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宣傳六中全會文章中的「反習」信號
解碼宣傳六中全會文章中的「反習」信號
- 2021-12-23
- 推薦文章 , 政治 , 深度分析 , 風險與機遇
◎這篇分析首次發佈是在12月17日「透視中國」會員專屬的 中國時事週報 中。 訂閱「透視中國」 會員 可以查看過去中國時事週報分析存檔。
12月9日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的文章，題為《 改革開放是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 》。
這篇文章是六中全會後宣傳系列的一部分，主要是宣傳習近平的「 歷史決議 」，發表在《人民日報》印刷版的第九頁。這篇文章還發表在由卡特中心的中國焦點運營的網站「中美印象」的 中文版 上。根據「中美印象」的「 關於我們 」的介紹，卡特中心致力於維護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在1979年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遺產，並「通過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建立協作，促進它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更大合作，以及通過研討會、網站和學術出版物幫助塑造關鍵的美中雙邊關係，來推進美中關係。」
曲青山闡述了習近平的「歷史決議」中關於「改革開放」如何代表中共的「偉大覺醒」的一句話。文章解釋說，在文化大革命（「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出現的嚴重挫折」）之後，中共開始了「改革開放」（黨的「偉大覺醒」），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團結帶領人民群眾，最終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
這篇文章就像習近平的「歷史決議」一樣，將「改革開放」描述為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和實踐的副產品。黨的「偉大覺醒」歸功於其「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覆興」的「初心」；黨的最高理想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以及人民群眾的「創造」。
文章最後說，黨的「偉大覺醒」導致了「改革開放」和「偉大成就」。同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覆興的關鍵一招。」
曲青山近4000字的文章中沒有提到習近平的名字、政治思想、「習核心」或習近平的「新時代」。這引起許多中國觀察家和海外媒體的猜測，認為曲青山的文章是黨內對習近平不滿的證據。
12月13日
《人民日報》網站發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的文章《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 》。這篇文章也是六中全會後宣傳習近平的「歷史決議」系列的一部分。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江金權的文章提出了這樣的論點：「什麼時候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黨和人民事業就健康發展；什麼時候弱化甚至放棄黨的全面領導，黨和人民事業就受到挫折甚至失敗。」
文章在解釋中共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的「重大挫折」時，提到了「黨沒有全面領導」。然而，在中共於遵義會議上「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後，「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最終，中共奪取了中國的政權，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文章掩蓋了毛澤東和「黨的一元化領導」如何遭遇失敗的矛盾，儘管文章之前稱黨和人民的事業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情況下會「健康發展」。相反，文章只是指出，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章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覆和重新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嶄新局面」。但是，「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在反思黨的一元化領導出現的某些問題過程中，在如何改善黨的領導的探索中，在黨的領導的內容和方式上也曾一度出現偏差，其影響直到黨的十八大以後才真正消除。」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名字在文章中沒有出現，完全被省略了。
江金權的文章隨後引用了習近平「歷史決議」中的部分內容，間接指出了鄧江胡「改革開放」時代的問題，如嚴重影響黨的全面領導的「 七個有之 」的腐敗。文章接著讚揚了「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一系列舉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文章的最後三分之一篇幅繼續列舉了習近平「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主要「成效」，特別是「反對腐敗、脫貧攻堅、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貿易戰等重大鬥爭中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充分彰顯黨的全面領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
我們的分析 ：
