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冰青 译 无论何人渴求这般离奇的收获，纽约都将奉上独处与私隐的赠礼。正是出于如此慷慨的厚赠，城垣之内聚集了十分可观的人群；君不见曼哈顿的居民大都是外乡的陌生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搬迁来此，寻求庇护、成就，以及或大或小的梦想。纽约的神秘之处就在于给予此种可疑礼物的能力。它既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他，端看运气如何。所以除非一心想要得到好的机缘，谁也不应来纽约生活。 纽约浓集了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金融，把角斗士、传道者、承包人、演员、交易员、商人推到同一台拥挤的竞技场。它的衣领上驻留着消除不去的漫长旧日的气息，以至你无论坐在纽约什么地方，都能感觉到伟大时代和显赫功业的振颤，感觉到奇诡不凡的人物、活动和事业的振颤。此刻，我坐在中城一家旅馆的客房里，房间位于透气天井的下半部，九十度（华氏度——译者注）的闷热令人窒息。没有一丝空气流进流出，然而，我还是奇妙地感受到了紧邻的环境所散播的一切。距我二十二个街区，鲁道夫·瓦伦提诺曾停灵于此，接受公众瞻仰；距我八个街区，是内森·黑尔遇害的地方；距我五个街区，海明威在此处的出版社揍扁了马克斯·伊斯门的鼻子；距我四英里开外，瓦尔特·惠特曼曾为《布鲁克林鹰报》挥汗撰写社论；距我三十四个街区，到了薇拉·卡瑟来纽约写作关于内布拉斯加的小说住过的街道；距我一个街区，马瑟林曾在大马戏场剧院表演滑稽戏；距我三十六个街区，历史学家乔·古尔德当众将一只无线电踢得粉碎；距我十三个街区，哈利·梭射杀了斯坦福·怀特；距我五个街区，我在那里干过大都会歌剧院的领座员；而距我不过一百十二个街区，老克拉伦斯·戴在主显教堂洗清了他的罪（这个单子我可以无限地列下去）。如此说来，也许我所占据的这个房间，就有不少不同凡庸、以一事留名的人物栖止过，他们有的也是在热得透不过气来的下午身处此地，无人陪伴也无人搅扰，对于来自外边的气息，心里充满着自己独特的感受。 几分钟前我下楼午餐时，注意到坐在我旁边的人（沿墙相距十八英寸）是弗里德·斯通（美国演员。——译者注）。这十八个英寸，是纽约为居民提供的联系，同时也是间隔。我与弗里德·斯通仅有的一丝联系，便是世纪之初我在《绿野仙踪》里看到过他。而如此接近《仙踪》里的人，也令我们的侍者同样激动；等斯通先生离开餐馆以后，侍者告诉我说，他刚来这个国家时很年轻，一句英语也不懂就带着女朋友看《绿野仙踪》去了，那是他们初次的剧院约会。好精彩的演出啊，侍者回忆道——一个稻草人，一个铁皮人。妙极了！（仍然保持仅仅十八英寸的距离。）“斯通先生真是好胃口，”侍者体贴地说道，为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缘份、为他与《仙踪》的这一丝关联而深感满足。 纽约将私隐的赠礼拌和进参与的激奋之中；比起大多数密集的社区来，纽约更为成功地把个人与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的一切非凡的、狂热的、精彩的事件分隔开来（如果他想要的话，而几乎每个人都想要或需要）。自从我栖身于这霉气扑鼻的天井里，城里已经发生了许多相当惹人注目的事件。一名男子在盛妒之下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他所在的街区之外，这事没有激起任何反响，报上也只略略提到一下而已。我没有在意。我到来之际，适逢全球历年来最大的航空博览会。我没有在意，其他八百万居民也大都无人在意，尽管据说参观者为数甚众。我甚至没有听到任何飞机的声响，除了惯常飞过这透气井的几架西去的班机。北大西洋上最大的远洋轮船来来去去。我没有留意到它们，绝大多数纽约人也没有。有人告诉我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海港，有着六百五十英里长的码头区，泊靠的轮船来自许多异域之国，然而，自来此地，我偶然注意到的唯一船只却是一艘小帆船，在落潮中转帆驶出东河，那是前天夜里我走过布鲁克林大桥时见到的。一天午夜，我倒是听到了玛丽女王号汽笛的鸣响，声音载承了启行的全部历史，传达着热望与茫然。狮子会（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服务组织——译者注）大会已经开幕。我连一个狮子会成员也没看到。我的一位朋友见过一人，向我谈起他。(他瘸着腿，身穿波蕾若女短衫。）棒球场和赛马场上总是上演着最激烈的运动场面。我见不到一名球员、一匹赛马。州长驾临城中。我听到警笛尖啸，但也就仅此而已——又是十八英寸的间隔。