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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 国人同为耗材，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耗材, submitted on 2022-04-11 05:51:27+08:00.

—– 1670.1 —–2022-04-11 08:50:38+08:00:

这词用后脚跟听，第一时间反应都是嘲讽粉红给人当炮灰的耗材，结果墙内某些人用的反而特别欢实，好像捡到宝了，我当时一眼还以为是反串(也的确不少)，这个词想都不想直接用来替代来电了这些话的粉红，基本属于客观层面会被淘汰的一群人。

生气是没必要的，有这种蠢人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作为舆论场的对立面，反贼偷着乐还来不及，更没必要去提醒。

不但不应阻止他们说，还该鼓励他们说，把耗材这个词传遍天下，看看到底是傻子多，还是正常人多能回过味来。

1671: 中国奔溃论喊了几十年，在习近平的自杀式防疫下经济终于要崩了, submitted on 2022-04-11 09:14:09+08:00.

—– 1671.1 —–2022-04-11 09:29:35+08:00:

这个论点很常见，我简述一下为什么不正确。

文革是大跃进崩溃的结果，改革开放是文革崩溃的结果。

国内历史阶段与政策都是有因果的，社会年代也不同，由简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 1671.2 —–2022-04-11 10:06:07+08:00:

大跃进前没饭吃，大跃进直接饿死了，文革之前没书读，文革了一样没书读。建国时穷人交不起书本费该辍学的还是要辍学，吃不起白面的还是吃不起，大跃进和文革年代算哪门子奢，绝大部分人基本生活都只是勉强维持。

文革本身就是中共集团内部不断崩溃的一个过程，崩到最后以实质性放弃传统意识形态告终，然后才有实质性的现代化。

上海目前发生的事全在预料之内，甚至还有很多预期的没发生呢。

—– 1671.3 —–2022-04-11 15:26:32+08:00:

说这个话题我必须先长篇从大跃进说，有的人也老是这个论调，我刚好借题发挥，我这里也不是光给你说的，你要有耐心就慢慢看吧，讲述为什么当时与现代不同，以及重点解释为什么当代社会政府体系有自己的结局。

社会运作有其根本性逻辑，不单纯是来自于人的不满，政府如果没有钱，累积多年的社会矛盾，就会爆发，而现代政府本身是基于分税制、土地财政下难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旦陷入经济循环不周，财政收入出现严重缺口，经济崩溃不崩溃不清楚，对社会管控力会出问题是肯定的。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已经基本控制不住国内状况，南京和北京群众运动根本管不住，包括大跃进也有不满情况，但是刚建国时期，整个国家体制都是围绕着军队体制进行建设的。

大跃进本身就是首先收缴了生产资料，而政府与军队都在一个上升的强势阶段，多数平民，尤其是农民，自我保护意识更差，因为虽然收缴生产资料有不满，但早先土改又获得了不少信任。

而大跃进是一个分阶段出结果的事，比如说大锅饭，早期储备粮食足够，对农民来说反而是好事，但到了鼓励耕种时，积极性跟不上，统购统销，对农村的征粮又过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同时食堂机制开始让口粮出现不平衡，导致提前吃光粮食，后续没粮食维持耕种与等收获，消耗远大于支出。

农民你没法指望能看到全局，收缴生产资料有人不满，但吃的时候都在吃，包括官方在内，大部分人都没有明确意识到长期问题，等意识到麻烦了，问题才成为问题。

很多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现代人，跟当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是一样的，政权的威望也是一样的，实际两者完全不同。

从近代开始农业崩溃到饥荒或长期饥饿，哪怕建国后也仍然存在，工业化下的政府组织跟军队，又可以最快速度对农村进行控制，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就控制了农村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用古代农民饥荒就起义的逻辑逃进去不合理。

因此农村在一开始没意识到问题前，甚至还有人颇投入，问题发生后已经没有资源去反抗，整个过程并不是单纯一步步恶化，因为多数贫农获利反地主运动持续下来，少数在四川反对统购统销与合作化的农民，也一样会被扣帽子说成反革命。

