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日前本网站刊发张千帆教授就平等问题与荣剑先生商榷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关注，本文作者陈天庸先生阅读后发来其对张教授商榷文章的商榷。本网站这里刊出，欢迎各方就此问题继续讨论）。

1. 不要把官民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误当成市场经济造成的问题。

2. 也不要把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运行几百年后才出现的问题，当作中国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千帆老师的《平等是“祸水”吗？-- 兼与荣剑先生商榷》一文（下称张文），总体上秉持了他一贯的温和理性与真诚，文中许多观点我很认同，尤其是他对整体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批判。千帆老师对左右双方都提出了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但千帆老师与一部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没有抓住中国当前“平等”问题是官民权利与利益分配极不平等这一核心，未认识到中国至今没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有过“官督商办”的经济。张文反复强调凯恩斯主义对市场经济矫正的必要性，把中国官民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误当成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问题，并接受马克思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批判。我认为，张千帆老师等中国自由派左翼（虽然张老师自认为属中右）知识分子的“平等”观，必然妨碍其追求的“改良”在中国实际发生。

张千帆老师的大部分论述与观点我都赞同，不重复叙述。

主要问题存在于该文第五节：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对该一节，我写了一篇评论，引文这里难发出，有兴趣的可翻墙搜索。

说一下我的几个主要观点：

1.中国几千年来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张文的“消极平等”是指政治权利的平等，而民众争取政治权利平等的对象，应是攫取了太多权力的官府，而不是资本家。商人不是官，也是民，同样是争取“消极平等”的抗争力量。法国“第三等级”就是包括商人在内的城市平民。但张千帆老师文章总体上将资本作为“平等”的对立面，资本（商人）成了社会争“平等”的斗争对象，那么其所谓的争平等，归根结底，还是要争取“积极平等”（又称实质平等），那就仍然回到几千年来不断循环往复的“均贫富”路子上去了。

如果要向官府争取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比如要求民众与官员一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言论自由权利，那就先别急于将“资本”作为争“平等”的斗争对象。相反要与“资本家”一道去向官府争“消极平等”一一平等的政治权利。

2.就说“积极平等”（或称实质平等），中国的主要问题也是官府以暴力攫取了太多国民创造的财富。但张文与中国极左派在该问题上很相似，都习惯性地将资本（商人）作为“平等”的主要对象，讨论平等时不区分官与商占有财富的本质不同，将官府以暴力攫取国民财富，与资本通过经营服务获得财富，都列为“平等”的对象，甚至只将资本列为“平等”的对象，因为官不好惹。都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两极分化，因而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一一虽然中国几千年来至今未曾有过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一直是官家经济，中国的问题一直来是官府对市场干预太多。关于美国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张文列举了普兰尼的《大转型》、奥昆的《效率与平等——一大折衷》等著述，却忽略了《美国大萧条》等书对1929年经济危机的分析。列举拉美国家问题时，回避了完全按左派的理想改造出的国家委内瑞拉。同样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偏差。而张文称“恰恰是在实行国家最小干预的奥派国家，马克思与哈耶克合流了”，但没有例举样本。到底哪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指导思想的国家，可以称为“奥派国家”？

张文强调1930年代后欧美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与福利政策，但中国目前政治体制与市场“自由放任”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1776年的美国，凭什么要一步跨越一百多年，直接从1929年后的美国“平等”制度学起？揠苗助长，必适得其反。步子太大，会扯到蛋。

