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葉維昌:人道工作中的平衡藝術 | 圍爐 · CUHK
對話葉維昌:人道工作中的平衡藝術 | 圍爐 · CUHK ——
葉維昌,曾任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駐外代表,有6年多在前線戰區進行人道工作的經歷,2019年轉任香港一家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智庫的營運總監。
中三成績班上包尾,經社工點醒,說大學有更多他向往的排球賽事,發奮讀書進入香港大學商學院,2004年畢業入職投行高盛集團,在講定的四年工作期限到達後,辭職赴日本修讀國際關系碩士學位,2009年報考ICRC因法語差被拒,後在香港紅十字會工作,又赴法留學,2011年再次申請ICRC被錄取,之後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約旦、敘利亞、緬甸等地,親歷過2012年以色列轟炸加沙地帶,2013年ICRC駐賈拉拉巴德辦事處的炸彈襲擊,2014年塔利班劫持阿富汗師生,2015年緬甸西部的難民危機......曾因2014年組織營救被綁架的33名師生備受媒體關註,2018年獲評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回顧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多年經歷,葉維昌認為,人道工作是一門「平衡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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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理想與現實
1. 在您成長過程中,有什麼人或事對您國際視野影響較大?
葉維昌:香港大學那個時代的氛圍對我影響還蠻大,我去到大學以後覺得世界很大,香港很小。那時看了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的書,關於世界各地的難民和戰地生活,就很想去了解世界上除了所謂的大國外,其他小地方的人是怎麼生活的。我對國際問題的關註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後來大二時有個機遇,我去了肯尼亞貧民區做商業扶貧的項目。
我去肯尼亞以後發現世界真的大得很厲害。當時我住在貧民區,那裏衛生環境很差,生活極度貧窮,我看到鄰居傷殘的小女孩被去上班的父母鎖在門外,下雨時只能躺在水裏,太陽曬的時候皮膚都裂了。我開始問自己,香港遇到的問題是不是世界問題,還是他們在肯尼亞遇到的才是世界問題,世界上是更多人過著像他們一樣的生活,還是更多人過著像我們一樣的生活。我發現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人才是這個世界的主流,於是我開始思考,教育對我的意義是什麼,我父母讀書是為了向上流,到我這一代應該可以有所不同吧。當時另外五位其他國家的intern,在實習完結時都說畢業後想去國際機構處理這些問題,想做外交人員協調國與國的問題,這令我反思,為什麼我讀了那麼多年書,除了會計師事務所、銀行和地產公司啥都不懂,我覺得自己眼光很窄。所以突然有一個想法,我希望有機會在這些問題裏面發揮一點角色。但是當時我知道沒辦法馬上改變生活軌跡,所以就從2002年開始做了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選擇不同地方的問題去看書研究,希望五年後可以滿足進入國際機構的要求,比如擁有一個很好的研究生學位,掌握幾門國際機構承認的官方語言。
2. 我覺得您說的這個很重要,只有理想是不夠的,還要有規劃。
葉維昌:對,規劃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我二十四、五歲時,很多人問我如果追夢失敗了怎麼辦,我想這個五年計劃給我提供了退路。我的計劃裏除了之前講到的學位和語言外,還有提高自己的成熟度,所以畢業後在銀行工作同期我去參加很多社會活動,在監獄裏面教書,世貿組織來香港時也去參與相關的活動,如果最後這些都沒能讓我成功考到國際機構,我回來拿著這個履歷也可以找到工作。當然,每一個決定最後的結果都是要自己承擔的,既然選擇離開銀行去體會很多不同經歷,那麼物質的生活自然要減少一點,可是生活簡單一點其實不也一樣嗎,重要的是在我人生最有動力最年輕的階段認真地活過。
3.您畢業後在投行工作了幾年,那這段經歷對您後來的人道工作有幫助嗎?
