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是“7·20”郑州水灾一周年，这一年，郑州人民活得非常艰险。

崇祯为什么亡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

崇祯临死前埋怨说，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却从不反躬自省。

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

2021年7月河南水灾，由2021年7月河南地区的一系列被中国气象学界称之为“21·7”河南极端暴雨的强降水天气所引发。其中，发生在7月20日的河南省郑州市的最知名的一场极端降水又被称之为“7·20”河南暴雨。

2021年7月17日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郑州、漯河、开封、新乡、鹤壁、安阳等地由黄淮低涡主导的暴发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引发了极为罕见的特大水灾，造成当地大规模死伤与财损，并进而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的B.1.617谱系造成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河南境内多地感染共百余人。

郑州国家站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郑州等19个国家级气象站突破建站以来日雨量极值。暴雨使得郑州多地洪涝严重，并造成了严重灾难，以其中的郑州地铁5号线发生的14人遇难的淹水事故以及京广北路隧道发生的6人遇难的淹水事故最为知名。

该轮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共计造成河南省1478.6万人受灾，死亡失踪398人，其中郑州市380人。直接经济损失1200.6亿元，郑州一市占了34.1%。灾难给灾区的各级政府及人民带来了极强的震撼、恐惧和心理创伤。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一）

副标题：对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的评价之一

原文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44592

【摘要】2022年1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以下或简称《调查报告》），报告全长44页。中共官方媒体多以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报告中揭露的郑州市各级政府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个死亡人数为题加以报道。

通过仔细阅读《调查报告》初步作出以下十二点评价：

第一：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不是一个灾害调查报告，而是一个对郑州市部分官员以及相关公司的部分人员的追责报告。

第二：《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完整，缺乏报告负责人的姓名与签字，以及调查报告应有的诸多附件。

第三：《调查报告》没有回答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等）、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和死亡原因。

第四：《调查报告》“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的结论是错误的，《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如暴雨最大的地方并没有发生人员死亡失踪，郑州的大部分死亡失踪人员在最大暴雨发生之前已经发生。

第五：《调查报告》中的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就是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社会关注的五个事件进行的所谓深入调查和复盘发生的过程，即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郑州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与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件。这不是事故调查，而是有目的的洗地。

第六：《调查报告》未能对郑州常庄等诸多水库在洪水过程中无预警泄洪事件做出任何解释。事实上，造成郑州“7.20”特大灾难的主要原因不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而是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第七：《调查报告》提供的郑州市最主要河流——贾鲁河的水文数据是错误的。

第八：《调查报告》对造成郑州市山丘区大量人员伤亡的解释是错误的，真实的主要原因是对郑州市山丘区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此外郑州森林覆盖率数据严重造假。

第九：《调查报告》没有说明，是谁制定了郑州市“7.20”特大暴雨中防洪抗灾的主要目标？郑州市的抗洪防灾的力量是按照谁的命令布置的？郑州市市委和市政府有这样的权力吗？《调查报告》没有说明，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干渠以及中线干渠退水对洪灾的影响。

第十：《调查报告》对郑州市海绵城市与郑州市“7.20”特大暴雨灾害之间关系的解释十分肤浅，没有指出建设海绵城市的目标与加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是互相矛盾的，即里子与面子是互相矛盾的。

第十一：《调查报告》未能对习近平在2021年7月21日指示中所说的几座水库溃坝做出具体的说明。

第十二：虽然国务院灾害调查组指出郑州市各级政府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个死亡人数，但是对郑州市公安部门处置所谓“造谣”人员、宣传部门关闭“造谣”网站或者封号、阻碍外国记者正常采访的事件都未作出解释，也未对相关责任人做出追责处置。

当阅读完毕后发现，公开发表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的目的，是要给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盖棺定论，给此事件中死亡失踪人数一个最终的结论，达到维稳的目的，达到今后禁止以此事妄议中央的目的。希望通过《调查报告》让民众再一次相信，没有民众的监督、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民主选举制度，依靠中共内部的监察、纪律机制，中共也是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虽然这个《调查报告》揭露了郑州市各级政府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个死亡人数的一个事实，有正面影响。但是《调查报告》在更大程度上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错误决策开脱责任，特别是在国务院灾害调查组进行了所谓深入调查和复盘的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重复郑州市市委和市政府的谎言，在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上掩盖国营企业的破坏山体生态环境的责任，颠倒黑白，起到了小批评、大帮忙的作用。

《调查报告》未给出郑州市380位死亡失踪人员的姓名等5W+1H的信息，更增加了民众对中共政府隐瞒死亡失踪人数的质疑。郑州市市委书记徐立毅可以瞒报谎报，难道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组长就不会瞒报谎报？在这一点上，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并没有达到事前预定的目的。

《调查报告》在形式上是不合格的，在内容上也是不合格的。

一、不是灾害调查报告，而是追责报告

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不是一个灾害调查报告，而是一个对郑州市部分官员以及有关企事业单位部分人员的追责报告。报告共44页，其中涉及灾情、灾害应对处置以及五个案例的内容只占报告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关于官员的追责与处置占三分之二。

二、谁是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负责人？

《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完整。

《调查报告》只是提及：为查明问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为组长单位，水利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中国气象局和河南省政府为副组长单位，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能源局等部门参加。调查组分设综合协调、监测预报、应急处置、交通运输、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专项工作组。同时设立专家组，由气象、水利、市政、交通、地质、应急、法律等领域的院士和权威专家组成，开展灾害评估，为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部门指导开展相关工作。

但是《调查报告》缺乏国务院灾害调查组具体人员的组成，特别是国务院灾害调查组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与在报告上签字。从报告中可以推测，国务院灾害调查组领导班子的组成是：

组长一名：来自应急管理部；

副组长七名：分别来自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自然资源部、

公安部、

中国气象局和

河南省政府。

让河南省政府担任副组长单位，这是十分不适合的，将造成《调查报告》先入为主、将河南省省委与省政府主要领导人排除在追责范围之外。在《调查报告》中花了一页多篇幅来表扬河南省省委与省政府的表现：“国务院调查组对河南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也进行了了解。在这次灾害应对中，省委、省政府及时部署防汛工作，加强指挥调度，督促指导各地做好巡堤查险、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和恢复重建等工作，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生产秩序较快恢复。总体看，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这场灾害应对是重视的、部署是及时的、工作是积极的，全省除郑州市外总体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郑州市”。（第34、35页）

国务院调查组下设专项工作组：

综合协调；

监测预报；

应急处置；

交通运输；

城市内涝；

山洪地质灾害等。

在专项工作组的设置中就可以看出国务院灾害调查组预先内定的调查方向，这里把水库无预警泄洪等主要因素已经排除在外。报告中缺少专项工作组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与在专项报告上签字。

最后缺乏专家组的人员组成，据说专家组由气象、水利、市政、交通、地质、应急、法律等领域的院士和权威专家组成，开展灾害评估，为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撑。

这里同样缺乏专家组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与在报告上签字以及专家的姓名、职务等。《调查报告》特别强调，这些人不是院士就是权威专家，难道他们连报个姓名的胆量都没有吗？

《调查报告》缺乏应该有的报告附件，包括国务院灾害调查组在撰写报告时所使用的人证、物证，收集人证与物证的记录，照片与有关视频，证人的姓名与签字等等。就是作为追责报告，也缺乏有被追责人签了字的陈述报告。就是在全民主过程中，被追责人的权利也要得到尊重。

《调查报告》通篇强调的是郑州市各级政府有关领导人以及有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的责任，但是《调查报告》自己都不敢公开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人员名单，显然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个人要为《调查报告》承担什么具体责任，他们只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行事而已。

第三：《调查报告》没有回答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死亡失踪人员姓名等信息。

虽然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是国家层面首次组织的全域性自然灾害调查，似乎是新娘子上轿头一回。但是在“7.20”后，陈龙撰写的《河南“受灾最严重”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的灾害调查报告，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可以成为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的范本。

陈龙的报告中提供的23位失踪（死亡）人员名单也得到了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证实，《调查报告》第16页写道：暴雨洪水造成王宗店村死亡失踪23人，是郑州市山丘区4个市死亡失踪人数最多的村庄。

《调查报告》没有回答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等）、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和死亡原因，也就是每一个灾害调查报告必须回答的5W+1H问题，事故（何事What）、地点（何地Where）、时间（何时When）、人员（何人Who）、原因（何因How）。

从《调查报告》的描述中来分析，国务院灾害调查组掌握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死亡失踪人员的5W+1H数据。为什么不公开死亡失踪人员的这些数据？既然《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是国家层面首次组织的全域性自然灾害调查，就没有原来留下来的条条框框，完全可以首次公布死亡失踪人员的姓名等信息，给死者一个交代，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事实上，只有给出了死亡失踪人员的5W+1H数据，才能证明国务院灾害调查组所提供的死亡失踪人员380人的数据真实可信。

第四：《调查报告》的“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的结论是错误的，《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国务院调查组经调查认定：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一场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不强，对这场特大灾害认识准备不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特别是发生了地铁、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简单地说，《调查报告》认为，这场灾害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

但是《调查报告》中的许多内容并不支持这个结论。换句话说，《调查报告》是互相矛盾的。

首先看暴雨与死亡失踪人数的关系。《调查报告》第3页指出：“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降雨过程17日至18日主要发生在豫北（焦作、新乡、鹤壁、安阳）；19日至20日暴雨中心南移至郑州，发生长历时特大暴雨；21日至22日暴雨中心再次北移，23日逐渐减弱结束。过程累计面雨量鹤壁最大589毫米、郑州次之534毫米、新乡第三512毫米；过程点雨量鹤壁科创中心气象站最大1122.6毫米、郑州新密市白寨气象站次之993.1毫米；小时最强点雨量郑州最大，发生在20日16时至17时（郑州国家气象站201.9毫米），鹤壁、新乡晚一天左右，分别发生在21日14时至15时（120.5毫米）和20时至21时（114.7毫米）。

从7月17日至23日的过程累计面雨量来分析，

鹤壁最大589毫米，死亡失踪人数为零；

郑州次之534毫米，死亡失踪人数为380人；

新乡第三512毫米，死亡失踪人数为10人。

从暴雨导致的死亡失踪人数来分析，鹤壁的极端暴雨最大，并没有导致一场自然灾害。同样新乡的极端暴雨也没有导致一场特别重大自然灾害。

从7月17日至23日的过程点雨量来分析，

鹤壁科创中心气象站最大1122.6毫米，鹤壁死亡失踪人数为零；

郑州新密市白寨气象站次之993.1毫米，郑州市死亡失踪人数为380人。

结论同上，过程点雨量大，并不一定导致死亡失踪人数多。

其次，在2021年7月20日16时最大小时暴雨发生之前，郑州市的大量人员死亡失踪已经发生。

从小时最强点雨量来分析，郑州最大，7月20日16时至17时郑州国家气象站记录到的暴雨量为201.9毫米。这个小时最强暴雨量为201.9毫米打破了中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198.5毫米，1975年8月5日河南林庄），但这个暴雨量低于台湾的小时最强点雨量。

但是在7月20日16时之前，郑州市的大量人员死亡失踪已经发生。

《调查报告》第4页提到：“主城区因灾死亡失踪129人（占郑州市33.9%），水淹溺亡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区、地下室、街道、地铁、桥涵、隧道等多处，时间基本集中在20日午后到傍晚。”

《调查报告》并没有这样写，主城区因灾死亡失踪129人，时间基本集中在20日16时之后。所以这死亡失踪的129人中的一部分，与这个创造中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的小时最强暴雨没有关系。

《调查报告》第6页提到：“山丘区4市有44个乡镇、144个村因灾死亡失踪251人（占郑州市66.1%），其中直接因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冲淹死亡失踪156人，时间高度集中在20日13时到15时。”

《调查报告》第8页也提到：（郑州市）“山丘区4个市死亡失踪的251人（荥阳96人、巩义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踪时间集中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前的13时至15时。”郑州市于2021年7月20日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就是说251人的90%以上是在郑州市最大小时暴雨来临之前已经离开人世。

所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过程中，7月20日16时至17时郑州国家气象站记录到的暴雨量为201.9毫米，打破了中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这不是造成众多人员死亡失踪的主要原因。

再者，《调查报告》指出：“17日8时至23日8时，郑州市累计降雨400毫米以上面积达5590平方公里，600毫米以上面积达2068平方公里。其中，二七区、中原区、金水区累计雨量接近700毫米，巩义、荥阳、新密市超过600毫米，郑东新区、登封市接近500毫米。”

按照常理，在17日8时至23日8时这一时段中，郑州市内累计雨量大的区市死亡失踪人数应该多，而累计雨量小的区市死亡失踪人数应该少。根据笔者整理的来自《调查报告》的数据，郑州市下属市县死亡失踪人数如下：

巩义市84人，累计雨量超过600毫米；

荥阳市96人，累计雨量超过600毫米；

新密市58人，累计雨量超过600毫米；

登封市13人，累计雨量接近500毫米。

还有东边的新郑市和中牟县没有报告死亡失踪人数。

六市县总计死亡失踪人数251人。

主城区死亡失踪人数129人，其中

二七区25人，累计雨量接近700毫米；

金水区23人，累计雨量接近700毫米；

郑东新区25人，累计雨量接近500毫米。

以上共计73位死亡失踪人员，另外主城区死亡失踪人数中还有56人未表明所在区名，他们应该是中原区、管城区、上街区、惠城区、郑州经济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共7个区的居民，平均分摊，每个区死亡失踪人员为8人。其中中原区累计雨量接近700毫米，可能由于本区内死亡失踪人员少的原因，中原区区委和区政府没有受到国务院调查组的追责。

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郑东新区，这是一个新建区，城市市政工程标准高，17日8时至23日8时这一时段的累计雨量接近500毫米，低于郑州市平均水平，但死亡失踪人员高达25人，是郑州主城区内死亡失踪人员最多的区。

所以，郑州市内各区县的死亡失踪人员多少，与17日8时至23日8时这一时段的累计雨量大小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还有，《调查报告》（第4页）强调：“20日郑州国家气象站出现最大日降雨量624.1毫米，接近郑州平均年降雨量（640.8毫米），为建站以来最大值（189.4毫米，1978年7月2日）的3.4倍。”郑州一天的降雨量相当于全年平均降水总量，这是2021年7月20日郑州洪灾后，中共官方媒体常常宣传的。当时官方媒体用的是另一个气象站的更大一日暴雨数据，郑州市二七区侯寨气象站日降雨量高达692.2毫米，超过郑州全年平均降水总量（参见：中国气象报社《解读：雨到底多大？还要下多久？五问河南极端强降雨》，2021-10-21）。

其实，这只是郑州市内某一点的最大日降雨量，并不是郑州市7月20日的平均日降水量。根据中国气象报社《解读：雨到底多大？还要下多久？五问河南极端强降雨》一文提供的河南降雨量实况图（7月17日08时-21日06时），在将近4天时间内累计暴雨量超过600毫米的地区面积并不大。

根据《调查报告》第4页提供的数据，17日8时至23日8时这6天内，“这轮降雨折合水量近40亿立方米，为郑州市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特大暴雨过程”。郑州市的总面积为7567平方公里，6天的平均降雨量仅为529毫米。而当时中共官方媒体宣传的是郑州的雨量是一小时倒进150个西湖（即15亿立方米）（封面新闻记者李庆：《河南郑州的雨有多大？一小时倒进150个西湖，城区人均头上有85个花洒》，2021年7月21日）。《调查报告》没有指出当时官方媒体宣传中的诸多错误。

最后，《调查报告》总结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经验教训，如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缺乏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未能有效发挥统一领导作用，没有吸取北京“7·21”、邢台“7·19”等北方城市暴雨导致严重伤亡的教训等等，要求整改。就是说，国务院灾害调查组认为，只要得到整改，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办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就不会再出现。

回到《调查报告》的结论，这场灾害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法力再大，他们也无法阻拦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造成中国大陆某地特大暴雨的再出现。如果按照《调查报告》的要求进行整改，这场灾害就不会再出现。那么特大暴雨依然会有，特大暴雨就不是所谓的“天灾”，而是一种自然现象。

特大暴雨这种自然现象，与人祸相结合，特别是当人们的风险意识不强，对这种自然现象准备不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甚至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特别是发生了地铁、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那么特大暴雨就成为了特大灾害。

使得特大暴雨就成为特大灾害的关键不是所谓的“天灾”，其实也没有什么“天灾”，而是人祸，关键是人祸。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二）

摘要：贾鲁河是河南省境内除黄河以外河流长度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国务院调查组的报告称，贾鲁河中牟水文站7月21日洪峰水位超历史最高洪峰水位1.71米，洪峰流量为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按照这个评价，此次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所造成的洪灾是前无古人的。同样又根据国务院调查组的报告，在郑州市的下属六市县共失踪死亡251人，占郑州市共失踪死亡380人的66%。但是遭受历史最大洪峰流量2.5倍的中牟县，竟然无一人死亡失踪。难道这不是“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中的奇迹？其实国务院调查组所引用的最大洪峰流量数据，只是中牟水文站收集的61年资料中的最大值！1835年贾鲁河洪水曾达每秒3590立方米；1906年贾鲁河洪水曾达每秒1680立方米。1956年6月贾鲁河在尉氏的流量为每秒728立方米。2021年7月21日贾鲁河最大洪峰流量达到每秒608立方米，约是每秒3590立方米的六分之一。贾鲁河经过综合治理工程后，河流的最大通过能力仅为每秒200立方米，整个规划设计违法自然规律，为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做好的最佳的人祸准备。

常庄水库大流量的无预警泄洪是造成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常庄水库是大跃进的产物，始建于1959年，1960年底竣工投入运行，到2021年常庄水库大坝的使用寿命已经超过60年，超过水库大坝的正常使用寿命。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等62座水库发生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溃坝事故发生后，中国水利部第一次对全国的水库大坝进行安全检查，常庄水库就被列入不安全水库大坝的行列，之后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险加固工程，但依然是旧习不改。由于常庄水库地处位置特别重要，水库下游有京广、陇海铁路枢纽，还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郑州市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工业设施等，虽然水库库容没有达到大型水库标准，由于水库位置重要，是全国重点防洪工程，被省水利厅批准按大型水库管理。因此，常庄水库的管理权不在郑州市，而是在河南省。洪水期间，常庄水库水位调度权在河南省防汛办，无预警泄洪的命令直接来自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和河南省长王凯。

一、《调查报告》提供的郑州市母亲河——贾鲁河的水文数据是错误的

《调查报告》第5页提到：“郑州市贾鲁河、双洎河、颍河等3条主要河流均出现超保证水位大洪水，过程洪量均超过历史实测最大值。其中贾鲁河中牟水文站7月21日洪峰水位79.40米，超历史最高洪峰水位（1960年11月4日）1.71米；洪峰流量608立方米/秒，为历史最大洪峰流量（2019年8月2日）的2.5倍。”

如今的贾鲁河发源于郑州市新密市，流经郑州市城区，经过中牟县进入开封市境内，再经过尉氏县，最后至周口市汇入淮河的支流沙颍河，通过沙颍河进入淮河。贾鲁河全长255.8公里，是河南省境内除黄河以外河流长度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在河南素有“小黄河”之称。贾鲁河在郑州市境内穿过了二七区、中原区、高新区、惠济区、金水区、郑东新区，就是从西南向北、向东北、向东南饶了一个大弯，接纳了金水河、索须河、熊儿河、七里河、东风渠等诸多河流和人工渠道（参见图1）。一些河流名河其实是人工渠道，如金水河，很多河道的走向都是经过人工的改道的，进入主城区汇入贾鲁河。请注意图1中草黄色的引黄（河）渠道，分别从西、从西北、从北和从东北向郑州输水。各条河流的源头、上游都建有水库。整个郑州市水网布局十分混乱。

秦朝末年，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在此对峙。后来，楚与汉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这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鸿沟，据说就是今天的贾鲁河。无论隋唐时代还是宋朝，这条河都担负着重要的漕运任务，一条大河波浪宽，河畔的朱仙镇是当时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可见这条河对淮河流域经济繁荣、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到了元朝，皇帝重用汉人贾鲁治理河流，确定了如今贾鲁河的规模和大致走向。为了纪念贾鲁，后来这条河也被改名为贾鲁河。2006年，郑州市市委和市政府提出搞所谓的“生态水系”，要搞6纵6横12条河渠（索须河、金水河、潮河、贾鲁河、魏河、东风渠等），12座水库（丁店水库、尖岗水库、刘湾水库、曹古寺水库等），3湖（西流湖、龙湖、龙子湖）。过去唐长安城是八水绕长安，八条河都在长安城外。现在郑州市把12条河引入市中心，还来个6纵6横。经中央政府与河南省政府批准，从2016年开始，郑州启动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总投资139亿。从城西尖岗水库至中牟大王庄弯道，全长62.77公里，形成了一条超长的风景观光带。根据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规划，改造后的贾鲁河将出现“6山9岭6湖6岛”，水面面积将由2644.35亩增加到11880亩，郑州西南的常庄水库、尖岗水库流通西流湖，一路往北，至惠济区和金水北区，往东，连接东风渠、魏河，也将与北龙湖的水系贯通。再往东，连接龙子湖、象湖水系，折向南，与勾连了郑州东南七里河、潮河的东风渠在中牟再次汇合，汇聚于绿博南的中央公园（参见：每日头条，房东俱乐部：63公里139亿元打造贾鲁河公园，成就郑州最壮美河景房，2018年5月16日，https://kknews.cc/culture/vkr56xy.html）。沿着这63公里长的贾鲁河，成为了郑州市房地产发展的黄金地段，每平方米住房面积接近3万元或者超过3万元（过去郑州市房价不足每平方米1万元）。为了让贾鲁河的景观多变，贾鲁河时宽时窄。而河流最窄处就限制了河流在洪水期的通过能力，并壅高水位，迫使河水溢出河道，淹没城市。郑州市在各处挖人工湖，比如在郑东新区人工开挖一个象形大湖，名“象湖”（取豫字中的象），湖面面积1397亩。作为北方一个水资源不能自给的城市，郑州市的水面面积达39.4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杭州西湖（西湖水面面积约为5.6平方公里）。真是“暖风吹得领导醉，直把郑州当杭州”（笔者注：“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位名叫林升的南宋文人题在临安（今杭州）旅馆墙壁上的一首诗，抨击宋朝皇帝和大臣们把首都从汴州（今开封）迁到杭州后，沉迷于景色与歌舞中，忘记了亡国之痛。郑州书记徐立毅早年就读杭州大学，调任郑州前任杭州市长）。

2021年4月3日《郑州日报》发表记者武建玲与通讯员赵研的题为《近年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建成投用》的报道，称构造成“外部大连通，内部大循环”的现代化水系网络。也许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是老天有意的安排，是对这个老天也不理解的现代化水系网络的检验。

经过综合治理工程的贾鲁河，汇入了郑州市的许多水库、河流、人工渠道、自然湖泊与人工湖泊的水。贾鲁河的洪水流量与洪水水位能反映河南郑州“7.20”暴雨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也能解释这洪水流量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国务院调查报告说：贾鲁河洪峰水位超历史最高洪峰水位1.71米，差不多高出一个中国男性居民的身高，洪峰流量为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这该是多么可怕的一场洪水！制造了一场远超历史极值洪水的河南郑州“7.20”暴雨又该是多么恐惧！

但是，出现历史最高洪水位和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郑州市中牟县竟然是没有一人死亡或失踪。

根据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郑州市死亡失踪人数共380人，其中主城区129人，六市县251人。六市县死亡失踪的251人分别分布在：巩义市84人，荥阳市96人，新密市58人和登封市13人。新郑市和中牟县没有死亡失踪人员。

稍有一点经验的人就可以知道，作为河南省境内河流长度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贾鲁河，其洪峰流量每秒608立方米，就为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这个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数据肯定是错误的，洪峰流量每秒608立方米为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这个计算更是错误的。

根据《百度百科》，依据郊区历史洪水痕迹调查，1835年贾鲁河洪水曾达每秒3590立方米；1906年贾鲁河洪水曾达每秒1680立方米。2021年7月21日贾鲁河最大洪峰流量达到每秒608立方米，与历史上的最大洪水流量根本不能比，约是每秒3590立方米的六分之一。这也说明，在历史上，在郑州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更大的暴雨、更大的洪水。

根据《中国河湖大典》1935年贾鲁河的最大洪峰流量达每秒3590立方米。又根据《中文百科》1956年6月贾鲁河在尉氏的流量为每秒728立方米。

有多个媒体报道，贾鲁河在入沙颍河的周口市的过流能力只有每秒200立方米。贾鲁河的历史洪水流量这么大，就是在1956年6月在尉氏的洪水流量为每秒728立方米。经过改造后的贾鲁河、经过几百亿元投资后的贾鲁河的过流能力只有每秒200立方米，过流能力是如此之小，不出洪水灾害才怪呢！

根据水利部网站2021年7月21日发布的《河南等地多条河流发生暴雨洪水 郑州郭家嘴水库抢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水利部做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防汛工作》报道，所谓的历史最大值，只是中牟水文站收集的61年资料中的最大值！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正如元朝大臣贾鲁所言：“非河犯人，人自犯之”，这里的河应该做自然、老天解释，不是自然、老天给人们带来了灾害，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祸。

二、常庄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造成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常庄水库的大流量无预警泄洪。图5是常庄水库泄洪的示意图。常庄水库泄洪洪水的方向，正好是郑州市市中心。常庄水库到市中心的距离约6公里，此次洪水过程中常庄水库最高水位曾到达海拔131.24米，按长时间维持的水位海拔129米计算，郑州市中心二七塔处地面高程99米，两地高程差为30米（参见图6）。常庄水库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水位差与距离之比）为万分之五十。作为对比，没有建造三峡大坝前，重庆到宜昌的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二。这个万分之二的水力坡度能让船只“千里江陵一日还”。常庄水库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五十，加上水库泄洪所造成的大水流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郑州市中心马路上的水流这么湍急、能把行人冲走。图5中标明的沙口路站与海滩市站之间就是郑州地铁5号线发生地铁车辆被淹的地方；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包括京广快速路南隧道是大量轿车被淹的地方。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未能对郑州常庄等诸多水库在洪水过程中无预警泄洪事件做出任何解释。

那么本文就好好分析一下，为什么常庄水库大流量无预警泄洪是造成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主要原因，并具体回答几个人们关心的问题。

第一，常庄水库的管理权在谁的手里？谁有权决定常庄水库泄洪和泄洪流量？

第二，常庄水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泄洪的？泄洪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民众是什么时候被告知常庄水库泄洪了？

