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成長經歷裏，好像時常會有感到“邊緣”的時刻。 對於來自小城市的我而言，做出來到香港大學讀書的决定後，這種感覺便無處不在，驅使著我與大家分享、探討並記錄這複雜且隱秘的情緒。

在校內，它來自於與同學們探討消費觀念、高中生活，或是發現與港大的“精英群體”存在隔閡的時候； 在校外，它來自於高樓林立、人頭攢動的中環，來自於週末在空地上聚集的外籍傭人，來自於七年港漂的隻言片語：“我好像既不屬於內地，也不屬於香港。”

游離在這座城市的“邊緣”，我發現了它的複雜和多樣性。 也許迪迪埃·埃裏蓬在《回歸故裏》的記敘最能反映這種感受，描述這個我曾極力想要逃離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離的社會空間、一片在我成長過程中充當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間，也是無論我如何反抗，依然構成我精神內核的家鄉。”

邊緣也是流動的，誰也不能保證我們不會成為被我們原本所忽視的那部分群體，囙此，這段題為“我也曾處社會邊緣”的討論，我認為不僅是對個人的反思，更應是由此瞥見當前時代那些我們甚少關注的角落。

1對“邊緣”的定義是什麼？什麼情况下會提到“邊緣”這個概念？

山脈|邊緣，有距離層面、物理意義上的邊緣，也有心理層面、非物質的邊緣。 在講“邊緣”之前，應該要先理解“覈心”。 “邊緣”是相對“覈心”存在的。 若是你有想要接近的群體或想要遵從的價值觀，那個群體或者價值觀就是你的“覈心”。 而你沒有達到這個狀態，那你就是處於“邊緣”。

北原|沒錯。 進一步看，邊緣也需要“界限”這一先決條件而存在。 如同在在數學意義上的“集合”存在著“邊界點”這一概念一樣，這種界限是被定義的，邊緣也由此而生。 同理，若是一個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特徵之交集接近於空集，他自然會產生邊緣感和被孤立感。 與數學不同的地方是，在社會意義上人的主體感受也是重要的考量，而這種考量不僅來自於自己，也來自於他者，即我認為他人對我的看法。 囙此，個體之所以會產生“被邊緣化”的感受，是因為他把這個群體作為一個標準，參照之定義自己。

問笛|邊緣也可以看作是相對於多數者的一些少數者，因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者一般更能掌握話語權。 但是，並非只有在數量上占優才能成為“多數”一派。 事實上，社會上掌握著話語權的往往是少數的精英群體。 更有趣的是，“多數”群體並不是一個一致的整體，總有部分人仔細審視了“主流”後感到失望，慢慢脫離了既定的社會軌道。 我覺得，能够認清個體的獨特性，拒絕人云亦云是有積極意義的事，即便這有時意味著主動或被動地來到社會邊緣。

靖禾|不同時期藝術流派的興起也許是一個好例子。 很多新興藝術流派都會被當時的“主流”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產物。 以印象派為例，他們的出現被當時追求真實的主流所不屑，甚至“印象派”這一名字本身就在嘲諷其畫風的離經叛道。 但是後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漸漸不那麼需要“真實”的東西。 人們的審美發生了變化，印象派對於感覺的捕捉也慢慢從邊緣變成了主流。 這時，又會有新的邊緣藝術風格出來挑戰他們，比如後來的抽象主義。 從“多數”中脫離出來的“少數”反而又成為了“多數”，這何嘗又不是“邊緣”流動性的具體呈現呢？

2是否有曾處於“邊緣”的經歷？感受如何？

山脈|我是跨境生兼插班生，每天都往返於內地和香港。 即便我在香港已經住了很久了，也克服了一開始面臨的語言障礙，我還是沒法完全適應香港社會。 我生活在兩座城市之間，身份認同感是相當割裂的，因為我常常感受到難以言喻的差异。 舉例來說，我發覺內地同學和香港同學的思維方式、社交管道都大相徑庭； 兩地的科技水准也不同，在內地無現金支付早已普及，而在香港口袋裏有沉重的硬幣才是常態。 這種經歷給我的感受最多的是迷茫和孤獨吧，因為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處，也沒法輕易地在兩地之間假定一個。

