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是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逝世五周年纪念日。

刘晓波和刘霞都是“愚人”。

按照《塔罗冥想：基督信仰内在隐修之旅》关于“愚人”的诠释：

愚人的本质是爱。原先没有数字编号，性质等同于“零”。

善良的愚人......不禁使人联想起唐吉坷德苍白消瘦的身影——这位此处瓢泊的骑士为世人带来了不少的欢笑，他生前虽然被称为“愚人”，死后却留下了“善人”的美名。他展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原型”——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断地在自我显化。概念、原型和奥义是永恆的。

“愚人”教导就是如何超越理性的求知慾，以便得到“爱”所带来的高层智慧。这涉及的其实是意识的转化与锐变，神智学所谓的将“小莫那识”转变成“大莫那识”（觉识），或是人智学所说的从自我意识转成属灵的高层意识。

换言之，“愚人”卡的主旨就是从小我意识转化成宇宙意识，让小我臣服于神贫、顺服及守贞法则，不再是显意识行为的制造者。它促成理性和灵性的融合，也是一种整合人智与神智的炼金工作；前者在上帝的眼中是愚拙的，后者在人的眼中也是愚拙的。两者的融合带来的不是双倍的愚拙，而是能同时理解上下界的全观智慧。

赫密士的《翡翠石板》对灵炼的“点金石”的描述：

太阳是父，月亮是母；

它被孕育于风的子宫里，大地则是它的褓姆。

它（泰勒玛）是整个宇宙一切精微事物的初祖。

若是将它投射到地球，将发挥完美的力量。

它睿智地将土元素和火元素、精微体和粗钝体区分开来。

它能够从地球升至天国，然后再降回到地球，从内整合源自优劣事物的能量。

这段话隐喻“归纳作用（从地球升至天国）和“演绎作用”（再降回地面），或是祷告（从地球升至天国）和启示（再降回地面）的作用力——人为的努力和上界的恩宠——经由融合变成了完整的圆，然后再透过收缩聚拢成同时上升下降的点。

这个点就是“点金石”——人性和神性、人本主义和先知主义、理性和启示、灵性与理性的融合。基督隐修之道的历史和演化任务，就是要促进这“点金石”的发展（或灵性与理性的融合）。

身为守护者意味着两件事：一，学习及实际运用过往的传统，二，持续付出富创造性的努力以促进成长。传统只有被深化、提升和拓展才能存活下去。单靠守护是不够的；它只会变成一具木乃伊。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灵性工作都需要上下界同时发挥作用，亦即上界持续的赐予启示、人的意识继续付出努力。

“义人”：当人的本质被唤醒和揭露时，便完成了义人的伟大价值。义人是真正的人本主义者，也就是人性的开花结果。其呼应的则是付出努力而成就出佛果的佛。圣人是启示者（先知/阿凡达）。佛是人中觉者，“觉醒者”，由于他对世间的一切经验——生、老、病、死——有了彻底的觉悟，因此从中汲取出合乎道德及事实真相的结论、统整为八正道。“阿凡达”意味着“降世”，以人的形象和特质降世为人的。如果说“阿凡达”是降世为人的神，那么佛就是升天的人，他们都是人性演化的至高点。耶稣基督是上界启示与纯正人性的完美结合。

阿凡达与佛必须携手合作。未来佛/阿凡达将会融合成一个人。此人会彻底结合最高层次的人性（佛的本质）与最高层级的上界启示（阿凡达的本质），届时属灵世界与人界的至高表现都会藉由他的言行显化出来。换言之，这位未来佛/阿凡达不但会向世人阐明善是什么，更会展现出至善......他就是太初之音的化身，道路、真理与生命。

因此，未来佛/阿凡达的任务不是去建构新的宗教，而是要引领每个人亲身体验到上界启示的源头，认清一切真理本质。他将不会渴望推陈出新，而会帮助人类确知何谓永恆实相。未来佛/阿凡达代表的就是祈祷与默观的结合，这两种形式的灵修活动将会驱动属灵的宗教与人本主义的结合。释迦牟尼的禅定图显现的是这位冥想大师浸润于默观的意识状态，与圣方济在跪祷中接受圣痕烙印时的意识状态显然无法融合。未来佛/阿凡达将会克服这种不相容性（汤柏格认为）。祈祷之火将与静默的宁静之水结合：太阳与月亮、火与水的炼金融合将会发生在他身上。

至于冥想“愚人”奥义的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圣依纳爵为灵性与理性的融合所付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以“愚人精神”上路，最后成功地在上界的启示和人的努力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此奥义教导的就是如何在两界——神界与人界——之间“保持健全”。它教导人从两个方向去跨越这两界——从下界到上界（赛普利安大法师的例子），然后再回到下界（圣依纳爵的例子）。因此，“愚人”也是一则将精神错乱——互不协调的两种意识——转化成智慧的奥秘教诲。

探讨未来佛/阿凡达，就是因为他将引领人去面对和体验处于两界之间的状态，并且将潜在的精神分裂症转化成和谐的智慧。他将会是实现这份理想的鲜活典范。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他代表的是人的意志促成的三种行为：祈求、寻找、敲门——这完全符合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找到； 敲门，就给你们开门。”

以上是“愚人”奥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至于它在个人灵修上的功能，则类似于一种内在的炼金转化。个体灵魂一开始会经验到灵性与理性的分立，随着人格的进展两者会形成平行或“和平共存”的关系。接着灵性与理性会开始合作而逐渐融合成“第三种法则”——隐修之道的“点金石”。在最后阶段的一开始，人的逻辑会从“形式逻辑”（一般的和抽象的逻辑）转化成中间阶段的“有机逻辑”，最后蜕变成“道德逻辑”（实质和本质的逻辑）。

默观或思维的深化也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将注意力放在某个主题上面，接着是去理解它以及它和现实的关系，最后是直观地洞悉到它的核心本质。默观带来的是从形式逻辑到有机逻辑到道德逻辑的转化。默观一旦进入超越理性的状态，就会变成一种自动的祈祷——如同祈祷一旦进入无需语言的状态会变成默观一样。祈祷与默观的炼金融合——内在天国的日月合相——是领悟了“愚人”奥义的人会进入的状态...... 亦即上界的启示与人智在后者不陷入疯狂之下的合一......这也是“点金石”的形成，上界启示和人间知识浓缩成的双重确知。

爱与黑暗的故事：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余杰

《爱和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也是我这几年来读到的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我很少用伟大这个形容词来定位一本小说——而《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当之无愧的，它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民族史与国家史。那里面，有爱，也有仇恨；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绝望，更有救赎。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小说从这个句子开始了长达五百多页的讲述。这不是一个绚丽而惊艳的开头，但绝对是顺畅而清澈的，如同大河的源头，而且必然具有一种平静的气质。一部作品能称为伟大，绝不会因为它的控诉、愤怒与无助，就像作者的祖母曾经对他说的：“当你哭到眼泪都干了，这就是你应该开始笑的时候了。”

阿摩司·奥兹说过：“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过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们……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这片土地，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在承受苦难、珍惜记忆、捍卫历史的维度上，华人跟犹太人非常相似。有时，历史需要像闸门一样扛在肩头。刘晓波就那样谦卑地跪下来，将当代中国苦难的历史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扛在肩头上。我在写作《刘晓波传》的时候，恍然觉得自己也是在写一个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描述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没有比这更为妥帖的说法了。

二零零五年，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索尔孟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访问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国》一书。索尔孟为西方读者描述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也表彰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有刘晓波夫妇。有意思的是，这位目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采访刘晓波夫妇之后，并没有将刘晓波作为“传主”，偏偏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选为“传主”。

刘霞在作为犹太人的索尔孟面前，将自己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索尔孟认同这一严重而真诚的比喻，并以此作为书中这个章节的题目。经过两千年的颠沛流离和二十世纪纳粹屠犹的惨剧，“犹太人”的身份不再是作为上帝选民的荣耀，而隐喻着必然经历无边苦难与羞辱的“贱民”。“犹太人”不再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群。刘霞“中国的犹太人”的概念，言下之意就是将中共政权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索尔孟引述刘霞的话说：“对她而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存活。她明确指出，共产党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处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铲除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

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被索尔孟不幸而言中。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而被中共当局秘密抓捕。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刘晓波本来示意刘霞用手机通知朋友，谁知刘霞不会用手机，平时她打手机都是晓波帮她拨好对方的号码。这个电话未能打出去，他们的告别是心照不宣的无言的苦笑。二零零九年圣诞节，中共故意选择这个西方国家欢乐休假的日子，将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一年的重刑。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同日，刘霞被非法软禁在家，与世隔绝，一直至今。中共当局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妻子实施如此残酷的迫害，连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独裁者都望尘莫及。

在刘晓波被捕以后，我就有了为刘晓波传写作一本传记的想法。不过，那时我并没有预料到，因为这本书，我也成为中共当局必须拔去的一颗眼中钉。就在诺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用黑头套绑架到北京郊外，酷刑折磨至昏死。最终，我携妻子和孩子从中国出走，而且“君问归期未有期”。

铁磨铁：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

我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叫《铁磨铁》，来自圣经中的话：“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回顾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铁磨铁”是一个最好的比喻。

我与刘晓波的结识，有一些颇为戏剧化的细节。

一九九八年，在北大中文系刚上硕士班的我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一夜之间，洛阳纸贵，这本书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差不多每个大学生宿舍都有一本。那时，刘晓波还在狱中，那是他的第三次入狱。刘霞听说了《火与冰》，就买一本送到狱中给晓波阅读，希望他看到年轻一代人对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承接并由此得到感到欣慰。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以对前辈学者和作家的激烈批评而一举成名，被称为“文坛黑马”；而我在《火与冰》中也直言不讳地评点了不少名流先贤，也被称为新一代的“文坛黑马”。

然而，让刘霞没有想到的是，刘晓波在狱中读了《火与冰》之后，给予的评价不是赞赏，而是否定。主要原因是我在书中对北大的一批中年教授有颇多赞誉，而这些人大都是刘晓波在八十年代就很熟悉的同学和同侪，很多人他并不放在眼中。他看他们的视角，当然与我这个有几分仰望的年轻学子不同。他据此认为我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少年人。当时，刘晓波对我的批评固然有失严苛，但后来事实证明，当我选择在真理的道路上奋然前行之后，我确实与很多北大的师长渐行渐远，而与我一起“出道”的孔庆东和摩罗更是堕落为权力的帮忙和帮凶。若不是我后来成了基督徒，若不是我后来与刘晓波成为挚友，我是不是也会堕落如斯呢？想起来也有些后怕。