第四，常庄水库的最大泄洪流量是多少？

第五，常庄水库泄洪的后果是什么？

首先介绍一下常庄水库。

常庄水库是大跃进的产物，始建于1959年，1960年底竣工投入运行。常庄水库主坝为均质土坝，坝址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常庄村。根据《百度百科》，常庄水库的防洪标准是100年一遇，按万年一遇校核（笔者注：三峡工程也是按万年一遇校核的）。常庄水库控制流域面积82.5平方公里，总库容为1740万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866万立方米，死库容50万立方米。水库死水位海拔119.04米，兴利水位海拔128.50米，历史最高洪水位海拔128.85米，校核洪水位海拔135.34米，拆迁迁赔偿高程为130.54米。通过新增建的溢洪道闸门，提高水库兴利水位1.95米，达到海拔130.45米；增加库容251万立方米，使兴利库容达到1117万立方米。常庄水库的位置十分重要，水库下游有京广、陇海铁路枢纽，诸多国道与高速公路，还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郑州市电厂、自来水厂等等。

下图解释了中国一般水库库容和水位的关系。

死水位以下是死库容，常庄水库死水位为海拔119.04米，死库容50万立方米。

死水位以上至正常蓄水位之间为兴利库容，常庄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30.45米，兴利库容达到1117万立方米。

防洪限制水位至核准洪水线为调洪库容，常庄水库防洪限制水位（又称汛限水位或者警戒线）为海拔127.49米，校核洪水位海拔135.34米。调洪库容中一部分库容与兴利库容重复计算。此外常庄水库的设计洪水位为海拔131.34米。常庄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30.45米，与设计洪水位的水位差只有0.89米，两者间的库容很小。按照规范，正常蓄水位与设计洪水位之间还要插入防洪高水位，那么常庄水库的防洪库容几乎全部都是与兴利库容重复计算的库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防洪库容与兴利库容重复计算，表面上常庄水库防洪能力能力似乎不小，但是除去重复计算部分，常庄水库的防洪能力十分有限。

到2021年常庄水库大坝的使用寿命已经超过60年，超过一般水库大坝的正常使用寿命。2014年国家水利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按照工程等别的不同，水库的合理使用年限也不尽相同，最高的正常使用年限为150年，是I级工程等别的水库的正常使用年限，象三峡工程等。常庄水库总库容为1740万立方米，按照原水利电力部颁发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参见图11），是III级工程等别，正常使用年限为50年。

常庄水库是一个老病号，而且是老毛病不断重复。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等62座水库发生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板桥溃坝事故后，国家水利部第一次对全国的水库大坝进行安全检查，据说有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是不安全的（以前不曾相信水库大坝有风险），常庄水库就名列其中，决定投资对大坝进行了加高加固。一年之后发生唐山大地震，又被水利部列入全国重点治理对象。

1996年对常庄水库又进行改建，目标改为蓄水，自西流湖取水，沿贾峪河故道自流引水至常庄水库溢洪道消力池，再经泵站加压提灌至水库，以做城市供水备用水源，对工程再次增加投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常庄水库又承担接纳部分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成为郑州市最主要的水源。所以常庄水库里的水是花钱弄来的，轻易舍不得放弃的。通过新增建的溢洪道闸门，扩大了水库的兴利库容，提高了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排挤了防洪库容。通过对水库大坝的一次除险加固，目前常庄水库坝高26米，坝顶宽8米，坝顶高程135.74米，坝顶长度420米，底宽50米，长550米，最大泄量为每秒1344立方米，溢洪道底高程为128.50米。请读者注意常庄水库的最大泄量为每秒1344立方米，是为了满足所谓的“防洪标准100年一遇，按万年一遇校核”的要求。常庄水库的泄洪能力非常大，这是一把双刃刀，对水库大坝自身安全有好处，但是对下游地区、对郑州主城区的风险非常大。而且这个泄洪能力比贾鲁河的通过能力大许多，一旦常庄水库大流量泄洪，泄洪水流从贾鲁河道溢出淹没城市，这是预先已经埋下的祸根。国务院调查报告说，贾鲁河中牟水文站洪峰流量608立方米/秒，为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如果上游常庄水库泄洪闸门全开，最大泄洪量可达每秒1344立方米，又该是历史最大洪峰流量的几倍？在贾鲁河改造计划中，是否考虑过上游水库泄洪时所产生的大流量会超过贾鲁河的洪水通过能力？

第一个问题：常庄水库的管理权在谁的手里？就是说谁有权决定常庄水库泄洪？

由于常庄水库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并作为郑州市的主要水源之一，虽然水库库容没有达到大型水库标准，但被河南省水利厅按大型水库管理，并被水利部列入全国重点防洪水库。因此，常庄水库的管理权不在郑州市，而是在河南省，部分管理权在中央政府的部委。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二、灾害应对处置一章的（二）应急响应严重滞后（第8页）提及了常庄水库：“《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明确了启动Ⅰ级响应的7个条件，其中之一为“常庄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常庄水库20日10:30开始出现“管涌”险情，郑州市未按规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郑州市以气象灾害预报信息为先导的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应急行动与预报信息发布明显脱节，直到20日16:01气象部门发布第5次红色预警，郑州市才于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但也没有按预案要求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实际上此时灾难已经发生，山丘区4个市死亡失踪的251人（荥阳96人、巩义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踪时间集中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前的13时至15时。”国务院调查报告把常庄水库的应急响应严重滞后的责任全部推给了郑州市。

在同一章（四）关键时刻统一指挥缺失中再次提及了常庄水库：“在这场重大灾害应对过程中，郑州市委市政府缺乏全局统筹，对市领导在前后方、点和面上的指挥没有具体的统一安排，关键时刻无市领导在指挥中心坐镇指挥、掌控全局。7月20日10:30，常庄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后，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和3位副市级领导都赶赴现场，当日市领导多在点上奔波，有的撞在一起、有的困在路上。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因灾导致通信不畅、信息不灵，不了解全市整体受灾情况，对地铁5号线、京广快速路隧道、山丘区山洪灾害等重大险情灾情均未及时掌握，失去了领导应对这场全域性灾害的主动权。”郑州市委市政府五位主要领导集中在常庄水库，导致关键时刻缺失统一指挥，责任在郑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从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常庄水库在7月20日10:30出现了重大险情，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当时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和3位副市级领导都赶赴现场。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应该是指市委书记徐立毅和市长侯红。

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根本不提，出现在常庄水库的除徐立毅、侯红和3位副市级领导之外，还有职位比他们五位更高的河南省省长王凯。命令则是由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下的（参见：中国新闻网，记者韩章云：《郑州常庄水库大坝险情初步得到控制》，2021年7月21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721/c1008-32164525.html）。韩章云在报道中写道：郑州常庄水库始建于1959年，1960年底竣工投入运行，水库控制流域面积82.5平方公里，总库容1740万立方米。水库距省会郑州城区西环路仅2公里，下游有京广、陇海铁路枢纽，310国道、郑洛高速公路、热电厂、柿园水厂及部分重要工矿企业等，防洪位置十分重要。20日，郑州遭遇持续强降水，且上游来水量大，常庄水库防汛形势极其严峻。20日上午10时30分，常庄水库开始向下游泄洪，截至20日21时34分，常庄水库实时水位130.54米，超汛限水位3.05米，距当日最高水位已回落70厘米。在向下游泄洪过程中，巡查人员对水库背水坡的一处管涌及时采取有效除险加固措施。常庄水库汛情发生后，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高度重视，并作出明确指示。河南省长王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郑州市长侯红立即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并成立省、市联合应急处置险情专班，组织专家分析研判，制定预案，现场指挥。”

可见在郑州常庄水库现场指挥泄洪的领导钟，权力最大的是河南省长王凯，做决策下命令的是省委书记楼阳生。

前面已经提到，国务院灾害调查组在成立之时就已经先入为主地将河南省省委和省政府排除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责任追查之外。

请注意常庄水库泄洪的时间点。根据记者韩章云的报道，常庄水库开始向下游泄洪的时间是20日上午10时30分，是在郑州最大暴雨降临时间（16时至17时）之前。

又根据央视网2021年7月21日题为《常庄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大坝险情已初步得到控制》（https://news.cctv.com/2021/07/21/ARTIYKhaxHmZaFyLkPtYWmvA210721.shtml）的报道：“随着降水及上游来水不断增加，按照应急预案，常庄水库溢洪道、输水洞全开泄洪。到20点30分接省防办通知，该水库减少流量100立方米/秒。”可见给常庄水库下达调度命令的是河南省防办，不是郑州市防办。

中共常庄水库党支部书记赵润涛则说得更加清楚：“泄洪报告已上报给郑州市水利局和河南省水利厅，专家则根据上下游的水量和承受能力决策泄洪方案，并由省防汛办下达泄洪通知。”

7月21日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带领的工作组到常庄水库现场指导险情处置。

第二个问题：常庄水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泄洪的？泄洪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新闻网记者韩章云的题为《郑州常庄水库大坝险情初步得到控制》的报道中提到：20日上午10时30分，常庄水库开始向下游泄洪。

关于常庄水库从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向下游泄洪，各个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一致。关于为什么要泄洪，有三种说法，一是出现“管涌”险情；一是上游来水量大；一是前面两者混在一起说。

第一种如国务院调查组所说，常庄水库20日10:30开始出现“管涌”险情。

第二种说法则是20日郑州遭遇持续强降水，且上游来水量大，常庄水库防汛形势极其严峻，20日上午10时30分，常庄水库开始向下游泄洪（参见韩章云：《郑州常庄水库大坝险情初步得到控制》）。有消息说，7月20日上午10时57分常庄水库水位已达到127.87米（警戒线为127.49米），超出警戒水位38公分。在洪水期间，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或者汛期水位线是常事，警戒水位以上的库容是防洪库容或者调洪库容，正是发挥水库防洪效益的区间，不是决定泄洪的决定因素。

《人民日报》客户端河南频道张毅力在2021年7月21日13时08分钟报道：郑州市成为河南暴雨的中心，最大暴雨量695毫米。这里的最大暴雨量指7月20日8时至21日8时的暴雨量。最大点雨量郑州中原区尖岗水库站695毫米。尖岗水库的问题下面再谈。报道说：常庄水库站降雨量633毫米。这两个数据在后续的报道中很少出现。可能是因为报道中出现的其他数据，如60分钟最大降雨量（即1小时降雨量）是郑东新区水利设计院雨量站167.5毫米。而国务院调查报告采用的1小时最大降雨量是郑州国家气象站记录到的暴雨量为201.9毫米。两者暴雨量差别很大。又如平均降雨量（应该是至24小时平均降雨量）郑州为270毫米。而国务院调查报告第4页所采用的数据是：（7月）20日郑州国家气象站出现最大日降雨量624.1毫米，接近郑州平均年降雨量（640.8毫米），为建站以来最大值（189.4毫米，1978年7月2日）的3.4倍。而所谓郑州一天的降雨量接近郑州平均年降雨量，是中国媒体中传播最广泛的说法。国务院调查组的专家们在这里用的办法是拿着梨子与苹果比，或者说拿着马云的收入与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比。最大日降雨量624.1毫米是郑州国家气象站这一点的降雨量，郑州平均年降雨量640.8毫米是郑州市全部面积上的平均数。而7月20日8时至21日8时郑州的平均降雨量270毫米，也是郑州市全部面积上的平均数。这也就是《人民日报》所提供的这组数据后来不被采用的原因。

如报道所说，常庄水库站降雨量633毫米，则常庄水库的防洪压力非常大。在暴雨开始的时候，常庄水库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位，所谓的防洪库容（即重复计算部分），已经被兴利目标（供水）所占用，所以一上来就是常庄水库防汛形势极其严峻。

第三种说法如2021年7月21日极目新闻的题为《郑州常庄水库出现管涌紧急泄洪，当地防指：“市民不要死睡”造成恐慌》的报道（http://news.cjn.cn/gnxw/202107/t3844256.htm）：“在经受连续多天强降雨浸泡后，7月20日，常庄水库坝后坡在125高程处出现管涌险情，正在紧急泄洪。”但是有报道说是泄洪在先，在向下游泄洪过程中，巡查人员对水库背水坡进行巡查时发现一处管涌。

如前面所介绍的，常庄水库主坝为均质土坝。土坝大坝最怕就是渗漏、管涌，如不及时处置，最后会导致溃坝。所以土坝的厚度很大，越往底部厚度越大。常庄水库大坝坝顶宽8米，底宽50米。

极目新闻的报道中称常庄水库坝后坡在125米高程处出现管涌险情，在水库汛限水位127.49米以下，也应该是在当时常庄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下数米处，大坝厚度在25米以上。水库中的蓄水透过25多米厚的大坝，在大坝背面以水流的形式出现，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降低常庄水库的蓄水位，减小压力，减小水流，为其他的工程抢救措施提供技术条件（如铺盖土工布、砌筑反渗井、压盖反滤料等）。

至于常庄水库大坝出现了多少个管涌？有不同的说法，有一个的，有13个的，还有其他个数的。中央纪委国监委网站刊登人民日报客户端2021年7月21日的题为《郑州常庄水库13处管涌已处置 郭家咀水库抢险仍在进行》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2107/t20210721_246502_m.html的消息，明确指明常庄水库大坝的管涌是13处。

常庄水库大坝出现多处管涌，和常庄水库是一个老病号、而且是旧习不断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共政府往往忽略水库大坝质量不好带来的巨大风险。就在2021年7月18日、就在暴雨到来之前，云南网刊登了一篇题为《郑州俩“大水缸”安全吗 尖岗水库和常庄水库水位远在汛限水位下》的报道（https://m.yunnan.cn/system/2020/07/18/030808783.shtml）。报道引用常庄水库管理处副主任李中有的介绍：“常庄水库的库容有1708万立方米，库区水位在达到130米时，水面面积能接近3000亩。不过，目前的水位仅有121.79米，水面面积缩水，仅有1000亩。常庄水库的汛限水位为127.49米，校核水位则是135.07米。如果水位达到了校核水位，那也就意味着5000年一遇标准洪水的出现。李中有说，水库的设计洪水位是131.34米，但是从1961年投入运行以来，常庄水库的水位从来都没有达到设计洪水位。”常庄水库在7月9日上午开展了2021年的防汛演练，则是针对超标准洪水防御的一个专门演练，100余人集结在常庄水库。假定出现了超标准洪水，水位达到了校核水位线。由于大坝为土坝，洪水持续冲击之下，很可能出现穿坝、垮坝的后果。他们从最低处的大坝附近开始拦水，阻止洪水冲上坝顶，同时将洪水引导至水库左坝端的溢洪道，通过溢洪道排泄出去。这样一来，可以有效保证水库大坝的安全。李中有说，按照实际防汛抢险情况，最大限度接近实战，这次演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战应急处置能力。

看来常庄水库是有备而来。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常庄水库在7月9日上午演习时，水库水位仅有海拔121.79米，水库里没有多少水。当郑州市开始降雨时，常庄水库开始蓄水，抬高水位，应该是把兴利库容全部装满了。但是接着更大的降雨降临，在险情出现时就惊慌失措了，关键还是大坝的质量问题。

三、民众是什么时候被告知常庄水库泄洪了？

根据郑州官方的“郑州发布”2021年7月21日凌晨1时通知，由于郑州遭遇持续最大强降水，且上游来水量大，常庄水库防汛形势极其严峻。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向下游泄洪，截至20日21时34分，常庄水库实时水位130.54米，超汛限水位3.05米，距当日最高水位已回落70厘米。

从常庄水库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向下游泄洪，到郑州官方的“郑州发布”于2021年7月21日凌晨1时公告泄洪消息，一共经过了14个半小时。中共政府在常庄水库泄洪14个半小时后，才发出公告。这是不折不扣的无预警泄洪。“郑州发布”发布通知的时间是凌晨1时，绝大多数郑州市民还在熟睡之中。

极目新闻《郑州常庄水库出现管涌紧急泄洪，当地防指：“市民不要死睡”造成恐慌》的报道中写道，7月20日晚10时许，极目新闻记者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一位工作人员了解到，该指挥部确实发出了一份关于组织做好常庄水库及索河下游人民群众应急撤离的通知，同时他们也关注到网上传播的相关信息。“出事会淹了郑州，今夜建议市民不要死睡的说法，这夸大了事实，甚至引起了民众的恐慌。”该工作人员说。

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确实在2021年7月20日发过一个内部明电，未注明颁布的具体时间，收件单位是索河、索须河、贾鲁河沿线各区（县）人民政府（管委会）。这个内部明电涉及的不仅仅是常庄水库的泄洪，还有南水北调工程索河退水闸开始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干渠的大流量泄洪与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之间的关系在后续的评价中还会再讨论。

这是一个对政府内部的文件，不是对外公布的文件。发布这个内部明电的时间，应该是极目新闻记者所记录的7月20日晚10时许。

7月20日晚10时许这个时间点，还可以得到《人民日报》记者马跃峰于7月20日22时37分发布的一个需要紧急扩散的消息的到证实：“郑州中牟县通知做好撤离准备#河南郑州中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20日发布通告，因上游常庄水库出现险情，将于7月20日晚泄洪。县城城区、官渡镇、韩寺镇等辖区群众一律居家（除公务人员执行公务外），禁止外出活动。接到撤离通知后，险情区域所有群众要立即进行撤离”（参见图9）。只是郑州中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把常庄水库泄洪的时间说成是7月20日晚，隐瞒了从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向下游泄洪的事实。

《人民日报》于7月20日22时37分发布了一个需要紧急扩散的消息，涉及常庄水库泄洪事件。忽略中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把常庄水库泄洪的时间说成是7月20日晚的错误，郑州市居民有幸获得官方公布的常庄水库泄洪消息的最早事件点为7月20日22时37分，这是在常庄水库20日10时30分开始泄洪后的12小时。

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事件持续了12小时。至于为什么常庄水库要无预警泄洪？这个问题只能去问常庄水库泄洪的决策者：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

四、常庄水库的最大泄洪流量是多少？

前面已经介绍了常庄水库的泄洪能力，最大泄量为每秒1344立方米。

综合媒体报道，常庄水库的泄洪流量有每秒1立方米、每秒20立方米，每秒40立方米和每秒525立方米，集中关注每秒1立方米和最大泄洪流量。

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7月20日15时记者从郑州中原区防汛指挥部常庄水库现场防汛人员处获悉，接到省、市防汛指挥部指令，常庄水库开始泄洪，泄洪流量每秒3立方米。”（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64814）

泄洪流量每秒3立方米，一分钟180立方米，一小时10800立方米，24小时 25万9千2百立方米。排泄常庄水库利库容中的866万立方米水，需要33天时间；排泄常庄水库总库容中1740万立方米的水（如果可能），需要67天时间。

根据前面已经提及的央视网2021年7月21日题为《常庄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大坝险情已初步得到控制》的报道：“随着降水及上游来水不断增加，按照应急预案，常庄水库溢洪道、输水洞全开泄洪。”央视网报道中说，常庄水库溢洪道、输水洞全开泄洪，不知道具体的泄洪量是多少，反正最大可能的泄洪量是每秒1344立方米。央视网的报道又说：“20日20:30接省防办通知，该水库减少流量100立方米/秒。”这里能够获得的信息是：省防办决定下泄流量的大小。当时下泄流量挺大的，所以减少流量100立方米/秒。

根据民报2021年7月26日题为《泄洪被轟草菅人命 負責人：做足程序 鄭州洪水倒灌多人死亡 常莊水庫：不開閘更嚴重》的报道（https://xiongmaotimes.com/?p=96873），常庄水库总工程师栗毓敏说：受上游洪水入库量巨大压力和险情威胁，至下午1点18分，水库输水洞闸门全闸泄洪，下午3时30分，溢洪道5个闸门也开始“全排泄洪”（整排闸门打开）。“当时上游洪峰临境，水库入水量达每秒800立方米，当日6个闸口最终“泄洪量为每秒500立方米”。她表示，因仍有馀差，常庄水库在当晚7时13分水位一度达海拔131.31米。

根据新华社7月21日7时45分的题为《河南部分河流发生超警及超历史洪水》的报道，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常庄水库20日19时最高水位131.31米，低于设计水位（131.34米）0.03米，最大出库流量525立方米每秒，20时30分库水位130.91米，较最高水位下降0.33米。

泄洪流量525立方米每秒，这是笔者看到的最大泄洪流量。但是常庄水库没有给出20日常庄水库全部的入库流量、出库流量（泄洪流量）和水位变化，人们依然可以对这个最大泄洪流量525立方米每秒置疑，因为从技术上来说，常庄水库最大泄量为每秒1344立方米。而且只有当泄洪流量大于入库流量时，水库的水位才能开始下降。

新华社的这则报道是在7月21日7时45分，在常庄水库泄洪洪水冲入郑州主城区的十几小时之后发布的。而且这则消息来自国家水利部，不是来自河南省或者郑州市。可见常庄水库的部分管理权在中央政府手中。

郑州市常庄水库管理处副主任李中有提及了常庄水库的泄洪策略：把输水洞和溢洪道闸门进行了全开，上游来多少洪水就走多少洪水。

洪水过后，总库容有1708万立方米的常庄水库，存水量不足90万立方米，其中50万立方米是死库容。常庄水库正在等待下一次的排险加固的投资（参见图19）。

五、常庄水库泄洪的后果是什么？

请读者注意常庄水库总工程师栗毓敏所提供的加大泄洪量的时间点：至下午1点18分，水库输水洞闸门全闸泄洪，下午3时30分，溢洪道5个闸门也开始“全排泄洪”。当日6个闸口最终泄洪量为每秒500立方米。这个信息与新华社报道的20日19时，时间有所不同。下午3时30分还是19时，这是遗留的问题一；最大泄洪流量是每秒500立方米，还是每秒525立方米，还是每秒600立方米，还是每秒800立方米，还是更大，这是这是遗留的问题二。

根据国务院调查组的报告，20日16时至17时郑州国家气象站测得最大小时暴雨量，打破了中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根据常庄水库总工程师栗毓敏所提供的资料，常庄水库于下午3时30分全部打开溢洪道、输水洞泄洪的洪水，正好与最大小时暴雨相撞。

常庄水库泄洪洪水的方向，正是郑州市市中心。常庄水库到市中心的距离约6公里，此次洪水过程中常庄水库最高水位曾到达海拔131.24米，按长时间维持的水位海拔129米计算，郑州市中心二七塔处地面高程99米，两地高程差为30米。常庄水库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水位差与距离之比）为万分之五十。常庄水库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五十，加上水库泄洪所造成的大水流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郑州市中心马路上的水流这么湍急、能把行人冲走的原因。地铁沙口路站与海滩市站就是常庄水库泄洪洪水冲击的地方。淹没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包括京广快速路南隧道的洪水，主要也来自常庄水库泄洪洪水。

如果是由于城市内涝产生的积水，它的流速慢，水位增长也不迅速，特别是水中的泥沙含量少，比较清。比较淹没郑州京广快速路隧道的洪水，它与图17、图18中的泄洪洪水有什么差别。郑州市在洪水之后，冲洗马路上留下的淤泥，冲洗京广快速路隧道里的淤泥，正好说明，这是来自水库的泄洪洪水。

通常，一条河流上游所测得的洪水流量要小于这条河流下游所测得的洪水流量。唯一的例外是，从上游到下游的过程中，洪水冲垮了河堤，淹没了河堤后面的地区，洪水找到了去处。

常庄水库位于贾鲁河中牟水文站的上游，中牟水文站测得的最大洪峰流量为每秒608立方米；而常庄水库的溢洪道、输水洞全开泄洪时，产生的泄洪流量在每秒525立方米以上。从常庄水库到中牟水文站，贾鲁河沿途要汇入十几条河流的水量（包括河流上游水库的泄洪流量），再加上城市排水管道的水量，其总流量则是要远远大于每秒608立方米。如今，下游中牟水文站的流量小于来自上游的累计流量，这只能说明，常庄水库的泄洪流量超出了贾鲁河道所能接受的能力，溢出河道，冲入郑州主市区，淹没低洼地区，淹没地铁隧道，淹没京广快速路隧道和其他隧道，淹没地下广场、商场、停车场等等。

常庄水库的无预警的大流量泄洪是造成此次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务院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未对常庄水库的无预警泄洪所造成的灾害做出任何调查和解释，只能说明国务院调查组想掩盖真相。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三）

摘要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中的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就是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社会关注的五个事件进行的所谓深入调查和复盘发生的过程，即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郑州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与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件。这不是事故调查，而是有目的的洗地。

关于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和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有不少人已经做过分析和评论。本文讨论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事件。对于王宗店村山洪灾害，国务院《调查报告》把灾害的总体责任推给了老天，把具体责任推给村委会，然后附带上崔庙镇党委和政府，但是根本不敢涉及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的真正责任人——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多年来，水泥厂通过开挖山体、开采砂石、侵占河道，破坏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光秃的山岭、支离破碎的沟谷，是山洪的最好加速师。郑州市西部山区包括荥阳市，其平均森林覆盖率为36.0%，更是一个虚假的数字。正如当地村民所言：“如果只是自然的暴雨，洪水不可能这么大、这么急。”“天瑞水泥厂建到崔庙真是没一点好处，造成严重污染。”“改变了山体的土质、水质。它来了之后，我们的水都变得很浑浊。”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事件说明，金山银山不是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不可能带来绿水青山。

一、《调查报告》把灾害的总体责任推给老天，把具体责任推给村委会，然后附带上崔庙镇党委和政府

国务院调查组在“一、灾害情况及主要特点”这一章节中，将郑州市的雨情汛情灾情总结为4个主要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山丘区洪水峰高流急涨势迅猛，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调查报告》第6页称：“郑州西部山丘区巩义、荥阳、新密、登封4市山洪沟、中小河流发生特大洪水，涨势极为迅猛。因河流沟道淤堵萎缩，许多房屋桥梁道路等临河跨沟建设，导致阻水壅水加剧水位抬升，路桥阻水溃决洪峰叠加破坏力极大。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沟15分钟涨水2.4米，下游6公里处的崔庙村海沟寨水位涨幅11.2米。山丘区4市有44个乡镇、144个村因灾死亡失踪251人（占郑州市66.1%），其中直接因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冲淹死亡失踪156人，时间高度集中在20日13时到15时。”

官方公布的河南省郑州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33.4%。环境生态学上有一般的常识：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0％左右，就很少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如果能达到40％，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环境；如果一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60％，那么这个国家将成为一个风调雨顺、美丽富饶的大花园，各种各样的污染和灾害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参见：《中国气象报》作者汪勤模《给子孙留个绿色地球》）。郑州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33.4%，处于30％和40％，郑州市西部是山丘区，理应森林覆盖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应该很少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环境。只有在森林覆盖率非常低、在植被覆盖率也非常低的山丘地区，才会出现洪水峰高流急涨势迅猛的情形。如果森林覆盖率或者植被覆盖率高，水土流失不严重，河流沟道也不会淤堵萎缩。国务院调查组应该具备这样的知识，参与国务院调查组工作的专家们，也不会有知识上的缺失。