也就是说在从资源角度，政府先建立了先发优势，可以组织和针对性去瓦解来自民间的不满与结社。

大跃进与文革，都是平民的资源少，组织与积极性弱，可用工具与渠道单一，并且政府的斗争性强，几乎全程严防民间联结。

那现代中国是不是一个跟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一样的社会？

答案为不是，哪怕你不考虑平民的差异性，你考虑一下政府现在的资源来自于什么。

这个我们都知道来自于税收与民间创造财富，而所需的财政维稳费用巨大，要保证经济不熄火的债务经济模式所耗甚多。

从文革末期开始，民间尤其是核心城市，城市阶级的表达诉求就越来越强，从毛泽东活着时明着反的南京事件与四五事件，再到后来的八六、八九两次学潮，最后的结果时政府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纯粹追求经济增长与铁腕管控的平衡。

这意味着官方承认了社会不满是客观存在的，而不能通过建国前期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模式去解决，因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旧制度崩溃后必须探索出一个道路的结果。

中共接受了这种结果，对自身也进行了改革，才有能更长延续政权的道路，要不然中共坚持不改革走毛的路线，死撑到八十年代前后就跟苏联一起倒台了。

现代社会你不要太多的去考虑人的反抗性，因为社会个人是原子化的，你要考虑的是政府可用的法理依据，以及可用的财政空间这两点。

法理依据前面提到，改革开放其实已经放弃了旧制度的意识形态，而经济增长这个普遍认为合法性的来源，肉眼可见的在下滑，无法提供法理支持。

那么就只剩下财政维稳的安全空间，也就回到为什么现代与建国时期不同。

因为两者实行的是不同制度，建立在不同社会基础上。

社会不满以及有心思推动社会运动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难以成事串联？因为在你还没来得及形成这个关系网前，就已经被线下大规模逮捕，你在网上也根本没发出这种声音。

而这种政府的优势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财政，他们有足够的钱，去维持一个意识形态破灭后，纯粹看利益来给你干活的高压社会制度。

政府对不听从自身命令的企业与组织，进行惩罚打击也是来自于财政优势建立的威权体系。

但是分税制下，中央作为威权的主要受益人，却是责任下放，财权上缴，地方承担更多责任但没有更多对应收入，这让他们必须有财源去刺激经济增加政府库房收入。

这个答案就是房地产经济，也就是土地财政，但土地财政是有极限的，无论出地还是市场消费能力现在都触及软上限，也即是说地方政府未来面对的社会运动压力越来越大，但可用的财政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人的反抗与不满是相对的，大跃进时期也有人反抗不满，但政府资源与对社会管控能力压倒性的强大，政府威望与政治运动下，三反五反后实际是折腾受益人，这让运动初期普及的更快，更难以被纠正。

大跃进之前，饥荒和断顿都是常见的，白面对多数人依然要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生活质量的上限并不高。

现代政府运作所需的成本，仍然需要基于市场化运作，平民生活质量的上限与下限，都远远高于半个多世纪以前，这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跌，更容易触及不满的红线，并且维护这种生活所需的维稳财政也越来越大。

所有人逼急了都会抗争，但你得抗争的过啊，一个人抗争的例子不少，但组织串联的，全都被重点打击严防，因为平民没有组织就是一团散沙，哪怕是八六八九学潮，也是有组织先从校园和青年结社里自发而成的，六四后政府严控学校，包括现在打击NGO，你很难从民间找到有串联结社的渠道。

可一旦政府财政不稳，难以有效进行网络与物理上的舆论管制，不同声音就会形成意见，

目前政府的财政到了几乎不可逆的衰退期，中央再富，地方也依然无法改变颓势，上海模式如果坚持推行，首先出现的经济危机，会让地方政府与舆论管制渠道崩溃。

到底是缺乏手段配合当权者，还是根本没有任何先发优势去获得反抗的生存空间，其实显而易见。

澳大利亚如果袭击警车便就地枪杀，没有任何可以自由结社、游行与聚集，网络言论控制严密，军队没国家化，政党对政府财政有绝对分配权，立法不需要经过任何公众审议，司法甚至没独立化，澳大利亚人在现代科技下也一样毫无作为。（虽然国人的服从性更强）