一个男人被松脱掉落的檐板砸死。这场悲剧跟我无关，再一次，这若干英寸起了很大作用。 我提及这些，只为表明纽约是特别构建的，能吸纳几乎一切来临之事（无论是东边来的一千英尺长的巨轮，还是西边来的两万人的大会）而不将其强加于它的居民；如此，每一事件，就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于是居民得享挑拣随意之福而保全了他的灵魂不受侵害。在多数大大小小的都市里，个人往往根本没有这种福气。他会被抛向狮子会。狮子会淹没了一切；无处藏身，无处逃遁。檐板掉落，砸中的是每一市民的头，城中无人可以幸免。我时常在想，这唯一砸中每个纽约人脑袋的事件，该是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吧，倒也可说是无孔不入了——爱尔兰人是你很难视而不见的族群，他们携五十万之众聚居于此，而且自家就有警察力量（在纽约，警察一直是爱尔兰移民的传统职业。——译者注）。 纽约把居民同城市生活分隔开的特质，可能直接会使他们作为单个之人变得势孤力薄。或许，生活在这样的社区里更健康一些——在那里，檐板掉落，你感受到撞击；在那里，州长经过，你总能看见他的帽子。 在这一事上，我并不是在为纽约辩护。很多人来此居住，也许仅仅是为了逃避——而非面对——现实。然而，不管它意味着什么，它总是一份相当稀罕的赠礼，我相信它对纽约人的创造能力起着积极作用——因为一定程度上说，创造不过就是超越大大小小分心之事的活动。 尽管纽约常常给人一种巨大的孤寂感或失落感，却很少显得死气沉沉无处消遣；你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移趾十个街区，或者破费五个美元，便可得到重回少年的体验。许多精神上并未获得真正独立的人，依赖着这座城市的庞杂多姿和无尽的兴奋之源来滋养心灵维持斗志。在乡村，固然有一些机会让人突然重返年轻——也许气候变迁可算一例，或者邮箱里到了什么，不过在纽约，这种机会却是无穷无尽的。我想，虽然许多人活在这里是出于意气过盛（因此他们得以从家乡小镇挣脱出来），另一些人则是出于意气不足，他们在纽约找到了保护，找到了轻易的替代。 * 粗略地说，有三个纽约。首先是土生于此的人的纽约，他觉得城市的一切理所当然，认定它的规模它的喧嚣是自然而免不了的。其次是通勤者的纽约——一座白日被蝗虫吞噬、夜晚又被吐出的城市。第三个纽约是外乡人的，他生于别处却来此追寻梦想。这三座颤动的城市中，最伟大的乃是最后一座——它是最终的归宿，是追寻的目标。正是因为这第三座城市，纽约才有了高度紧张的脾性和诗意的仪态，才有了对艺术的热忱执着和无与伦比的成就。通勤者带来了定期涨落的烦乱，本地人保障了城市的稳固与延续，然而移居此地的人却赋予了它激情。无论移居者是来自意大利的农民，准备在哪片贫民区开一家小杂货铺，还是从密西西比小镇来的年轻姑娘，只为逃避被左右邻舍观察议论的屈辱，还是来自玉米种植带的男孩，带着手提箱里的稿子和心中的痛苦，这都无关紧要：每个人都以初恋的狂热拥抱纽约，每个人都以探险者的新奇眼光吸纳纽约，每个人产生的热和光足以令联合爱迪生公司黯然失色。 通勤者可说是最古怪的鸟。他所寄寓的郊区本身并没有实质的活力，不过是日暮之时回来睡觉的巢窠而已。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住在玛玛罗乃克、小乃克或提乃克之类地方而在纽约工作的人，对这座城市的所知也就仅限于火车汽车的到开时间以及中午便餐的路径罢了，鲜有其他。他被缚于案头，从来没有在暮色中漫步闲逛，突然发觉自己晃到了公园的观景塔旁，但见堡垒似从池塘的水中兀然涌出，沿塘边几个男孩在捞小鱼，女孩们则伸手展脚，旁若无人地躺在岩石上；他从来没有在纽约优游徜徉而意外遇见任何事情，因为火车清晨来薄暮去，其间他无暇他顾。他在曼哈顿的钱袋里捕捞，也收获了金币，却从未倾听过曼哈顿的呼吸，从未在它的晨曦中醒来，从未在它的黑夜里打着瞌睡睡去。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四十万男男女女从地铁和隧道的嘴里钻将出来，充填到这个岛上。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去过哪怕一回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在橡叶沙沙般空阔的静寂中，伴着书梯（像一只老旧的水轮）把书一本一本吐进提筐，度过一个慵懒的下午。他们在威彻斯特或泽西那边照管他们的火炉，却从未见过包厘街的火炉，见过零度的冬夜里燃烧在汽油桶中的火苗。他们或许在下城的金融区工作，而从没看到过洛克菲勒中心繁茂的花木——春日明媚的早晨，水仙、百合、白桦、菖蒲依依随风。他们或许在中城的办公室上班，而任春去又回，从未在海堤边上眺望过总督岛。