《调查报告》第16页至第17页对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进行了所谓深入调查和复盘发生，报告如下：“王宗店村位于崔庙镇西南部，四面环山。该村王宗店组以上集水面积约21.95平方公里，上游有3条支沟。7月20日，洪水汇集、路基壅水溃决后，高位洪水短距离快速涌流至王宗店村。村委会所处位置断面洪峰流量768立方米/秒，洪水涨幅7.15米，13:15-13:30仅15分钟就涨了2.4米。暴雨洪水造成王宗店村死亡失踪23人，是郑州市山丘区4个市死亡失踪人数最多的村庄。调查认定，极端暴雨引发山洪和滑坡、跨沟路基阻水溃决，应急预案措施不当、疏散转移不及时，是造成重大人员死亡失踪的主要原因。查明的主要问题：一是村居和村道建设侵占行洪通道。民居和村委会沿沟道而建；村庄上游修建的8座山塘谷坊和23条横穿沟道的村道，仅有2座跨沟路基有过水涵洞，阻水严重。受连续强降雨影响，27座村道、山塘连续溃决，其中一处跨沟路基阻水量约10万立方米，溃决后抬高王宗店村洪峰水位近2米。二是预案修编不严格。2021年修订预案时，村委会擅自删除了划定危险区中的受溪河洪水威胁区域，减少应转人员200多人，仅保留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12人。崔庙镇对该村预案审核把关不严。三是转移人员不坚决、不彻底。该村干部在收到水利部门“立即转移”预警信息和发现山洪沟涨水时麻痹大意，存在侥幸心理，未果断下决心转移避险。崔庙镇未有效督促转移。”

根据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此次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共造成398人死亡失踪，其中郑州市死亡失踪人数为380人。在郑州市死亡失踪人数中，山丘区4市有44个乡镇、144个村因灾死亡失踪251人（占郑州市66.1%）。在这144个村中，仅王宗店村一个村的死亡失踪人数为23人，是郑州市山丘区4个市死亡失踪人数最多的村庄，占郑州市死亡失踪380人的6%。

国务院调查组认定：责任主要在村委会。村居和村道建设侵占行洪通道，民居和村委会沿沟道而建，村庄上游修建了8座山塘谷坊，修建了23条横穿沟道的村道，仅有2座跨沟路基有过水涵洞，擅自删除了受河洪水威胁的区域，转移人员不坚决等等。

《调查报告》在“三、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责任问题（一）地方党委政府”这一章节中（第20页至第21页）指出了崔庙镇党委和政府的责任：“荥阳市崔庙镇，镇党委、政府未按规定认真审核把关2021年《王宗店村山洪灾害防御应急预案》，造成危险区应转移人员大范围减少；未按规定及时启动山洪灾害防御一级应急响应；未按规定有效督促转移危险区人员，督促旭恒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海沟寨纸箱厂）人员撤离不力。未按规定在镇级建立100名基干民兵组成的防汛抢险突击队，实际镇级防汛抢险突击队仅32人。”

国务院调查组在追责时，附带上了崔庙镇党委和政府，比如审核把关不严，督促人员转移不力等等。

在河南省省委和省政府严肃查处郑州特大暴雨灾害相关97名责任人的名单中，与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有关的人员有：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

杨金军，荥阳市委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王效光，荥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邢留印，中牟县委副书记（时任荥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孙晓丽，荥阳市崔庙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黄立峰，荥阳市崔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陈志全，荥阳市崔庙镇副镇长、王宗店村驻村干部，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张亚涛，荥阳市崔庙镇副镇长、崔庙村驻村干部，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刘云飞，荥阳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陈志刚，荥阳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给予批评教育人员

王国强，荥阳市崔庙镇崔庙村党支部书记。

被查处的与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有关的人员共10人，占总共被查处的97名责任人中的近十分之一，是被查处人员最多的。其实，对于这9位官员是十分轻的，最严的也只是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比起中共政府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大学老师来说，常用的家法是开除公职，对于已经退休的，则是停发退休金，一句话：不给饭吃。国务院《调查报告》把王宗店村山洪灾害事件主要责任推给了王宗店村村委会，但是未对村委会或者村党支部的任何成员做出追责处分。难道王宗店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成员都不幸遇难了？还是把灾害事件的主要责任推给王宗店村村委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二、国务院《调查报告》不敢涉及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的真正责任人

笔者在《对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的评价之一》中已经向读者介绍了陈龙撰写的《河南“受灾最严重”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的灾害调查报告，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可以成为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的范本。陈龙的报告中提供的23位失踪（死亡）人员名单也得到了国务院灾害调查组的证实。下面先看陈龙的报告中提供的两张卫星照片：卫星照片不会骗人。

卫星照片给出了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的真实原因。为了检验陈龙报告中所提供卫星图片的真实性，笔者在谷歌地图上查看了王宗店的卫星照片，结果见图3。应该说陈龙报告中所提供卫星图片的真实性不容怀疑。笔者在谷歌地图上将查看范围再扩大一些，看到的情景并不比图3更好，参见图4，图5和图6.

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发生之前，王宗店村附近的生态环境，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已经受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其破坏程度已经到了嘱目惊心的地步。这样的生态环境，对于暴雨、甚至一般大的降雨来说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光秃的山岭、支离破碎的沟谷，是洪水的最好加速师。

那么谁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之一呢？

陈龙的报告指出了：

水泥厂挖空了山，两座水坝溃堤

翟海理和父亲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以前，即使夏天河水暴涨，最多淹过门前的路面，水流也比较平缓。“这次是一个突发情况。溃坝，那么多水是一下子冲下来的。”

翟海理所说的“溃坝”，与当地两座人工堤坝有关。王宗店村西边，有一条夹在环翠峪景区和神仙洞景区之间的十余公里山沟。山沟最里面有一个小水坝。

几年前，上游两三公里处的堂垴村，又出现了一座更大的水坝。这座水坝，原先只是一条架在两山之间的水渠桥，人称“堂垴桥”。“后来天瑞水泥厂把砂石厂的废渣土倒在桥下，桥洞垒起来封住，就形成了新的水坝。”这座新水坝，高20米，长20多米，只在最底部埋了几根水泥管。

20日早上，先是最上游的小水坝溃坝，水流涌入堂垴水坝，10:30堂垴水坝崩塌，形成二次溃坝。巨量的洪水奔涌而下，从王宗店村的河道一扫而过，摧毁了几十座房屋。

“村里七八十岁、上九十岁的人，说他们在这里从小到大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翟志斌的姐夫说，如果只是自然的暴雨，洪水不可能这么大、这么急。

开挖山体、开采砂石、侵占河道，10余年来，王宗店村的地貌生态被一座水泥厂改变了。

（报告摘录完）

10余年来，一座水泥厂通过开挖山体、开采砂石、侵占河道改变了地貌生态！

四、破坏王宗店村附近的生态环境的水泥厂是何方神圣？

根据陈龙的报告，破坏王宗店村附近地区地貌生态的是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修建两座水坝的是它，修建了阻塞过水涵洞的还是它。而在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对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开挖山体、开采砂石、侵占河道改变了地貌生态、从而造成洪水峰高流急涨势迅猛，两座人工堤坝的事实只字未提。

原来这座水泥厂的后台很硬。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隶属于香港上市的中国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252.HK），中国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则属于中国500强企业之一（第397位）天瑞集团。换句话说，这个水泥厂的来头不小，是中国500强企业之一天瑞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这个集团又以位于郑州荥阳的日产12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单线产能、工艺装备均居世界先进水平的郑州水泥有限公司为其骄傲。

在中国，如果公司名称中冠有“中国”两字的公司，背景都不一般，都和中国几大家属有关系。

天瑞水泥2011年12月23日在香港主板上市，2021年位居中国水泥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排名第七位。天瑞水泥下属有26家全资中国附属公司，分别位：天瑞集团周口水泥有限公司（「周口水泥」）、商丘天瑞水泥有限公司（「商丘水泥」）、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郑州水泥（荥阳）」）、大连天瑞水泥有限公司（「大连水泥」）、营口天瑞水泥有限公司（「营口水泥」）、天瑞集团南召水泥有限公司、辽阳天瑞水泥有限公司（「辽阳水泥」）、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禹州水泥」）、天瑞集团许昌水泥有限公司、郑州天瑞水泥有限公司（「郑州天瑞」）、天瑞集团萧县水泥有限公司、天瑞集团宁陵水泥有限公司、鲁山安泰水泥有限公司（「鲁山安泰」）、禹州中锦矿业有限公司、辽阳天瑞辽塔水泥有限公司（「辽塔水泥」）、辽阳天瑞辽塔矿业有限公司（「辽塔矿业」）、辽宁辽东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辽东水泥」）、辽阳天瑞威企水泥有限公司（「威企水泥」）、大连天瑞金海岸水泥有限公司（「大连金海岸」）、海城市第一水泥有限公司（「第一水泥」）、海城市天鹰建筑石材採掘有限公司（「天鹰石材」）、庄河天瑞水泥有限公司（「庄河水泥」）、盘锦金润水泥有限公司（「盘锦水泥」）、信阳天瑞水泥有限公司（「信阳水泥」）、河南永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永安水泥」）及中原天瑞电力有限公司（「天瑞电力」）。天瑞水泥是国家工信部确定的水泥行业兼并重组五大龙头企业之一，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水泥可持续发展倡议行动组织CSI的两家企业之一。公司着力打造“天瑞”品牌，其系列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哈大高铁、石武高铁、郑徐高铁、郑万高铁、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黄河大桥、大连港等大型水利、高铁、高速、桥梁、隧道、港口等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受到各施工、建设及监理单位的信赖和好评。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的信念是：勤奋、诚信、拼搏、创新与共赢，并称公司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长期致力于“绿色矿山”和“绿色工厂”建设，公司建成绿色工厂8家，绿色矿山13座，为发展循环经济、提质增效、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引领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是从卫星照片中就可以看到，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陈龙的报告继续写道：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位于荥阳市崔庙镇邵寨村，总部则在汝州。从地图上看，邵寨村靠近北边的崔庙镇，但天瑞集团开采山体的范围却几乎遍布各村，其中就包括王宗店村的几处采石场。

除了水坝，北边村口楚峪组的下游河道，也被天瑞水泥厂侵占。天瑞水泥厂在河道修建了办公楼，高空传送带的柱子建在河里，大量石子也堆在河道里。范瑞清说，洪水冲下来后，被堵住，形成反弹，“水没法分流，就都流回到村里来了”，村口的桥在浸泡中垮塌了。

楚峪、小顶坡两处的山，早已被开采得面目全非，分布着巨大的露天采石坑。“站在高处，看着就很震撼。”

天瑞水泥厂开山时，放的不是过去那种用于山体表面的炸药，而是放闷炮。“炮一炸，整个山、我们的房子，都会震动。”范瑞清说，“从内部（爆破）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改变了山体的土质、水质。它来了之后，我们的水都变得很浑浊。后来也找过水利部门，测了但没有后文，不了了之了。”

多年来，天瑞水泥厂挖空了许多山体，运输砂石的大卡车常常造成堵车，把村里的路面轧成碎片。炸药常年爆破，导致“全村的房屋，大部分都被震出了裂缝”。一家村民原本住在山上，2016年搬到河边，盖了新房，“到2017年房子就有了裂缝”。

尽管一些村民在水泥厂上班，但王宗店村村民与天瑞水泥厂之间产生了深深的矛盾。高空传送带的噪音、空气里的粉尘、变浑浊的水质、开裂的房屋，村民们为此不断向上反映，都无回音。“记者也来采访过，但是报道后来都没有出来。”

但建筑、废弃石渣侵占河道、泄洪水道，明显已违反《防洪法》。范瑞清说，“（办公楼、水坝）是不是私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没见过相关部门的土地、规划、环评的文件。”

“不能说。它的后台很硬。”村民们对天瑞水泥厂既痛恨，又不敢抱怨。一位房屋地基开裂的老人早已接受现实，“它欺负就欺负呗。现在水泥厂的根子老粗，一说都不讲理。都说了好多年了，上头不管你这事。说啥都没用。”

所谓“后台”，据记者查询，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注资约10.34亿，主要由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占股约73.1%）控股。后者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天瑞（香港）有限公司。

一位崔庙镇村民很无奈，“天瑞水泥厂建到崔庙真是没一点好处，造成严重污染，那些环保局的就跟瞎子一样”。

另一方面，天瑞水泥厂又颇受地方政府青睐。今年3月，崔庙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暨纪律作风集中整治推进会，天瑞水泥厂被授予2020年度经济发展贡献“龙头企业”“先进企业”两项荣誉称号。

（报告摘录完）

2021年天瑞水泥又获得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称号。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水泥产量为23.5亿吨，比上年增长4.9%，占世界水泥总产量41亿吨的57.32%。2019年中国对水泥的需求量约占全球的61%（参见：北海居：2020年全球水泥行业供需现状及区域格局分析 中国成为全球水泥第一产销大国，雪球网，https://xueqiu.com/5296061618/159788488）。

中国对水泥的需求量约占全球的61%，这是一个十分不合理的数字，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极端的不合理。但是考虑到中国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年限很短，比如住房建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造的差不多全都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造的也有一半以上拆了。德国住房建筑平均使用年限100年，中国住房建筑平均使用年限30年，中国人均住房建设所需要的水泥是德国的三倍。尽管中国水泥产量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57%，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这就使得生产水泥的企业如天瑞水泥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很强势。

五、习近平的两山论出自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关闭水泥厂

在中国，无论是哪一级官员，还是哪一级学校的师生，都熟讀习近平的两山论，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革命群众”都知道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样。

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习近平说：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据传，习近平在回答哈萨克斯坦学生的提问时没有看他常常带在身边的小本本，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三句话放在一起是互相矛盾的。

习近平最早提到青山绿水一词的时间应该是2005年8月。2002年习近平出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省长，2003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人大委员长。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调研九天，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安吉县余村利用当地优质的石灰岩资源，开挖矿山，建起石灰窑，办起水泥厂，走上了所谓的发财致富道路，成为当时安吉的“首富村”。这是当时江苏、浙江乡村企业走过的路。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对矿山的掠夺性的开采，“村里粉尘蔽日，整个河道都是石灰水泥浆水。”同样由于市场的改变，乡村企业因为规模小、管理落后，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倒台。余村的百姓从自己走过的弯路中认识到，为了取得所谓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了“首富村”，他们付出了生态环境甚至生命的代价，最后算来是得不偿失。之后余村陆续关掉矿山、水泥厂、石灰窑，回到了发展山区林业（毛竹）、茶叶和农村旅游的道路上（包括出让小产权让城里人来建度假房或者养老房）。

习近平在听取当地干部汇报后说：“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参见中央电视台百年瞬间《习近平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1年8月15日）。在这里，习近平是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来否定“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这是两山论出台时的意思。

2005年8月24日习近平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发表题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文章，哲欣在文章开头写道：“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哲欣认为浙江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哲欣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这篇《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文章后来收录在习近平的《之江新语》一书中。

“既要……又要……”是习近平的一种常用说话方式，也反映了他的不能舍弃的真实想法。安吉县余村的实例正好说明，掠夺式地开采矿山，可以获得短期的经济暴利，可以成为首富，可以获得“金山银山”。但这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最终是祸害子孙后代。余村在走过弯路之后，回到发展生态农业上来，正好说明，金山银山破坏了绿水青山，破坏了生态环境，最后金山银山也不保。不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是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

郑州市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都是靠学习习近平思想上位的，特别是市委书记徐立毅，当时就在浙江为官，应该熟知浙江省安吉余村的实例，安吉县余村关掉矿山、水泥厂、石灰窑，才走上真正发展致富的道路，知道习近平在安吉县考察时提出了两山论，知道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但是他们坚信，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他们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样，金山银山也就是绿水青山。这就成为了现在的习近平的两山论，成为了习近平的生态文明理论。

图8还是来自陈龙的报告，是王宗店村受灾的情形，背后为天瑞水泥厂高空传送带。图9也是来自陈龙的报告，一栋民房的整面墙壁，都被洪水冲走。剩下的断垣残壁上还留着“共奔小康”的字样。2021年7月20日的洪水，摧毁了郑州市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村民脱贫、共奔小康的中国梦。有网友评论说，这张照片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图8：7月23日，王宗店村灾情一角。空中为天瑞水泥厂高空传送带。摄影王红斌

图9：受灾严重的王宗店村。一栋民房的整面墙壁，都被洪水“削去”。摄影王红斌

六、郑州市的森林覆盖率

根据2021年6月25日的一篇题为《河南18市森林覆盖率：三门峡最高，漯河最低，郑州高于鹤壁》的报道，在河南省18座城市中三门峡市森林覆盖率最高，达到50.7%，其次市洛阳市，森林覆盖率45.3%。省会郑州市，名列第八，森林覆盖率33.4%。报道说：“郑州常住人口达到1200万人，面积也不大，可是森林覆盖率依然能达到33.4%，全省第八，比鹤壁驻马店等市还高。说明郑州不仅想做一座有高楼大厦的城市，更想做一座花园城市，对城市绿化非常重视。”

2020年9月2日郑报全媒体记者赵文静的《2035年郑州森林覆盖率超过36％ 所有县建成省级森林城市》一文中指出，位于荥阳市、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二七区、上街区等西部山区，占郑州市国土面积比例的57.8%。其中，森林面积占郑州市森林面积比例的71%，平均森林覆盖率为36.0%。

郑州市森林覆盖率33.4%，这是一个虚假的数字，郑州市西部山区荥阳市等平均森林覆盖率为36.0%，更是一个虚假的数字。正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党中央。

根据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郑州市林地面积为62273.0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26%。就是把全部林地面积都当作森林面积，2005年郑州市的森林覆盖率仅为8.26%。

2020年，郑州市林地面积为74873.0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9.93%。就是把全部林地面积都当作森林面积，2020年郑州市的森林覆盖率仅为9.93%。

2020年郑州市真实的森林覆盖率不足10%。当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来临时，中原大地只能遭受暴雨的鞭打，处处受伤。荥阳市森林覆盖率造假，郑州市森林覆盖率造假，这也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根本不敢涉及的问题，因为河南省森林覆盖率也造假，国务院主管部门发表的中国森林覆盖率也造假。要是追责下去，就要追到国务院的头上。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之四）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习近平的7月21日的重要指示与河南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的险情。郭家咀水库发生的险情是国务院《调查报告》声称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复盘的五个事件之一，其他的四个事件是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与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件。

习近平在重要指示中指出，河南郑州等地个别水库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未提到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有一座水库溃坝的。《调查报告》中曾提到常庄、郭家咀两座水库。关于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的问题，《调查报告》未作任何调查与追责；对于郭家咀水库则作为五个重大事件之一来调查，并认定是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在溢洪道内修建施工便道、进行弃土弃渣所致，是违法事件。与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的定性为责任事件相比，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定性为违法事件，是国务院调查组定性最为严厉的事件。对于违法事件的责任人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陈保国的处分仅仅只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给予行政处罚。

笔者认为，郭家咀水库并非漫坝事件，而是水库大坝发生大规模滑坡事件，造成大坝滑坡的主要原因，首先，水库实际库容不足设计库容的46%；其次，郭家咀水库是病险水库，大坝质量存在严重隐患；最后才是溢洪道部分被堵塞。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郑州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的处理上是高高举起（在事件定性上），轻轻放下（在责任查处上），其做法与在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上、在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是一致的。

原文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44847

为了让读者对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有个印象，文章开始时先看三张照片。

图1：郑州郭家咀水库，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2：郑州郭家咀水库大坝发生大规模坝体滑坡，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3：郑州郭家咀水库大坝发生大规模坝体滑坡，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一、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指明有个别水库溃坝

2021年7月21日上午8时49分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的报道称：“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图4：2021年7月21日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指明个别水库溃坝，图片来源：新华网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对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所做出指示的时间应该是在2021年7月21日上午8时49分之前。习近平指示的三个层次非常清晰，原因是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表象是：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结果是：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于21日赴西藏调查研究，当天上午习近平乘坐飞机抵达林芝米林机场，受到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热烈欢迎。随后，他乘车来到尼洋河大桥，了解雅鲁藏布江及尼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新华社的报道是滞后两天于2021年7月23日上午8时48分发布的。

图5：2021年7月21日习近平赴西藏调查研究，当天上午抵达林芝米林机场，图片来源：新华网

作为定于一尊的中共一把手，习近平应该掌握最及时和最准确的情报，这是习近平亲自布署、亲自指挥的数据基础。在习近平对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所出指示时，习近平应在去西藏的途中，或者正在飞往西藏林芝的途中，应该已经掌握7月20日在郑州发生的郑州地铁5号线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事件等，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关键时刻。

历史上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有张良、萧何与韩信三人帮忙，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去泡泡村姑也不影响打胜仗。习近平不同，事必躬亲，亲自布署、亲自指挥，亲自决策，然后暗中派出督导组、调查组私下检查下属的执行情况和忠诚程度。所以习近平的信息来源不只有一条线，而是有多条线。比如河南个别水库溃坝，这不是小事，而且强调是复数，不是一个水库溃坝，而是几个水库溃坝，肯定要有多条线的信息互相印证，才能成为决策的基础。所以，哪几个水库溃坝，水库大坝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水库的规模有多大，水库溃坝的后果是什么，习近平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况且习近平在指示中也说得很清楚，已经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请原谅笔者掌握的数据不足，直到今天，笔者还是不知道个别水库溃坝，到底是哪几个水库溃坝。笔者不敢这样推测：有人给一尊递送了虚假消息，使得习近平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错误的决策。而且这个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决策通过新华社传遍河南郑州灾区、传遍中国大地，传遍世界，让习近平非常丢脸。但是事情出在河南这个地方，1958年基本消灭了自然灾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的人数全国第一，1975年发生过板桥等62座水库溃坝……中国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十亿人民九亿骗，师傅来自驻马店（驻马店是河南的一个城市）。不过中国宣传部门常常这样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不知道这一次习近平是否也做到了“不信谣、不传谣”？

路透社在2021年7月20日的报道中称，河南至少31座大、中型水库水位已经超过警戒线。是否泄洪、何时泄洪，已经成为当地媒体、民众报道和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但是截至2021年7月20日没有中外新闻媒体报道过，河南省或者郑州市发生过水库溃坝事件。

二、《环球时报》对河南多座水库大坝溃坝的报道

2021年8月4日英文版环球时报网发表了记者Lin Xiaoyi（林小艺）撰写的题为《State-of-the-art dams, cascade reservoirs turn floods from beast into resource Harnessing Yangtze》（最先进的大坝、梯级水库将洪水从野兽变成资源

——驾驭长江）的报道。

图6：2021年8月4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林小艺的报道称，河南省多座水库大坝溃坝导致了严重水灾，图片来源：环球时报网

报道中有一段的标题是Precaution due to Henan floods（河南洪灾的教训），提供了一些关于河南水灾的信息。

林小艺的报道写道：The Global Times learned that after the torrential rains and floods that have killed at least 302 people and caused massive loss in Central China’s Henan Provinc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eams of variou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have been implementing a more disciplined approach to ensure safe operations. “The failure of some dams during the flood in Henan sounded an alarm for us,” Xiang K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Gezhouba Hydropower Plant, told the Global Times.（粗字体为笔者所加）

中文的意思是：“环球时报获悉，暴雨与洪水在中国中部河南省造成了至少302人死亡和重大损失。中国各水利工程的运营管理团队一直在执行更加严格的纪律，以确保工程安全运营。葛洲坝水电站副厂长向克告诉《环球时报》：“河南洪水期间一些大坝的倒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林小艺继续写道：”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reservoir group, the pressure of flood control in the basin is being gradually reduced, but responding to local sudden disaster weather is still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our work,” Xiang said, noting that some dams in Henan failed during heavy rains mainly because the fast-rising water seeped through the holes and gaps of the dams.