葉維昌:我來自一個普通家庭,因此我要考慮怎麼平衡我的理想和家人的生活,避免我的夢變成家人的噩夢,所以畢業後我先到投資銀行工作,同時預備研究院,有經濟原因,但是在高盛的工作也讓我的成熟度,處理問題的思考方法不一樣,對我往後做事情的判斷、管理上的決定幫助很大。
2012年加沙地帶突然爆發一場戰爭,局勢很緊張,很多東西要調配,世界各地的救援物資每天進來。紐約日內瓦總部,捐款人和媒體每天都想看你派了多少,資金透明度怎樣。但是救援物資的物流量很大,運輸過程中可能被很多檢查站卡住,前後貨量調配有很多變動,我在銀行習慣了快速變動和數據上的問題,很快就用Excel把輸進來的亂七八糟的報告統計起來,馬上給總部那邊發報,我老板就對我改觀了,發現你除了熱情,還有點很紮實的技術,管理事情有邏輯有方法。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追求目標的路不一定要走直線,我花了五年時間走了點彎路,但最後發現我比同期加入的同事走得快,就是那五年彎路把經驗累積下來了。有時人生就是這樣,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的路會怎麼走,重要的是當機遇在你面前展開時,你有沒有好好把握,學會最重要的東西,你沒有浪費每個階段後,它們加起來可能就會展現給你想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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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戰爭展開的人道工作
4. 除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大家比較熟悉的國際組織還有無國界醫生,聯合國系統,在您看來,這三者的區別是什麼?
葉維昌:無國界醫生是從前ICRC的前輩分開成立的一個機構,我放在NGO(非政府組織)類別,聯合國是以國家為系統的一個國際組織。ICRC就在兩個系統中間,它不是屬於聯合國系統的,但它有國際性,因為它是日內瓦公約的成員國簽了戰爭法而成立的(註1),它也不是一個NGO,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國家授權,就沒辦法成立。它做決定的方式和聯合國不同,聯合國是成員國舉手,最主要的國家再決定,但ICRC的運作邏輯是,國家簽了日內瓦公約(註2),把權力交給戰爭法,然後ICRC就按戰爭法運作執行。
5. 與它們相比,ICRC最主要的優勢體現在哪裏?
葉維昌:與聯合國相比,ICRC的中立和獨立性讓它可以在一線工作中走得很靠前。聯合國說起來權力大,但就打仗來說,世界上無非就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之間打,或者非聯合國成員國在和聯合國成員國打。假設在敘利亞和伊斯蘭國打仗的前線,聯合國的員工出來跟伊斯蘭國說,我們是為了人類和平來調配資源保護受害者,他會覺得你就是政府那邊派來的,為什麼要相信你。ICRC不同,成員國簽了戰爭法就意味著把權力交給法律,要維持ICRC工作的獨立性。同時ICRC也讓非政府武裝組織知道所有工作按戰爭法進行,如果他們不相信戰爭法,那就跟他們講道德倫理關系,讓他們知道我們是中立,我們不會刻意去評論任何政治或戰爭行動,只處理因戰事而產生的人道後果。比方說,我可以去照顧你方的傷病員,但同時你要允許我照顧戰事另外一方的傷病員,如果你阻礙我處理他們的平民,到我們要處理你們平民的人道需要時,別人也會阻礙我們。
這個說起來很理想,但現實中需要很長時間建立信任,他們會觀察,這個組織是不是真的不考慮政治立場,在我們受傷或其他軍隊受傷時一樣對待。我在緬甸羅興亞人地區工作時,那裏有佛教徒和回教徒的沖突,每次我去佛教廟裏見高僧,希望他勸佛教群眾冷靜一點,出來後,穆斯林部落就會說你為什麼每次都先去他們那邊,不先來我們這邊,所以要很註意這些細節。人道機構的中立形象,以及跟地區之間的信任是通過每一次行動、每一次決定累積建立出來的,不是口頭講出來的。
跟無國界醫生相比呢?他們很重要,很多功能是ICRC也沒法做到的,但是他們的operation裏有個限製:如果你面對的戰爭是體製和體製對打,或者體製外和體製內對打,而無國界醫生的機構在體製外,體製就可以說我為什麽要和你對話,很多國家都出現過這類情況,所以需要有一個體製外和體製內都能發揮作用的機構,可以串連兩邊。此外,很多NGO采取公開抗議和批判的方式,希望對武裝軍事行動施加壓力,這種方法有它的作用,但很多時候它沒辦法解決問題,沒法再推動政府或武裝組織回應。ICRC一百六十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不是唯一的方法,你要在那麽復雜的政治關系裏面處理平民事務,要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有時候可能需要把門關上,在保密和信任度高的情況下,討論怎樣的軍事行動能盡量避免對平民的傷害,這裏面有很多小的關系的建立和磨合,ICRC就起到了這個作用。
6. 2016年12月,聯合國安理會曾就要求在敘利亞阿勒頗市沖突實施7天停火協議,舉行投票表決,但是未獲通過(註3);ICRC也曾在阿勒頗向參戰方提出人道停火幾日以便撤走平民及傷病員,得到了準許(註4)。為什麽聯合國失敗而ICRC成功了呢?
