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谎言与黑格尔:哲学家的亲密生活是否塑造了他们的观念?

2022-03-15 作者: 王立秋 原文 #Matters 的其它文章

性,谎言与黑格尔:哲学家的亲密生活是否塑造了他们的观念? ——

性,谎言与黑格尔:哲学家的亲密生活是否塑造了他们的观念?




休·布雷基/文

王立秋/译



Hugh Brekey, “Sex, lies and Hegel: did the intimate lives of philosophers shape their ideas?”, The Conversation, March 9,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ex-lies-and-hegel-did-the-intimate-lives-of-philosophers-shape-their-ideas-176570。按CC-BY-ND协议翻译发布。

休·布雷基(Hugh Breakey),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伦理、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澳大利亚职业与应用伦理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理论、规范伦理学、治理研究和应用哲学。

王立秋,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大哲学家的亲密生活怎样塑造了他们的观念?他们和家人、配偶、生活伴侣以及地下情人的亲密关系是否影响了他们的哲学?

这些,是瓦伦·沃德(Warren Ward)在其新书《哲学的情人们:七位哲学家的私生活怎样塑造了现代思想》(Lovers of Philosophy: How the Intimate Lives of Seven Philosophers Shaped Modern Thought)中要回答的问题。

身为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沃德在书中灌注了他专业的知识和他强烈的兴趣。他的“画布”是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晚期的欧陆哲学。他走进了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福柯和德里达——的生活。

除探索“亲密”与哲学之间的联系外,这本书还有另一个抱负。沃德回忆说,这些哲学巨人的巨大权威曾让他心生畏惧。但在读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自传小说《女宾》(She Came to Stay, 1943)的时候,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波伏瓦在书中毫不客气地写到了自己的情人让-保罗·萨特,她的描述让那个伟岸的哲学家显得不那么令人生畏了。

类似地,对所有那些忘记了这点——哲学巨人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是有缺陷的、复杂的人——的人来说,《哲学的情人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部通俗易懂的、刺激的历史

沃德实现了他的抱负。《哲学的情人们》充满洞见也不乏刺激,读起来让人觉得享受。

沃德用戏剧性的手法重述了这些哲学家和他们未来的情人第一次见面时的兴奋。他描述了他们的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他们经历的令人难受的崩溃和让人刺痛的拒绝。虽然这样的作品肯定会涉及丑闻和诲淫的东西,但沃德对待其主题的态度体面而不乏思想性。

哲学事件也被赋予了生活气息。在带我们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等待萨特著名的公开讲座《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开场的的时候,沃德把那种紧张感写得明明白白。他还小心翼翼地把我们引入那个安静的大厅,让我们亲眼见证福柯在盘问下对自己论文做出的精彩辩护。

沃德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的见解兼具思想性和常识性。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再多一些心理学分析就好了。毕竟,他探讨的许多哲学家(尤其是尼采和福柯)都在精神医学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用他们自己的洞见来分析他们,这样的可能性想来就非常有趣。

我们会发现,越到后面,沃德的精神分析就越有穿透力。和之前的思想家相比,关于萨特、波伏瓦、福柯和德里达生平的历史记录更详细,沃德关于他们的论述也因此而更加精细和自信。

和哲学正典一样,本书也偏重于男哲学家。但书中随处可见女哲学家的智识力量。这点在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那里最为明显。沃德不只关注她们和海德格尔、萨特的关系,还详细地研究她们的生活和爱情。

在关于不那么广为人知的人物(她们是那些哲学家的知心朋友,经常和他们讨论,比如说,康德的好友卡罗琳·冯·凯瑟林伯爵夫人,和尼采的情人俄裔心理治疗师露·莎乐美)的影响的讨论中,女性的智识力量也很明显。

沃德的书也不是那么地偏重哲学。它很关注家人、情人和生活伙伴,也记录了在这个时期席卷欧洲的疾病、革命和战争。沃德研究的人物之间通常都隔着差不多一代人,这就使得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从传记和哲学的角度来看,都能和前一章接得上。

不过,沃德的确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概述了他研究的哲学家们主要的理论观点,他还经常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解释他们的见解。这就提供了足够的哲学素材来供我们思考哲学家们的冲突和激情可能怎样影响他们的观念,虽然有些时候,沃德的讨论有些不对劲。

比如说,康德在发现自己要打造自希腊时代以来的第一种纯粹世俗的道德哲学的时候肯定会大吃一惊,他的前辈托马斯·霍布斯和大卫·休谟更是会被这样的说法震惊。

把正典人性化

我们可以从沃德充满洞见的哲学史之旅学到许多。他的研究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虽然这些伟人变成了权威(如今,我们毕恭毕敬地引用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权威,也是靠努力得来的。