中文的意思是：“随着长江上游水库群的建立，流域防汛压力正在逐步减轻，但应对当地突发灾害天气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向克说：“注意河南在大雨期间的水库溃坝，主要是因为快速上升的水从大坝的孔穴和缝隙中渗出。”

《环球时报》英文版林小艺的这篇报道，对河南水灾提供了下面的信息：

——河南省多座水库大坝溃坝导致了严重水灾；

——溃坝的主要原因是快速上涨的水从大坝的孔穴与裂缝中渗透过去；

——三峡大坝、葛洲坝大坝也曾经存在孔穴与裂缝；

——不过请放心，三峡大坝、葛洲坝大坝的孔穴与裂缝现在都已经修好了。

《State-of-the-art dams, cascade reservoirs turn floods from beast into resource Harnessing Yangtze》发表的时间是2021年8月4日，河南水灾造成302人死亡的消息是8月2日中国河南省政府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上公布的，确认从7月16日至8月2日正午，河南省水灾造成至少302人死亡、50人失踪。再早几天，2021年7月29日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江涛说，河南省水灾造成99人死亡。可见环球时报记者林小艺在文章中提到河南省水灾造成302人死亡，消息还是相当快的。到了8月4日，河南郑州水灾已经结束，与当初洪水灾害发生时信息比较混乱不同，河南郑州是否有水库溃坝的事实应该早已厘清了。林小艺采访的葛洲坝水电站副厂长向克证实了河南省多座水库大坝溃坝的消息，并给出了溃坝的具体原因，是因为快速上升的水从大坝的孔穴和缝隙中渗出，而且河南水库溃坝引起了外地水利界同行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否则。十亿人民九亿骗，师傅来自汝州县（胡锡进，河南汝州人）。

三、国务院《调查报告》只字不提个别水库溃坝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在第一页上写道：“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防汛关键时刻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并派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迅速投入抢险救灾，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坚强保障。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会议部署，深入河南灾区考察，要求抓实防汛救灾措施，加快恢复重建，严肃认真开展灾害调查工作。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杨晓渡、张又侠、陈希、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王勇、肖捷、赵克志等领导同志也分别作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国务委员、国家防总总指挥王勇到河南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国家防总、国家减灾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国家有关部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民兵、预备役部队、中央企业以及社会救援力量、志愿者和广大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救灾。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灾区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全面开展。”

虽然国务院调查组在《调查报告》一开篇就提到了习近平在关键时刻作出重要指示，应该是指习近平2021年7月21日上午的那个指示，但是《调查报告》只字不提指示中的“个别水库溃坝”。国务院《调查报告》说：调查认定，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一场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调查报告》的这部分内容与习近平7月21日上午的那个指示十分相似，几个概念是全部照搬：

——持续遭遇强降雨；

——城市发生严重内涝；

——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洪水）：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习近平在7月21日的指示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决胜数日之外”。

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唯独缺少的就是个别水库溃坝，难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4页说：“（郑州）全市124条大小河流共发生险情418处，143座水库中有常庄、郭家咀等84座出现不同程度险情，威胁下游郑州市区以及京广铁路干线、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安全。”这里只提到84座水库出现不同程度险情，但是没有说是水库溃坝。

这个信息就十分有意思了。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整个过程中，中共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各个媒体，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自由媒体，都没有报道过：郑州市有143座水库，其中84座出现不同程度险情。这84座具体是哪些水库？发生了什么样的险情？143座水库，其中84座出现不同程度险情，这84座水库是病险水库，占143座水库的百分之五十九！按照中共的水库管理制度，每个水库有3个负责人（库长和副库长），出现险情就说明出现了水库大坝工程安全问题，是要拿这252个库长和副库长问责的，那么应该问责处置的就不止是97人了。

四、郭家咀水库

郭家咀水库位于郑州市金水河上。根据《河南水利概况》介绍，金水河是东风渠的支流、淮河三级支流。金水河发源于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老胡沟，东北流向，经金海水库以下入郑州市区，横穿市区，经燕庄至金水区八里庙入东风渠。河道全长26.31公里，流域面积74.14平方公里。该流域上游为丘陵区，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坡降1/200-1/300，黄岗寺以下，地面渐缓，入市区后进入平原地带。上游河床两岸陡立，切割深平均25米左右，宽约60米；黄岗寺至金海水库段河床呈宽浅式，最宽达200米；市区段河道经治理后，底宽20–30米。金水河长度不过26.31公里，上游于1958年先后建成郭家咀和金海水库（参见图7和图8）。据说这两座水库有效地控制了金水河的水量，减轻了洪水对郑州市区及下游的威胁。金水河是郑州市区的主要排水河道，污染非常严重，后来部分改造成为市民休闲的公园，但是整个流域生态环境被破坏得十分厉害，特别是环郭家咀水库周边地区，这往往是水库灾难（比如入库水流大于设计，水库泥沙淤积超过预期等）的开始。

图7：郭家咀水库，北边是南四环路，再往北是南水北调干渠，再往北是金海水库，图片来源：百度地图

图8：郭家咀水库，周边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根据《维基百科》等介绍，郭家咀水库大坝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侯寨街道郭家村境内，位于郑州市南四环路南边不远的地方。顺着金水河向北便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相交，金水河在干渠上面通过。位于郑州市西南部的尖岗水库、常庄水库与郭家咀水库是威胁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安全的所谓的头上三把刀。

郭家咀水库大坝工程于1958年开工建设、同年竣工，建设大坝的目的是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及水产养殖，后来又增加了涵养地下水。郭家咀水库的集水面积13.15平方公里。郭家咀水库大坝是均质土坝，大坝坝顶高程海拔163.5米。郭家咀水库总库容511万立方米，最大库容487.6万立方米（与前面的总库容511万立方米矛盾），其中死库容90.0万立方米。水库死水位海拔152.00米，正常蓄水位海拔159.00米，洪水位海拔161.45米。

2007年5月，经郑州市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鉴定，郭家咀水库为病险水库！2008年6月，郭家咀水库列入国家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计划，由当地政府组织对水库施行除险加固工程。除险加固后，郭家咀水库大坝工程的五十年一遇设计洪水位海拔161.45米，相应最大泄量为每秒95.2立方米；用千年一遇洪水校核，千年一遇校核洪水位海拔162.53米，相应最大泄量每秒164.2立方米。经过除险加固工程后，兴利水位海拔159.00米（即正常蓄水位），兴利库容189.0万立方米；洪水位海拔161.45米，调洪库容207.6万立方米。如果郭家咀水库库容没有重复计算，兴利库容189.0万立方米加上调洪库容207.6万立方米再加上死库容90.0万立方米，总库容为486.6万立方米，与最大库容487.6万立方米相差无几，与总库容511万立方米还有些出入。

郭家咀水库是一个库容很小的水库，总库容511万立方米，按照原水利电力部颁发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库容在100万立方米至1000万立方米的水库属于小（1）型水库。水库的集水面积也不大，只有13.15平方公里。但是郭家咀水库经过除险加固工程后五十年一遇的防洪设计与千年一遇洪水校核，标准还是定得比较高的。

千年一遇的洪水校核标准，不是说大坝在遭遇千年一遇的洪水时还能屹立不倒，而是指，在遭遇千年一遇的洪水时，水库的蓄水位抬升到海拔162.53米（距离大坝顶高还有0.97米）时，此时水库必须泄洪，水库的最大泄洪流量要高达每秒164.2立方米时，在满足这些技术条件下，大坝才是安全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大坝的质量必须是好的。在郭家咀水库的防洪标准设计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水库的风浪高的问题。如果出现暴雨风浪天气，千年一遇校核洪水位海拔162.53米与大坝坝顶高程海拔163.5米之间的0.97米高度，可能无法抵抗可能产生的风浪高。只要风浪高超过0.97米，就会有库水溢顶的风险。比如三峡大坝坝顶高海拔185米，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两者相差10米。三峡大坝工程并没有公布万年一遇的洪水位，根据笔者掌握的数字，应该是180.4米，与大坝坝顶高还有4.6米的差距。

郭家咀水库与常庄水库一样，都是当年毛泽东、吴芝圃等的人定胜天思维的产物。淮河流域多解放区，所以治理淮河的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经开始。1950年10月14日颁布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接着就制定了《治淮方略》，提出“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合作”的四个原则，据说这四个互相矛盾的原则充满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法的光辉。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明确提出了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具体时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7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修筑水库大坝，消灭水灾和旱灾，就是当时奋斗的目标，其中河南省干得最起劲。在淮河干流、各级支流上节节拦水，叫“葡萄串”和“满天星”。郑州市的大部分水库，包括郭家咀水库和金海水库，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建造的。党委书记把大旗一举，几万民工上阵，车推肩挑，挖土堆坝，一座座水库大坝就建起了，很多水库大坝连张像样的建设图纸也没有。

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借口要为奥运会提供清洁的水源，中共中央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和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情况，决定建设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中线工程于2003年12月31日开工建设，2014年12月12日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从郑州的南部进入市区，然后转向西北，在郑州的西北角穿过黄河。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郑州段，起点位于长葛与新郑交界的新郑市观音寺镇英李村，终点位于穿黄工程隧洞出口，途经新郑、中牟、管城、二七、中原、高新、荥阳等7个县（市、区），全长128.94公里，占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长的1/10，占河南境内总干渠长度的1/5。郑州段工程总占地面积约为5.5万亩，其中永久占地4.3万亩。郑州段总干渠水面宽约60米，水深7.0米，两岸防护林带宽约4～8米，总占地平均宽约140米（参见：东方今报，2009年07月29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段开工7个分水口往郑州送清泉）。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与郑州的自然河流相交，为了保证当地河流的水质不污染“贡水”，自然河流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形成立体交叉，形成一个非自然性的水网，风险很大。郭家咀水库下游的金水河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上面通过（见下图）。至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河南郑州洪灾的影响在其他文章中再讨论，原则只有一条，金水河的水，或者说郭家咀水库的水，一滴水也不能进入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这是死命令。

图9：金水河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的立体交叉，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五、国务院《调查报告》中的郑州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

国务院《调查报告》只提到常庄、郭家咀两座水库的名字。关于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的问题，国务院《调查报告》未曾提起。

国务院《调查报告》第15页至16页说：郭家咀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生态及涵养地下水等综合利用的小（1）型水库。7月21日0:40，郭家咀水库发生漫坝，最大漫溢水深0.5米，威胁下游数万人生命安全和南水北调工程安全（红色标注为笔者所加）。经开挖临时泄洪沟紧急泄洪，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9.8万人，虽未发生溃坝和人员伤亡，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经调查，这是一起因建设和施工单位侵占毁坏水工程、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导致溢洪道堵塞，极端暴雨引发水库漫坝重大险情的违法事件。

查明的主要问题：一是溢洪道被侵占堵塞。2018年9月开始，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建设郑州市南四环路跨张李垌沟（郭家咀水库溢洪道）桥时，在溢洪道内修建施工便道、进行弃土弃渣，且未制定度汛方案和应急预案，未落实度汛措施，导致溢洪道被侵占堵塞，无法正常泄洪。根据调洪演算结果，若溢洪道正常运行，库水位最高161.10米，尚低于坝顶高程2.40米，不会出现漫坝。二是水库库区被侵占、库容减小。郭家咀水库原设计总库容487.6万立方米，本次调查实测总库容仅222.3万立方米，除多年运行自然淤积外，还存在库区人为占用等问题，加剧了漫坝险情的发展。三是监督管理不力。郑州市二七区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库主管部门等监管执法不严，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国务院《调查报告》首先将在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的险情定义为漫坝事件，是一起因建设和施工单位侵占毁坏水工程、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导致溢洪道堵塞，极端暴雨引发水库漫坝重大险情的违法事件。国务院《调查报告》将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定性为责任事件，而将郑州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定性为违法事件，定性最为严厉。国务院《调查报告》认为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主要肇事者，原因是他们在建设郑州市南四环路跨张李垌沟桥时，在溢洪道内修建施工便道、进行弃土弃渣，导致溢洪道被侵占堵塞，无法正常泄洪。可谓最大罪大恶极。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33页至34页（三、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责任问题（三）有关企事业单位）中指出：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南四环桥建设施工过程中，未履行工程施工不得影响大坝安全的法律责任，违反水法第四十一条、防洪法第三十七条、《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施工期间造成郭家咀水库溢洪道堵塞，未采取临时措施保障溢洪道功能，违反《河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①规定，且未按照有关部门检查、督办、督导整改要求，及时恢复溢洪道功能，违反《河南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国务院《调查报告》依照《水法》、《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认定确定引发郭家咀水库发生险情是一件违法事件。违法事件就和其他的管理失职、懒政怠政问题性质就不同了。

但是给予处理的人员只有一人，党纪处罚也很轻：

陈保国，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给予行政处罚。

请问，违法事件是用党纪处分能够解决的吗？

但是对于负责郑州市南四环桥建设施工的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的处置则是十分严厉的，直接送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他们是：

郭文胜，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四环项目部指挥长；

王旭东，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四环项目部五工区执行经理；

温庆国，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四环项目部五工区工区长。

正如一些自媒体所评论的：应该负责的党政官员个个只罚酒三杯，党内记过，而几位土木工程师成为了事件的背锅侠，把自己送进了铁窗。

国务院调查组直接送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的工程师共八位，其余五位均与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有关。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郑州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且在寻找事故原因时故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非主要原因上，把人带到沟里。在对党政官员与有关工程师的追责处置上，则表现出十分不公平不公众，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是掩盖造成河南郑州重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缺陷，是管理体制的缺陷，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决策错误，而国务院调查组则要把灾难的责任向下推，向技术层面推，似乎是技术上的某些失误导致了这场不可预测事故的发生。其做法与在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上、在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是一致的。

六、郭家咀水库坝体大规模滑坡原因是总库容不足和大坝质量不过关

国务院《调查报告》首先将郭家咀水库发生的问题定义为漫坝事件，这是定义不准确。

2021年7月21日上午，水利部发布消息称，郑州郭家咀水库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未发生决口溃坝。报道称：郑州二七区金水河上小（1）型水库郭家咀水库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但未发生决口溃坝。目前坝顶已基本不过流，当地正在继续扩挖临时泄流通道，降低水库水位。

水利部指明，郑州郭家咀水库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这是对郭家咀水库事件的正确描述，是郭家咀水库大坝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从而导致了大坝溃坝的危险。人们常说，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对的。郑州郭家咀水库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这是水利部的第一反应，描述正确。过了半年之后，国务院调查组左右权衡，反而容易出偏差，因为有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在做出第一反应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考虑这些影响。

图10：水利部承认坝体滑坡但是还没有溃坝，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为什么说，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是定义不准确呢？

因为郭家咀水库本来就没有泄洪构筑物，如泄洪洞、泄洪闸门等。郭家咀水库是利用坝顶溢流来达到泄洪目的的，就是库水从溢流坝段的坝顶上面流过，流入溢洪道（而非泄洪道）。溢洪道多设在大坝一侧，是个蓄水大槽，库水从溢流坝段的坝顶流入溢洪道，再向下游流出。前面提到的，郭家咀水库大坝经过除险加固工程后，遇到五十年一遇洪水时相应最大泄量为每秒95.2立方米，遇到千年一遇洪水时相应最大泄量每秒164.2立方米，都是要通过溢流来完成的。溢洪就是要从溢顶坝段的坝顶上面流过，所以对郭家咀水库而言，漫坝不是事故，而是原设计中保证大坝安全的不可缺少的措施。所以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是定义不准确。

2021年7月20日晚至21日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威胁下游数万人生命安全和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迫使9.8万人民众紧急转移，是因为郭家咀水库大坝背水面坝体发生大规模的滑坡，这是大坝质量的问题（参见图2和图3），也是郭家咀水库库容不足而产生的问题。

郭家咀水库大坝是土坝，一般土坝的厚度很大，越往底部厚度越大，这样坝体稳定，不会发生坝体滑坡。土石坝常见险情主要包括洪水漫顶（非溢流坝）、坝体脱坡滑坡、坝体裂缝、散浸、渗漏、漏洞、陷坑、管涌等。常庄水库发生的13处管涌，采取紧急泄洪措施。郭家咀水库发生的坝体脱坡滑坡由于面积太大，一般的抢救措施，开沟导渗，滤水还坡，换填与原坝坡相同的土料，或者开挖回填，放缓坝坡等都已经来不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泄洪，把水库的水位降下去，最好把水位里的水全部放光。但是郭家咀水库并没有设置泄洪闸门，而是采用溢洪道技术，水库里的水永远不会低于溢洪坝段坝顶的高程，更不能达到把水库里的水全部放光的目的。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临时挖掘了紧急泄洪渠道。后来发生的事实也证明，由于中央抗旱防汛指挥部的介入，由于解放军中部战区的介入，特别是由于安能公司的加入，临时挖掘了紧急泄洪渠道，放光了郭家咀水库的库水，从而解除了溃坝的危险。紧急泄洪渠道的最后出水的去处，还是利用了郭家咀水库的溢洪道和金水河，从桥下通过南四环路，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的上面通过。

根据2021年7月22日“郑州发布”（应该是郑州市宣传部的公众号）发表的《郑州郭家咀水库险情基本解除 安全转移疏散下游群众11万人》要闻报道：郭家咀水库险情发生后，河南省、郑州市党委政府领导一线调度，省市水利专家组及时研判制定抢险、排险、排洪等措施，通过开挖行洪通道等，提高水库泄洪能力，应对超标准洪水。经过多方抢险，郭家咀水库水位逐渐平稳、形成回落态势，已从最高时的163.5米下降至153米，处于警戒水位线159米之下，接近死水位，并以30立方米每秒流量继续下泄。经省市水利专家组研判认定，郭家咀水库险情基本解除，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21日下发的《关于做好人员转移工作的紧急通知》（郑防指电﹝2021﹞53号）同时解除。

通过开挖行洪通道，提高水库泄洪能力，郭家咀水库的水位从163.5米下降至153米，处于警戒水位线159米之下，接近死水位，并以30立方米每秒流量继续下泄，郭家咀水库险情基本解除。

前面已经介绍过，郭家咀水库大坝坝顶高程海拔163.5米，此次洪水过程中最高水位也是163.5米（这个数据与国务院《调查报告》的最大漫溢水深0.5米有出入），水位下降到153米，郭家咀水库的死水位为海拔152.00米，所以险情基本解除。

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郭家咀）水库库区被侵占、库容减小。郭家咀水库原设计总库容487.6万立方米，本次调查实测总库容仅222.3万立方米，除多年运行自然淤积外，还存在库区人为占用等问题，加剧了漫坝险情的发展。

当2021年7月16日后暴雨降临郑州市，郭家咀水库设计的总库容487.6万立方米（忽略原来的总库容511万立方米不计），但是根据国务院《调查报告》，实测总库容仅222.3万立方米，与设计的总库容487.6万立方米差距巨大，只是原来的总库容的46%，小了一半以上。拿一个总库容487.6万立方米的郭家咀水库去应付“千年一遇”的洪水，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因为郭家咀水库防洪标准就是按千年一遇洪水校核的。但是现在拿总库容222.3万立方米的郭家咀水库去应付“千年一遇”的洪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水库太小，装不下这么多的水，装不下库水就从坝顶上溢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2007年5月，经郑州市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鉴定，郭家咀水库并认定是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应该在2007年后施行并完成，郭家咀水库总库容487.6万立方米这个数据不是来自1958年，而是来自2007年。要么是郑州市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当年未实际测量郭家咀水库的总库容，要么是在施行除险加固工程时，偷工减料，未按要求将总库容扩大到487.6万立方米。如果说经过除险加固工程后郭家咀水库的总库容确实有487.6万立方米，只是经过十几年的时间，由于自然淤积（溢洪无助于泥沙淤积的减少）和人为占用，库容就减少了一半以上，国务院《调查报告》是否有责任把自然淤积、人为占用，这两者造成的库容减少分别计算一下，自然淤积造成了多少库容的损失，人为占用造成了多少库容的损失，把造成问题的原因搞清楚。如果主要是自然淤积造成的，今后是否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是否应该考虑拆坝？如果主要是人为占用造成的，是哪些用途或者哪些单位占用了水库的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占用水库用地都是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是否应该追责？

郭家咀水库实测总库容222.3万立方米，不足设计总库容487.6万立方米的46%，库容不足，库水就从坝顶上溢出，这是造成郭家咀水库大坝坝体大规模滑坡的最主要原因。

图11：央视2021年7月22日[新闻直播间]河南郑州 郭家咀水库引洪道疏通正在进行，图中是郭家咀大坝，可见大坝背水面发生大规模滑坡，图片中左上角为南四环路的高架桥，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郭家咀水库大坝背水面发生大规模的滑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坝的质量问题。2007年5月，郭家咀水库被定性为病险水库，由地方政府组织除险加固工程。2021年7月20日和21日，郭家咀水库开始溢流泄洪，大坝背水面就发生大规模的滑坡。这说明，虽然经过除险加固工程，郭家咀水库依然是病险水库。

最后谈谈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建设郑州市南四环路跨张李垌沟（郭家咀水库溢洪道）桥时，在溢洪道内修建施工便道、进行弃土弃渣，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规定，对溢洪道泄洪有一些影响，也还不至于无法正常泄洪，使得郭家咀水库的水位高于大坝坝顶0.5米。南四环路跨张李垌沟桥是高架桥，郭家咀水库溢洪道在桥下通过，弃土弃渣可能减小溢洪道的过水断面，不至于全部堵塞溢洪道，更不可能壅水高至海拔163.5米。

据称建设郭家咀水库的目的是以防洪为主、兼顾生态及涵养地下水等综合利用。这个目标的制定就是一个错误。建设郭家咀水库的目的是滞洪，而不是防洪，滞洪与兼顾生态及涵养地下水是相容的，防洪与兼顾生态及涵养地下水是互相矛盾的。中共官方媒体曾宣传称，郑州的雨量是一小时倒进150个西湖（即15亿立方米）（封面新闻记者李庆：《河南郑州的雨有多大？一小时倒进150个西湖，城区人均头上有85个花洒》。记者把西湖的水容量按1000万立方米计算，郭家咀水库实测总库容222.3万立方米，4个郭家咀水库也装不下一个西湖。按照这样计算，郑州的雨量是一小时倒进600多个郭家咀水库。库容这样小的郭家咀水库是用来防洪的吗？

国务院《调查报告》把责任推给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这是掩盖郭家咀水库总库容不足设计总库容的46%和大坝质量不好这两个关键问题。

图12：南四环路上的高架桥，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13：中部战区解放军官兵驰援郭家咀水库抢险，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七、关于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险情的报道所出现的混乱

中共官方媒体关于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险情的报道，出现巨大的混乱。比如中国新闻网在2021年7月21日上午9时6分发表题为《郑州暴雨已致12遇难 郭家咀水库溃坝，子弟兵出动》的报道说：受强降雨影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郭家咀水库水位快速上涨，7月21日1时30分溃坝。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1日3时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图14：中国新闻网报道：郭家咀水库于7月21日1时30分溃坝，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中国新闻网不但指出郭家咀水库溃坝的原因是水位快速上涨，而且指出溃坝的具体时间是7月21日凌晨1时30分。与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指明的7月21日0:40郭家咀水库发生漫坝，相差40分钟。

中国诸多媒体都发布了郭家咀水库溃坝的新闻。当然中国新闻网也没有忘记在同一篇报道中指出另外一条消息是虚假消息。中国新闻网说：据郑州市委宣传部消息，7月20日，网传“郑州进入特大自然灾难一级战备状态”，经核实为不实消息。

图15：关于郑州洪水的所谓虚假信息，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月21日凌晨5时许通过短信提醒周边居民紧急转移，信内容是：郭家咀水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郑州市防汛指挥部决定以下范围人员立即转移，转移范围为：

1.南水北调以南区域:大学路以西，南四环以北，西四环以东，南水北调以南，以上范围人员全部转移。

2.南水北调以北区域:东到嵩山路，北到航海路，西南到南水北调干渠，底层二层及以下住户全部转移。请广大居民群众、企事业单位互相转告，立即转移，确保安全。

图16：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月21日凌晨5时许通过短信提醒周边居民紧急转移，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短信通知中可以看到，郭家咀水库存在的溃坝风险，直接威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头上的三把刀之一。

而中国的其他一些媒体，如凤凰网引用中原网的报道称，记者从郑州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郭家咀水库存在重大溃坝风险，但截至7月21日6时未发生溃坝。

图17：截至7月21日6时郭家咀水库未发生溃坝，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2021年7月30日郑州日报发表《他们，为郑州水利工程抢险提供技术支撑》的报道：“险情就是命令。持续强降水导致郑州全域积水成灾，贾鲁河水位超历史记录，常庄、郭家咀和五星水库先后出现险情。郑州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负责人带领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冒雨奔赴险情现场，勘察问题点位情况，提出技术处置方案，并现场观察处置效果。在现场救援人员的辛勤奋战下，常庄水库通过压、泄、排措施，控制住了管涌险情，防止了溃坝危险。郭家咀水库通过扩挖溢洪道，加大泄洪量，降低了洪水水位，保证了水库大坝安全。五星水库通过底部固坝角、上部控流水、中部护坝坡的措施，控制住了滑坡的进一步发展，保证了大坝的安全。”

通过这篇报道可以得知，常庄、郭家咀和五星水库先后出现险情，都有溃坝危险。郭家咀水库通过扩挖溢洪道，加大泄洪量，降低了洪水水位，保证了水库大坝安全。郭家咀水库下游的五星水库通过底部固坝角、上部控流水、中部护坝坡的措施，控制住了滑坡的进一步发展，保证了大坝的安全。

郭家咀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7月21日，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率国家防总工作组，赴河南省郑州市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当日上午，工作组抵达郑州并立即开展工作。国家防总工作组当天现场查看了郭家咀水库和常庄水库险情处置情况，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行情况，郑州市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内涝情况，协调中国安能抢险救援队伍34人赴郭家咀水库支持除险工作、88人携带29台装备赴黄河大堤备勤。在郭家咀水库抢险现场，工作组指出，要抓紧实施水库应急除险，充分发挥中国安能专业抢险人员作用，尽快开挖泄流槽降低库水位，保障郑州市城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同时，要设置观察哨，在确保抢险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排险，避免发生人员伤亡。要加强全省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没有溢洪道（此处应该为没有泄洪洪道）的水库要立即采取整改措施。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最为重视的。

西瓜频道有这么一段视频，题目是郑州郭家咀水库溃坝后，志愿者全力护堤筑坝，场面壮观又感人。尽管在那个时候，中共官媒已经否认了郭家咀水库溃坝，但是西瓜频道还是认为郭家咀水库已经溃坝。视频中有许多志愿者在装白色的沙袋和搬运沙袋，这些沙袋是用于加高金水河的堤岸，以免肮脏的郭家咀水库泄洪的水进入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污染了进京的贡水。

图18：志愿者全力护堤筑坝是为了保证郭家咀水库的泄洪洪水不要进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八、结束语

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郭家咀水库发生险情的定性与事故解释不准确。郭家咀水库发生险情是大坝背水面发生了大规模滑坡而不是发生溢顶，发生重大险情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水库实际库容不足设计库容的46%；其次是，郭家咀水库是病险水库，大坝质量存在严重隐患；最后才是溢洪道部分被堵塞。

2021年7月21日习近平对河南省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个别水库溃坝。至今尚未查找到哪几座水库发生溃坝。无法确定，是有人故意用虚假信息欺骗了习近平，还是习近平本人没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之五）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的严重城市内涝问题和海绵城市的建设，并回答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水库泄洪与郑州地铁进水有关吗？

国务院《调查报告》把城市内涝问题归之于天灾。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2页中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这样定性的：调查认定，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一场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不强，对这场特大灾害认识准备不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行为。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特别是发生了地铁、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郑州市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其他有关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

总体是“天灾”是指报告的前面一句：一场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而且严重城市内涝名列首位；具体有“人祸”是指后面一句：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不强，对这场特大灾害认识准备不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行为。

城市不是自然的产物，因暴雨导致城市内涝，应该不是所谓的天灾，而是人们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特别是在城市排涝工程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差错，才导致的城区大面积和高水位的积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祸，而非天灾。

图1：郑州5号地铁被淹的情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图2：郑州京广路隧道在短时间内被洪水快速淹没，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图3：郑州市城区被洪水淹没的情况，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郑州市严重的城市内涝与海绵城市的建设有直接关系。

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的半年时间内，习近平在三个会议上提到和论述了海绵城市。在北京欧诺科创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0日发表的《论中国海绵城市发展现状》一文中明确指明，海绵城市的理论由习近平首次提出。

建设海绵城市的目的十分高大：顺应自然，解决城市缺水问题，提升城市排水系统能力，把雨水化作水资源，同时解决困扰中国的城市内涝问题，要将70%、甚至80%的降水留在当地化作水资源。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中国梦。郑州市是一个缺乏水资源的城市，也是建设海绵城市的模范城市，努力朝着建设海绵城市的目的发展。

