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讓香港人和世界看見勇氣──《時代革命》紀錄片導演周冠威訪談
我希望讓香港人和世界看見勇氣──《時代革命》紀錄片導演周冠威訪談 ——
編按:《時代革命》在台灣上映,在此前已經有許多特映與包場活動,可能已經許多人看過紀錄片了,據新聞報導,全臺包場已有六十場。在這個放映的時刻,或許你會好奇,導演周冠威是因為什麼契機決定開始記錄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他有過什麼掙扎?以及他是如何找到這些抗爭者的,尤其是勇武派的年輕人。我們會在這篇訪談中看到,他第一個小孩出生在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開始時,他太太正懷了第二個孩子.......作為一個父親,他要上街去實踐他的拍攝,還是要照顧家人......
Q:最初拍攝《時代革命》的契機是什麼?
A:去到二○一九年八月的時候,我記得我是在找工作。
當時經濟上我是借錢維生,因為拍攝《幻愛》的工作,我是辭了工作去做的,頗長一段時間是靠借錢維生,到八月的時候真的覺得不行了,加上太太又有第二胎,所以要去找工作賺錢維生。
突然間我收到一個電話,電話裡頭是一個商人,他看完《十年》之後想起我,他有一筆錢,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拍紀錄片,去記錄香港人的事件讓其他人知道,他說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很多外國人都一知半解,他突然有個想法,如果有部紀錄片,簡簡單單,看完就會明白。這是他的心願,亦是他參與這場運動的方式,所以就打電話給我,說想邀請我去做這件事,問我覺得值不值得做?我就答應了,你夠膽找我,我就夠膽去做。
收到這個電話的時候,其實我是毛管直豎的,我有信仰,會覺得「主啊,你不是要我走出去吧?」我真的沒有試過出去現場,最多只是在雨傘運動時候在後排吸過催淚彈,數個小時之後就走了的人,我沒有經歷過正面衝突,也沒有走過去最前線。
如果我接了這一個工作,因為我自己對於影像上的要求很高,所以要拍這場運動不會在後排拍的,我會全程投入,會迫自己走到最前線。
Q:收到電話之後,與家人商量的情況是?
A:收到這一個電話之後,坦白說是很想做的,於是我就去問我老婆,我是一個很有立場的人,如果我用《十年》那麼明顯及立場鮮明的方式去拍紀錄片的話,我覺得那個敏感程度、我自身的危險程度,都會相對《十年》來得更大。
我去問老婆支不支持。我太太一直都知道我想拍攝的,我想去做紀錄片,記錄香港的抗爭,其實在雨傘運動時候我已經很想出去,所以她很清楚我的欲望及想法、我的熱情,我想承擔這一個責任及使命,但雨傘運動時我太太懷孕,我就出不到去。
要說《時代革命》之前,其實《十年》才是最關鍵的。《十年》是在雨傘運動之前的四月拍攝,我收到電話之後,已經想拍《自焚者》這個故事,當時我很認真跟太太商量,我從來沒有拍攝過政治的題材,但我很想拍攝這一個劇本,這個劇本是我二○○九年寫下的,一直都沒有資金、沒有機會去拍攝,但現在《十年》團隊邀請我去拍香港的將來,為香港求出路的時候,我想直接面對政治,我想拍這一個劇本。
我跟太太說,你要想清楚,因為這個劇本是談論香港獨立,極大可能會影響到我的事業。她其實是很不想我拍攝的,最後祈禱過後問我,你是否很想拍?我說是。她再問是否覺得有意義,是否覺得神都希望我拍?我都覺得是的,然後她就支持我了,尊重我的決定,全力支持我,過了這一關之後,可以說是義無反顧地追隨我。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其實是那一個決定,之後去到《時代革命》是升級了,但我太太已經義無反顧了。所以關鍵不是《時代革命》,關鍵是《十年》。也是因為《十年》的準備,導致了數年之後的《時代革命》,我們過到這一關。
Q:你是如何尋找及選擇拍攝的對象及受訪者?
A:我問不同人認不認識前線的抗爭者,可否給我拍攝?於是就認識了其中一個前線的抗爭者,就是紀錄片裡面的「阿爸」,這個「阿爸」其實是金主認識的,金主給了我他的電話,於是我首先就去找「阿爸」。
之後發現原來「阿爸」能聯繫到不同的前線人物,他認識很多人,亦都通過這個人對我的信任,介紹了很多不同的前線手足給我認識,有一些是後援、前線、男、女、年輕的、年紀大的,他都有找給我訪問。
當時約了他們一群人到我們公司,當中有十多個人上來,聽他們的故事,聽完那些故事之後,我的心比較定了下來,他們每一個都有那麼多經歷,我就揀選了幾個去追訪,包括:阿爸、蛇仔、陳伯、阿媽,其他還有Nobody、I don't know 。
當日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多故事及情緒,每一個人的經歷都很精采、戲劇性、很值得被拍攝,每一個都值得,加上他們蒙著面讓我覺得更加值得拍攝。
可能在普羅市民眼中,見到的只是蒙面者,但我想見到的是蒙面者內在的人性。我想知道蒙著面的那個人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經歷了什麼?他為什麼要走出來?他為什麼願意犧牲?他的思考、掙扎、痛苦,這些我們都需要去理解。
如果這一場運動的主角是蒙面者的話,我希望能通過紀錄片進入到他們的內心。這是一個關鍵去理解這一場運動,而不是好像新聞報道一樣,有很多事情發生,但沒有了人的靈魂,我希望可以拍到他們的內心世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度,但亦是一個最有價值、最值得拍的地方。
對比起八月三十一日在現場見到蒙面手足會有點疏離及恐懼的感覺,當日大家沒有蒙面跟我聊天的時候,我覺得很親切,當瞭解了之後,會覺得很親近,他們就是我們身邊的人,希望能透過對幾個人物的跟蹤拍攝,由小人物去見大事件,以小見大。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方向,亦相信觀眾、香港市民,是需要靠著「人」去感受瞭解,多於透過新聞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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