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重读《思想》杂志第40期的《”防疫“中国：对话刘绍华|曾金燕》一文，看到曾金燕的简介。想起十多年就知道她了，印象中她是胡佳的妻子。

曾金燕，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与创作从公民知识分子的身分、实践与生存美学出发，涵盖中国的社会行动、社会性别与性、文化与政治、少数民族与女性书写等主题。出版专著《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2016）。独立纪录片电影《自由城的囚徒》（製片、联合导演）、《致刘霞》（剧本）、《凶年之畔》（製片）、《喊叫与耳语》（製片、联合导演、摄影）。

今天想到推介一下她的著作《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搜寻资料时，发现她已经和胡佳离婚了，而且最近和胡佳有所争论，涉及家暴。

曾金燕（1983年10月9日－），福建龙岩客家人，纪录片制片人、女权研究者、社会活动家。

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胡佳的前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

2005年7月28日，胡佳与曾金燕登记结婚。2007年，她的女儿胡谦慈出生。同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被列在“英雄与先驱”类别。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2005），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係博士（2017），美國科爾比學院（攝影與電影）橡木學人（2017），以色列海法大學人文學院亞洲學係博士後研究員（2020），瑞典隆德大學歷史系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2021-2023）。研究領域為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知識分子身份與社會行動、社會性別與性、民族與女性書寫。博士論文討論了女權主義社會活動家、文學教授、獨立電影導演艾曉明的身份與行動實踐。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的照片，在防火牆內外的中文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憤怒、悲傷、驕傲、嘲諷、厭惡等情感，爭論中形成了支持或瓦解艾曉明教授抗議的不同社群。而葉海燕通過身體的、性化的、演繹性的、政治化的日常生活、社會行動和網絡寫作來改寫個人生命和改變社會。愈來愈多女權主義者用各種形式進行象徵性的抗議，引起社會上強烈的反應。

本書作者多年來在中國從事維權工作，雖曾被軟禁，但發聲不絕，更於2007年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作者從艾曉明和葉海燕開始，書寫中國知識分子、獨立電影導演、文人作家、藝術家等人在政治反抗者、社會運動活躍分子、「多餘的人」之間的角色中，面臨思想資源、行動力、審美趣味方面的困境和選擇。作者又提出完整地實踐、提升建立在尋求真理基礎上的自我關照能力，是當下中國人建立良心生活、貢獻社會改進的一種生存美學。

作者簡介

曾金燕

生於1983年，福建客家人。曾發表紀錄片電影、詩歌、小說、評論、學術論文等作品。現為香港大學博士候選人，其博士論文主題涵蓋中國社會抗爭行動的新文化形式、社會活動家的身分政治、中國政府管治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博弈演變及女權運動。其代表作品有：與胡佳合拍的紀錄片《自由城的囚徒》（2007）、擔任《致劉霞》短片（2015）的編劇；詩文集《金燕詩文：自由城的春天、母女雙推、外面風太大》（2011）；小說 La boîte（《盒子》，2014）；文章“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Xiaoming Ai’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2014)、〈中國女性終其一生承受的暴力〉（2015）等。

目錄

第一章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網絡時代的女權身體與情感政治

第二章 葉海燕：運用性資本的社會活動家

第三章 性亂？審視今日中國之性主體

第四章 東莞掃黃：性工作者的管治與出路

第五章 良心犯家屬的身分政治

第六章 良心犯的親密關係與情色政治

第七章 女性銀幕抗爭：親密關係正義與社會公義也可兼得

第八章 中國女權主義三十年

第九章 女權主義：手段還是目的？

第十章 本土 NGO 的困境

第十一章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序

知識分子與理性運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傳播討論無法見諸大眾傳媒信息的，有探討邊緣藝術、文化等的，有喝酒吃飯發紅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為首要規則的。不僅國內，甚至身居海外（大陸以外地區統稱海外）的知識分子們也在微信群裏訂規則避開敏感政治話題，我也遇到過幾次。也許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討論，但是當情況變成了一群博士生、博士、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裏曬娃、聚餐、靈修、會務往來，而避開智性和時事交流，這是詭異。我不免想問：知識分子部分地放棄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麼？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又會面臨何種困境？知識分子如何反省自身與自我、知識、歷史、權力、社會的關係？康德（Immanuel Kant）1784年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於1984年所討論的啟蒙也許是一個討論出發點。 最後再回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處境，回應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

康德回答「什麼是啟蒙」的開篇，就點明人類不成熟的狀態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怯懦和懶惰，缺乏勇氣去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脫離不成熟的狀態。人們應該為自己的不成熟負責，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和意志」去認識。康德提出了三個並存層面的理性運用，還舉例指牧師（軍人）在履行職務時絕對服從，同時又以學者的身分對教會（軍事業務）的失誤進行公開批評及接受公眾的評判。這三個並存的層面是：

一、為運用理性而運用理性。換句話說，就是思維本身具有歷史客觀性的運用，排除了現實的功利性—無論是物質層面的，還是為了社會公義、留名史冊等非物質層面的；

二、公共層面的理性運用。這種運用在公眾的自我啟蒙中，是必須的、面對所有公眾的、具有批判性的、自由的；

三、私人領域裏（包括工作崗位、家庭、教會等一切機構、體制）對理性的運用。這種運用的目的是服從。如果私人領域裏的理性運用和良心的自由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必須通過辭職來解決服從或反對的取捨。

福柯認為康德的討論是三個層面的反思：內省自身寫作對於知識的意義、反思歷史、反思分析他正在進行的並成為他所處歷史的轉折點的寫作。福柯拷問了根植於啟蒙的三個哲學層面：人與當下（在文中他着重討論的是現代性）的關係，人存在的歷史模式，以及自主主體的自我建構。啟蒙在他眼裏是不斷激活的一種追問的、問題化的哲學態度。拷問的核心，圍繞着主體在歷史時段下的建構—自身知識的主體、行使或屈從於權力關係的主體、採取行動的道德主體。

康德認為阻礙大眾啟蒙的，是不能自由地在公共層面運用理性。這是他處於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統治下的現實，也是我們和微信群裏要求不觸及敏感話題的人們所處的現實。這一點，我要格外謹慎，避免任何道德性的評價，以縮窄觀念探討和實踐操作之間的鴻溝。福柯在回應中，再次將權力（power，是尼采、海德格爾所言的「強力」）提到關鍵位置來考察。技術增強了現代社會對人的控制能力。政治不自由，社會結構帶來的規訓，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化政治監視造成的不自由，並不弱於康德面臨的不自由。福柯追問人的能力增長如何才能擺脫控制型權力關係的強化。

我不再過多地轉述康德和福柯的文字，而是直接面對開篇的問題。放棄在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首先是害怕、迴避追問及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一種存在形式。放棄公共層面運用理性，在具體的實踐中，阻礙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融入身處的當下社會，使其心智和情感面臨的選擇縮小。許多遠赴重洋的中國人，不理解自由社會裏對社會事務進行公共批判是一種基本習慣。而一般外國人通過媒體對中國的了解，是西藏、新疆、八九、環境污染、拆遷、人權等批判性極強的議題，近年又添香港雨傘運動。人們不敢觸及、無能力深入討論這些議題，阻礙了海外華人關於自身知識的主體建構，更阻礙其和外國人的一般社交及深入交流，甚至以為老外對中國充滿歧視和偏見。從比較安全的話題談論中國，反而有可能加強其民族主義情感，在既定政治環境下，增強其對權力控制的屈從，削弱其自主性和行動能力。

這時候再回到康德的文本，他說啟蒙是「出口」。部分地放棄運用理性的權利—往往是公共批判，換取另一種自由—純粹理性地運用和在專業範疇內（私人領域）運用理性的自由。在普魯士的軍國統治下，康德本人的生活極其無趣庸常，幾乎未參與什麼公共辯論。傳聞康德的女鄰居根據他出門散步的時間來校對家裏的鐘錶，現實生活中，他甚至稱得上是令人厭惡的角色。可以說康德主動退出其他領域，以此獲得完全純粹理性運用的自由。在極端處境下，如希特拉納粹德國崛起之時，也是德國哲學、音樂藝術璀璨之時。又如19世紀沙皇殘暴統治下、俄國知識階層誕生之時，有十二月革命黨人，有知識分子運用別林斯基（Belinsky）式的文學批評來批評時政，還有「多餘的人」。「多餘的人」是文學作品及歷史中的人物，布爾什維克政權也無法徹底消滅它。「如同收納衣櫃裏的華美服裝，『多餘的人』歪打正着保存了俄羅斯文化，使它沒有被蘇維埃政權徹底公有化，史太林化。」（頁 231）楊絳夫婦的存在方式，部分地類似這「多餘的人」，他們作為中國傳統文人，部分抵抗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和話語方式對他們的侵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則選擇決絕地轉身背對中國集體狂熱。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從個體經驗層面和性自由層面解構毛時代和它的政治遺產。

知識分子退出公共理性的運用，尋求純粹理性的客觀。在現實的社會中，公正被嚴重侵犯，甚至人類慘遭屠殺滅絕，已經不能從簡單的道德層面來探討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了。

知識分子的勇氣與技術

在法律層面以外，知識分子個體層面的良心和道德，是一個對內主張而非對外、對他人主張的義務。知識分子群體的良心和道德建設，是一個公共層面中必須釐清的義務。也就是說，在徐賁的理念探討中，知識分子群體理應實踐公共批判的義務，避免保持沉默。即使政治現實殘酷，但打破沉默、批判性探討知識分子的沉默，其積極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關鍵的是，知識分子如何獲得勇氣採取行動？這涉及知識分子自我關懷和社會擔當之間的技術實現問題。

我關注當下中國社會行動中不同類型的活躍分子，如艾曉明、葉海燕、郭玉閃、黃文海。我稱她 ／他們為「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我沒有用“intellectual”來形容這一群人，正如徐賁所言，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處境和現代意義的“public intellectual”的處境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將被流亡驅逐老死他鄉的知識分子精英、還在坐牢的劉曉波博士、被判終身監禁的伊力哈木教授等人銘記於心，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工作環境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後果，其實可以迴溯類比到 19 世紀俄國知識階層（Russia intelligentsia）誕生的處境。再考慮到當下中國公共話語中「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歧意、污名化，以及在這種現象背後，政府對意識形態和公共輿論的操縱。進入國家、企業等體制的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層面的普遍沉默也就不足為奇。

反而，本書描述的這一小群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採取行動，要求在中國土地上實現「公民」身分，並進行日常的、文化的、微弱的、持之以恆的政治介入。這一種「公民」的身分，一方面是吸收了現代文明的精華，具有國際人權、法律和自由視野；另一方面也突顯了新技術帶來的社會變化。網絡、手機、數碼影音設備，大大減弱了高等教育的優勢，任何草根出身、自學成才、有見識和社會擔當的人，都可以是一名「公民知識分子」。她 ／他們共同的特點，除了有勇氣採取行動外，還利用了國際化的理論資源、新技術發展的物質資源，有技巧地直視、回應了社會緊迫的議題，更不同程度上付出了個人的代價。

曾金燕：中國女权主义三十年

中国女权运动者从1995北京世妇会召开时的开创与期待，到2015年的愤怒与忍耐，其间轨迹充满了挫折与重构。

2015-09-24

女权运动者从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时的开创与期待，到2015年的愤怒与忍耐，刻画出中国从妇女学到女权主义发展的五条轨迹：国家女权主义日渐式微；市场与开发利用女性生产力为主导的国家女权主义同谋，在国家对女性权利保障制度缺位的情况下，一方面提供了女性主体解放的土壤，另一方面步步逼近成为全方位侵犯女权的主力；妇女/社会性别学科逐渐建立并广泛普及；草根女权运动更加多元但依旧力量薄弱。

从开放走向保守的政治空间

就职于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妇女运动史及当代妇女研究知名学者王政，接受曹雅学的访谈评论4月10日还在押的五位女权主义者时愤怒了：“现在的问题是，你不非法他也来抓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表达愤怒并不是王政的风格。1989年，王政与一批留学从事妇女学研究的女博士，发起成立了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1993年起该学会与中国的大学和妇女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研讨、培训和女权思想相关的翻译，旨在高校开辟女权学术领域并与世界接轨。密歇根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即为一例，是王政推动建立的性别教育研究基地。越来越多年轻的海归女博士也进入性别学科建设。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退休教授杜芳琴，保存了1993年以来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合作举办妇女学科建设研讨班的多张照片。她指出截至2011年，妇女学科全国开设课程超过400门。

努力保有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工作空间，与中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对话，将在地的女权主义工作去政治化，从法律、经济、社会多方面深入改变性别文化，一直是以王政为代表的女权运动方式。这在策略方面也深刻影响了她们几代的学生。

今年3月7日五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因策划反对性骚扰的公众活动被抓后，王政在微信群、公开讲话中不停地朝中国警方喊话，试图使对方理解，被捕者从事的是落实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对女性保护的工作。然而她也清楚地指出，拘捕五名女权主义者，只是全国范围内对务实型NGO和倡导型NGO压制画面的一部分。避开审查的手机应用Telegram群里，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商议在国内传播王政4月10日访谈的策略，负责声援五位女权主义者的微信公号 "GoneGirl "编辑说：“应一些相关人员的要求，（访谈）内容里有一些不适合传播的信息，需要修改删减一下”。

85岁的王行娟则认为，1995年北京世妇会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顶峰。通过观察妇联系统机关报如《中国妇女报》报导内容的转变，她批评政府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力度和深度大不如前。如果从王行娟个人生命轨迹来理解中国政府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程度，顶峰之说也许是对的。

改革开放后，全民上下对新知识和观念的渴求进入亢奋期，从书店门口排成长龙的队伍及转眼售罄的新书可见端倪。80年代是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理论家李小江以《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作为1949年以来的第一篇妇女研究理论文章，开启了“妇女研究运动”。李小江认为此场运动结束于世妇会召开前夕的1994年。

李小江从本体论上挑战了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的口号，将女人还原为有性的人，将女性个人生命经验概念化成本质论女性主义，并反映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冲击。1988年，中国进行差额选举实验，被差额淘汰的往往是女性。《中国妇女报》因此发起妇女参政比例下降的讨论。同年，离休的王行娟创办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并于1992年开通全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89镇压结束，中国整个社会进入如履薄冰的寒蝉状态。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对公众的文化心理起了安抚作用。1995年北京政府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条件之一，是设置非政府组织（NGO）论坛，而中国也急于通过世妇会与世界重新连接。希拉里作为美国总统夫人，在会上提出“妇女权利是人权”，而国际NGO帐篷里，打出“女同性恋的权利是人权”的横幅。

几经政治波折，王行娟的妇女研究所作为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妇女NGO，在政府的许可下最终接待了希拉里一行的拜访，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聚焦。非政府组织一词也逐渐为中国政府接纳。但研究所不得不为接待前未经许可便接触外媒的政治错误买单，1996年从中管院脱离，放弃非营利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工商注册成立了“北京红枫妇女咨询服务中心”，得以保全机构。从此致力于与基层政府部门合作，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小区干预。