民间反抗，一般都是有一个试错→学习→成长的过程，但中共财政优势下，基本在试错阶段就全都被捏死了，这让民间根本没有学习成长做大的机会。

也因为试错成本太大，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打着一个明确反政府口号，仍然需要有相对合理性的话题来发挥，上海防疫就是一个指桑骂槐发泄不满的好渠道，因为政府没法做到说完全指鹿为马，让全中国人发自内心全都说防疫做的很好去掩耳盗铃。

很多事没到谷底，事态都不会升级，真有一天政府的财政完全无法支持舆论管控，那你觉得我们还在reddit上说什么，直接去内网骂然后组织社运了，哪怕再怂，十几亿人，0.1%也有一百多万人，打一次内战都够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起码我不指望别人想反但没能力反抗然后苛责他们，这个sub里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整个reddit键政的社区都是证明，不是不愿意，而是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成本问题。

—– 1671.4 —–2022-04-11 15:43:39+08:00:

局部宵禁、社区宵禁到城内分区宵禁，有的地方已经跟宵禁区别不大，但是正式成全国推广政策就另外一回事了。

准军管以及完全军管，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手法，但应该会建立在有大规模社运的前提下。

大规模征用民间财物、不动产，部分民企可能遭抗疫为借口的国有化。

“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与刑法关联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完全正相关后独立出一个刑事专用罪名，增加吓阻与寒蝉效应。

在官方媒体上抓不满分子、传播人员的典型电视认罪与宣传其被处置下场。

还有一个情况可能是部分城内疫区会被人力、实体墙分割，变成城中城，内部或会尽可能日常化允许外出在区域内工作，但严禁任何离封禁区行为，甚至内部实行军管也不意外。

其实有的已经开始了，或者有这个苗头，会不会升级看官方后续态度。现在看他们似乎还想走资源集中解决问题的传统路线，但遇到两千多万人的城市和全国扩散就明显管不过来了。

—– 1671.5 —–2022-04-11 15:59:48+08:00:

文革和大跃进定性都很严重，从党内来说虽然文革带来伤害更大，但大跃进的定性更深入。

因为文革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威望招牌，是不是要完全否定，邓以来的历届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哪怕被整的最惨的老人也基本形成了这个共识。

毛可以说一手塑造了中共，给出对中共有绝对影响的许多建设性路线，完全否定毛，中共内部自我构建的合法性来源就很难形成，

对大跃进本身因为是集体责任，刘少奇、周恩来都有参与，文革后的元老们就方便集体背锅，邓小平也主动背锅，说大家都有问题，因为这不涉及革除毛的威望合法性这一来源，相反是加强了毛的合法性当牌坊。

铺垫了一个毛也会犯错，但不是只有毛的错，而是文革被打倒和整治的许多人，也犯了错，这样就好解释文革里官方提出的三七开的说法，方便把锅都甩给四人帮，只说毛犯了错误，有政治性的问题，而不是把毛完全否定。

所以文革实际对毛的定性是远轻于他在文革里发挥的角色，中共把毛跟文革分离了出来。（相当于纳粹大屠杀把希特勒分离出来。）

—– 1671.6 —–2022-04-11 16:16:37+08:00:

未来社会发生改变是注定的，历史上到极端情况必然出变化很常见，属于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是不一定单一来自于一件事，更可能是一系列问题的累积。

人是会追求变化的，而不是一块木头，最愚昧的古代王朝下的平民，也依然会寻求改变，区别只是建国前三十年的平民，他们骨子里跟古代平民所处的困境类似。

而面对的政府组织则今非昔比，远远不是古代社会所能企及对抗的，就跟犹太人对纳粹为什么没进行有效的抵抗，因为对抗失败了，而不是犹太人甘心被杀。

疫情防疫一件事未必会导致崩溃，但是持续下去完全不改，就会出现无数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一定是防疫，但防疫的逻辑应用到任何事上，你不知道哪天出现灰犀牛事件。