面对“7·20”特大暴雨，郑州市束手无策，这只能说明习近平提出的海绵城市的理论，是脱离实际的，其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其功效也是被夸大的。郑州洪水灾害之后，2021年10月22日习近平又提出要加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似乎又高瞻远瞩地指明了城市建设的方向。加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使得大部分降水不能留在当地化作水资源，与建设海绵城市的目的相互矛盾。

郑州地铁5号线与京广快速路隧道亡人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人推出疑问：淹没地铁隧道、快速路隧道的水来自何方？河海大学包为民教授认为：从水库泄出的水直接流入河道，而非四处流泻。水往低处流，除非河道的水位高于郑州城区的水位，或者河道决口，水流才会从河道倒灌到城区中。如果郑州市出现大面积的漫堤、决口、倒灌，那将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并不成立。所以这个问题就被搁置起来了。

现在国务院《调查报告》提供了新的资料：郑州市市区10条内河多处出现漫溢，下游与贾鲁河衔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顶托影响城区排涝……诸多水库大流量地泄洪，超过了贾鲁河与10条内河的通过能力，加上河流壅水顶托，内河水位高于郑州城区的水位，水库泄洪洪水从河道倒灌到城区中，淹没城区、淹没地铁隧道、快速路隧道、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淹没城区的最大水深达到7米，远高于《调查报告》声称的2.6米，是造成郑州市主城区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

一、国务院《调查报告》中的郑州城市内涝问题

在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涝”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字之一。城市内涝是郑州灾害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许多死人事件的根源，比如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等等……

1.1 国务院《调查报告》中的郑州城市内涝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一章“灾害情况及主要特点”中将“7·20”特大暴雨灾害总结为6个主要特点，其中第3个主要特点就是“城区降雨远超排涝能力，居民小区公共设施受淹严重”。

《调查报告》在指出：《郑州都市区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15-2030年）》提出，2030年达到50年一遇的国家排涝标准（24小时降水量199毫米）。此次极端暴雨远超郑州市现有排涝能力和规划排涝标准，郑州市主城区目前有38个排涝分区，只有1个达到了规划排涝标准，部分分区实际应对降雨能力不足5年一遇（24小时降水量127毫米），即使达到规划排涝标准也不能满足当天降雨排涝需要，20日郑州城区24小时面平均雨量是排涝分区规划设防标准的1.6倍至2.5倍。16时至18时京广快速路隧道附近小时降雨量127毫米，为隧道排水泵站设计标准的3倍。10条内河多处出现漫溢，下游与贾鲁河衔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顶托影响城区排涝；主城区20日午后普遍严重积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导致全市超过一半（2067个）的小区地下空间和重要公共设施受淹，多个区域断电断水断网，道路交通断行。主城区因灾死亡失踪129人（占郑州市33.9%），水淹溺亡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区、地下室、街道、地铁、桥涵、隧道等多处，时间基本集中在20日午后到傍晚。

这段文字中有一些内容是涉及郑州京广快速路隧道事件，有的信息非常重要，比如16时至18时京广快速路隧道附近小时降雨量127毫米。这个降雨量比7月20日16时至17时郑州国家气象站测量到的小时降雨量201.9毫米要小许多。同时《调查报告》称，小时降雨量127毫米是隧道排水泵站设计标准的3倍。就是说，隧道排水泵站的能力很小。《调查报告》未对隧道排水系统再做出任何技术评价，是否是有意回避问题呢？

这段文字中有另外一些内容是涉及地铁5号线、京广快速路隧道亡人事件。《调查报告》承认，10条内河多处出现漫溢，下游与贾鲁河衔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顶托影响城区排涝；主城区20日午后普遍严重积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导致全市超过一半（2067个）的小区地下空间和重要公共设施受淹，多个区域断电断水断网，道路交通断行。主城区因灾死亡失踪129人（占郑州市33.9%），水淹溺亡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区、地下室、街道、地铁、桥涵、隧道等多处，时间基本集中在20日午后到傍晚。

这段文字间接承认了，造成郑州主城区20日午后普遍严重积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的原因是10条内河多处出现漫溢，下游与贾鲁河衔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顶托影响了城区排涝。

1.2 水库泄洪与郑州地铁进水有关吗？

水库泄洪与郑州地铁进水有关吗？这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2021年7月25日《第一财经》发表了马晨晨撰写的题为《水库泄洪与郑州地铁进水有关吗？》文章，这篇文章被国内许多官方媒体转载。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中国水库防洪学组成员包为民，他分析说，从水库泄出的水直接流入河道，而非四处流泻。水往低处流，除非河道的水位高于郑州城区的水位，或者河道决口，水流才会从河道倒灌到城区中。如果郑州市出现大面积的漫堤、决口、倒灌，那将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并不成立。

记者写道：“有网友回忆郑州5号线当日‘几分钟涌进了大量洪水’‘水流突然由清澈变浑浊’，因此怀疑其为河水倒灌所致。包为民解释，不能仅凭这两点断定水流来自河道。城市路面的绿化、暴露的土壤，经过大雨的冲刷很可能被裹进水里。”“包为民分析，从强降雨到地面严重积水、冲垮入场线挡水墙，从发生时间上看，存在一定的关联度。”

记者还采访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郭文献教授，郭教授认为：水库泄洪的主要影响是部分管渠水位有所抬升，导致污水、雨水管道排水受阻，当天部分路段甚至出现水流上涌的情况。但他强调，相较于郑州市区的总降水量，周边水库的水量并不算大。因此，水库泄洪对于管渠水位抬升的影响相当有限。

现在国务院《调查报告》出台了。国务院调查组指出，（郑州主城区）10条内河多处出现漫溢。河道的水位高于郑州城区的水位，水流才会发生漫溢，从河道中溢出倒灌到城区中。郑州主城区10条内河多处出现漫溢。造成10条内河漫溢的原因是河流上游水库的大流量的泄洪，泄洪流量大于河流的通过能力，而且内河汇入贾鲁河处均出现卡口，支流的水无法进入贾鲁河，造成河水水位升高，超过郑州城区地面的高程，即泄洪的水流进入郑州主城区。就是说水库泄洪的水直接进入市区，从而进入地铁、快速道隧道等。当时包为民教授说，从那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来看，不可能是水库泄洪的水进入地铁。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提供了新的资料，改变了包为民教授等当时的假说。

1.3 水库泄洪

又根据国务院《调查报告》第5页提供的信息：全市124条大小河流共发生险情418处，143座水库中有常庄、郭家咀等84座出现不同程度险情，威胁下游郑州市区以及京广铁路干线、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安全。

威胁郑州市区以及京广铁路干线、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的正是水库，特别是143座中出现不同程度险情84座水库，国务院《调查报告》只提及2座水库：常庄、郭家咀水库，其他82座水库并没有提及。下面是郑州市的大中型水库的资料：

图4：郑州市的大中型水库统计表，资料来源：郑州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0—2030年)

笔者特别注意到尖岗水库。尖岗水库、常庄、郭家咀这三座水库被称为是威胁郑州市区以及京广/陇海铁路干线、南水北调工程的三把刀，因为这三座水库距离郑州市区、京广/陇海铁路干线、南水北调工程的距离近，而且高程差大。

根据《百度百科》等，尖岗水库位于贾鲁河干流上游的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尖岗村，于1959年兴建，1969年续建，1970年蓄水。尖岗水库与常庄、郭家咀水库一样，都是大跃进年代、人定胜天思维的产物。尖岗水库总库容6820万立方米（是常庄水库的四倍），兴利库容4791万立方米。水面面积枯水期约6000亩，丰水期近7000亩，属于中型水库，但是从2000年起尖岗水库被确定为郑州市一级饮用水备用水源，全国重点防洪水库，与常庄水库一样按大型水库管理。尖岗水库大坝为均质土坝，最大坝高34.1米，最大底宽212.5米（比常庄水库宽出许多），坝顶宽8.0米，坝长460米，坝顶高程158.60米，坝顶设有一道防浪墙，高1.0米（郭家咀水库未设防浪墙）。尖岗水库设泄洪洞，位于大坝西头台地下，属无压混凝土洞，最大泄量为每秒75立方米。尖岗水库另设溢洪道，位于大坝西侧，底部高程154.75米，宽30米，最大泄量为每秒350立方米，无控制闸门（属自溢型）。尖岗水库泄洪洞加上溢洪道的能力，最大泄量为每秒425立方米。

有资料显示，尖岗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13平方公里，地处嵩山山前丘陵地带，自然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高程在海拔150米至500米之间，地面坡度为1/300至1/400。流域内地形属“切割堆积地形”，由于强烈冲蚀，山坡、山头岩石裸露，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所有资料中没有提供尖岗水库泥沙淤积的数据。

图5：尖岗水库，资料来源：网路截屏

图6：尖岗水库与常庄水库的水流在南水北调工程干渠后汇合，进入西流湖，尖岗水库与常庄水库的水流汇合处至西流湖，是尖岗、常庄水库大流量泄洪最可能溢出的地区（蓝色虚线所指范围），这里正好是地铁5号线（包括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京广快速路隧道亡人事件发生的地方，资料来源：谷歌地图，标注为笔者所加

1975年河南板桥等62座水库溃坝后，水利部对全国水库进行了一次安全检查，尖岗水库与常庄一样被列入病险水库。尖岗水库于1975年至1988年间先后完成了坝后导渗降压廊道、主溢洪道、非常溢洪道和水库大坝抗震等除险加固工程。

由于尖岗水库上游来水不足，从1975年起，黄河开始向尖岗水库供水。虽然郑州位于淮河流域，但是由于黄河从西、西北、北、东北等方向为郑州输水，特别是黄河向尖岗水库供水。为此，郑州的水系就不单单属于淮河流域，还属于黄河流域。自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入运行后，尖岗水库又接受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的来水，所以郑州的水系又属于长江流域。

尖岗水库的下泄水与常庄水库的下泄水在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立体通过后即在郑州市主城区交汇，并汇入西流湖，之后贾鲁河便开始了它漫长的、曲曲弯弯地流往沙颍河的征程，在郑州市城区接纳十余条河流的汇入，加上东风渠的横切，水系十分紊乱。

关于尖岗水库的泄洪，中共官方媒体很少有报道，人们谈论常庄水库泄洪比较多，而讨论尖岗水库泄洪则很少。

2021年7月21日《猛犸新闻》发表了东方今报记者刘旭的《直击郑州尖岗水库泄洪现场：水位上涨明显输水洞闸门全开，未出现重大险情》的报道。尖岗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持续的降雨最高水位曾达153.64米，蓄水量为4538万立方米，目前水位为153.34米，蓄水量为4412万立方米。已经超汛限水位，20日晚上8点，尖岗水库输水洞闸门全开泄洪。尖岗水库水将泄洪到贾鲁河，居住在贾鲁河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居民可尽快撤离。

可见，2021年7月20日尖岗水库也在泄洪。根据东方今报记者的报道，20日晚上8点，尖岗水库输水洞闸门全开泄洪。按照技术数据，最大泄量为每秒75立方米。但是尖岗水库的泄洪与常庄水库泄洪是同时汇入贾鲁河，因此尖岗水库的管理人员说，居住在贾鲁河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居民可尽快撤离。就是说，尖岗水库与常庄水库的泄洪有可能溢出贾鲁河道，淹没贾鲁河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居民。但是这个信息并没有通知郑州市居民，特别是没有通知郑州市主城区，特别是贾鲁河与10条内河附近的居民。如《调查报告》所云：主城区20日午后普遍严重积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导致全市超过一半（2067个）的小区地下空间和重要公共设施受淹……主城区因灾死亡失踪129人（占郑州市33.9%），水淹溺亡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区、地下室、街道、地铁、桥涵、隧道等多处，时间基本集中在20日午后到傍晚。

2021年7月20日午后到傍晚，正是常庄水库、尖岗水库等闸门全开，大流量泄洪的时间。

贾鲁河是河南省长度最长的河流，也是郑州市的母亲河，但是在周口入沙颍河处的通过能力只有每秒200立方米。从周口到上游的尖岗水库，贾鲁河的通过能力不会大于每秒200立方米。虽然根据报道，尖岗水库输水洞闸门全开泄洪，泄洪量为每秒75立方米，小于贾鲁河的通过能力每秒200立方米。但是在尖岗水库输水洞闸门全开泄洪时，已经知道常庄水库正在全力泄洪，最大泄洪流量为每秒525立方米。两个水库同时泄洪，贾鲁河河道根本无法承担。从两个水库的水流在南水北调干渠后面汇合至西流湖处，由于流量过大，很可能溢出河道，流入市中心。再者，贾鲁河里装满了水，金水河等其他10条内河的水流也无法汇入贾鲁河，只能在郑州市中心地区壅高水位，溢出河道。

郑州市西流湖除了尖岗水库与常庄水库的来水外，还直接接纳来自黄河的水。2018年末郑州市完成牛口峪引黄工程，每年引黄河水总量达到了8505万立方米至郑州市区，引水工程的目的一是增加贾鲁河的水量，更加重要的是用已经污染、但污染比较轻的黄河水，来冲洗污染更加严重的贾鲁河。另有报道说，除贾鲁河外，郑州市区的东风渠、魏河、枯河，南部四河是金水河、熊儿河、七里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潮河都部分依赖来自黄河的水。

1.4 郑州市10条内河漫溢与贾鲁河卡口

根据2009年制定的《郑州生态水系》规划，郑州市地跨黄淮两大流域，全市有大小河流124条，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有29条；中小型水库153座，其中中型水库14座、小型水库139座。

郑州市有中小型水库153座，与据国务院《调查报告》所说的郑州市有中小型水库143座有所出入，相差10座水库。

《郑州生态水系》规划指出，郑州市区有12条河渠，分别为贾鲁河、索河、须水河、东风渠、贾鲁支河、金水河、熊儿河、七里河、十八里河、十七里河、潮河、枯河，组成六纵六横的水网。

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指明10条内河和贾鲁河，一共11条河，不是12条河渠。但是《郑州生态水系》中有贾鲁河与贾鲁支河，把他们看作一条河，就是11条河。那么国务院《调查报告》所说的郑州市10条内河发生漫溢，加上贾鲁河卡口，就是全部11条河都发生漫溢！贾鲁河、索河、须水河、东风渠、金水河、熊儿河、七里河、十八里河、十七里河、潮河、枯河，都发生漫溢。河水从河道倒灌到城区中，对郑州主城区造成极大的伤害。郑州市的河流上游大多有水库控制贾鲁河上有尖岗水库、常庄水库，金水河上有郭家咀、金海水库（现名帝湖），索河上有三仙庙、丁店、南楚楼、河王、庙湾水库等等。2021年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下令常庄水库泄洪，按照惯例，郑州市的其他水库也都会采取泄洪的措施，以保大坝的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意识。

1.5 为了郑州市的“水清、河美”，暴雨来临之前城区河道景观水已全部蓄满

另外根据映象网2021年7月2日发布的《郑州发布“两河一渠”48处危险水域 提醒学生及市民切勿下河》通告，按照郑州市“水清、河美”行动计划的要求，城区河道景观水已全部蓄满。随着天气变热，中小学生也将放假，不少孩子把目光投向河道水域。殊不知，河道沿线散布着不少橡胶坝，目的是拦水蓄水，使河道形成较大水面的景观效果，但橡胶坝前水域因为河水较深比较危险。郑州城区一共存在48处危险水域。

从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的这则通告中可以看到，在2021年7月2日，在郑州暴雨发生之前，郑州市城区的贾鲁河与其他10条内河都已经蓄满了水，为了制造一个“水清、河美”的景观。同时，贾鲁河与其他10条内河河道沿线建有不少拦水堰、橡胶坝，目的是壅高水位，使河道形成较大水面的景观效果。可见贾鲁河与其他10条内河的水位都是受人工控制的。

郑州的百姓可以把这篇报道找来看看，“两河一渠”48处危险水域周边许多地区，正好是郑州市受淹最严重的地区。

贾鲁河与其他10条内河在暴雨到来之前都已经蓄满了水，表明河道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容纳水库泄洪下来的水体的空间，同时，河道沿线散布的橡胶坝，在洪水来临时都会形成卡口，迫使河道水位升高，造成河水漫出河堤，进入市区。

图7：2021年7月，在暴雨来临之前，根据郑州市“水清、河美”行动计划的要求，城区河道景观水已全部蓄满，无能力再容纳水库泄洪，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1.6 水库泄洪与郑州地铁进水、京广快速路隧道

现在再回来看看之前在这系列文章中使用过的两张图：一张是郑州水系图，另一张是常庄水库泄洪图。

在郑州水系图里，西流湖南面有两条水流流入，左边一条是从常庄水库流入，右边一条是从尖岗水库流入。西流湖的西边还有一条进水线路，是牛口峪引黄工程干渠。因为制图事件较早，没有将这条引黄工程干渠标出。金水河的上游则是郭家咀水库。顺便说说七里河，十七里河和十八里河。中国古人在城市规划中，不将河流直接引入城市中心，而是让河流距离市中心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距离市中心七里路远的叫七里河。把河流引入城中心，可以改变城市的景观，这是优点。但是前提是要做好防洪规划和防洪措施。世界上把12条河流引入一个千万人的超大城市中心，再来一个所谓的六横六纵，只有郑州这一个城市。西流湖和贾鲁河位于郑州西部，郑州的地势总体是西高东低，泄洪的洪水溢出西流湖和贾鲁河，由西向东或者从西北向东南进入郑州中心区，不远处就是京广快速隧道和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

图8：郑州水系图，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图9：常庄水库（与尖岗水库）泄洪示意图，请注意金水河上有郭家咀、金海水库，也要泄洪，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在郑州洪灾灾害期间，李颖（@LiYing_2015）做出如下的猜测：常庄或尖岗水库泄洪，进入下游贾鲁河，到西流湖附近漫溢或决堤，河水快速进入市区，宽阔平整的大马路变成河道，沿农业路向东，到京广路向东南，到黄河路交叉口淹没地铁站，灌入地铁隧道，继续向东南，进入京广北路隧道。李颖补充说：Google地图上看郑州地形，西南处A是常庄水库B是尖岗水库，标蓝色处附近隐约可见的是贾鲁河，标黄色处附近隐约可见的是东风渠，地图缩小看不太清，大家可以到Google地图放大看。我现在很怀疑真实原因是两水库泄洪，下游河道容纳不了，在某个地方决堤灌入市区，否则市区积水速度和泥沙都无法用雨水解释。

图10：李颖提供的Google地图示意图

应该说，国务院《调查报告》所提供的资讯支持了李颖当时的猜测。

李颖还提供了一段关于郑州航海中路上水流的视频，比较珍贵的是图中正好有一个路牌，能够确认视频的准确位置。李颖写道：注意路牌，左方是沁河路，淮河路，右方是汉江路，长江路，前方是兴华南街，所以视频地点是航海中路向东方向，水的颜色和流速显然不是雨水，而是上游泄洪溃坝决堤的洪水，距离尖岗水库6.0公里，距离常庄水库6.6公里，距离西流湖7.3公里。

图11：郑州市航海中路上的水流情况，图片来源：李颖（@LiYing_2015）

1.7 “郑州发布”官方微博和国务院《调查报告》：涝水冲毁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灌入地铁隧道

2021年7月21日新京报作者马瑾倩、裴剑飞、向晨雨、景如月发表了一片题为《雨水如何进入地铁轨道？五问郑州地铁5号线积水事件》的文章，关注积水如何进入地铁轨道这个问题。文章提到一种猜测：由西北路面向东南地下轨道冲击。对这种推测，吴保光从专业角度予以否定。为此作者采访了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城乡韧性与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委员吴保光。吴保光认为，车站入口建筑一般会高于地面不少，车站倒灌进水一般有限，因此出现这样量级的积水，倒灌造成的可能性很小。

作者进一步给出了“郑州发布”官方微博的结论并作出解释：强降雨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及其周边区域严重积水。7月20日晚6点多，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正线区间，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在海滩寺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运。“郑州发布”是郑州市宣传部的官方微博号。

图12：郑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停车场及其周边区域严重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5号线运行区间，地铁5号线列车在海滩寺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运，图片来源：马瑾倩等

马瑾倩等在图上标明，从5号线停车场到地铁5号线沙口站的距离2.8公里，表明了作者对“郑州发布”官方微博结论的置疑。笔者需要补充的是，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距离贾鲁河约2.5公里。请注意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旁边的魏河，地图上很细的一条蓝线，部分被P这个停车场符号所遮盖。魏河在北边不远处汇入贾鲁河。如果贾鲁河水位高，魏河的水流无法入贾鲁河，就会在魏河河道中壅高水位，溢出河道。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贾鲁河水倒灌入魏河。

国务院调查组在《调查报告》中基本是重复了“郑州发布”官方微博的结论和解释。国务院《调查报告》在12页指出：“7月20日，地铁5号线04502次列车行驶至海滩寺站至沙口路站上行区间时遭遇涝水灌入、失电迫停，经疏散救援，953人安全撤出、14人死亡。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极端暴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涝水冲毁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灌入地铁隧道，郑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有关方面应对处置不力、行车指挥调度失误，违规变更五龙口停车场设计、对挡水围墙建设质量把关不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责任事件。”

关于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被涝水冲毁一事，《调查报告》在第13页至14页查明：“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了物业开发将五龙口停车场运用库东移30米、地面布置调整为下沉1.973米布置，使停车场处于较深的低洼地带，导致自然排水条件变差，不符合《地铁设计规范》相关规定，属于重大设计变更，但未按规定上报审批。二是停车场挡水围墙质量不合格。停车场围墙按当时地面地形“百年一遇内涝水深0.24米”设计，经调查组专家验算“百年一遇”应为0.5米。建设单位未经充分论证，用施工临时围挡替代停车场西段新建围墙，长度占四成多，几乎没有挡水功能；施工期间，又违反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对工程建设质量把关不严，围墙未按图做基础。三是五龙口停车场附近明沟排涝功能严重受损。明沟西侧因道路建设弃土形成约300米、高约1米至2米带状堆土，没有及时清理，阻碍排水。有关单位违规将部分明沟加装了长约58米的盖板，降低了收水能力。”

国务院调查组特别是调查组的专家们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提供一个模拟模型来证明，把5号线停车场上所有的涝水全部灌入地铁5号线，是否能够重复这场人间惨剧。笔者以为，变更五龙口停车场设计、对挡水围墙建设质量把关不严，确实是一个错误，但不是造成地铁5号线亡人事故的主要原因。

如果5号线停车场的地势偏低，不断接纳周围地区因暴雨所形成的涝水，才使得有那么多的水量足以水淹地铁5号线。那么就是在城市规划中5号线停车场的选址的错误，没有满足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的选址要求，所在地区的防洪标准太低，而不是5号线停车场挡水围墙低了0.25米的错误。

1.8 对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故责任人的处置

国务院调查组对于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故的处置，应该说是最重的，也是处置人员最多的。

第一，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人员共8人，其中5人与地铁5号线事故有关：

魏平安，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建设工程设计项目负责人；

赵俊良，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建设工程业主代表；

汪鹏，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项目负责人；

朱云，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项目经理；

刘修龙，新疆昆仑工程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项目总监。

第二，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人员共3人，其中2人与地铁5号线事故有关：

赵运臣，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技术管理部部长；

孙红亮，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轨道交通科副科长。

第三，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共75人，其中8人与地铁5号线事故有关：

马微，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张洲，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

杨勇，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郝晓平，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张明锋，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线网管控中心党委书记、部长，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李鹏翱，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线网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赵鹏果，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线网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调度，给予政务撤职处分；

吕晓应，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郑州轨道交通项目部经理，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已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作出处分决定）。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追责问责人员共97人，其中与地铁5号线亡人事故有关的15人，占比接近六分之；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人员8位工程技术人员中，5位与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特别是低了0.25米的挡水墙有关。

1.9.中共官方媒体证实河水漫过河堤

2021年7月23日新华网发表《暴雨突袭下的生命接力——郑州万名医院患者大转移纪实》的报道。

报道说：“20日，河南郑州，突破历史极值的暴雨来袭！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近的金水河水位迅速上涨。”“20日深夜23时，一条微博迅速刷屏，让所有人心头一紧。此时此刻，大雨如注，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金水河河水漫过河堤，雨水、河水混杂着涌入门诊区、病房楼，负三层、负二层、负一层很快被淹，供电、供水、通信等设施受损，全部中断，医疗设备陷入瘫痪，医药物资也很快告急。”“此时，郑州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也成了洪水中的‘孤岛’。医院外几公里的道路都被积水淹没，最深处接近三米，一辆救护车在水中只露出了车顶。积水涌进门诊大楼一层，医院里断水断电，只能依靠小型发电机维持。”“‘医院的员工宿舍、病房、门诊楼的水深在一米六七左右，现在病人和医护人员都转移到了二楼以上，暂时处于安全状态，急需物资、急需转移。’医院外科医生宋书波告诉记者。”

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准确无误地指明，这不是暴雨形成的城市内涝所致，而是金水河河水漫过河堤，雨水、河水混杂着涌入门诊区、病房楼，负三层、负二层、负一层很快被淹，供电、供水、通信等设施受损，全部中断，医疗设备陷入瘫痪，医药物资也很快告急。金水河河水上有金海水库和郭家咀水库，此外还有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泄水（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论述）。

还有报道记述了华中地区最大的心血管病医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也被淹，而这家医院也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这家医院就直接位于贾鲁河畔。从郑州新中心人工湖泊的排水，在医院附近排入贾鲁河。从大一点的区域来看，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的东北边是贾鲁河，西南边是东风渠。东风渠是1958年开挖一条人工河，本来在城市郊区，现在是横穿城市中心。顺便说一下，如果仔细看一下郑州的河湖布置，说得轻一点，是不负责任的“玩水”；说得重一点，是另有图谋。

图13：7月22日，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门诊部，救援人员在积水的大厅内驾驶舟艇转移病患，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图14：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直接位于贾鲁河畔，图片来源：谷歌地图，标注为笔者所加

图15：郑州的河湖布置，说得轻一点，是不负责任的“玩水”；说得重一点，是另有图谋，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另外，2021年7月25日下午《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苟建军，他回忆起7月20日医院被大水漫灌的情况：7月20日下午4时，大水突然涌入医院。“水一下子灌满了地下一层、二层，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楼，三楼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那时已经断电断网。当水进到地下时，应急发电设备由于在地下而被破坏，无法启动供电。”7月20日，突如其来的大洪水让郑大一附院成为“孤岛”。一位网民当时发微博写道：从下午二三点到现在，医院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吃的、没有地方坐，都是病人、老人、儿童。他描述：“困了大约一万多人。医院本身就有细菌易感染，现在每层楼都站满了人，空气流通感觉都是问题，还有那些需要呼吸机的病人……简直太急了！”猛犸新闻‧东方今报曾报导，7月20日，暴雨突至，泥水倒灌，郑大一附院大面积进水。20日晚，医院全部断电：几十台手术被迫中断，重症ICU里六百多名病人失去设备支持，普通病房大量病人输氧告急。断电的同时，医院还面临断水、断网、断药以及断粮。

