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章诒和（1942年9月6日－），中国安徽桐城（今枞阳）人，生于重庆，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毕业。为章伯钧二女，现为退休作家、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现居北京守愚斋。

章儿时曾居于香港（湾仔与旺角亲戚家）三年，在香港培正小学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随家人迁到北京定居；1954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60年考进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大学时期（1963年）被下放到四川川剧团艺术室工作；1970年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并判有期徒刑20年（当时被划为右派），狱中诞下一女；1979年5月丈夫唐良友在成都因急性胰腺炎离世。

同年秋天被判无罪释放并回北京，后在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工作。1979年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并开始写作，2004年《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后她曾数度赴港，多次出席书展著作宣传与一些文学、文化座谈会，如2007年3月30日至4月1日、2011年4月14日至16日举办之香港城市大学“城市文学节”座谈活动，2007年9月29日获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

2015年7月初，在新浪微博发文，指共军抗战毙敌851人，引起争议。

父为章伯钧，母为李健生（1990年5月逝世）；其兄章师明（1922年5月6日生，2002年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副主席）；其姊章诒学。

《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

本书其中之一文章《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先在2002年出版的第29期“老照片”内刊登（山东画报出版社），读者反应强烈，在2003年4月发行之第28、29辑“老照片”中再刊登《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一文，2004年加上其他文章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在2005年此著作由于内容有关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马连良的文章也被中国当局查禁，印好的书不能发行。但讲述马连良的同名文章却在同年年末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成功刊出，且并收录在次年成功出版之《伶人往事》一书（大陆版）中，而中国大陆境内亦有该书的盗版发售。

《伶人往事》

2006年10月另一著作《伶人往事》成功在大陆发行面世（此书在之前已在港、台出版），同年12月初在深圳的首届中国报纸阅读文化圆桌会议上，由全国数十家报纸读书版负责人、著名书评人投票评选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中，该书获评为第四位[5]；该书亦获2007年1月20日公布之2006年度书业十大系列评选中“2006年度十大人气科图书”榜中的第四位[6]；且甫出版即在多家书店的畅销书榜上有名，早前公布的网上版本部分文章在该年已被内地网民广泛转载。但也有人认为，该书有很大一部分章节，直接抄袭或改编自《京剧谈往录》、叶盛长著《梨园一叶》等梨园人士的回忆。本书记录尚小云、言慧珠、杨宝忠、叶盛兰、叶盛长、奚啸伯、程砚秋八位京剧名伶的生平往事，以及章自身对时代与社会的感叹。

查禁

2006年12月下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传出消息，有七本已出版与一套丛书共11本被列为“重大出版违规书”，禁止继续发行、再版，已发行的紧急收回，收回的全部销毁；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前，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举行的通报会议上宣布，因其题材“越线”而被列入作为“扫黄打非”的对象禁止继续发行，一同被禁的还有前央视记者朱凌著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朱华祥的《新闻界》、退休作家袁鹰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等岁月》、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等八部敏感题材著作，而据报被禁之原因也是因为其家族在近代历史中特殊身份所致，出版社亦受严厉查处（消息由1月19日《南华早报》最先刊载），恰巧该年亦为反右运动50周年，虽然被禁的有八位作者，但以章之反应最为强烈，事件亦以她为代表，但至2007年5月，该批查禁书籍其中的多本仍有见出售。

回响

章本人在1月19日消息被公开当晚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其封禁行为违反宪法，是因其右派家族身份而剥夺其出版权，著书是为记录其个人经验与家族的生活琐事，也是维系着人的尊严与良知，而且作者“对天堂（著作中所述之逝者各人）的追求和向往”，声明最后并大声疾呼“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而据翌日她接受《明报》专访时称，此书在内地出版时亦有删节（改动九遍共删去三万多字，主要删去反右、文革与及后之中国戏剧改革部分）在禁售令曝光后，中国内地传媒完全没有报道此事，港台传媒的跟进主要集中于《明报》、《中国时报》这两家报纸；而事件却在文化界有莫大回响与震撼。

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异见人士刘晓波、陈子明、台湾作家尉天骢、北京作家余杰、内地著名戏剧作家沙叶新、北京学者陈小雅，以至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等等上百位海内外人士分别发表声明支持章之抗议行动，并声讨中宣部之封杀行为；另盛雪等25人更发动网上签名声援，台湾方面由报告文学女作家师琼瑜发起联署签名支援；1月26日下午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记者会上，副主任委员刘德勋代表台湾政府声援章女士，并对其深表敬佩。另上节提到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却于1月24日晚上在其网志发表支持其出版自由，但对章之著作有其个人质疑与批评。

而是次被查禁之部分书籍于香港出版繁体字版本时，章亦有替其撰写序言与感想。

官方及官员反应与后续

但在1月30日，邬书林秘书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否认有封杀书籍一事，指事件纯属炒作新闻，更指章不在场，不知会上内容。2月1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采访出版总署负责人证实会议的召开，亦证实有五部著作因内容不良被批评，《伶》一书亦受批评，但否认“因人废书”，发言人亦引述邬的讲话：“作者怎么写、写什么，这属于作者的创作自由。我们不搞因书废人，或者是因人废书；但出版社应该遵守国家关于出版的法令规定。”，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局长阎晓宏与邬本人在2月8日分别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台办会议上分别对记者否定禁书事宜，强调“确有查处，但没有查禁”，并强调查禁需先认定再依相关法律处理。

而章委托其律师浦志强回应时驳斥总署没有说明批评出版社的原因，属违宪行为；亦有证据证明《伶》书已不能再版，强调其禁书消息来源“不止一两个，恐怕也不止三个”，而据过去数年的多个查禁例子来看，查禁书籍根本没有正式红头文件可言。

2007年3月1日香港《明报》报道：近期中国内地网上流传一份“新闻报道通气会纪要”，其中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在1月12日的一次会议上公布，是他下令是次禁书的命令，原因是该批书的内容“越线”。

2007年3月上旬“两会”期间，亦有与会者对事件发表意见：全国政协委员的作家张贤亮表示该批书不应被禁；另一位政协委员赵启正亦表示事件有操作失误之处，但赵亦表示对禁书事件的了解是从香港报纸上得知。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在3月5日人大会议后再次重申“没有八本禁书一事，政府尊重作家创作自由，目前这些‘禁书’都可在网上看到或买到”，龙也同时证实当天“通气会”的批评事宜。

中国大陆网络上反应

在内地百度搜索引擎上以“章诒和”关键字搜寻可搜寻得部分声明与对禁书的评论与《伶》书的转载，但当选择一些门户网站的该类连结浏览时，网页则以“123”置换整篇文章，如21CN的《黎明：谁敢说“不许对出版署叫板”？》和《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等。另据2月9日香港《文汇报》报道，内地各大网站已收到宣传主管部门下发的通知，指近来网上流传“新闻出版总署查禁八本图书”消息“严重失实”，要求立即清理所有借此攻击中国新闻出版制度的帖文，网站论坛及其博客也不得讨论此事；另外百度的章诒和吧在2月中旬起贴子被清空，并在3月关闭。目前章诒和贴吧已被封禁。

著作书目

《中国戏曲》（中国文化艺术丛书）章诒和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ISBN 7-5039-1837-3 /J.554

《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初版，ISBN 7-02-004440-9 /I.3872（只印4次，共发行十六万册，但据《明报》报道总数为三十万册，这还不包括数量无法统计的盗版印刷数量，由此可见其畅销度。）

《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10日香港初版，ISBN 0-19-597065-9

《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2004年10月25日台北初版，ISBN 9571342106

《嵐を生きた中国知識人―「右派」章伯鈞をめぐる人びと》横泽泰夫 译，集广舍、中国书店2007年11月初版，ISBN 9784903316048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初版（首印十五万册封存并未发行，2004年第29期《凤凰周刊》、2004年9月29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2,3,4首发）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8日香港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ISBN 0-19-597498-0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时报出版2005年1月31日台北初版，ISBN 9571342661

《英租界名流在文革的故事》濯非著、章诒和主编，香港明报出版社2005年2月1日初版，ISBN 962-887-162-5

《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7月初版，ISBN 962-891-837-0 ；台湾时报出版2006年7月初版，ISBN 9571345199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初版，ISBN 7-5404-3817-7 /I.2319（初印十万册）