通勤者一生累积了惊人的里程，但他绝对不曾流浪。他进出于比土拨鼠的洞群还要纡回曲折的地方；而埋身于东河底下的淤泥里的时候，他在平静地玩着桥牌。单是长岛铁路去年就运送了四千万通勤者；然而他们之中许多只是同一群人，走着同一条路线。 纽约地形若然，常令本城居民最终比通勤者走得更远。从下东区的樱桃街到上城的一套公寓，欧文·柏林的经历犹如摸索于一条幽暗的小巷，区区三、四英里路程而已，却好象环绕世界走了三趟（IrvingBerlin，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通俗音乐作曲家。1893年随家庭移居美国，在下东区的樱桃街度过了少年时代。下东区主要是贫民窟，上城则是高尚社区，聚集了许多名流与成功人士。此处暗示下层青年的成功之路是何等艰难。——译者注）。 * 一首诗把许多东西压缩进小小篇幅，再佐以音乐，使意蕴更为醇厚。这座城市正如诗歌一般：它把一切生活一切种族一切品类，都压缩进一丸小岛，再加以音乐，加以内燃机的伴奏。曼哈顿岛无疑是世界上人群最为密集的地方，这首诗的神奇魅力不难为数百万定居者所感知，然而它的完整涵义却总是难以捉摸。最高、最华贵的办公楼脚下就是最肮脏的贫民窟。里弗赛大教堂里优雅斯文的宗教仪式与哈莱姆的巫毒魔法仅几个街区之隔。商界王子乘着加长豪华轿车沿东河大道而下驰往华尔街，经过了就在几百码之内的一群吉普赛王（当指后面讲到的包厘街的流浪汉及醉鬼。——译者注）；然而王子并不知道正从诸王面前经过，而王们倒也还没起床呢——他们的生活比那些王子悠闲多了，更是常常烂醉如泥。 纽约与巴黎绝不相象，也与伦敦毫不类同；它不是放大六十倍的斯波坎，也不是放大四倍的底特律。它无疑是所有城市中最为高耸的。它甚至能够在大萧条最低落的时刻伸展到天空的最高点。一千二百五十英尺高的帝国大厦巍然直射天穹，而当时哪怕修造半英尺的新建筑也是发疯的行为。(大厦建有系留塔，却从未停靠过飞艇；萧条时期，它只雇用了一个人冲洗厕所；它曾在大雾中被飞机撞过，又遭受过无数次的雷击，更有那么多不幸的人从大楼上一头跳下，弄得行人经过五大道三十四街时会本能地加快步伐。) 没有任何别的方向可供发展，曼哈顿只能朝天空伸张。这是曼哈顿如此雄伟壮观的最根本原因。曼哈顿之于这个国家，就如教堂的白色尖顶之于所在的村庄——这显眼的白色冠缨，象征着热望与信仰，告诉我们道路指往天上。消夏旅游者越过地狱门大桥（HellGate Bridge，跨东河连接长岛与沃兹岛的铁路桥。这一河段水流湍急，礁石密布，荷兰航海家称为Hellegat, 意为“美丽的狭道”。地名后来演变为Hellgate，即地狱门。——译者注）悠然进来；列车滑行于皇后区一片片的鸽舍和后院的上方，他从卧车的车窗朝西南望去，那里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才刚照在中城钢铁的群峰之颠，他确然无疑地看到了曼哈顿向上的贯冲之势：大墙与塔楼在升腾，烟雾在升腾，热气尚未升起，而数几百万正在醒来的人们的希望和喧嚣却在升腾——他看到这勇猛的尖矛有力地逼向天空。 纽约居然还能运转，这真是奇迹，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居民每一次刷牙，数百万加仑的水就得从卡茨基尔山区以及威彻斯特的丘陵间抽来。曼哈顿的年轻人给布鲁克林的女友写信，情书便会通过一气送管道吹到她那儿去——“扑”——就像这样。单看地下的电话线、动力线、暖气管、煤气管和下水道系统，我们就有足够理由把这个岛丢弃给众神和象鼻虫了。每一次切开路面，那些嘈杂的手术师总是会暴露出这些神经来，盘错得令人咋舌。按理说，纽约是早就该自我毁灭了的，或者出于恐慌、火灾、骚乱，或者出于它的循环系统中一条紧要的供给线的中断，或者出于地下深处纠缠的电线的短路。这座城市是早就该在某个难以通行的狭道口遭遇无法解决的交通混乱的。假如食物供应线瘫痪几天，它本是会死于饥饿的。它本是会被发端于贫民窟或由船上老鼠带来的瘟疫扫荡净尽的。它本是会被舔舐四周的海水淹没的。每隔几日从泽西漂过来令人恐惧的烟雾的大幕，遮蔽了正午所有的阳光，使高层办公楼悬浮于半空之上，人们摸索前进，心情沮丧，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见此情景，无数巢室里忙碌的人们本应会惊恐不安的。它本应被八月的暑热薰蒸得头昏脑胀，陷入疯狂的。 集体的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却似乎总能刚刚巧地避开它：他们坐在出了故障的地铁里，却没有闭锁恐惧；他们用几句吉利的俏皮话便使自己脱离惊慌的处境；他们以耐心和坚忍来面对交通混乱与阻塞——可谓一直不断地在蒙混对付。每一设施都不足以应付需求——医院、学校和游戏场总是人满为患，高速公路发着热病，未加改造的公路和桥梁成了瓶颈；空气不足，光亮不足，而且常常不是太热，就是太冷。