图16：7月20日下午4时，大水突然涌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而地下室进水应该更早，为下午2、3时，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全国三级甲等医院，被称为“宇宙第一医院”。根据官方网站介绍，郑大一附院总占地面积682亩，拥有河医、郑东和惠济3个院区，院中院12个、临床医技科室95个、病区233个。

按照苟建军副院长的描述，医院建筑物内的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楼，三楼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当时的水深至少在7.0米以上，比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所声称的最多水深2.6米高出许多，而且不是一个等级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占地很大，要淹没这么大一个地区，并让水深达到7.0米，这是城市涝水能够做到的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被淹，说明这是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医院选址的错误，没有满足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特别是医院选址的要求，所在地区的防洪标准太低。

请注意大水突然涌入医院的时间是7月20日下午4时，而且是泥水倒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面积进水。水一下子灌满了地下一层、二层，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楼，三楼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地下室进水，医院断电的时间更早，为下午二三点。

根据国务院《调查报告》，郑州市最大暴雨发生在20日16时至17时郑州国家气象站附近，一小时的暴雨量达到201.9毫米，为大陆历史最大值。而在最强暴雨发生之前，大水已经突然涌入郑大一附院。难道这是涝水造成的天灾？

1.10.小结

在回答“水库泄洪与郑州地铁进水有关吗”这个问题上，国务院《调查报告》提供了重要的、有权威性的信息。当初包为民教授的分析应该修改为：在正常情况下，从水库泄出的水直接流入河道，而非四处流泻，水往低处流嘛。但是当水库下泄流量大于河道通过能力，河道的水位高于郑州城区的水位，或者河道决口，水流就会从河道倒灌到城区中。郑州市出现大面积的漫堤、倒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国务院《调查报告》提供的资料来看，郑州市10条发生了漫溢。

从郑州市主城区大面积、高水位被淹，特别是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这样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淹的情况来分析，郑州市城市规划出现严重错误。而国务院《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涉及郑州市城市规划的错误，这是因为郑州市城市规划是经过国务院审查批准的。郑州市城市规划出现重大错误，最后追责要追到国务院的头上。

最后一个就是对广大民众隐瞒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最重要的信息。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基础信息，比如城市范围内的防洪安全划区，十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范围，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范围，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范围，百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范围，应该都是公开的信息，可以让市民查看的，或者上网查看的。但是在中国、在河南、在郑州，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这些信息对于医院的选址建设是重要的，对于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的选址建设也是重要的。有了这些信息，建筑师是不需要再计算一堵挡水墙的高度应该是0.25米还是0.50米的，也不会因此而受牢狱之灾的。这些信息对于每一个市民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购买住房或者商铺时，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过去只是在文章中、在采访中说，让民众在购房时，查看一些参照物，比如省市领导的住宅区、城市规划人员的住宅区，看看他们所谓位置的高程，用手机查看一下你要购买的房地产的高程。再看看周围是否有水库大坝，安全程度如何。这是笔者能够做的。中国公民应该要求这些信息的公开，因为这关系到你和你家人的安全，也关系到你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投资房地产的价值。

二、郑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为什么不能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2.1.到2020年郑州市投入海绵城市建设的534.8亿元

2018年1月公示的《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年)》显示，到2020年郑州将投入534.8亿元建设海绵城市项目，包括在主城区规划191条涝水行泄通道，建设和改造海绵公园，在河流两岸打造生态滨河缓冲带……《规划》预计，到2020年郑州主城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面积约占建成区总面积的22.5%。郑州市人民政府网于2018年1月22日发布相同内容的报道。

图17：到2020年郑州市投入海绵城市建设的534.8亿元，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作为河南省“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郑州海绵城市已经建设近五年。今年5月郑州日报的一则报道称，自海绵城市建设实施以来，郑州全市共计消除易涝点125处，消除率77%。那么，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又为何没有防止灾难发生？

先要分析一下上面提到的2018年1月公示的《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年)》，第一个信息是“到2020年郑州市投入海绵城市建设的534.8亿元”，第二个信息是“到2020年郑州主城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面积约占建成区总面积的22.5%”。

为什么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没有防止灾难发生？

第一种回答是：投资没有完成。

国务院《调查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海绵城市建设）计划投资534.8亿元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已投资的196.3亿元中，实际与海绵城市相关的仅占32%，用于景观、绿化等占近56%，甚至在全国调集力量支援郑州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还在“修花坛”（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9页）。

按照国务院调查组的算法，郑州市已经完成的、真正用于海绵城市建设的资金只有62,82亿元（196.3亿元的32%），只有计划投资534.8亿元的11.75%。

所以不是海绵城市这个理念的错误，而是海绵城市建设才刚刚开始。要是534.8亿元全部投入进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果。

第二种回答是：海绵城市建设面积只达到22.5%。

一些专家指出，根据郑州城市规划，2020年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面积预计达到22.5%，也就是说，郑州还有77.5%的面积没有建成海绵城市体系。根据他们的计算，郑州的九大海绵城市示范区，到2021年7月郑州市中心城区已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面积110.8平方公里，约占郑州市建成区面积比例为20.4%，计划完成得还不错。不管怎么说，海绵城市建设从面积上来说，只完成20.4%，所以不能要求过高，不能说建设海绵城市这个理念是错误。按照这些专家得说法，郑州市计划投资的534.8亿元是已经完成了。

第三种回答是：海绵城市的理念不适用于郑州这种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

一些专家指出，海绵城市是为了平常的中小雨而设计的，最高也只有两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但是两百年一遇是常住人口150万城市的防洪标准，郑州人口都达到了1260.1万，而海绵城市的防洪标准设计依然按照150万人口城市的标准来设计，明显有点跟不上大城市的发展节奏。

第四种回答是：海绵城市的理念适用于人口密度低城市，而不适用于人口密度增加快、工程建设强度高的郑州市。

一些专家认为，城市人均居住密度过高，每平方公里两三万人，导致城市资源配比紧缺，随之而来的是土壤涵水能力下降，土地硬化率提升，当暴雨来临时，瞬时地表径流增大，内涝风险增加。而每平方公里住一万人，交通、停车问题就能大大缓解，从而科学的解决海绵城市建设问题。

所有的回答就和中国的太极拳一样，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绕过来绕过去，没有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也难怪，中国的海绵城市理念来自最高层，是不能批评的。

2.2 2003年俞孔坚教授用河流的河漫滩来解释海绵功能

最早引入海绵这个概念的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俞孔坚教授。俞孔坚教授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1987年获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5年。1995年获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199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2012年当选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成员。2017年俞孔坚教授未能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因为有20位专家指责俞孔坚“肆意侮辱中国园林优秀传统；设计手法千篇一律，水平拙劣，敛财手段如奸商，巧取豪夺；学风不正、学德不端”。

2003年，俞孔坚教授用自然河流的构成来解释自然系统对洪涝调节能力。俞孔坚教授指出：河流两侧的自然湿地（河漫滩）如同海绵一样，调节水位高低，达到缓解旱涝灾害的功能。俞孔坚教授是用海绵来比喻河漫滩、沿河湖泊的这种对洪水的吞吐功能。这种功能在历史上宽阔的长江，沿江诸多的湖泊如洞庭湖、鄱阳湖、洪湖等等，从而使得长江在唐朝之前很少有洪水灾害的记录，特别是大洪水灾害的记录。这里俞孔坚教授只是用海绵来做比喻，说明河流两侧自然湿地（河漫滩）的功能，不是提出什么海绵城市的理论。

那么就来看一看郑州的贾鲁河与10条内河，那一条河流还有河漫滩？中国30多岁以下的绝大多数国民，可能都还没有见过自然状态下的河流，也没有见过河流有河漫滩。大家都会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边住”的歌曲，祖国一片大好江山。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就成了“唤醒了沉睡的山川，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有谁曾问过：为什么要让大好江山改变模样？回到前面的郑州市水系网图，如果贾鲁河与10条内河，每一条河流都有河漫滩，都有海绵的吸水放水功能，会有郑州7 20洪水灾害吗？那时的郑州是个什么模样？会有这么高的建筑密度吗？郑州市还会把10条内河都引入城市主城区吗？

2.3.中国的海绵城市理念来自最高层

2011年两会期间，湖南省常德市江北水系综合治理办公室项目协调员刘波通过湖南代表团罗祖亮提交《关于建设海绵体城市，提升城市生态还原能力》的提案，提出像建筑屋顶一样，将城市停车场和道路两旁改装成下凹式绿地，并把绿化带路面改造为坡度形的，以利于水流入绿化带旁设置的缺口中。提案建议，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增加可渗透的地板砖、建设下沉式绿地等措施一致，他提出了一个海绵体城市的新概念。

2011年两会之后，国内的一些专家对这个建议做了一些补充，无非是一些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采用的措施，部分收集雨水并加以利用，改造城市社区的道路、绿化带、停车场甚至广场、公园等，滞留部分雨水，恢复城市原有水体，提高城市地面雨水渗透率，减弱城市热岛效应和雨岛效应。本来是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是在推行“小的是美丽”、让河流重新自然化和回归自然的理念。

但是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就变味了，南橘北枳嘛。在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上述措施时，中国学者不敢提“让河流重新自然化”的这个总概念，这是因为中共认为人定胜天，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成果。如果接受“让河流重新自然化”这样的概念，就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违背了。

到了2013年底海绵城市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或者说海绵城市被政治化了。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的半年时间内，习近平在三个会议上提到和论述了海绵城市。在北京欧诺科创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0日发表的《论中国海绵城市发展现状》一文中干脆直接确指明，海绵城市的理论由习近平首次提出。

图18：建设海绵城市的宣传画，逢雨不涝，下雨不看海，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习近平第一次提到海绵城市和海绵城市的重要性是在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2019年10月20日吴跃军、秦海峰在人民网发表题为《中国为什么要建“海绵城市”》中认为，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海绵城市，从此“海绵城市”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2014年3月14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5次会议上，习近平指示说：“城市规划和建设要坚决纠正‘重地上、轻地下’，‘重高楼、轻绿色’的做法，既要注重地下管网建设，也要自觉降低开发强度，保留和恢复恰当比例的生态空间，建设‘海绵家园’、‘海绵城市’。”

一个月之后，2014年4月习近平在另一次讲话中指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布局；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资源；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必须顺应自然，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习近平三论海绵城市，提出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的理论，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中国的学者都必须积极跟上。中国行政管理和地方政府的任务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习近平关于建设海绵城市的指示变成为革命的实践；中国学者的任务就是注释、完善习近平关于建设海绵城市的指示，把它上升为指导中国城镇化建设、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论。

动作最为迅速的是住建部（住房和城市建设部）。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结束不久，2014年2月住建部建设司就把“提出加快研究建设海绵型城市的政策措施”，作为2014年工作的重点，海绵城市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讨论的设想，而是有具体政策措施推动、付诸实施的行动。2014年10月住建部就发布《海绵城市建设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2014年12月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个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出钱出力，搞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中央政府出钱出力搞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自然受到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重视。跑步进京，争取成为第一批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

2014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经过筛选，确定了第一批海绵城市的试点共16个城市。第一批试点城市所涉及的面积约为450多平方公里，预计建设海绵城市的造价为865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造价约1.9亿元人民币。这不是海绵城市，这是用黄金在打造城市！就是给这45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土地全部用金珀镶崁，也不需要这么多钱！

有人指出，第一批海绵城市的造价在每平方公里1.8亿元至9亿元不等，实际投资远远超出865亿元！

2016年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部委发布了第二批海绵城市共14个。这样，全国有30个城市被选定为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这30个试点城市将分三年获得中央财政海绵城市建设资金补助，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

2016年3月18日住建部又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明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八项规定内容，要求2016年10月底前设市城市都要完成海绵城市规划草案。因此，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无疑已经成为各市今年的重要任务之一。郑州市也是在2016年提出海绵城市规划，计划到2020年投入534.8亿元用于海绵城市建设。

2.4.建设海绵城市解决中国水资源缺乏问题，习近平就是比大禹更加伟大的圣人

自从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习近平三论海绵城市，中国专家、学者纷纷增添注释，把一个本来回归自然、接近自然、由诸多小而美的措施，无限地放大，把建设海绵城市的目的吹得很高大上，新的概念不断引入，新的所谓经验不断涌现。

比如把建设海绵城市的目标定为将70%（2015年10月国务院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甚至80%的降雨通过下渗减排、集蓄利用留在当地化为水资源。这样海绵城市，顾名思义就是指城市要像海绵一样，遇到雨水时把它们吸纳起来，缺水的时候再吐出来利用，既能防洪又能抗旱。

图19：建设海绵城市的目标：将70%，甚至80%的降雨留在当地化为水资源，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这个功能的描述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水库大坝的功能十分类似：利用水库库容，把洪水期多余的洪水存储起来，到了干旱的时候再吐出来利用，成为战胜自然的神器。毛泽东引进苏联建水库大坝的经验，首先在淮河流域试验，利用遍地建设水库大坝来根治淮河。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明确提出了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具体时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7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本文在前面介绍的尖岗水库、常庄水库、郭家咀水库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成为现在的病险水库，为害匪浅。

自然界的水是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人们称之为水循环。太阳辐射是水循环的总能源，海洋则是循环的总源汇。

根据原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季松撰写的《中国可以不缺水》一书的资料，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立方米，略高于德国的2167立方米。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32个国家中居第82位，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参加排序，中国在第110位至120位之间。

中国平均年降水量为646毫米（按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计算，共6.2万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折算成地表径流深为292毫米（相当于2.8万亿立方米），就是说，中国降水量中只有45.2%被折算成水资源，而其他的54.8%的降水则不被视作水资源。黄万里先生生前对水资源的这种计算提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自然降水对中国农业意义重大，怎么能够不被计入水资源。

如果建设海绵城市的目标能够达到的话，中国降雨的70%可以转化成水资源量，那么中国的水资源将到达4.34万亿立方米而不是2.8万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452.2毫米而不是292毫米）。按14亿人口计算，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为3100立方米；按12亿人口计算，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为3618立方米。通过建设海绵城市，中国人均水资源可以增加许多。

这样中国水资源缺乏的问题迎刃而解了。习近平就是比大禹更加伟大的圣人了！

2.5.建设海绵城市花费大量投资，维持中国GDP的增长率

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当上了中共总书记，但是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众所周知，改革开发以来中共的GDP一度曾高速发展，对高速公路、高铁建设、水库大坝、机场、城市地铁等基础设施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了GDP的发展，一时有金桥银路钻石坝的说法，说明铁公基工程投资的利润很大（不是经济效益很大），最保守的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大型工程的投资进入了家族利益集团的口袋中。中国近年被曝光的贪官们，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地贪，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从大型工程的投资，从政府的日常运行费用中不可能拿到这么多钱的。最近几年大型工程投资高得离谱，比如雄安高铁火车站总投资300亿元人民币（一说130亿元）。当年建造一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预算为1.72亿元人民币（包括配套设备），实际用了1.384亿元。就大桥本身而言，预算0.725亿元，实际用了0.6581亿元。

习近平当上了中共总书记后，必须尽力保持GDP的增长速度，这时冒出一个“海绵城市”的新概念，成为带动GDP增长的龙头。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迪华粗略估计，在“十三五”期间海绵城市最少能制造全国高铁建设两倍以上的市场需求，即全国6万亿元左右市场规模。

“十三五”期间海绵城市投资是全国高铁建设投资的两倍，6万亿元的大蛋糕！

仅仅是河南郑州一个市，一个省会城市，到2020年就已经完成534亿元，而且郑州市并没有列入国家发改委的30个海绵城市试点城市中。

下面是根据“阜城门六号院”提供的一些资料：

郑州市534亿元；

孝感市282亿元；

贵阳市214亿元；

西安市200亿元；

武汉市162.9亿元；

济南市149亿元；

珠海市133亿元；

衢州市125亿元

南宁市111.47亿元；

镇江市89亿元；

长沙市望城区80亿元；

马鞍山市79.5亿元；

常德市78亿元；

杭州市75亿元；

厦门市75亿元；

庆阳市65亿元；

固原市59亿元；

西宁市55亿元。

18个城市在海绵城市建设累计投资2566.87亿元！

大规模投资搞海绵城市建设，不仅仅只限于国家发改委选择的试点城市，而是已经全面大规模地铺开了，扩大到城市和建制镇。到2018年末，中国城市个数达到67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7个，县级市375个；建制镇21297个。2017年末全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已经达到56225平方公里（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所以李迪华教授的估计，在“十三五”期间海绵城市为6万亿元左右，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估计。目标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的目标，这个蛋糕是何其大也。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一个小而美的回归自然的措施，到来中国就成了高大上的伟业了呢？笔者认为就是让钱给闹的，是让GDP给闹的，是让习近平所创造的功绩给闹的。

2.6.实践证明，海绵城市无法应对洪水灾害

在郑州洪灾之后，“阜城门六号院”总结了中国国内一些海绵城市在防治雨洪、治理内涝的效果。

“阜城门六号院”首先选择了常德、武汉和南宁这三个住建部建设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

湖南常德城区面积仅85平方公里，却投资近百亿用于海绵城市，可以说投资密度远远高于一线城市，一期工程建成后就不断向外界自诩是“海绵城市典范”，彻底告别内涝，还出版了很多书宣传“常德经验”。然而，2019年一场暴雨，3小时降水量仅70多毫米（约为本次郑州暴雨三小时降水量的五分之一），就造成城区严重内涝，很多道路积水1米多深，新华社还专门发了一篇报道。

武汉2019年6月21日，2020年7月初，发生两次严重内涝，其中2020年内涝因持续降雨导致，尚情有可原，2019年内涝是一过性、强度不太大的降雨导致的，则凸显海绵城市建设效果不明显。

南宁2020年3月25日、2021年6月10日发生两次严重内涝，这两次降水量都不是太大，日降水量最大观测点仅102毫米，但是市内发生数十处内涝，积水最深处超过1.4米。

此外还有衢州也是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2020年7月1日、9日发生内涝。

西安2019年4月21日、2020年6月17日、2020年7月31日发生内涝……

笔者补充的还有山西省省会太原市、长治市等城市，2016年年底前开工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到2017年底建成区10%以上面积到达目标要求，到2020年建成区20%以上面积到达目标要求。2021年10月山西省遭遇汛后的大降雨，市区发生严重积水。

实践证明，海绵城市无法应对洪水灾害。

那么再看看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郑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的评价。国务院《调查报告》将这部分内容归置于四、主要教训这一章节的（四）发展理念存在偏差，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之中。《调查报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无论规划、建设还是管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郑州市作为新兴特大城市，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考虑防灾减灾不足，防范治理措施不到位。雨水管道2400余公里，与建成区面积相当的城市相比相差超过一半；计划投资534.8亿元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已投资的196.3亿元中，实际与海绵城市相关的仅占32%，用于景观、绿化等占近56%，甚至在全国调集力量支援郑州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还在“修花坛”；排水明沟等设施“十三五”期间改造达标率仅20%，有的排水泵站位于低处极易受淹失效，地铁、隧道、立交桥等防涝排涝能力不足，地铁区间疏散平台主要考虑防火防烟未考虑防涝，水库溢洪道堵塞、城区积水点等安全隐患长期没有排除，医院、供水、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备用电源多位于地下，一进水就失去了备灾作用。城市规划建设落实防灾减灾要求不到位，这也是不少地方长期存在的共性问题，每年雨季‘城中看海’屡屡上演，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有偏差，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存在很大差距，没有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

笔者认为，国务院《调查报告》不是从根源上去找问题，而是竭力掩盖建设海绵城市这个所谓新理念的错误，特别是目标过高、过大，脱离实际，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下级，比如理解习近平的发展理念存在偏差，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等等。总之，经是好的，就是让下面的和尚给念歪了。

2.7.郑州洪灾后习近平发出新指示

2021年10月22日下午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示说：一是加快构建抵御自然灾害防线。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灾，针对防汛救灾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迅速查漏补缺，补好灾害预警监测短板，补好防灾基础设施短板。要加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大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力度，严格保护城市生态空间、泄洪通道等。

这是习近平在河南郑州“7.20”洪灾与山西2021年10月洪灾之后做出的新指示。在会上习近平没有再提及建设海绵城市对城市防洪防涝的作用，而是提出要加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

只是加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与建设海绵城市的伟大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得到加强，海绵城市的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功能则无法展示，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的也就无从谈起。看来，习近平是希望成为大禹一样的圣人，永远执政就有了合理性。只是习近平还是没有能够成为大禹一样的圣人。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六）

本文主要讨论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之间的关系。都说流经郑州的贾鲁河是河南省最长的河流，其实河南省最长的河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这是一条人造的“母亲河”。为了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的水质，干渠采取全封闭的形式，与自然河流相交时采用立交形式，以免河南省、河北省自然河流中“重污染”、“高致癌”的物质进入干渠，影响“贡水”的质量。按照最初的规划，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只是对解决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缺水问题起辅助作用。目前北京、天津等诸多北方城市中心区域的供水主要依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这对北京、天津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线路，途径中国两个最大暴雨区，这里曾发生75.8与63.8等大暴雨。75.8大暴雨导致板桥等62座水库大坝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63.8大暴雨导致东川口等330多座水库大坝溃坝，真实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公布。在规划和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显然是没有注意到两大暴雨区对工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投入运行，2015年原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指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重大工程面临的风险加大。气候变化影响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工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等。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过程中，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运行安全和保证河南省郑州市受污染的洪水不进入干渠，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河南省委和省政府、郑州市委和市政府，特别是参与救灾的中部战区解放军官兵的重中之重，这种防灾措施导致了郑州市内救灾措施不力和行动迟缓。此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在郑州市的退水（释放干渠中的多余水量），退水水量超过每秒120立方米，额外增加了郑州市主市区河流中的洪水量，超过了河流通过能力，抬高河道的水位，导致河水溢出河道淹没城市街道和城区，加重了郑州的灾情。

一、河南省、郑州市最长的一条河

说到河南省郑州市的河，人们自然会想到黄河。2022年春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的陈坤、萧敬腾、王嘉尔、彭永琛一起唱了首名为《黄河长江》的歌。《黄河长江》原为台湾歌手张雨生作词作曲，这次在春晚上唱的《黄河长江》把张雨生原来的歌词和本意给改了，新歌词的主题是：你是中国的母亲，任务则是绵延中国的生命。

黄河在1972年至1999年的27年中，共有22年出现断流，累计断流72次、1050天，其中1997年断流226天，断流距离704公里，占黄河下游河道的90%。现在虽然说通过小浪底等几座水库的调节，黄河“不断流”了，但是黄河河段经常几近断流，只能保持很小的水流。黄河的过度开发导致了黄河的断流，黄河的过度控制导致了黄河的断流。黄河这个现状给黄河流域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也给下游地区和河口三角洲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黄河断流亮起了中国缺水危机的红灯，也是河南省、郑州市的生态环境危机。

其实，郑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并不属于黄河流域，而是属于淮河流域。

郑州的母亲河是贾鲁河，前文已经介绍，不再重复。

郑州人喜欢谈论的另一条河是金水河，相传这是郑州市区最古老的河流，反正都是与皇帝、国都有关的故事，许多是虚构的或者张冠李戴。就连金水河上的金海水库，现在都改名叫“帝湖”了。金水河上游是郭家咀水库，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过程中一会儿说是溃坝了，一会儿说没有溃坝，最后水库里的水，加上水库上游控制地区的水，一股脑儿地全部进了郑州市主城区。根据新华网的报道，金水河河水漫过河堤，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给淹了，不但淹了地下三层，而且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楼，三楼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当然金水河不单单只淹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淹没了主城区的其他街区。

其实河南省郑州市最大的一条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输水干渠，郑州人也叫它南水北调运河。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运河的源头，地跨湖北、河南两省。源头的闸门在河南省南阳市的陶岔。运河的终点有两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天津。从陶岔至北京1267公里，中途去天津154公里，所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输水干渠号称长1432公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干渠并非如人们想象那样，从丹江口水库到北京接近一条直线。干渠在郑州市这里转了一个大弯，然后经焦作到新会，画了半个圆。仔细看一下地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在郑州市段，主要经过新密、新郑、港区、南龙湖、管南、二七新区、常西湖新区、中原新区、荥阳，在郑州市西北角下穿黄河，在黄河北岸、焦作市境内再出露地面。然后在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象游龙一般由西南向东北，再由西北向东南流至新会，再转向东北至鹤壁，然后向北进入河北境内。

图1：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示意图，图的右边是干渠的高程图，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图2：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陶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中共对自己的赞誉，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中国地形总体是西高东低，河流多是从西向东流。大江东去，一江春水向东流，便是中国河流大致走向的描述。而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则是从南至北，与数百条自然河流/人工渠道相交。为了保证进京贡水的水质，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与自然河流采用立体相交的形式（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与自然河流采用平交形式）。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从自然河流/人工渠道的上面用渡槽的形式通过（如沙河渡槽）或者在自然河流/人工渠道的下面采用虹吸管的形式通过（如滹沱河倒虹吸工程），据称这些工程都是世界之最。也可以是自然河流/人工渠道在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的上面或者下面通过。但是干渠与自然河流绝对不能交叉。特别是河南省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各地遍布癌症村，要坚决禁止这种致癌的污水进入北京。大家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过去皇帝吃东西前都让太监先尝尝，唯恐自己被毒死。现在为进北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把关的是鱼，因为鱼比人对污染物质更加敏感。如果在进京处水质检验站的鱼发生不安的举动，则立即下闸，禁止这部分水进京。通过退水闸将调来的水放弃，流入自然河流，名曰生态补水，补充北方地区的地下水。

如果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的缺水问题，同时又不承担航运任务，应该采用埋管的方式。埋管的优点是占地少、造价低、输水量大，不受外界干扰，特别是不会破坏自然河流体系。埋管方式的唯一“缺点”就是人们看不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绩。而彰显中共决策层的英明则是最大的政治。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在河南境内长达730多公里，占总长度的一半，流经南阳、平顶山、许昌、郑州、焦作、新乡、安阳、鹤壁等8个省辖市，21个县(市、区)，占地35.5万亩，其中永久性占地17.4万亩，搬迁移民21万多。都说贾鲁河是河南省最长的河，256公里，比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那是要相差许多。应该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才是河南的母亲河，一个人造出来的母亲。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郑州段，起点位于长葛与新郑交界的新郑市观音寺镇英李村，终点位于穿黄工程隧洞出口，途经新郑、中牟、管城、二七、中原、高新、荥阳等7个县（市、区），全长128.94公里，占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长的1/10，占河南境内总干渠长度的1/5。郑州段工程总占地面积约为5.5万亩，其中永久占地4.3万亩。郑州段总干渠水面宽约60米，水深7.0米，两岸防护林带宽约4米至8米，总占地平均宽约140米（参见：东方今报，2009年07月29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段开工7个分水口往郑州送清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是一条封闭的人工河。干渠两边有高于2米的栅栏，一般人不能靠近。为保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丹江口大坝与三峡大坝一样，有解放军部队守卫，沿线干渠有近2000人日夜保护。