王行娟代表了游走于政府体制与NGO行动的一群人，他们从事社会服务和体制内倡导。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张李玺，就职于陕西妇联的高小贤、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刘伯红、上海妇联的王翠玉等，都是利用妇联系统的资源，同时开拓相对独立的NGO服务。她们利用自身职位或与政府高层官员的关系便利，在体制内协商工作空间，将1995年世妇会的遗产“性别平等”，通过大量的官员培训、基层培训和媒体传播，逐渐超越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概念，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密歇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口述史项目对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知识分子采访的文本显示，“性别培训”作为女权工作的方式和成果被反复提及。北京世妇会之后的头十年，可以说是性别和权利概念进入公众视野的十年。

王行娟1995年顶峰之说，隐喻着政府在女权领域的逐渐退出，女权主义缓慢进入缺失个人化的个人主义时代，日益成为一场文化的、社会的运动，而非狭隘意义上的政治运动。体制内，女权运动依旧主要以妇女学和干部培训的形式出现；体制边缘及外部，女权理论行动相结合，更是一场全面涵盖私人生活和个体责任的文化社会运动，要求实现性别平等。

受北京世妇会希拉里发言启发的郭建梅，则进入另一种轮回。1996年她与同事创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她本人也成为维护妇女权利的公益律师，于2007年获得希拉里支持的VITAL VOICES奖项。2010年，郭建梅与艾晓明同时获法国西蒙•德•波伏娃奖。同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因政治压力被撤销，中心更名注册为非营利机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合作，继续妇女法律权益维护工作。

然而，没有被叙述的信息，也许远远多于被叙述的。在既努力保持独立又与国家体制密切合作、碰撞的女权工作中，反对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是主要的内容，服务对象集中在农村妇女和城市小区。

在“北京 ＋20”民间妇女论坛上，“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的荣维毅，抨击国家针对妇女的暴力未被纳入妇女工作的议题。国家暴力并非单指战争时期的暴力，还指和平时期国家政策、政府工作人员对妇女直接施加的暴力以及政府部门对女性遭受暴力而不作为。这包括强制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将28岁以上未婚女子定义为剩女以强迫其进入婚姻、对儿童性侵不作为、婚姻法及物权法忽略女性的家庭贡献尤其造成农村妇女离婚时净身出户等情况。大批下岗女工、留守妇女儿童、从乡村进入城市工厂的女工、残障群体、少数民族女性，以及被商品化、性化的女人所面临的议题，则只是由相对微弱的草根团体提出。

左派思想家戴锦华因此批判中国女权在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陷入阶级分析的盲点，呼吁正视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正确评估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以阶级差异甚至阶级歧视取代性别差异和个体差异，但至少在话语表述和激进行动中，工农阶级女性在国家体制面前，与男性平等，在公共领域争得了部分的权利和机会。而受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影响的行动者，则警惕女权与政府权力共谋压迫女性。但双方至少还有一位共同的对手：市场在解放女性的同时，对女性进行无孔不入的物化与剥削。

草根女权和被挤压的联合国妇女署

冯媛向来低调，三十多年来亲历民间女权的发展。从《阴道独白》中文版初演到北京世妇会20周年，她推动机构合作，组办论坛回顾与展望，使从事女权工作的不同个体见到彼此，从非政府的角度竭尽全力守护女权运动的理论和行动空间。

今年八月召开的“北京 ＋20”民间妇女论坛上，照例弥漫着不知会议是否能顺利完成的气氛。片区警察索要名单与地址，冯媛自然出面缓解。参加论坛的，不仅有长达二十年历史的研究性、行动性机构，更有多元性别、农家女、打工者、吸毒者、残障者、性工作者、抗击艾滋病的女性、同性恋妻子、女性传媒、法律援助等团体和艺术家。少数族裔女性群体的声音，依旧缺失。

清华大学法学专家李楯教授作为出席现场的男性专家，批判矛头不仅指向政策也指向市场、国际机构和女权运动本身。他未能获得机会截住联合国妇女署北京办公室首席代表汤竹丽，质问联合国妇女署与网易女人频道合作举办女性传媒大奖中的失职行为。

事情起因于艾晓明教授裸胸拍照，抗议海南儿童性侵以及儿童性侵追责过程中政府官员对媒体、律师、当事人家属和女权抗议者叶海燕的压制。李楯作为2013年的大奖评委，与其他评委选中艾晓明。然而，迫于政治压力抑或自我审查，艾晓明的名字在颁奖前夕被拿下。李楯说，“这我能理解”，但为何颁奖给诸多根本不懂女权甚至践踏女权的演艺人士？李楯解释说是这些获奖演员背后的商业公司在运作，而联合国妇女署对此并未干预，依旧作为合办方以彰显“社会性别平等”之名伤害女权。

李楯去信沟通，被以“（李楯）你不懂英文”而婉拒，从此不再被邀请担任评委。2015年4月13日，一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在谈话中表达了困惑、不安和恐惧。由于参加前一天HeForShe在清华大学启动仪式，她们收到来自联合国妇女署北京办公室行政工作人员语气并不友善的电话，要求不要报导ROBERTA CLARKE对被捕的五位女权行动者的支持性评论。后来查实是该工作人员未经过妇女署办公室直接传达了清华大学管理人员的要求，不代表联合国妇女署本身的立场。

这些细节折射出联合国机构在中国微妙的地位。世妇会的全称是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顾名思义是在联合国协调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对妇女权益促进的责任平台，同时也开放机会给民间社会积极参与。它的工作空间及成效，与所在国的制度空间息息相关，也与第三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态度相关。

中国的女权运动中，联合国最璀璨的时刻，似乎也停留在北京世妇会召开的转折点。之后漫长的女权建设过程，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米苏尔基金会、LGBT权益相关的基金会、香港乐施会等国际机构反而提供了长久具体的支持。今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通过反恐法、国家安全法的情况下，女权运动外部资金和其他NGO组织一样，面临危机。回顾北京世妇会的主要贡献之一：中国政府接纳非政府组织一词。目前NGO的艰难处境很难说不是折射出一种反向运动。

人权话语和新媒体时代的女权主义者

国立广东大学被正式更名为中山大学的1926年，就有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的历史。但眼下公众更熟悉的，可能还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领导下的性别研究和女权运动。如今艾晓明已经退休，她的博士生们独自担当门户，柯倩婷留守中山大学，师妹们在珠三角多个高校建立性别课程/研究中心，并与工厂女工、农村及城市小区女性进行多元互动和创作。

2003年艾晓明带领学生，在中国进行《阴道独白》首演。之后不同版本的《阴道独白》在全国各地由不同团体编写、上演，场场刺激陈旧性别观念引发社会争议。2003年孙志刚事件被称为中国维权运动及网络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艾晓明关注同时期发生的黄静案，与胡杰合作将影像作为工具，推动公众认识约会强奸、推动立法界将性暴力纳入法律框架。

随后她与学生手持摄像机，一起进入位于广州番禺的太石村，再现争取自己权益的女村民们；进入艾滋病村，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进入地震灾区，呈现独立调查的公民和寻求公正的地震受害者家人；到被拘捕的人权活动者监所和法庭前，担当作为公民的职责。艾晓明是人权教育界杰出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培训项目”校友，她的视野和工作范畴急剧扩展，远远超出女权话题本身。为此她个人付出代价，包括失去国际旅行的证件；长时间尤其2009-2013年期间在公共视野被完全消失；长时间不允许在高校开设讲座；直到今年六月，上海一家书店放映其约会强奸的纪录片《天堂花园》活动也被叫停。

2009年开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的青年女权行动派，在创造性、行动能力和本土化方面，称得上是艾晓明的嫡传弟子。她们多少都是性别研究教育学科建立的成果，在大学时代受各种女权理论激发。而她们自身作为女性、性少数群体的经验，更是激发了来自生命的启蒙。

另一位独立自由的女权行动导师，是艾晓明的武汉老乡叶海燕。她于2005年成立“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倡导保护性工作者的权利，并进行了多次影响深远的行为艺术，包括在十元店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性服务、和艾未未一起拍摄一虎八奶图。她并不为保守的女权主义者接纳，但这已经不重要了。2013年海南万宁校长及政府官员性侵小学生的丑闻中，她打响了“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口号，并为此付出进拘留所和全家被迫迁的代价，也从此频频被地方国保警察骚扰。

而性学领域的潘绥铭，虽然被迫提早退休，他的博士生黄盈盈担当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门户。潘绥铭及学生们的研究，将具有主体性的性工作者呈现在世人面前。性学家李银河的贡献，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她公开写作与王小波的性虐游戏及与跨性别伴侣共同生活的经历。香港大学性学专家何式凝的博士生们，对中国都市女性、珠三角小姐、性暴力及乱伦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性资本等概念，也陆续毕业返回大陆继续在学术和社会行动中响应一个日益性开放、性自由的中国。

然而，新媒体时代，很难说谁是谁的老师，更难说谁是谁的领导。

多元性别团体与国际运动紧密结盟，被戏称是NGO领域的“主流精英”。女权之声和广州新媒体女性，都是具有理论背景的女权学者在掌门，力图以女权的姿态评论社会时政和文化事件。和与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早期妇女机构比较，她们相对更加独立、快速地响应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记者出身的赵思乐，从“女权之声”离职后，无论文字还是行动，都在渴求一种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姿态。青年马户通过试用期、买好饭盒准备当快递员，却因女性身份被拒绝，也只有起诉北京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2013年海南儿童性侵事件后，23岁的大兔和小伙伴们一起统计了近百起儿童性侵案；23岁的肖美丽徒步从北京到广州，要求改变中国对性侵犯的处理态度。你甚至不知道明天将会是谁主导一场极具创意的女权行动，席卷社交网络。这是一个独行侠的时代。占领男厕所之类的街头快闪行动，既是个人的，又是松散网络的。它往往体现了某种直接性、专业性、趣味性和女权诉求的深刻性。

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反对家庭暴力法草案；8月29日通过刑法修正案，正式取消嫖宿幼女罪。很难说这和新媒体时代的女权运动没有关系。与此同时，五位被捕女权主义者的律师、支持叶海燕和介入海南儿童性侵案的女律师王宇，尚在拘留中。

然而，基于历史成因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作为人权的女权，免于暴力和获取均等发展机会，依旧依赖于制度保障。政府、企业和一切机构职责在所难免。作为个人主义运动的女权，更依赖于性别平等观念深深植入人们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

（曾金燕，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发起人）

今天看到曾金燕的推特和脸书，里面提到了受了李靓蕾的激励，异议人士圈也需要米兔。没有冥王的真诚揭露，不可能有真正的海王救赎。意图驯服恶龙的勇士更要警醒自己内在的恶龙。

Zeng Jinyan 曾金燕

@zengjinyan

我公开说：我认识胡佳二十年了，我指控胡佳对我长期暴力、虐待，现在依旧剥夺我和孩子的财产，维权和异议分子社群中不少人依旧“宽容”暴力，“零容忍”幸存下来的我，霸凌我。

你们尽管躺在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萨哈洛夫奖获得者的光环下，躺在反抗者的悲情梦里吧！

在错误行为没有纠正前，我绝不原谅。

2:09 PM · Dec 23, 2021·Twitter for iPhone

时至今日，胡佳怎么做，一点都不奇怪。他现在还在指责我不经过他同意就对外发分居信息。我都堕胎了、自杀了，你还不同意我分居而我要等你同意才行，是吧？我要签署放弃所有财产和抚养费协议才可以离婚是吧？我拿你没办法公开要一个道歉和补救，也要你们全体同意赐予才行是吧？

到今天，一些所谓维权“名人”“朋友”还在指责我污蔑我羞辱我，我现在说得出一些话了，还嫌我说话姿势不对、说我苛求抗争者，是吧？言下之意我不是抗争者，男抗争者怎么做哪怕虐待、剥夺别人都情有可原，是吧？

只要我说批评或反对的意见，就说我是创伤后遗症发作是吧？

对我，你们还有什么坏事没做绝呢

从今天开始，我和这个所谓的维权、知识分子圈子公开决裂：不把女人当人的人，万般践踏女人的人，不配称维权者。

在这件事情上，不公开表态零容忍暴力，在私下朋友圈里各种手段对我，只能说你们不配人权、异议、思想自由这些词语。

为了保护我自己免受进一步的伤害，我能说的，也只有在这里：https://m.facebook.com/zeng.jinyan.1

我愿意在闭门调查的场合下，向处理性别暴力和政治暴力的专业人士提供证言，以及从2004年开始的证人名单。

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处理的，是身体方面的攻击；性方面的，也找到处理办法，虽然当时屈辱感很强；冷暴力和整个生活环境中的gaslighting，是最难的，要不停地降低自己做人的底线，否定自己关于做人的基本常识。双方承受的暴力显而易见并总是急迫要处理，而他正好总用这个理由挡回任何私生活问题的处理

我对胡佳没什么情绪了，因为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所有情绪都磨光了。我不会再任由他怎么对待我们，我也不会再容忍社群里有些人以公共事业和公共形象的名义，一再打压我的声音，剥夺我和类似经历的女性。这就是我一直为之努力的民主、维权、自由、真实。而不是满口正义却以牺牲个体来成全的所谓事业。

我们双方承受的政治暴力显而易见，并总是急迫要马上处理，而他总用这个理由挡回任何私生活问题的处理。我不会等到中国民主了才处理这个问题，就你们这样的思维和做事方式，就算中国政治上有变化，也不会宽待我的。我所争取的，不是简单的财产权的问题，是你公开道歉改正，你们公开承认对任何暴力零容忍

胡佳，你说你不可能对妇孺动手。是的，君子怎么可能“动手”呢？你不会把人打得血淋淋，你只会精致地折磨人，乃至当时我和朋友说，朋友和我都相信了那是你被关押后的创伤反应。当我说不要时，在那眼中还是要吧？你想过为什么我要把你推开进卫生间反锁不再出来吗？

举非常小、非常日常的例子：我要是说自己难过、悲伤时，你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是负面的”“是有害的”，对我长篇大论。我再也不要你来解释、纠正我的感受了！

而且，你一次又一次，嫁接基本事实的时间和因果，是要说服别人继续尊敬你，同时也重写我的记忆吗？现在我公开说，老朋友们关心我很感激，只是，我一句好听话都不想听，也不想任何”对话”。只有胡佳本人的行动、道歉和补救，才有原谅的可能。

这些天，再次失去了许多“朋友”。没在微信说不想传到父母耳里，生活中的朋友其实不知道我的情况。有多年不见的朋友，主动说我可以提供证言。一位一起做环保、艾滋病工作的朋友说：你当年和我讲过啊，你都忘了？不过忘了也好，生活就可以往前走。有朋友们（辗转）和我短信，说有困难、需要钱一定要和我说

有和家里也很熟悉的朋友，问胡佳可不可以放下所有的面具先做个正常人呢？

这次真的是体会到了谁有常识、谁是真朋友、谁文如其人、言行一致。

早年读《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到现在这句话还是一样：“一个人必须捍卫自己”。在阴影中，一个人不能成其为人。

还有许多新网友，我一字一句读你们的温暖和力量。适逢孩子假期在家，而我攒假到疫情缓解可以出行再用就一直工作，没有额外时间精力一一回复。只是想说谢谢。有不少网友说话黑幽默，让我想起自己高中时也是人尽皆知的“小太妹”。保持彪悍、泼辣、自由随性，再难也把生活过精彩，多好！