刘晓波行事为人的原则，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一九九九年，他第三次出狱后不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我还是一个韩寒式的、少年成名的文化名人，围绕着我已经有了不少的争议，但我还可以在媒体上露面、在大学里演讲，我的“敏感度”还没有亮起红灯。那一天，恰好是中国警官大学请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校方专门派车来接我。为表示对我的尊重，还有两名穿警服的老师随行。那时，我根本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参与对我和刘晓波的迫害的警察，有不少就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正在路上，我的手机响起来，对方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我是刘晓波！”这个电话不是向我示好，而是直率地批评我不久前在一个电视台的访问中的一段谈话。第一次通话，就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对方，这就是刘晓波直言不讳的风格。在车上，左右都是警官，我不便与刘晓波深谈，哼哼哈哈几句就说再见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共同的朋友、作家廖亦武来到北京，他认为刘晓波跟我该见一面，便安排我与刘晓波在一个朋友家会面。刚见面，我还心存芥蒂，话不多，刘晓波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致与我交谈，场面一时间显得很冷清。一刻钟之后，我妻子下班赶来，她才打开了冷淡的局面，我跟刘晓波慢慢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话题。之后大家一起吃饭，朋友家的阿姨来自四川，做得一手好川菜。刘晓波比我这个真正的四川人更能吃辣，我记得那天他大口吃泡椒鸡杂、水煮鱼，满头大汗，风卷残云。大家都吃完了，他还用汤泡了一大碗米饭接着战斗。我们边吃边谈，逐渐发现彼此对许多人和事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告辞之后，我们刚上出租车，手机就接到了刘晓波发来的一个短信：“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句话，言简意赅。冥冥之中，一切就已经注定。

在此之后将近十年时，我们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碰面，通常是在餐馆里一起吃饭，偶尔也到对方家中享受自己做的“私房菜”。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以食为天，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出来的。我们一起起草各种有关人权问题的签名信，一起为入狱的良心犯家属筹措救援金，一起推动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的公开活动，最后一起修订零八宪章的文本和联络签名人。可以说，最近十年以来刘晓波从事的所有人权活动，我都是亲身参与者。当然，除了人权活动之外，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最多的话题还是文学。刘晓波在骨子里不是政治中人，而是文学中人。他最关切的是人性，而不是政治。

传世与觉世：文学的“野心家”与人权的捍卫者

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改变了刘晓波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一年，刘晓波三十四岁，是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的绝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我十六岁，在四川偏远的小镇上，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沉闷的枪声，一夜之间我就完成了我的成年礼。然后，刘晓波入狱。三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我们偏远的县城，每年一千名高中毕业生中，差不多只有一个人能考入北京大学。

在八十年代，刘晓波是一位文学的“野心家”。张爱玲说过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青年刘晓波是一名怀着出名的渴望来到京城的外省青年。他野心勃勃，野性难驯，他不把前辈和权威放在眼中，打倒他们并取而代之是他梦想。他首先说出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所有的真相，然后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奴性，接着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了一个人人心知肚明却又相顾无言的事实“毛泽东就是混世魔王”。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作家是万人迷，诗人比后来的歌星影星更受追捧，刘晓波果然成了中国最出名的文学博士。那时，他研究的题目是美学，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显学，而刘晓波本人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爱看电影，听古典和摇滚音乐，流连于北京的美术馆和画廊。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一直写写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他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教授和一言九鼎的文学评论家。

但是，没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便强悍如刘晓波也不能。“六四”的枪声终结了刘晓波的文学梦，他的人生更换轨道，驶入惊涛骇浪的出三峡之旅。一九八九年之后，他出入于监狱内外，很多时候他的家也变成临时的监狱。中国日新月异，物欲横流，人们以忘却作为升官发财的前提，而刘晓波将自己定格在那个恐怖的夜晚，跟“新时代”和“大国梦”格格不入。他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安慰那些良心犯的家人，而他们大都是在压力、迫害和困窘之下的忧郁症患者，中国人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于是刘晓波便兼任起心理医生的职业来，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抚慰和鼓励他们。他为一桩桩的人权事件拍案而起，尽管由于严密的监控，他很多时候无法身临现场，但笔下的文字却如泉水般汩汩地流淌。他几乎是一人敌一国，单枪匹马地对抗党国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文学”的刘晓波，转换成了“政治”的刘晓波。

我在北大念硕士的时候，论文是关于梁启超的。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她写过一本名为《传世与觉世》的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传世”与“觉世”之间挣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使命却是多重的。是写曹雪芹的《红楼梦》或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巨著，还是写如鲁迅形容的“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和时政评论？前者是传世之作，后者是觉世之作。对于既有天才也有野心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梁启超看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王纲解纽，百废待兴，民智未开，歧路亡羊，他放弃了写作那种可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的巨著，而写作那种开启明智、启蒙大众、传播常识、警戒危机的报刊文章。

刘晓波也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二十年，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没有写过结构严谨、规制宏大的学术论著，他结集出版的几本书都是有评论汇编而成。他以写作传世之作的才情来写觉世之作。这是不是大材小用呢？“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曾经问刘晓波，为什么不写理论专著，而专写那种会惹麻烦的文章？刘晓波回答说，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开口说话的人太少了。看到身边的朋友以及那些无辜的百姓，遭到强权的迫害、凌辱、剥夺，我能保持沉默吗？在这样一个基本人权和自由不得保障的境遇下，追求文学梦和学术梦过于奢侈了。那时，刘晓波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失去了实现文学梦的机会，却成为尊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其实，这也是我近十年来的选择。二零零一年出版的《香草山》是我最后一本所谓“纯文学”的作品，那是一本长篇自传体的爱情小说，在一个人们普遍不再相信爱情的时代，我重申了爱情的可能与爱情的伟大。但在此之后，我也像刘晓波那样，集中精力写作那种“速朽”的政治评论。由此，我的书、文章乃至名字在中国全面被禁，我与刘晓波一样成了在祖国“隐形的人”。

因为爱，所以痛：刘晓波的爱情以及对世界的大爱

刘晓波的尖锐和坚韧，是因为爱和不忍。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国际笔会第七十六届代表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纪念会，特別纪念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中国作为监禁作家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开幕式上播放了刘霞的一段视频讲话，那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之前的一个星期，日渐消瘦的刘霞平静地讲述说：

这是刘晓波一九九七年一月给我的信，也是几百封信中仅存的之一。

“亲爱的，我们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就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彼此的信任和决不放弃未来的希望。或者说，我们生活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意义来自我们的爱。……爱会使我们在充盈的感情的温暖中过饱满的心灵生活，爱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秉持人类正义，向极权挑战，保持人的尊严、诚实、自由。

你的信，你遥远的思念，使我努力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从另一种维度走向终极的存在，我会在充分的内省之中，批判地面对世界和自我，谨慎而又坚定地做出选择，对生命始终保持善意的基本信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们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我们以永远的爱来拒绝。”

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三百多封信，他给我写了两、三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谢谢大家给我时间，与我一起分担刘晓波不自由的日子。

我想，听过这段讲话的朋友，一定就能理解刘晓波为何要为人权和自由奋斗。为了自由，他付出了不自由的代价；为了爱，这个宣称“我没有敌人”的人，成了专制政府最大的敌人。

《刘晓波传》是我写的第一本传记。在刘晓波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失去自由之后，为刘晓波写一本传记成了我的心愿和我的使命。在写作传记之前，我在香港出版了评论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收入几十篇探讨刘晓波的思想和呼吁关切刘晓波案件的文章。写评论我是轻车熟路，写传记对我则颇有挑战。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比如我想采访刘晓波历次坐牢期间的狱友和狱卒，以及与他的案件有关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但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情势下根本不可能，刘晓波的狱中文稿仍被官方封存在档案馆中。其次，是我与传主之间有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我如何能在倾注情感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不至于将传主神圣化，而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有局限、有冲突的“人”来？

那就必须全面呈现刘晓波对待爱情和真理的态度。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考察知识分子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们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法。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尤其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有些知识分子宣称他们爱人类，但他们爱的是一个抽象的、群体的概念，他们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不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这样的人是虚伪的。刘晓波有过一段不懂得爱、不珍惜爱的放荡不羁的时期，像五四时代的小说家郁达夫那样“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终于导致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他的前妻携他们唯一的儿子远走美国。他对前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致使此后他们基本断绝了联系，甚至当刘晓波第四次入狱和荣获诺奖之后，他的前妻和儿子都不曾对媒体说一句话。

正是因为曾经失去，经历过那刻骨铭心的痛，刘晓波后来才倍加珍惜与刘霞的爱情和婚姻。他对刘霞体贴入微，每次过马路的时候都牵着胆小的刘霞走，每当在外面的餐厅吃到好吃的菜都会给刘霞打包回去。刘晓波对我说，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的人，是不能做朋友的。这是他选择朋友的首要标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刘晓波，他对世界的爱是从对妻子的爱开始的。

出黑暗，入光明：刘晓波与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

多年以来，刘晓波屡败屡战地与外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黑暗战斗，他不仅批判共产党的独裁制度，而且否定中国两千年来儒法互补的专制主义传统。他热烈拥抱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和商业文化带来的“单向度的人”不无忧虑。他从时代的脉动中捕捉到“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息，但又对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充满警惕。所以，刘晓波的思想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反共人士”，他看到了许多“反共者”与共产党之间不自觉的“精神同构性”。所以，我将刘晓波看作是“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

与外在的社会结构性的黑暗相比，人内心深处的黑暗更加可怕。思想史家张灏提出“幽暗意识”的观点，认为正是儒家性善论中“幽暗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未形成强大的民主传统。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对人性的乐观看法，导致暴君肆无忌惮地施行暴政。作为传记的写作者，我当然不回避刘晓波生命里真实存在的黑暗。刘晓波本人也从未否认自己内心的黑暗与虚无，除了应对警察以及异议人士阵营中的批评者之外，他更多的是在“天人交战”。他有过虚荣、傲慢，有过软弱、退却，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那些黑暗，在他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在第一次入狱的时候，刘晓波在父亲的劝说之下写过悔过书，客观上配合了当局的宣传——他说自己没有看见广场上死过人，虽然他确实没有亲眼看到死难者，他并不是在说谎，但这句话却被共产党当局大肆利用，成为对死者和家属的第二次伤害。由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拷问。大屠杀之后，刘晓波活了下来，出了监狱，但把十字架永远背在背上。别人试着背一下，背不动，就轻轻地放下了。可是他偏不，一直背着。

刘晓波不是生而成为圣贤，而是不断地忏悔与反省、修补与超越，向着圣贤的方向迈进。我也深信，第四次入狱的刘晓波，会做到他自我期许的那样“爱狱如家”，正如刘晓波的好朋友、政论家胡平所说：“二十年来，晓波通过更坚定的抗争，更从容的面对苦难，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坐牢，为自己赢回了尊严，从而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刘晓波如凤凰涅槃一样的升华，他也带动着我向前走。有一句英国谚语说：“跟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能够与刘晓波同行，是我一生的幸运。尽管因为与他的友谊，因为写作《刘晓波传》，我的生命的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差点失去生命，被迫离开中国，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后悔。