葉維昌:本來聯合國應該發揮的角色,就是在具爭議性的情況下可以出來把事情擺平,但每次牽涉到大國和小國利益在內時,它就很難發揮作用,2003年全世界都要美國不打伊拉克,聯合國也決定不打,但最後美國還是要打。ICRC不一樣,我們在一線就跟沖突方講,你一直都和我們合作,知道我們要什麽,我不幹預你們打仗,但你讓我帶著平民和不想打仗的人離開。2016年在敘利亞就是這樣,我們在阿勒頗把最後的平民都盡量撤走,聯合國也有參與,但具體是怎樣我不清楚。那時很敏感的點是,平民裏面也許會有從前給伊斯蘭國打仗但現在不打的,政府軍希望參與過的人都要被找出來,但戰爭法的精神就是分開戰鬥員和平民,非戰鬥人員讓他保有生存權利,往後怎麽審判怎麽追究到時再說,ICRC就在裏面協調,希望不要因為一部分不清不楚的事,讓本來完全沒參與的平民困在裏面一起受苦。
7. 您怎麽看待戰爭法的效能?
葉維昌:現在打仗沖突的方式讓戰爭法的作用發揮得越來越小。過去主要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沖突,所以才有國家之間定一套打仗的規則,戰爭法就是國與國之間的agreement,國家相互尊重這個agreement的時候,它就能發揮作用,反之,它的地位就下降。現在打仗可以是意識形態對意識形態,它不是國家,也不認同你這個國家系統裏簽出來的東西,所以戰爭法對ICRC同事或者NGO的朋友來說,在前線最大作用是保護的功能,因為它規定人道人員受保護,有紅十字標識的不要去攻擊他們。那大家就開始懷疑戰爭法的存在意義,特別對那些非國家單位組織,它們就是沒法按戰爭法尊重你,這時我們只能靠建立關系,跟這些組織講道理,希望他們明白這樣下去對他們存在也不利,更好的情況是讓他們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那政府會說這不就在幫這些組織延續嗎,如果ICRC不存在它們直接用強硬手段處理就可以了嘛,但這對它們國際形象也有影響。所以每一方都在正反角力中找平衡點,我們也是,盡量地希望所有人都尊重國際法,沒辦法時也要靠講倫理道德關系。
在一線,你把所謂西方概念的人道法套用在當地,他們消化不了,所以我們的同事會研究每一個部落的文化規則,盡量從人道法的精神和地方組織的憲章或是宗教教條中尋找共同點。比如不應該對平民加害,要分開好人壞人這些精神就永遠都在,這樣說的時候比較容易。我那時的感觸就是人類是同樣的美麗也是同樣的可怕,不管你是什麽宗教,什麽語言,每一個文化系統裏都會有教人向善的部分,但是在復雜的生活面前或者利益沖突之下,這些美好的教導都會被拋在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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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地區被忽視的需求
8. 您的工作中包括了監察戰俘待遇,有沒有最難忘的一次?
葉維昌:我在阿富汗探訪過一個監獄,裏面有個人被關了三年多一天都沒有出來。門開以後,房間全黑,後面只有個小窗,在磚墻上,我根本看不到那人的樣子。他站起來的時候,我感覺一個很高的人站在面前,突然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助理以為他想攻擊我,要把我拉走,我說比拉(助手名),不是。因為我感覺他的手放在我肩膀時沒有攻擊性,很弱,還是顫抖的。然後他站在那一直哭,站了四十分鐘,最後說了一句話對我蠻震撼的。他說,他很久沒有感覺到皮膚的溫度了。我就想,一個人要到怎樣情況,才會覺得人跟人接觸的那個皮膚的溫度是多麽懷念的感覺。它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人要開心其實不需要太復雜的東西,有時要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溝通和關心,越簡單的東西越能觸動人心。
9. 提到人的需求,您覺得前線地區居民有哪些需求是被我們忽視的?