#钱 凡有生活常识和自尊的人，只要还能工作，都不会愿意长期依靠捐款过日子，实在不行的时候也会向亲友求助。但借钱一定很小心，什么时候能还？在日常生活里，有人请吃饭，那是很大的情分，尤其在海外，下馆子很贵。在港做纪录片协会时，我直接定规定，只可以申请人均几十元的工作餐拒绝报销聚餐费

胡佳真正的朋友，应该去问胡佳是不是自己出面承担，而不是躲在家人、朋友、名人光环的面具后，进一步误导朋友基本的事实，要朋友来劝我谅解。

“离婚那么多年了很多事就不要提了……”你依旧那么做，相当于是把我的人格和我女儿的人格与生存一笔抹消啊……这点基本常识你有没有？

谢谢朋友们关心，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

胡佳能做出行动，最好；他什么也不做而继续向朋友“辩解”，也没什么新鲜的。过完假期这件事我就移交给别人代理，在萨哈洛夫奖工作网络里直接呼吁调查，剩下的就听天由命了……

今天开始要集中精力陪孩子、为下学期课程备课和写论文，疏离社交媒体了。

看了胡佳的公开信，精致得很，故意误导的信息非常精致。一如既往地，对他来说，维护公共形象比孩子的生存重要多了。我只说基本事实在这里：https://facebook.com/zeng.jinyan.1/posts/10158680488725754?notif_id=1640950650749663&notif_t=feedback_reaction_generic&ref=notif

曾金燕

2021年12月31日 19:35

朋友们好心，组织闭门会议，哪怕不处理其他问题，至少可以把孩子的养育与财产问题搞清楚。说是胡佳同意了做闭门会议，并大家都在闭门会议群里，让我说情况，于是我开始说。后来觉得我说那么多基本事实，也要等胡佳先说对他比较公平，就忙别的事情去了，想着等他说完我再继续补充，有些他如果认为我错了，可以再进一步探讨。

没想到，早上起来被告知胡佳发了公开信。我还是太天真了，公共形象维护比起女儿的生存和处境来说，不知要重要多少倍。一些多少知情的朋友劝我放弃，因为我继续举证，只会是把伤口撕开给公众看，让自己被伤害得更厉害。一些朋友看了胡佳的文字，甚至觉得她们自己应该向胡佳道歉。

我只想说，大家好歹是文字工作者，我的FB贴子是这么多年解决不了问题又没有憋住，发出来的。虽然很情绪化，但绝不说谎。胡佳的文字看似滴水不漏，但仔细看还是能考验文字工作者的功力的。

首先，我不希望任何人再提孩子的个人信息及照片在网上，因为我们确实在2013、2014经历了长期的性威胁、强奸威胁、乱伦等威胁和心理攻击以及上门的危机父母的威胁。胡佳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瑞典这边看似安全，涉及孩子好多细节我也没法公开说，只能说，我们依旧不安全。我们最后的自保办法，无非也就是改名字了。

其次，胡佳说了那么多很好听的话，关于财产，基本事实都不肯和我私下里与朋友厘清，就对外公开说，其实还是能自证一些问题的。关于财产，我不要任何捐款，我只要属于我和孩子的那一份。我随后会提供一些可以公开的证据，涉及到公司等等，也是有据可查的。

再有，关于生孩子和流产以及家暴，只要他忠实地描述当时的情况再说道歉的话，我也会接受。目前他这样扭曲地描述——他自己也无法接受？不和我在私下里厘清事实，然后正人君子一样地对外人公开说道歉，我不能接受。连生孩子和堕胎这些基本的事实过程都可以演变成他维护公共形象的内容，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年他骂我“神经病”，无非就是我已经不吃他那冠冕堂皇的一套了。他故意提我在香港的男朋友，那为什么不说是已经分手的男朋友呢？而且都是熟人大家都认识。2016年12月16日，我签署了离婚协议。2016年秋冬，正是我和前男友分手、没有大学的奖学金没有收入、请病假三个月完成博士论文、以三个月为单位申请签证延期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公开解释为什么签署那样的离婚协议，但私下里解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的。

四是，在亲密关系里，不要以为我是唯一的一名受害者，我不愿意再公开举证，因为都是七伤拳，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其他我在乎的人。在政治暴力和性暴力纠缠的时候，面对真实，可能是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救赎吧。别人怎么做、怎么看我管不着，我只能对自己负责。至于那些认为维权大局我的话可以私下里说，或者为了维权大局我应该继续支持胡佳的人，也不用再做我的朋友了。

五是，我不放弃打官司要抚养费以及向人权组织的内部调查会议举证的权利。国内的法庭依旧可以支持我判胡佳给抚养费。人权组织已经有意识，一是要为所有人权捍卫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创伤治疗；二是把性别议题嵌入所有的人权工作。

关于我和胡佳认识的经过以及为什么我主张基本的财产权，如下。考虑到一些其他人的保护，有些如果不全面的信息，可以闭门会议说和举证：

2004年，我们和一位朋友合伙担股东，成立A公司，我担任法人代表，做艾滋病相关的关怀和救助工作。当时主要的工作由付薪工作人员、志愿者、我们完成，管理、培训、筹款等具体工作我负责，胡佳的角色类似公共形象代言和公共沟通。

我们都不取薪资（生活费来源等等之后经营B公司部分讲），主要考虑政治风险和机构本身不宽裕，比如50元可支持孩子（不少是孤儿）在艾滋病社区生活一个月。其中一个主要的工作，是在城市和海外的志愿者负责配对的孩子的每月生活费和长期的成长陪伴、顾问（不少是陪伴到孩子成人有自己的收入，依旧保持亲友关系）。2004年胡佳已经开始失踪，警察消防税务经常上门，我们机构已经有几百个孩子在照顾，考虑到孩子们的需要，内部要求胡佳逐渐与机构切割胡佳口头基本同意，使得机构工作可以持续下去。

胡佳入狱后，因实在不堪税务等政府方面的折腾，我对外宣布机构解散。2012年我拿到旅行证件当天离开北京，作为法人代表未处理的法律问题，请胡佳代为处理注销机构（请胡佳更新后续的情况）。

机构解散后，志愿者继续小组组织活动，相互支持确保一些个人活动的基本运作。

证人：我们机构有一个小微信群，当年的部分理事、赞助人、工作人员、财务、志愿者都在群里，我们现在还保持沟通，有时分享当年孩子们结婚、生子、就业等近况。

接下来，我这里主要讲2005-2012的经济事项。我2001年到北京上大学第一个秋天（临近冬天？）和胡佳认识并马上一起共事。我先是他参与的艾滋病工作的志愿者，后来是同事（我兼职），成立A机构时，我们同为股东且我是法人代表，就是合作伙伴关系了。2004年胡佳开始经历失踪和被关押前几天，我们刚确认并对外公开情侣关系。2005年，我和胡佳同居，我从加拿大参加人权工作培训回来，就和胡佳登记结婚，2006年1月2日X老师的组织安排下，举办了NGO的婚礼，2005年我毕业后进入胡佳家里的公司工作。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专业是经济学。当时是经济学基地班，也是双语教学实验班。我同时学马克思经济学那一套（相当于社会学训练），也学西方经济学那一套（非常具体的经济运作），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等，这为我后来经营公司奠定了基础，包括我获得会计证等给公司做账，修改财务软件代码（不是重写编码，是把输入代码全部按照项目分类和财务分类重做）来减少人力支出。

2005年我进入公司，胡佳父母已经68岁（胡佳父亲出生日期记录模糊无法追述，所以大致就这么算的年龄）。当时的大致安排：胡佳母亲负责出纳和财务章，在当时的X处租用办公室；胡佳父亲担任法人代表，负责法人章和一些必要的公共场合的出席，办公室在Y处；我担任副总经理，负责其他所有一切的执行和管理，具体执行和参与人还有临时工、兼职人员、外包人员、付薪全职工作人员。

胡佳妹妹当时在澳大利亚念书，回国后进了跨国大企业，我进入公司后，妹妹没在公司工作过。

胡佳从来没有在公司工作过，但是社保等挂在公司上。我们婚姻期间，胡佳从未有过工资收入养家，有朋友偶尔给他个人的捐款和一些稿费（详细我不知，请胡佳自己补充）。

爷爷是大股东，妹夫小股东，还有外包以及包工头做小股东。当时爷爷奶奶向我承诺以及保证，特别是转让公司期间，她们说不管妹妹妹夫以及其他人怎么想，会确保家里所有的东西有我们母女的一份，即（爷爷原话意思，六份）：爷爷一份、奶奶一份、胡佳一份、妹妹一份、宝宝一份、我一份。

我的工资是2千左右（前后有细微浮动调整，细节待查），我开的第一部车，黄色菲亚特，是以我向公司借款的名义从妹妹手里买的二手车，5万块，逐月在工资里扣一些，汽油费公司报销。日常其他大头的开销，比如暖气费，奶奶的名义出。平时吃饭什么的，在公司吃以及带回家一些，公司有专门做饭的人。公司里付薪员工，既有胡佳家的亲戚，也有我一个堂姐，以及外人。有时也有朋友给胡佳一些捐款。

这样，我一边做公司的工作（建筑装修，比如，招商银行的支行等装修工作不少是我们做的），一边管理艾滋病机构的事务，一边处理胡佳的软禁失踪。警察干扰严重，软禁期间，我有时可以向警察申请出去给公司办事。2006年胡佳失踪41天，我公开救援，从此到2012年我去香港，一直是2辆车8个警察跟踪我，冲突严重时，他们也在爷爷办公室门口驻守（我的电脑台在爷爷办公室处）。

生孩子前后，我妈妈放下家里事来北京帮忙在家做事和照顾我，这样我可以出去做事。我妈妈没有工资，但是回去的时候，奶奶会给我妈妈发一个红包，一般是一千块。就这样陆陆续续持续了几年。后来我家里有事我妈妈走不开，就我的姨妈来北京帮我照顾孩子和短暂协助公司里一些事。我姨妈同时在北京就去成人大学上学，考了二级建造师的资格证书，她就回去了。我没办法，又找我表妹来北京，家里给她出保姆月薪，后来孩子大一些，表妹去栗宪庭电影基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去结婚。中间胡佳二姨来过一次帮忙照顾孩子几天，但她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岁数也大，基本上就躺在床上拍席子叫宝宝爬过去不要走开。我怕她也出事，就没有再请二姨帮忙。外人很难进来我们住的地方，我有三个住在附近的女性朋友，她们就假扮邻居等等时不时混进来帮忙、陪我几天，再偷偷翻墙出去，后来孩子叫她们干妈。我的弟弟、弟妹、另一个在上大学的表妹偶尔来陪我们，住过非常短的时间，但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就走了。

妹妹回国后，妹夫、妹妹以及妹妹的同学想要公司，爷爷起初不同意转让，他们就一次次上门，他们也“做我的思想工作”，细节我就不说了。同时也考虑到我们被警察看得很紧，业务也受影响。最后转让公司给胡佳妹妹妹夫等人。2009年公司转让时，爷爷再一次重申：家里所有的财产，我一份、孩子一份，每个人都公平对待。爷爷在新公司没有任何股份，我也没有。妹夫欠公司的几十万债务，抹掉。我们本来就被警察盯着，经营公司期间，财产的保管以及我们的户口本、房产证、我结婚时戴的首饰，都是放在爷爷奶奶那里，现在依旧是。

我参与经营公司时，爷爷奶奶名下在北京已经有两套房，我在公司期间协助处理妹妹妹夫名下的房产，我就不再这里提了。我进公司前，胡佳名下的房产已经由爷爷奶奶付首付，简装交付。后来奶奶觉得利息贵，就以她的名义用公司挣来的钱把余下的房屋贷款付了。

我进公司时，爷爷奶奶在外地A市已经买了一套房，后来卖了换了一套临江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卧室。2005-2012年期间，外地B市又买了一套，也是每个人都有卧室。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现场，只是看照片等等，安徽老家的亲戚协助处理一些事务，我在北京用父母的银行卡处理一些事。2012年我离开北京后，妹妹要换大房子，要父母卖了其中北京的一套（爷爷奶奶说给了妹妹约三分之二房款）。我也说不如我们在南方买房，因为房租实在太贵，但最后还是买不起，因为我没有博士生奖学金以外的收入证明，拖了几年。后来我实在没钱交房租了，钱在妹妹那里，爷爷出面，要了一年，汇了一百万，爷爷奶奶都声明，那是给宝宝的。父母用卖房的余款，先是借给亲戚一些，后来在外地第三地（？）做了一笔养老的房屋投资。

2009年公司转让前，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发动机坏了，十分危险。公司报销修理费，修完后，我卖了菲亚特，收入3万左右，买了一辆新车，即胡佳现在开的车，当时车资12万左右。钱来源是我卖车款，朋友给胡佳的一些捐款，父母手里也是拿了一些，至少，每次开车带母亲和孩子去监狱，母亲都报销油费。

2009年没有公司了，我七七八八做了一些零工来维持生活费（组织环境英语培训、做“微博观察”的研究和编辑报告民间环保、给一些NGO做机构改组——理事会、财务、建资料库等等）。也有朋友零零散散给了捐款。胡佳父母依旧管给暖气费等。

艾滋病机构非必要我不出面，只是签字，从未领取薪。

后来孩子上幼儿园又受警察干扰，老师受恐吓，于是我联系以前做环保的老师，参加幼儿教育培训，去成都、北京等民间私立幼儿园参观，决定在宋庄做家庭幼儿园。爷爷奶奶借款名义给我出资5万。一切张罗就绪，收生已经够开园自负盈亏，但警察强迫房东退房，最后只好关闭。合伙人自立门户开幼儿园至今。5万元退给父母。

我又找鲜花公司的工作，做鲜花配送推广文案，警察找老板，第一次，老板顶住压力，第二次，解除合作。

然后，我就只是做网络的零工，比如白天接一篇翻译稿， 晚上熬夜出稿，第二天交稿，这样陆陆续续有一些钱。爷爷奶奶提议我不要出去工作，在家照顾胡佳、女儿和年纪大的她们，我拒绝了。

2006年我参加雅思考试，但因2007年春发现自己怀孕，就放弃了出国机会。

2011年我再次参加雅思考试，申请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性别与性的研究课程，两所大学均给OFFER，但香港中文大学不给奖学金，于是决定去香港大学。第一学期学费（奖学金不含学费，只含生活费和研究差旅费），是由一位教授朋友代付的，后来我还给她，她不要。

我想考香港中文大学，因为离深圳近，可以住深圳关口附近节约开支或者住大学宿舍，孩子放深圳养，我来回跑。港大有奖学金但生活成本高很多。港大宿舍只提供给单身以及没有孩子的伴侣，宿舍十分狭小根本不能照顾孩子。我恳求胡佳，把北京的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在深圳的可以继续用胡佳母亲的名字，胡佳全家反对。我反复提了几次，没有变化。我又提两个小房子都在北京，一个放在胡佳妈妈名下，出租，给孩子一点生活费，胡佳还是不同意。我实在没时间精力来处理，就作罢。