今天，在大国崛起的肥皂泡之下，中共的独裁统治已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不管中共当局是否承认和接受，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不可避免。作为一名从天安门屠杀以来持续二十多年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奋斗不止的知识分子，作为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和“我没有敌人”精神的倡导者，作为惟一一名身处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将在这一变革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中国人告别共产党暴政、基本人权受到法治保障，而且将带动新一轮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韩、伊朗、古巴等独裁国家的变化必将加速。在此意义上，刘晓波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将不亚于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韩国的金大中和缅甸的昂山素姬等人。他应当像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和昂山素姬那样获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我很喜欢的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写过一首题为《向着明亮的地方》的童谣，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向着明亮的地方

向着明亮的地方。

哪怕一片叶子

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向着明亮的地方

向着明亮的地方。

哪怕烧焦了翅膀

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地方。

夜里的飞虫啊。

是啊，我们都是灌木丛中的小草，我们都是夜里的飞虫。我把这首童谣送给在冰天雪地的锦州监狱的晓波，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真理、正义、和平与光明的朋友。

余杰专栏：向死而生的刘晓波

2017-07-21 07:00

刘晓波去世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也随之而逝。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在唐山书店举办《拆下肋骨当火炬》的新书发表会。我最后分享的一句话是，“拆下肋骨当火炬”这个苏格拉底和顾准都使用过的典故，也是刘晓波一生的实践，刘晓波就是拆下肋骨当火炬，照亮六四屠杀之后漆黑的中国。说到这里，我心中隐约有不祥的感觉。

会议刚结束，我打开手机，巨大的打击像石头一样砸过来，“晓波已经去了”，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一行字，我险些晕倒在唐山书店的楼梯边，扶着墙才站住，一时间泪流满面，恍若在梦中。

以杀人来维系的政权再次杀人，多杀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特别困难。接下来的几天，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并没有因为晓波的死亡，共产党就恢复了一丝自信。共产党不仅害怕活着的刘晓波，也害怕死了的刘晓波。他们不顾刘霞的强烈反对，强行立即将刘晓波的遗体火化，不允许骨灰下葬在故土，匆匆实行了所谓的“海葬”。

当局安排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在一场精心导演的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如木偶般说了一番“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人道主义安排，非常完美，非常周到”之类的鬼话。刘晓光还说自己是家中的大哥，家中的事情由自己说了算。他真是个法盲，刘晓波的事情难道不该由他的妻子刘霞说了算吗？一个已经跟刘晓波断绝关系将近三十年的陌生人，一个一度企图瓜分刘晓波的诺奖奖金、得知刘晓波已经捐出奖金而无比失望并被刘霞基督鄙视的小官僚，有什麽资格取代刘霞第一亲属的位置？

难怪鲁迅说，人最大的敌人或许是他的家人。宣称没有敌人的晓波，会料到他的大哥有这场可耻的表演吗？刘晓波与刘晓光之间，除了血缘上的相同之外，再没有别的相似之处。

刘晓波不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是自己选择“海葬”的方式，他们的骨灰污染了大海。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屠夫，他们不敢下葬在土地上，他们害怕被后人鞭尸，他们更不愿像毛泽东那样成为一块被风干的“老腊肉”。

刘晓波“被肝癌”和“被海葬”了。这个“新纳粹”或“超纳粹”政权残害刘晓波的生命乃至毁灭了他的遗体。以他们掌控的亘古未有的暴力机器而言，这样做易如反掌。在此一事件中，共产党果然无比信奉唯物主义——他们对刘晓波实行“挫骨扬灰”政策。只有当刘晓波在物理意义上“尸骨无存”了，让友人和后人连追悼和纪念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接下来就是无边无际的遗忘了，那样共产党才能真正安心。

当年，亲人为在文革中被残害的林昭留下了一块小小的墓地，那块墓地就像是一道一直在汩汩淌血的伤口，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去祭拜和凭吊。当局不得不在墓地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头，并安排员警日夜巡逻，以恐吓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昭精神的仰慕者。这一次，当局吸取了教训，他们防患于未然：没有坟墓的刘晓波不会像有坟墓的林昭那样，继续成为党国的大麻烦了。

然而，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绝对想像不到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多大。刘晓波活在他的文字中，他的文字是不可战胜的、无法消灭的。这些文字中蕴藏着自由的密码，如同钥匙，如同解药，如同翅膀，可以帮助那些迷路的人回家，酣睡的人苏醒，沉沦的人飞翔。每一个字都是一粒麦子：麦子落到地上，死了，又结出许多籽粒来；文字印刷在书上，书是焚烧不尽的。由刘晓波的文字汇集而成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束强烈的光，让在黑暗中跳舞的老鼠惊恐万分地逃遁。

从五四再出发：八十年代刘晓波的思想起点|崔卫平

引子，向大光外公

一般人们知道刘晓波与“六四”的关系，但很少知道刘晓波与“五四”有着同样深刻的关系。1997年，刘晓波在大连劳教所时，写过一首给刘霞的诗，是以刘霞的口吻写给刘霞的外公——《给外公——给从未见过见过外公的刘霞》。在诗的题记中刘晓波写道：

“他早年在高师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是被逮捕的学生之一。后来他成了开明乡绅，做过民国时期的县长，办过农场和学校。四九年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五十年代初孤独地死于红色监狱中。……久而久之，你的外公也就成了我的外公——不是家族遗传上的而是精神血缘上的外公。在监狱里，我给你写了很多关于外公的文字，他的亡灵真成了我的祖先” 。

刘霞的这位外公叫向大光，湖南衡山县人，1917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1921年毕业。1919年5月4日当天，向大光在数千人的游行队伍里面，很可能是进入曹宅的学生之一。当天政府出动军警抓了32人，向大光是其中之一。与向大光同行的同学陈荩民后来回忆道：“我们被关进牢房后，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被捕的人分几间房间关押。我和高师同学向大光及其他学校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牢房日，公用一盆洗脸水，待遇十分恶劣。”

三天之后，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的斡旋下，被捕学生全部被释放。5月7日由警方派两辆车送8位被捕的北高师学生回校。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附近的居民围住。人们给他们带上大红花，把8个人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有人摄下了这个珍贵镜头。

一，从古典转向现代

1982年2月，刘晓波从长春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入学，不久前他被录取为该校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研究生，导师钟子翱（1923—1986）。钟老师的特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刘晓波的硕士论文也是关于古代文论的，题目为《试论司空图的“诗味说”的美学意义》。司空图（837—908）为中国晚唐时期的诗人和诗评家，著有《二十四诗品》。他深受道家和玄学家的影响，将诗歌分为24种风格，推崇自然冲淡的诗歌境界，他的名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释放的是超然出世的玄学倾向。

硕士期间刘晓波写作和发表了四篇论文：1、《中国古典美学的表述方法》（《百科知识》，1983年第12期）；2、《艺术直觉初探》（《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3、《我国古代审美的主客体关系》（《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论庄子的自然全美观》（《文艺论稿》，总第13期，1984年，吉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后者系统地阐发了庄子从自然出发的宇宙观、人生观、美学观，长达1万字。硕士三年并拿到学位之后，1984年12月，刘晓波留校在本校本系本教研室当教员，有着一个中国古典学者的起点和志向。在思想上，他深受庄子傲然物外的自由精神的影响。

他开始适应一名文艺理论教员的角色，也阅读大量西方有关哲学、美学、诗歌、小说。除了开课，他动笔写一个文艺心理学的系列文章：《天空红得像马赛曲——审美与通感》、《你看那遥远的地平线——错觉、幻觉与审美欣赏》等，从1985年第4起开始，陆续发表在一个叫做《名作欣赏》杂志上面。除了调动自己的古典文学修养，西方文学家比如莎士比亚、梅特林克(Maeterlinck)、卡夫卡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他的写作中。除了文艺心理学，他还发展出一个萌芽的志向：比较美学。1985年10月份，刘晓波完成一长篇论文《表现与再现——中西审美意识的比较研究》，他发现西方古代艺术中有“天使”，中国古代艺术中有“飞天”，都体现了自由精神，但是西方的“天使”是人与鸟的结合，有写实的基础；中国式的“飞天”是写意式的，没有科学比例，也无逼真的羽翼，如同乘虚而上的太空中的仙女 。无论如何，到这时看不出一点他要造反的苗头。

这之后他的想法发生变化。发表于《名作欣赏》系列中1986年第1期的这篇《审美与人的自由》中，超出了文艺心理学的范围，是关于美学的形而上的沉思。这篇文章经过扩充之后，后来成为他博士论文的“绪论”部分，这个标题也成为他博士论文的标题。该文一开头便引用了卢梭的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一个关于现代的信号。这批主要是文艺心理学的文章共6篇，仿佛是一本书的计划，然而没有写完。最后一篇《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审美与潜意识》（一），应该还有一个“二”，但他的注意力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他第一篇的发难文章，发表时间与他在《名作欣赏》最后一篇文章重合：1986年第4期的《中国》杂志，发表了他《无法回避的反思——由几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所想起的》。他发现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以及《灵与肉》（1981）、女作家谌容的《人到中年》（1980）以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1978）这些一度被人们高度称赞的作品中，存在着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过度美化、也是自我美化的倾向。陈景润心如水晶，坚贞高洁；陆文婷任劳任怨、无私忘我；许灵均（《灵与肉》主角）有过软弱，但最终还要升华为对祖国不离不弃；章永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角）有对异性的渴望，结果也要走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上，修成正果。

在刘晓波看来，他们身上释放出来的忍辱负重、忠诚如一、乐观向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响应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格理想，如孔子的弟子颜回所说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会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或者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塑造这样的理想人格——刘晓波称之为“人格神”——时，既回避了导致知识分子悲剧的深层根源，也放弃了知识分子本人在这场悲剧中所要承担的责任。

“天安门前那一次次狂热的欢呼中，难道就没有知识分子真诚地挥动红语录的手臂吗？难道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写的一张张大字报是完全出于逼迫吗？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与全体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觉悟，与没有像五四那样对封建意识进行彻底否定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在很大程度上，刘晓波评论的这些作品，其热点已经过去。这篇称之为“无法回避的反思”，原来有一个标题为“迟到的反思”，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刘晓波确实是一个后来者。而他之所以获得这样的视野，一个本来做古典学问和小范围文艺学的年轻学者，贸然闯进十分热门的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在于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回到五四,以五四新文学已经达到的思想和文学水准来看待当代中国作家。

刘晓波拿五四作家与新时期作家相比较。他看到，在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笔下，出现了一批觉悟的形象。他们是个性解放的先行者、现实秩序的叛逆者，在向社会环境进行大胆挑战的同时，他们也会深深剖析自己，反省自己身上传统的负担、自身的矛盾和软弱。他提到的作家有——不管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作家鲁迅、茅盾、叶圣陶，还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冯沅君等,“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极少理想色彩。辛苦凄迷、迷茫彷徨、孤独寂寞、郁闷愤怒、虚荣清高、软弱自卑、甚至麻木愚昧……也许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来没有有过一个如此充满着发自肺腑的真诚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也从未进行过如此大胆的、严峻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自觉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国文学也从未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过如此深刻的开掘。”