葉維昌:我很真實地說一句,前線地區民眾需要的物資很多,房子,食品,水,醫療,但這些只有止痛的作用,因為不可以根本解決打仗的問題。那我們這些老外最重要的作用是什麽,我在當地的朋友告訴我,是讓他們知道世界沒有把他們忘記,對長期在動蕩裏面生活的人最怕的就是孤立感。我去年寫了篇關於阿富汗的文章,裏面討論了這樣一件事,就是亞洲歐美關於塔利班重掌阿富汗討論的都是為什麽塔利班會回來呢,就好像塔利班在2002年以後就不存在了,然後2021年又突然出現,但是對阿富汗的人來說,2002年塔利班失去對阿富汗控製後,還是一直在他們生活旁邊,打仗沖突是完全沒有減少過。我們活在大城市裏所謂知道世界最多的人,都沒有持續關心需要幫助的人,其實他們還有很多事沒解決,所以對當地人來說除了物資外,持續的關註是很重要的。
災民的需求問題放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回答,很多時候我們帶著刻板印象去服務當地人容易撞板。2016年敘利亞難民危機,我在黎巴嫩跟敘利亞邊境處理難民問題,那時候每接到通報有難民從敘利亞北部過來,我們就預備好各種物資等那一撥人,但是當難民來到我們面前,他們第一句說出口要的東西是WIFI。因為阿拉伯人一般是大家庭一起生活,走難的時候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到達的人希望盡快告訴沒到的家人在途中避開有沖突的地方,或者就簡單一句我到了,你們要熬到最後,我們在難民營見面。我們一般對戰地的需要很直觀的就是食物,如果是短期的戰鬥這些物品可以解決他們的需要,但是當戰爭是持續性的,時間拉得很長時,很多精神或感情上的需要是容易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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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多方利益關系
10. 在您的工作中,有哪一部分很少被外界關註,但其實非常重要呢?
葉維昌:很多人只看到前線對災民的關懷救助,或者我們處理很緊急的情況,我覺得要做到的另一個工作很少有人去做,也不懂。現在世界上打仗地方的數目,受災人群和難民的數量,是人類歷史裏面最高點。但同時我們的私人企業很發達,可以調配很多資源,解決很多問題,它們一點點簡單的科技就可以解決很多一線上面的需求,讓人道援助的分配變得簡單有效。但是很多時候企業對人道工作的理解,就是需要愛,水和食品,人道行業裏的人看企業就是魔鬼,賺了很多錢,什麽都不做。我覺得現在需要把它們連結,讓一邊的人不要把另一邊魔鬼化,在所謂魔鬼一邊的人不要浪漫化人道工作。以我自己為例,我在銀行的工作經驗反而在前線工作裏最幫到我,所以我覺得企業除了捐錢,可以捐助技術。比如現在疫情下流行用無人機派送食品,我們在一線常常遇到道路不通,地雷或其他情況,很多平民去不了想去的地方,無人機就可以在這裏發揮作用。我們那時跟荷蘭的飛利浦合作,讓最缺乏物資設備的醫院,在非洲裏面用當地容易找到的材料,製作簡單的聽筒可以聽到孕婦小孩的心跳。其實私人企業有很多可能性是沒有被發揮來幫忙解決世界問題的,畢竟它們也是製造世界問題中的一員,有時它們也間接讓貧富差距增大,所以它們把擁有的技術再貢獻給社會也是有用的。
但很多時候企業可能也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國際機構不接受企業的新科技,因為系統沒辦法馬上接受這些和常規不同的東西,裏面的行政人員可能也不懂怎麽處理。我覺得這又是一種戰鬥,在我的整個人道工作你看到真的武裝沖突,還有就是人的惰性跟創新的沖突。現在人道機構在一線用的技術和工作手法還是很土的,所以我鼓勵對這個行業有興趣的人,先在商界工作一段時間,把最新的管理或者硬件技術引進這個行業。
11. 在您看來,國際機構創新速度慢的原因是什麽?