《伶人往事》网上节录：2006年第2期《凤凰周刊》节选首发；《明报月刊》2006年1、2月、7月号、二闲堂、五柳村全文首发。

《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刊于明报月刊2007年5月号

《顺长江水流残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初版，ISBN 978-0-195496-36-9

《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沈志华、章立凡、徐庆全、谢泳合著，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9月初版，ISBN 978-988-994554-1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章诒和 著，台湾时报出版2007年12月初版，ISBN 978-957-13-4557-2

《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章诒和 著，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2月初版，ISBN 9789889945534

2005年章诒和主编有《往事并不如烟》系列（香港出版；该系列分别有章立凡的《君子之交》、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上下册、杜高的《我不再是我—一个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张元勋的《北大一九五七》、濯非著、章诒和的《英租界名流在文革的故事》、沈容的《红色记忆》、许觉民的《走近林昭》、王文正的《共和国第一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真相）》。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与黎鸣、王文元、贺雄飞、李建军、周非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ISBN 9787501233045

《这样事和谁细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初版，ISBN 9780198019299 ；台湾时报出版社2009年11月初版，ISBN 9789571351193

《四手联弹》（与贺卫方合著）广西师范大学版社2010年4月初版，ISBN 9787563396979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初版，ISBN 978-0-19-396438-9

《总是凄凉调》台湾时报文化2011年4月初版，ISBN 9789571353562

《刘氏女‧杨氏女》台湾时报文化2011年12月初版，ISBN 9789571354781

《刘氏女》台湾时报文化2015年1月二版，ISBN 9789571361604

《杨氏女》台湾时报文化2015年2月二版，ISBN 9789571361994

《邹氏女》台湾时报文化2014年12月初版，ISBN 9789571361437

《钱氏女》台湾时报文化2015年10月初版，ISBN 9789571364179

铁蹦豆儿｜Zhang诒和新作：另一个赵丹——“狱中文档”读后

引 子

诒和老师的一位收藏当代名人手迹的朋友，以高价买下赵丹狱中所写全部材料。包括自关押到释放期间的全部交代检查、思想汇报、揭发他人材料和学习毛选及首长讲话的心得体会。多达几十万字，长达十余年。此文得益于这些资料，谨代诒和老师一并向这位友人致谢。

楔 子

写赵丹，于我是个意外。

一位收藏名人手札的朋友打来电话：“手头有一样东西，请你过来看看。”

北京国贸饭店。他把桌子上约有半尺高的纸质“文档”和几个大小不一的笔记本，双手推到我跟前说：“这是赵丹狱中的交代材料，原装。”

“赵丹？中国头号影星。”

“嗯。”

名人手迹、照片及签名，向来是人们热衷搜集的物品。眼下，摆在我面前的几十万字文字材料就出自大明星之手，有点不可思议！小心翼翼地翻开：每一张均为手写，字迹潦草，密密麻麻，写者似乎处在十分焦急局促的状态。写材料的纸大多是大陆监狱（及看守所）专门提供给未决犯或已决犯使用的。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写交代，也用这种纸。

我说：“真货呀，多少钱？”

答：“几十万。”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把摊开的材料小心翼翼地归拢，移到他跟前。说:“我搞唱念做打，电影一窍不通。不看了。”

朋友说：“我就是给你看的。日子不限，看完还我就是。”

“为什么？”

“我用几天时间把材料看完，觉得你用来写他，能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赵丹。”

有点动心了，当然也犹豫，最后我还是接过沉甸甸的布包，坐上公交车回家。

赵丹的字极难辨认，随即花钱请人重新抄写、打印、装订出来。我每次翻阅它们，都有种冰雪般凛冽的感觉。

的确，这是一个和电影无关的赵丹。从此，一块石头压在了胸口……

一

时光回到“文革”，那是1967年12月8日。

上午九点多，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跨进赵丹的家门。亮出身份后，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

当然明白“找个地方”是啥意思，赵丹穿好外衣，说想要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就起不来了，经过催促，才提起裤子。接着，刷牙，洗脸，然后，下楼，出门，被推进一辆轿车。上车，就蒙上了眼睛。

睁开眼，人在一间地下室。

赵丹在室内来回走动，捶打铁门，大声诘问，都遭致拳脚。他这才感到自己是坐牢了，后转移至正规监狱，铁门，高墙，铁栅栏，武装看押。据说，这里曾经是上海的少管所。向他宣读狱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当然还有众多的“不许”，如不许交谈，不许串联，不许携带金属制品，不许说出自己的姓名。每月发三元零花钱。

赵丹的编号是139，别人叫他139，他管自己也叫139。太熟悉了，我坐牢时也这样，编号：373——大陆监狱的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无论他在上海，还是我在四川。

中国历次运动的本质是清洗，被清除的人都有称谓：“土改”有地主分子，“三反”运动有三反分子，“肃胡”运动有胡风分子，“反右”运动有右派分子。“文革”是大清洗，名目就更多了：走资派，孝子贤孙，残渣余孽，漏划右派，黑五类，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阶级敌人的圈子越划越大，被关押的人犯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政要、名人。前者有刘少奇，后者如赵丹。

赵丹属于文艺黑线人物，说是阶级敌人，但具体身份尚未明确划定，也就是说，没有给他戴帽子。不像我，抓捕的时候就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既然是身份未定，那就给赵丹留下了“争取”的空间。争取什么？争取从宽处理：从“解除关押，恢复自由”到“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都属于“从宽”的范畴。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也是宽大处理（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能争取到什么样的“从宽”，那就看本人的表现、形势的变化和掌握政策的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赵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努力创造条件，以达到“从宽”处理。而“努力创造条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无非就是交代，汇报，揭发，检举，大量写材料，频繁又诚恳。应该说，赵丹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的自觉与热情，相当惊人！又多，又快，又长，说啥都是一套一套的。于是，几十年后的我才有幸看这份厚实的文档。

第一份思想汇报写于1967年7月15日。赵丹写得郑重其事，属于郑重表态——

一、我所写的材料，皆是兵团材料组、宣传组、外调组要我写的。此外没有私自写过任何材料给别人。

二、我接受革命群众，革命组织把我批臭，批透，批垮，打到（倒）！我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有彻底揭发文艺黑线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就是我的根本态度，和唯一可能，和自己应该努力做的事。此外，我应时时注意遵守兵团的纪律和规定，向兵团组长，随时汇报思想情况。

赵丹 67,7,15

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十天后，赵丹呈上第二份思想汇报，是在参加了（上海）电影厂党委组织的揭发斗争大会之后写的。其中一句，说：“所受教育甚深，思想推动很大，内心沉痛，自咎！”在押数年他都在反反复复、诚诚恳恳、絮絮叨叨地自责，说自己有罪，对前半生所作所为万分痛悔。赵丹必须这样写，也只能这样写。凡是被关押的人都要这样写，被逼无奈，否则皮肉受苦，乃至送命。但是赵丹的自责基本发自内心：真的认为自己错了，艺术上错了，政治上错了，是有罪（且深重）之人。这不是我分析出来的，是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每一场批斗会下来，都能促进他交代问题和加深自我认识。一经批判，好像自己的罪行证实了。

国庆来临。10月1日，他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政论文章。10月2日，学习了《毛泽东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报道、林彪同志讲话、周总理的讲话，以及上海五十万人举行国庆集会游行的报道，还有“霍查同志在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等。读这些社论和报道，赵丹兴奋难抑，立即提笔写道：

“感到无限兴奋、欢欣、鼓舞！虽然属于专政对象，但仍按捺不住，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要万分万分，加倍加倍的，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尊敬的江青同志，向尊敬的总理和尊敬的柯老（柯庆施）致敬……向党、向人民请罪。”

赵丹的每一份材料无不表达出对共产党、毛泽东的热爱。他还热爱张春桥、柯庆施，他还敬佩江青，你能说这些表述全是假的吗？当然用意也明显：争取“从宽”。

赵丹写材料采用“文革”书写的标准格式，即第一段必是“最高指示”。汇报什么内容，选择哪条语录，绝非信手拈来，而是下了一番功夫。1968年7月9日的汇报里，他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谈知识分子的一段话，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抄完这段语录，他跟着写道：“想家，想孩子，想爱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为说出一句“想念家人”，赵丹先给自己扣上“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的帽子，也就是说，以语录作自我批判，然后表达心中所思。我算了算，他从1967年被关押，到1968年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这么几个字，相隔一年！不得不承认：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克制力。