极端防疫首先影响的是经济，经济影响的是民生，进而影响政府的生存空间，实际对政府来说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反抗政府的行为，不是来自于一腔热血，而是现实主义下有没有可行空间，可行的成本衡量，政府有财政优势就让反抗有极大成本，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人民一瞬间觉醒，很多被觉醒的，也是利益受侵害后才有的态度转变，给颗枣就又跳反了，我也不归类到麻木不仁恨其不争这种角度，纯粹就是功利性的，人需要利益才能被驱动。

除非早就形成社会利益与立场共识，然后反抗成本下降后的时候一次性爆发出来。清朝灭亡也是来自于其财政循环崩溃，对地方失去管控能力，给反贼提供了串联交流空间。

—– 1671.7 —–2022-04-11 16:49:08+08:00:

中国封建制度轮回是因为地理环境导致的，地理环境的恶劣与不均匀的过度优势，让分布在各个地区的政权与族群难以维系。（缺乏必要资源导致文明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类比例子有美洲文明缺马以及澳大利亚土著缺弓、太平洋群岛土著缺木材造船）

中原耕地带来的人口与资源会无限形成极端优势，从而对其他地区统一。

西方诞生思潮与社会变革，是因为欧洲的地理环境参差不齐，给予多文明多种族与多利益集团长期共存提供基础。

这给资源交换、观点流通与保存，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中国的地理位置是很偏僻的，但又恰好有大量的核心耕地，给人口爆炸、过密化发展提供基础。

因为人口爆炸的原因，马尔萨斯陷阱不断重复，资源分配稀缺，内卷到了极限，让人的待遇非常低，寻求稳定有利于整个族群的权力集中现象也愈发明显，技术也难以在烈度极高的朝代更替战争里完整保存，也因为资源稀少，技术成为一种维生手段，哪怕到清末都是少外传，某些手工艺技术死了往往要重新发明或另寻他路。

包括台湾在内，威权主义的独裁专制政权，要么到了一个节点选择下放权力和平改革，要么是坚持执政到底，最后因为独裁专制的局限性无法发展经济与分配蛋糕，引发国内动荡，然后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

如果有经济基础，走对方向，就能巩固民主化的可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现象古人其实就意识到了。

—– 1671.8 —–2022-04-11 17:06:45+08:00:

这种地理环境是指跨度广泛，比如不同气候与方位，有不同的矿产、物资，非洲环境就很难耕种和训化大量农作物、动物，导致非洲人的文明一直落后。

中国的地理足以支撑发展出繁盛的文明，所以很早就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思潮，但是无法拓展生产，人口总是会快速增长→过剩→内卷导致人均资源减少→崩溃引发技术失传。

同时富裕地区哪怕有一定较先进的思想萌芽，也无法依靠天险成为独立王国，流寇、饥民、中原政府官军，都会流入对其进行强制影响，古代在较高阶层中，其实是有很多非常先进与聪明的观点，但并不具备流通的土壤。

人口爆炸引发的过密，出现内卷后人均资源减少，人的道德与原则性下降。

外国人记录明代与清代的平民精神面貌，可以看得出明显的差距，清代就是因为外部作物输入，人口爆炸后从政府管制到民间资源分配，都出现了与明代完全不同的情况，古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普遍认为在宋开始下滑，较于汉唐有很大差异。

—– 1671.9 —–2022-04-11 17:52:58+08:00:

非洲的地理范围很大，尼罗河流域反而适合耕种，而东非、西非都属于大规模农耕难以持续的恶劣地理环境，有时候旱季极度缺水，然后到雨季了，暴雨涝死农作物，容易出现洪灾，虽然人可以i勉强活，但对于农作物来说就是极端气候，而某些地区极度缺乏可用的良材树木，跟中国缺乏石料与运输环境，因此主要发展木制建筑一样。

撒哈拉也曾经水土不错，但是到人类有记录历史的年代差不多就失去了这种环境。类似例子还有新疆的地理变迁，秦汉时期新疆地区与现在地理面貌不同。湖南湖北原本的云梦泽也让当地属于野人居住的地区，楚人受中原排挤鄙视也是有原因的。