根据原来的规划，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的平均每年调水量为95亿立方米，水量分配方案如下：

河南省：37.69亿立方米；

河北省：34.7亿立方米；

北京市：12.4亿立方米；

天津市：10.2亿立方米。

但是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达到，最主要是丹江口水库所在的汉江的水资源量不足。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十四五计划中要施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后续工程，通过从长江抽水到汉江，以提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平均每年调水量至130亿立方米。这无非是用继续投资、扩大工程规模来掩盖前期工程的错误，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每年向郑州提供5.4亿立方米的水量，其中的部分水量直接供给自来水厂，其余水量则用水泵抽到尖岗水库、常庄水库等几座水库之中存放备用。

对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供水，郑州市需要支付水费。水费中的一项是水源工程水价，干线工程河南省南阳段、黄河南段、黄河北段、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各口门水价分别为每立方米0.18元、0.34元、0.58元、0.97元、2.16元、2.33元。这一部分，郑州市需要支付的水源工程水价是每立方米0.34元。如果再把将南水北调的水用电力提升到几个水库的费用等计算在内，那么尖岗、常庄等水库中装的是水，但更是人民币。这也就是常庄、郭家咀水库非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下达泄洪命令的原因。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共的门面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保证北京的贡水，所以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行安全是中共决策层优先要考虑的。

二、国家气象局长在2015年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将影响南水北调等工程安全稳定性

2015年5月4日《学习时报》刊登《高度重视气候安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答本报记者问》一文。

郑国光指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重大工程面临的风险加大。气候变化影响重大工程(如青藏铁路、电网、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能源工程、生态工程等)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等。

郑国光从气候特征上来分析，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国家。降水南多北少，旱涝分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差异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632毫米，最多年份是最少年份的1.3倍；冬冷夏热，气温年较差大；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有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气候、高山高原气候等；气象灾害种类多，影响大。

而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气候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愈明显。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可以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自然原因包括自然变率、太阳活动、火山活动、陆地及海洋等；人为原因包括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气溶胶、土地利用和城市化等。

郑国光指出，中国气候变暖的趋势，其幅度明显高于全球。例如，近60年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升高1.38℃，平均每10年升高0.23℃，几乎为全球的两倍。其中，北方增温高于南方，冬季高于夏季，夜间高于白天。本世纪前10年是近百年来最暖的10年。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状况。比如，2003年，淮河发生仅次于1954年的流域性大洪水；2004年，“云娜”台风造成重大灾害；2005年，西江发生超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06年，川渝遭受百年一遇干旱，南方地区遭受“碧利斯”“格美”“桑美”台风灾害；2007年，淮河再次发生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南方发生历史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2009年，北方冬麦区发生大旱；2010年，西南地区发生特大干旱，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201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涝急转；2012年7月21日，华北遭受特大暴雨，给京津冀造成重大影响；2012年5月10日，甘肃岷县遭遇特大冰雹袭击；2013年7月至8月上旬，南方遭受严重高温热浪袭击；2014年7月，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海南等等。

郑国光特别指出：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南水北调工程。实际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重大工程面临的风险加大。气候变化影响重大工程(如青藏铁路、电网、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能源工程、生态工程等)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影响重大工程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影响重大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工程措施等。

郑国光说，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南水北调工程，是特指大家都在关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第4页指出：“这次特大暴雨是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夏季风偏强等气候背景下，同期形成的2个台风汇聚输送海上水汽，与河南上空对流系统叠加，遇伏牛山、太行山地形抬升形成的一次极为罕见特大暴雨过程，对河南全省造成严重冲击。”

此段描述与郑国光的分析是一致的，是常识：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国家，夏季降雨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的影响。这也是通过1975年8月板桥等62座水库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的事件所获得的知识。还有就是地形的影响，太行山等山脉的抬升作用。出于对1975年板桥等62座水库溃坝获得的认知，中国科学家再回首1963年8月的海河大洪水，也是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台风的共同影响”，加上太行山山脉的抬升作用，造成海河流域的大范围降雨，洪水一直冲到天津城下。此外还有1996年8月和2016年7月河北邢台暴雨，2012年7月北京暴雨等等，都是同样的原因所造成的。

多年来笔者一直警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所经地区，正好是东部平原气候与西部山区气候的交接带，条件十分复杂，变化难以预测。中国两个最大暴雨中心均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西地区，一个在河南（1975年暴雨），一个在河北（1963年暴雨），这两个暴雨中心对中线工程威胁最大。

1963年8月上旬，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脉东侧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暴雨中心河北省内丘县獐么7天总降雨量2050毫米，为当时中国大陆一次暴雨过程最大降雨记录。獐么日降水量最高达865毫米。北京北运河的沙河闸和酒仙桥日降水量均达400毫米；日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地方不在少数。海河流域诸水系均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300多座中小型水库溃坝，河北省101个县被淹，平均行洪宽达100公里，京广铁路以西大部分平原地区成为一片泽国。京广铁路中断行车27天。真实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公布。仅刘家台水库溃坝，死亡943人。这次暴雨来势之猛、强度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均为该地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所未有的。

1975年8月上旬，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区发生特大暴雨，从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暴雨的强度超过当年的水库大坝设计者们的预计。8月8日1时板桥大坝溃垮，六亿多立方洪水，十几米高的洪峰咆哮而下。石漫滩、田岗、竹沟等共62座水库大坝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造成河南省有29个县市、1100万人受灾，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最后空军用炸弹爆毁了阻挡分洪的堤岸。共24万人死于这次灾难。

如果638或者758暴雨重现，几十公里乃至一百公里宽、几米或十几米高的咆哮而来的洪水，遇到自南而北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钢筋水泥干渠的阻挡，那又将是什么状态？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之前，河南省有几百条自然河流要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相交。为了减少建设费用，最后只留下105条河流，让其余的河流消失。这105条河流分别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的上方以人工渠道的方式或者在干渠的下方以倒虹吸工程的方式通过，以保证当时的脏水不影响进京贡水的水质。如果采用倒虹吸工程的方式，洪水会乖乖地下沉进入倒虹吸工程从干渠下面通过？洪水中携带的大量物质，不会堵塞倒虹吸工程？河床、河堤和干渠所组成的断面能保证如此大的洪水顺利通过？回答是否定的。如果采用人工渠道的方式在干渠的上方通过，人工渠道的通过能力是否足够大，保证洪水安全通过而不会漫堤溢出？回答也是否定的。那些被人为消失的河流，在遭遇强降雨的情况下，这里又恢复成为洪水的通道，但是遇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洪水无法通过，在干渠左侧壅高，威胁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安全。

按照最初的规划，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只是对解决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缺水问题起辅助作用、补充作用。但是现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已成为很多北方城市的供水生命线：北京城区7成以上供水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几乎全部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习近平亲自规划布置建设的雄安新区没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也无法生存，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离不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省省会郑州的1千多万人口供水依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有人以为，通过南水北调工程，特别是中线工程，北京、天津、河南、河北等地大城市的供水水安全有了进一步的增强，水资源短缺局面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其实这种看法是短视的也是错误的。北京、天津等诸多城市中心区域的供水高度依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这对北京、天津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使得城市发展潜力尽失。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1000多公里长的干渠中的任何一段被破坏，北京、天津等城市就失去主要水源，保卫北京、天津就成为一句空话，长期坚守已经不可能了。如果说，北京不适合作为中国的首都，过去只是一些学者讨论的话题。如今，中国首都必须另选其他地方，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所以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完工、投入运行之后，也就是郑国光指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风险更大的时候，在中共决策层中已经形成共识，河南省、河北省的抗洪形势和任务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尽全力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如同长江防洪的重点在荆江河段、在武汉等大城市一样。

三、保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是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遭遇大暴雨，常庄水库大坝多处发生管涌，河南省省长王凯、郑州市市委书记徐立毅等到常庄水库现场指挥，最后由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决定紧急泄洪。于此同时，尖岗等水库也都采取泄洪措施。紧接着郭家咀水库发生库水漫顶，大坝随时可能溃坝。郑州市诸多水库的紧急泄洪，特别是常庄水库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超过贾鲁河等河流的通过能力，泄洪水量溢出城市河流的河道，淹没郑州市的街道、公共设施、居民住宅，地铁5号线被淹，京广快速隧道被淹，医院被淹，灾情十分严重。但是人们看不到中共政府有效组织的抗洪措施，在市区看不到应急部的救援人员，看不到解放军官兵。这是什么原因？

2021年7月21日中共水利部网站发布消息：近日，河南等地多条河流发生暴雨洪水，郑州郭家嘴水库抢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水利部在指导河南省水利厅做好暴雨洪水防范工作的同时，紧急部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管局做好各项应对准备。

图3：水利部紧急部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防汛工作，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这条消息的标题是：水利部紧急部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防汛工作。可见，尽管在郑州市发生地铁5号线被淹，京广快速隧道被淹，医院被淹的重大灾情时，人员死伤惨重，但是中共水利部最为关心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

水利部的报道说：水利部在指导河南省水利厅做好暴雨洪水防范工作的同时，紧急部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管局做好各项应对准备。

主要有四条措施：

一是21日0时30分，渠首引水闸进一步下调入渠流量至50立方米每秒，并陆续开启上游退水闸退水。大幅下调金水河上下游节制闸开度，尽可能减轻对总干渠的冲击。

二是组织金水河上下游可能受郭家嘴水库溃坝洪水影响渠段内所有运行管理人员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

三是溃坝洪水影响范围内渠段闸门保持远程调度运用，影响范围外渠段做好通讯中断现地手动控制的准备。

四是紧急向京津冀豫4省市通报险情，并提请做好断水和水源切换准备。目前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总体运行安全。

水利部紧急布置中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从21日0时30分开始，渠首引水闸进一步下调入渠流量至50立方米每秒，并陆续开启上游退水闸退水。大幅下调金水河上下游节制闸开度，尽可能减轻对总干渠的冲击。

前面已经介绍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渠首陶岔通常的入渠流量（出水量）是每秒400立方米（一说每秒420立方米），而在郑州市西北角处的穿黄工程（从黄河下部通过）的通过能力为每秒280立方米。按照运行计划，在正常情况下，从陶岔到穿黄工程的这一路中，南阳、平顶山、许昌、郑州等城市的取水量达每秒120立方米水。无论是水库大坝工程还是大规模的调水工程，都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思路设计，象在流水线上操作一样，外部的条件是不变的，永远保持一致的，输水工程也象机器一样，每一分钟都是按照一个程序运作。但是，老天爷并不按照人们的设计来运行的，它有自己运行的逻辑和规律。

虽然中共水利部已经得知，7月17日以来，河南中部北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降了特大暴雨。但是中共水利部并没有预见此次大暴雨可能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造成的巨大风险，所以并没有预先减少在渠首陶岔的入渠流量，而是保持正常的入渠流量每秒400立方米（或每秒420立方米）运行。从陶岔到郑州，一般需要2至3天时间，流速高低视丹江口水库的水位而定。水这个东西，它在缺乏的时候是十分值钱的东西，大家都抢，也愿意出高价获得；但是在水多的时候是一文不值，大家都要丢弃的东西。水从陶岔出来，南阳、平顶山、许昌都遭遇大雨暴雨，大家不要，水都流到了郑州。但是受穿黄工程通过能力的限制，起码有每秒120立方米以上的水量（包括落入干渠的降水）必须作为在受穿黄工程前退水进入郑州的河道，最后流入贾鲁河。请注意，贾鲁河的最大通过能力是每秒200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在郑州市的退水（释放干渠中的水量），增加了郑州市主市区河流的水量，抬高河道的水位，加重了郑州的灾情。

下面是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抗旱防汛指挥部的一份内部明电《关于组织做好常庄水库及索河下游人民群众紧急撤离的通知》：“索河、索须河、贾鲁河沿线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管委会）：在经受连续多天强降雨浸泡后，7月20日，常庄水库坝后坡在125米高程处出现管涌险情，正在紧急泄洪，市水利部门正在组织队伍，、物资进行应急抢修抢护。同时为了确保南水北调安全，索河退水闸开始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当前我市大范围强降雨仍在继续，库区汇水集中，水库水位涨幅较大，已超出汛限水位。为确保下游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各地接通知后尽快组织群众紧急转移疏散。”该内部明电的落款日期为7月20日，但并未说明具体时间。笔者以为，这份内部明电应该是在7月20日15时前后发出的，因为常庄水库最大流量泄洪的时间是在15时。

图4：郑州市抗旱防汛指挥部的一份内部明电，索河退水闸开始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这份内部明电指明，为了确保南水北调安全，索河退水闸开始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索河退水闸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穿黄工程之前的最后一个退水闸，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与前面的分析基本相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经过索河退水闸进入索河，最后还是流入贾鲁河。

根据水利部的报道，除了索河退水闸开启之外，还开启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金水河退水闸。而在7月20日晚，金水河上游的郭家嘴水库发生漫顶、大坝发生大面积滑坡，采用紧急开挖泄洪道的措施，让郭家嘴水库的蓄水以及上游地区的洪水通过泄洪道进入金水河。一边是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退水，一边是来郭家嘴水库的紧急泄洪，其后果可想而知，如淹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四、中部战区的官兵在保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第一线

在中国解放军是救灾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1998年长江抗洪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特别是是武警水电纵队是一支抗洪救灾的专业队伍，装备先进，特别是救灾专用的大型设备。武警水电纵队已经于2018年8月退出现役，所属官兵集体转业。过去武警水电纵队还使用一块企业招牌，称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简称安能集团），方便参与在一带一路的水库大坝工程，特别是担任中国公司的保安任务。武警水电纵队退役后，继续使用安能集团，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在河南郑州“7.20”洪灾过程中，作为救灾主要力量的解放军也是把重点放在保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根据中国国防报李光辉和魏联军撰写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协助河南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纪实》（2021年7月23日发表），2021年7月中部战区投入的河南、郑州救援行动，是习近平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对战区部队大规模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一次检验。报道写道：“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中部战区依托河南省军区设立防汛抗洪前进指挥所，截至7月22日17时，共计派出44批次救援梯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6000余人，民兵、预备役10000余人，出动救援车辆和工程机械1400余台、舟艇170余艘投入救援行动。”

但是来自郑州市的报道，7月20日下午4时至8时，在郑州市中心发生了地铁5号线列车被水淹没，京广地下隧道被水淹没……在事故现场，没有解放军的救援梯队，没有郑州民兵或者的预备役身影。问题是：解放军的救援梯队在哪里？

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常庄水库、尖岗水库与郭家咀水库的情况，这三个水库是悬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上的三把“利剑”。

解放军部队的介入，最早应该在7月20日上午9时许，当时郑州市的最强暴雨尚未发生。但是郑州南四环段因连降暴雨积水上涨，随时可能倒灌渠道，污染南水北调水质。这就是前面介绍的，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左侧是暴雨区，是地势高的地区，过去有几百条河流，为了节省工程投资，在河南省境内只留下105条河流，其余的河流均被消失。天降暴雨，干渠左侧的降水形成地面径流，受干渠阻挡无法流到地势较低的干渠右侧地带，在干渠左侧壅高水位，随时可能涌入干渠。所以，驻郑州市的解放军和管城区人武部出动150多名现役官兵和民兵，紧急开挖水沟将污水引走，以免影响南水北调工程干渠中的水质。

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于2021年7月21日11:25播放一段视频《郑州民兵驻军共同守护南水北调工程》，报道的文字注释为：南水北调工程途经郑州南四环，途中有一段400米左右的低洼地带。因连续降雨，污水大量积聚，随时可能涌入渠道内。郑州市管城区和驻军共投入民兵和现役官兵150多人，紧急开挖引水沟，并用抽水泵排水，加高加固堤坝，终于完成向外排涝。

图5：州民兵驻军共同守护南水北调工程，图片来源：央视军事

于此同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穿黄工程焦作段发生大面积滑坡。焦作军分区迅速组织2600多名民兵疾赴现场，加固主坝，排水清淤，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贡水”的顺利输送。2021年7月22日17时02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刊登新华社辛振乾和张晓亮的题为《为了京津地区正常用水——河南省焦作军分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防汛抢险现场见闻》的报道：“7月20日，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温县段一处发生大面积滑坡，形势十分严峻。河南焦作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唯一穿城而过的城市。面对滔滔洪水，焦作军分区官兵立下铮铮誓言：“确保南水北调顺利输送，确保京津地区居民正常用水。”一场“国字号”工程保卫战随即打响。温县人武部政委刘东带领235名基干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展开抢险工作。军分区司令员刘同兴、政委胡凯冒着瓢泼大雨现场组织指挥。”

图6：焦作军分区官兵出现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防汛抢险现场，图片来源：国防部网

紧接着，7月20日15时，常庄水库大坝出现管涌，大坝出现险情。常庄水库采取无预警的紧急泄洪，最大泄洪流量达到每秒525立方米，远远超过下游贾鲁河每秒200立方米的通过能力。根据李光辉和魏联军的报道，“中部战区、河南省军区领导急赴水库，与地方领导一起组织指挥，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150余名官兵和郑州警备区1000多名民兵，配合地方应急力量封堵管涌、加固堤坝、疏通河道，转移库区下游群众10万余人。水库上空，军地百余架不同型号的无人机实时空中侦察、传输情报，为支援抗洪作战提供保障。”

央视新闻客户端于2021年7月21日9时40分发布题为《河南多地暴雨，子弟兵已出动奔赴救援一线！河南加油！》的报道如下：“7月20日16时许。郑州市中原区常庄水库开闸泄洪，为防范泄洪过程可能出现的险情，18时50分，应郑州市政府请求，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出动150余名官兵，携带皮划艇、救援装备5800余件，紧急参与抢险救援任务。”

又根据新华网2021年7月21日的题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汛”在河南多地展开抢险救灾》报道：“7月20日，郑州市单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单小时降雨量超过日历史极值，造成市区严重内涝，多个水库超警戒水位。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300余名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应急抗洪装备奋战救援一线。他们当中，大多为即将离开大学的毕业学员。目前，仍有200名官兵坚守在常庄水库。”

图7：7月21日，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毕业班学员在常庄水库大堤装填沙袋（手机拍摄）。新华社发（高亮亮摄）

还是根据上篇报道：“当天，驻豫的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武警河南总队等紧急出动1000余名官兵就地展开抢险救灾——17时20分，贾鲁河中牟县官渡镇大王庄段多处发生漫堤险情，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侦察中队、工兵中队共300余名官兵立即奔赴事发地域，进行河堤加固、抢险救援。17时50分，郑州市惠济区枯河丰乐农庄段发生决口，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出动200余名兵力，携带冲锋舟等参与抢险救援，担负决口封堵、堤坝加固等任务。巩义市、登封市等地多处严重积水，群众被困。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300余名兵力携带救援装备，至21日凌晨1时，将受洪水威胁的20余个村庄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图8：驻扎在郑州的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在贾鲁河中牟段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手机拍摄）。新华社发（李悄摄）

报道中提到的贾鲁河中牟县官渡镇大王庄段多处发生漫堤险情，是由于常庄等水库泄洪与南水北调工程退水造成的。而17时50分郑州市惠济区枯河丰乐农庄段发生决口，则是由南水北调工程退水直接造成的。17时50分也是郑州市京广隧道被淹的时间。

中共军方的微博“中国军视网”发文说，7月20日晚上9点多，暴雨袭击郑州导致停电，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的毕业汇演被迫暂停，于是，数百名毕业学员点亮手机，一起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网民评论说，拜托你们先去救灾吧。

根据解放军报记者刘建伟、李鹏、汪飞的报道：郑州市郭家咀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漫坝，坝体破损。险情发生后后，中部战区调度驻豫部队，第83集团军某防工化旅、武警河南总队、民兵预备役官兵紧急驰援处置。目前部队官兵和地方防汛部门，利用大型机械，继续阔挖临时泄流通道，以降低水库水位。同时组织官兵，对下游溢洪道进行疏浚，确保水库安全（中国军网《中部战区紧急驰援郭家咀水库抢险》，2021年7月22日）。

图9：中部战区紧急驰援郭家咀水库抢险

7月21日6时，位于焦作市一体化示范区阳庙镇聂村南水北调大沙河倒虹吸堤坡发生坍塌，雨水夹杂着泥沙倒灌进总干渠。险情就是命令。焦作军分区迅速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一体化示范区120名民兵闻“汛”而动，立即进行抢险。9时13分，山阳区人武部部长黄应龙带领80名民兵前来驰援。”“这次焦作市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辖区内多条河流预警，对南水北调工程造成严重威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城区段办公室负责人说，“看到迷彩服，心里很踏实，广大民兵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屏障，保证了国家重点工程安全度汛。”

报道最后指出：“同一时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的博爱、温县，解放、山阳、中站、马村区(县)人武部等12支民兵防汛抢险分队，昼夜在南水北调总干渠值守，密切关注汛情，随时做好突发险情，确保一渠清水安然无恙。”

根据中国国防报李光辉和魏联军的报道，截至7月22日17时，中部战区共计派出44批次救援梯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6000余人，民兵、预备役10000余人。

分析公开发布的报道，中部战区正式下令派出部队参加河南郑州救灾是在7月20日晚，在郑州京广快速隧道和地铁5号线被淹之后。在这之前有部队应地方政府要求参与救灾。解放军的救援队伍，主要战斗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或者对该工程造成威胁的水库大坝工程旁。

另外，名为中部战区的微博视频号在2021年7月20日晚23时发布消息说：“7月20日，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境内伊何滩拦水坝出现约20米决口，河堤受损严重，拦水坝随时可能垮塌。应伊川县人民政府请求，按照中部战区命令，第83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紧急出动，星夜驰援执行爆破分洪任务。该旅是国家级抗洪抢险应急专业部队，先后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2008年抗震救灾等重大抢险救援任务。截至目前，救援仍在继续！”这是早期关于解放军投入救灾的消息，但投入地点为洛阳市，按下不表。

图10：第83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紧急出动，星夜驰援执行爆破分洪任务，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中部战区解放军官兵在郑州市的再次投入是在2021年7月24日或稍早时候。根据台湾《自由时报》2021年7月24日题为《解放軍全面接手！京廣隧道傳已挖出6000遺體 真相恐成「國家機密」》的报道：“整個京廣隧道相關工作已由解放軍接手，地方救援人員完全撤離，這意味著此一事件可能已上升至國家機密層級，外界恐永遠無法得知隧道內的真相。”

图11：解放军接手整个京广隧道的清理工作，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五、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的真实情况

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行安全，就是要保证河南省、郑州市自然河流中的受到严重污染、含有高致癌物质的水不要进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影响进京“贡水”的水质。

中共政府一向宣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好，符合中国地表水II类水质的要求（注：I类最好，V类最次）。其实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并不好，特别是氮氧含量很高，主要是来自汉江流域农田的化肥投入。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不可小觑，中国的太湖、巢湖、滇池的藻类爆发都是湖泊富营养化所致。从官方报道中来看，丹江口水库的水质，符合II类水质的要求，其中的奥妙是：水中的氮氧含量不参加水质评价。如果做氮氧含量参加水质评价，丹江口水库水只能满足IV类水质的要求。根据中国地表水水质评价的规定，IV类水不能作为生活用水水源，只能作为农业用水水源。目前丹江口水库富营养化的问题，已经沿着干渠向北扩散。郑州市的尖岗水库、常庄水库，接受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水库富营养化也很严重。就是北京的密云水库，也出现了富营养化状况。美国科学家贾德•戴蒙（Jaleaed Diamond），曾在他的著作《大崩坏》中指，南水北调工程将会导致污染扩散、江水资源失衡，造成生态浩劫，不幸被他言中。

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河南省委和省政府、郑州市委和市政府，特别是参与救灾的中部战区，把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行安全作为首要任务，而忽略了保护人民生命不受危害的主要任务。这种防灾措施导致了郑州市内救灾措施不力和行动迟缓。此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在郑州市的退水，加重了郑州的灾情。

王维洛: 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七）

题记：本文主要讨论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与水库无预警泄洪的关系。

图1：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中网民对水库无预警泄洪的问责，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1949年之前，中国没有水库无预警泄洪的问题，因为那时全国仅有二十几座水库，而且建设水库大坝的工程目标单一，就是为了发电。1949年之后，中共政权马上从前苏联引入了斯大林的经验，认为水库大坝既能防洪还能抗旱，建造大量的水库大坝来以求战胜自然灾害，淮河流域成为第一个试点场地。在中共《治淮方略》的指导下，佛子岭、梅山、板桥、石漫滩等诸多大型水库纷纷涌现，同时涌现的还有千万座中小型水库，形成了“葡萄串”、“满天星”，以至于淮河委员会和河南省省委领导人相信自然灾害将很快被消灭。至2021年7月20日中国共拥有近10万座水库大坝。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曾有过几千座水库大坝失事，失事概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至2106年淮河水系及沂沭泗河水系有各种水库5654座，其中大型水库36座、中型水库156座。但这些水库大多为病险水库，年久失修，人库争地，具备调洪能力的不足1/20。因此淮河流域依然是洪涝和干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

对于水库的泄洪，特别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水库突然泄洪，如何发布泄洪的预警以及提前预警的时间是多长，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都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规定，这是一个空缺的区域。若是按照相关的民事侵权法律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在中国几乎没有讨回公道的可能，因为水库大坝工程的所有权属于中共政府。正因为中共政府不对水库无预警泄洪所造成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予以赔偿，所以水库无预警泄洪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且近年来越发频繁。