問笛|我來自浙江溫州，一所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的都市。 這裡有不少農民工，作為本地人我沒法親身體驗他們面臨的困境，但我或多或少感覺到他們作為“少數”在這個封閉的社會裏受到的排擠。 來到香港後，我變成了於當地人而言的“少數”，我囙此有了更多的體會。 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次經歷是在暑假的時候，我得到了去一家英國電影公司實習的機會，當時我是唯一的內地人，語言上的隔閡讓我難以參與到工作環境中，有種說不出的無奈。 所幸的是，我所接觸到的香港大學是一個多元且包容的地方，我得以認識了許多有不同背景的朋友，也讓我學會了不少東西。 每當有人問我，在香港我是否會因為來自內地而受到歧視時，我便會分享我學會的最重要的道理，即“不要通過一個人認識一個群體，也不要通過一個群體認識一個人”。 通過對群體的刻板印象去定義個體，或是對個體的刻板印象去概況群體都是一種偏見，而這只會讓交流和理解變得愈發困難。

靖禾|香港大學常組織學生去偏遠的地區支教，從這個事情我也察覺出“邊緣”和“主流”的碰撞。 我發現，去支教的我們有時會居高臨下地假定受助者需要我們的幫助，希望得到如我們所願的改變。 其實，這便是將缺乏社會資源的受助者“邊緣化”了，因為我們沒有真切地聆聽他們的聲音。 這讓我想起了沈從文。 他在城市生活了很久，又回到了湘西老家。 他最開始幻想著一個民風淳樸但落後的桃花源，但最後他意識到“他們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聖，我不配用錢或別的方法滲進他們命運裏去。” 我認為，邊緣與主流的審視是雙向的。 繼續以支教舉例，我們所處的主流社會價值觀與當地學生所處的不同，因而我們在特定年齡做出繼續讀書而非結婚生子的决定在他們看來也是無法理解的。 當主流和邊緣發生交流當時候，以自身為錨點丈量他者是不同群體共有的習慣，而非主流或邊緣一方的特權或特點。

無魚|我和大家不一樣，我是一個很主動地想讓自己處於邊緣的人。 我一直追求著成為某個我所認可的群體的“覈心”，但又喜歡自由自在的感覺，囙此我不斷地在尋找和拒絕社交間反復，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習慣。 只不過，正如《島上書店》這本書所說：“沒有人能够真正的自成孤島。” 我逐漸覺得，封閉自己是不行的，無論是誰都應該要適當地與社會交流，畢竟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與世界環環相扣、絲絲相連的。

北原|我曾觀看過一部名為《蝴蝶夫人》的歌劇，它反映了一種客觀意義上的邊緣。 故事發生在十九與二十世紀的交匯處。 在尚處於傳統社會下的日本，一個家道中落的武士之門的女子，與一比特美國海軍艦長相愛。 但是艦長註定一個要娶美國新娘，日本的新娘只是他身處異鄉時情欲短暫的憑寄。 艦長歸國，女子癡守； 艦長最終攜新歡歸來，女子淒然自戕。 悲劇的深層原因是地緣與文化的差异。 東方的世界相對於西方而言是是落後的“邊緣”地區，是不足以寄託永恆的愛情的。 這種大勢上的邊緣，是個體難以主動去改變的，這種身不由己的無奈讓我唏噓不已。

3身邊的人會不會注意到“邊緣”的存在？提到“邊緣”時，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態度？

問笛|我很感興趣的一個概念是“文化邊緣”，即個體或者部分群體在文化意義上難以融入其所處的社會，具體可能體現在價值觀、政治立場等層面。 龍應台曾與兒子安德列討論“你是哪國人”這個問題，即文化認同、身份認同的問題。 由於移民、遷居等因素，她自己和一個地方的人始終難以建立深厚、長久的聯結，難以融入到當地文化。 她還發現，不同的社會對外來者的態度也截然不同，她所居住的臺灣社會强硬地要求外籍媽媽講本地語言、融入當地文化，但她的兒子長大的德國社區在這一方面並不過分苛責。 文化意義上的邊緣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變得越來越普遍，值得我們的關注。

