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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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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上海代表了中国大陆城市的最高管理水平。然而，这里最近却爆出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案件：多名女性在暴力胁迫下，对政府官员进行有组织的性贿赂，甚至遭取卵代孕。这起一年多前判决的案件，最近才受到关注，在舆论场中出现后，却又迅速被降温，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恶行被掩盖？

禁锢她们的建筑被称为“小红楼”。本期节目，我们就来看看“小红楼”里的罪恶和它的覆灭。

“小红楼”的覆灭

“小红楼”是别称，实际上是指上海市杨浦区许昌路632号的创富大厦。这座建筑有6层楼高，距离杨浦区政府不到200米。

“小红楼”的主人，黑社会头目赵富强，2000年左右从江苏泰兴老家辗转来到上海谋生，开了自己的裁缝店，也开了两间发廊，用强迫或诱骗的方式，招募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积累了原始资金。

2004年，赵富强开始涉足商铺租赁的“二房东”生意。他通过将空白文件藏在其他签约文件的方式，骗房东签下几十年租金不变、可以转让的合同，同时通过伪造房东违约现象、暴力威胁等行为向房东进行敲诈。在获得房源后，赵富强的公司再将这些商铺转租，并通过相同的手段在合同上做手脚，并欺诈承租的商家。他在公司中专门成立了“纠纷组”，组内成员均为专业打手，负责暴力清场，也使用滋事、撬锁等“软暴力”手段处理房屋、租赁纠纷。20年间，赵富强的组织垄断了杨浦区的上千间店铺，获利接近10亿。

而赵富强的罪行中，引起外界最大关注的，是在“小红楼”里以招募、控制女性而编织起的政商关系网。

2015年，赵富强把“小红楼”翻修，在他的公司内组建了以吃请、性贿赂为主的“公关部”。他以暴力强奸、殴打、拍下女性隐私照片视频、与公司职员签署高额借款合同等手段，控制了十余名女性，在小红楼向政府官员、国企高层人员进行卖淫，以发展自己的人脉。在有了政法委做靠山后，大量国企房源开始以极低的价格被赵富强买下。根据判决书记录，赵富强从国有企业非法获利5400万元。

在套路租赁、暴力清场和性贿赂模式发展成熟后，赵富强又在上海虹口、徐汇和杨浦等地投资经营了多家美食城。除此之外，更讽刺的是，赵富强还通过前妻投资入股51%的方式，实际控制了上海法治天地频道的《平安上海》栏目，并以此作为他的一块得意招牌。

2020年9月22日，赵富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强奸、诈骗、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行贿等十宗罪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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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楼”背后的“保护伞”

“小红楼”案件引发了上海杨浦区政法系统“地震”，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副局长、派出所警察、工商所领导等至少13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干部充当赵富强的“保护伞”，被查处并分别判刑。其中，给他通风报信的杨浦区政法委书记获得最高刑期17年，包庇他的派出所所长判刑4年。

而多名被赵富强控制的女性，却获刑8年6个月至20年不等。

微信公众号“笑看寰宇”认为，13名“保护伞”只有四人入刑不说，都是象征性的刑期，只有一人因贪污受贿罪才被判了17年，“这是典型的一案两判，同案不同判，官轻民重。”

时事评论员王剑说，“小红楼”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其实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个，赵富强很显然是个白手套；第二点，这件事情涉案的只有一个处长、几个科长，这是不可能的，肯定还有更高级的官员；还有一个就是，谁去了小红楼，案情都没有说。这就是为什么不开庭，闭门审理，原因就是不能曝光。”

全国都有“小红楼”

上海的“小红楼”，既不是第一个类似场所，更不是唯一的一个。

在它之前，最有名的是福建厦门的“红楼”。上个世纪90年代，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在他的“红楼”内，招募女性招待当地官员，轰动一时。“红楼”也由此成为由商人为高官权贵专供的淫乱场所的代名词。

旧案突然热议

小红楼案其实是一则旧闻了。案件是2020年下半年审理结束的，最早披露这件事情的，是2021年1月出版的《财新周刊》。

但是，有人发现，全国一共也只有8家媒体报道，而上海的媒体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消息。整个案件出奇低调，基本无人关注。

2021年11月，小红楼案的主审法官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这才使人们“重新”发现了赵富强案。案件判决中多名涉案官员的量刑均轻过受害女性，因此引发舆论关注。

但是，如同其他类似话题一样，相关信息很快被屏蔽。超过5亿浏览量的超话讨论区被微博封锁，多篇文章被删。

对于“小红楼”现象的一再发生，人们连知情或者议论的权利都没有。时事评论员杨锦麟点出了关键一点：

“赵富强向前述人员行贿，利用女性提供性贿赂，还有国企高层警方人员被他轻易搞遍。那提这一句话，没有黑权力，何来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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