然而，这座城市给了居民大剂量的补充维他命，从而弥补了它的危险和缺陷，那就是——归属于某个独一无二的、招纳四海的、强大而无匹的事物的那种感觉。 对外地人来说，在纽约小住可能会是而且通常就是一系列细小的困窘、不安和失望：听不懂侍者说什么；无法辨别宰人黑店跟友好的酒吧；坐错地铁；问傻问题被公共汽车司机粗鲁截断；睡房满是街头的噪声而苦熬失眠的夜晚。旅游者向纽约蜂涌而来，尤其是在夏季——他们云集于自由女神像的每个角落（不少本地居民从未去过），他们侵占奥托玛自动售货快餐店，参观广播播音室、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他们还逛橱窗饱眼福看而不买。通常他们玩得挺愉快。不过有时在纽约你会遇到大失所望的人——对年轻人，显然是旅游者，也许刚刚结婚，他们的美好梦想已然幻灭了。这地方令他们茫然失措；他们无精打采地蔫坐在一家廉价的餐馆里，一言不发地吃着。 人们最喜欢引用的对纽约的一句话概括当然是：“它是好地方，但我可不愿意住在那里。”我琢磨，住在乡村和小镇的人，他们习惯了街坊篱栏之间方便而友好的生活，却没有意识到纽约的生活也是具有邻里特色的。这座城市原本就是由成千上万个小小的邻里单元构成的。自然，有大的社区、大的单元：切尔西、默里山丘和格拉默西（都是居住区），哈莱姆（种族聚居区），格林威治村（致力于文学艺术及其他的社区）；有无线电城（商业开发区），彼得·库珀村（住宅小区），医疗中心（疾病救治区），以及其他许多各具特色的区段。然而纽约的奇妙之处在于每一个大的地理单元都包含着无数小的邻里，而每个邻里实际上又是自给自足的。通常它不过两三个街区长、几个街区宽。每一片都是城市中的城市中的城市。这样，无论你住在纽约哪里，都可以在一两个街区内找到食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与擦鞋亭、卖冰与煤炭木柴的地窖（过路时，你可以在外面把订货写在拍纸本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任何时候都送到家门口）、花铺、殡仪馆、电影房、收音机维修铺、文具店、男装店、裁缝店、药杂店、修车铺、茶屋、酒吧、五金店、酒铺、修鞋铺。在纽约的大多数居住区，每隔一两个街区就是一条小小的主街。一个人早上出门上班，还没走出两百码就做完了五六件事：买了张报纸，留了双鞋在修鞋铺里钉鞋掌，顺手买了包香烟，订了瓶威士忌等回家时迎面送来，给售木柴的地窖下看不见的人写了张条子，通知干洗店有条待洗的裤子等着来取。八小时后的回家路上，他买了一束猫柳、一只玛兹达灯泡、一杯饮料，还擦了皮鞋——全都是在他下公共汽车的街角和他的公寓之间完成的。每个邻里是如此五脏俱全，邻里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致不少纽约人一生都没走出过比乡下村庄还小的一块地方。让他从他的角落往外走两个街区，他便身处陌生之地了，不回来就不自在。 店主们对邻里的分界线尤为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了公寓，不过三个街区的距离而已。搬家后的第二天，当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里的时候，店主乍一见，简直是喜极而泣了。“你这一搬走，”他说，“我怕再也见不着你了。”在他眼里，“走了”就是离开三个街区，或大约七百五十英尺远。 此刻写着这篇文章的我，并不是住在纽约的街坊，而是从乡下来只呆几天的过客、一个漂泊者。夏天真是好时候，可以重新检视纽约，可以再度获得私隐的赠礼、独处的珍宝。在夏季，城中只有死硬分子和真实可靠的人物（旅游者除外）。周围看不到随意的、摇摆不定的寓居者，全都是实料铁杆。于是城里的气氛便颇有几分松怠，你可以只在腰间缠块布，喘着气，回想旧事。 我总是想起年轻的时候跟巨人们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那种感觉。我第一次到纽约时，心目中的巨人是十数个专栏作家、批评家和诗人，他们的名字定期见诸报端。我充满兴奋，像发着持续的低烧一般，只因为我跟他们同处一个岛上：堂·马奎斯、海伍德·布鲁恩、克里斯托弗·莫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罗伯特·C.班齐里、弗兰克·萨利文、多萝西·帕克、亚力山大·伍尔考特、林·拉德纳、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特。我会徘徊在钱伯斯街与百老汇大道交叉的街角，想：“那幢建筑里的什么地方，放着阿奇蟑螂夜里跳上跳下的打字机。”那段时期，很难说纽约给了我一条谋生之道，但它却在精神上支持了我。