北原|我覺得全球化通過文化同質化進一步加深了邊緣化。 無可否認，社會在加速發展，文化逐漸走向速食化、碎片化，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短視頻。 相對的，一些傳統文化無法“與時俱進”，越來越少的人重視這些文化的價值，它們自然就無法得到發揚和傳承，漸漸被棄置，最終走向衰亡。 這些文化自然地走向了社會邊緣。 那麼，如今我們對文化遺產、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義又何在呢？ 重新使邊緣文化被主流接受的舉措，是否在根本上就不能實現，還是必須在破壞這些文化之內核的基礎之上才能實現？

靖禾|我想進一步補充一個有趣的現象——“強勢文化”的構成。 譬如在殖民時期的香港，外來的英國文化雖然在人數、地理等方面看上去似乎是一種不佔優勢的外來文化，它卻逐漸下滲到香港文化中。 時至今日，香港在各方面都還能找到英國文化的影子。

可以見得，強勢文化並不絕對取決於人口基數、地域等因素。 文化的強勢可能更取決於社會文化的發展程度以及由此帶來的話語權。 殖民地文化之所以能够紮根，是因為它們的傳播者使用著他們的語言和文字掌管著行政系統、使用積累的知識以維護其統治、並迫使當地人民接受甚至嚮往殖民者的文化、從精神上植入殖民者的優越感。

這點在第三世界殖民地裏得到了很深刻的體現。 例如，在一篇名為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的文章中，其生於非洲的作者調侃了本地群體的聲音被邊緣化，籠統的、來自殖民者的刻板印象反而盛行的情况。 即使本地人能够發聲，他們的敘述也並不會挑戰殖民者的刻板印象。 在很多來自非洲殖民地作家的寫作中，他們不但沒有打破，反而有意强化西方世界對於這片土地自然風光優美，當地人更願意擁抱傳統信仰而非科技的刻板印象。

我囙此好奇，主流群體也好、邊緣群體也罷，一個社會究竟要用什麼樣的敘事管道才能準確描述出邊緣群體的處境，為其發聲呢？

老猫|我覺得一個有效的方法是關注個體的經歷。 僅僅是簡單記錄自己的生活，都會是一種對抗標籤的有效手段。 每個人都是多元的、獨特的，是值得且應該做平等交流的，這樣的方法能够讓人們草草定義一個邊緣人或群體前，構建出交流的可能性。

邊緣的概念濫觴自邊界的存在——邊界劃分出不同的群體，那麼總會有一些個體身處邊緣。 邊緣既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也是主觀的知覺。

從客觀存在的層次講，在地緣的空間維度上，邊緣化似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格局，邊緣概念的演替需要在時間的行程發生； 在歷史的時間維度上，邊緣化發生於文明的新陳代謝中。 從主觀知覺的角度講，邊緣化的感知來自於個體對群體差距的認知，在他者的差异與本體的差异過大時，便自然生發出被邊緣化的感覺。 在對於需求層次的滿足過程中，本體可能會因渴望尋找歸屬感而在無形間被賦予他者的定義，進而失去自我定義的意識。 但是，主觀意義上的邊緣化多數時候又是可以變更的。 主動的行為會改變對於邊緣的感受，而這種知覺的變化來源於自我認知與自我定義。

囙此，或許一個個個體不足以撼動客觀意義上的邊緣，但是，個體仍有自我定義、自我調節的餘地。 在自我認知的基礎上，知覺意義上的被邊緣感未必都是無可突破的桎梏。 認知他者而回歸本體，也就有了穿行於物我之間的自由。

統稿|梁矩銘

文|任李菲陽 趙睿 梁矩銘 烏靖博 王好 程楷舒

圖|圖源網絡

審稿|沈嚴

微信編輯|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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