟只是宣传鼓动的革命口号。10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反而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自我更新，今天仍然还充满了活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美苏冷战中轰然倒下，死在了向共产主义奋斗的半路上。几年后，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断言，历史已经终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纪较量以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然而，又过去了30年，社会主义的中国经过改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庞然大物。看来，理论是灰色的，现实却是长青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较量远没有完结，而且在我们这一代人或几代人以后恐怕也看不到谁胜谁负的前景。资本主义在不断地更新，社会主义也在进化。两者相恨相杀，如果不发生世界大战，那最后可能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向右，美国向左，看到彼此都有点像自己。如果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回事，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出一点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