3.张千帆老师曾经主张在宪政民主到来的“第一天”之前，先别讨论“第二天”的分配问题。但如果包括平民有产者（毛所谓的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一起争取到了“消极平等”的政治权利，然后贫者再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瓜分有产者的财富，再次搞“社会主义改造”一一这手段毛用过，饿死了几千万人，教训极为深刻，中国有产者会没有顾虑？荣文、张文与我的观点，显然都是主要面对中国问题的。因此该方面我与荣剑老师等人的观点一致，宪政必须放在“平等”之前，就如英美几百年来的制度演进一样。法国大革命是教训，不是值得仿效的经验。否则，千帆老师一直追求的“改良”，由谁去发动、由谁来推动？中国民间有根深蒂固的“均贫富、杀富济贫”理想，又有过惨烈的死人几千万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平等”为号召的左翼思维，实际上是中国改良的最大障碍。当局已经在搞“共同富裕”了，你这是去助攻吗？一一如果改良或革命的结果，还是导向“平等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另一表达），中国的“第三等级”主体一一包括商人在内的城市中产以上阶层，都将成为被“平等”的对象，中国的“改良”或者“革命”，还能够如愿发生吗？

4.政治上的左与右，到底是信仰问题，还是可讨论判别其合理对错的是非问题？或者只是可妥协调和的利益问题？千帆老师该文中是希望将其作为纯利益问题，让有产者为了安全，让出一部分财产，一定程度上实现“结果平等”的。显然千帆老师在社会分配问题上的立场是偏于左的。千帆老师该文也并不是“价值中立，不拉偏架”，而是褒左贬右的。

但这问题显然也涉及道德伦理与是非对错问题，甚至是信仰问题，否则我凭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强制你交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去实现“平等”，而不是由作为有产者的你自愿选择捐献对象与捐献方式？我能比你自己更清楚更关心你的利益？我曾以房屋的小区物业管理费为例，说明宜将“结果平等”的权利由住户自己选择。否则谁能说清楚，强要他人交出自己一部分财产行为的道徳依据是什么？与梁山好汉的行径到底有何区别？如果没有充足的道德正当性与某些具体指标为依据，无论是数人头的多数人暴政，还是比拳头的少数人专政，都难判断优劣对错，对只求自食其力的民众来说，结果也可能差不多。所以宪政必须先于“平等”。

千帆老师在该问题上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张文中认为“注定了马克思理论只有社会批判功能一一对批判资本主义体制有贡献，而没有制度建构功能一一二十世纪极左体制的社会后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放弃暴力革命理论并从经济决定论上后退一步，马克思对经济之于政治与社会的结构性影响之分析可以转化为完善宪政民主体制的思想贡献”。

张文第四节“马克思为什么坚持暴力革命”文中还提到，“大概因为左翼极权没有右翼国家的工业发达，底气有限，因而大都在世界舞台上韬光养晦，没有极右那么张狂。如果极左主要限于祸害自己的国民，极右则是带有明显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无论纳粹、法西斯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都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灾难。”

且不说社会主义苏联是不是真比纳粹徳国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小”，现在世界上显然已没有哪个右翼执政的发达国家愿意去扩张，重新建立“共荣圈”了。那么千帆教授有没有思考过另一问题，为什么右翼国家大多“工业发达”，而左翼国家相对“工业不发达”？

马克思主义作为给人类造成严重灾难的理论，其结果错了，其作为前提的“经济之于政治与社会的结构性影响之分析”难道不可疑？

而千帆老师作为负面事例提到的智利皮诺切特，其17年执政使智利摆脱了苏俄式社会主义统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几十个国家中社会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智利民众至今受益于皮诺切特按弗里徳曼经济学思想的国家治理成果。民众的生活福𧘲、社会相对自由与安全，是不是可以作为评判政策优劣的标准？舍此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

我这两年主要在南美与北美游历，尤其是南美国家，按其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偏左与偏右，对应贫穷与富裕，管制与自由，混乱与安全几项标准，几乎可以排列成一一对应的图表。那么，政治上的左与右，真的不涉及合理对错？

所以这里我想提醒千帆老师，您是不是将政治上的左作为自己的信仰了？不考虑其对错，也无视其容易导致“工业不发达”等后果，为左而左？

我很想知道，经历过社会主义惨痛教训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眼前又有委内瑞拉这样的事例存在，为什么还要选择左？

（陈天庸，2022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