“从自我否定开始的自我重建”，刘晓波指出：“鲁迅所做过的一切足以给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自我反思的起点” 。

在刘晓波看来，五四知识分子的觉醒不仅体现为严厉的自我反省，还包括对于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笔下的一些小人物，如阿Q、祥林嫂、闰土、华老栓等，他们既是传统专制的牺牲品，又是传统专制的承载者，因此也是传统专制得以存在的土壤。而新时期的作家们，除了自我美化，也美化人民群众。当章永麟作为右派流落偏远荒凉的封闭山村时，他遇到的是朴实真挚的人们，在他/她们略显粗野的性格中，流露的是正义感和同情心。刘晓波分析道，作家之所以赞美劳动群众，除了缺乏自身反思之外，还是传统文化的因素在作怪：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主张“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上）。

在这些分析中，刘晓波熟练自如地使用他所掌握的古典知识。这至少表明，很快要宣布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刘晓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而是在这上面下了许多功夫。只是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一改此前的温情脉脉。如他自己所说，他也“曾在内心为新时期文学尝过赞美诗，但我现在不想再唱了。” 这个转折是如何发生的呢？

促使他这个明显变化，离不开社会大背景，然而有一个具体的因素是，他与同期入校的中文系现代文学博士生、后来又同时留校的王富仁先生之间持续不停地对话。他俩在同一栋宿舍楼里有着许多长时间谈话，有时候彻夜不眠，为某个问题争论到天亮。曾经目睹他俩谈到天明的另一位同学罗钢在2017年王富仁去世之后的怀念文章里写道：“谈话中的许多思想火花，后来都被他们吸收到各自的文章中去了” 。

王富仁读博士期间于1983年发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论 <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一文，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他针对此前极左思潮下笼统地说鲁迅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说法，提出鲁迅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提醒人们——“‘五四’时期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它是中国政治革命运动的低潮期和间歇期, 是中国思想革命运动的活跃期和高潮期” 。鲁迅的小说，其实是写在辛亥革命失败的条件下来反思其教训，从鲁迅笔下先行者的孤独、民众的愚昧中可以见出，仅仅有政治革命是不够的，尤其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王富仁将它总结为：“根除封建等级观念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束缚 ，斩断残酷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无形地绞杀无辜者的魔爪。”</p>

王富仁重提鲁迅有一个现实指向，那便是他认为1978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然而仅仅有外部工程是远远不够的，也需要一个思想文化的革命与之相匹配；介于文革中大量践踏人权的现象，需要继续提倡尊重个人，反对皇权和精神奴役，即重新回到鲁迅，回到五四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当下仍然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呐喊》和《彷徨》对我们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封建斗争，仍有不可磨灭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王富仁后来将他的这篇文章扩展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与刘晓波讨论期间，王富仁正在为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单行本做最后的修订，这本书1986年8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富仁所用“反封建”这个词，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事，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看作是这场运动的天然继承人。运用马克思对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共产党用“反封建”来呼唤和标榜某种告别历史、开创未来的“现代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封建”有着不同含义。在1949年之前，“反封建”主要指改天换地的社会改造，然而到了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在目睹毛泽东时期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之后，“封建意识”这个词又被共产党人用来指称共产党制度内部传统忠君乃至愚忠以及特权现象，“反封建”于是成了这个时期共产党人自己政治反思的重要词汇，注入了更多政治内涵 。同时也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曲折迂回的表述。

王富仁使用“反封建”是在这个背景之上。刘晓波接受了王富仁 “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封建斗争”的分析框架，他也认为文革是“传统的封建意识在当代中国的登峰造极的发展，是醒来的封建猛虎对现代国人的一次大反扑” ，只有五四才第一次斩断了与传统之间的这种联系。他认为自己略为迟到的反思“不仅关系到文学、也关系到当代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更关系到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继承‘五·四’传统，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完成旨在改造国民劣根性、清除传统的封建意识的思想启蒙。”

从沉浸于古典学问一下子跳到当代中国文学，刘晓波是不是过于跨界或不守本分？不是的。反过来应该说，刘晓波埋头于古代学问才是他循规蹈矩，过于约束自己。他从小是一个制造麻烦的孩子，多次因为顽皮被父亲暴打。后来遇到了同班的好学生陶力，他才开始转变。来到北京读古典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陶力，她的父母已经于1979年5月份从东北师范大学调入北师大任教，她本人与刘晓波同期大学毕业分配至国务院文化部少儿司创研室工作，1985年下半年调至北京语言学院任日本文学教员。在这种环境氛围下，做一对年轻的学术夫妻是人们所期盼的。刘晓波博闻强记，刻苦多产，他应该拥有一个不错的学术前程，然而刘晓波发现这不是自己所要的，他本是一匹野马。

二，审美的现代性

刘晓波把“五四文学”看作是现代文学，而新时期作家在精神上与古代文学更为接近。比较起王富仁看重文学的思想意义，刘晓波的文学眼光更为深入，或者用他当时习惯词汇的来说，他更关注文学的“审美”形态，此时他目光的落脚点仍然在美学上面。十八世纪的德国人鲍姆加登（Baumgarten）发明的这个词Aesthetics，本意是“感性的”，它流经席勒（Schiller）之手之后，加进了“自由”的含义，流经马克思之手之后，加进了“解放”的含义，刘晓波则在这三层含义上使用这个词。 “审美”这个词在刘晓波所属文艺理论界乃至全社会范围内的流行，是人们从试图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寻求主体内在世界自主性的努力。

刘晓波发现，五四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在内心觉醒之后，人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之中，感到孤立无援，某种迷茫的情绪始终萦绕着他们。他以一连串递进的排比句式，来形容这种情绪的演进及其没有出路的结局：“由孤独而软弱，由软弱而迷茫，由迷茫而彷徨，由彷徨而冷漠，由冷漠而悲观，由悲观而沉沦，由沉沦而绝望，甚至于毁灭时都没有一声呻吟。” 如此入骨的描绘，他应该很熟悉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在这种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没有刀光剑影的拼搏，惊心动魄的牺牲，壮烈激昂的献身，崇高人格的毁灭；只有在最琐碎、最平庸、最无聊的生活中的理想渐渐熄灭，感情慢慢冷寂，精神悄悄僵死，心灵默默腐烂” 。因此，这样的幻灭给人的不是诗情画意的古典美，而是一种他称之为“现代式的怪诞美”。

刘晓波熟读鲁迅，他可以称之为鲁迅在二十世纪晚期的知音。他敏感地抓住鲁迅性格和写作中的“苦”和“冷”，尤其欣赏鲁迅描绘绝望和幻灭引起的心灵沉痛：“没有事情的悲剧”。看上去极平常，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在这平常中蕴藏着巨大的悲剧，心灵死亡的悲剧。因而表面上越平常，便越是荒诞。刘晓波意识到，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所说个人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而包括个人对自身的无奈，无法超越自身的苦恼，因而有着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内涵。在这种深感焦虑、危机和幻灭中，个体生命意识的变得更加突出；绝望中震颤的心灵，有着更敏感、更细微的感知能力，更像是有自主活动的心灵。

鉴于此，刘晓波认为五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比当代作家更加现代。比较起来，当代作家笔下陆文婷、许灵均和章永麟的精神世界，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廉洁、浅薄和软弱的乐观主义” ，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居然对苦难的体验如此浅尝辄止、将悲剧处理成大团圆式的喜剧，刘晓波认为当代文学的这些做法，重新弥合了由五四文学撕裂的与传统之间的裂痕，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的人生趣味及审美趣味中去：“知足常乐”、“哀而不伤”。

从思想资源上来说，刘晓波这期间的其他写作中，逐渐出现尼采（Nietzche）、弗洛伊德（Freud）和叔本华（Schopenhauer）这些西方文化大师和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波德莱尔（Baudelaire）以及画家戈雅(Goya)。影响他的应该还有一位，那便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这是他的妻子陶力的研究对象。川端康成笔下的世界，其基调也是冷漠、悲哀、绝望。刘晓波在大学里学的外语是日语，1985年3月号的《名作欣赏》，发表过刘晓波翻译的川端康成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是《禽兽》，关于一个孤僻凄凉的中年男人对于笼中的鸟儿所产生的牵挂，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虚无厌世的味道，那是一种清新纯净的绝望。在小说译文发表的同时，陶力写了一篇关于这篇小说的鉴赏文章，这是他们夫妇惟一一次公开的合作。

一个月后，刘晓波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当代文学评论《一种新的审美思潮——从徐星、刘索拉的三部作品谈起》，登载在当时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上面。刘晓波从三位年轻作家的作品——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1985）、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美学样态，它体现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嘲弄”的精神，既嘲笑他人，也嘲笑自己，与当时流行的“万众一心奔四化”的积极精神背道而驰。

他发现某种偏离首先体现在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风格当中，比如陈村是这样写的，这是中学生眼中老师和家长们劝说他们刻苦学习考大学的一系列经典表述：

“……为改革为“ 四化” 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革命和建设为巩固国防反击侵略者为对外开放为国共第三次合作为收回香港为祖国统一为世界和平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努力再努力地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聚精会神不骄不躁不屈不挠奋不顾身见义勇为顾头不顾腚地虽尖嘴猴腮蓬头垢面形容枯搞九死一生而不悔地发愤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刘晓波发现其句法层面和语义层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扭曲和压力。而一旦人们熟悉的那些严肃词义（“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被纳入一种非逻辑的、近似于荒唐的句式中，其中的严肃性立即便被消解，仅仅变成一堆做作的、滑稽的东西。同样，刘晓波也举例说，在刘索拉和徐星的作品中，这种扭曲也经常出现，它们造成的显著效果是“对被世俗观念和传统观念视为神圣的、崇高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嘲弄。”

这三部作品在当时是极富争议的。看似荒诞的语法，与作品里年轻主人公种种“冒犯”的言行正好般配。他们全都看上去偏离了正道，说令人丧气的话，做不靠谱的事情：陈村笔下的七个落榜高中生离开舒适的家庭，去租一件破旧的农舍，做模特、贩西瓜，缺乏远大志向；徐星笔下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我”称自己喜欢各种桌布、高脚杯和五彩缤纷的酒，而对上大学等任何世俗的成功不屑一顾；刘索拉笔下的音乐学生森森衣冠不整，看上去疯疯癫癫，与令人窒息的环境形成强烈对比。有评论家把这些年轻人归于行尸走肉一类。刘晓波却对他们表示肯定。从年轻人离经叛道的古怪行为中，他发现了强烈的追求个人自主性的要求。他们不是浑浑噩噩，相反，某种玩世不恭正是个性觉醒、不受束缚的标志。

