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而不安
自由而不安 ——
自由而不安
理查德·V.里夫斯/文
王立秋/译
Richard Reeves, “Free & Uneasy”, Literary Review, March 2022, https://literaryreview.co.uk/free-uneasy。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理查德·V.里夫斯，英裔美国作家、学者，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王立秋，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各种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Profile 192pp, £16.99.
19世纪中期，法国实证主义思想家和社会学开山之祖奥古斯特·孔德设计了一种新的信仰。他的人道教(Religion of Humanity)将把崇拜的自然欲望引向科学和人道主义的目的。没有神，但做人(to be human)就是神圣的。孔德详细地描述了人道教的礼仪。比如说，与在胸口划十字相反，教友们轻叩头上的三个地方，寓意爱、秩序和进步。
英、美、巴西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人道神庙（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圣殿至今还在使用）。但孔德的大多数同时代人（甚至那些在其他领域欣赏他的人）并没有皈依。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孔德的一些提议像是“出自从来没有笑过的人之手”。
孔德把理性主义变成宗教的努力，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生动地说明了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中一个普遍的习惯：胜利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有自大情结，相信历史正在走向他们那边，带来越来越广泛的个体自由，消除各种令人窒息的限制（宗教虔诚、民族自豪、部落忠诚，甚至家庭义务）。自由派忘记了自己的局限。
在历史的近几个篇章中，从1989到2009年那个时期可谓“自由派傲慢的时代”。随着共的失败、民主的扩散和市场的兴旺，自由主义价值看起来稳稳地取得了胜利。自由无处不在，不只对人来说如此，对市场和商业来说也一样。几乎每个人都在签新的贸易协定和放开边界。当然，还是有局外人，但评论者们自信地预言，经济增长终会带来自由民主。
凭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一举成为20世纪后期这种自由主义的胜利主义在智识上的代表人物。他的核心论证是，自由民主正在变成全球的标准，政治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终点。但事实却不是那样，这就把福山变成了最有趣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确，在最近十年里，我们见证了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全面退缩。值得肯定的是，福山一直试图弄清楚这是为什么，并因此而写出了两本关于政治秩序的历史起源与发展的好书和几篇关于信任、生物技术和认同的专题论文。不过，在新书《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不满》中，他第一次对自1992年以来的自由主义计划作出全力辩护。
当然，这本书也更加地谦虚。和我们许多人一样，福山是克制的自由派。但他的论证也因此而显得更有说服力。他严肃地探讨了左翼和右翼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吝对公共政策提出自己的批评。他要传递的基本信息是，自由民主是安排社会的最好方式，但我们必须在改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上多下功夫，必须更加尊重传统的观点和生活方式。我们没法像变魔术一样把自由主义变出来，它需要努力和谦逊。
在外交政策上，自由主义的傲慢导致了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想法，那就是，民主国家不需要地基。因此，福山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持批判态度，这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911创造的激烈氛围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华盛顿那些新保守主义者的地缘政治野心的结果。但它也反映一种普遍的认识，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好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至于伊拉克人民会迫不及待地接受它们，哪怕它们是用枪指着他们的美军送过来的。
但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国内。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21世纪头十年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破防了，它暴露了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不稳定。在美国，许多黑人家庭的财富一下就没了。自由派忘记了，市场经济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特别是在对国际竞争或大规模移民开放的情况下。掌舵的技术专家没有看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在变革的波浪上快活地冲浪的同时，许多他们的公民同胞被落在了后面。而如果后者胆敢抱怨的话，前者就会把他们斥为反动派。实际上，自由派向工人阶级传达的信息实际上就是，跟上，不然你就完了。
比如说，比尔·克林顿大力推动自由贸易，却没有兑现投资培训、教育失业工人的承诺。和他那一代的许多自由派一样，他是财政预算上的鹰派，但在执行时，又向华尔街和美联储控制支出的压力低头了。就像克林顿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写的那样，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把“比尔的蛋蛋抓在手里”。现在，这点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流向上层中产阶级自由派的时候，在群众那里，自由主义也就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不平等是自由派自己制造的麻烦。
快进到2016年，这个忽视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反扑。民粹主义者把自己摆到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他们更喜欢“全球主义者”这个词）的对立面上并利用了民族情绪。这是宿怨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天生的敌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由派更喜欢像约翰·列侬一样想象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在自由派傲慢的时代，他们寄希望于跨国制度，他们希望，这些制度将逐渐取代民族国家。福山本人也热衷于把欧盟作为模型来推广（在新书中，他就没那么乐观了）。但就像他写的那样，“自由主义理论很难明确自己共同体周围的边界并把它对那个边界内外的人民的义务解释清楚。”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自由主义从根子上要求普世平等的人道尊严。自由派的普世主义理念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冲突。我们只能和这个真实的张力共处，努力应对它，但不是妄想去解决它。至此，这点应该是明显的了：我们没有超民族国家的捷径可走，自由主义必须先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它的目标应该是在民族国家（无论它们自不自由）之间实现一种基于和平的共同利益、通过国际联盟来强化的和平的多元主义，并且这个国际联盟要强大到能在单靠前者不足以实现目标的时候行动的地步。
如果民族主义让自由派不舒服的话，那么，宗教信仰则让他们不快。往坏里说，自由派有时看起来希望彻底消灭宗教，在他们看来，宗教不过是蒙昧时代的遗物罢了。就像福山写的那样，有太多的自由派认为，“在像堕胎和同性婚姻那样的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并非可接受的，对重要道德问题的另类理解，它们只是需要根除的偏执与成见的例子而已。”而与这种看法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哲学家威廉·高尔斯顿所说的那种尽可能容纳多种生活方式的“权宜妥协的自由主义(modus vivendi liberalism)”。
福山太想复活自由主义了，以至于有时给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留下太多话柄。他关于自主的论述尤其重要。福山指出，这种对人类社会的构想——即任由个体提出自己的生活计划和自己的“好”的理念——太“薄”了。他指出，“人渴望尊重”。对。他进一步论证说，他们渴望尊重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像宗教信念、社会规则和传统那样的外在的东西，哪怕这种渴望使他们做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行为”。也对。自由派只是坚持，这些“更厚的”认同是个体自己（经常是凭借传统和历史）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由社会普遍地强加给每个人的。不过，福山太过于担心这样会让自由主义看起来非道德(amorality)。他对照了两个想象的个体，一个整天躺着玩电子游戏，无视他人的需求，抽大麻；另一个则努力工作，参加公民生活，支持朋友和家人。他指出，包括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内的大部分有影响力的现代自由主义正义论都“不会允许公共权威或我们其他人来评判这两个个体”。这种说法很怪。罗尔斯的著作并不否定道德判断。很难想象在哪个自由社会中，懒汉会不受辱骂甚至排斥。自由社会中不乏判断，只不过，和在不自由的社会中不一样，在自由社会中，大多数这样的判断，不会被写进法律而已。这里的反讽之处在于，自由派往往必须比许多现代保守派更寄希望于道德传统，更寄希望于通过社会压力来贯彻那个传统。而后者则看起来认为，只有国家权力才能造就好社会。
当然，当今的时代对自由派来说充满了挑战。对他们来说，近几年来，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道歉了。自由主义的局限已经被残酷地暴露出来了。事实也证明，包括多元主义、宽容、平等和个体性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价值比我们所知的更脆弱。但当然了，它们也因此而越发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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