他考察的哲学家都提出了革命性的观念。他们试图走出数个世纪以来甚或千年来一直是主流的假设和见解。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必然要求引入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东西或提出之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

哲学的革命之路阻且长,但沃德笔下的人物小传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愉快的“白手起家”的故事。它们描绘了每个哲学家从异端或不相关到备受哲学界、经常也受大众赞誉的旅途(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尼采,他在自己的时代几乎没有受到称赞)。

理解哲学家通常是艰难的人生、他们在自己哲学中倾注的工作和牺牲以及他们个人的斗争(这些斗争也在他们的哲学中留下了印记),有助于读者更加同情地理解他们的观念。

沃德写到的许多哲学家都经历过艰难的时代。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家族中,差不多有一半的孩子都没能活到成年。父母的早逝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桥段。

理解这些挑战和牺牲,使读者更容易那些反直觉的甚至是激进的观念对其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正是这些哲学家的生活处境和个人史,使他们提出了这些观念。

梦想家的暗面

这些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也不可避免地有自己恶的一面。沃德对其亲密关系的研究暴露了其个性让人讨厌的一面,甚至可能动摇我们对其作品的看法。

这些哲学家的许多个人的决定,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就是可耻的,在现代人看来就更加惊人了。除多次出轨外,他们还经常搞自己的学生(海德格尔和阿伦特、波伏瓦和奥尔加·科萨基耶维奇,福柯和丹尼尔•德菲尔)。

他们甚至还会搞自己的病人。萨特晚年开始做一种在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进行治疗的新型精神分析。他很快就把他的一个新顾客,19岁的阿尔莱特·埃凯姆变成了自己的情人。不久之后,这件事情又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折,他又在法律上,把她收养为自己的女儿。

读者也不得不正视黑格尔那让人痛心的恶行:他拒绝遵守和自己私生子母亲结婚的承诺,对贫穷孤苦的她不管不顾,还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孤儿院受苦。最终,母子二人都在悲惨中死去。

还有海德格尔骇人的反犹主义问题——更不用说他还加入过纳粹党了。德里达和萨特在猎艳时也很糟糕。从这些事迹中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大谈道德的哲学家在伦理上做得比其他任何人更好。

尼采和康德则以不同的方式免于这样的指控。康德的亲密生活,和人们对“绝对命令”的作者的预期差不多。除中年有过一个倦怠时期(期间他经常去打台球和打牌)外,康德在亲密中的表现体面而认真。事实上,他在心事上的谨慎和扭捏近乎于老套。

尼采又不一样。惊人的是,看起来,在作品中明显厌女的他,私下里对待女人的方式却没什么不妥。和未能使自己的私生活符合自己的伦理哲学的高标准相反,这位自封的“非道德主义者”可能引发的,是相反的抱怨(即,未能让自己的伦理哲学符合自己的私生活)。

尼采没有在自己的哲学中表达他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两位非凡、自由且极为聪明的女人的尊重,她们在不同的时代俘获了她的心:科西玛·冯·比洛(瓦格纳的情人和后来的妻子)和开拓性的心理治疗师露·莎乐美。

私生活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沃德追溯亲密生活对哲学思想的影响的计划在学术上是危险的,在思想上又充满了前景。

这个危险,与在追溯一部哲学著作对后来作品的影响时遇到的挑战相似。就像哲学家昆廷·斯金纳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哲学体系和另一个哲学体系之间寻找联系点实在是太容易了。

哲学家经常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并用各种各样出版物、演说和讨论来表达这些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丰富、动态、微妙并且往往有点矛盾的智识创造。这意味着,一个体系和另一个体系总有重叠和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对这些相似的地方作过多解读。

这点,对研究人生与哲学理论之间的交叉来说也一样。人的一生,从头到尾,也和哲学体系一样丰富、动态、微妙且矛盾。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经历、自己的家庭和关系、自己的秘密和阴私、自己独特的心理和思想。他们也会受主流文化的观念、语言和实践影响。

把人生和哲学体系叠起来看,我们难免会发现诱人的相似之处。黑格尔个人生活中的冲突可能帮助激发了他的辩证唯心主义。

也许,使尼采写出他著名的宣言“上帝死了!”的,是他在被露·莎乐美拒绝后产生的那种心中有某种重要的东西正在死去的原始感受。

也许,德里达后来关于语言及其建构的重要性和可塑性的洞见,也出自于他早年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美国人、犹太人)。但这些重叠同样是偶然的。它们可能是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作用的结果。