葉維昌:國際機構確實有空間去創新,但同時也要考慮它們在前線面臨的困難。在沖突地方放一個新的東西進去牽涉到很多利益關系,以無人機為例,國際機構需要考慮誰去管理這個無人機,誰有權擁有這個無人機。人道人員去一個打仗的地方,其實在改變當地的政治關系和利益關系,什麽組織有權讓你進去,那個組織在他們群眾心裏就會很厲害,所以為什麽最後在當地會有很多不同的人提出要建立關系,這背後可能就是地方群眾給他們一點好處。你要特別註意的是,你每一個小小的行動會改變當地社群的生態系統,那這個改變是好是壞,很難說。
我在緬甸的時候,那時是羅興亞人和緬甸佛教徒的沖突,緬甸政府打壓回教徒,一百多萬回教徒卡在一個難民營裏,世界各地NGO都去幫忙,那個難民營所在的若開邦是緬甸全國最貧窮的地帶,經過五年所有NGO的努力,被打壓的回教徒在難民營的生活,比在外面沒被打壓的佛教徒民眾的生活還好,佛教徒心裏不平衡,到最後把國際機構的辦公室一把火燒掉。你可以怪那些佛教徒無知,確實野蠻,但同時那個時代的NGO他們也無知,想事情不周全,怎麽可以讓難民營的生活條件比外面要更好,沒有考慮到外面的人一樣貧窮。結果到最後不是政府不讓你去服務那些回教徒,而是當地佛教群眾不要這些老外進來。你確實要幫助受政治打壓的人群,但你既然在爭取人道空間,就要去平衡所有利益關系,這個是大家想得比較少的。有些時候我們捐款指定要給某個地區最受害的人,覺得他們最可憐,真的可以這樣嗎?以剛才講的緬甸為例,外面社區的人一樣窮,你真的可以不關註嗎?所以說人道工作要平衡很多關系,這是外界浪漫化這個行業時沒有考慮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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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工作的挑戰
12. 作為ICRC裏少數的亞洲人,這個身份對您的工作有什麽影響嗎?
葉維昌:我工作的時代亞洲人確實少,但我覺得亞洲人在這個工作裏是有優勢的。我在一個地方處理沖突,工作完要離開時,那個地方的省長來跟我見面,說你是我第一個在國際組織裏合作的亞洲人,跟你那些老外同事很不一樣,他們來經常指指點點你這裏做的不好,那裏做的不到位,我當然知道我犯什麽錯,但我有政治任務,我工作就要這樣我沒辦法。你處理問題的方法我比較好接受,你能盡量從全局去考慮,平衡你們機構和我們的角色,找到共同存在的方式,讓大家都有臺階下,這樣的亞洲人的思維方法我覺得很好。
13. 對您來說人道工作最大的挑戰在哪裏?
葉維昌:除了剛才說的對國際法的尊重,要平衡很多方關系,我覺得還有就是人道工作人員的心態很重要。很多人做不到尊重當地人,用第一世界幫助第三世界的救世主心態工作,覺得當地人很笨或怎樣,其實是當地人不想跟他們交流。在這個行業時間越長我越覺得要謙虛,我在阿富汗有個年輕團隊,四個小夥子,都會說英文還有很多不同方言,在當地教育水平那麽低的情況下,他們的家庭背景肯定很好。一次我跟他們在野外工作,更換衣服時看到他們每人身上最少都有個子彈孔,我看到都感覺到痛。我想,對這些經歷過生死的人來說,我們只是因為出生得好,去到好大學,有幸來當他們所謂的領導,但我們對生命有他們體會那麽深嗎,我們知道什麽可以真的幫到他們嗎,其實我們做的只可以止痛,他們對人生有更深體會,也更知道當地人的需要。
很多時候我覺得是他們幫助我看透了人性、人生道理,也是他們救了我。我第一次在巴勒斯坦遇到沖突,到處都是催淚彈,是我的當地同事拉著我的手一起跑,教我到什麽地方躲避。所以你享不享受這個工作,能不能帶來好的影響,是不是幫到當地人,你的心態很關鍵。如果你只把它當做一份工,認為我有能力幫人,我覺得是走錯第一步,反而,如果你希望和那些在困境裏的人一起度過一個階段,盡量幫他們止痛,等有更好的時代去解決根本問題,這才是走對第一步。當你沒辦法和那些人站在一起的時候,你也沒辦法幫他們處理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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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幫人之心與實際情況
14. 您是零距離和武裝組織交涉,會不會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葉維昌:你現在問我,我回頭看,肯定會擔心。但那時不會覺得很擔心,第一如果很擔心的話就不會去了,第二如果你覺得那是工作的一部分,那支槍在你面前就像是電腦放在面前,像是辦公室常常遇到的一個東西。當然你會小心,你經過很長時間的打交道,建立一個關系,到大家同意見面時,如果你相信跟他之間有一個信任度,他不會亂來,那麽你就可以坐在那裏。這個也是考驗你的膽量,對方也在判斷,你信不信他為了安全把槍放在那裏但不會動手,察覺到你不信的話,他就會說原來你不信我,但你信的話也有機會犯錯,他也有可能把你幹掉。這裏面有很多對人性、對周遭事情的判斷。
