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的误用

2022-01-04 作者: 王立秋 原文 #Matters 的其它文章

对道德的误用 ——

对道德的误用




保罗·拉塞尔/文

王立秋/译



Paul Russell, “The misuse of morality”, TLS.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the-misuse-of-morality/。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保罗·拉塞尔(Paul Russell),隆德大学哲学教授,著有《重铸休谟&早期现代哲学:论文选》(Recasting Hume &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Selected Essays, 2021)、《自由意志的局限:论文选》(The Limits of Free Will: Selected Essays, 2017)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贾斯汀·托西(Justin Tosi) 布兰登·沃姆克(Brandon Warmke):《哗众取宠:道德议论的用途与滥用》(Grandstanding: The use and abuse of moral talk). 248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99.


许多读者会觉得,他们不需要读一整本关于“哗众取宠”的书来理解这个现象:在川普当政的四年里,他们就已经亲自见证了什么叫做哗众取宠。但川普的支持者会回应说,他们也很懂这个:读读自由派学者的评论,就知道什么叫哗众取宠了。的确,根据同为在美国生活的哲学家的贾斯汀·托西和布兰登·沃姆克,今天,这个主题对人们来说太过于常见了。有很多人在哗众取宠,我们中的许多人也经常这么干;可虽说常见,但我们却没法简单地测定哗众取宠或肯定它的存在。就像我们往往难以认定谁在说谎一样,我们也经常很难在谁在哗众取宠上达成一致。

哗众取宠是一个人普遍都会有的,强烈的倾向,它有五花八门的历史,但托西和沃姆克思考哗众取宠的语境,牢牢植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那些“文化战争”,首先是过去几十年来在美国发生的那些文化战争。虽然哗众取宠的指控一般指向进步人士或倾向左翼的活动人士,但托西和沃姆克用充足的证据表明,政治分歧的双方都有这个倾向。就其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而言,道德上的哗众取宠,是用——或者说滥用——道德议论(就像书名副标题说的那样)来自我吹嘘。哗众取宠的人“卖弄道德”,他们把道德议论变成了“形象工程”。和说谎一样,哗众取宠也是一种通过你的表达来干坏事的方式。哗众取宠的人不负责任地把道德议论用于自私自利的目的。

在各种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托西和沃姆克指出,哗众取宠主要有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都旨在提高个人的地位。第一种形式是装逼,即让人觉得你牛逼。这背后的主要动机是“承认的欲望”或者说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以某种方式凸显自己的优秀的欲望。另一种“更加黑暗”的形式则是支配。就支配而言,哗众取宠者通过使他人畏惧自己(通过威胁、强迫和羞辱)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总的来说,根据这个说法,哗众取宠的人的目标,是借助道德议论和道德表达来使别人敬仰自己。不过,我们面临的难题在于,行动者的动机不完全是透明的,甚至对那个行动的主体来说也如此。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行动者的动机复杂而分化,故而我们很难为行动者努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的行动找出一个单一的目标或目的,但这不是说,就没有这样的目标或目的在起作用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的方式和方法来识别哗众取宠者。就装逼而言,哗众取宠的人常用的伎俩包括试图“夸大”和表达对一个备受偏爱的“小圈子”的价值和理想的支持,也包括“加码”或努力通过表达特别强烈或极端的看法和志向来使自己脱颖而出。人在情感强烈和陷入一种很容易被触发的“义愤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这么做。虽然在许多场合下,表达团结和义愤的陈述是完全正当且合适的,但真正驱动哗众取宠者的,是对承认和敬仰的需要。没有这个,就算哗众取宠者的伦理目标实现或得到保障,他们也会感到失望。

