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夫谢克：哈贝马斯论封城的合法性
哈贝马斯论封城的合法性
彼得·J.维罗夫谢克/文
王立秋/译
Peter J. Verovšek, “Habermas on the legitimacy of lockdown”, Eurozine, 14 February, 2022, https://www.eurozine.com/habermas-on-the-legitimacy-of-lockdown/。经作者许可翻译。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彼得·J.维罗夫谢克，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讲师（助理教授），著有《记忆与欧洲的未来：总体战争之后的断裂与整合》(Memor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Rupture and integration in the wake of total wa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最近，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德国政府的大流行病措施做的还不够。他警告说，拿其他权利和自由来冲抵国家保护生命的义务是违宪的。在随后的争论中，批评者指责他是在搞威权主义。他们说得对吗？
尤尔根·哈贝马斯最早的编辑曾说，这位哲学家能在德国的公共领域中创造“巨大的纷争”(einen gewaltigen Wirbel)。[1]这个说法最新的例子，是哈贝马斯在德国政治月刊《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刊》(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2021年9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那篇题为《Covid-19和对生命的保护》(“Corona und der Schutz des Lebens”)的文章中，哈贝马斯不但为政府限制公民权利（即政府为减少SARS-CoV-2的感染人数而限制包括自由移动和集会在内的多项公民权利的做法）的合法性辩护，还认为德国政府在保护人民上做得还不够。他认为，以确保重症监护床位充足，而非降低感染本身的风险为基线的政府未能履行“排除所有可能危及可预见数量的无辜公民之生命和人身安全的行动方案”之义务。
根据哈贝马斯的解读，禁止使个人生命从属于其他任何目标，不但是德国战后民主政治文化的最高价值，也是基本法本身的最高价值。因此，认为为保障其他基本权利起见，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危及人的生命的风险存在（最近一些德国法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不但不道德，在法律上也是错误的。
虽然哈贝马斯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广泛的民主宪政国家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论证的，但他引证的材料和后来的讨论表明，（和他在多次介入公共讨论时一样）他的论证主要针对的，是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伦理话语。与先前几次相比，这一次哈贝马斯的论证引起的反应，甚至在德国，也有些平淡。这很可能说明了以下两点：首先，公众对关于抗疫措施的严肃讨论缺乏胃口，其次，在相关的讨论的确发生的时候，讨论往往会两极分化。哈贝马斯的介入引出的回应没有客观地反驳他的论证，而是沦为了我们在大流行病的两年里已经太过于熟悉的那种论战。
在德国保守派日报《世界报》(Die Welt)10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哈贝马斯的独裁》(Die Habermas-Diktatur)[2]的回应中，该报艺文版编辑安德烈亚斯·罗森菲尔德(Andreas Rosenfelder)指控他创造了一个“生命政治的利维坦，这个利维坦可以为控制感染的目的而随时随地无条件、无限度地限制一切自由”。罗森菲尔德反对哈贝马斯给封城政策的批评者扣上“自由至上主义者”（按定义，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国家权威）的帽子。他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和那些支持其“严格”封城政策的人只是在为一个法律规范——而非“一种从中国匆忙借鉴而来的实践”——辩护而已。
罗森菲尔德的抨击（及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反响）反映出德国社会部分民众对大流行病期间所谓的“媒体的技术统治”的不满。在这种话语中会出现像封城是“从中国借鉴来的”（但如果非要说这些措施的出处的话，那也是根源于鼠疫期间限制行动自由的隔离和防疫封锁线[cordons sanitaires]的发展）那样没有根据的论断是意料中的事情。不过，除去夸张的成分不说，罗森菲尔德在这点上是对的：哈贝马斯允许政府有限制基本权利的权威。
但虽然哈贝马斯把对生命的保护放到首位的做法从某些方面来看可能是极端的，他的提议却既不特别激进，又无威权主义的可能。而且，虽然主张“更好的论证有风行草偃之能”，但哈贝马斯也意识到，在现代生活中，哲学并无特权地位。[3]职业思想家会强调特定问题，但最终的仲裁者还是公众。
就像我要论证的那样，这种可缪论的(fallibilistic)，对公共领域是现代民主生活之本质的坚持，对哈贝马斯的论证本身、对政府面对SARS-VoV-2在尊重民主合法性的限制的同时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起源
从他对马丁·海德格尔的攻击（1953年，哈贝马斯谴责海德格尔没有为他与纳粹的合作而道歉），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中扮演的角色，再到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介入，哈贝马斯参与了战后德国几乎每一场重要争论。最近，他又把注意力扩展到关于欧洲的未来和新兴的欧洲公共领域的讨论上。
虽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中扮演着“理性守卫者”的关键角色，但他并不认为他们是中立的人物。[4]相反，虽然公共知识分子有助于确保观念的公共交流有思考地、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进行，但他们可以采取强硬的立场，并提出“通过修辞来强化的论证”。[5]哈贝马斯在努力改善关于时下关键议题的公共讨论的质量时也从不回避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已经在他之前在国内外做出的大量更短的公共评论中演练过自己的论证了。在2020年4月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的时候，哈贝马斯指出，虽然紧急措施给民主合法性带来了大量问题，但为保护“生命和人身安全的基本权利”，我们需要大流行病期间的例外状态。他认为，虽然“功利主义的诱惑”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客们决不能拿命来换经济。