有意思的是，在言及这些反叛的年轻人的做法时，刘晓波谈起了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传统：“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个性意识和反抗精神的人物，又有哪一位不是采取不修边幅、玩世不恭、放浪山水的生活态度呢”。刘晓波提到了庄子起头的道家自由传统。他的古典知识在这里再次发挥作用： “庄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彻底否定一切礼教的叛逆者, 宁可在污泥中、在荒野上与禽兽（相）处, 也不愿去’兼济天下” , 他笔下的“ 真人” 、“ 圣人” 大都是外表极端丑陋、行为毫不检点的畸人。” 他提到的古代自由自在的人物还有陶渊明、李白、“竹林七贤”，甚至小说《红楼梦》中虚构的人物贾宝玉。“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期（公元240——249）历史上七位著名的宴酣饮乐的人物，既嗑药（长生不老药）又喝酒，其中有一位“刘伶”，与刘晓波的父亲同名同姓。

刘晓波甚至提到了一个叫做“接與”的人。他的故事出现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这位古老的隐士和狂士，自耕其食，披头散发，装疯不肯做官。有一次他经过孔子面前，竟然大声歌唱，嘲笑孔子积极想要做官。至少，此时的刘晓波并不是要否定一切中国传统，他只是特别烦中国儒家正统，板着面孔从事一桩叫做“克己复礼”的事业，追求等级秩序及其中的个人功名，并不惜牺牲女性和儿童的利益。道家则不一样。刘晓波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鲁迅。鲁迅也同样喜欢庄子，鲁迅为那七位放浪形骸的名士写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中国现代散文中最好的名篇。

具体到眼前的几部小说，刘晓波又认为徐星、刘索拉、陈村笔下的年轻人，远远超出了古代道家的做法，即在放弃世俗功名之后，仅仅在美丽的山水之间寻求内心的超脱和安逸，在大自然寻求一种虚幻的和谐。刘晓波分析道，这些年轻人所表现出来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其实是一种抗争和追求。在回答这些作品是否受当时热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刘晓波认为在这些西方作品中，往往是一些抽象的人类处境，而徐星等人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与中国的五四文学更为接近，其“内在精神还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自由的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出现的新的审美思潮是“ 五· 四” 时期的启蒙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

三，反传统/文化热

仅仅两篇文章，使得刘晓波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变得令人瞩目。尤其是这篇关于新的审美思潮的文章，使得他受邀参加1986年9月7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主办单位是这份杂志的上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该所所长和这份杂志的主编均是刘再复。与其他一些年轻作者一样，刘晓波并没有被要求为会议准备论文，他在会议上做了两次即兴发言：会议的第三天下午，刘晓波由小组会上被推荐去大会发言；这天当晚又有“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会”，刘晓波接着放炮，当时均没有录音。后来流传甚广的刘晓波在该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会议结束多日之后刘晓波对着录音机说出来的，他的大学同学徐敬亚所工作的《深圳青年报》需要稿件。由另一位大学同学整理出来的录音稿有一万多字，发表时因为篇幅过长被徐敬亚砍掉一半。在“编者按语”里，徐敬亚首次称刘晓波为“黑马”；“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这个标题也是徐敬亚加上去的。徐敬亚并寄了200份报纸让刘晓波自行处理。

刘晓波事后回忆出来的会议发言中的许多内容，也被徐敬亚给删掉了，留下来的多是吸引眼球的部分。当时东道主刘再复在谈“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主体性”，刘晓波应该就人道主义的话题发表了他的批评看法。该刊后来发表关于这个会议的发言纪要，其中提到“刘晓波（北京师大）则认为人道主义尽管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击中要害，如果从疗救人的精神奴役创伤角度出发，保有这种人道主义的光环，还是有必要的” ，只取了刘晓波对人道主义的勉强肯定，其余不见刘晓波登载在《深圳青年报》上的那些激烈表述。会议有自己的权威和延续的话题。一个月前（1986年8月），中共最权威的理论杂志《红旗》发表近两万字文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批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认为刘再复的立场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问题严重到了关系到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就这篇《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而言，刘晓波在思想上的进一步发展是把“寻根文学”纳入他的批评对象。他指出在新时期那些开拓性的作家出现了大批“怀旧”现象。王蒙的《布礼》，《蝴蝶》、李国文的《月食》、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都把对文革之后出现的党风民俗的堕落，归结为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及五十年代纯朴传统的丧失。另一批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邓友梅、刘心武、贾平凹、刘绍棠、韩少功等，把眼光投向了1949年之前的传统社会、传统的人与人关系、伦理人情、田园风光等，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安宁和寄托，而回避了生命在当下的苦难、冲突和危机。他不无讥讽地指出，“鲁迅是最早的寻根者，但他是在寻找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这棵参天大树千年不倒之根，他时刻琢磨着用利斧砍断它。” 他认为北岛的诗歌及“朦胧诗”，“星星画展”以及高校院校大学生的自办刊物和文学社团等，表现出与五四文学倾向基本一致的审美思潮。而他本人曾经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赤子心》的七个成员之一，其中除了诗评家徐敬亚，还出了两位重要的当代诗人王小妮和吕贵品。

这篇追加的发言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他把此前的重要概念“反封建”，替换成了“反传统”。这个变化不只是从刘晓波这儿开始，而是当时的时代气氛使然。甘阳在《读书》杂志1986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传统、时间性与未来》，其中写道“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翻天覆地的时代，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折年代，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的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 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这篇文章的结尾给人印象深刻：“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可见那时候“狂”和“狂”成那样的不只是刘晓波。

甘阳的表述泄露了他创建所谓中国现代文化的巨大野心，“反传统”主要是落实在文化的意义上。比较起来，早些时候的“反封建”则具有更多的政治含义。这种转变可以看出年轻知识分子的一个策略：政治是临时的、没有收获的；文化是永久的，可以名垂千秋的。将努力的重点从“政治”转移到“文化”上来，这一点倒是的确与五四更加接近了，政治上处于低潮的五四主要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因此，人们又有关于八十年代“新五四”的提法，而“文化热”的说法则更流行，主要是西方文化热。

“文化热”一个重要的、看得见的成果是大量西方文化、文学著作的翻译出版。1984年开始的《走向未来》丛书和1986年甘阳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陈嘉映、周国平等创办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组织翻译和出版了一百多种西方现当代文化作品，包括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Heidegger）、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弗洛伊德（Freud）等人，这些人在1949年之后被逐出中国的大学和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西方现代派作品选》，一套8本，其中包括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艾略特（T·S Eliot）、卡夫卡（Kafka）、斯特林堡（Strndberrg）、尤金·奥尼尔（Eugene0’Neill）、萨特（Satre）、加缪（Camus）等，这套书成了大学年轻教师手中的法宝，刘晓波在黑马发言中便提到过艾略特的《荒原》。

当刘晓波86年9月在新时期文学会议上造反的时候，他有一个底气——他还有一篇新的长文《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正躺在《中国》编辑部里有待发表。等到徐敬亚寄来的200份报纸传遍北京不同的高校，刘晓波的这篇新文章带着油墨的香味正好面世，互相呼应，他于是引起了更多人们的关注，超出了仅仅是文学的圈子，有人称之为“刘晓波旋风”。

刘晓波发现自己曾经心仪的哲学家李泽厚对于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温情脉脉的态度，在他的《中国当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以较多篇幅肯定了孔子和他的儒家，认为孔子较早运用道德理性引导人们的日常现实，这种理性逐渐沉淀到中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包括艺术创作之中，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特有的风格。刘晓波提出反问：“难道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的传统文化真的像李泽厚描绘的那样诗意盎然吗？”

针对李泽厚解释艺术作品是“理性”积淀为“感性”的说法，刘晓波提出，“感性”才是更重要的，他一向追求的“独立个人”在“感性”这个概念中得到了深化表达：“审美最忠实于一切被理性、被社会所压抑的感性个人。忠实于一切理论概括和本质规定所要舍弃的和无法概括的东西，忠实于活生生的、具体的、丰富多样的、具有不可探测的深度和无限可能性的人，忠实于人的潜意识。” 刘晓波的眼前是一个正在打开的、疆界不断朝外拓展的世界，他的“个人”也是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小宇宙。

最早对李泽厚的“积淀说”进行批判的是美学家高尔泰，1983年高尔泰发表的文章《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中，高尔泰提出“感性动力”和“理性结构”之分 ，认为推动艺术创作的主要是前者。刘晓波将高尔泰的“感性”向前推进许多，他引进了“文化热”中最热的这几个人——尼采（酒神精神）、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萨特（人没有固定本质）。前两者对他影响更大，然而在他内心中，真正引导他的旗帜是“五四”。尼采则是他与鲁迅之间的秘密通道和暗语。当他越是靠近鲁迅，越是表现出在这篇文章中说的“深刻的片面”：“要想确立当代中国的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 他甚至故意模仿起五四时期的一些极端提法。

刘晓波开始写作这篇文章是在这年的5月份，他先是与《中国》作家的编辑们讨论。而李泽厚的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则发表在1986年8月《走向未来》杂志的创刊号上面，于其中李泽厚也谈五四、谈个人，他指出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后来被日本入侵引起的“救亡”主题所中断；启蒙提倡“个人”，救亡却提倡“集体”和“统一”。到后来越演越烈——“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杨虚伪的道德旗帜……这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倒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

显然，当李泽厚此时谈“封建主义”、“封建传统”时，部分地回到了政治语境，在认为五四推崇个人而共产党文化压抑个人这一点上，这一点上他与刘晓波差别不大。后来这两人都分别谈到了文化热里面的政治含义。李泽厚说“文化热实际上是借文化谈政治” 。刘晓波说得更直接：“当时的西化热实际上是借文化谈制度，借说历史来论现实，借反传统来批判中共的党文化传统。” 刘晓波后来把这篇与李泽厚对话扩展成一本书，《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在该书的“引子”部分他写道：”以鲁迅为起点的反传统必须能够在深度上、广度上超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单纯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整体（政治、经济）的变革结合起来。……我也许会失败，但我并不悲哀，我为自己能够投身于反封建运动的激流之中而庆幸。” 显然，，刘晓波更倾向于“反传统”的社会、政治含义，他的“反传统”与“反封建”更相重合。

这年6月，为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来到北京的王元化见到了高尔泰和王若水，他们开始商量办一份杂志《新启蒙》，于1988年10月出版了第1期，刘晓波应王元化之邀在第一期发表文章《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他因此进一步被纳入“新启蒙”的思想脉络。2008年5月王元化先生去世时，刘晓波写怀念文章，提到1989年2月《新启蒙》第三期在北京“都乐书屋”开会，方励之出席该会议引风波，中共宣传部长王忍之乘机发难，说“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 。看来在“六四”之前，“五四”也曾经作为中共的一块心病，后来则有了两块心病。

1988年8月份刘晓波出国之后，他写过一些关于反思五四启蒙运动和鲁迅的文字 。但是，无论如何，五四在他心里是一个抹不去的情结，如同后来的六四。1989年4月22日他一旦决定从纽约回国，便是考虑到要在5月4日五四纪念七十周年这个日子之前抵达北京，他觉得那时候肯定会有好戏看。售票员告诉他，只有4月26日这一张了，他当即拍板决定拿下。