根据作者,哗众取宠的后果在伦理上是有害的、具有破坏性的。他们认为,它会造成两极分化、使人变得犬儒并“把人们的义愤消耗殆尽”——所有这些都会腐蚀文明和理智的政治讨论。在哗众取宠盛行的环境中,极端主义者成了主流,而“有节制的人只能退场”。考虑到哗众取宠的这些和其他在伦理上不好的特征,显然,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阻止它、限制它的影响。托西和沃姆克反对通过“喊出哗众取宠的人的名字”来阻遏哗众取宠的现象。理由是,我们不够了解人们的动机,没法确认这样的指控没错。相反,托西和沃姆克指出,我们应该首先从自己参与此类行动和谈话的倾向下手,我们也应该在可疑的场合下“不要急着去赞美”——不赞美本身并不构成不义。最后,在哗众取宠被当作遮羞布来使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指出哗众取宠者的糟糕行为来质疑他们。托西和沃姆克也预料到了,他们建议的这些解决方案可能让读者“翻白眼”。不过,他们说,虽然和哗众取宠的动力机制及其社会代价打交道要面对这些挑战,但我们还是有理由保持乐观。

《哗众取宠》是一本有价值且及时的书。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和棘手问题(当前,这些问题正在扰乱全世界的自由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生动、有趣、有料的叙述。虽然它肯定会激发讨论和辩论,但它在语气上平衡而有节制。但这不是说,在一些重要的点上,它的分析和诊断就不容批判了。

根据托西和沃姆克的“基本叙述”,哗众取宠,是用道德议论来自我吹嘘和提升地位。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它有两种形式:装逼和支配。与此相对地,你完全可以论证说,事实上,哗众取宠只是“道德主义”的一种特殊模式而已——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哗众取宠理解为误把道德用于本身不可取或有害的目标和目的。如此看来,哗众取宠就是力图让别人敬仰我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而这又意味着,我们希望满足自己的虚荣。这样理解,哗众取宠就是虚荣的道德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托西和沃姆克所说的“支配”,严格来说并非任何种类的哗众取宠。典型地,支配涉及一套截然不同的动机、方法和恶习。我们对高于他人的权力的欲望,和这个权力保障的快感,首先还不是虚荣和装逼的问题,它涉及自负和残忍。如此,支配也是道德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残忍的道德主义——它因此而与哗众取宠(和虚荣的道德主义)形成对照,而不形成后者的子集。虚荣的道德说教者不会从残忍获得快感或满足,正如残忍的道德说教者不会从提高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地位获得快感或满足那样。虚荣的道德主义引发的最显著的恶习是虚伪、盲从和伪善。而残忍的道德主义引发的恶习则一般表现为苛刻、教条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模式的道德主义的根源动机和表达形式截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它们都压进“哗众取宠”这个题目颇具误导性。而且,虽说虚荣的道德主义可能更加流行,但在伦理上更令人不安、更具破坏性的,还是残忍的道德主义。

《哗众取宠》涵盖了大量有趣的内容,但在讨论中还是有一个相当惊人的空白。虽然它不时地提到宗教——特别是在提到顽固盲从和虚伪的一些有趣的例子的时候——却对宗教作为“哗众取宠”之载体的角色着墨甚少。无疑,之所以会这样,部分是因为作者努力试图避免“哗众取宠者”酷爱的那种争论和挑衅的问题——这本身就值得敬佩。不过,他们也因此而表现出某种以轻松愉快的方式略过“疑难案例”的倾向。一本更具挑衅性质、语气更尖锐的书可能会把分析引向宗教领域及其(历史上)“哗众取宠”与“哗众取宠者”的冗长记录。如果“哗众取宠”是我们的兴趣所在,那么,礼拜日的教堂礼拜和其他文化和宗教中的相关场合,可能是这些活动和爱搞这些活动的人活跃的主要场所。在当前左翼关注的各种运动,比如说黑人的命也是命和#MeToo运动中“哗众取宠者”的流行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的讨论。这里一个让人担忧的点在于,人们普遍假设,如果一场运动及其事业是正义的、值得支持的,那么推动这场运动的人就也是动机良好的和/或方式和方法正当的。虽然托西和沃姆克没有完全忽视这个复杂性及其现实意义,但这些问题还可以谈得更深一些。

显然,每个读者对总的分析和具体的例子的反应都不一样。但无论你有没有被这个关于哗众取宠的叙述说服,这都是一本值得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及时的、刺激你思考的、重要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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