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表现，让我产生遥远的联想：曾风靡世界的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思想残暴，嗜血成性”（纳赛尔语）。有人索性称他是“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年轻的格瓦拉死后，有一本“波利维亚日记”留了下来。人们从中发现：习惯于硝烟与孤独的他在日记写下的文字，让人心动的竟是对世俗生活和私人情感的眷恋！好几篇日记里，一开始就是想到他的亲人——2月11日日记以“老头子生日：67。”开始，他想到自己的父亲。2月15日日记以“希尔迪达的生日：11。”开始，他想到自己的长女；2月18日日记以“约瑟菲娜的生日：33。”开始，他想起了妻子；2月24日的日记以“恩内斯迪科尔的生日：2。”开始，他想起了幼子；5月18日的日记以“罗伯特和胡安·马丁。”开始，他想起了两个兄弟；6月14日日记以“西丽塔：4？”开始，他想起了幼女；6月21日的日记以“老太太”开始，他想起了母亲。难怪有人说，在丛林中多次迷失方向的格瓦拉，在日记里没有丢失过自己的亲人。“文革”毕竟不是战争，我在关押和劳改期间，每次写年终总结材料都要说“我想念亲人！希望尽快见到他们。”赵丹也可以这样写，但他把热烈的感情更多地给了领袖、给了党。

思念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仅隔一周，赵丹在递交的汇报材料里，再次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的句子。他说——

格外地想家、想孩子、想爱人！我要一切重新做起，所以也就想恳求革命组织、革命群众开释我，让我到外边在工作中考验我吧！

恳求，再次帮助我伸出挽救的手来，让我早日出去……恳求！恳求！千万个恳求!

赵丹 68,7,29日

以前曾经有过的灿烂与温暖，现在都要用空前的孤寂来偿还，而孤寂的背后则是脆弱与渴求。赵丹也不例外，为了“格外地想念”，他开始恳求，而且是“千万个恳求！”

二

1968年8月5日，报纸刊出张春桥回到上海出席会议的消息。他看到了，又兴奋起来！赵丹知道张春桥，张春桥不可能不知道赵丹。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求情的机会。向张春桥求情？咋求情？写信呀！这是他的机敏，也是他的优势。

请求开释，说干就干。马上给张春桥同志写信，情感热烈、态度恳切：

我要积极地写信给春桥同志，并转尊敬的江青同志（恕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称呼，故仍称“同志”）因为，我的事情早已结束了，进来的日子不短了。此时再不请求，更待何时？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恳求您，尊敬的春桥同志，能挽救我一把，并求您向江青同志面前求求情，恳求能宽恕我。能让我再回头重新做人……使得我今后的一生改造成为革命的、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一生。

写信求情，古今皆有：司马迁为李陵求情，胡适替王若飞求情。现在的求情信多是写给上级、长辈、老师、朋友，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和过错求情。赵丹给张春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写信，即属此类。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何况监狱对信件的管理极其严格：比如每月只能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超过二百字，还必须是写给自己的家人。赵丹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不要找任何幻想。不要还以为自已是名演员！”这话有如削尖的利刺飞扑而去，直戳他的痛处。

赵丹很快作出反应，在8月16日写出检查：

我的请求，也仅仅是向中央文革领导认罪、请罪，请求恩赦，绝无其他不良动机，根本不可告状，任何能解脱心里的包袱呢？等等的思想动机（按：此处不通，原文照录）。这里也就恰恰暴露了我还是在潜意识里存在的特殊化和特权思想了！原来首长对我的批评指责是中肯的，是正确的，正由于有这种特殊地位的思想，才产生出幻想，也正是这个幻想，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认识不清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何时开释，这不是依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事，因我没这个决定权，这权力在组织和群众手里。我只有为自己争取早日开释而努力创作条件，所以急躁地，一厢情愿地请求提前开释的做法、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不符合我的现实的地位的。这样，则又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结果反而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

他还是识趣，抓住了要害：说自己就是想用个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求得某种特殊处理。赵丹的判断也准确，说自己是“自作聪明，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这说明囚禁并未让他大脑失灵，检查写得还算到位，想必会汲取教训。万万没料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又想给江、张写信了。原因是看到报纸上刊出的“发动群众定案 实行群众专政”的报道以及工人宣传队开进文艺界、电影界消息。这回赵丹误判了！他以为“群众专政”就意味着可以出狱，让群众管理自己。再度兴奋的赵丹，马上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

为像我们这种犯罪的人，创造、提供了有利于自新、改造的充实条件。越来越看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无产阶级政策威力光芒四射。

这些天，思想上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运动一开始即蕴藏这一个心愿，即是到了运动的后期，要写信给尊敬的江青领导，尊敬的春桥首长，求求情，能给予从宽处理。因为这个人一生的最后的时刻，也是关系到全家大小的大问题，特别是看到报上要发动群众定案的报道，感到紧张……”（1968年9月23日）

坐牢的人都比较敏感，赵丹属于极度敏感。任何一篇社论的提法，都能让他展开想象，并与自己可能的出路相联系。其实，任何一个在押囚犯的明智只能是怎样认清自己的处境和如何适应，偏偏在这个环节上他不大搞得清。

1968年，中央有个极重要的战略步骤，叫“清理阶级队伍”。它当然来自毛泽东的批示，理论依据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体做法是全国各地在军管会和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大清查，揪出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尤其着重未被查出的人，不管你是谁，都在清查之列。大清查夺去许多人的性命，让许多家庭瞬间瓦解，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惊心动魄，鲜血淋漓！那时，我在成都街头天天都看揪斗“阶级敌人”的恐怖场景，断定在北京的右派父母定遭厄运，不禁浑身战栗，彻夜不眠。而我本人也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革命群众揪出，由四川省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由军管会宣判后关押在大牢。

这种血腥的“清理”，尽管赵丹未能亲眼得见，但起码的政治常识与社会经验还是有的。令我不解的是——赵丹的表现好像没有多少忧虑与焦愁，反而表示拥护和赞赏。1968年12月1日，在阅读《解放日报》社论《文艺界首先要抓清队工作》后，他这样写道：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于那些所谓“三名”“三高”的人物，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当中有的就是文革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于这些坏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把他们清洗出去。

原来我主观的设想，清除出党，不能干导演、演员工作了，一切行政待遇，社会职务及特殊化生活待遇等等，通过一杆子刷到底，这是没疑问的，肯定的，因之思想上一点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仍可能留在厂里，给一个力所能及的大小工作做，或者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等，也即是说还给饭吃！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仍是不切实际的了。不符合革命路线的政策精神了。因之也是错误的。

冷静一想，将我这样的人清除出文艺队伍，则又完全正确完全必要，因为我这样的人，为文艺界造成的罪恶多端，实在是文艺队伍中蛀虫，再若留在文艺队伍中，这简直是对文艺界的玷污和耻辱！

若从18岁干电影算起，已干了36年，若从13岁干话剧算起，已经足足干了41年了，今日落到被清洗出电影界文艺界，心头当然是非常沉痛的，心酸的！但这一生中从未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劳动人民而创作，相反尽是制造了大毒草，替革命事业，招致无法估计的损害，今日被逐出电影界，则又是天公地道的事。新陈代谢这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搬掉我们这些革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障碍物，让新生的无限美好的革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这实在是最好的好事！这样一想，心里豁达，开朗起来！

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读这篇检查，我不知道说啥才好。人只要被揪出来，当然要“上纲上线”，做自我批判。赵丹能把骂自己的话说到这份儿上，说被逐出电影界是“天公地道”，是为革命搬掉“绊脚石！”是一件“最好的好事！”被踢出电影行业，不仅不难过，反而“心里豁达、开朗起来！”写出如此卑贱的文字，得下多大狠心！为了得到一些珍贵的东西，而失去另外一些珍贵的东西，这些文字的后面也隐含了说不出口的哀伤与酸苦。聂绀弩“文革”期间在北大荒劳改，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两句流传甚广：“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深刻，很深刻。

我们不是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能否守住一些根本？

三

对时间长度的认识，首推犯人。

“文革”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宣判后，我马上推算出二十年的长度是七千三百天，计十七万五千多小时；二十六岁入狱，四十七岁出狱；青春逝去，亲人离世……想到这里，泪如雨下。这是比押上公判大会，听宣判还要致命的打击。