我常常快步走过六、七大道之间西十三街上亚当斯住过的房子，整个街区似乎都在随着我的脚步颤动——就象火车驶出中央车站时公园大道的颤动那样。这种激励（接近巨人）是源源不绝的。这城市永远充满着虔敬的毛头小子——年轻演员、雄心勃勃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画家、记者、歌唱家——每个人都靠着他自己的精神激励得以存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心目中的一群偶像。 纽约给你的，不单是持续的激励，更有奇异的场面在不断上演。我踱着步，心里回味着那个场景，希望能把它记录下来。那是个星期六，接近傍晚的时分，我走在西四十八街上。从那些卖鼓和萨克管的乐器行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无精打采的音乐授课的声音，更有蚊蝇在孳生的夏日里令人恼恨的嗡嗡不已。科特剧院白日场的观众正在散出。突然，整个街区蓦地溢满一位街头歌手高亢有力的声音。他走近了，找寻着听众；这是一个高大、快活的黑人，有着演唱大歌剧的体格。他散漫地走着，头往后甩，纵放无羁的歌声充盈了街的峡谷。他拿着一根长长的手杖，那是他唯一的道具，他穿得齐整而又随意——宽松长裤加上绉纱外套，衣袋里还有一本书露出来。 时机的选择极见匠心；科特剧院正在上演《恭顺的妓女》，散场出来的观众刚刚上了一堂种族关系课，正满心急切地要改善黑人的生存状态。硬币（多是25美分的）叮叮当当洒落街上，于是几分钟的吟游献唱便改善了一个黑人的生存状态达约八美元之多。如果他每次表演都干得这么出色，那么他的饭碗就在那儿了。纽约真是机遇之城，人们都这么说。就连那位骑警也在几分钟后踏着笨重的马蹄声过来，把排水道仔细检看一番，看看有没有掉落的银币，正如一只鸟在守候散落的谷粒。 已是傍晚七点钟，于是我去重访东五十三街一家早先卖私酒的地下酒吧，心里想着该吃晚餐了。窄小的酒吧里只有很少几个人，夏夜风扇嗡嗡响着，间或被摇酒声打断。里面光线很暗（店主看不出仅仅因为售酒法律改了就要增加照明开销的理由）。有多暗，就有多适意，墙上描绘意大利湖景的壁画就有多么惊人的美丽——那也许是店主的一位堂兄弟所作。店主亲自调酒。风扇吟诵着祈求清凉救赎的祷文。隔座隐约传来几位电台主管的谈话声；他们的蔬菜色拉里飘过一丝大蒜的味道。我的身后（又是十八英寸间隔），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劝说一个女孩跟他一起过，做他的爱人。她一副警惕的样子，但他极有分寸，小心着别自视太高反误了事。他觉得，他们须得给予对方的，是知性的伴随与性爱二者兼有。从吧台上方的镜子里，我能看见他们第二道酒的仪程。然后他必须去厕所了，而她也需要上洗手间，等他们回来，谈话的主旨已变了味。于是风扇的嗡嗡声又一次接替了进来，依旧是热和懒散的气氛，以及在这许多小小可爱的非法所在享用过的这许多小小可爱的晚餐所留下的记忆，它载着爱的主题、通风换气的声响和杜松子酒带来的疗人心神的短暂幻觉。 又一个炎热的夜里，戈德曼乐队在中央公园的林荫大道开音乐会，我正巧经过，便停步下来看看。人们坐在音乐台前扇形摆开的长凳上，入神地倾听，十分欣赏。树林间夜风轻轻摇漾，唤醒了沉睡的树叶，让它们说起话来；灯光从下方照亮绿色的枝条，看起来别是一般味道。头顶上一架飞机梦游似地飞过，信号灯一眨一眨的。我正前方的长凳上，一个男孩臂弯搂着女友；他们为彼此拥有深感幸运，一同沉浸在音乐之中。短号手上前独奏，开场道，“你就只用你的眼睛来给我干杯。……”在那个空阔而温暖的夜里，短号的声音令人惊异地清澈，充满魔力。这时，北河上另一支号的独奏开始了——玛丽女王号在宣布她的意愿。她的音调不谐，差了半度。音乐台上的号手是决不会退缩的。于是两支号争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在爱的誓言中插入远行的告白，谁也没有对此介怀。“我走了，”玛丽啜泣着。“我就用我的眼睛来酬答，”号手叹息道。柏油小径上，散步者来来往往；他们都很在意，小心着别破坏了音乐的气氛。冰棍卖得特别好。栅栏外边温暖的草地上，幽暗之中有人形在蠕动，而林荫大道上走近的女孩子们，她们的裙子被微风吹得灯笼似的鼓鼓涨涨，她们赤裸的肩头映着舞台灯的光亮。“你就只用你的眼睛来给我干杯。”这是一个奇妙的场面，而一切都是免费的。 夏季的周末，一城皆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来到办公室。没有电话铃响，没有人填喂饥饿的到件篮，没有人扰动文件；这是一幢死气沉沉的大楼，一个可怖的停摆的时刻。整座城市犹如蜂巢，尽是弃置的巢室——一座被彻底打破的监狱。偶尔，大楼某处几声铃响，召唤着电梯，听来好象一只特别的火警铃响了。这便是那孤独的无底深渊，就在夏日周六的办公室。