胡佳入狱，朋友给一些捐款，具体大多数胡佳母亲都了解（要么经过她，要么她或律师等其他人在场），用于生活开支，她看我们总是不够用，总是替我们交暖气费等大头开支。

证据：公司经营的各种法律纪录，包括工资表、银行流水等等（公司更名过一次，内部会议须举证的话，我随后可以提供公司前后两个名字）；艾滋病机构纪录、查账纪录，和从理事会到志愿者的人证，特别是早年和胡佳以及家人比较熟悉的做艾滋病与环保的媒体、法律界的朋友；我2003年开始到胡佳出狱的博客日记。办幼儿园时期，宋庄艺术家合作的家长、师资和家长培训的老师、合伙办幼儿园的出资人、多位参与幼儿园的邻居。

2012年我离开北京时，胡佳父母说，依旧是一家人，我也确实是，那个时候，和他们的关系比和胡佳的关系亲近，因为共患难，因为她们老了，也因为她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还因为我真的是善良、相信大家。家里有什么事，爷爷奶奶找我，我能办的都去办，直到胡佳病危住院之后产生一些冲突，才慢慢淡出。但爷爷有什么事也还是和我说，我能听多少听多少。离京后，孩子每逢圣诞、复活节、暑假假期，回北京见爷爷奶奶，暑假、春节回福建见外公外婆，其他有时候小节假去广东和父亲见面。98%以上的差旅费我付。我若与胡佳见面，连餐费都我付。

胡佳从来没有参与公司的工作，也没有有稳定收入来养家。经营公司时特别是转让公司时，爷爷奶奶说得很清楚，所有财产每个人都有一份，包括我一份、孩子一份。因为政治压力，所有财产爷爷奶奶保管，我的工资低我也接受，公司转让我也同意不占一分股份不拿一分工资以外的钱。到现在，我名下的还拿不到，孩子在以色列出现那么大的困难，和他们商量，能不能付一点孩子的学费，他们一分支持也没有。

我们在香港搬家，扔了大概十分之九的东西。2020年，我们从香港拉回去的东西被扔，我和爷爷谈，爷爷说凡是他名下的房产一半是宝宝的，胡佳没有。我要求胡佳和爷爷做公正，把它写入法律效力的文本。但是没人做。我当时给胡佳拉了一个在港生活开支的清单（非常粗略，实际要高），所以要简单说香港的开支的话，胡佳大体知道。

我现在要求兑现我那一份财产，孩子那一份，写入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者兑现孩子那一份，来付她的后续生活费。把我的那一份写入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在与胡佳个人在私生活的冲突，一开始就有，政治暴力那么严重一直就在处理政治暴力，我疲于生计和救援，家庭里的问题和暴力都被他以政治暴力的理由回避了。这些冲突，由小及大到2011年我堕胎、彻底死心、分居，这些事如果胡佳想说，在财产问题的结论后，我们可以继续内部会议说，就当着彼此的创伤治疗吧。

我说完了，不会再公开回应了。胡佳可以继续按照他的方式去维护公共形象，我则要熬夜加班加点工作来养孩子，这就是我的现实。

一些知情的朋友劝我讲沟通策略，讲我是如何辛苦抚养女儿。唉，我不是胡佳。

在这么扭曲的夹杂私欲、暴力、面对深渊自己变恶龙的世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重形象超过做人。我早已厌倦了这种站立场、树形象、斗个你输我赢的运动。

谢谢。

https://zengjinyan.medium.com我要求胡佳归还母女财产的事实依据-1472df9f7f32

2022年1月1日

我要求胡佳归还财产的依据

朋友们好心，组织闭门会议，哪怕不处理其他问题，至少可以把孩子的养育与财产问题搞清楚。说是胡佳同意了做闭门会议，并大家都在闭门会议群里，让我说情况，于是我开始说。后来觉得我说那么多基本事实，也要等胡佳先说对他比较公平，就忙别的事情去了，想着等他说完我再继续补充，有些他如果认为我错了，可以再进一步探讨。

没想到，2021年12月31日早上起来被告知胡佳发了公开信。我还是太天真了，公共形象维护比起女儿的生存和处境来说，不知要重要多少倍。一些多少知情的朋友劝我放弃，因为我继续举证，只会是把伤口撕开给公众看，让自己被伤害得更厉害。一些朋友看了胡佳的文字，甚至觉得她们自己应该向胡佳道歉。

我只想说，大家好歹是文字工作者，我的FB贴子是这么多年解决不了问题又没有憋住，发出来的。虽然很情绪化，但绝不说谎。胡佳的文字看似滴水不漏，但仔细看还是能考验文字工作者的功力的。

首先，我不希望任何人再提孩子的个人信息及照片在网上，因为我们确实在2013、2014经历了长期的性威胁、强奸威胁、乱伦等威胁和心理攻击以及上门的危机父母的威胁。胡佳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瑞典这边看似安全，涉及孩子好多细节我也没法公开说，只能说，我们依旧不安全。我们最后的自保办法，无非也就是改名字了。

其次，胡佳说了那么多很好听的话，关于财产，基本事实都不肯和我私下里与朋友厘清，就对外公开说，其实还是能自证一些问题的。关于财产，我不要任何捐款，我只要属于我和孩子的那一份。我随后会提供一些可以公开的证据，涉及到公司等等，也是有据可查的。

再有，关于生孩子和流产以及家暴，只要他忠实地描述当时的情况再说道歉的话，我也会接受。目前他这样扭曲地描述 — — 他自己也无法接受？不和我在私下里厘清事实，然后正人君子一样地对外人公开说道歉，我不能接受。连生孩子和堕胎这些基本的事实过程都可以演变成他维护公共形象的内容，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年他骂我“神经病”，无非就是我已经不吃他那冠冕堂皇的一套了。他故意提我在香港的男朋友不提他自己的事，且为什么不说是已经分手的男朋友呢？而且都是熟人大家都认识。2016年12月16日，我签署了离婚协议。2016年秋冬，正是我和前男友分手、没有大学的奖学金没有收入、请病假三个月完成博士论文、以三个月为单位申请签证延期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公开解释为什么签署那样的离婚协议，但私下里解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的。

四是，在亲密关系里，不要以为我是唯一的一名受害者，我不愿意再公开举证，因为都是七伤拳，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其他我在乎的人。在政治暴力和性暴力纠缠的时候，面对真实，可能是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救赎吧。别人怎么做、怎么看我管不着，我只能对自己负责。至于那些认为维权大局我的话可以私下里说，或者为了维权大局我应该继续支持胡佳的人，也不用再做我的朋友了。

五是，我不放弃打官司要抚养费以及向人权组织的内部调查会议举证的权利。国内的法庭依旧可以支持我判胡佳给抚养费。人权组织已经有意识，一是要为所有人权捍卫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创伤治疗；二是把性别议题嵌入所有的人权工作。

关于我和胡佳认识的经过以及为什么我主张基本的财产权，如下。考虑到一些其他人的保护，有些如果不全面的信息，可以闭门会议说和举证：

2004年，我们和一位朋友合伙担股东，成立A公司，我担任法人代表，做艾滋病相关的关怀和救助工作。当时主要的工作由付薪工作人员、志愿者、我们完成，管理、培训、筹款等具体工作我负责，胡佳的角色类似公共形象代言和公共沟通。

我们都不取薪资（生活费来源等等之后经营B公司部分讲），主要考虑政治风险和机构本身不宽裕，比如50元可支持孩子（不少是孤儿）在艾滋病社区生活一个月。其中一个主要的工作，是在城市和海外的志愿者负责配对的孩子的每月生活费和长期的成长陪伴、顾问（不少是陪伴到孩子成人有自己的收入，依旧保持亲友关系）。2004年胡佳已经开始失踪，警察消防税务经常上门，我们机构已经有几百个孩子在照顾，考虑到孩子们的需要，内部要求胡佳逐渐与机构切割胡佳口头基本同意，使得机构工作可以持续下去。

胡佳入狱后，因实在不堪税务等政府方面的折腾，我对外宣布机构解散。2012年我拿到旅行证件当天离开北京，作为法人代表未处理的法律问题，请胡佳代为处理注销机构（请胡佳更新后续的情况）。

机构解散后，志愿者继续小组组织活动，相互支持确保一些个人活动的基本运作。

证人：我们机构有一个小微信群，当年的部分理事、赞助人、工作人员、财务、志愿者都在群里，我们现在还保持沟通，有时分享当年孩子们结婚、生子、就业等近况。

接下来，我这里主要讲2005–2012的经济事项。我2001年到北京上大学第一个秋天（临近冬天？）和胡佳认识并马上一起共事。我先是他参与的艾滋病工作的志愿者，后来是同事（我兼职），成立A机构时，我们同为股东且我是法人代表，就是合作伙伴关系了。2004年胡佳开始经历失踪和被关押前几天，我们刚确认并对外公开情侣关系。2005年，我和胡佳同居，我从加拿大参加人权工作培训回来，就和胡佳登记结婚，2006年1月2日X老师的组织安排下，举办了NGO的婚礼，2005年我毕业后进入胡佳家里的公司工作。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专业是经济学。当时是经济学基地班，也是双语教学实验班。我同时学马克思经济学那一套（相当于社会学训练），也学西方经济学那一套（非常具体的经济运作），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等，这为我后来经营公司奠定了基础，包括我获得会计证等给公司做账，修改财务软件代码（不是重写编码，是把输入代码全部按照项目分类和财务分类重做）来减少人力支出。

2005年我进入公司，胡佳父母已经68岁（胡佳父亲出生日期记录模糊无法追述，所以大致就这么算的年龄）。当时的大致安排：胡佳母亲负责出纳和财务章，在当时的X处租用办公室；胡佳父亲担任法人代表，负责法人章和一些必要的公共场合的出席，办公室在Y处；我担任副总经理，负责其他所有一切的执行和管理，具体执行和参与人还有临时工、兼职人员、外包人员、付薪全职工作人员。

胡佳妹妹当时在澳大利亚念书，回国后进了跨国大企业，我进入公司后，妹妹没在公司工作过。

胡佳从来没有在公司工作过，但是社保等挂在公司上。我们婚姻期间，胡佳从未有过工资收入养家，有朋友偶尔给他个人的捐款和一些稿费（详细我不知，请胡佳自己补充）。

爷爷是大股东，妹夫小股东，还有外包以及包工头做小股东。当时爷爷奶奶向我承诺以及保证，特别是转让公司期间，她们说不管妹妹妹夫以及其他人怎么想，会确保家里所有的东西有我们母女的一份，即（爷爷原话意思，六份）：爷爷一份、奶奶一份、胡佳一份、妹妹一份、宝宝一份、我一份。

我的工资是2千左右（前后有细微浮动调整，细节待查），我开的第一部车，黄色菲亚特，是以我向公司借款的名义从妹妹手里买的二手车，5万块，逐月在工资里扣一些，汽油费公司报销。日常其他大头的开销，比如暖气费，奶奶的名义出。平时吃饭什么的，在公司吃以及带回家一些，公司有专门做饭的人。公司里付薪员工，既有胡佳家的亲戚，也有我一个堂姐，以及外人。有时也有朋友给胡佳一些捐款。

这样，我一边做公司的工作（建筑装修，比如，招商银行的支行等装修工作不少是我们做的），一边管理艾滋病机构的事务，一边处理胡佳的软禁失踪。警察干扰严重，软禁期间，我有时可以向警察申请出去给公司办事。2006年胡佳失踪41天，我公开救援，从此到2012年我去香港，一直是2辆车8个警察跟踪我，冲突严重时，他们也在爷爷办公室门口驻守（我的电脑台在爷爷办公室处）。

生孩子前后，我妈妈放下家里事来北京帮忙在家做事和照顾我，这样我可以出去做事。我妈妈没有工资，但是回去的时候，奶奶会给我妈妈发一个红包，一般是一千块。就这样陆陆续续持续了几年。后来我家里有事我妈妈走不开，就我的姨妈来北京帮我照顾孩子和短暂协助公司里一些事。我姨妈同时在北京就去成人大学上学，考了二级建造师的资格证书，她就回去了。我没办法，又找我表妹来北京，家里给她出保姆月薪，后来孩子大一些，表妹去栗宪庭电影基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去结婚。中间胡佳二姨来过一次帮忙照顾孩子几天，但她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岁数也大，基本上就躺在床上拍席子叫宝宝爬过去不要走开。我怕她也出事，就没有再请二姨帮忙。外人很难进来我们住的地方，我有三个住在附近的女性朋友，她们就假扮邻居等等时不时混进来帮忙、陪我几天，再偷偷翻墙出去，后来孩子叫她们干妈。我的弟弟、弟妹、另一个在上大学的表妹偶尔来陪我们，住过非常短的时间，但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就走了。

妹妹回国后，妹夫、妹妹以及妹妹的同学想要公司，爷爷起初不同意转让，他们就一次次上门，他们也“做我的思想工作”，细节我就不说了。同时也考虑到我们被警察看得很紧，业务也受影响。最后转让公司给胡佳妹妹妹夫等人。2009年公司转让时，爷爷再一次重申：家里所有的财产，我一份、孩子一份，每个人都公平对待。爷爷在新公司没有任何股份，我也没有。妹夫欠公司的几十万债务，抹掉。我们本来就被警察盯着，经营公司期间，财产的保管以及我们的户口本、房产证、我结婚时戴的首饰，都是放在爷爷奶奶那里，现在依旧是。

我参与经营公司时，爷爷奶奶名下在北京已经有两套房，我在公司期间协助处理妹妹妹夫名下的房产，我就不再这里提了。我进公司前，胡佳名下的房产已经由爷爷奶奶付首付，简装交付。后来奶奶觉得利息贵，就以她的名义用公司挣来的钱把余下的房屋贷款付了。

我进公司时，爷爷奶奶在外地A市已经买了一套房，后来卖了换了一套临江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卧室。2005–2012年期间，外地B市又买了一套，也是每个人都有卧室。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现场，只是看照片等等，安徽老家的亲戚协助处理一些事务，我在北京用父母的银行卡处理一些事。2012年我离开北京后，妹妹要换大房子，要父母卖了其中北京的一套（爷爷奶奶说给了妹妹约三分之二房款）。我也说不如我们在南方买房，因为房租实在太贵，但最后还是买不起，因为我没有博士生奖学金以外的收入证明，拖了几年。后来我实在没钱交房租了，钱在妹妹那里，爷爷出面，要了一年，汇了一百万，爷爷奶奶都声明，那是给宝宝的。父母用卖房的余款，先是借给亲戚一些，后来在外地第三地（？）做了一笔养老的房屋投资。

2009年公司转让前，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发动机坏了，十分危险。公司报销修理费，修完后，我卖了菲亚特，收入3万左右，买了一辆新车，即胡佳现在开的车，当时车资12万左右。钱来源是我卖车款，朋友给胡佳的一些捐款，父母手里也是拿了一些，至少，每次开车带母亲和孩子去监狱，母亲都报销油费。

2009年没有公司了，我七七八八做了一些零工来维持生活费（组织环境英语培训、做“微博观察”的研究和编辑报告民间环保、给一些NGO做机构改组 — — 理事会、财务、建资料库等等）。也有朋友零零散散给了捐款。胡佳父母依旧管给暖气费等。