从寓所带走赵丹的那一刻，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这就是说，关押他是一无手续、二无期限，看不到尽头，真的很残酷。而更难熬的则是每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终日枯坐。唯一难得的“乐事”，就是阅读递进来的《解放日报》。细细地看，慢慢地看，从头版头行读到末版末行，还舍不得看完，社论则反复读。看完一张报，足足耗上三小时。

看完了，赵丹觉得对报纸的利用还不够，于是别出心裁：把报纸四周的白边撕下，撕成一片、一片的纸条。有了这些小纸条，也就有了写字的冲动，随即在上面写几句话，再说，也不用上缴。赵丹开始自得其乐地写小纸条啦！什么“丢掉幻想，你出不去了。”“你呀，不要着急，很快可以出去了。”“你还有希望。”“你还有什么希望呢？”等等。写着，写着，他童心大发，像孩子作游戏，把小纸条揉成小纸团，双手捧起，抛向空中，自由落下，再随意抓它一个，展开来读……对这样一个举动，后来有很多分析，说得挺深沉，挺有内涵。但依我看就是游戏，玩呗，目的就是打发时间。我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期间，就把好端端的一双白线手套拆了，织成一块条状物，变有用为无用。为什么？就是为了消耗时间。今天，明天，后天，日子就像磨盘一圈接一圈地转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搞政治的人，才懂什么是政治；进了班房，才知道啥叫坐牢。狱中最忌讳的就是写小字条，传小字条。赵丹在1968年8月26日的思想汇报里，承认自己写小字条：

前几天，解放军同志收去了我写的一张小字条，记得内容是“现在走的这条不请求的路，显然出去的时间，要拖延些，而只有请求才得快出去，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是绝路了。”云云

为啥要写？赵丹说自己是在钻牛角尖，是“恶习”所致：

这个“小纸片”真是害苦了我了！由于它惹出许多误会来，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真是说来心都要碎了。可就是为什么改不掉呢？真是屡教不改呀，前一大阵子，我已改掉，再也不写了。可一搬到三楼来，一个人住，更由于一下子认识不清形势和处境，一焦急则又重犯了。这是由于我是思想上认为，我一个人住，写写小纸片，自己和自己做思想工作，这又何妨。组织上总不会怀疑我在和别人交谈呀！

还说这是“缺乏毅力的意志的脆弱的阶级性格，这是重犯的根源，我对此也没有任何话好说。”（1970年1月22日）

“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心都要碎了。”显然，写字条给赵丹惹出祸事。所谓“祸事”，也许是挨揍，也许是提审，也许是批斗，有可能声称对他会加重惩处，更有可能是借此查抄监舍所有人犯的床位，而这是要引起众怒和报复的。你干什么就自己干，别连累别人——此乃坐牢之首要潜规则；你犯了，就是犯了大忌。对此，赵丹完全不在行！狱中苟活求存，很多人没有死于狂风暴雨，而是死于日常琐细。

不求珠玉，但求米粟。犯人时时处在食物短缺的饥渴之中，最想吃的是肉和糖。

我狱中十年，夜里做梦几乎都与吃有关，写给母亲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是要吃的！首先是要糖果，没有糖果，白糖也行。犯人星期天休息，用白糖冲一杯糖水，喝上一口，甜香充溢于口腔，再沿食管顺流而下，那才叫高级享受。其次是要猪油，一般是玻璃罐装，这种包装现在好像已经绝迹。犯人肚子里实在没有油水。母亲寄来的猪油，令所有的狱友羡慕不已。每隔几天，我就用小勺挖一点点猪油搅拌到菜里。猪油搅拌过的菜顿时成了大菜，特别香！我总是有意延长咀嚼的时间，舍不得咽下。出狱后回到北京，我曾在一盘素烧圆白菜里拌上一勺猪油。夹一筷子送进嘴，咋这么难吃？

赵丹也不例外，想吃糖果。托工作人员给他买水果糖，水果糖没买到，买了白糖，剩下两枚一分钱镍币。1968年12月13日在搜查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两枚镍币。看守马上审问：钱从哪里来？两分钱也是事儿。赵丹写了汇报：

这二枚一分钱的镍币的来处，我记不确切了……记得当时我因天冷，要求过此地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热量，此时工作人员还不肯呢，而改做只找糖。由于我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马马虎虎，所以就留下这二枚一分的镍币了。这说明我在思想上并未认真重视，其根源还在我的反动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缘故。

看押期间的赵丹没出什么大事，惹出的小事倒是不少，挨骂挨整写检查。他一边接受惩处，一边颂扬监狱。这样的犯人不少，隐忍又卑贱。赵丹是这样“颂扬”的——

首先拿物质条件来比，我是坐过新疆监狱的人。新疆是土房土炕，一年才洗一回澡，中秋、春节才吃一次大米饭，一身棉袄穿过五年（关押了五年），虱子、跳蚤、臭虫生满身，没报看，没书看……够了，不多讲了，和我们这儿比，真是人间地狱之别，25元的饭钱，连一般农民也吃不到这样的伙食，还为我们创造了学习的多种条件，一点也不夸大，真是一座学校呀！而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一切革命措施手段，都只是贯穿着两个字“挽救”。（1970年1月22日）

他把监狱比作学校，何苦！当个人权益屡屡受到剥夺和侵犯，仍有人选择自我伤害或相互伤害来讨好统治者，这是以求自保吗？我找不到答案。

活在这个天地，真的有一种奇异感！

四

1970年全年，赵丹写了三十五份汇报材料，也就是每个月三份，平均十天一份。1月4日，他交上了第一份。

七十年代第一春，这并未给赵丹带来喜悦，相反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刺激：有一批人放走了！赵丹很着急，决定给张春桥再次写信求情并呼救，同时也向江青呼救。这个写于1月4日的求救信，第一页被撕毁，我看到的从第二页开始——

最近这儿开释了一大批人，我心里十分惶慌，十分焦急，也十分羡慕，看到他们都走上了70年代的辉煌灿烂的毛泽东幸福的新时代。新世纪了，而我仍然掉落在这个旧时代里，每日在沉痛的忏悔中生活，加之我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过去的热情是为反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因之那是坏事。如果改变了立场，纳入到无产阶级这样宝贵的时光，白白流去，心中真是无一刻宁静，所以经过了思想上的激烈地斗争，终于提起勇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向敬爱的您求救！并通过您向尊敬的江青求救！能开释了我，放我到更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接受改造和教育，能开恩给予从宽处理，给我一条出路！使得我有限的余年，能为无限美妙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我当带着赎罪的心理，全心全意地，不怕苦，不怕死地竭尽一切最薄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我相信总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我特别要对您说的是，我决不会由于无产阶级给予我的这一恩泽儿翘尾巴，决不！尊敬的春桥同志！（请恕我如此地称呼）这一点单请予以信赖吧！我只有更加珍贵这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新生的恩泽，只有格外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着尾巴做人，继续严格地要求自己的，我知疼了，知疼了！我一生哪儿经过如此深刻的教训呀！只要放我出去，心理状态一正常，我相信我会有一个飞跃猛进的！不敢自吹能超过这一批解放出去的人，至少也能赶上他们的觉悟的……

您的工作很忙，啰嗦了这一大篇，有不妥当或者错误的地方，请批判，指正！

罪人赵丹敬上 70,1,4日

赵丹保证今后“不会翘尾巴”，保证“只要心理状态一正常”，“我会有一个飞跃猛进”，保证今后“总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信写得自信，恳切，实在，热情，汇集了各种积极情绪。我在狱中每逢年末，也是按要求上缴一份年终总结。总结的末尾无非就是做出保证，要“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争取出狱后成为一个“守法公民”。我哪儿敢撒娇似的说“我知疼了，知疼了！”，更甭提“我相信我会有一个飞跃猛进的！”人跟人不一样，赵丹就是不一样。

过了十二天（1月16日），他呈上一份上万字的交代材料，说：这是自己学习《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认真学习落实党的敌对政策》、《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论政策》等“伟大文献”之后的“活思想”汇报。赵丹对自己的罪行总结了三条——

“其实我是一点也不复杂，就是那么三条大杠杠，（1）可耻的叛徒；（2）伪国民党员；（3）黑线黑帮分子。仅仅是由于我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和涉及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主观唯心等原因，才把自己弄得如此复杂不堪了。”