包括中东新月沃土也是，诞生了最早的文明之一，不过后来土壤酸化，反而无法维持庞大的人口规模，古埃及因为地理位置和环境，对铁器的使用学习与转化落后其他地区，尼罗河也并不如早期那么高效率的能提供优渥的耕种环境。

文明只看环境，铁器也不是古埃及人发明，甚至对铁的开采也很落后，铁器普及较晚，古希腊继承古埃及的大量技术与思潮，同期一样可以发展出不错的文明。

古埃及如果有足够铁器、铁矿去解决尼罗河水量减少的问题，以及用于对外战争，也很难被附近地区频繁征服。

中国同理，外来民族能进行长期征服，往往都是技术层面具备某种优势，也永久性改变了中国文明，比如魏晋后胡人习俗、作物以及牲畜技术的进步，所有文明都是杂交文明。

—– 1671.10 —–2022-04-12 22:14:15+08:00:

其目的是扩建国家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计划经济。

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又不方便完全揭开意识形态的标志，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也不是几年而是很多年了，这个类似情况我在sub里经常提到。

那国家资本主义是怎么实行呢？

单纯推行国企，是肯定行不通的，官方也知道国企的制度，没法有效进行盈利运作。

所以通过第三方，也就是大型企业，去政策扶持他们，让他们成为垄断性企业，最典型的就是腾讯，让腾讯作为一个政府的代理人，去集中市场的人力、资源。

政府再直接管控这些少数企业，从而“优化”整个中国市场化的经济。

相当于把原本市场上的中小企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目的是赶尽杀绝，尽可能将全部市场的资源集中到政府可控的巨型企业手中。

这样对这些超级垄断企业进行控制，可以绕过政府命令，直接内部授意传达，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市场的企业那么多，政令下达了未必能得到想要的效果。

而建设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环境，还有助于加强对国民控制，私企盈利能力更强，抽税给政府的收益更高。

所以这个统一市场的命令，政府给的规格很高，其实就是在加速三个目标。

建设垄断性企业、削弱中小民企的话语权、为随时进入计划经济做铺垫（加强国企但不代表必须进入，而是社会动荡前后有必要可以从垄断性企业快速切换）

—– 1671.11 —–2022-04-12 22:16:15+08:00:

人民公社是为了实行官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执行单位，目的就是统一控制基层的生产资料与人力资源，多收余粮，只是后来的一个行政命令，不是原因，基本上每向下一层都会放大。

—– 1671.12 —–2022-04-13 15:44:58+08:00:

政府财政危机是无法解决的，只是什么时候进入不可逆阶段。

各种手段的目的是缓解，并且为出现社会与政府矛盾时，给政府提供反制消灭社会不满声音的一个优势机制。

这些一系列措施，长远是打击中小企与就业市场，但是这些东西的价值，建立在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逻辑上。

现在政府的逻辑是统治，知道自己未来会面临下台危机，那么就不会在乎这些对中国人以及子孙后代有价值的东西。

相反会牺牲这些东西去为自己更长久执政做一切努力，典型的就是土地财政，基本耗光了未来几十年大部分可用的财政空间。

财富在这个过程里是不断损耗，而没有进入以财生财的正确轨道，大量无用的基建工程与错误投资，以及地方难以保养的超规格基建，其实就是浪费未来的财富去让现在的统治看起来更好或更牢固一些。

那至于未来的事？官方并不在乎，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逻辑，遍布在整个中共高层的管制命令中，他们好像在规划未来，但其实都是为在短期内，未来出现政府需要下台时，面临改朝换代这个危机局面所做的准备。（经济或财政镇压。）

—– 1671.13 —–2022-04-14 23:35:52+08:00:

平民范围太大了，中产是平民，吃上顿没下顿也是平民。

两者的诉求不同，不满程度与表达方式，尤其是对极端危机容忍的阈值也不一样。

中产更容易不满，但难以抛弃一切，基层更容易满足，但一样容易产生不满，因为基层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很容易进入破产与强制停产又无经济能力缓冲危机，数量上最多，也更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

俗称光脚不怕穿鞋的，或者破罐子破摔。

—– 1671.14 —–2022-04-14 23:47:17+08:00:

房价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都很高，不单纯是后来这些年涨起来的，那几年房价都在涨，很多人还在住分配住房。

因为当时双轨制影响的不止是日用必需品，还有住房需求。

多数房子都是分配住房，商品房概念虽然有，但发展起来是到九十年代末，也就是分税制改革并且落实后，从九十年代末房价就一直在按商品房标准飙升。

并不是08年后才大规模增长起来的，08年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是加大力度刺激了这个现象。

改革开放前期与分税制后土地财政的高房价不同的地方是，虽然都是高房价，民众收入负担不起。

但改革开放前期是基于绝大部分人都是公有制分配住房，条件差，市售商品房的数量很少，这就是“双轨”，因为市场刚开发，无论买房卖房还是建设部门，都很不成熟。

可分税制改革后的呢？按理来说，不考虑有分税制，改革开放了，地方政府自己按税去分配事物进行工作，中央一下收缴大部分开了土地财政，就导致人为稀缺性的房价问题出现。

改革开放初期的房价也贵的要死，但那是制度和历史问题导致的必然现象，所以九十年代初，商品房政策的开放，很快就让市场产生泡沫。

可以看李鹏政府在91年主导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其实房地产经济，那个时候就已经确立方向了，分税制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长期组成，也是官方后来落实他们目标，一箭双雕的方案。

—– 1671.15 —–2022-04-15 06:06:24+08:00:

生活水平在每个时代本身就不一样，过去的人认为吃不饱饭是正常的，绝大部分都是文盲。

而糟糕的生活到极限，对农业社会为基调的大环境来说，也不过就是战争、饥荒、死亡这些与日常相伴的情况。

正因为恶劣的生活条件本身就是有客观极限的，所以生活条件的下滑，会让处于不同物质条件的人，有不同的观感。

用打比方数字来模拟就非常好理解，假设各种各样的死亡是100%生活质量指标里的最低谷，也就是0%。

从清末到大跃进期间，农业社会里绝大部分基层的生活指标，也就是10%浮动。

物质与精神娱乐的多样性，不超过5%。

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工业社会下绝大部分基层的生活指标，则是60%浮动。

物质与精神娱乐的多样性，则在50%。

两个方面每下降一部分，就会出现累积不满，假设不满以50%为临界点。

农业社会完全没有物质与娱乐的多样性，也就5%，算上普遍面临死亡危机才10%，总共才15%，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们跑出来造反，是因为快死了，这也是普遍农业社会民变的来源，少数人的生活指标接近现代，但并不能成为主流。

工业社会下，每一样指标缩水30%，加在一起就是60%，已经超过了临界点。

所以其实很好懂，你有了的东西，再失去，会累积你心中的不满，这是由奢入俭难难的原因，因为人们不可能接受工业社会倒退回农业社会的生活质量，现在的人天天吃白米白面都感觉要死了，那可是农业社会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

因此你要是把两个完全不同社会下的人，当作一样的存在去比较，就很容易搞错。

越靠近现代，人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可推动变量就越高。

你给古代农业社会里从小到大都吃不饱饭的人，顿顿大鱼大肉，他会觉得你是他的恩人。不觉得见人就下跪，是什么尊严问题，能让现代人见官必跪吗？不可能，他们骨子里不接受这种生活质量，可这是古代人生活质量的一部分。

剥夺现代工业威权社会里的一个基层的投票权，他在没遇到问题时，可能不大会觉得有问题，而你剥夺一个中产知识分子的发声权与投票权，他们就会对你出现一个敌对认知，因为基层普遍不在乎。

同样的，你如果剥夺基层玩电脑用手机的权力，他们也会出现敌对认知，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与规则里，这些是他们的基本权力，是生来就有的。

现代中国基层大多数都不是几十年前电都没见过的农村农民，他们不但有手机和互联网可以广泛接触与产生各种需求，还会创造各种消费，认知能力有本质上的差异。

这就与政府维稳的根本要素，经济所提供的财政有直接关联。

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工业社会政府有足够多的资源优势进行维稳的同时，破坏的是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增长意味着认受性下跌，自身的财政优势也会逐渐消失，民众同样不满要求政府下台。但不进行维稳，又等于默许民权扩大，让政府的公权力空间缩小，最终要下台交出权力。

现代基层生活水平足够低的概念，可跟大饥荒里的足够低是两回事，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会把自己生活水平低定位在勉强饿不死，一家饿死三口，活着的还有浮肿病就算赢。

说不说服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我只是觉得有必要给旁观者说清楚，这个议题一直看的不止是你我，这里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没补充全，可我不想太长，已经非常长了。

1672: 最近中国政府公信力已经达到低点了, submitted on 2022-04-14 23:55:14+08:00.