我站在窗前，往下望着路对面一排又一排的办公室，回想着冬日的黄昏，一切都在紧张忙碌着、所有房间都点着灯的时候，那该是怎样的景观；你会看见哑剧里的傀儡在笨手笨脚翻动他们的纸片（但你听不到沙沙声），会看见他们提起电话（但你听不到铃声），会看见这么多手拿纸张的传递者无声无息、无休无止地来来去去：纽约，这个文书之都，联系着加尔各答，联系着雷克雅未克，还总是在玩着点花样。 拉斐特街的咖啡馆里，常客们坐着，闲聊着。店里很忙却很平和。我细呷着一杯饮料，透过西窗凝望制造商信托公司和九街北侧的红色砖墙，看光线渐退，红色慢慢转成紫色。白昼将尽，砖房总是要改变几分颜色，就如红玫瑰枯萎凋残时会变蓝一样。这咖啡馆乃是一个庇护所。侍者似乎永远不老，他们总是没有改变。这里一切都没有现代化。旅游招贴画中的巴黎圣母院是咖啡馆的守卫。咖啡很浓，满是菊苣味，很不错。 夜晚漫步于高架铁路下的包厘街，你只会感到一种冰冷的罪疚。有人碰你，要讨一毛钱，你只想丢下硬币而别碰到那手，因为手是脏的；你试图避开对方的目光，因为那目光含着责难。这，与其说是个人的麻烦，倒不如说是大众的——来自尚未解决的人类苦难、贫穷以及积重难返的病态酗酒的冰冷的威胁。夏天的夜里，醉鬼们露天睡在街头。人行道是免费的床铺，且没有虱子。行人或顺着或跨过或绕过这些静止的形体，犹如行走在战场的死尸中间。储蓄银行的大门口、台阶上，都躺着这些酒鬼，他们在以睡眠醒酒。每个昏睡者的脑袋边，都哨兵似地立着那只被他喝得涓滴不剩的空瓶。塞在臂弯里的是装着他家当的纸袋。观光车上滔滔不绝的召客员告诉乘客说，这就是“迷途灵魂之街”，然而包厘街并不自认是迷失了；它用自己的方式应付着它的独特问题——许多的低级酒吧，许多的廉价旅馆，许多的麻木冷漠，而数到最后，总是有贝勒尤医院压轴的（贝勒尤医院是纽约最早的公共医院，以收容酗酒者闻名。——译者注）。 往东一两个街区，气氛便迥然不同。贫民窟里自然是贫穷和破旧的住房，可是其中有着家庭生活的庄肃与安全，让人心里踏实。我沿着里文顿街朝东走去。一切都是快活、肮脏而又拥挤的。小店铺的生意流溢到人行道上，只留给行人一半的宽度。赤裸的灯泡发着没遮拦的白光，照得西瓜和女人内衣微微闪亮。家家户户都从楼上闷热的房间逃出，来到人行道上乘凉散心。他们坐在桔子筐上，抽着烟，轻松随意，十分投合。这就是广阔的下东区每晚的游园会——总的来说，比起你见到的一些在乡间绿草坪上、人人躺在白色帆布躺椅里的聚会，这些人群看上去是更为顺眼的纳凉族。这里充满了民间生活气息，混合着温热的肉体、压烂的水果和排水沟里苍蝇趋集的秽污的味道，更是融融其乐。 刘易斯街的转角处，隔着铁丝网的游戏场里一场露天舞会跳得正欢——这是某种小区活动，也许是专为戒除不良行为组织的。女人们推着婴儿车进出于舞蹈者之间，似乎是在展示舞蹈带来的最终结果。头顶上，就象装饰舞厅的小旗，长裤和胸罩垂挂在滑轮绳上，鱼贯循环。音乐停了下来，一位漂亮的意大利女孩从手袋里拿出发刷，站到街灯下梳理她的蓝黑色长发，直到头发闪亮。巡逻车里的警察阴沉地看着这一切。 * 联合爱迪生公司说，纽约五区共有八百万人口，这家公司当然有办法弄清楚了。正如每个密集的社区一样，在这里所有人种、所有宗教、所有族裔几乎都能找到。人口统计数字总是变化不定——快得你刚分析完，它们又都变了。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八百万纽约人中，两百万是犹太人——或者说，每四人中就有一个。自然，这两百万犹太人来自很多国家——俄国、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奥地利，列下去一长串。大纽约城市联合会估计纽约的黑人人口约为七十万。其中，大约五十万居住在哈莱姆区，这个区从一百一十街向北伸展。最近几年，黑人人口增长迅速。目前（本文作于一九四八年——译者注），黑人人口比一九四〇年时多出了一半。大约二十三万波多黎各人住在纽约。这里有五十万爱尔兰人、五十万德国人。有九十万俄国人、十五万英国人、四十万波兰人，还有大量的芬兰人、捷克人、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拉脱维亚人、比利时人、威尔士人和希腊人，甚至还有最早来到这里的荷兰人。很难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官方的数字是一万二千，但还有不少中国人，他们或者在纽约非法居留，或者不愿接受人口普查。 这几百万代表如此众多的种族与信仰的外国出生者，他们在此碰撞、混合，于是纽约成了一件永久陈列品，展示着四海同一的奇观。纽约居民的容忍，不单是出于性情，更是出于必需。这座城市一定得是宽容的，不然就会爆炸成一团敌意、怨恨和偏执的放射性烟云。假若人们企图偏离国际化交往的和平秩序，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城市都将炸得比风筝还高。