这篇万字文充满自责与诸多解释：说自己胆小恐惧又自作聪明；说自己对一些不大的事情或者想隐瞒过去，或者说是记不起来；说这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起码是要写许多交代说清楚，还很有可能说都说不清楚。

比如，他说自己把伪党证烧了，明明是没烧，不费功夫就能找到。可又干嘛要说烧了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吗？”比如，1938年参加“抗敌戏剧家协会”，在新疆加入国民党填写的“申请书”、“宣誓书”等。自己忘了，人家不费力地翻了出来。新疆出狱的日期，居然也忘了。比如，关于“陷害杜重远也诬害了自己的事”，有关供词“1943年就被伪法官烧掉了的，可是我又坦坦然然地一点点交代了……”闹得赵丹自己都搞不懂。

以上表现，让人觉得赵丹交代问题不老实。他也感到十分委屈，说：

“我的罪行交代得不好，不痛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当时对这件事没经心，所以事后忘得干干净净了。二，有的事一直以为不是自己的罪行，如新疆的事。三，有的事，其性质并不严重，错以为严重。”

看到这里，不由得你不笑，他的脑子可真算得是一盆浆糊、浆糊一盆。之所以有这三方面的原因，赵丹是把它们归纳为：“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愚昧无知和反动阶级本性，其中有很大因素是性格上的矛盾性弱点所造成的。”所谓“性格上的矛盾性弱点”，赵丹做了如下解释：

1，出身就是娇生惯养，小时多病，很可能发烧得多了，烧伤了神经系统了，发音并不完全，智力也不完全。

2，所受资产阶级教育，教养，就是一套手脑分离，大脑小脑分歧的教育方法，从小算术就坏，到现在三位的加法，就得用笔算才算得出。在家依靠父母，出外依靠朋友，从来不管生活、经济方面的事，连上街买一双袜子都认为那么庸俗的事，连家中的门牌号码都全忘了的。有时连家中电话号码都记错了。

3，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我决定干戏剧、电影这一轻取巧夺、少劳多获的职业，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文艺观，创作方法皆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所以只凭自己的主观的“灵感”从事创作的，所以久而久之，此种职业性，则更愈发展了所谓的感受，感觉的机能，遇事从不深入仔细识辨其客观实际如何？一句话，叫小脑发达，大脑羸弱。实际上是个在智力上佝偻变形的侏儒式的无能之辈。

4，入社会即跟上了黑线，没有真正什么接受政治教育，连一些起码的政治常识都不具备，只凭自己的一时感情冲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是思想方法当然是主观片面，好钻牛角尖，一生尽在牛角尖里钻来钻去，由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如最近有“申谢书”事件（按：原文如此）引起的由过去的过分自信自己的记忆力，而一变为对自己完全失去自信是虚无主义者了。“虚心”“兼听”，完全对，但由“虚心”发展到“心虚”，就是将事情弄乱，弄坏了。这完全是神经过分紧张，发神经病，出几个难题考自己，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在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读报也不联系实际，不辨认一下形势，不看看这正是一个什么时机，而就信口开河，胡说一气，因此组织上当然怀疑其我心里还有更大的罪行隐瞒着没有交代呢！即所谓的“心里有鬼才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连自己都不信赖自己，那叫组织上如何信赖你……

组织上对我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按：指把赵丹从二楼搬到三楼，且一人独住），我心里当然是紧张万分！焦急万分！开始一阵乱想，胡猜乱想，老实说，心里也感到很委屈！我认为如果我确实还有什么比我现在所交代的更为重大的罪行隐瞒着，那活该！那犹可！我自己干的是难道不明白吗？。

多么自觉，诚恳，主动，且反复地检查交代，可为什么得不到“开释”？真的感到委屈，赵丹带着难得的恼怒终于喊了出来：

总之，你们为我的事情没有必要再拖延下去了，实在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拖下去了。现在再叫我交代，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

除了在文字上做些功夫，再就是上纲上线，此外实在没有什么比我现在所交代的更为重大罪行好交代的了！迫切的等待着解放！

已在押两年的赵丹哪里知道，自己还要等上数年。

没几天（1月22日）消息传来：开释张瑞芳！

专案组告诉我说，张瑞芳已开释了。回来我想，这也许是假的，骗我的，因为我的看法是，她过去是个党员，社会关系那样复杂，单是查组织路线，这就够麻烦的了，因为牵扯面很广。我的事，如此简单明了。都要一查再查，现在还要再查，那她是如此方便吗？同时她也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反动的政治立场上比我还老练得多，就这么容易的在我之前开释吗？所以随手写了一张字条在抓住看，这张字条上写的是：“张瑞芳开释是假的，是骗我的。其实她大概就在这儿那头一间号子里或二楼呢？要处理也是和我一起处理的呢？”

我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活思想：把我们几个人，放在后面处理，这是运动的需要和部署，因之不要急，不请求，也不必扯些小事了，只有安心地等待着处理，专心地学习，不要怕，不要多疑，怕和疑是坏事和根本。其实，白杨，瞿白音、张瑞芳等等，皆未出去，急也无用。

人生无常，非人力所能左右，所以总是要准备接受命运突然来的打击。而张瑞芳的开释，就是对赵丹的突然打击。他觉得自己比张瑞芳进步多了，咋“就这么容易的在我之前开释”？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赵丹嘴上说“急也无用”，心里是真的着急。看来只有自我欺骗，咬定“张瑞芳等人皆未出去”。人关久了，心也窄了。

2月18日，在张瑞芳出狱一个月的时间，便又听说瞿白音、艾明之等人也出去了。闻之，大惊：

“这一次给出路，看到连瞿白音、艾明之都出去了，始知道，事实上和我一同进来的人绝大多数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了，唯独留下了我。这我当然紧张，害怕，焦急，可说事到了顶点啦，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别人都开释，唯独留下他。也焦急，也恐惧，所以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赵丹按捺不住，又给领导写信，信没来得及抄写，那天查号子，底稿被收去。拿着底稿的监管人员问：“这有什么用？”

赵丹说：“那就还给我，让我毁掉吧。”当然不会退还给他。

有人获释，在押人犯应该感到高兴。记得我那时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服刑，只要有人走出牢门，我们都为她高兴。当我在1978年离开四川省第四监狱，众多狱友带着笑容和羡慕的神情送我到铁栅栏。她们哭了，我也哭了。赵丹不是，他对张瑞芳的获释不解，还有些不平。这在人心狭浅、敌意成性的社会不难理解，但这种心理毕竟与赵丹往日的明亮、大度很有些距离。心中慌乱，欲飞无翼，他不知从何做起！只有再次写信了，这次不是写给张春桥或江青，而是写给自己：不停地唠叨写小纸条的错误。信的末尾特别说明，今后改正写小纸条的办法是：“以后写在大纸上，或写在簿子上，大大方方地，不用狠顽（？），不要偷偷摸摸地，我想一个人记录下自己的一时闪现的思想，又再进一步批判，斗掉自己的错误的思想。”

人生下来都是“原创”的，长着、长着就成了“赝品”。他太可怜了！写检查，写交代，写汇报，写，写，写到走火入魔，乃至自贬道：“我实际上是个在智力上佝偻变形的侏儒式的无能之辈。”这话说得有多狠！我理解，很理解：进了牢房，只能用尽一切办法和招数去抵挡不断侵袭的绝望和沮丧。因为监狱每天都充塞着死亡的气息，如烈焰一般吞噬着一切。

极权国家本质上是敌视个人的，能用既是强迫的、又是琐碎的方法，把你摧残成一个顺从邪恶的人。

五

时间来到了5月23日，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日子。赵丹在5月29日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他说自己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对工农兵没有感情。

他严肃地阐释感情问题，竟以柯庆施为例。这里，我要先说说柯庆施。无论在毛泽东眼里，还是在中共高层，柯庆施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刚过五十，就被尊为柯老，毛泽东也称他为柯老。若问柯庆施的特点是啥？两条。一，紧跟毛；二，下手狠。比如反右运动后期，上海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如王造时、沈志远、傅雷、徐铸成、陈仁炳、彭文应、石挥等）。“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注释一）又如，“大跃进”时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叫各地搞“小高炉”。柯庆施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锅炉炼钢。要市委机关带头，在机关大院空地修建一个土高炉。没有铁怎么办？“柯说城里到处都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呀？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交上，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铁的怪现象。”（注释二）对此，长期住在上海的赵丹不可能一点不知道柯庆施的这些做派，就像当年北京人不可能不知道彭真一样。可就是这么个魔鬼式人物，赵丹写下的文字每每都是以“永远值得纪念”的形象出现的。他说——