—– 1672.1 —–2022-04-15 07:31:37+08:00:

低点？顶点！

1673: 2025维尼的王道乐土大猜想, submitted on 2022-04-15 00:35:24+08:00.

—– 1673.1 —–2022-04-15 00:47:17+08:00:

没有沼气池，王道乐土建设滴不能！

1674: 大白圣君仙御上海里 By:匿名投稿, submitted on 2022-04-16 14:58:05+08:00.

—– 1674.1 —–2022-04-16 19:10:48+08:00:

周礼复兴

1675: 个人观点：习近平为何成为最不受国际重视的中共领导人？, submitted on 2022-04-17 05:25:04+08:00.

—– 1675.1 —–2022-04-17 08:19:28+08:00:

缺乏可沟通与互动性。

政策不受欢迎，立场是转向一个终极对立趋势，说一套做一套，对内对外各来一次，相当于说两套做两套，客观历史规律面前毛泽东邓小平都要低头，习近平不肯顺势去做的更好，反而坚持开倒车。

最关键的一点，无论国内外，都逐渐意识到习近平执政是把中国内部一切经济，对外一切外交关系、利益转化成为帮助中共无限制长期执政的筹码，赌徒心态越来越重。

政府的建制化开始褪去，越来越像一个有庞大资源的草台班子，外交发言层面尤其显著，法理性在逐渐下滑，自身也越来越不注重公序良俗的原则性问题，只是国内外挑战或质疑这种草台班子的成本巨大，所以都在逐渐搞清楚这点以后，希望不用太高代价的看着草台班子自己瓦解。

不像是毛邓那种现实感极强的人，只要有利益或符合中国需求，都会立刻进行外交与经济政策上的大转变，而且预判的很多地方都对了。

习有既定立场去实现某种目标，跟邓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好一样，但方向完全相反，站在了历史趋势的对立面，也就是把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共地位当成一种使命，因此导致外界对其沟通极难以产生有效影响，无论你说什么，发生什么现实因素，他都会不顾一切去实现目标。

那么基于习的诡异立场，所有人都大致可以预测他的行为，而且习下的中共政权基本处于表面上说一套，然后背地里该干嘛干嘛，过去也有，可如今是完全不在乎了，遮羞布都无所谓，政府内部无法缔结对内外的原则性共识去按程序执行，任何法律与签署文件都不具现实意义。

导致可预测性以及不可知性都到了最大，就跟一只老虎，你知道是肯定要吃肉的，但你不知道它的行为逻辑，一切问答无效，不能跟像人一样沟通互动去处理问题形成普遍的长期共识。

其实对内外都一样，区别是对外的外国人惹不起也可以躲，对内于中国人而言，就是生死存亡，内部给出的方法也很简单，以习近平和共产党下台为目标。国外的人就显然不会为了这种目标去积极做什么，因为不是他们的核心利益。

1676: 胡锡进发文怀念80年代, submitted on 2022-04-17 08:19:18+08:00.

—– 1676.1 —–2022-04-17 08:23:09+08:00:

当有一天看胡锡进和陈平顺眼，就有可能某一天连看沈逸也顺眼，然后更激进的取而代之，只要国内官方允许舆论环境越来越激进或露骨直白。

1677: 拍孙春兰的老哥死定了，这个方向就他一栋楼, submitted on 2022-04-17 20:52:07+08:00.

—– 1677.1 —–2022-04-18 01:26:34+08:00:

直接调取当日为中心前后几十个小时的录像，暴力检索肯定锁定几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