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满葵花籽的口袋会长出什么？
装满葵花籽的口袋会长出什么？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Slavoj Zizek, “What will grow out of a pocket full of sunflower seeds?”, The Philosophical Salon, 07 Mar, 2022,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what-will-grow-out-of-a-pocket-full-of-sunflower-seeds/。译文仅供学术交流。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之一，在1989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后就在国际上得到承认。被誉为“文化理论的猫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在《哲学沙龙》(The Philosophical Salon)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位乌克兰女人——她把一些葵花籽递给一名俄罗斯士兵，叫他把它们装进口袋——的妙文。[1]我说它妙，是因为它做了今天我们最需要做的事，也即，给我们对乌克兰灾难的反应，加上一个更加深刻的哲学的维度。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系列中的《黑麦奇案》(A Pocket Full of Rye)。其中，伦敦富商雷克斯·佛特斯库在喝完早茶后身亡，人们在搜查他的衣物时发现，他的夹克衫口袋里有一些黑麦。在小说中，黑麦在那里出现的原因是，凶手提到的一首儿歌里有一句歌词是“装满黑麦的口袋”……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乌克兰，根据马德尔的描述，在那里，也发生了一件惊人地相似的事情，不过这一次，被放进口袋的不是黑麦而是葵花籽。在亚速海边的港口城市格尼奇斯克，一位乌克兰老妪与一名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士兵对质[2]，给他一些葵花籽，叫他把它们装进口袋——这样，在他死时，种子会开花，他在土地中腐烂的尸体也会有点用，给生长的植物提供养料……
在这个姿势中，唯一一件让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人们对被派往乌克兰的普通士兵缺乏同情。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像样的食物和其他供给，一些士兵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所以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乌克兰人是来给他们送食物的。这又让我想起1968年的布拉格。我是在苏联入侵前一天到那里的，我在城里兜兜转转了好几天，直到有关部门安排外国人撤离。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普通士兵的窘困和贫苦，他们和高层军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他们对军官的恐惧，也远甚于他们对我们示威者的害怕。
即便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我们也不应为坚持常态最后的残迹和援引大众文化而感到羞耻。所以，让我们来看克里斯蒂的另一部经典《空幻之屋》(The Hollow, 1946)。书中，古怪的露西·安格卡特尔邀请克里斯托一家（哈雷街的顶级医生约翰和他的妻子格尔达，和妻子娘家的其他成员）周末到她家做客。在附近的乡下别墅逗留的赫尔克里·波洛也受邀去吃晚饭。第二天早上，波洛见证了古怪的一幕：格尔达·克里斯托拿着枪站在约翰身边，后者的血流进了泳池。露西、亨里埃塔（约翰的情人）和爱德华（露西的表弟，亨里埃塔的从表弟）也在场。约翰最后喊了一声“亨里埃塔”然后死去。看起来，凶手就是格尔达。亨里埃塔上前夺过枪，看似笨手笨脚地把枪丢进泳池，破坏了证据。波洛意识到，那个垂死之人喊出的“亨里埃塔”是在叫他的情人保护他的妻子，不让她因为自己的死而入狱；在不存在有意识的计划的情况下，全家人合谋蓄意误导波洛，因为他们都知道凶手就是格尔达并试图帮她脱罪……
在这里，标准公式的反转（凶案发生；有一组有动机、有机会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即使案情看似明了，侦探还是要去寻找拆穿真凶为掩饰自己的作案痕迹而布置的案发现场线索）又倒过来了：在这里，这群嫌犯制造指向自己的线索，以掩饰事实，即，真凶就是被当场抓住的，手里拿着枪的那个显然就是凶手的人。所以，在这里，案发现场是以一种反身(reflexive)的方式被布置起来的，它的欺骗性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看起来像是人为布置的，也就是说，在这里，真相把自己伪装成人为的表象，如此，真的“假”变成了“线索”本身。或者，就像简·马普尔在另一部经典的克里斯蒂小说《借镜杀人》(They Do It With Mirror)中说的那样：“永远不要低估明显的力量。”