曲青山的文章，如果單獨看，確實像是公開表達了黨內對習近平的不滿。然而，如果考慮到文章的大背景、曲青山的背景以及江金權的文章，這種解讀就站不腳了。
1.曲青山的文章中沒有提及習近平的名字、政治理論或「新時代」，而且文章被印在《人民日報》一個不太重要的內頁（第九版），這與習近平努力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邊緣化，並與他的前任的政治遺產保持距離是一致的。
正如我們早些時候在 分析 習近平的「歷史決議」的全文時觀察到的那樣，「改革開放」並不包括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歷史經驗」的10個方面。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習近平很可能「不希望鄧小平的政治遺產超越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並弱化他在派系鬥爭中的影響力。例如，習近平需要其『對外開放』的政治『成就』被視為『歷史性成就』或『歷史性變革』，而不是像江、胡那樣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結果。因此，弱化『改革開放』更能讓習近平的理論『創新』和政治『成就』自成一體，而將鄧小平和他欽點的繼任者的『成就』和思想工作降到最低。」
如果習近平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和政治遺產與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名字和政治遺產聯繫得太緊密，那麽像曲青山這樣領導一個專門研究和編寫中共理論著作（尤其是近年來關於習近平的著作）的中共的學術機構的「筆桿子」，自然會參照習近平的「歷史決議」，在關於其前任的政治遺產（「改革開放」）的文章中不提習近平。江金權的文章通過另一種角度達到了與曲青山相同的效果——在一篇主要講述習近平的政治遺產的文章中不提鄧、江、胡的名字。
考慮到更廣泛的宣傳背景，我們認為曲青山的文章不提習近平，並將文章放在《人民日報》印刷版的一個不太重要的版面上，更有可能是上級指示的結果，而不是對習近平的表示不滿。
2.回顧曲青山的職業生涯，他此時並沒有動機或好處值得冒險去影射習近平。
現年61歲的曲青山在宣傳部門和理論研究部門度過了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2001年1月至2009年10月，曲青山擔任青海省委宣傳部部長（副省部級），並在四任黨委書記手下任職。白恩培（江派；已被清洗）、蘇榮（江派；已被清洗）、趙樂際（江派；現任政治局常委和中紀委書記）和強衛（江派；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2009年10月，曲青山被調到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副主任，後來又擔任主任。曲青山在8年半的時間里一直是副部級官員，最後在2018年3月被提升為新的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在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後升級）的副院長（正部級）。一年後，曲青山被晉升為院長。
雖然曲青山在受江派影響的宣傳機構中任職，並在江派統治時代在幾位江派省級黨政領導手下工作，但他的仕途軌跡表明，他對江派的忠誠度有限。否則，曲青山就不會在落後的青海省停滯了近9年，並在副部級職位上待了近20年；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江派官員往往會扶搖直上，並被授予重要職位。同時，曲青山在2018年的晉升似乎與習近平因缺乏信任的人員和盟友而任命跟江派關係不密切或派別色彩不明顯的官員擔任一些高級職位的做法一致的。
曲青山的晉升歸功於習近平，他缺乏政治實力，也沒有效忠於習近平的主要派系對手。相反，曲青山似乎只是一個聽令於北京的當權者的普通「筆桿子」；對曲青山早期文章的回顧表明，他堅持黨的時代路線。作為一個資深的「筆桿子」，曲青山也不可能犯一個低級的政治錯誤，發表一篇含有重大「政治不正確」的文章。
曲青山的背景進一步肯定了我們的分析，即他在六中全會後的文章不是習近平的敵人在攻擊習的證據（相反，是習近平在準備攻擊他的對手），他很可能是嚴格按照習近平領導層的指導方針或指示寫的。
3.曲青山的文章發表在支持中美接觸的「中美印象」上，並被置於《人民日報》第九版，表明其目標受眾不是黨員，而是美國和國際社會。習近平可能意識到了國外對他似乎會拋棄「改革開放」的擔憂，並希望通過像曲青山這樣的主題文章來消除這些疑慮。
然而，國際社會如何看待曲青山的文章以及會對習近平和中共的態度有什麼影響，最終都會影響到中共的精英政治。對習近平在黨內地位下降的不斷猜測和對其統治的日益不滿將使習近平的國內外敵人更加大膽地抵制和挑戰他的領導，而加劇中共的派系鬥爭。
4.如果與其他六中全會後的文章一起閱讀，曲青山和江金權的文章為習近平對江派采取行動作出了鋪墊。
曲青山和江金權的文章認為，「改革開放」，即中共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和失敗之後的「偉大覺醒」（曲青山借用了習近平2019年1月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講話中的這一描述），在習近平於2012年十八大上任之前，被中共的領導層（即江派統治）造成的「問題」和「錯誤」毀了。用中宣部副部長 慎海雄 和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 在六中全會後的文章中的話說，中共幸運的是習近平及時「力挽狂瀾、扶危定傾」，「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引領中國號巨輪涉險灘、戰惡浪」。
這種輿論導向可為中共的「筆桿子」日後在處理「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領導層的「問題」和「錯誤」（即批評江澤民和清除江派成員）時，歸功於習近平引發的另一次「偉大覺醒」。一旦「問題」和「錯誤」得到「糾正」，習近平將有理由繼續連任，作為「偉大的舵手」，領導政權在「新時代」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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