艾滋病机构非必要我不出面，只是签字，从未领取薪。

后来孩子上幼儿园又受警察干扰，老师受恐吓，于是我联系以前做环保的老师，参加幼儿教育培训，去成都、北京等民间私立幼儿园参观，决定在宋庄做家庭幼儿园。爷爷奶奶借款名义给我出资5万。一切张罗就绪，收生已经够开园自负盈亏，但警察强迫房东退房，最后只好关闭。合伙人自立门户开幼儿园至今。5万元退给父母。

我又找鲜花公司的工作，做鲜花配送推广文案，警察找老板，第一次，老板顶住压力，第二次，解除合作。

然后，我就只是做网络的零工，比如白天接一篇翻译稿， 晚上熬夜出稿，第二天交稿，这样陆陆续续有一些钱。爷爷奶奶提议我不要出去工作，在家照顾胡佳、女儿和年纪大的她们，我拒绝了。

2006年我参加雅思考试，但因2007年春发现自己怀孕，就放弃了出国机会。

2011年我再次参加雅思考试，申请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性别与性的研究课程，两所大学均给OFFER，但香港中文大学不给奖学金，于是决定去香港大学。第一学期学费（奖学金不含学费，只含生活费和研究差旅费），是由一位教授朋友代付的，后来我还给她，她不要。

我想考香港中文大学，因为离深圳近，可以住深圳关口附近节约开支或者住大学宿舍，孩子放深圳养，我来回跑。港大有奖学金但生活成本高很多。港大宿舍只提供给单身以及没有孩子的伴侣，宿舍十分狭小根本不能照顾孩子。我恳求胡佳，把北京的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在深圳的可以继续用胡佳母亲的名字，胡佳全家反对。我反复提了几次，没有变化。我又提两个小房子都在北京，一个放在胡佳妈妈名下，出租，给孩子一点生活费，胡佳还是不同意。我实在没时间精力来处理，就作罢。

胡佳入狱，朋友给一些捐款，具体大多数胡佳母亲都了解（要么经过她，要么她或律师等其他人在场），用于生活开支，她看我们总是不够用，总是替我们交暖气费等大头开支。

证据：公司经营的各种法律纪录，包括工资表、银行流水等等（公司更名过一次，内部会议须举证的话，我随后可以提供公司前后两个名字）；艾滋病机构纪录、查账纪录，和从理事会到志愿者的人证，特别是早年和胡佳以及家人比较熟悉的做艾滋病与环保的媒体、法律界的朋友；我2003年开始到胡佳出狱的博客日记。办幼儿园时期，宋庄艺术家合作的家长、师资和家长培训的老师、合伙办幼儿园的出资人、多位参与幼儿园的邻居。

2012年我离开北京时，胡佳父母说，依旧是一家人，我也确实是，那个时候，和他们的关系比和胡佳的关系亲近，因为共患难，因为她们老了，也因为她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还因为我真的是善良、相信大家。家里有什么事，爷爷奶奶找我，我能办的都去办，直到胡佳病危住院之后产生一些冲突，才慢慢淡出。但爷爷有什么事也还是和我说，我能听多少听多少。离京后，孩子每逢圣诞、复活节、暑假假期，回北京见爷爷奶奶，暑假、春节回福建见外公外婆，其他有时候小节假去广东和父亲见面。98%以上的差旅费我付。我若与胡佳见面，连餐费都我付。

胡佳从来没有参与公司的工作，也没有有稳定收入来养家。经营公司时特别是转让公司时，爷爷奶奶说得很清楚，所有财产每个人都有一份，包括我一份、孩子一份。因为政治压力，所有财产爷爷奶奶保管，我的工资低我也接受，公司转让我也同意不占一分股份不拿一分工资以外的钱。到现在，我名下的还拿不到，孩子在以色列出现那么大的困难，和他们商量，能不能付一点孩子的学费，他们一分支持也没有。

我们在香港搬家，扔了大概十分之九的东西。2020年，我们从香港拉回去的东西被扔，我和爷爷谈，爷爷说凡是他名下的房产一半是宝宝的，胡佳没有。我要求胡佳和爷爷做公正，把它写入法律效力的文本。但是没人做。我当时给胡佳拉了一个在港生活开支的清单（非常粗略，实际要高），所以要简单说香港的开支的话，胡佳大体知道。

我现在要求兑现我那一份财产，孩子那一份，写入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者兑现孩子那一份，来付她的后续生活费。把我的那一份写入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在与胡佳个人在私生活的冲突，一开始就有，政治暴力那么严重一直就在处理政治暴力，我疲于生计和救援，家庭里的问题和暴力都被他以政治暴力的理由回避了。这些冲突，由小及大到2011年我堕胎、彻底死心、分居，这些事如果胡佳想说，在财产问题的结论后，我们可以继续内部会议说，就当着彼此的创伤治疗吧。

我说完了，不会再公开回应了。胡佳可以继续按照他的方式去维护公共形象，我则要熬夜加班加点工作来养孩子，这就是我的现实。

一些知情的朋友劝我讲沟通策略，讲我是如何辛苦抚养女儿。唉，我不是胡佳。

在这么扭曲的夹杂私欲、暴力、面对深渊自己变恶龙的世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重形象超过做人。我早已厌倦了这种站立场、树形象、斗个你输我赢的运动。

谢谢。

曾金燕

2021年12月20日 23:40

胡佳，孩子已经14岁了

李靓蕾的遭遇，又触发了我的伤心事。我以为过了这么多年我可以忘记了，但每次朋友说“是不是让胡佳处于不利的情况”来婉劝我不要做这不要做那，或者又从北京发生新的事情，我不免又难过，哪怕最后还是保持沉默。

许多纷纷扰扰不再说，但每一次有新的事件发生，又要过一个难关。说到底，无非是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待，各种剥削、虐待、剥夺，在家里经历的，以“家人”的名义，不次于在社会上遭遇的痛苦——但大多数人会说这比起民主自由维权，一点都不重要。我放弃了几次法律诉讼的机会。

第一次，我想起诉离婚，所有人包括我自己还是觉得不能起诉离婚，最后只是分居。因为担心警察借机把胡佳又送到监狱，让我手上沾刽子手的血。因为他是著名的维权人士，他在公共空间倡导的价值，我也认可。而且，我以为我一直对他有感情，到后面没有爱情也有亲情。他所承受的痛苦和代价，我也一起经历，甚至可以说，在监狱外的人比在监狱里的人更加痛苦，因为不仅要照顾孩子、照顾他年老的父母、照顾公司的生意、照顾监狱里的人的需要，照顾生病的家人，解决吃饭问题。

后来，胡佳出狱了，我以为我们有孩子，可以重新开始生活，结果，我再次怀孕了——多么老套的故事：公公婆婆想要一个孙子，而不是孙女，我想要从此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我从楼梯摔下来，胡佳忙于他的“维权工作”电话根本忽略我的存在和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我自己不想活了，从医院堕胎手术回到公公婆婆家，婆婆第一句话，说好可惜，这次怀孕反应这么大，一定是男孩。我有哪次怀孕不是反应大呢？生Mio宝贝从怀孕第一天吐到分娩，分娩前胡佳帮忙穿鞋还突然一口吐在他头上。手术回到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便利的外卖服务，我饿了想吃东西，胡佳说等等，一等就等了几个小时我躺在那里已经无法自理，诸如此类。宝贝一出生，胡佳说，是女孩子啊，我不知道怎么和女孩玩，爷爷奶奶迟迟不肯现身，姨奶奶说，赶明儿去香港再生一个。

后来，胡佳说对不起，我改，又发生了无数我不愿意再回忆的事，当他强迫我的时候，攻击我的时候，身体上的、不经过我知情就签我名字的，等等，我用他是一个创伤病人需要支持来解释、来原谅他。我不敢和自己的父母说，曾经有两位有记者背景的人问我，有没有对我暴力，我害怕回答，赶紧摇头。我无数次和自己说，让孩子有一个值得尊敬的父亲，等等……

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我签了离婚协议，房子归胡佳，我名下的车子过户给胡佳，免除胡佳的抚养费义务。不是我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是我根本没办法。打官司吗？2011年因为我想去香港读研究生要旅行证件和警察见面，胡佳甚至怀疑我和警察合作来对付他。我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房子是胡佳父母付的首付，然而，2005-2009年我在家里的公司领2000块钱左右的工资，但做家里和公司所有需要出面做的所有事，在公司做副总经理，再后来，我重写财务软件代码，除了公关、管理、把财务等工作全部都自己做了。胡佳没工作，我养家，公司的盈利，家里的事，婆婆做主，以公公婆婆的名字买房，在北京，在外地……每次都说，公司挣得的，家里所有的，都有我一份。未来都是孩子的。

然后公公婆婆跟我说，让我在家照顾胡佳和他们，不要出去工作，他们会给我一两千的生活费，我拒绝了。胡佳在监狱时，亲戚会面不小心说漏嘴，怕我有外遇，拿钱补贴娘家，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以为我爱胡佳，一切等他回来再说。再说，老一辈人的思想，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过了几年，办理离婚手续。那时候我在推迟交的博士论文已经没有奖学金，没有工作，独身，我需要钱，需要租房、吃饭、养孩子。但我一分钱也拿不到，我想起诉，但胡佳依旧可能因此入狱。道义的帽子很高，盖在我头上。我只好当圣母婊，说自己是净身出户。也许有人会说我已经开始了（并结束了）自己的又一段新生活，但不要忘记了，2006年1月，我事后才理解那是我结婚当月，凤凰卫视某知名女主持人收到的胡佳电邮是怎么说他的情感生活的。我可以原谅年轻时的幼稚。2011年决定堕胎后，我连命都不要了，还会想其他吗？无数次我说服自己，爷爷奶奶是很好很善良的人，只是观念陈旧而已。

后来家里卖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的一套房子，我坚持了一年，其中细节不再说，在爷爷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其中的一百万，所有人说，那是爷爷奶奶给他们心爱的宝宝的。胡佳曾经把萨哈罗夫奖金给了我一半，在我几乎赤手空拳搬家到香港的第一年，我请我身为农民的父亲向他的朋友帮我借了几十万，又向国外一个朋友借了一笔钱，做银行担保，这样孩子才获得签证。我在香港和孩子住上下铺，时不时依靠一些朋友的接济。我曾经恳求他，把车卖了，这样我有钱周转交房租，他不肯，说车卖不了几个钱家里老人要用。我也曾经恳求他，在深圳我负责找房子（再不济把北京的大房子卖了，换一个小房子在北京，一个小房子在深圳），这样他可以照顾孩子长大，我可以住大学宿舍节约开支，他不肯，全家反对。后来终于请了保姆，他故意提，意思我生活不错，老天，在香港那样贵的地方缺乏育儿支持的地方，没有永居身份，没有保姆我晚上上课、工作出差，难道把上幼儿园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

后来一次又一次，我情绪崩溃，每次事情不大，但可怕。比如，孩子去中国见父亲，我出钱，买机票安排行程，有一次我火烧眉毛要工作，又生病，请空闲的胡佳和航空公司联系办理无成人托运之类的文件，他不肯，嫌麻烦，要我去办。比如他病危我和女儿连夜回去处理，奶奶抱怨请了护工不按他们的意思办——难道孩子不要回去上学我不要工作？诸如此类。

2020年末，疫情已经一年了，孩子进入青春期又隔离没有任何朋友，面对各种身心健康危机。我请胡佳设法支付孩子上以色列英语学校的学费（学校给部分奖学金，只需要支付剩余的费用），这样她不至于不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又隔离而脱离学校。被拒绝了。于是我选择放弃以色列的工作回港安排她上学，哪怕自己失业。这个时候，吃饭问题、心理问题都要处理，或者说，需要很好地“疗养”。这个时候，有人和我联系，要把我北京房子里的书都扔出去（实际上已经扔了一些我不知道而已），等等。北京房子里的书、所有的物件，几乎都是我亲手建起来的。当时离婚他承诺那个房子我可以再使用，而我所有的财产，只有书。要扔就都扔了吧。我最后只能这样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房子。你们有那么多处房产，我想要变卖其中一处，本来就属于我辛辛苦苦工作经营公司挣来的的，只是当时年纪小不知道用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财务自主权，公司后来转给你妹妹，妹妹妹夫的几十万债务直接抹掉，我一分股份也没有。我能说什么呢？妹妹妹夫在接手公司第一年，报表流水一个亿。那是他们的。

而我担心的是，将来孩子回北京，会和我一样，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凡是跟我说不至于的人都不是我的朋友，因为你也许和年轻时的我一样对人性抱有美好的期待，也没有经历那些我从来不说的日常细节。当然，胡佳会说，将来他身故了，他名字下的房产归孩子。爷爷说，外地的房子不值几个钱。我心想，滚蛋吧，孩子那时候只要平平安安地就根本不需要你们物质支持了。她现在需要吃、需要喝、需要自己的一张床、需要上学、需要和朋友们玩、去见你还需要老妈我掏腰包，我也真的是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等她过了18岁，实在不行，大不了不上大学了。

胡佳为扔书的事向我道歉，爷爷为疫情中我们搬家付了十万块的房租定金和机票。但是，后来我又发现，有人表面一套里面一套，连我辛辛苦苦从香港运回去的不再版的书都被扔了。又一次刺激，我担心未来连孩子的基本财产权都不保。我找了几位律师，看可不可以打抚养费的官司。一位律师说，他们做的滴水不漏，我如果打官司，可能拿到的钱连律师差旅费都不够。我说，我前几年还给他还信用卡，每个月上万，虽然我知道不少也是他替他行动不便的母亲做的收支。律师说，没有用的，他没有收入证明。爷爷说，未来我名下的房产一半是宝宝的，胡佳不置可否，我怎么会不明白他。一位律师说，可以先做遗嘱证明。律师和我都提了公正事项。但是，没有人愿意做遗嘱证明。一位律师说，他们不愿意，你没办法。还有律师说，和解吧，不要打官司。胡佳说，放马过来我的地址是……我等着收起诉书。

2021年春节，几位女朋友看我几近精神崩溃，说算了吧，转身走开吧，开始你的新生活吧，你的新生活会比他的更好。我的朋友们说的很对，我相信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而且，往往，虽然我没有钱，但我有的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他需要支持的时候，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支持他，我不是一直这样“圣母”吗？我看到他有的时候说话，似乎也有反省的能力。不过，他不是一向来说话都很好听吗？我不是相信了二十年了吗？看人要看行动啊。

在属于我和我孩子的财产还给我之前，我什么也不想听。

我为什么写这些？未来万一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女儿如果有什么需要，她可能要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有朋友曾经劝我说，孩子和他们会有他们新的关系。我认识胡佳二十年了，在公共价值上，我们曾经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私人生活方面，除却我当年经历的一些虐待，要我卑微到什么地步，抵抗到什么地步，才能拿到一点点钱来支持孩子的生活？其他的事情更不想提。我只有说，人太容易成为病人了。而且，每一次如果我坚持，就有争议，就有所谓的朋友把我说成病人、疯子，说我破坏所谓的民主维权运动。有人说，国内的情况这么糟糕，不要苛求。疫情中多少人开始送外卖？严家琪不也送过外卖吗？承担做父亲的职责还要看国际形势好不好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不想我的孩子以为这是正常的，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任何劝我要体谅胡佳的难处和脆弱的人，请自觉，我已经体谅了、支持他了二十年。我们有相互原谅的时候，但现在，我只看行动和原则。如果还想我继续体谅，要么不要再说是我的朋友，要么要重新学习成为我的朋友。