在纽约，凡有的种族问题都在郁积着，然而重要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普遍遵奉的休战默契。哈莱姆区本身就是一座城市，作为城市，它象征着种族隔离；但是纽约的黑人生活却没有吉姆·克劳主义中那么明显的歧视成份。黑人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享有同白人一样的待遇，只是在旅馆和餐馆里他们尚未获得同样的平等。专业上，黑人在戏剧、音乐、艺术和文学等方面表现不错，但在很多就职领域却是进展不顺。吉姆·克劳原则主要体现在房屋居住的条例和习惯上。私人住宅业主可以合法地排除黑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的。然而，根据最近的城市条例，凡由公共款项融资建成或获得任何税务减免的公寓，必须接纳任何房客而不论其种族、肤色或宗教如何。 * 对纽约人来说，这座城市既固定不变又时时在变化着。在许多方面，你都会看到或感觉到它与二十五年前不大一样了。高架铁路全都被拆除，就只剩下三大道的了。守旧的人沿着六大道走过杰弗逊市场拘留所时，会怀念起铁路来，怀念它的声响、它的斑驳的阴影、它的小小的上空车站，还有这家伙的震颤。百老汇大道变了外观。以前，在花里胡哨的外表下面，尚能分辨出它的骨架结构；而今招牌铺天盖地，大楼、店铺、旅馆大都消失在霓虹灯、字母、冻蛋奶糊的门面招牌之下了。百老汇成了一条蛋奶糊做的街道，没有框架支撑。在格林威治村，吸引人的亮点渐渐疏暗了：大的公寓已经闯了进来，直逼华盛顿广场，而酒吧则添加了镜子和镀铬用具。但是村里还是徘徊着一丝诗歌、墨西哥玻璃、黄铜打制品、蜡染、威士忌瓶子制作的灯具、充满清新记忆的处女作小说的气息——老旧的村子，它的小巷，它的多鼠的单间租屋，满足着那些年轻而快乐的心乖僻无常的需求。 中央车站已经变成了廉价酒吧，它装设了超级巨大的广告展示，好象还要采纳旅游经纪人的经营策略。实际上，我曾一度住在中央车站（这里的便利设施应有尽有，而我又没别的地方可去），在我看来，大厅内景算得上是纽约建筑中较为壮美动人的设计之一，可惜后来长寿橡胶和可口可乐进了殿堂。 全城上下，有名的大宅第都在衰落。位于里弗赛路面朝哈得逊河的施瓦布宅已经没有了。五大道上的古尔德宅成了古董店。麦迪逊大道上的摩尔根宅成了教堂管理处。曾经的法内斯多克宅现在已是兰灯书屋。如今富人们不住大宅子了；他们住大公寓楼的顶层阁楼，在离街面几百英尺高的退进平台上栽种树木。 比起从前，报纸种类少了，可真得谢谢已故的弗兰克·芒赛先生几分。人们想念《环球报》《邮报》《先驱报》；对不少纽约人来说，自从《世界报》被击垮以后，生活似乎再也无法跟从前一样了。 如今警察已不再晃着警棍巡游于街区四周，而是驾着带无线电的巡逻汽车了。乘坐一次地铁要花十个美分，座位往往会是深绿色而不再是草黄色了。男人们去酒吧，只会盯着电视转播看，而不会长时间凝神静思了。说来真是令人惊慌难安。就连游行也变了几分。曼哈顿最近的一次军队凯旋游行，直接就把重型坦克开了进来，城里到处听得见不祥而可怕的隆隆声。 贫民区正逐渐让位与宏伟的住房修建计划——房子要建得高，用途要来得大，租金要压得低。几十个这类新的在建项目散布各处；每一个自身就是一座城市（其中一个位于布朗克斯区，可容纳一万二千住户），鉴于天空的地皮尚未得到开发，故要把人们高高拔升到街道之上，使他们的生活卫生标准化，给他们桔子筐以外的地方坐。联邦政府资金、州政府资金、市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蜂拥注入这些项目。其中一些项目还有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幕后支持。建筑师已让楼宇在基座上稍微扭转了一些，希望采光能好一点。它们之中，有的租金已低到八美元一间。成千上万套新的住房单元还需修建而且最终都会建起来，但纽约从来没有真正赶上过自己，从来没有达到过平衡。兴盛之时，人口暴增，新住宅从岩石上发芽生长。等衰落之时到来，人群四散而去，高楼华厦乃遭废弃，业主枯萎死亡。 我熟悉它的这些年里，纽约的节奏和脾性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精神更为紧张，更加焦躁易怒。你会在很多地方、很多人脸上遭遇到。现代生活常有的失意感在这里累积并放大了——对公共汽车司机来说，只须横穿市区跑一趟，所经历的丧气和恼怒就足以把他推到发疯的边缘：红绿灯总是快那么一刹那变掉，乘客在关紧的门上砰砰猛敲，大卡车堵住唯一的空档，硬币滑落到地板上，不合适的时候偏有人问问题。情绪愈加焦躁，速度也就越发快了。出租车比十年前跑得更快——那时就已经够猛的了。那些“的哥”曾一度跑得多么来劲，可如今，他们有时竟是在绝望之中开着车，一路奔向那崩溃的顶点。