总是时时出现对尊敬的永远值得纪念的柯老（柯庆施）生前的一些事迹来。那是60年春天，上海是技术革命运动热火朝天一个接一个技术尖端、奇迹涌现出来！一天，我正在摄影场，在搞从自我出发的创造。忽然吴倩来说：“柯老叫你去听电话。”我想：“他老人家这么百忙之中，怎么忽然会想到我来？”我匆匆忙忙拿起电话筒，柯老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们怎么还能在摄影棚呆得下去？外边热火朝天大闹技术革命。这些先进事迹、你们不来听听，不来了解，能搞出什么东西来啊。”我放下电话，急匆匆地带一批人赶到柯老所在的厂中，一进门就看到柯老，像个小学生那样地、谦虚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工人同志们的讲解，柯老兴奋得脸色通红，边听着边走到机器的两边看看，又走到机器的这边摸摸，不懂的就仔细地问个明白，感情是那样的深度，纯朴，真挚，柯老听完工人同志们的介绍，他又回过来再从头，把这一创造的始末，过程及工人同志们的思想和感情，亲自复述一遍给我们听。就像个老爸爸似的讲解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共同领会他的向工人阶级所学到的东西，让我们分享着他的那种高度的无产阶级自豪感，和最大的喜悦！我当时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

接着，他写了关于柯庆施的另一件事：

我又总是记忆起柯老另一件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柯老把我们叫去，告诉了我们一件事，说他昨天陪毛主席到工厂去视察，工厂里的工人同志们事先一点不知道，有一个老工人忽然发现了毛主席来到他们的身边，毛主席就在他们身边，禁不住地举起两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别的工人也发现，一下子，所有的工人同志们都围拢来，一个个激动的不知怎样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上敬爱的感情，含着泪，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呼得不停，柯老说：“我当时被工人同志们的这种高度敬爱毛主席的情感，都感动的几乎要落下泪来！”我当时清清楚楚地看到，柯老说着这句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感动的泪光，柯老又说：“我这时想，如果赵丹此刻能在旁边可有多好呀！能把这种场景拍下来，多好呀！能看到工人同志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有多好呀！”随即柯老又问：“赵丹来了吗？”我当即立起，回答，来了。可是我说了一句多么愚蠢的话呀，我说：“柯老，你又不带我去嘛，我怎么知道？”

这些回忆，常常使我感动的痛哭失声，痛咎不已……我痛感到，我是怎样辜负了柯老，辜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首长们的对我的挽救和希望啊！就是不听柯老的话，不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首长们的话啊，只听四条汉子的黑话，乃至今日，才堕落到如此的地步！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啊！

形容柯庆施，说他“像个老爸爸似的”；回忆柯庆施，说自己能“痛哭失声”……赵丹这样说，的确有些过分。世间万事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被原谅，人们会记住的。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作用强大到覆盖全社会，同时又细微到通向每个人的内心。你做什么？你想什么？你爱谁？你恨谁？你生命中什么最重要？什么要牢记？什么可以忽略？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抉择，都由政治思想操控。中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遮掩，明摆着让所有人（从工农到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顺从它、接受它：无条件热爱毛泽东，一辈子跟共产党走。这也就是“洗脑”了。到了“文革”，国人对中共、对中共领导人的热爱到了癫狂程度。材料中描述的柯庆施见到毛泽东和赵丹见到柯庆施，不也正是这个样子吗？赵丹会演戏，这里他没演戏。

政治在中国是一种疾病。

六

在几十万字的检查汇报材料里，难得看到赵丹在艺术实践方面的检讨和思考。1970年7月27日，他写了一份题为《欢呼革命现代京剧 <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发表》的思想汇报。这是我所看到的赵丹涉及艺术的唯一材料。材料里，他讲到“继承”和“借鉴”的问题，中国民族的表演体系问题等等，主题仍然是自我批判：</p>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养，青年时代过多地读了些西欧十八、十九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学的又是中国山水画，较系统地受到封建主义文人画的毒素，满脑子塞的是人道主义、人性论、个性解放以及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实质即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

干电影为的是出风头。参加左翼剧联组织也是为的出风头，沽进步之名，钓革命之誉。一入社会一脚踏上了四条汉子的黑贼船了，受的是王明、刘少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教养，天天喊着“大众化”，为宗派、小集团，其实还是为个人名利在角鹿，个人主义世界观，非但没有得到改造，只会有增无已！

干电影一味地学美帝的电影名星们的表演，甚至在平时生活中，一举一动都要模仿，美帝明星的所谓“味儿”“风度”，演话剧，动辄“莎士比亚”“易卜生”“莫里哀”“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是“果戈理”的作品，眼睛里简直看不起中国的作家作品。生活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别是殖民化了的十里洋场的所谓“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耳濡目染的尽是“洋”字。政治上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上，生活上确实崇洋（崇苏联，崇美帝），软刀子割头，早就在灵魂深处已熏得黑漆一片了。实在早就养成了一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性和媚骨了。

这样写自己的从影目的，且自贬到“一入社会就踏上贼船”，灵魂深处“黑漆一片”，早就养成“一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性和媚骨”……看到这里，为他痛心。显然，关押中的赵丹已是无比焦虑和忧虑，认为只有自我污化，才可能“出去”——

最近，我焦急和忧虑的是，这样扯下去，要扯到哪一天？——

全心全意地向党向人民请罪，服罪，已尽到最大限度的努力，交代自己的罪行，也就是尽到为人的职责了。我相信组织上总是会给予宽恕和原谅的，总之会按政策给予出路的，因为“隔离审查”总有个限度的，有个段落的，所谓的彻底，也总是相较、相对而言的！决不会是“无底”和“绝对”的！更要经得住考验！要接受锤炼。脆弱的阶级性格和情感，原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改造，才能变得坚强、坚实起来的。

10月下旬，监狱给赵丹发了张履历表。借此他又做起了文章：

感谢组织上，又命令我再写一次履历表。我专心一意地做好这一项工作，摒除一切杂念，情绪比较平静下来。我体味到组织用这种办法：一方面再次给予我机会，如果心里还有什么包袱没放干净上的话，那就赶紧地放一放前进。另方面，转移我胡思乱想的只一心想早些出去，想家，想孩子，想爱人的心情，使我能专注到交代问题上了。这样伟大的党，一贯地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诲人不倦”“苦口婆心”的精神，总之尽可能的在挽救人，给于出路，我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啊！！！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70年10月28日，赵丹

填个表，也能想到这是伟大的党在挽救人，感激涕零，三呼万岁。人被长期关押是要生出恨意的！不过分地说，人只要平白无故地进去三年五载，个个心头都有恨。偏偏赵丹属于例外：从清晨睁开眼睛，知道自己活着，便觉得每一分钟都是恩赐。苟活保命为第一要义，只有低头和不停地赞美，才有走出监狱的可能。所以要抓住任何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觉悟。

他于1972年冬天获释，总共关押五年零三个月。

一场“文化大革命”，山崩海立，风起沙行，一切皆可惊可骇。狱内狱外，赵丹都是亲经亲历，当有切肤之痛。情况恰恰相反：出狱后的赵丹对中共依然怀抱忠诚，对革命依然满腔热情，且一心一意地投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他是来真的，不是在做戏。所有头衔都回来了，一切待遇都恢复了，各种场合都参与了，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五、六十年代。我在全国文联一次聚会中见过他，前呼后拥，谈笑风生，和气，神气，傲气，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又见各种传媒刊出他的书法绘画作品以及回忆录等，唯独没有他拍电影的报道。而电影才是他的本色，本份。当电影界人士在反思和质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向及方针的时候，赵丹则多次向上级领导表示希望能给他机会，以求塑造出无产阶级的“高大上”形象，如周恩来，如鲁迅，如闻一多，若演古人，那也是李白。他档案里的许多小本子，里面大量记录着聆听首长和电影界领导人的讲话（如周扬、夏衍、陈荒煤等），还有自己对塑造高大形象的伟大计划与诸多设想。没想到的是——这个愿望一再遭遇挫折。