这些事是私事吗？不是。因为那么多年来我不敢说自己遭受的虐待，不敢维护自己基本的财产权，不敢打官司，是因为担心因此胡佳又被迫害送到监狱。还因为我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和胁迫我的文化与社群——包括维权和民运社群里的一些不把女人当人的“名人”和“公知”们对抗。

当时我年轻（认识胡佳时我18岁他28岁），我也知道人无完人包括我自己，也知道每个人都面临各种困难需要体谅，何况无数的朋友在帮助我们。现在，我有义务说，这充满光环的一代，如果不学习把女人当完整的人平等的人来看，谈民主自由权利是没什么指望的。如果再让后来的人也经历这些，是我们的失职。

我自尊心很强，专心于思想和创作，向往自由，但在照顾自己和孩子基本的权利方面，如此千疮百孔，也许，我从来不愿意接受胡佳和胡佳的家庭有这样的一面，我一直维持自己哪怕送医院急救也要过得体面，其实这是我不得不面对的心魔、真实和失败。

胡佳，孩子已经14岁了。

——

20211221早补充：

请朋友们原谅我没有一一回复。昨天写下帖子，以为是说完就不再说了。但看到朋友们的私信和留言，一直流泪。到最近几年，他就直接说我是神经病、没有正常情志的人了。

我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说出这么一点点？因为他长期对我Gaslighting，因为我曾经一次次尝试说了一些，但没有人相信或者知道了却不不知道能做什么，警察和妇联只会关押我们，我们曾经找心理支持，对我往前走有帮助，但他甚至没有把已经付费的环节都做完。我以为我转过头永远不理他了就可以保护好自己了。事实却不是。现在，我说了一点点，我已经没有力气说更多。如果不是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支持和帮助，我走不到今天，可能连关于自己的基本常识都不敢确认吧。

关键的是，有办法阻止他继续伤害我和孩子吗？有办法为我和孩子拿到应得的财产吗？

胡佳，你费尽心思说那么多，说明你是多么好的人我是多么坏的人，说明你们全家多么爱我们而我又是多么”神经病“。没有必要再说话，请你直接回答简单的问题：

孩子是不是你的？

离婚协议书，是不是所有的财产归你，免除你抚养费？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请你列出你们每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由谁支付的开支？

我们从离开北京开始每个月的房屋租金，请你自己说。

至于其他，事情的因果关系，时间顺序，随便你说。你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你们比我能说。

——

20211221晚补充：

如果忘记了过去，可以很开心地享受当下，专心地做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一旦打开过去的盒子，记忆如洪水猛兽，痛不欲生。

有人说我没有提供基本的事实。为了保护我免受进一步的伤害，我愿意在闭门调查的情况下，提供我的证言，以及提供一个证人名单（包括创伤治疗者，医疗记录，女性组织工作者，人权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律师，学者，朋友）。I am willing to provide testimonies in close door investigations, to protect myself from further harm, and to provide a list of witnesses (trauma healers, medical records, women’s NGO practitioners, Human Rights NGO practitioners, lawyers, scholars, and friends).

我怎么办？他们，不就是吃准了你对他们没办法嘛！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嘛！我在想，我在欧洲议会的萨哈洛夫奖工作网里，也许可以促使欧洲议会的萨哈洛夫奖工作网做点什么：

他们有义务调查，有必要取消侵犯女权的人权捍卫者的奖项。No Women's Rights, No Human Rights。我怎样做？发公开信吗？还是说？我每天做一个视频A Video Letter to Sakharov Prize Community，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萨哈洛夫奖得主做出行动。我可以请大家一起，从各方面讲，视频积累多了，在各地、在网上举办展览，直到欧洲议会萨哈洛夫奖采取行动。

A violator of women’s rights is not qualified to be a human rights defender. 侵犯女权者不配称为人权捍卫者

All foundations,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support survivors and denounce those who violate women’s rights.

所有的基金会、人权组织以及每一个人，必须谴责侵犯女权者，支持女性幸存者。

可是，我的能量是这样微弱，我觉得这两天，非常非常累。我这么需要大家支持、陪伴和帮助，我怎么能走下去？

或者，开圆桌辩论，谈女权与人权在中国的处境，做成系列视频。我对自己说，镇定下来，安静下来，我会找到一个最好的办法。

你愿意帮助我吗？

——

20211222早上起来不得不更新：

今天看到有人说“曾写的这些有多少真实呢？当年胡被打得满脸是血我去医院看他，曾那时候在香港和人拍拖都是公开了的。她怎么不写写他们离婚后曾在欧洲继续以胡妻子捞取好处呢。“

这是再逼我，是吗？好，那我就这样说吧，胡佳，到今天，你都不认为你对我显而易见的肢体暴力、性暴力、冷暴力、精神操控，是吧？从2004年开始的暴力，我找朋友想办法，大家都觉得是你被关押后的创伤反应。2006年我们结婚当月，你给某美女电视主持写信，怎么说你的情感欲望的？我也是事后才发现，我当时都以为幼稚而已。

你回答我，我们认识二十年，共同生活那么多年，哪怕我病中，这一辈子，你总共做过超过五顿饭给我吃吗？又比如，又一次，我们在快餐店吃饭，我想给我的石锅饭加一个鸡蛋，你不同意，因为要多花钱。2011年，我堕胎后，不再跟你吵架了，我和你说，我和朋友说，哪怕警察不给我证件去香港读研究生，我也要带着孩子离开你，到南方去生活。你还说我们不是不吵架了吗，我们的关系不是变好了吗？

这些年，我是得到过朋友们的帮助，特别是心理支持的帮助，才走过来。但是，我全世界旅行，哪一次不是为了做我的研究报告和交流？每次出差，一天飞机上，几天会议，马上回家，因为孩子小，保姆只能独自处理几天，时间长了不行。这些年，我写书、写论文、写评论、做电影、私下里接济支持人权捍卫者的家人，哪一天不是在工作？哪一天不是在为中国的人权、自由、社会行动、性别正义在呼吁？我什么时候利用自己的身份去捞过一分钱的快钱？我什么时候说过一句大话？我有哪份研究不是扎扎实实做田野做出来的？你们的意思，我作为女人就不能有自己的工作和研究经费？我知道因为我为女权发声，反对你们社运民运大佬欺负女人，就有人抹黑，说我的论文是别人代写的，说我利用胡佳妻子、前妻的身份到处捞好处。到今天，哪怕我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拿到博士学位，做博士后研究，你们依旧这样指责我。

说话的人，我脱离了胡佳的虐待，我一个单身女人，和谁拖拍分手，关你什么事？警察不就是用这些来威胁我、威胁胡佳吗？你和他们有什么有什么区别？胡佳和龙美伊闹得纷纷扬扬的时候，我不是一样出面给他说了公道话吗？那个时候我那么艰难，他没有顾孩子，搞成那副局面，不但我受牵连，连我老父亲在老家半夜都要接恐吓电话，你们知道什么呢！

我本来想转身走开，因为那是我唯一可以自救的方法，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我本来以为，只要你公开向我道歉，我就会原谅你。现在这副局面，是不是，除了捍卫我和孩子的财产权利，我也要向你要身体和精神赔偿才是基本的维权？你母亲住院，我白天照顾孩子经营公司，晚上在医院陪护，连轴转身体就坏了，当时就大出血。你有关心过吗？我在香港做手术，你们家人有任何一个人问候过吗？出过一分钱吗？

我以为，只要你道歉、改正，那怕只是姿态上的，我就可以原谅你。现在，你和你的朋友们，还想要什么？

我不会再给！

这就是我公开的回答。

还有，胡佳的猪队友：

胡佳自己都不出来说话，你们着什么急代入感那么强跳出来说那些话？你们要多作贱女人才会说出那些话？你们不就是拿捏我要体面，斯斯文文吗？现在我还要教书，免不了要做榜样，是不是？我这些年太软弱了！是的，我曾经被胡佳怀疑我和国保合作对付他，被他逼到自杀，但我再也不会干那样的事了。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么多年，我营救胡佳，天天和警察和流氓打交道，靠的是什么？除了朋友们的帮助、除了智慧，没有彪悍和泼辣我能活下来吗？我今天就把狠话放在这里：

你们一个个大老爷们，饱读诗书，却连做人的基本常识的没有，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律师，是维权人士，是异议分子。你们不就是想看我哭哭啼啼叽叽歪歪凄凄惨惨吗？我偏不！哪里花开我赏花，哪里月圆我望月，生活有八分辛苦，我就过出十分高兴，天天打扮得精精神神到处玩儿去。你们有那个闲工夫钻到别人被窝里去看干什么，说七道八造谣中伤毁我名誉，不如早早回家多干点家务！胡佳没说话你们代入感那么强说那些下贱话，说不定也是欺负女人的主。小心有一天，你身边的女人受不了揭了你的皮！还不赶快现在就去向你家里的女人忏悔！

————

20211225补充

胡佳真正的朋友，应该去问胡佳是不是自己出面承担，而不是躲在家人、朋友、名人光环后，进一步误导朋友基本的事实，要朋友来劝我谅解。

“离婚那么多年了很多事就不要提了……”你依旧那么做，相当于是把我的人格和我女儿的人格与生存一笔抹消啊……这点基本常识你有没有？

1月11日 23:14

幾年前，我寫了一本初稿，討論社會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可能的出路。大概十萬字。因為這樣那樣的事，就放下沒有繼續修改。

也許我應該重新拾起這本書的書稿，重新改，早一日面世，早一日看清「運動的框架」局限，回歸到對人的關懷，回歸到說真話作為無權者的權力，回歸到反抗本身而非代言的政治。

也是立flag，把自己的事交出去讓別人代理，不和不講理的兵扯皮。

專心把書稿、論文寫出來、改出來，把影片做出來，五年後，十年後，擁抱新的世界新的朋友，隨身一把劍保護自己，斬不自知繼續傷害我的人。

曾金燕

1月18日 00:00

因刘怀昭、唐丹鸿、茉莉污名我在刘怀昭案有钱财的信用问题，我很震惊，不得不出面说明：

1. 关于刘怀昭案的公开见证文章以及知情同意等问题，当时的交流记录截图：https://twitter.com/zengjinyan/status/1482626827399032832...

2. 关于她们指责我涉事105块钱人民币的解释与道歉记录截图：https://twitter.com/zengjinyan/status/1483048023643070465...

我还是那句话，人要做实事，在做事过程中不断商量，根据现实条件调整，也根据新的思想认知调整。有信任，就会理解这个过程并相互支持，如果诛心论，那百口莫辩，不能共事。

无论是否有信任，就事论事讲道理，错了就道歉，值得尊敬；不道歉，就是人品问题。

怀昭案，我已尽力解释了。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怀昭案，因为理解她的痛苦，也因为曾经的友谊中怀昭对我和孩子宝贵的情感支持。未来不可能共事，但依旧祝福大家。

最近身心疲惫，学校开学工作也很忙，社交媒体太消耗时间心力我尽可能不用了。如果有什么急事请电邮吧。

谢谢情感上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

2022年1月15日星期六

因向胡佳致歉导致《她&》面临变故，唐丹鸿公开回应曾金燕

（曾金燕邮件全文附本文后）

《她&》董事会全体成员，大家好！

针对曾金燕2022年1月13日发到《她&》董事会邮件组的、要求我退出《她&》编委会的邮件，我想先简单回溯一下《她&》成立的经过。

2020年夏天，莫丹汗和Uyghuray Uyghur先后将她们的著作和译著与我分享。我们谈到了发表与出版的困难。时值金燕在以色列海法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关。我征得两位维吾尔女士、也征得金燕的同意后，牵线将两位女士与金燕建立联系，希望金燕能在发表或出版她们的著作上帮上忙。金燕表示出版是我们普遍面临的困境。在这些交往过程中，我们共同形成了注册出版社、自己出版作品的想法。金燕引荐加拿大的冯三七加入了我们四人当中。我们五人达成了共识，结成了平等的合作关系，也对相应责权利做了厘清。我也声明由于专注于写作，近一两年都无法真正投入出版社和期刊事物。从在加拿大注册《她&》出版社，到文学期刊《她&》创刊号的出版，重要的相关事务，都是冯三七、曾金燕、莫丹汗完成的。《她&》创刊号我仅做了对莫丹汉的访谈，写了《致读者》中与我相关的部分，以及参加编委会对编辑事务提供不具决定权的参考意见。

在此我必须提及，《她&》创刊号的编辑出版已产生了一次风波。编委会曾达成共识，确定创刊号的主题是莫丹汗的小说《巴奴的救赎》和维吾尔女性诗歌。但是，最早在亚马逊上架的创刊号，书名成了金燕的学术论文标题、推广语是论文摘要、创刊号电子版封面是金燕的论文标题。作为责编之一的金燕，是负责与封面设计师沟通的人，也是授意亚马逊推广文案的人。为何发生这种变化？金燕心里应该最清楚。另一责编莫丹汗表示，此前与金燕沟通过，被金燕搪塞过去了。最后，由于莫丹汗的声明以及我附议，冯三七认同，加之金燕的转变，创刊号才恢复为最初的共识。这个过程反映在我们的工作邮件里。

截止于此，我认为，我参与到《她&》中的一切，都是公共性的。

但是，既然现在金燕将我个人向胡佳致歉一事，放进了《她&》的董事会工作邮件组中，作为“编辑的公开发言”加以指责；也由于金燕针对胡佳的指控，已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因此，我必须就我向胡佳道歉一事，作更进一步说明。

我与金燕的交往不多。在《她&》事务之前，仅限于关于我的纪录片放映授权、讲座、访谈等事务性接触。我对金燕的认识全部来自她的公众形象。金燕离开以色列前，来特拉维夫两次在我家共住过三天，期间谈及了之前的婚姻等比较私密的话题。金燕对我所讲诉的胡佳，没有她这次在脸书及推特上公开描述的多。虽然仅是寥寥数语的负面介绍，但同为女性，也因这种近距离人际接触，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心理上倾向于了金燕。

2021年12月21日，金燕从WhatsApp发给我两封公开信文档。一份内容是要求欧洲议会与萨哈洛夫奖社群收回胡佳的萨哈洛夫奖。另一份是要求收回魏京生的萨哈洛夫奖。

我相信当时，金燕本人和我，都不认为这跟《她&》的工作有任何关联。金燕对胡佳的公开指控，将是她的个人行为。

金燕问我是否愿意与她联合发起这两封公开信，或给她提建议。我表示自己对金燕与胡佳之间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所以拒绝作为联合发起人。我提醒了她注意法律责任，同时也表示我相信她，会支持她。不过，关于魏京生，由于刘诉魏案即将开庭，我认为她应与怀昭沟通。而金燕说她没与怀昭联系。联想金燕曾在怀昭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筹集怀昭女儿学费的名义，用她自己的帐号募捐，我对她这次再一次在魏案上不与怀昭沟通略感疑惑。继而，金燕发给我了她已发布在脸书上的部分文字截图，表示她要发视频要求等，以促使欧洲议会萨哈洛夫奖采取行动。截图内容里有充满无助、呼吁支持的文字，令我为之同情，我从心理上依然倾向于金燕。