所以我不鼓勵剛畢業的同學去這個行業,因為人生閱歷比較低,對人性的判斷會有誤差,反而我鼓勵大家可以先多體會世界各地不同的行業,多見不同的人,人生閱歷多一點才去做這類工作。因為如果你在一線判斷錯誤,你不單把自己生命,還把同事的生命置於危險的地方。
我有次經歷汽車炸彈後,老板把我送到迪拜,因為我當時處於一個精神極度緊張的狀態,回來後我老板說,我知道你很努力,什麽工作都會做得很好,但是我怕你因為精神壓力判斷錯誤的時候,我沒能力再把你帶回來。他接著說,你要知道,你下面有五個阿富汗的同事,他們每人家裏都有五個人,如果這五人因你的判斷錯誤犧牲了,一下就有25個人沒飯吃。因為阿富汗工作不多,很多時候一家人只有一人找到工作。所以有時候我看年輕人道人員去到前線就要當英雄,去最危險地方,把自己的本地同事也拉上,會覺得有點不負責任。我們需要他們工作,但也是有一個度,當然也不是說因為家庭的顧慮就什麽都不做,明明要幫的不去幫,所以這裏又是一個平衡,平衡幫人的沖動和實際上的工作情況。
15. 在高壓的環境下工作,要怎麽調節自己的心理?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會不會有一種無力感?
葉維昌:每天都有,那麽多問題你肯定解決不了全部。當很多的災民有需求站到你面前,你沒辦法每一個都很人性地去處理,還有就是當同事犧牲的時候,你也很無奈。但是你要想,倡議和平的是那些國家,發動戰爭的也是那些國家,你在底層做的事其實無補於事,所以第一要看得開一點,對人類有希望,可能解決方案不在你的時代出現,但你要用盡你的辦法讓這些人生存下來,等到最好的時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第二,我個人面對壓力的方法是晚上跟同事們開心也聊,不開心也聊,這很重要。第三是我跟家人每天都聯絡,很多時候可以幫我抽離在前線的緊張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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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自己的人生
16. 您在中途沒有想過放棄嗎,是什麽原因讓您在前線堅持下去?
葉維昌:沒有。我問自己一個問題,我來自那麽普通的背景,父母小學都沒畢業,我只是香港一個屋邨仔,我可以有機會站在昂山素季,阿富汗總理面前,有什麽其他的工作可以讓我做到這一點呢?這是第一。第二,我們每派到一個點之前,都要很努力地熟悉當地的宗教歷史政治,所以就像每兩年就讀了一個新的文化和政治研究,比如阿富汗研究、以色列研究、緬甸研究,哪有工作可以給你這麽大的動力去一直讀書。還有最後一點就是,我常說的,一個人為自己活得好是應該的,但如果在為自己活得好以外,能夠為有需要的人的生活也帶來一點好處,誰不想呢,誰不想可以超越自己的生命去影響別人呢?我覺得這個工作完全滿足了這幾點。
但是,唯一不好的點就是,你犧牲了你的家人,你最年輕最有動力的時候不在你的父母和男女朋友身邊,回來的時候可能變得蒼老,心態疲憊,你願意在你人生階段花多少時間出來經歷這些,需要你平衡你和你家人的需求。沒人說要人道人員去犧牲自己貢獻世界,所以你要一生為世界做貢獻也好,或者做五年、十年也好,我覺得都沒問題。當然人道工作要做得好,背後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我的故事裏有百分之七十是幸運;還有百分二十五是來自很多人的幫助,張翠容老師,我在法國、日本讀書時的很多老師,我的朋友在我沒錢的時候支援我,很多導師教我怎麽安排五年計劃;最後的百分之五,有百分之三是我的家人,我媽雖沒鼓勵但也沒阻礙我,我姐在我年輕時教我盡早計劃人生,不要耽誤,她告訴我她犯過的錯誤,希望我少花時間在那些錯誤上;最後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一是所謂的努力,還有百分之一是magical,就是很多巧妙。很多人加入這個行業,可能被派去的地方沒有發生什麽事情,幾年就這樣平淡地度過,剛好我的整個軌跡是在阿富汗和緬甸那些地方最亂的時候,所以大家覺得我的故事有內容,但我的幸運是建立在很多人的悲痛裏面,我不知道為什麽我會體會到這些,剛好整個故事就是在這個1%,我不知道是什麽的因素裏面堆合發生的。所以你問我,我的整個故事可不可以只被我一個人擁有,不可以。我願意接受這個訪問,就是因為我覺得把那麽多的經歷,反思和體會只留給我自己,會浪費了這些體驗的存在意義。
17. 對於有誌進入國際組織工作的青年朋友,有什麽建議?