人老了，也看透了。他终于打消了重登银幕之想，人生不如意，才是天经地义。当一个享有盛名的演员受到闲置和冷落，过着普通生活且以某种形式背负着痛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换个看法”，迎来人生大转折或进入新的历程。人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临近生命的终点，赵丹开始怀疑从来不曾怀疑的问题，思维离开了以往的惯性：从艺术转向政治，从行业问题上升到对制度的思考。

生如寄，死如归。1980年10月5日，癌症晚期的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谈话。10月8日，即赵丹去世的前两天，这个采访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五版，故被称为“临终遗言”。绕千仞绝壁，穿万丈险崖，所谓勇气，就是对恐惧的克服。死前才肯说出心里话，这是赵丹的难能可贵，更是深深的民族悲哀。

凡论一人，总需持平。时间过去几十年，现在回头看赵丹，正如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女士所言：他的超绝声誉的获得，来源于早期电影和临终遗言，还有中端空白。

zhang诒和 于北京守愚斋

2020年冬——2022年初

注释一、二：马达：《我了解的柯庆施》 ，《世纪》2011年第1期。

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

中共建政之初，曾尝试建立多党派参政的联合政府，直到1957年，毛泽东怒问“是要章罗同盟，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独立民主党派，顷刻粉碎。

端传媒记者 苏昕琪 发自香港

2017-04-18

中国最接近“民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章诒和曾见过。2017年清明时节，将满75岁的她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间咖啡室，银发，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写改过几遍的文稿，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自己亲见过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历史瞬间。她后半生的光阴，都埋头在这前半生的历史里，咀嚼、梳理、陈述历史的残酷与人的脆弱，记下美，与美的凋零。

从2004年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2005年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2006年的《伶人往事》，2007年的《五十年无祭而祭》，2009年《这样事和谁细讲》，再到2014、15年陆续出版的女囚故事四则，她写得越来越慢。2017年3月，她的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过去十年的文字集结，仍写史：“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你要组党，你一定要进监狱，对不对？”章诒和问。她的父亲章伯钧，是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也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以后，独立政党基本上没有了，民主人士自己都不提我们消失了，”她说。一甲子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无“独立民主党派”。这是一个“很残酷，不便于言说的事实。”

但她不甘于哀叹。那些疮孔是怎样发生的？历史的伤口愈合了吗？哪些仍在流脓和疼痛？在书里，在访问里，她和记者，就从中国曾与民主的近在咫尺讲起。

建设联合政府：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过相对独立的民主党派的，1949年建政时至少有11个，成立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至49年12月，三党合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上“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形成了“八大民主党派”。

章诒和回忆起：“那个时候最优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质量的知识分子，都在（民主）党派。”比如她的父亲章伯钧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前者主要由从事文教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后者由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

在国共争天下时，民主党派是“第三者”，至内战末期，这些第三党派大多因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而亲共，且因此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禁制。他们也为中共提供了不少助力，如民盟成员、哲学家张东荪，据章诒和介绍，对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城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章伯钧甚至曾指出，正是因为“第三党”民盟的存在，才让美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错觉”，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当时，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对此诺迅速响应，向毛泽东表示“曷胜钦企”（不胜仰慕），并迅速通电国内外。

中共建政，临时宪法即在1949年9月29日，由民主党派人士广泛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这次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占3人，56名委员中也有27人非中共党员。之后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中有14人。人民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展露雏形。

章伯钧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交通部长。1949年6月到1957年11月，他是由民盟主办、重新创刊的《光明日报》首任社长，并在1953年将该报转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近30年后该报才明确由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

“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不能搞一党专政，必须联合其他政党，以表达共产党要建立联合政府，不是一个党夺天下，是让众多党派共同享有成果，”章诒和如此解释中共建政初期对民主党派的态度。

“之后，作为工具使用（完），就可以丢弃。”她轻轻补充一句。但，这是致命风暴和经年累月之后回望才能得到的教训。

面对权力的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既是被迫也是自愿

新夺天下的中共，已经历过延安整风，善于“改造思想”，“利用”和“清理”异己，这一点，知识分子们并非不知——作家王实味的下场已为生死之鉴。但1949之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仍在归顺中观望，在迟疑中徘徊，在忧惧中幻想。

章诒和不止一次谈到，文人与统治者，历来都是彼此仇恨又相互需要，然而，同是文人与统治者的毛泽东，将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发展到极端。

要求知识分子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暴露自己的“错误”于“党和人民”，这种改造思想的模式，与新政权、新国家一同建立。从195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提出，“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到1951年毛泽东借电影《武训传》，狠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再到1951、52年间，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运动；1955至57年，“肃清反革命”运动。

“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改造和整治的对象，你要反复检讨，反复交代，反复向党交心，让你在这样的态度中，生出‘原罪感’——‘我是有罪的’，”章诒和总结。

梁漱溟、胡适、俞平伯、胡风……在这些运动中，无一幸免。

至于民主党派，在中共官方的纪录中，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支持各党派内部的进步分子对企图脱离共产党领导的言行作了坚决斗争，对一些右翼分子采取了‘政治严肃，组织宽大’的原则”，“各民主党派都作出清理整顿组织的决定”，原在国外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组织停止活动。

先清理，后安抚。1950年3月中至4月中，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表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背后联系的人们），不可藐视”，“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周恩来则指出，“认为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进步分子组织”，“多了一批帮手，不是很好嘛！”

在这种安抚中，中共也著力扩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交叉党员”，并着重吸收各党派联系的代表性中上层人物。国库还拨款给各民主党派。从人到钱，渗透、依赖与控制共生。

凡此种种，并非不知。

章诒和回忆：“刚进京，政权刚建立，罗隆基就对中共一些做法就有看法，要求跟周恩来见面。他说，民盟是不是可以退出，成为在野党。周恩来嘣一声跳起来。就发现他们（中共）有些议论，有些做法和当初的允诺不一样（所以想退出），周恩来一听，就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他可以回答的。他说，我跟毛泽东同志去汇报。然后没有多久，毛约谈了罗，在座的只有周，还有统战部做纪录的。然后毛对罗没客气，‘罗隆基！’马上就是这种。他（以前）什么时候说过‘罗隆基’？他都说罗先生……”（注：罗隆基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这不是56、57哦！这是50、51哦！”她特别提醒，“你就可见这群知识分子在一开始，不是没有看到。”

但面对中共的“改造”和“利用”，章诒和认为，知识分子们既是“被迫”，也是“自愿”，一是在时代语境之下，不得不表态表达；二是在多轮政治运动中，过度深入政治，难以抽离；三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下，具有为权力所用的工具性——“专业高大，政治卑微”，亦步亦趋。

民主政治的早春天气？反右序幕悄悄拉开

既非不知，为何还在“帮助中共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果真“大鸣大放”，不觉虎视眈眈？

或许，因为曾似乎出现了曙光。

1956年3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翻译印发。“老大哥”的示范，令当时“通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梦未断的民主党派人士看到希望。章诒和写道，章伯钧看了报告后对朋友说：“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结合。”

4月28日，“为了调动知识分子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毛泽东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在报章、学术、文艺上纷纷松绑。章伯钧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加上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展开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关于“监督”“共存”的意见，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章伯钧更相信“民主社会主义”有实践的可能。

当年夏秋，受赫鲁晓夫报告影响，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都受到了民众激烈的示威反对，苏共模式已难以维持伟大、光荣、正确。不知是从波匈事件中更坚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还是1956上半年中国国内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语）过分鼎盛，1956年7月，章伯钧还在全国政协、民盟和农工党中谈论：应将人大和政协建设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政协要有如上议院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可以将人大的方案打回头。

同时，章伯钧开始推动民主党派扩大组织规模以实现对中共的有效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人）！”1956年8月，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民盟中央就与中共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汇编了103条意见。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整治“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章诒和在书中写道，民主党派人士认为，毛泽东7年来都在改造别人，如今中共终于要改造自己了！

站在中共的角度，理解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匈事件又是另一个角度了。

“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起了极坏的作用……看到赫鲁晓夫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主动地要警惕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就开始想，如何杜绝中国出现波匈事件，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先动手，而不是让像波匈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先上街、先闹起来，”章诒和告诉记者。

“实际上反右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我们都不知道，章伯钧、罗隆基都不知道。”

1956、57年冬春，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言辞，一时甜，一时辣。

1957年4月，中共发出指示，开展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毛泽东更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天安门城楼，请他们帮助中共。