西侧高速公路上，驾车者被一路裹胁着朝城市迫近，他神思恍惚，陷于这无可逃避的流动的昏眩之中；后面被驱赶着，两边被夹挤着，他不过是水流中的一片木屑而已。 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如此不舒适、如此拥挤、如此紧张。钱已经很多了，纽约也有了应对之法。餐馆很难进得去；忙碌的生意人排着长队买一份施拉夫餐厅的午餐，卑顺得就跟从前闲散的停工者排队领汤一样（繁荣造就了等面包的长队，与萧条并无分别）。在曼哈顿，午餐时间已经提前半小时至十二点或十二点半，只为先于众人抢到桌子。下班时，每个人都比以前更感空乏疲惫。公寓都挂出了“没有空缺”的牌子。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只有站位了，而以前每个付费的乘客都是有预留座位的。老式的双层客车正在消失——人们已不再单纯为了好玩而乘这种车了。 在某些日子的某些时段，要找到一辆空出租车几乎没有可能，你会无数次地尾随追赶它们。等你终于攫住把手，把门拉开，却发现另一位公民正从另一边钻进来。看门人靠吹哨叫车肥了腰包，而一些看门人根本就无门要看——他们只是在街上四处游逛，碰巧找到出租车时，便为乘车者开门。与别的不太紧张的日子相比，此时城市既不舒适也不方便；然而纽约人在性情上并不渴求舒适与方便——假使如此，他们可以住到别处去。 * 纽约最细微难察的变化，人们谈得不多，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数。这座城市，在它悠长的历史中第一次成为可摧毁的。只须若干飞机，数量绝不超过一队野鹅，一次袭击便可迅速终结这支岛屿梦幻曲；高楼焚毁，桥梁破碎，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数百万居民化为灰烬。如今，从飞过头顶的喷气机的尖啸声里，从最新一期报纸的黑色头条里，我们听到死亡的警讯，而这已经和纽约分不开了。 城市居民都必须接受大毁灭的顽固现实；而于纽约，这种情形更多了几分可能性，这不单是因为城市本身就十分集中，还因为，在所有攻击目标中，纽约显然居于某种优先的地位。那些可能发动突然袭击的空想家，无论怎样堕落，在他们的心目中，纽约一定拥有着一种不可撼动且无法抗拒的魅力。 以前，自由女神像是纽约的路标，向全世界宣言着纽约的精髓。今天，自由之神的角色死亡之神也来分领了。沿东河边，在龟湾夷平的屠宰场上，仿佛是在与战机的鬼影赛跑似的，工人们正在雕塑出联合国的永久总部——这是所有住房修建工程中最为浩大的。于是纽约又轻松地接纳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一次，它是所有政府的住宅，是为清除叫做战争的贫民窟而建造的。纽约并不是首都城市——它既不是一国之都，也非一州之府。然而人们公认它为世界的首都。据建筑师的构想，总部的建筑将是竖起来的雪茄盒。来往车辆将会流进第一大道下面的新隧道。四十七街将会拓宽（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卡车会在深夜悄悄出现，栽种高大的树木，树根将与城市的经脉交缠）。再一次，纽约将会几乎不露痕迹地吸收来访的大会。其实纽约已经证明了它有能力将联合国隐藏起来——最近几年，城里到访过无数使团，可是市民大众何曾瞥见过一眼他们的衣摆、他们的黑礼帽呢。 这场赛跑——这场前来毁灭的战机与奋起抗争的人类的议会之间的赛跑——它萦绕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这座城市最终完美地图解了这普遍的困境以及总的解决方案；这个用钢铁和石头建造的谜团，既是极好的攻击目标，同时又成为非暴力、种族和睦相处的绝佳例证；这个雄伟的目标扫清天空的阴云，前去半途迎候来袭的飞机；它是所有民族、一切国家的家园，是万物的首都，主持着阻止那些飞机、预防其行动所依赖的审慎协商。 自龟湾新的人类之城西去一两个街区，有一株老柳，它统领着一个内花园。这是一棵伤痕累累的树，久经风霜任由攀爬，树干缠着股股铁丝才未散裂，但知道这棵树的人都很爱惜它。它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这座城市：艰难困苦中生存，不利条件下成长，春意勃动于水泥的森林之中，执着地追寻太阳。如今，每当我望着这棵树，并感觉到来袭的飞机冰冷的阴影时，我就想：“这一定要保护下来，就是它，就是这棵树。”老树要是去了，那么一切都会随之而去——这座城市、这座调皮淘气却奇迹般了不起的丰碑，若不肯看顾它，就跟死亡没有两样。 原载《世界文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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