意识形态不也经常起到这样的作用吗？尤其是在今天。它把自己呈现为某种神秘的东西，指向某个隐藏的暗面，以掩饰正在被公然地犯下、正在被公然地合法化的罪行。在宣告这个双重神秘化的操作（把公然的意识形态神秘化，把明显的事实神秘化）的时候，人们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情况更复杂（更符合中文语境的表达是这里面水很深）”。通过援引“背后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一个明显的事实（比如说，野蛮的军事侵略）就被相对化（不出所料，背后那个复杂的情况把侵略变成了防卫行为）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忽视情况隐藏的“复杂性”并相信简答的数字。
在乌克兰发生的不正是同样的事情吗？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可许多人却在寻找背后的“复杂性”。当然，是有复杂的地方，但基本的事实依然是：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我们的错误是，没有足够直白地理解普京的威胁。我们认为，他不会真是那个意思，他只是在玩战略操纵的游戏罢了。最讽刺的是，在这里，我们不禁又想起了弗洛伊德引用过的那个著名的犹太笑话：“既然你真要去利沃夫，你又为什么要告诉我你要去利沃夫呢？”在这里，谎言以事实真理的形式出现：两个朋友设定了一个暗号，在去利沃夫的时候说去克拉科夫，反之亦然。这样一来，在这个约定的空间中，说出直白的真话就意味着说谎。在普京宣布要进行军事干涉的时候，我们对普京要让整个乌克兰和平化、去纳粹化的宣告的理解不够直白，所以现在，“城府深”的战略家们谴责说：“既然你真要占领利沃夫，你又为什么告诉我你要占领利沃夫呢？”
那么，发生了什么？想想一两个月前，我们的大众媒体还在大谈大流行病呢。现在，大流行病几乎消失了，头条全是乌克兰。而且，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现在人们更害怕了：大家差不多要开始怀念和疫情斗争的那两年美好时光了。这个突然的转变展示了我们的自由的局限：没人选择这个变化，它就是发生了而已（只有阴谋论者不这么想，他们已经在说乌克兰危机是建制派企图用紧急状态来续命和控制我们的又一个阴谋了）。
为把握大流行病和乌克兰危机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区分两种自由：“自由(freedom)”和“自由权(liberty)”。我想冒险把这对概念确定为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自由(abstract freedom)和具体的自由(concrete freedom)。抽象的自由是一个人不顾社会的规则和习俗，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违反这些规则和习俗的能力，就像在“根本的否定性(radical negativity)”爆发（如造反或革命）时发生的那样。具体的自由则是要靠一套规则和习俗来维持的自由。就反疫苗者而言，选择接不接种疫苗的自由当然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然而，拒绝接种疫苗实际上又意味着限制我实际的自由和其他人的自由。我的自由之为自由，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受制于规则和禁令的社会空间中，才是实际的。我能自由地在热闹的街上走是因为我能够合理地确定，街上的其他人会以文明的方式待我，要是他们攻击我、骚扰我等等，他们就会受到惩罚。我只有在服从人们共同建立的语言规则（及其不确定性，包括关于字里行间的信息的潜规则）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说话和交流的自由。当然，我们说的语言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中性的：它体现了诸多成见并且使我们不能明确地表达某些不寻常的想法。思考总是在语言中发生的，它总是伴随着某种常识性的形而上学（实在观），但要真正地思考，我们必须在一门语言中，逆着(against)这门语言思考。我们可以改变语言的规则来开辟新的自由，但显然，政治正确的新话的问题表明，直接强行推行新的规则可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果并引出各种新的、更加微妙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
不过，黑格尔深知，有一些危机时刻，抽象的自由必须介入。1944年12月，让-保尔·萨特写道：“在德国的占领下，我们前所未有地自由。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尤其是说话的权利。他们当面辱骂我们。……而这就是为什么抵抗是真正的民主；对士兵来说，和对他的上级来说，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同样的孤独、同样的责任、同样的纪律内的绝对自由。”这个充满焦虑和危险的情况是自由，而不是自由权，后者是在战后恢复常态后才确立的。而在今天的乌克兰，那些反抗俄罗斯入侵的人是自由的，但他们没有自由权。他们为自由权而斗争，而关键的问题是，在斗争之后获胜的，是何种自由权。普京的御用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er Dugin)[3]为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增加了后现代的色彩：