这不是说，哈贝马斯全然不顾经济的考量。相反，在两周后同时发表于德、法《世界报》的一篇文章[6]中，他和这篇文章的其他联合署名人（包括约瑟夫·菲舍尔、丹尼尔·孔-本迪和阿克塞尔·霍耐特）呼吁欧盟委员会通过低息向国际金融市场借钱建立一个基于欧洲的“新冠基金”。他们认为，这将使欧盟成员能够“共同承担危机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这一步不但能让更穷的国家能够在不必过早解封的情况下照顾好本国公民的经济福利；也有利于促成一种新的社会氛围，使“表达帮助、共情和希望流行起来”。
先前的这些介入强调了哈贝马斯思想中被他的批评者忽视的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和团结在民主政治——尤其是在紧急状态期间——中的作用有关。在他在《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刊》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中，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与对公民权的个人主义式的构想不兼容，相反，民主要求公民把自己构想为一个能够为公共的“好”而行动的集体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比如说，新冠引发的）危机条件下，“国家依赖人民（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达到）的高度合作”。总的来说，公民为“集体地行动”而进行的民主的自我赋权和宪法保护的个体权利之间是“互补的关系”。虽然大流行病在这个互补关系中创造了一个张力，但例外状态要求以偏向前者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冲突。
哈贝马斯拒绝那种认为“可以在生命权和那些的确受公共卫生措施严重影响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因此而与生命权形成了竞争关系）之间做权衡”的想法，这点和更松散的进路的支持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哈贝马斯认为，在像新冠大流行病这样的情景中，必须优先考虑对生命的保护，生命权是其他所有权利的先决条件。国家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危及生命的次要影响”，但不能以其他与生命权形成竞争关系的基本权利的要求，来“冲抵”对保护生命的优先考虑。
这个结论出自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扎根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互不兼容的观点来诠释人的互动：“生活世界”的参与者的内部视角，和观察者的外部的、基于“系统”的视角。虽然后者（特别是在治理高效的、有物质生产力的市场关系上）有一定优势，但哈贝马斯担心，这种功能性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可能过度侵占个体的日常生活及其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从而“殖民”个体的生活世界。[7]
对哈贝马斯来说，给经济的考量（通过给个体的私有权特权）高于保护生命的优先考虑，就是这样的殖民。他在接受《世界报》访谈时指出，从经济学领域借来的“‘价值’的语言鼓励量化。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人的自主性……我们不能在一个人的生命和另一个人的生命之间做选择。”因此，在短暂的例外状态期间，“作为实现集体目标的手段”的政治要优先于“作为保障主体自由的手段”的法律。
含义
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则提出一个关于威权主义蔓延之危险的有力陈述。在大流行病开始的时候，阿甘本指出，“把例外状态当作治理的常规范式来使用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8]这位哈贝马斯的意大利同行因此而警告人们当心把抗疫所需的这种对行动的监控、监视和限制常态化带来的有害后果。
哈贝马斯也关注过度使用紧急政治的问题。但他指出，“只有否认新冠的人才会把只在大流行病期间才说得过去的措施污蔑为生命政治的赘生物。”哈贝马斯在自己的公共评论中反复强调，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保护生命的例外措施才是合法的。他因此而强调，在参与者的政治视角可以侵犯基本权利的时候，公民必须能够相信“政府不会允许以卫生政策为由引入的，合法授权的公共利益行为制度在当前的灾难情景外延续。”
只有更加深入地考察哈贝马斯的哲学体系，我们才能理解这种信任的基础，才能理解是什么使民主国家不能强制推行或扩大例外状态。哈贝马斯不是从多数的角度（那是人民主权的共和派支持者的做法），而是从对个体权利的无限尊重的角度（这是自由派的做法）来定义民主的。在他看来，民主要求“所有会带来后果的决定都取决于参与者的实践话语”。[9]
这不是说，所有这样的决定，都要通过全民公决来进行，也不是说，公民必须主动同意政府的所有政策。相反，民主过程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通过反对、抗议和辩论来发声，来表达自己的不认可的能力。不仅如此，政府还必须对公众的话语否决权保持敏感——通过改变政策方案，来回应群众对政府政策的拒绝。[10]
作为现代民主生活的基础，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讨论的“无政府的、无限制的沟通自由”必须对所有话题和被影响到的每一个人开放。这个“野生的”意见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平等权利在社会的层面上变得有效”）必须与政府和法律机构对公共舆论的敏感配套。[11]这种进路在确保公民自由权（既通过法律系统，又通过公共领域本身这个先决条件）得到保护的同时，也使公民能够把自己看作约束他们的法律的共同作者。甚至国家在大流行病期间推行的强制性限制，也保留了其“作为个体的自愿贡献——这些限制，是个体为集体地完成一项他们普遍认可的政治任务而自愿对集体做出的贡献——的特征”。
如果说，功能性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公共领域是民主合法性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公共领域的存在，就是公民对于国家不会滥用其权力的信心的来源。哈贝马斯相信，就算政府越过这些边界，公众也会用充满活力的民族政治领域和政府机构对公共舆论的敏感性来迫使它做出改变。因为现代的、数字化的公共领域使我们无需身体接触就能形成意见、动员人民，因此，对流动性的限制和确保身体距离的措施也就不再对公共领域的运作构成妨碍。[12]