路灯效应

但我们也不必急着把沃德这样的研究抛到一边,因为这里还潜伏着另一种认知偏见,有时,我们把这种偏见称作“路灯效应”。

“路灯效应”得名于一个古怪的寓言。一个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一个警官来帮忙,但他们都没找到钥匙,于是警官问醉汉是不是确定钥匙丢在了这里。醉汉回答说,钥匙丢在附近的公园里了。在警官问为什么他要在这里找钥匙的时候,醉汉回答说:因为光在这里

在我们寻找帮助创造突破性的哲学著作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显的、可验证的事实上来避免妄加推测。这些事实包括,他们的学术导师是什么样的,以及据人们所知,他们读过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援引确凿的证据。

问题是,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下功夫,是因为光在这里。在紧闭的门背后、在窃窃私语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清楚。激情、背叛和幽会带来的哲学后果很难识别。

沃德的研究说明,这些经历完全可能留下最明显的心理印记。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往往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沃德的功劳在于,在关键节点上,他明确地邀请我们“琢磨”和“猜测”,甚至在耕耘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沃土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注意,这始终是我们自己的推测。


沉重的生活代价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部关于哲学和哲学家亲身经历的亲密关系的丰富和刺激的历史中学到什么?

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新的这些体系要求孤独的工作。沃德写到的哲学家都共享哲学讨论之乐,但同样地,他们的著作也都要求他们长时间地独处。

康德在1771年到1780年密集研究的“沉默的十年”中几乎断绝了所有社会联系,在此期间,他提出了他改变世界的哲学观念。海德格尔也一个人躲进了自己的“小屋”(die Hütte)——德国黑森林中的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木屋。

沃德笔下的哲学家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有过成为“孤独的天生的、结义的嫉妒的朋友”(这是尼采的话)的时候。

有时,这个孤独中也健康地,穿插着一些与人的联系。在上午和下午孤独的写作之间,萨特和波伏瓦会在午餐时讨论。但孤独也经常让人付出沉重的生活代价。在追求哲学抱负的时候,这些哲学家往往会把伴侣和妻子撇在一边,忽视她们。

的确,哲学生活可能让人付出心理上的代价。沃德正确地谈到了作品对哲学家的消耗。这通常是好事:驱动他们的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召唤,这个召唤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但哲学创造劳动也要求努力、孤立、牺牲,甚至还会带来贫困的风险。疑病症并不罕见。露·莎乐美因为痴迷学习而产生的疾病和晕厥症状让人想到大卫·休谟所患的“学究之病”。

但哲学也能让人变得丰富和圆满,有时,它也能驱使学者到自己的世界中去寻找人与人的联系。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他们说话的、丰富和挑战他们思想的、受他们信任的伴侣。甚至在“沉默的十年”里,康德也经常去找他珍视的两个朋友,约瑟夫·格林和冯·凯瑟林伯爵夫人,和她们讨论哲学。

十足的性感

值得强调的最后一点,可能让那些觉得哲学枯燥、抽象的人感到奇怪,那就是:哲学的相遇十足性感。

在沃德的众多描述中,事实证明,和受尊重的同行(特别是在可能和这个同行发展浪漫关系的情况下)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既在情欲上令人兴奋,又在智识上给人刺激。

可能促成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的力很多。可以是嬉戏打闹,也可以是承认(内心深处的想法被人看到、自己的智力和博学受到尊重),可以是沉浸在真正的聆听中和意识到自己真正被聆听,也可以是思想的交锋和共同的智识创造(即哲学论证),可以是质疑不可能质疑的东西带来的刺激,也可以是看到对方内心深处也有和自己相同想法引发的惊叹。

可惜,在这里的这些哲学家的生活中却少有纯真的情欲。虽然有时亲密关系的双方的确是平等的——尼采和莎乐美,萨特和波伏瓦——但通常,这样的关系是并不平等,是由强势的一方,以粉碎现有亲密关系的方式缔结的。

沃德也在书末留给我们这样一个意象。在参观巴黎高师,也即波伏瓦和萨特最初相遇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两个学生正在忘我地交谈。这对青年男女还没有成为恋人,但在谈话过程中,他们深深地为对方的观念之舞所吸引。

可以说,这是沃德这本书一大贡献。它使我们摆脱了德里达所哀叹的那种人们精心构造的哲学家形象:就好像他们是无性的、永远和人保持距离的存在。

在《哲学的情人》中,哲学家有血有肉地走向我们,他们的形象丰富起来了。他们既是毕生的配偶、热情的朋友和秘密的情人,也是认真的学者、耀眼的思想家和威严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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