直至两个月后，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发出，后人才知道，虎口当时已经张开。《指示》中白纸黑字：“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知识分子当时未解其中深意。章诒和分析，章伯钧、罗隆基一直搞的是“政党”，不是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战祸过后、新政登场、信誓旦旦、百废待兴，既是有经世济民之心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多年经营民主党派的政治精英，当时，当主流政治的舞台拉开大幕，他们未判断台板下是否陷阱，便奋力跃上。

比如追求民主党派独立：“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

比如反对中共专政：“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

比如追求中共与行政分开、民主党派人士进入政府：“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力还要大”。

甚至直评毛泽东与斯大林：“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帝王就是如此……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

——“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1957年4月20日，在农工党中委此番评毛论断最后，章伯钧此语，如历史上一个血色注脚。

反右，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

机会其实是捕兽夹。事情很快起变化。

1957年5月、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共工作的意见。5月2日至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万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中共党员干部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

5月13、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在分歧中同意“正确引导，再观察一个时期”。

5月15日，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右派”，属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非“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更“企图摆脱这种（共产党的）领导”“妄图灭掉共产党”。

毛泽东提出，对付“右派”，“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并发出最后通牒，“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6日，民盟成员中的六名教授开会，讨论北京一些高校中，不少学生在“大鸣大放”里猛烈批评中共集权专断，非党员的学生没有出路等，甚至要求废除校党委、联合罢课，情势有如五四运动。章伯钧提出，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同时趁机发展民主党派，争取中共对他们“重新估价”，并在6日和7日间接、直接联络周恩来，终无回复。

最后一根稻草落下。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场。

创立民盟、领导农工党的章伯钧，迅速成为“头号右派”。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则成为了“第二号右派”。八大民主党派中，只有这两党，中共没有参与创建。

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所写的秘密文件《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讲话：“是要章罗同盟，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

“反右又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盟的一场运动，”章诒和向记者表示，“李锐先生认为，毛泽东在反右中造了一个词，叫‘章罗联盟’……用这个代替了民盟，民盟是个组织，说出来不好，你要打击另一个政党。”

民盟于1961年10月20日发出的一份内部材料显示，民盟内确认“右派”5173人，占当时盟员总数15.6%，民盟中央一级的主席、副主席、中委、候补中委里，一共划了61名“右派”，占当时民盟中央总人数的33.6%——“听听名字，都响当当，中国超一流的，全扫除！”章诒和喟叹，“民主同盟被夷为平地，所以反右之后，民盟就不再是有独立政治见地、自己有独立政治纲领，而且并不靠国库收入来维持党派的政党。”

“反右派斗争是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意图，李锐说可以追溯到1945年，中共七大，”章诒和说。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口头报告。章诒和告诉记者：“这个口头报告他讲，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七大口头报告呢，现在有文字。他就讲，自由资产阶级也在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它有它独立的政治目的，独立的政治团体，就是现在的民主同盟。民盟里头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这又是一个清除民主党派的理论阐释。”

这个意图也可能比1945年更早。章诒和记得，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之后，把毛泽东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旧稿放在书桌上，打开给她看，对她说，那时，毛泽东已将他们看成“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给他们这个阶级取名“反动派知识分子”，指为极端的反动派、民族革命之死敌。后来这一段，在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掉了。

章诒和认为，将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确定为中共建政之后下一个敌人的字句，见之于1947年10月，毛泽东给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加写的第五条，“他就说等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打击的基本方向就应转到自由资产阶级，明确了下一个，要把它的右翼孤立起来，尔后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说到这里，章诒和右手连连敲着桌面，“47年，人家就这样了！”

除了这一条，章诒和指，还有一个旁证是1947年末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当年11月30日，毛给斯大林打了一个电报，“他就讲，我们取得了彻底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要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强中国革命，巩固中国……斯大林收了电文之后给了回电……他说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将是民族的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所以他讲不要把党派都取缔。”

“现在研究党史的人就讲，由于有了斯大林的复电，民主党派多活了10年。”

历史固然有伏笔，但没有早知。

以运动形式通往文革的道路从此打通

当历史错误成为伏笔，往往会被重复，而且一次比一次暴烈。

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到了1957年的反右，就不是一个一个地抛弃，一步一步地抛弃，是一批一批的，所以就从手工业操作，变成机械化清除，用运动，”章诒和说。

“一场反右下来，55万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11%。”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1958年夏末，反右派运动结束，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

章诒和认为，“反右运动打通了中国以运动形式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通道。镇反肃反还没有这样。反右就笔直地直通”，“每一次要解决一批人，而且这批人事先目标是确定的。这个跟反右的做法是一样的”，“文革前很多人不知道，我记得就我父亲看了什么的时候跟我讲，‘小愚啊，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开始了。’他们有了经历之后，一看报纸行文就不对头了，就开始要大规模清扫了。这是从反右来的。解决一批的同时，要搭上许多无辜者。一个人倒了就一家人，一家人还包括朋友。”

对于中共官方至今坚持的，反右有必要性，但被错误扩大的说辞，章诒和毫不客气：“我觉得毛不在乎。独裁者从来不在乎他们人，什么搞多了搞错了，没有。”“现在算来，除了江青，他和所有同志、战友、亲爱的，都斗。而且你看他到后来，对中共内部自己人下手之狠，一点不弱于对右派的处理。”“毛在清扫政敌（方面），不惜一切，他乐此不疲。”

被问及邓小平在反右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章诒和说，她对邓始终是有看法的。“高饶（事件）他很积极，反右他很积极，我们只用‘积极’。（反右）后期处理全是他。方式方法全是他。他在这方面是这样的，”章诒和竖起大拇指，“包括彭黄张周。饶漱石倒台以后，他才当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取而代之，反右以后更上，一直一直上，何况他后面还有个八九（六四运动）。所以我对他始终有看法。但现在赞颂他的很多，他改革开放提出来了，现在大陆说他的改革开放又有对当下的针对性，我就什么都不讲了，不讲不代表没有看法。”（注：高饶指1953年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彭黄张周指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

一度有心气和行动与中共分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国民主党派，早已灰飞烟灭，随之陆续崩坏碎裂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乃至国族的人性人格框架……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怎么办？

“加入中共啊！”章诒和不假思索，“北大清华申请加入中共的最多。”

又或者在历次分分钟尊严扫地、性命不保的政治运动中，学会了“自己把自己给收拾了”——“1986年吧，11月，马上就是反右派斗争30周年，刘宾雁、王若水、许良英，联合起草通知，想开30周年座谈会，写得很正面……总结反右是为了国家更好，免得走弯路，对官方持拥护态度。通知被费孝通、钱伟长交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了，而且劝盟员不要参加，”章诒和举例，“这不是跟现在一样吗？”

章诒和一直呼吁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里，建立一个右派碑——尽管她作为民盟成员，连民盟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不能参加会议——“碑的正面是一个向右拐的箭头，背后镌刻着民盟反右史，后面应该有一面墙，5173块砖，每块镌刻着民盟右派分子的姓名。这是民盟的苦难史，也是民盟的光荣史。”

不仅民盟大院，“甘肃的夹边沟，北京的茶淀，黑龙江的兴凯湖……我觉得一切承载右派分子的苦难和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是右派分子的血泪，碑上是生者对他们的尊重和纪念。”

纪念反右，章诒和觉得，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对真相的揭示，让尔后走得更好，错误不再重复，由于没有清算，所以不停地在重复自己的错误，“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去毛化’。没有‘去毛化’就像资中筠先生讲的，一百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研究、梳理、揭示……过去十余年，章诒和在北京守愚斋书房，苦苦笔耕，至著作遭禁、名列“异见”仍然不辍。

10年前，反右50年，章诒和等5名作家出版《五十年无祭而祭》：“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

10年过去，将满75岁的她推出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梳理归结2007至2016年的文字，继续聚焦反右与知识分子：“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似乎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10年前她便说对国家无望，10年后，无望依旧——“一位在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大姐，妳这辈子是看不到中国宪政了。’”——但她如此解释新书名：“咱们不是老了吗，现在只能说咱们，不能说谁谁谁，你不断在衰退，但还要不断发出声音，鸟应该啼，我再往上提一点，呼。”

昔炎帝女，化为精卫，其名自呼，一名冤禽，又名志鸟，长将一吋身，衔木到终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