在反自由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权中，情况截然不同。在那里，监控、媒体的集中和其他为驯化公共领域的“野性”而设计的措施限制了公民自我表达的能力。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反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依然只在理论的层面上举行选举、保护公民的宪政权利；不过，因为公民不再被赋予以在政治上自主的方式（这样的自主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看作法律的共同作者）行动的权力，这些政权也就不再能够声称自己依然具备民主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抗疫措施与其他任何政治决定并无不同。
结论
在为旨在防止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可预期、可避免增长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合法性奔走呼号的时候，哈贝马斯是在履行他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公共知识分子要“在重要的问题上有所发现，提出富有成效的假设，扩大相关论证的范围，以期提高公共讨论的可悲水平”。[13]他是在回应在德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冠否定论，后者不但扰乱了公民秩序，还延长了疫情，提高了病毒变异和SARS-CoV-2抗疫苗变种出现的可能性。
这个任务与给政府建议的流行病学家的任务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不应该像阿甘本把新冠称作“普通流感”那样，就病毒本身的威胁的严重性发表意见。与破坏公众对医学的信心相反，知识分子能够帮助确保社会参与意见形成的过程，从而确保政府以一种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考虑和平衡专家的建议和人民的意愿。
这样，公共知识分子有助于创造和维持民主的团结。对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个体来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集体地行动，民主的团结是必要的，因为——就像哈贝马斯在《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刊》上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没有公民的共同利益来支持强制性的法律的话，法律统治下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能有什么政治性的存在了”。帮助创造这样一种集体的“我们的视角(we-perspective)”是哈贝马斯的一大贡献，特别是在像眼下这样的危机时期。危机要求每个人都做出牺牲，并且只有所有人都齐心协力，我们才能克服危机。大流行病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来展示团结和集体地行动的能力，而不是以一种危及他人且进一步延长每个人都希望已经结束的大流行病的方式，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个体权利。
[1] 卡尔·科恩(Karl Korn)的原话，转引自Lorenz Jäger, ‘Heimsuchung von Heidegger’, Zeitschrift Für Ideengeschichte 15, no. 3 (2021), 12.
[2] https://www.welt.de/kultur/plus234125124/Corona-Politik-Die-Habermas-Diktatur.html。
[3] Peter J. Verovšek, ‘The Philosopher as Engaged Citizen: Habermas on the Rol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the Modern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4, no. 4 (2021).
[4] Jürgen Habermas,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s: Five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ve Reason, Cambridge: Polity 2018, 152.
[5] Jürgen Habermas, ‘Heinrich Heine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Germany’, in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73.
[6] https://www.zeit.de/2020/15/europa-kann-nur-weiterleben-wenn-die-europaeer-jetzt-fuereinander-einstehen?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eurozine.com%2F。
[7] 参见Peter J. Verovšek, ‘Taking Back Control Over Markets: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Colonization of Politics by Economics’, Political Studies (2021).
[8]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
[9]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 34.
[10] Stephen K. White and Evan Robert Farr, ‘“No-Saying” in Habermas’, Political Theory 40, no. 1 (2012).
[11] 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186, 307–8.
[12] Katharine Dommett and Peter J. Verovšek, ‘Promoting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Applying Theoretical Ideals to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avnost – the Public 28, 4 (2021).
[13] Jürgen Habermas, Europe: The Faltering Proj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5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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