正是由于这样的心理，2021年12月23日，当看到金燕在推特置顶的推文，指控胡佳对她长期暴力、虐待、剥夺财产等，我不假思索地跟推，将胡佳与魏京生相提并论，并指胡佳的“行为，已成对诺奖、萨哈洛夫奖的污损”。

随后，我收到了来自数位朋友的私下批评。这些朋友，从判断力到人品，都是我信任和尊敬的人士。他们也都是对胡佳、金燕一直以来的关系较为了解的人士，与胡曾二人有过很多近距离接触。他们分别指出我的推文对胡佳不公，并以具体的事例向我解释了为何不公。即使在这种私下交流的情况下，我仍然在为金燕辩护。不过，同时我也意识到：

首先，除了公共形象外，我对胡佳这一具体的人其实一无所知。

其二，我首次见到金燕是2016年在香港的纪录片放映会，那时她的私生活已是另样，且有别于她文中的描述。我攻击胡佳不配获得萨哈洛夫奖，依据来自于曾金燕的单方面描述。

其三，我把胡佳与魏京生相提并论，心理因素在于受到了曾金燕发给我的两封公开信文档的影响。我开始反思这种心理影响。

其四，金燕告诉我的情况不是全部。而她没说的部分，恰恰会让我对此事产生不同的判断与看法。

其五，在我本人并不认识胡佳的情况下，如果朋友们对胡佳的描述为真，那么我就是朝一个谦和善良、情义诚恳的好人扔了石头。我必须考虑有这可能性。

我仔细重读了金燕对胡佳的公开指控。也可以说，我希望她所列举的事情，能印证“暴力、虐待、经济剥夺”等存在。这样也就能使我无愧于对胡佳的攻击。细读之下我的感觉是：金燕的言说方式对读者有较强的心理暗示，但对事实的描述语焉不详。有些情节起到导引读者情绪的作用，但缺乏细节及因果关联。遣词含义宽泛，不明其确指信息。用句抽象含糊，给人很大的意会空间。从其所列举的事例，无法得出“重男轻女”、“暴力”、“虐待”、“经济剥夺”等结论。我特别注意到，金燕表示“愿意在闭门调查的情况下，提供我的证言，以及提供一个证人名单（包括创伤治疗者，医疗记录……）”——这样的叙述，隐隐约约指向了某种私密的、残暴的、血泪的场景，她是受害者，胡佳是施暴者，且有一系列“证据”——我的思考是，医疗诊断以及对男女双方的专业化心理评估，特别是：男方是否有变态人格？男方是否有施虐倾向？专业化心理诊断是最能证明胡佳家暴、虐待、煤气灯操控等嫌疑的。金燕读博士时受过心理学训练，既然已公开指控，那么展示证据，哪怕仅仅一句可以实证的话，例如“心理咨询师A诊断H有施虐倾向”，只会对金燕有利。

在没看到这类证据前，我就发推说胡佳的“行为”是对萨哈洛夫奖的污损，并将他与另一截然不同的个案当事人相提并论，极可能玷污胡佳声誉。在了解了更多内情、包括朋友亲眼所见的事例之后，我感到非常不安。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删除推文。直到我读到了胡佳对金燕的公开回应。胡佳回应的内容，使我看见了这场风波更全面的拼图。

至少，我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参与了对胡佳的道德和声誉的攻击，而我的攻击缺乏相应的证据。我的推特有两万多关注者，这条推文有10次转推和60多个点赞。我应当就这条推文，向胡佳公开致歉。

网络社媒对个体人格的践踏、对个体声誉的毁灭，有时会造成严重悲剧。亢奋的群众很快会投入另一场亢奋，而当事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治愈乱箭齐射的创伤。而且，承受这种伤害的甚至不仅一人，还波及了父母和其他亲人。我不想自己加入一场缺乏证据的、后果严重的攻击。

在此我还必须指明，我对胡佳的攻击推文是以我个人名义发出的。我的致歉也是以个人名义。也就是说，我对我个人的行为负责。我认为自己说错了，就应该改正，否则我心不安。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与《她&》的编务毫无关系。在金燕对胡佳的冲突中，我也是个人被动卷入的。

2022年1月13日，曾金燕电邮《她&》董事会邮件组，将我向胡佳致歉的个人行为，关联进了《她&》的重大事务。曾金燕在这封标题为「关于《她&》我的陈述」中，要求我退出《她&》编委会。这涉及编委会及董事会成员变更，涉及到初生的《她&》以及《她&》的未来。

金燕信中提到：“作为编辑，一定要就我和胡佳的冲突发言的话，《她&》是女性本位和边缘本位的立场与出发点，而不是为男性辩护的。”——对此，我必须阐明我的立场：

是的，《她&》是站在女性主义、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立场上，以文学表达为切入，来展现女性、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处境。从社会环境来说，这些群体处在被压迫、被掠夺、被侵害的位置。

但是，针对具体的个案，我们必须分清具体的人：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我们不能仅仅依凭一个人的性别，就断定Ta是受害者或施害者。不能以这一具体的人的性别为据，选择为Ta辩护或指控Ta。而是必须要有具体的事实证据。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整体处在受压迫、受剥削、受贬损、被动受控的处境中。女权主义运动是在这样的社会权力关系中，争取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利。

曾胡一案，曾金燕对胡佳的指控，是以“女权”为支配性或主导性叙事的。曾本人有女权主义学者背景。曾在脸书上的《胡佳，女儿已经14岁了》一文，以及后续补充的几个帖子，着力将她对胡佳的指控和诉求置于“女权主义”框架内。曾一开始就给胡佳贴上了“侵犯女权者”的标签，并附上了“暴力”、“虐待”、“剥削”、“煤气灯操控”等罪名。也给她本人贴上了“女性幸存者”的标签。

在这样的语境笼罩下，读者，特别是很多秉持女权主义信念的人士（一度也包括我），便自动进入「女性受害者-男性压迫者」这一社会性框架去解读本案。就此我们的视野中，女方的角色几乎自动地、相应地设定成了“受害者”，男方的角色，也被预设生成了“压迫者”。

但是，我们可能从而也忽略了，这是一个具体的个案，涉及两个具体的人。

个案中的男女双方，除了社会性别角色，也是两个个体。包含个体的心理、性格、品行、能力、行为、情感、权利等因素，以及个体差异。在个案中，夫妇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否全然是父权制社会下，男性与女性权力关系的翻版？在个案中（不特指本案），是否可能存在：女方强势、女方主导、女方压迫甚至存在女方情感操控、女方施虐、女方霸凌的关系？这一类个案，是否属于女权主义争取的范畴？

回到曾金燕-胡佳这一个案，是否有必要对两个个体做更深入的了解，更理性的观察，更全面的辨析？

以上是我对曾金燕这封邮件的原则性的回应。

综合金燕列具的要我退出《她&》的理由是，“作为编辑”：

1. 我“没有履行”「1:如何解读胡佳的公开信？如何理解政治暴力、父权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共谋？这是考验每一位编辑基本的文字功底。」
2. 我“没有履行”「2:在发言之前，如何做到调查求真？是否与当事人作基本的沟通？是否学习了如何处理家暴处境下反抗的可能？是否对家暴当事人有基本的同理心？」
3.  我向胡佳致歉，对金燕“造成了伤害”。

金燕所罗列的这1、2、3，我认为是转移焦点。焦点在于：曾金燕指控胡佳“暴力、虐待、经济剥夺”是否事实以及具足证据？这种失焦有心理操控和情感勒索的文字游戏之嫌，与文学期刊《她&》的编务没有关系，恕不多加应答。

金燕将我向胡佳致歉感受为对她造成伤害。这心理我多少了解，只能遗憾。我不认为道歉伤害了谁。我的致歉声明，是撤回前次针对胡佳的不适当公开发言，旨在不愿对我不认识不了解的人造成伤害。

金燕认为：“从道理上讲，应该是丹鸿退出《她&》编委会，因为她的行为是违背《她&》基本宗旨和立场的。”——

对此，我想指出：将我向胡佳致歉，指控为“违背《她&》基本宗旨和立场”，需要董事会其他三位成员：冯三七、莫丹汗、Uyghuray Uyghur仔细辨析衡量。从《她&》筹组、成立、到今天，我们五人的关系从来就是平等的关系。提醒金燕勿忘我们五人的共识，以及《她&》的法律章程。金燕要求我退出，这涉及《她&》董事和编委成员变更，需要遵循《她&》章程中的民主程序，我不能擅作决定。我是否应该退出，请冯三七、莫丹汗、Uyghuray Uyghur投票决定吧。我也在此表示，我不能与金燕共事了。

《她&》出版社已成立，创刊号已上架，并已于2021年11月26日由《她&》团队在推特和脸书推出面向公众。我在推文中特别写到：“在写作、拍片、研究、翻译…的旅程中因缘际会，我、曾金燕、莫丹汗、Uyghuray Uyghur、冯三七，共同创建了综合性文学期刊《她&》，发表和讨论在民族、性别、政治上边缘的、被遮蔽的创作，由在加拿大注册的非营利公司She& Press出版发行。” ——此际，《她&》被动面临团队变更，是因为我个人向胡佳致歉，脱离了曾金燕个人预期的轨道。曾金燕胡佳两位的冲突已是公共事件，可以认为，《她&》董事和编委变更，是这一公共事件衍生的状况。虽然《她&》初创阶段，知晓者小众，但仍然应向公众做一交代。

我公开回应曾金燕发至《她&》董事会的邮件，也是我个人对此变故的记录与解释。不具《她&》官方立场。

唐丹鸿

2022.1.16

附：曾金燕的邮件原文：

邮件标题：关于《她&》我的陈述

大家好：

在我和胡佳冲突这件事情上，最考验大家的判断力了。作为当事人，我不要求、也不应该期待大家站立场或发言，但我有权利要求公开发言者不造成进一步伤害。

作为编辑，一定要就我和胡佳的冲突发言的话，《她&》是女性本位和边缘本位的立场与出发点，而不是为男性辩护的。

作为编辑：

1. 如何解读胡佳的公开信？如何理解政治暴力、父权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共谋？这是考验每一位编辑基本的文字功底。

2. 在发言之前，如何做到调查求真？是否与当事人作基本的沟通？是否学习了如何处理家暴处境下反抗的可能？是否对家暴当事人有基本的同理心？

3. 编委会成员之间没有经得起辩论的友谊，是很难共事的。

在此次冲突中，我认为丹鸿既然公开发言表态，却没有履行基本的1. 和 2. 职责，其实连向我了解基本情况的意愿都没有，公开发言对我造成了伤害。

基于此，我不可能与丹鸿继续共事。从道理上讲，应该是丹鸿退出《她&》编委会，因为她的行为是违背《她&》基本宗旨和立场的。

如果丹鸿拒绝退出编委会，我退出。

2021年6月17日星期四

曾金燕访谈唐丹鸿： 《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其后

 文|曾金燕  

Zeng, Jinyan, and Danhong Tang. 2021. “《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其後 [Nightingale, Not the Only Voice, After All These Years].” 今天 [Today], no. 129: 228–37.

《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Nightingale, Not the Only Voice，180分钟，2000年，导演唐丹鸿） 是一部探索艺术家个人心灵出路的纪录片电影。影片描画了四川成都的导演唐丹鸿本人以及两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千禧前后的生活和行为艺术表演。画家崔萤，她感到自我正在遭到践踏而痛苦不堪；另一位画家尹晓峰，他的油画曾经充满力量和激情，千禧年间却一直做着以盲人为主题的行为艺术；而唐丹鸿是一位在痛苦回忆中挣扎的诗人。导演意图用镜头表露三人在日常表像背后不可言明的状态及难以言表的内心。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家庭的暴力在片中隐隐绰绰，相互纠缠。暴力，难以言说，是艺术家的创作和个人寻求疗愈的背景。

此片因其涉及私影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尘封十几年后，2016年在香港“情欲中国”展映上再次与观众见面，并开启了导演唐丹鸿对个人生命历史、家庭历史的重新思考、调查和书写。此对话从2016年的映后交流出发，于2019年秋进行。

曾金燕（以下简称“曾”）：丹鸿妳好，在我的理解中，《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下简称《夜莺》）涉及了妳的个人生命历史，简单提到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家庭历史。妳也提及，因为2016年“情欲中国”上放映此片，使你时隔十几年，又重新回到处理妳和妳父母的关系以及理解家庭历史的创作中来。《夜莺》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但流传面很窄的影片，许多人在文献里看过此片的介绍和评论，却没有机会观看影片。可否请妳给未看过影片的朋友介绍，片中的唐丹鸿（1990年代的成都诗人）有着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妳曾经说其他两位人物——崔萤、尹晓峰，是“妳”的不同面向，那又是什么样的生命肖像？

唐丹鸿（以下简称“唐”）：你提议用诗的语言表达，这个建议我很喜欢，意象本就存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所象征的内容转换成“理性”语言，不免损失甚多。

拍片时候的我，嗜睡和失眠交替，经常在朋友的酒吧喝得烂醉，在肮脏污秽的人世极度无力，竭力维持的表演和面具随时可能崩溃。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脸都还能感觉到那种假装的笑，看到无意义的生存和我费力但终归无法融入的世界——一个我无法真实地生活在真实中的世界。如果今天再处在那个环境中，可能我还会抑郁。原因是多方面的。《夜莺》是我在经历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产物，是挣扎，发出一声尖叫，竭力想找到一个解释，假装自己有望解脱……《夜莺》里关于我的部分，抽取了我的童年创伤，在我相信自己“天生坏”多年以来，开始了怀疑。但有些埋藏在变异中的东西比“错在我”更难以忍受。正如我的朋友、诗人翟永明在影评里所说：“至于片子的结尾，就像问题的答案、手术的疗效，都不是她最关心的，她匆匆地同时也是心烦意乱地缝合自己和朋友和父母和童年和后期和剪辑的伤口，就像她每一首诗的结束，戛然而止。”

是的，我曾跟你说过，或是在香港大学“情欲中国”影展的映后交流中，我这样跟观众说过，崔萤和尹晓峰是拍片当时“我”的另外面向。我曾经回答过、也自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片中还有尹晓峰和崔萤？”有些答案也许太仓促，这个问题值得花更多时日等待、理解、回答。我没有刻意在我交往的人群中挑选。我有一个痛苦和日渐毁灭的内在世界，也有一个若无其事甚至显得愉悦的假象。所以，平和、乐观、成熟圆融、如鱼得水诸如此类的人，不会吸引我。我早就认识晓峰，他颓丧、恼怒、鄙视环境、格格不入、“无用”的才能……这一切吸引我，从他身上我看见了自己的幽灵。我也更为他的不掩饰所吸引，他不躲在面具后面。崔萤，我没有从她身上看到我自己。她在那段时间，刚好走进了我的工作室，告诉我她想做我的朋友。然后我们开始交往，她告诉我她的私事、想法、感受，眼珠跟踪心相游移……吸引我的是她的“诉说”行为，是发现倾听者、坦然讲述、哭泣、哀鸣、不管不顾……的能力。也许，她象征着我的愿望：讲述。但她倾吐的内容与我没有多少共鸣。我在影片中令人不解地展现了一段崔萤的“唠叨”，重复、拖沓、漫长，我耐着性子听，也流露了我的不耐烦、应付和石化。明显的，这会折磨观众。我不听所有同事的规劝，刻意不剪短这段，似乎目的就是用以折磨你的耐心……我甚至这样回答过不解的观者：“那折磨了我的，我在此传达给你……”