*此文已载台湾《思想》杂志38期“米兔在中国”，联经出版社，2019年10月。

崔卫平：民主铁人──悼念晓波

不少人提到前后有“两个刘晓波”，我倒是觉得若不是前面一个“感性个人的刘晓波”，断断不会出现后来“行动的刘晓波”。

2017-07-14

如同一个最脆弱的人那样睡去了，

这晚大地上暴雨如注，

那是他朝向人间不舍的眼泪。

“我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我”

刘晓波2009年底没能够在法庭上公开念出的《最后陈述》，其中“我没有敌人”的表述，如他自己所说，最早出现在1989年广场四君子“六二绝食宣言”中。很多人都将那份遥远的历史宣言忘记了，但是刘晓波自己记得清楚。那份宣言中公布“我们的基本口号”，第一条便是：“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时隔整整20年，刘晓波再次面临同样的绝境，同样性命攸关的时刻。他再次抓紧时机说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 。”

今天有人嘲笑刘晓波的这个说法，只说明他们没有处在那样一种绝境当中——大兵压境，四周全是陌生的面孔，互相之间能够看得见眼睛和鼻子，听得见对方的呼吸，而他的劣势明摆着，从力量上讲他根本不是对手。交出生命，还是重新将它抓牢？于瞬间将被决定。在这种命悬一线的状态下，他需要找到一个坚实的土地——他要说，你们脚下的土地，也是我能够站立的；你们头顶上的天空，也是我能够享受的。

“我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我”，这是卡夫卡在《审判》中小声而固执传达出来的。处于无助状态的囚犯，被控有罪却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历经折磨而看不出赦免的希望，人们煞有介事地在他身边忙碌，跑来跑去，机器根据难以解释的命令高速运转，越来越多目击者出现，迷雾重重当中事情仿佛在迈向一个清晰的结论，而这一切与他本人无关。说到底，他不能理解眼前正在进行的这一切，他拒绝这场游戏、拒绝在游戏中他被指定的角色，他要说这一切全是荒谬，这场审判本身是滑稽的。

运用最后仅有的机会，晓波陈词：“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或许晓波也想大声说出——“我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敌人”，他有理由这样说，他历数全身找不到罪行所在，他也不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这时候，请允许他以自己可能的方式来反击。比起“我不是敌人”的自我辩解，“我没有敌人”不是更加有力？反过来，难道一定要让他说，“对了，我正是你们说的那个敌人”，一定要让他接受那种莫须有的罪名吗？

晓波酷爱卡夫卡，他提到阅读捷克作家《布拉格精神》时，竟一时舍不得阅读关于卡夫卡的那篇《刀剑在逼近》，说生怕读完它，这本书也就读完了。他的妻子刘霞与他分享了同样的爱好。在一封感谢哈维尔的信中，刘霞写道：“晓波和我在家里经常会对我们的荒诞生活说‘完全卡夫卡’”。为什么是卡夫卡？卡夫卡精神是什么？是只身一人面对世界，是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个人的守护。在坚守的个人眼里，世界是不可理解的。这样的个人应该不依据外部世界的指令，不依据外部世界看上去的变动而去响应、去配合，甚至不依据外部世界本身的性质（其实它总是在人们的理解当中），而是依据自己的内部指令而采取行动，依据自己生命中的信仰。越是个人的，便越是自由的。

由此，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其界桩来自于他自身。他不愿意或不允许放进他自己生命中的，他也不愿意放进世界当中。假如他生命中本来不具有暴力意向，他便没有必要根据别人的行为而给自己添加这一项；假如他的生命崇尚自由自主，他便没有必要因为他人的罪行而沉浸在仇恨当中，仇恨的人仍然是受对方支配的；假如这个人体验过人生美好事物和美好感情，他便深知一定要让美好、开放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根，而不是任何一种偏狭固执的东西。他的生命朝向爱和光明，而不是恨和黑暗，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决定，是他自身愿意承担的，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由自己写成。其他人可以选择与晓波同行，也可以与他平行前进，但没有必要认为那肯定是他的一个错误，一个污点，有待改正或超越。二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理念的人，他是毅行者。中国缺少晓波这样的毅行者，这也是使得他能够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我与晓波实际接触很晚，是在1999年他结束劳教出来之后。有些聚会不记得了，朋友发来照片才想起。印象比较深的是几次郊游，有一次不知怎么走到了北郊秦城监狱附近，他与小刘荻一起兴致勃勃地寻找自己监所的方位，还拍照留念。还有一次为了什么事，徐友渔、郝建与我一起“捉拿”他去了刘军宁的村里，当面问询他本人的看法，最后友渔做出结论，晓波私下的看法与我们差不多，这才放他过关。零八宪章签名是最后一次见面，2008年11月初，在西直门地铁附近的一个餐馆，友渔、梁文道几个朋友在场。他突然问我：“官方为什么一定要‘保八’？”一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它指的是当时官方一定要将 GDP 维持在八个增长点。我记得晓波最后一个表情，便是这个困惑而执著的镜头。

他有两次认真地对我说，“卫平，80年代文学界就剩咱们俩”，他大致是说，从80年代文学界一路走过来，许多熟悉的面孔都离去了。这也是他被判刑11年时，我要打电话替他找回那些老朋友的原因。2010年警察问我：“怎么认识刘晓波？”我回答，“我们同一个专业”。我们都是中文系77级的，他在吉林大学，我在南京大学，在本科读书期间，我们始终伴随着浓厚的历史反省的社会氛围。抛弃此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回到人性和宽容，是那个时期的社会共识，晓波在《六二绝食宣言》和《最终陈述》都特别提到过。研究生时期我们读的是同样专业——“文艺学”。1988年担任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导师的蒋培坤老师，1982年春天曾经与我乘同一条船从重庆到南京，我们刚一同参加完一个文艺理论会议。

晓波比我大半岁，文革时同属小学生，父母不在家，学校停课，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前面的历史负担比较轻。十多岁时，他也曾作为子女随父母下放。其余还有一点可笑的相似，因为家中排行相同，我们的小名相同。他无比可笑在于89年之后他父亲去秦城监狱看望他，还是一口一个“小三”，而我自上大学之后父母便不再那样叫我。最终我们都患了癌症，那是一种接受试探比接受死亡更加要命的疾病，当然他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从感性的个人到民主铁人

晓波80年代那篇著名的“肇事”文章，有一个在今天看来费解的标题《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什么是感性？什么是个人？这是他的起点，也是理解他的起点。 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我曾请一帮好朋友去娄烨家看他的《颐和园》，内容与六四有关，娄烨因该片受罚五年不许拍片。没想到看完电影后娄烨成了炮轰的对象，大家对于娄烨的影片很不理解，提出的质疑包括为什么把一场举世瞩目的民主运动，仅仅描述成一场年轻人的青春狂欢？为什么没有描写开枪？如果不是直接描写大屠杀，那么这部电影不如不拍！结尾处主人公余红明明见到了旧日情人，为什么却又要离他远去？

接下来轮到娄烨傻眼了，他诚恳地回应道，我始终在阅读各位老师的书，谢谢你们的著作陪伴我成长，但是没有想到等我把老师们的想法消化之后拍成电影，老师们却不认识了（大意）。他求救般的看着我，希望我能够给一个说法。我对于两边都有理解，试图解释道：“个人”、“个人主义”这些东西，对在场的老师们来说，更多也许是书本上的理念，作为社会进步或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提出来的。但对于娄烨和他影片中的主人公来说，个人则是血肉，是以身试法，是单身滚地雷、是不断拷问和抵达个人的极限，甚至是不惜以粉碎自身为代价，挑战世俗，来寻找真实的自我和建立个人的界限。这部影片便是关于这样一种感性的个人，以可见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印证了那个单数的个人。放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上，要允许这样的个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经历六四。

刘晓波首先便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个人，这对他的学者朋友来说是不太熟悉的。这里涉及到8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某种精神氛围。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也不能够吸引年轻的人们，人们愿意朝向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反的方向走去。恰逢此时西方现代派文艺在中国传播，尼采、萨特、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卡夫卡、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等成了青年人新的标准配备，尤其在艺术圈、诗歌圈中出现了那样一种“实验性个人”。他／她们愤世嫉俗，挑战常规，一定要显示自己是不受约束的。传说中晓波的那些“狂放不羁”的举动，口出狂言，睥睨天下，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通过一种甚至是夸张的行为，他要表现独一无二的自我，与他人拉开距离。

最近我们一位共同的老朋友、诗人简宁写短文说，他1986年10月第一次见晓波，是他在一个小型会议含泪背诵《透明的红萝卜》片段。晓波狂批当时从文学理论到创作的所有知名人士，但实际上有一个人他喜欢，那就是莫言。莫言这部早期小说的确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刺目感性。简宁回忆，晓波作为“黑马”杀出的那个会议，散会之后他继续不依不饶。吃饭时东道主依照惯例按长幼尊卑让大家入座，晓波当场发飙，嚎啕大哭退席，说“这样一个会议，吃饭还要遵从等级制”，他的举动立即迷住了在场的年轻人。有人跟着他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去另外的朋友家吃饺子，饭桌上他又跟年轻诗人吹嘘起自己如何吸大麻。当时我身处先锋诗歌圈内，见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比较多，能理解但不喜欢。

所幸这匹“害马”没有闯到我们家来，倒是刘霞大约在1987年来过，她那时刚刚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先锋小说。目前旅德的诗人廖亦武先生那会儿是我家的常客，凭他那套“行头”，我们楼开电梯的阿姨毋须询问就直接摁了我家的楼层。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氛围，让情感和想像力获得肉身的存在，属于克尔凯郭尔学说中的审美阶段——为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沉溺于感性的享乐生活。在关于六四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晓波写到对于前妻的愧疚，认为自己曾经放荡不羁的生活给她带来巨大的伤害，应该就是指这段时间。在他那篇惹风波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里，他无限制地推崇无意识直觉，他把自己的行为也弄得像是没有经过大脑无意识发生的。所谓“无意识”在社会运动中有一个相应的词汇，叫做“自发性”，他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自发性。

感性个人的召唤，帮助晓波建立起一种生命的完整性和饱满性。不仅是生命感受和艺术感受的丰满深厚，而且是一个人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一个人的身体和思想的一致，他的言词和行为的合一。如果他的思想抵达一个地方，那么他的身体也要去往这个地方。他不能忍受身体与头脑的分离，不能光是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在晓波的个人气质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智性的活动令他感到真正的快乐，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举动背后始终有“理念”的参与，而他比一个知识分子真正多出来的，就是他的这种行动能力。你不是想要自由吗？那么就自由地行动吧。你不是想要尊严吗？那么就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得像一个尊严的人那样。不少人提到前后有“两个刘晓波”，我倒是觉得若不是前面一个“感性个人的刘晓波”，断断不会出现后来“行动的刘晓波”。作为一个行动者，他的起点是在80年代更早时候就已经奠定了，那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运，是他这个人贯穿始终的东西。