“后现代性表明，一切所谓的真理都只是相信的问题。所以，我们信我们做的，我们信我们说的。而这就是定义真理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有我们特别的俄罗斯真理，你们需要接受它。如果美国不想开战，那你们应该意识到，美国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说，‘不，你不再是头了’。问题是谁来统治世界。这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战争。”
在这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叙利亚和乌克兰的人民呢？他们也能选择他们的真理/信念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大“头目”和他们的斗争的游乐场？甚至一些左翼也把杜金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者和族群-文化认同的不可化约的多样性的支持者。但杜金支持的多样性，是基于族群认同的多样性，而非族群内部的多样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战争”。基要主义的族群认同的兴起，说到底是全球市场的另一面，而非其反面。我们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全球化：如果我们真想应对全球变暖的话，那么，我们就比以往更需要全球的团结与合作。
吉尔伯特·凯斯·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写道：“去掉超自然，剩下的就是不自然了。”我们应该支持这个说法，但是在相反的意义上，而不是按切斯特顿的本意来理解它：我们应该接受，自然是“不自然的”，它是一场由各种无内在韵律的偶然动乱组成的畸形秀。在2021年6月底，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上空的“热穹”（一种天气现象，高压脊困住并压缩暖空气，抬高温度并烘烤其覆盖区域）使温度升到了将近50华氏度，把温哥华搞得比中东还热。诚然，“热穹”是一个地方现象，但它也是全球气候模式动乱的结果，而后者，显然又是由人类对自然周期的干涉引起的，因此，为应对它，我们必须全球地行动。
还记得在战争爆发一两天后，普京在电视上号召乌克兰军队推翻泽连斯基政府并取而代之，称这要比和他们和谈容易得多。也许，在俄罗斯本土也来这么一场变动会是好的（1953年，朱可夫元帅还真在这里棒赫鲁晓夫推翻了贝利亚）。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简单地把普京妖魔化呢？不。要真正地反对普京，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批判地审视我们自己。
在过去几十年里，自由的西方在和俄罗斯玩什么游戏呢？它是怎样卓有成效地把俄罗斯推向法西斯主义呢？想想它在叶利钦时代给俄罗斯提供的那些灾难性的经济“建议”就知道了……是，普京显然为这场战争谋划多年，但西方是知道的，所以说这场战争绝对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惊人之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在有意识地把俄罗斯逼进角落。俄罗斯害怕被北约包围，这绝不是什么偏执狂的想象。下面这种说法——没有谁比维克托·奥尔班[4]说得更好了——有真实之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被卷入了地缘政治大玩家的交火：北约一直在东扩，对此，俄罗斯越来越不舒服。俄罗斯人有两个要求：乌克兰宣布中立，北约保证不会接纳乌克兰。俄罗斯人没有得到这些安全保障，所以他们决定武力夺取。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地缘政治意义。”当然，这句小真话，掩饰了一个巨大的谎言：要知道，俄罗斯自己也在玩疯狂的地缘政治游戏啊。
至于现在的情况，不应有任何禁忌。显然，也不能完全相信乌克兰方面，顿巴斯地区的情况还远算不上明朗。而且，排斥俄罗斯艺术家的浪潮正趋近于疯狂。意大利米兰的比可卡大学停了保罗·诺里的一系列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课[5]，校方给出的论证含“京”量很高：这不过是稳定形势的预防之举罢了……（几天后，课程得以恢复。）但如今，与俄罗斯的文化接触比以往更重要。而且，只许来自乌克兰的乌克兰人进入欧洲，不许当前在乌克兰的第三世界学生和工人（他们也在努力躲避战乱）过来的巨大丑闻又怎么算？西方爆发的种族主义又怎么算？上周，CBS的新闻记者查理·达加塔说，“恕我直言”，乌克兰“不是一个像伊拉克或阿富汗那样数十年一直冲突不断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对文明、相对欧洲的——我也必须仔细斟酌这些词——城市，一个你不会预期或希望发生冲突的地方”。乌克兰的一名前副检察长告诉BBC：“我的情感颇受震动，因为我看到，每天都有金发碧眼的欧洲人遇害”。法国记者菲利普·科尔贝[6]说：“在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逃避普京支持的叙利亚政权轰炸的叙利亚人。我们谈论的是开着和我们一样的车逃难的欧洲人。”的确，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但我们在这些冲突上的合谋又怎么算呢？今天，在阿富汗真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时候，有谁还记得，三十年前，它曾经是一个有很强的世俗传统（包括有一个强有力的，不靠苏联就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的国家呢？但接着，苏联和美国先后进行干涉，于是就有了今天……
