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9 让命定的事件顺利穿越自己|野兽爱智慧
野兽这两日在读刘瑜的新著《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她提到：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诺斯把问题追溯到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成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可信的承诺”，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
通观百年中国，从没完成过中国的光荣革命。如今反而是权力“把公民关进了笼子里”。
一
世俗生活充满忙碌、纷扰与诱惑，人们总是无止尽地追求欢乐，避免让自己无聊。但是一颗纷乱的心，很容易疲累厌倦。当一个人决心投入修行时，他就已经迈向解脱的第一步，摆脱现存的困境。这样的过程，刚开始或许会让人感到痛苦与挫折，因为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气、欲念与恐惧，会阻碍心灵成长。阿姜查指出，有些人将出家的生活想象成是一种解放，但是真正出家后，初次面对自己而无处可隐藏时，才发觉像是卷入一场风暴中。
阿姜查的教导不强调任何特别的打坐方法，也不鼓励人们参加速成内观或密集禅修课程。他教人先观出入息以调心，等心安住了，继续观察身心的变化。保持生活简朴、自然的生活态度以及观察心念是他的修行要领，以培养一种平衡的心境，既无所执著，也是无我的。无论是静坐或是日常的生活作息都是修行，只要耐心观照，智慧与祥和便会在自然的情形下产生。
阿姜查的智慧透过许多善巧方便，自然流露出来，于不经意间将弟子导向解脱。修行之初，他强调持戒与自律。集会时，他常援引轶事与典故，或者提出如公案般尖锐的问题。对于世间或弟子们的妄念，他则抱持幽默与风趣的态度。他的教学亲切活泼，以慈悲的了解与睿智的对话为基础，与弟子之间完全没有隔阂。虽然他的修行方式包含了道德、戒律、出离与禅定等严格的训练，但是却不会给人压力，自然而然将人导入智慧与解脱。他的禅定教学直指解脱，从不拐弯抹角。
他教导各种正念与禅定的传统修法时，总是尽量不提三昧、定境或开悟等特殊经验。禅定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端坐检视自身的方法，目的只是为了降伏与拓展内心。他指导学生“在觉察中安住”，发现内在自然的平静。他指出在禅定的基础上，我们将更能看见实相，即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将能看出生命无常与无我的本质；发现苦、苦的起因与苦的止息。他认为禅定是让我们解脱束缚、停止斗争、放下执着与随遇而安的方法。
他并不鼓励绝食、禁语或与世隔离，他说：“我们应该睁开眼睛修行，如果隔绝外界接触可以让人觉悟，则盲人与聋人早就觉悟了。”智慧应该在感官接触中寻获，世间是藉由认知而超越，而非由逃避。在规律的生活中与人互动，日复一日，是其寺院的生活方式。如此既可以揭露自身的习气，又可以观察到痛苦产生的方式。他经常说：“如果那里又热又麻烦，那就对了，那里就是修行的好地方。”
二
在官方的话语中，“舆论”已经长期被视为一种需要调养、治疗的社会身体，而所谓的“舆情爆发”，则无疑是这个社会身体的一种病态表现。这种思路，从官方对“舆论”与“舆情”这两个词语的使用、以及这两个词语之间微妙的差别，就可见一斑。与广义的“舆论”不同，“舆情”一词更带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味。
在舆情工作的执行中，政府实际上早已将社会视为随时需要监控、检测，甚至隔离、治疗的病人。而政府高层自己，则自诩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医生。这个医生有权力决定什么是健康的标准、什么是治疗的目标，也有权力采取他认为科学的治疗措施。真理只掌握在这位医生一人的手中，如果不是来自这位医生的科学结论，则必然成为“谣言”、或是“不良信息”，而手术刀下的病人，无论已经多么痛苦，都需要“等官方辟谣”、“以官方结论为准”、“坚持正能量”。
舆情监测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政治表达是否触碰禁忌、需要如何纠正，而是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社会舆论走势如何、怎样使其回归“正常”。中国舆情治理的思路，其实正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安全、领土与人口》一书中所指出的“治理术”。
福柯认为，“治理”的逻辑与“统治”的逻辑不同，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差别。对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而言，统治是宏观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并不介入到被统治的社会的微观运转之中；同时，被统治的对象则是个体的，他们并不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行分析和监测，而是仅仅在个体犯罪时被施以惩罚。
现代国家的“治理术”则不同，治理者需要精密地调控社会的微观运行，以期得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化的稳定。而这又要求治理者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实时监控、进行不断的规训，去干预人的意识、塑造人的主体。
几年以来，所有对国家治理具有“负面”效果的言语都逃不过宣传机器三板斧的审问：谣言、境外势力、以及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三个概念如同孙悟空的毫毛，面对难以直接回应的“舆情事件”，只需要吹一口气，便能让机器继续运转起来，或至少尽快实现“翻篇”。甚至很多时候，这三种审问并不一定需要来自官方，它们已经成为很多人思考的前提和底线。
这些概念或许并不指向任何成体系的、单一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的意义在于排除，而排除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动态清零”的思想根基。“谣言”排除了非官方非权威的信息， “社会影响”排除了负面情绪的表达，“境外势力”则排除了可以用来“抹黑”、“递刀”的新闻。当有害的内容被及时“清零”，“真理”就牢牢掌握在了宣传机器的手里。
或许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为何竟会有人认同于那些钓鱼台上的看客。一方面，或许努力与其他人的不幸保持冷漠的距离，也是一种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最近几年以来，“大局观”几乎成为了一种流行病，让人在不知不觉间陷入失明。越来越多在网络上发声的人，开始共情于当权者，而非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普通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递刀”和“抹黑”一说才流传开来。
三
传统占星师的角色乃是为人算命，就好像本命盘能够透露未来将面临的情况，而且这些外在情况是可以被预测，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但很显然对事物的预测会因其复杂性而有所改变，人类是最不容易被预测的，因为他拥有某种程度的理性、意志、抽离的能力以及做出各种反应的能力。
如果人的觉知发展得更敏锐一些，就更不容易被预测了。此外，一个具有高度觉知力的人，可能只需要一点暗示便能学会某种功课或得到某种洞见，而那些觉知力比较差的人，则必须借由具体的外在事件和情况来获得同样的理解和洞见。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被精准地预测，其实是因为他缺乏觉知，基于此理，现代占星学之对象，显然是那些已经采取行动来增强自我觉知之人。
每个人的确拥有自己的本命盘、特定的业力模式，或是情绪、心智、肉体等等层面的各种倾向，然而一个人将会面临的情况，却绝大程度被他的表现方式所设定。换句话说，你给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每件事终将回到它的源头。
如果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是不耐烦或自以为是的态度，那么她或他一定会诱使别人做出同样的反应。把自己制造的不幸諉过于本命盘，乃是徒劳无益的事。因此占星学现代化及建设性的运用方式，应该是转化和修正本命盘的能量模式，让最正向的表现能够展现出来。
其实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会卡在某段生命遭遇里、变得进退两难，主因就是不知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由于缺乏全盘的理解，所以只能从惯性模式和偏狭的观点，做出自己无法控制的负面反应。
占星学能够连结小宇宙和大宇宙，让我们从生命内建的一体性和同时发生性，来洞悉事件背后极其精密的业力脉络，继而以正向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面对挑战，以达成净化及成长的目的。因此，预知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并不会限制个人的自由意志，反而使人更有能力让命定的事件顺利地穿越过自己，也穿越过自己的意志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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