葉維昌:進入國際組織有幾個辦法,第一就是國家保送,這個需要你是公務員,或是外交部裏的人,而且一般是中年的人。第二是考長期合同員工,但國際組織只有那幾家,合同員工數量很少,全世界都去投考,所以競爭很大。此外,在聯合國系統裏,有很多consultant,就是臨時合約,每年或者每三年,甚至每半年去更新合同,待遇一般,競爭也大。大部分國際機構的Intern是沒工資的,因為它們不愁沒有人才,而且它們一般沒有資源去培訓新手,也沒辦法像銀行那樣讓你從低層一層一層晉升上去。所以,我反而覺得你多體驗不同的東西,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專業背景,然後空降去它們裏面,發揮的機會會更大。反正不可以盲目去沖,要有計劃和策略,本身腰要硬,有專業背景或語言達到一定程度讓你沒法被其他人替代。當然,不是你做了所有的準備就一定可以成功,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挑戰和要求,但就算最後考不到那又怎樣,當你學過這些,努力過,經歷過這些,也是人生一個很好的階段,沒有浪費時間。
如果年輕人有興趣做這個行業,我會支持,但同時也會小小的往回拉一下,因為我知道這裏面的巧合性很高,競爭很大,代價也不低。我在鼓勵你放棄本來擁有的東西之前,我也想你知道你要經歷的是什麽,你要犧牲的是什麽,你要努力的是什麽,如果不成功會是怎樣。我覺得中年人的責任不單是點燃年輕人的火,也要告訴年輕人追不到夢該怎麽面對,耽誤的時間和成本也需要計算在裏面,要整體平衡一下,這樣跌下來的時候也不會太疼。這個才是我現在想跟年輕人分享的意義。
註1: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介紹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法語: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CICR;英語: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1863年成立的人道組織,本著中立、公正、獨立的態度與沖突各方交涉,以獲取最大限度的信任,為其保護和援助世界各地沖突和武裝暴力的受害者換取最大空間。和各國的紅十字和新月會不同,ICRC的職責主要源自1949年《日內瓦公約》,同時亦應作戰方式發展,負責敦促各國政府修訂人道法。該組織是世界上獲得最廣泛認可的組織之一,並在1917年、1944年和1963年三次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在全球80多個國家共有約1.7萬名員工,其中大多數是當地員工。註2:何謂日內瓦公約《日內瓦公約》(1949年)及其附加議定書(1977年)是組成國際人道法(或戰爭法)的主要條約,旨在保護沒有參與或已退出敵對戰鬥的人。公約限製交戰各方在敵對戰鬥中的行動,例如攻擊應只針對軍事目標;禁止殺、傷投降之人或喪失戰鬥力之人;禁止攻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相關的標誌、醫務人員、設施、運輸工具和設備;不能阻止人道組織從事保護救濟平民的人道主義活動。註3:「要求在敘利亞阿勒頗市實施7天停火的決議在安理會未獲通過」,聯合國,2016年12月5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6/12/267262註4: The children were silent, ICRC, Apr 5, 2017.https://medium.com/@ICRC/the-children-were-silent-5ad7316eb147
撰稿 | 夕
圖 | 葉維昌
審核|何亦陽
微信編輯 | 李婧軒
matters編輯 | Gigi
圍爐 (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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