天安门绝食时，他们打出的标语为“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第四条便是针对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行动方面的软骨症。2001年晓波撰文《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结尾处大声疾呼：“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便不是道义，遑论力量！”

哈维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故事与极权主义》，指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里，因为千篇一律的高压，人们动弹不得，只有忍受气喘病的慢性折磨，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个鲜明生动的故事。反倒是在监狱里，发现许多生龙活虎的人。哈维尔本人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一生便是如此。回顾刘晓波的一生，不是“坎坷”这样的传统词汇能够概括的，他与哈维尔一样也是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故事。或许在一般中国人眼里，晓波所经历的更像“事故”，是一连串的失事，一连串的翻船，一连串的亮起红灯。极权主义严丝合缝的链条，在他这儿一而再、再而三地“掉链子了”。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没有比他的奇特人生更加能够揭示极权主义本质和我们自身的处境——冲突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之一，是把自己的生活弄成一系列能够讲述出来的“事迹”。

应该说，作为一个学者或思想者，晓波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话题设置能力，但是他始终以血肉之躯，去印证他所抱定的真理；以看得见的行动，践行他心中的理念。这使得他不断冲击这个政权的底线，以自己的行为来拓展社会空间和公民行动的边界。1989年他很清楚自己出头是为了“在广场上宣传我的政治主张，使之深入人心、扩大影响”，1991年1月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受审，后因带领学生和平撤离广场免予刑事处分。1995年他起草和发起两次重要签名《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及《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数月。1996年因与人发表关于台湾、西藏问题意见《双十宣言》，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劳动教养三年。2008年因发表零八宪章，被法庭以“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11年重刑。在中国这种残酷的监狱条件下，一个人坐一次牢便已十分不易，他这些年反复进进出出，应该赢得一个“民主铁人”的荣誉。

在以行动印证理想方面，刘晓波的名字完全能够与哈维尔、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相匹配。

被爱驯服

人们经常谈到晓波的率性而为，他是一个很“真”的人吗？如果是，那么应该说至少有两种“真人”，一种是朴实的真，不需要做出什么努力他就是真实的，他也不懂得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另一种是求真，求真的过程仍然是雕琢的过程，一个人可以通过自觉改进而接近真实，或者在同时出现的种种杂念中寻找出那个最真实的加以彰显。晓波属于后者。他不断地求真，然而这个求取的过程，很可能也是失真的过程：当一个人要显示自己是真实的，那么他就偏离了真实。当他作出种种夸张的举动，沉浸于一种戏剧性表演时，他应该知道自己是失真的，然而他努力把这种失真弄得像是真的一样。这就产生一个虚空，他要进一步去寻找那个刚刚丢失的真实。

这么说，也想表明晓波拥有强烈的反思精神，他会给自己照镜子，他心里有一面小鼓不停地提醒和矫正自己，把那些走形的、走样的改回来。正如胡平先生所说：“晓波有不少弱点，但是我知道他具有一种美好的品质：晓波有严格的反省精神，他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并且愿意为此而不断努力。”这个人因此而具有一种生长性和开放性，也拥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在我看来，倒是有“外”与“内”的两个刘晓波，一个刘晓波在前面舞台上，聚光灯下不免要涂一些油彩，行为看上去有一点滑稽；同时还有一个后台的刘晓波，密切注视前台的那一个，审视他、嘲笑他、给他喝倒彩和施加压力。

晓波写于1993年的这本六四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挑剔乃至苛刻的立场描绘了六四广场上的一些负面行为，同时也以更加残酷犀利的笔调剖析了他本人，引起许多争议，最近我才读了它。其中具体的细节应该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包括对于这场运动本身的认识也许片面（实际上他99年出来之后做了大幅度调整），但是不管怎么说，该书拥有一种巨大的心理上的真实，令人震撼，为中文世界所少见。它应该是晓波匆忙混乱的一生中最为沉静、内敛、深刻、紧凑的文字，不应该因为其表面上的缺陷而被埋没。

这本小书贯穿着这样一种自责：他还活着，而有人死去；他作为“六四名人”而活着，而普通人死去。“那个只身张开双臂拦坦克的小伙子呢？你们的血是否白流了？你们的勇敢、良知和献身精神是否在被戏弄？苦难会为某些人换来美名，牺牲会成为某些人捞取功名利禄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许仅仅滋养了几个胆小鬼和骗子，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名。”在普通人的生命面前，他低下了桀骜不驯的头。六四开枪的确让我们这些人意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击穿别人身体的子弹，同样能够击穿我们的脑袋。

在高墙里写《悔过书》，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在高压之下说话不算数，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作为解脱，晓波却为此痛彻于心。他设想了种种可能与不可能，来来回回审视自己。假如悔过没有发生呢？而即使是坚持不悔过，那么其原因也不是“为了良心尊重真实、保护良知、坚持正义，而是为了我的公共形象、社会名誉和长远的功利。”

然而，这个所谓“公共形象”本身，实际上并不完全属于他本人，而是官方帮助下弄出来的，与官方制造的幻觉和谎言有关。当他们执意寻找不存在的敌人，同时也制造了“英雄”，因此，这个英雄实际上是掺假的：“如果共产党稍稍聪明点，当代中国就不会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英雄。共产党的愚蠢、不宽容和说谎虚构了、捏造了许多英雄，这些虚假的英雄是共产党谎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在欺骗自己的同时也欺骗了公众。滑稽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被共产党的谎言所迷惑的结果。” 我始终关心苏联东欧持异见者对于自身的了解，从未见过这么深刻的见解——在揭穿官方谎言的同时，也揭露了英雄的空洞，自身的空洞，他把自己从戏剧性舞台上英雄的位置上彻底拉了下来。

使得他性情发生令人瞩目的根本改变，是他的爱人刘霞。刘霞是一奇女子，写诗、摄影、绘画、嗜书，吃很少的食物，瘦得能飘起来，却蕴含巨大精神能量。实际上他俩于1996年春节就结婚了，双方父母见了面，但那时候晓波没有户口没法领结婚证。这年下半年晓波开始劳教，为了合法地探视，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补办了结婚证，在劳教所共同吃了一顿午饭，算再次举行婚礼。刘霞每月去一趟，都背上大包沉重的书籍。这三年晓波再一次沉浸于大量阅读，哈耶克、哈贝马斯、海德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德沃金、朋霍费尔、圣．奥古斯丁等，也再一次从事精美语言的运用——他在狱中写给刘霞几十首诗，是他语言能力的再度升华，于其中他的情感和人格得到再度淬炼。早些年他过着一种诗人般狂放不羁的生活，然而真正运用语言成为诗人，却是在身体被囚禁之日，他写得比许多诗人还要好。许多年之后，当他的那些快速时评被人们忘记，应该是他的诗句被人们记起的时刻。

其中有两首诗提到了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这本小说在他俩的关系中有着重要位置，晓波写到新婚当晚他给刘霞朗读过。在很大程度上，晓波和刘霞正像是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希刺克里夫和凯瑟琳，属于荒野的一模一样两个灵魂，激情而粗砺。“我便是希刺克里夫”，凯瑟琳在绝望中呼号道，“他比我更像我自己”。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不仅是互相依偎，而且是互相砥砺，互相剥去伪装，一步步逼近更深的真实，最后得到的真实应该如同死亡一样不可更改。劳教一年之后，晓波仍然写出这样激情有力的句子：“荒野上裸露的激情／不需要花环的装饰／夜晚的宁静足以抒情／那么狂暴的风／使破碎的影子相互嘶咬／/艾米莉教会了我们——／没有灰烬的语言／便无从与死亡交谈”。

刘霞是一位极其认真的创作者，惜墨如金，她有一次对我说，她花费了一年时间仅仅“写了四句诗”，何等执著的精神！她很少出门，晓波在外面的聚会她一般不参加，她有自己丰富的天地。如果说现代艺术家分两种，一种是放纵者，一种是苦行者，刘霞属于后者。卡夫卡般的气质深入了她的骨髓，仅仅是她捍卫个人，保持个人的真实，就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晓波被时代的巨浪抛起，转眼又沉到浪谷的深处，而刘霞始终保持不动声色，对于喧闹有一种本能的抵制。

能够读到刘霞最早写给晓波的诗，时间标在1989年6月2日，即四君子宣布绝食的那一天“我没有来得及与你说上一句话／你成了新闻人物……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烟／望着天”。在一首叫做《错位》的诗中，她写道：“在毫无防备脆弱时刻／一出没有彩排的戏上演了……任何戏装和脂粉／难以将我伪装／曲终人散我／和我并肩站在台上／一个泪流满面／一个放声大笑”。她甚至写了一首叫做《空椅子》的诗歌，一语成谶，像一个女先知：“空椅子空椅子／如此之多的空椅子／在世界各处／梵高画中的空椅子格外诱人”（8/1989）

她不需要求得外界的认同，远离喧哗与骚动，个性上应该比晓波更真实、更彻底，像是晓波的另一个自我、他自我的最里层，晓波因而对她表示了最大的敬意：“你总是出现在／如此高绝的时刻／让我仰视且晕旋／双脚无力攀登／目光充满畏惧”。这首写作日期为“1996.12.28”，即晓波在劳教所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在这批诗中他多次表示只愿意与她在一起，哪怕暂时对这个世界关上大门：“抛开虚拟的殉难／我渴望躺在你的脚下／这是除了与死亡纠缠的／唯一义务／也是心如明镜时／持久的幸福。” （《渴望逃离——给妻》，12/8/1999）。“外面的世界很光亮很绚烂／光亮得让我恐惧绚／烂得使我厌倦／我的目光只衷情于／你的黑暗——／单纯而不可分割”（《我是你的终身囚徒》，1/1/1997）。刘霞是他生命中有关真实的定海神针。

他俩的这种关系，让我想起《小王子》的故事里说的“驯服”，被爱驯服。狐狸对小王子提到了驯服。小王子问：“什么叫驯服呢？”狐狸回答，驯服就是“建立联系”。不仅是通过出生，而且是通过爱的驯服，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驯服”就是生命的一种开放性，通过这种开放和对话，两个人从根部将生命紧紧结合在一起，就是晓波说的：“是谁甘愿揹负起我的罪恶／是被我感动的女人吗／是你呀！我凭泥土认出是你……你是被我塑造／也塑造我的女人。”（2/1997）

中国有句古话“一物降一物”，有朋友表示对晓波被刘霞“降伏”，感到惊讶和不理解。晓波有福了，这位试图驯化统治者、驯化权力的人，首先得到一位女性的驯化，将他本人身上凶猛刺耳的东西制服。一个人难免对于自己有着许多恨意和敌意，爱拔除了它们。