曾：现在妳在做关于家族/家庭/自身生命历史的创作，妳试图通过创作处理哪些议题？它和《夜莺》的关系体现在哪里？经历了政治运动施加在个人身上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后，表达如此困难，个人的和家庭的生命历史，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唐：在《夜莺》后三十分钟，我希望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个解释：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父亲层层防御，成了痛苦不堪又语焉不详的、“无辜的”受害者。母亲，她对这些问题似乎早就有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从而气定神闲地侃侃而谈：有“爱”的美化和开脱，有合理化的解释，淡化、否认和无视伤害性的事实。影片记录的这场折磨也持续漫延到《夜莺》完成后。我看见自己的生存是一环套一环的创伤并发症，很多方面我都再也受不了了。我脑中满是毁灭的喻示：凝结成煤块一样的大脑、浸泡在盐水里的肺……这些图景，原始来源是我童年的生长环境，医学院，解剖楼里的标本，我小时候又恐惧又着迷地注视过。然而在这些意象里，大脑内核还未彻底碳化、肺叶的最深处还尚存呼吸，它们有望起死回生。有些纽带到了注定断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只剧痛的、折翅的、扑腾的大鸟，飞在大火过后依然炽热的洪荒和灰烬之上，无处着陆……这些意象的能量最终把我带走了。我到了以色列后，不想再碰《夜莺》。也就是说，不想再处理我和父母的关系，没有力气了。乃至以往所有的人际交往，都随着物理距离的改变而消逝了。

有段时间我会有些恍惚，好像已经死过，在以色列的我是另一次轮回。我仿佛没有历史，但又有前世记忆。你也知道，后来的我在西藏问题以及独立的话题上很投入。我也持续地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在西藏的经验是高亢、斑斓、迷醉……一些洪荒般的景物、魔幻与现实重叠交融、在严酷物界的一隅沉思冥想所得的智慧与怜悯……这一切珍贵幻美，本应永恒与人相伴随，却在我所熟悉的那种世俗红尘面前，怀璧其罪，被摧毁……你知道心灵有诸多神秘的层次、构成、映照、以及能量，我一定认出了类似之相，认出了相同的魔鬼，也认出了似曾相识的颠倒、伪装、感染、变异……从公共意义的角度，我加入了朋友的抵抗，从我个人内在的一个层面来说，更是我自己的抵抗，像肌体抵抗病毒，修复免疫功能，像一个沦陷的国度抵抗入侵者，在意识形态的敌人与父母合谋的征服和控制中，重建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想。

现在回到《夜莺》。这话既是指时隔十多年后，因为你们举办“情欲中国”影展，把我从以色列邀到了香港的银幕前，又是指第二年（2017年）王分和艾未未把我邀到古根汉姆博物馆“开机：电影中国”展映活动的银幕前，也是指我当前正在写作的书。

两次影展重温《夜莺》，在影片后三十分钟，我希望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个解释。他否认，说他遗忘了，或者推卸，也表示“有些事我没有办法”……那么，这一切背后究竟是什么？对他、对我意味着什么？而更令我惊讶的是我母亲。她有一套似乎早就准备好的、深思所得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有说服力。我对她的这种行为十分熟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被她各种显得智慧的道理缠绕……但我惊讶的，是她的无感和麻木。比如说，父亲曾在我面前声称要自杀。他对不满十岁的女儿大发脾气，哭嚎要自杀。这种严重的事，对我造成了严重心理创伤的事，应该震惊母亲。其实在影片之外、之前我也告诉过她。然而母亲居然忘了，就像那是一桩八卦。继而她开始侃侃而谈，对她似乎更为重要的，是找到合理化的辩解，一种普遍为人所接受的合理化，听起来“可以理解”、“我们也是受害者”、“环境使然”。母亲对我的精神伤痛无感。后来，《夜莺》被我父母视为损害他们的名誉，视为我残酷无情，不择手段达到不可告人的自私目的。

不单《夜莺》，他们还针对我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及了我童年记忆中的社会环境。由于童年记忆久远和孩子的理解力偏差，有几处细节与事实有出入。比如我祖父过世时，我父亲被监控无法奔丧，我理解成了祖父临死无人照看；比如文革时母亲单位里两个人跳楼自杀，我写听母亲说的，而她指出不是她亲口告诉我，而是她告诉父亲时被我旁听到了，诸如此类。我父母抓住这几点，强调我应该向他们求证，而没有求证足以证明我的写作不真实，指责我“哗众取宠”、“胡编乱造”、“道德品质低下”。起初我对他们把我想得如此糟糕感到不可思议，竭力解释那是因为记忆偏差，并非我故意，也并未改变我所控诉的社会环境的实质。我认同应该写事实，但那么言过其实地攻击我的人格，让我震惊和痛苦。母亲对我的解释毫无兴趣，数次长篇大论“证明”我“不可信”、“胡说八道”、“不真实、毫无意义”。那篇文章呈现社会环境对个体的残酷摧残、人的无价值，这是更重点的，也是真实的，但他们仿佛视而不见。我感觉到他们列数我的“恶劣品性”，那么淋漓尽致，不止是出于误解那么简单。他们所说的“求证”，更像他们“所能接受的真实”。我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是说他们丧失了同情心、也并非他们没有是非观……他们是我父母，我们是人类，为什么我们的关系这样荒诞和令人悲哀？这个问题带我走进了更早的历史，更深的地层，扩展到更宽阔的面向，自然会触及到中国政治禁忌与个体的关联，每一个人的故事，既是原型也是象征，成了我目前正在探究和写作的内容。

曾：当时妳跟妳母亲说，妳不想听她解释，她总是在解释妳父亲的家暴等等行为，为他辩护。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妳重新看这部影片，怎么去理解母亲的创伤和她关于妳父亲的行为的解释？

唐：以前当我挨父亲打骂的时候，我能看见从母亲若无其事的表面下浮出同情的影子。但是，每次这种由呵斥、巴掌、道德贬损甚至妖魔化所组成的惩戒结束后，像一款带甜味剂的搭配，她会过来，带着温暖的眼神、柔和的语气教导我：“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都是因为爱你……”，这样我就更崩溃了，我是那么相信她和需要她。她用一些格言警句来解释打我是为了我好，什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什么“黄荆条子出好人”，什么“恨铁不成钢”、“如果我们惯肆你，就是在害你，对你将来没好处”，诸如此类。总之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好人”。好像我已经“坏”了、我是“无用”的、或生性即“无用”且“坏”，一不小心就触犯了什么禁忌，摊上一顿“收拾”，父母是衡量“好”、“坏”的人，而他们“对你要求很高很严”，你难以“符合要求”、特别容易“犯错”，犯错挨打那是罪有应得，当你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好人”、从“废铁”变成“好钢”后，就不再挨打了……

我父母至今认为那都是因为爱我，只是“方式方法有问题”。我一度也相信是如此，但最终没能坚持“相信”，否则就不会有《夜莺》了。我到以色列后不久，我母亲发给我一篇文字，类似于自传。记得她在信中表示，正是因为我拍了《夜莺》，指责她不保护我，所以她要告诉我她经历的磨难和奋斗，要让我领悟，她的努力值得我效仿，而且也是对我的“保护”。那时我对母亲非常怨愤，怨愤她怎么能接受那种打骂的场面？怎能不但不保护我，还那样给我洗脑？所以我对她要我“领悟”的一切都反感和厌烦，迅速浏览完就抛在了一边。

十年后，去香港参加“情欲中国”的《夜莺》放映会之前，我重新读了母亲的这篇自传性文字，开始领悟她的命运与我的命运的关系。在母亲的自传性文字里，她写了以她的童年眼睛所看见的景象，一个有土匪、战乱、贫困和权利不公的世道，一些无权无势的亲人和亲情，也提及了家族中几位投身于摧毁不公现实、参与创造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然后她写到了“解放”，她刚上初中，十二三岁，农会积极分子来到她的学校，因为我外婆家是地主，我姨妈，就是我母亲的姐姐，见土改残暴，把我外婆藏到外地去了。农会的人就去学校押走我母亲，她是我外婆的幺女，想用她来逼迫我外婆现身。我母亲叙述了她被押走的情景，她分别最后一次见到三个姨妈的情景，她惊恐万状并被农会的人打骂，直到一个多月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她母亲，那些人就押着我妈去了她家坟地，当着她的面，撬开棺椁，刨出她外祖母的遗体，慈爱的外祖母栩栩如生，敞在空气中迅速变黑了。他们用锄头挖断她外祖母的脖子，取走了不值几个钱的玉项圈……她的三个姨妈都惨死了，她回到学校，被教育虽然出身剥削阶级，但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她一直以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是她的错，生而有罪。她逐渐断绝了与母亲和姐姐的关系。她写到：“我仍然选择跟共产党干革命，绝不做剥削者，我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让我的后代再受我受过的屈辱，我也要让子女干革命……”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我的领悟本身就会刺痛他们。我们都是劫后余生又脱胎换骨的人，但我所脱胎换骨而成的人，和她不一样，和他们所期望的不一样。我这样的人，不能在他们所存活的环境中存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了母亲所说的“保护”。父母不但经历了“改造”和“自我改造”，而且也延伸到对我加以改造，用他们的话说，要把我“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就是说，不仅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适者”，更是像他们那样真心实意的奉献品和维护者。

曾：妳父母对一些基本事实的描述和对过去的回忆的反应，在中国人的眼睛和生活经验来说，是不是很常见？经历了肃清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不少也是这样一种本能反应。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些人处理集体政治创伤的方法——当无法承受真实，就回避、压抑、美化痛苦，尤其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痛苦。痛苦和表达痛苦，是妳的影片在2016年“情欲中国”影展映后交流过程中，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有了时间距离后，可否请妳分享，痛苦是什么？它和妳的创作、和妳的生命经验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唐：像我父母一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是幸存者。而最难以承受的真实还在于，他们首先是追随者。在他们成为幸存者之前，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潮流已经给了他们深远的影响，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应许的美景中迷失，已然因信仰和畏惧交织而归顺。恰如那时流行的话：“党是再生父母”，当他们成为我父母的时候，已经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了。对孩子来说，父母意味着爱、权威和自己生存的来源……你害怕失去父母的爱，你相信父母的说教，接受父母的惩罚，你不满但是维护他们，你并非全然假装和他们和睦共处。

痛苦是关乎生命的信号。痛苦在提醒我们身染疾病、外来伤害、环境险恶等。你必然先感觉到痛，才会去认识是什么让你痛，也才有可能获得痛的知识，和有可能结束疼痛的感觉。人有复杂神经的存在，才有复杂的生存体验，和感知各种痛苦的能力。当然，你也可能为了不感觉到疼痛，而斩断自己神经，或将自己包裹在厚实的防护中，或远离致伤致命的环境。另一方面，痛苦还在于，你既集病人、受害者、环境的牺牲品于一身，又集疾病、加害者、环境污染者于一身。我所说的这些，都仅是试图用一些极简的象征，来粗糙地概括痛苦、轮回有情的组成部分。

《夜莺》，它涉及的只是我生存于世体验的一部份。

前面我讲述了一些意象，头颅里装着黑炭似的大脑，肺浸在盐水里，思想和感受力都在碳化在死亡，极度的窒息感，那就是拍《夜莺》前后的我的痛苦。写作或拍片，都是为了让我的大脑重返知觉，让心肺恢复正常。

在拍纪录片之前，我是一个诗人。在“诗人”之前，我仅仅想成为“自己”。然后你发现，成为自己被称为“叛逆”，你和“外界”是对立的。这个“外界”抽象说是社会与体制，具体延伸到与你直接冲突的，是父母、老师、学校、单位。写诗，仅仅是内在感官的苏醒和表达，然后你发现“外界”并不将此视为“仅仅”，你通不过审查，官方文学刊物代表正统、权威、合法，你虽然没有“反动”言词，

但你格格不入，所以你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种被过滤、被淘汰的，边缘人，思想古怪异类，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然后我遇上了同类，在电脑打印、私下交流的“地下诗刊”发表诗作，公安会因为“非法出版物”找上“私印地下诗刊”的诗人朋友，这些公安和诗人们谈诗，“这句诗有问题……”“不，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的诗人朋友A被公安带走了，一两年没有消息，你还听说某某诗人是告密者，你被禁止展览诗人朋友B的摄影作品，不是因为作品“敏感”，而是他在黑名单上……可是我们没有“碰政治”啊，比如我，几乎毫不关心谁在掌权，在我眼里他们都一样。我更无意颠覆那些有权力的人，觉得只要不招惹他们，我就能在另一次元，诗界的平行空间做我自己。从1992年到2002年，我大概写了四十来首诗，都在写我私密的悲痛，越写越悲痛，然后被悲痛击倒，丧失了言说的能力。

我拍纪录片，是因为诗人丹鸿正在死去。然后透过《夜莺》看见，私密的悲痛并不真的私密。

曾：我们是否可以从《夜莺》一片中人物妳（诗人、导演）、崔萤（画家）、尹晓峰（行为艺术家）的经历，对1990年代成都诗人和当代艺术家们的生活有个粗略的印象？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妳既（曾经）身处中国又身处世界——尤其生活在一个流散民族犹太人的社群里，可否请妳给大家介绍，妳认为的1990年的成都，在当代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所指向的社会真实和人们的精神状况又是什么？

唐：如果你从《夜莺》片中展示的人物尹晓峰、我本人、以及崔萤，得出1990年代成都诗人和艺术家的粗略印象的话，那这个印象可能完全是错的。

简化地说，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歌和艺术领域曾有“阴阳”两界，也就是与官方一致、官方认可、参与到官方的意识形态塑造工程中的艺术界，以及反官方、为官方不容的、挑衅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诗歌、“地下”艺术。这两界似乎有过短时期的清晰分界。但九十年代、艺术逐渐有了“市场”，民间资本“参与”出版，“地上”、“地下”开始互相“包容”、“理解”，地下纷纷冒出来变成地上了，至少成都是这样。似乎已不再认为诗歌和艺术存在“地下”、亦即对抗的必要。官方和“非官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官方“开明”，民间“和解”，大家都是拿捏分寸的高手，没有“敌人”了，“主流”和“成功”的时代到来，对抗显得不合时宜，属于找别扭。作家艺术家们深谙创作之道，也就是生存之道，“自由与界限”之道……

在这个大背景中，尹晓峰是个煞风景的失败者，我是表里不一、精神分裂、写作失语症的两面人；崔萤是漂到成都的外地人，在找寻她的位置，很快就漂走了。《夜莺》展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成都诗人和艺术家的另类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