我们的记者和评论员对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惊恐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惊恐又是极其地模棱两可。它可能意味着：现在，我们看到，恐怖不限于第三世界了，恐怖不只是我们可以安心地在屏幕上观看的东西了，恐怖也会在这里发生了，因此，如果我们想活得安全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在世界各地与之斗争……但它也可能意味着：让恐怖留在那边，留在远方吧，我们只要保护自己不受恐怖侵袭就好。普京是战犯——可我们是直到现在才知道的吗？十几年前，在俄罗斯飞机为救阿萨德政权而轰炸叙利亚最大的城市阿勒颇的时候，他不就已经是战犯了吗？而且当时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做的事情，要比他们今天在基辅做的事情更加残忍。我们当时就知道了，但我们的义愤只是道德上和言辞上的。我们更同情“和我们一样”的乌克兰人。这个情感本身就表明弗雷德里克·洛尔东的努力是有局限性的。他试图把解放的政治建立在靠斯宾诺莎所说的跨个体的“情感摹仿(imitation of affect)”来维持的“归属”感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发展与那些不与我们共享情感归属的人的团结。
在泽连斯基总统说乌克兰的抵抗是在保卫文明世界的时候，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他排斥不文明的世界？在俄罗斯因为抗议军事干涉的那数千人又怎么算？纳粹曾在一个体现欧洲最高文化的国家掌权这个事实又怎么算？“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曾在那里杀戮。如果我们只“保卫欧洲”，那么，我们就已经在说杜金和普京的语言了：这是欧洲真理和俄罗斯真理之争。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是内在于文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斗争是普世的。而今天，只有斗争的普世性，才是唯一真实的普世性。
乌克兰是所有后苏联国家里面最穷的。就算他们赢了（希望如此），他们的胜利也将是他们的真理时刻。他们将不得不意识到，对他们来说，赶上西方还不够，因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本身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关于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现在，在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显然正在各个层面上接近危机的时候，情况又一次被错误地简化为野蛮的极权主义国家和文明的西方之争……而同时人们却对全球变暖视而不见。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输了。当下的时刻并非事物澄明、基本的对抗清晰可见的真理的时刻。它是最深刻的谎言的时刻。要是排斥“不文明的世界”的欧洲赢了，我们都不需要俄罗斯来摧毁我们。我们自己就会毁灭自己。
[1]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vegetal-redemption-a-ukrainian-woman-and-russian-soldiers/
[2]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0548649/Put-sunflower-seeds-pockets-grow-Ukraine-soil-Woman-confronts-Russian-troops.html
[3]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7766688
[4] https://abouthungary.hu/speeches-and-remarks/interview-with-prime-minister-viktor-orban-in-the-political-weekly-mandiner
[5] https://www.ruetir.com/2022/03/02/nori-case-bicocca-the-course-will-be-held-icon-news/
[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mar/02/civilised-european-look-like-us-racist-coverage-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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