亲爱的，该起身了

通往深渊的桥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怀疑从西西弗斯的石头开始

信仰从你丢掉家门的钥匙开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给你，只交给你一人

让我的头再一次

高贵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时刻降临

──《以你的炸裂……——给霞》1997、1、2

民主政治是化敌为友

“我没有敌人”，是发出一个强烈的呼吁，提供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空间。 在极权条件下，政治是难的。政治的出现，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暴力的结束。政治是在强制性暴力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在以暴力维持社会（“维稳”）的地方，不存在政治空间。

人与人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用零八宪章的话来说，在中国这仅仅写在字面上。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言词，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人们之间的互相商谈，是通过对话、协商，让种种分歧得到呈现和整合。这个国家遍地因言获罪，看上去不存在政治的途径和前景。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么也不存在法治和追求法治的、平等的和追求平等的，以及民主的和追求民主的前景。然而这样看问题，依然是“大一统”的思维。

实际上，很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出现了某些缝隙，存在某个可能的临时空间，仿佛昙花一现。它能存活多长时间，是否有生长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辨识和呵护。当然，这个临时空间也不会是从天而降，也是多方面力量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昭示另外一些可能性，是发生转变的酵母，它所带来的意义也不止于一时一地，而是可以灌注到其他场合和行为中去。当然，这些空间本身也是不一样的，不同人们的努力令事情有着不同的面貌和形状，每个不同的起点都是值得尊重的。

有说八九之后晓波的思想从激进转为温和，表面上看起来仿佛如此。但我要指出，这里应该存在一个误会。89年前的晓波，主要是从事文化批评，追求审美解放，那是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一人说话一人负责；然而如果是涉入政治，那么境况则大不相同。可以说，晓波自从涉入政治，即使在1989年，他就是温和的。所谓温和，并不意味着认同官方立场，站在官方一边，而是指自身所采取的途径是温和务实的。在1989年的某个时刻，便存在这样一个临时的、也是温和的政治空间，晓波一脚踏了进去，成了他日后政治活动的一个原点。

与晓波一起在广场绝食的周舵先生回忆，1989年5月13日这一天，是他邀请刘晓波参加统战部的一个会议。实际上这天统战部有两个会议，先是在上午，由统战部副部长陶斯亮主持，一会儿部长阎明复从另一个会场也过来了。会议主题是期望到场的周舵、郑也夫、章立凡等人能够劝说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让出天安门广场，免得党内改革派被动和遭遇整肃。下午周舵他们出去分头找人，周舵找到了晓波，希望晓波能找到吾尔开希来统战部参加座谈，晓波本人也接受了邀请。晚上7点半统战部第二次开会，各路学生代表也都前往，甚至还有官方共青团学生代表，阎明复本人主持会议。这是一个政治性质的会议，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政治空间，这样的时刻非常之少。

一边是阎明复等开明官方，一边是绝食学生，晓波、邓正来等一干年轻大学教师所扮演的，便不是单纯抗议的角色，用周舵的话来说，他们是作为“中间人”，试图让两边产生对话、沟通和理解。与此前那个愤世嫉俗、与社会势不两立的诗人相比，晓波的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加进了其他内涵。

晓波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是周舵喊他来开会并有发言。他的发言首先批评了官方“四．二六”社论的错误，眼下政府必须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接下来，他呼吁学生们必须学会“妥协、让步、宽容”。他提到了学生中存在的“敌人意识”：“……敌人意识和死要面子会破坏已经出现的相互理解的气氛。学生如果不妥协、不让步，就会逐渐失去党内和政府内的开明派的支持和同情。学生运动不应该卷入党内派系之争，但必须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来自党内的支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他讲完之后，阎明复笑他“不要讲得太透明，点到为止”。

14日凌晨两点多钟，晓波跳上一辆平板车广场上发表演讲，呼吁学生在戈尔巴乔夫抵达时要理性，也批评有学生打断官方代表讲话：“这不是民主，而是仇恨”。听众中有人高喊“懦夫，滚下去！”“黑马怎么变成绵羊了。”当时晓波得到的这个批评，与后来他们组织广场和平撤离时，有人骂他们是“懦夫”、“胆小鬼”、“学贼”是一致的。今天因为“没有敌人”而骂晓波的人，与当年这些人们，属于同一个“神圣家族”。

晓波感到委屈，难道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听学生的嘘声、喝倒彩？然而，即使挨骂，他也没有觉得有“回归”的需要。他清楚地自己是什么和要什么。接下来5月15日，他拒绝了由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弄出的一个知识界签名（拒绝修改签名文本的邀请），原因是在他看来，这份东西仍然运用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解放以来”、“劳动人民”、“人民万岁”），表明这些人与旧体制仍有着许多自觉和不自觉的联系。而晓波已经完成了独立个人的洗礼，他是自由身。这种自由表现为——虽然身在体制，其思想和立场可以超出体制；并且既然是自由的，便可以超出任何一方。实际上不排除，有人即使身在体制之外，其思想却是体制式的。周舵对柴玲在六四凌晨早些时候广场大喇叭里喊：“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送去了嘲讽，他后来写道：“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

很有可能，“我们没有敌人”的表述，是晓波与周舵共同提出的。晓波称《六二绝食宣言》“基本内容是我和周舵共同商量的”，侯德健也做了补充。他说了是由他本人执笔，但是并没有对其中观点作出细分。周舵在回忆中提到绝食由晓波提出，而他答应晓波绝食的邀请是有条件的：“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进步人人有责’”。周舵也说了“我拟了一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这与晓波所说的并不冲突。周舵私心里还存有他若去绝食，可以防止晓波作出其他疯狂的事情。晓波当时的妻子听说周舵也去绝食，顿时松了一口气，觉得万一有事也只有周舵说得动他。可以说，一旦步入政治空间，人与人之间也同样存在互相驯服的关系，即建立深刻的、既自我承担又互相承担的联系，当年的晓波与周舵便是这样。

有件事情也可以澄清一下。一些西方媒体和作者都把晓波写成了最后在广场上与戒严部队谈判者，其实不是，前往谈判的是侯德健与周舵两个人，他们三个人的回忆录（晓波、周舵和侯德健）都是这么写的。周舵说，是他提议撤离广场和去找戒严部队谈判的，最后他们四人一致作出决定，包括派谁前往，都是集体同意了的。晓波后来动情地写下目睹两位谈判者前往时自己的心情：“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留下的晓波继续紧张地处理有可能流落在广场上的武器，亲自在纪念碑栏杆上砸烂一把半自动步枪，震得他虎口和双臂发麻。此前他与周舵、侯德健一起，已经成功劝说几名市民放弃从被阻拦的坦克上弄来的一挺重机枪。很难想像如果这些枪支一旦开火，会遭致多么强烈的打击，多少学生和市民会更多地丧生。实际上为什么这些枪支会流到民间，也是一个谜，以后的历史学家或可以解释。

提到这些细节不是为了弱化晓波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意义，相反，正是为了突出他可贵的政治品质。若是坐牢可以一个去，若是牺牲也是一个一个的，但是政治不是一个人弄出来的，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命运、共呼吸，是需要搭建平台，尽可能把平台做大，释放更多人的意见，符合更多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刻，则是他们能够把四双手搭在一起，做成人桥，让更多的生命安全通过。一旦是他们共同的决定和行动，他们每一个人就都贡献了同样的力量，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晓波的自我克制显得特别宝贵。实际上他最初反对撤离和谈判，但是用他在回忆录中的话来说，最终是因为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在政治行动中能够听从别人的意见，比个人的天马行空更重要。

政治不是个人写作，原创的归属权没有那么重要。谁认同了某个道理，他就拥有了这个道理，然后以自身为起点去实践。谁拥有实践，谁才拥有政治。当年波兰在团结工会之前成立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便是这个策略，谁认同 KOR 的理念，谁就是 KOR 的人，可以就地自主地发展 KOR，以 KOR 的名义工作。能够从原有的有限平台上，通过自己的加入，新接出一块来，将这个平台做大，这个人的工作就有了政治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签名无疑是一件政治行为，是邀请更多的人到同一个平台上共同发声，拓展话语平台也是拓展政治平台。晓波95年、96年再三进去，都是做文本、弄签名。有人攻击他无非是“上书”，对体制仍然抱有幻想，实乃混淆是非，胡搅蛮缠，不值一驳，官方都比这些人清楚。从晓波再三陷入囹圄的遭遇当中，也可以看出他这种努力的意义——在分而治之的管制下，不同身份的公民们能够走到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

零八宪章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它是话语的平台也是政治的平台。尽管宪章本身的文本并不十分完善，我此前甚至说过它并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而是若干年来不同的人们在这里或者那里说过的“陈词滥调”，但即使是“陈词滥调”，它们并没有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集中呈现过。我同意零八宪章的英文翻译林培瑞教授的观点，他指出此前关于中国的政治前景只是体制内“更自由”还是“更保守”之间的两种选择，然而零八宪章在这之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第三个选项。

甚至零八宪章的文本也不是晓波起草的，而是别人，他后来才加入了这项工作。但是一旦他投身其中，便以巨大的热情在工作。他穿越整个北京城，当面找了许多人来签名，不厌其烦地解释它的意义，成功地说服了许多人，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还写了许多电邮，也是再三解释，对象包括许多年轻人，他不惜一再放低身段。最初303个签名，也就晓波能够拿到，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做到。能够将体制内外、不同行业和不同时期的反对人士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保留他们的差异，发出共同的声音，今后10年或者15年内看不出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这也是这么多年晓波积累起来的政治资产，他的牺牲、他的学识、他包容的人品，使得他获得了广泛的人脉。他从制度中跌落出来，但是重新把自己做成了坚韧的纽带，在另一个平台上把不同人们结合到一起。从最初特立独行的审美解放，他走向了脚踏实地的政治解放。

如果要问晓波的精神遗产是什么？那么最为宝贵的就是这份政治遗产，是政治言说和政治行动。零八宪章首先是一个政治文本，而不是道德文本。就像晓波获奖，诺奖委员会主席那年强调，这是一个政治的奖项，而不是道德奖项。当然，在极权条件下，道德勇气永远是重要的和宝贵的，坚忍不拔的行动能力是最需要的，晓波身上便体现了这种百折不挠的道德勇气和行动，然而他同时还有宝贵的政治意识，致力于搭建新的政治平台，打造新的政治空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零八宪章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不应该去问晓波，而应该问问我们每一个签署者，它取决于我们每个签署人后来和当下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发扬它的精神，依据它的精神进行工作，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只有通过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令它成为遗产。

关于“我没有敌人”一说，国际社会成功地接收到了它的信息，而他的一些“战友”却因此而至今不能原谅他，急于想要超越他。与他生前一样，即使是在身后，晓波也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他在获得巨大荣誉之后失去自由，他留下来的巨大责任，需要我们来承担。我们只能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下提倡政治，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催生民主，没有法治的境遇中力争推动法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民主不是没有敌人，而是化敌为友，像晓波始终做的那样。

晓波安息！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