根据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郑州市143座水库中有常庄、郭家咀等84座出现不同程度险情。又根据郑州市宣传部公布的消息，郑州的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长达14小时，直到20日深夜才发出通告。事实是，常庄水库于7月20日上午10时开始泄洪，之后泄洪逐渐增大，至下午15时常庄水库打开输水洞全部闸门泄洪，媒体报道的水库泄洪量为每秒500立方米，已经远远大于下游贾鲁河的通过能力。实际的最大泄洪量可能更大，因为常庄水库输水闸门的最大泄洪能力是每秒1344立方米；据报道常庄水库的入库流量曾达到每秒800立方米，要使水库水位下降，每秒500立方米泄洪流失是不够的。中国官媒报道，常庄水库泄洪在先，发现大坝出现管涌现象在后。国务院《调查报告》透露，常庄水库出现管涌险情后开始泄洪。2020年7月20日下午16时郑州部分城区开始降大暴雨，但此时郑州已经被淹，重大伤亡已经发生。按照规定，洪水期间常庄水库的调度权归河南省抗旱防汛指挥部，而且做出无预警泄洪决定的正好也是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在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后，尖岗水库等诸多水库也纷纷无预警泄洪，加重了郑州灾情。水库无预警泄洪是造成郑州“7.20”特大洪灾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务院《调查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水库无预警泄洪以及对郑州洪灾的影响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让人非常失望。中共官方媒体引用的最多解释是：“如果不泄洪，一旦溃坝水库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郑州遭受的水灾要比之前更为严重”，此话出自中共常庄水库党支部书记赵润涛之口。

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普遍存在水库无预警泄洪问题，其原因在于：

——习近平的金句指示没有可执行性；

——水库的防洪目标与发电、供水、灌溉、养鱼等经济目标互相矛盾，往往发电、供水等经济目标在运行中高于防洪目标；

——实现水库防洪目标的技术条件并不存在：准确的气象预报尚不可能、水库库容太小，无法担当抗洪的重任；

——为夸大水库大坝的效益，防洪库容与兴利库容重复计算；

——水库中泥沙淤积严重，设计的防洪库容并不存在，防洪效益也不存在；

——现有水库大坝中病危水库大坝所占比例居高不下；

——保证水库大坝工程安全渡过汛期、保证水库不失事是国家防总每年工作的重点；

——现行的水库管理责任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决定了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绝不预先泄洪；

——把责任推给老天，推卸责任，中共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拿百姓生命财产当一回事。

一、中共水利部部长在回顾2021年洪水灾害时只字未提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

在中国的一些专家眼里，在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中，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是一场“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甚至是“五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没有用“千年不遇”或者“五千年不遇”的词语，而只是说：“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所指范围是河南省，使用了“历史罕见”一词，是一种非定量性的描述，百年一遇可以是历史罕见，万年一遇也可以是历史罕见。而其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的暴雨，其总体强度超过“7.20”暴雨，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河南省已经出现了两次“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如果算上1963年邢台地区出现的“历史罕见特大暴雨”，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三次。可以预期，以后还会不时出现。

2022年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举行了“部长通道”采访活动，邀请部分列席会议的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包括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李国英回顾了2021年发生的重大水旱灾害，但是只字未提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李国英只是介绍说：“我国地理气候条件特殊，降雨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由此带来的水旱灾害多发频发重发，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基本水情。去年，长江、黄河、海河流域漳卫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太湖等大江大河大湖相继发生洪水，特别是进入秋季，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海河流域漳卫河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秋季洪水，汉江发生了7次超过1万立方米每秒的秋季大洪水。与此同时，珠江流域特别是东江、韩江流域发生了6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来水量减少七成以上，珠江三角洲城乡居民供水安全受到严峻挑战。”李国英强调了在2021年10月上中旬在山西、陕西与河北发生的洪水灾害，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海河流域漳卫河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秋季洪水等等，但是没有提起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郑州遭遇的“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十分耐人寻味。

李国英特别强调了面对灾情要做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强调水库大坝是第一道防线，发现险情坚决做到“抢早、抢小、抢住”，确保工程安全。李国英回顾说：“面对极其严峻的汛情、旱情，我们全力以赴，重点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坚定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要求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既是各种防御方案正确与否的判别标准，更是各项防御工作必须实现的根本目标。二是坚持‘四预’，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我们要求对每一个流域、每一场次洪水、每一座水库调度、每一处堤防工程防守、每一座蓄滞洪区的分洪运用、每一处受洪水威胁的人员撤离，都要做到而且必须做到‘四预’，做到科学应对、有序应对、有效应对，坚决打有准备之仗、有把握之仗。三是坚守防线。洪水袭来时，水库大坝、河道堤防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水利干部职工、应急抢险队伍、沿线人民群众、社会各方力量视汛情为命令，日夜坚守在防汛一线，巡堤查险，预置料物、设备，发现险情坚决做到‘抢早、抢小、抢住’，确保工程安全。”李国英指出的坚持“四预“，其中之一就是预警。

最后李国英表扬了水库大坝工程在2021年应对灾情做出的贡献。李国英说：“2021年，全国共有4347座次大中型水库投入拦洪运用，拦蓄洪水量累计达1390亿立方米，全国有11座国家蓄滞洪区投入分洪运用，分蓄洪水量13.28亿立方米。通过防洪工程体系和非工程体系的共同作用，全国减淹城镇1494个次，减淹耕地2534万亩，避免人员转移1525万人，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珠江流域6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构筑起当地、近地、远地供水保障三道防线，实施全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梯次补充径流，抑制咸潮上溯，确保了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城乡居民的供水安全。”

从李国英对2021年发生重大水旱灾害的总结可以看出，水库大坝工程是中共政府应对洪水和干旱灾害的最主要技术措施，是第一道防线。李国英不提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这次洪水灾害过程中水库大坝工程没有发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定海神针的作用，相关政府并没有做到坚持‘四预’，常庄等水库的无预警泄洪所造成的后果，在李国英的心中只是一次偶尔的“走麦城”，不值一提。

二、1949年后引进前苏联的经验，大规模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淮河流域是第一个试验场地

1949年之前，中国没有水库无预警泄洪的问题，因为那时全国仅有二十几座水库，主要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建设的，主要的工程目标是发电，比如松花江上的丰满水库、鸭绿江上的水丰水库等。

1949年之后，中共马上从苏联引入斯大林的经验，认为水库大坝既能防洪还能抗旱，而且还能拿发电（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建造大量的水库大坝来以求战胜自然灾害以证实“人定胜天”的理论。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认为是人们无法避免的灾害。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制止自然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为社会造福，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水库大坝工程能够防止在过去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还可以驾驭自然，使水力转而为社会造福，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这就是中共关于常宣传的水库大坝即可以防洪还可以抗旱，同时还可以发电等。

图2：1949年之后，中共马上从苏联引入斯大林的经验，认为水库大坝既能防洪还能抗旱，经验来自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中共政权开始兴建水库大坝来战胜自然，淮河流域成为第一个试点场地。

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治淮方略》的指导下，佛子岭、梅山、板桥、石漫滩等诸多大型水库纷纷涌现，同时涌现的还有千万座中小型水库，形成了“葡萄串”、“满天星”，以至于淮河委员会和河南省省委领导人都相信自然灾害将被消灭。这个消灭自然灾害的目标没有达到，淮河流域成为受灾次数最多、受灾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就最近三十年而言，1991年，2003年，2007年，2016年，2020年，2021年淮河流域都发生大洪水，损失惨重，原因之一就是病险水库多。遇到洪水来临，为保水库大坝安全，纷纷泄洪，其中多有无预警泄洪，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巨大。根据一项调查，至2106年淮河水系及沂沭泗河水系有各种水库5654座，其中，大型水库36座、中型水库156座。但这些水库大多为病险水库，年久失修，人库争地，具备调洪能力的不足1/20。

图3：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图片来源：洪泽报

三、关于水库泄洪的预警是法律法规中的大漏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是中国关于水资源的大法。

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水法》，2002年8月29日、2009年8月27日和2016年7月2日经过三次修改。关于水库的泄洪，特别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水库突然泄洪，比如如何发布泄洪的预警以及提前预警的时间是多长，《水法》未作任何原则性的规定。

1997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年1月1日起施行。《防洪法》在2009年8月27日、2015年4月24日和2016年7月2日进行了三次修正。关于水库的泄洪，特别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水库突然泄洪，比如如何发布泄洪的预警以及提前预警的时间是多长，《防洪法》未作任何规定。《防洪法》中关于关于蓄滞洪区的一些规定，比如使用蓄滞洪区应当给与补偿等等，对于水库泄洪和赔偿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是根据1991年3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号发布并在发布之日起施行，并于2011年1月8日和2018年3月19日进行了二次修订。《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大坝出现险情征兆时，大坝管理单位应当立即报告大坝主管部门和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并采取抢救措施；有垮坝危险时，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向预计的垮坝淹没地区发出警报，做好转移工作。”《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提到了“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向预计的垮坝淹没地区发出警报，做好转移工作”但是使用的是“应当”一词，而不是“必须”一词。至于“应当”提前预警的时间是多长，更是没有提及。关于水库垮坝或者因有垮坝危险时而采取如泄洪等抢救措施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做出赔偿，《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是根据199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6号公布并在发布之日起施行，并于2005年7月15日和2011年1月8日进行了二次修订。《防汛条例》关于水库的泄洪，特别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水库突然泄洪，比如如何发布泄洪的预警以及提前预警的时间是多长，未作任何规定。《防汛条例》只是在第二十条规定：有防汛任务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江河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防洪设施，以及该地区的防汛通信、预报警报系统。第三十三条规定：在非常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确定的重点地区和大局安全，必须作出局部牺牲时，在报经有管辖权的上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批准后，当地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可以采取非常紧急措施。实施上述措施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如遇到阻拦和拖延时，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有权组织强制实施。第三十三条规定中所指的非常紧急措施，包括动用分蓄洪区、扒堤分洪和水库泄洪等。第三十四条规定：当洪水威胁群众安全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群众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生活安排。第三十四条规定还是使用了“应当”一词，而不是“必须”一词。规定中“及时”一词，也没有具体规定，何为及时，提前多少小时是及时。

2006年水利部发布《关于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国现有各类水库8.5万余座，水库总库容达5542亿立方米……但我国水库也存在建设先天不足、后期管理不善等问题，不仅影响水库的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甚至发生过垮坝，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非常惨痛。虽然近年来由于加强管理和开展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库安全形势总体有所好转，但对水库安全仍不能掉以轻心。”《通知》在《三、制定水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一节中规定：“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各水库主管部门和管理单位，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在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制定水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水库突发事件指因超标准洪水、工程隐患、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溃坝、水质污染、战争或恐怖袭击等因素导致的水库重大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应包括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和监督管理等内容。应急预案原则上按管理权限由相应的政府审批并组织落实。应急预案应在2006年主汛期前完成审批。”《通知》在《四、建立水库安全事故报告制度》一节中规定：“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水库突发事故报告制度。报告制度中要明确各类事故的报告主体、程序和时限，说明水库基本情况、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原因和发展趋势、危害程度、威胁对象和拟采取的措施及落实情况。”虽然《通知》提出了要做水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中也可能会包含涉及水库泄洪预警的内容，但在国家层面上，《通知》对水库泄洪预警的发布以及提前发布预警的时间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2010年水利部又专门针对小型水库发布了《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对水库泄洪预警的发布以及提前发布预警的时间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是第十八条规定：小型水库应配备必要的通信设施，满足汛期报汛或紧急情况下报警的要求。第二十七条规定：水库管理单位或管护人员发现大坝险情时应立即报告水库主管部门（或业主）、地方人民政府，并加强观测，及时发出警报。第二十九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库主管部门（或业主）应加强对应急预案的宣传，按照应急预案中确定的撤离信号、路线、方式及避难场所，适时组织群众进行撤离演练。《管理办法》只是提到了“及时发出警报”。

2018年水利部办公厅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两个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数千座小型水库是无主水库；第二个问题是全国还有1万多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尚未完成。关于无主水库或者病险水库的泄洪预警以及提前发布预警的时间根本没有提及。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还是《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中共政府的法律法规，关于水库的泄洪，特别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水库突然泄洪，比如如何发布泄洪的预警以及提前预警的时间是多长，均未做出任何规定，这是一个空缺的区域。

对于这个问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认为，上游泄洪导致下游损失惨重的教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上下游同步告知和预警不及时，导致下游的防范应对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防洪法在规定汛期泄洪需要履行的流程和监督措施之外，对于泄洪之前的事先预警机制、水库泄洪之前下游群众疏散时间的确切规定、非汛期泄洪的作业环节等泄洪防水作业规范的详细内容，并未纳入法律法规中。胡功群表示，对于因上游泄洪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害，特别是没有纳入防洪法直接规定范畴的非汛期泄洪损害，防洪法并没有针对上游开闸管理部门和下游水务部门明确归责机制，只能按照相关民事侵权法律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但在实践中追责困难重重。可以看到，胡功群认为确切规定水库泄洪之前下游群众的疏散时间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同样，对无预警泄洪造成的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四、朱镕基说：扒堤使用蓄滞洪区要提前48小时发布预警

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往往比法律、法规更有权威性。

1998年长江发生洪水期间，８月6日上午，沙市水位达到海拔44.68米，预计会继续上升到海拔44.95米。按照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书记和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共同国家防总、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去紧急报告，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紧急报告，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时间是8月7日中午12时。在８月6日中午12时，转移荆江分洪区内群众的工作已经启动。16小时内，荆江分洪洪区完成了33万人、1.8万头耕牛的安全大转移，等待中央批准动用荆江分洪区的决定。最终，中共最高领导决定不分洪，派几十万解放军官兵上长江江堤严防死守。

也就是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引用时任国家防总总指挥温家宝副总理的一句话，扒堤使用蓄滞洪区要提前48小时发布预警，好让居民安全转移，并强调这是中央政治局的意见。

2016年7月25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主持召开全国抗洪工作会商会上明确表态，暴雨洪水来临前、水库泄洪前和蓄滞洪区运用前要及时发布预警，留足转移避险时间，做到覆盖到村、落实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对此新华社以《防总：水库泄洪前要留足转移避险时间》为题予以报道。但是在水库泄洪要预警的问题上，无论是朱镕基、温家宝或者陈雷、甚至是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都没有用，因为接下来的就是中共政府必须承担赔偿的责任。

五、水库无预警泄洪

5.1.中国水库无预警泄洪的一些案例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各地发生的重大水灾，很多都与水库泄洪、特别与水库无预警泄洪有关，除郑州常庄水库外还有诸如

——丽水洪灾：2014年8月18日日至29日发生在浙江省丽水市的洪水灾害与紧水滩水库无预警泄洪；

——鄱阳洪灾：2016年6月20日昌江支流滨田河的滨田水库无预警泄洪，江西省鄱阳县古县渡镇被淹；

——武汉洪灾：2016年6月底7月初举水河堤溃口、淹武汉部分城区，原因是响鼓墩水库有溃坝风险，部队用爆破扩大泄洪能力，同时举水河流域所有水库同时泄洪；

——邢台洪灾：2016年7月19日至21日发生在河北邢台市的洪水灾害与七里河上游东川口水库以及朱庄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天门洪灾：2016年7月20日湖北省天门市汉北河多处河堤被人为扒开，多处城镇被淹，与上游石龙水库、龙门水库等水库无预警泄洪直接有关；

——南阳洪灾：2016年7月20日河南省小南海、彰武和双泉水库水位陡涨，开始无预警泄洪。泄洪1小时半后，下游河道发生溃口，动用部队、民兵抢救，转移居民。泄洪2小时后为保证南阳市区安全，决定启用分蓄洪区，转移居民。

——长沙洪灾：2017年6月底7月初湖南长沙市宁乡县洪灾与黄材水库泄洪；

——寿光洪灾：2018年8月19日至21日发生在山东寿光市的洪水灾害与弥河上游黑虎山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2019年8月1日，黑龙江省西泉眼水库无预警泄洪造成下游哈尔滨市道外区巨大财产损失；

——2020年4月10日下午，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平溪水闸突然无预警泄洪，致下游3人遇难2人失踪；

——达州洪灾：2029年6月上旬广西省桂林市周边的几座水库的无预警泄洪导致阳朔等多地被淹；

——达州洪灾：2021年8月7日至8日发生在四川达州市多处的洪水灾害与当地多个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泸州洪灾：2021年8月9日发生在四川泸州古蔺县丹桂镇及相邻的乡镇的洪水灾害与当地多个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平顶山洪灾：2021年9月25日发生在河南平顶山市和南阳市的洪水灾害与白龟山水库和鼓石山等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山西洪灾：2021年10月2日至8日发生在山西的洪水灾害与汾河支流上的几个水库的无预警泄洪；

——石家庄洪灾：2021年10月11日发生在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滹沱河上的一辆通勤大巴被岗南水库的无预警泄洪冲走，造成13人死亡1人失联等等。

图4：2020年6月上旬桂林市周边几座水库无预警泄洪导致阳朔等地被淹，图片来源：秦晖：阳朔洪灾反思

图5：2021年10月6日山西省祁县子洪水库无预警泄洪，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这么多水库无预警泄洪的事件，这与中国有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水库大坝有关，与水库大坝工程的建设质量差有关，与水库大坝工程中病危水库占比高有关，与中共法律法规中的缺失有关，与中共草菅人命、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一回事有关。

5.2.习近平的金句指示没有可执行性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特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几乎逢会必讲防范风险，连续两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专题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要求“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切实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象习近平这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的话，都被中共宣传部门捧为“金句”。可惜，这些金句在实践中根本不可执行。比如“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目标是“不可失防万一”，是将所有的决策权力都集中在中共最高层，集中在习近平手中，而且又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圣人，不会犯错误。手段是“宁可十防九空”，就是说执行结果将证明，决策错误的机率是十分之九。但是这不能说是习近平决策的错误，那么就必须有人来承担“十防九空”中的错误，按照中共和习近平的逻辑，这是是下级执行的错误，让下级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

又比如“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听上去中共领导和习近平很大度，宁愿听取不同意见而不要一个错误的结果。事实是什么？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骂了几句，工作没了；中央党校蔡霞教授骂了几句，北京师范大学周孝正教授骂了几句，退休金没了。如果习近平能够做到“宁听骂声，不听哭声”，那么习近平也就不是习近平了。

中国河流有明显的汛期和枯水期之分，如果水库大坝工程都奉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教诲，汛期到来之前，把水库里的蓄水全部放空，直到汛期真正的结束，那么中国的水库就不需要泄洪了，因为水库里无水可泄，就更不不需要无预警泄洪了。但是问题接踵而来，进入枯水季后，水库很少有机会再蓄满水了，怎么办？

第一财经网作者马晨晨于2021年7月2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水库泄洪与郑州地铁进水有关吗？》的文章，文中有第一财经记者对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中国水库防洪学组成员包为民的采访：“包为民表示，一般暴雨来临前，水库会根据预案有计划地排水。开闸预泄是重要的一步，目的是降低水库水位，腾出有效库容。但是，水库除了发挥蓄洪作用，还要实现经济效益。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往年降雨量偏低，如果提前排出过量的水、降雨量却不及预期，那么灌溉、发电、城市供水都将成为难题。因此，每个水库都会设置调度红线，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合理的调度，不能苛求把水库‘提前清空’。”

包为民教授的“不能苛求把水库‘提前清空’”，应该是对习近平“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最好的否定。

习近平擅长讲金句，习近平的爱将们也喜欢讲大话、讲空话、讲狠话。2021年7月13日，河南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楼阳生主持，市、县两级同步收听收看。在会上楼阳生当即宣布全省防汛工作进入主汛期战时状态，以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做法做好防汛工作。楼阳生强调，要形成工作落实的闭环机制，消除死角、覆盖盲区，确保不在“麻绳最细处”出现险情、形成灾害。楼阳生提出“五不”目标：“重大水利工程不出事，因地质灾害、小流域洪灾等引发的人员伤亡不发生，重要交通不中断，城区居民家中不进水，城市局部地区不出现长时间积水”。

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詹承豫批评说，主汛期战时状态并非一个正式名词。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体现了对险情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可能只停留在理念和口号上。

其实，楼阳生是向习近平学的，一有风吹草动就进入战时状态，这样就会被认为是思想上重视，措施坚强有力。

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过后，没有官方媒体再关心楼阳生提出的“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做法”是否起了作用，楼阳生的“五不”目标是否有一个得以实现。国务院《调查报告》对河南省省委和省政府的表现多有赞扬。

5.3.水库的防洪目标与发电、供水、灌溉等经济目标互相矛盾

建设水库大坝工程，目的往往是发电、供水、灌溉等，还有防洪。但是防洪目标与发电、供水、灌溉等目标是矛盾的。

拿常庄水库为例，刚上马建设的时候可能是为了农田灌溉，现在则是为郑州市自来水厂提供水源，并存放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分配给郑州的水。同时，常庄水库还有防洪的任务。《搜狗百科》是这样介绍常庄水库的功能：常庄水库是一座以防洪、城市应急供水、生态防护、水源保护为主的中型水利工程。据笔者了解，常庄水库还承担养鱼的功能。

为了实现最大的防洪功能，在汛期到来之前，常庄水库必须将所有的防洪库容置空，准备在洪水到来是拦蓄洪水或者削减洪峰。在这种状态下，常庄水库无法承担城市应急供水的功能，就是养鱼功能也难以发挥，因为在清库时，水库里的鱼全部跑了。

当常庄水库将所有的防洪库容置空后，可能会遇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情况是汛期发生大降雨、大洪水，水库发挥防洪功能，皆大欢喜。水库里装满了洪水之后怎么办？把洪水存储在水库中还是放空等待下一次洪水的到来？中国汛期的洪水往往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如1998年长江洪水八次洪峰，2920年长江洪水五次次洪峰；另一种情况是汛期没有什么降雨，更没有什么洪水，无法展现水库的防洪功能。到了汛期过去后，水库里还是空空如也，怎么办？郑州市缺水怎么办？

1975年8月5日河南板桥等62座水库相续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板桥水库是大型水库，有防洪和灌溉功能。当8月4日降雨开始时，板桥水库开始蓄水，因为几年来板桥水库一直是蓄水不足。当板桥水库溃坝时，水库里是蓄满了水，所以溃坝洪水的破坏力特别大，无坚不摧，证明了《道德经》所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2021年7月河南郑州的大降雨开始于16日，有防洪和供水功能的常庄水库也是开始蓄水，而不是放水，因为常庄水库自建库以来还没有蓄满过水。按照规定，在汛期水库必须留足防洪库容，不能蓄水。但是此次降雨对常庄水库来说，是建库以来唯一的一次蓄满水的机会。在权衡利弊之后，常庄水库管理部门做出了违反水库管理条例的蓄水的作用。只是在蓄水过程中，常庄大坝出现了管涌的险情才不得不开始泄洪。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大坝的运行，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综合效益。大坝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批准的计划和大坝主管部门的指令进行水库的调度运用。在汛期，综合利用的水库，其调度运用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以发电为主的水库，其汛限水位以上的防洪库容及其洪水调度运用，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水库的调度运用。

什么是“大坝的运行，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综合效益”？一个发挥综合效益，就可以有多种解释。仔细分析《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与要求“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也是不相容的。

5.4.实现水库防洪目标的技术条件并不存在

并不是任何一个水库都有防洪功能的。水库具有防洪功能，它是要满足一定的技术条件的，比如要有准确的气象预报，水库的库容要足够大，而这些必要的技术条件，在毛泽东引进苏联的经验时没有讲清楚，在中共决定建设三峡大坝和西部大开发时也没有讲清楚。

水库要发挥所谓的防洪功能，首先是建立在准确的气象预报之上的。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大坝管理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做好防汛抢险物料的准备和气象水情预报。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中也强调要加强水雨情测报预报系统等设施建设，增强水库管理和科学调度的手段和能力。

2021年7月5日，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发生前的15天，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就要求下属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做好中短期和临近预测预报，尤其要加强局地短历时强降雨监测预报，努力提高预报精度、延长预见期。要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运用监管，督促地方严格按照批准的调度运用计划，依规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参见：新华网：淮河流域内5座大型水库水位超汛限 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2021年7月5日）。

郑州“7.20”洪水灾害发生之后，许多专家出来表态，中心思想就是一个，气象预报的准确率不高。国家气象中心首席预报员陈涛对媒体表示，中国已努力改善极端天气预报。现代预测模型在正常条件下运行良好，但人们对极端天气的动态知之甚少。「极端天气系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预测的准确性，」他说。国家气象中心是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认可的九个中心之一。尽管该中心使用了卫星和超级计算机，但其降雨量估计错误的次数比正确的要多。根据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去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国气象部门在2008年的24小时降雨预报准确率约为15%，到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0%。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降雨量也是最难预测的事情之一。大多数气象学家表示，仍然无法预测第二天特定小时内的降雨量。在数值预报技术领先的欧美，他们的气象学的历史要长得多，而且覆盖的土地面积通常较小，其准确度也只有30%左右（参见：吴昕：为什么天气预报员未能预测到郑州灾难性洪水？，搜狐网，2021年7月23日）。河南省气象局副局长苏爱芳透露说，在暴雨降临之前气象预报员已经做出预测，7月19日高达500毫米的强降雨将袭击位于太行山脚下的焦作市。气象预报在地点和时间上都出现了偏差（参见：郑州遭遇千年一遇暴雨，为何天气预报员没能提前预测到这场灾难？，金投网，2021年7月22日）。

尽管中共不断强调坚持“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要科学应对、有序应对、有效应对。听上去都很正确，都很科学，但气象预报准确率只在15%到30%之间。所以水库要发挥所谓的防洪功能，第一个技术条件并不存在。

国务院《调查报告》也承认，在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气象监测预报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在这次灾害中，郑州市气象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为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防汛救灾和社会公众避险自救提供了高频次、递进式的气象预报服务。但也存在气象监测预报能力不足、预警响应联动机制不健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未按预案要求启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和预报的降雨区域、时间、雨强不够精准等突出问题，考虑到在目前科技水平下极端暴雨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建议责成郑州市气象局深刻吸取教训，认真反思整改暴露的问题，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气象保障水平。”（《调查报告》第34、35页）不知道国务院《调查报告》中的气象监测预报能力不足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认为气象预报能够准确，但是设备等不足而导致气象预报准确率不高？还是承认目前气象预报准确率只有15%到30%，这是目前无法克服的不足？

水库要发挥所谓的防洪功能，第二个技术条件就是水库的库容要足够大，衡量的标准就是水库的总库容与坝址所在处的平均年径流量的比例。这个指标越大，说明水库调节河流径流量的能力越大，防洪能力越大。过去认为这个比例应该大于等于1，后来认为不应该小于0.5。

中国近十万座水库中，有一些水库的这个指标能够达到1或者超过1，如北京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丹江口水库、新安江水库，但是数量很少。

拿新安江水库做例子。新安江水库总库容216.26亿立方米，平均年径流量约113亿立方米，总库容是平均年径流量的近2倍，水库调节能力大。2020年7月7日，因水库水位超汛限水位，水库于7日10时开3孔泄洪。7月8日9时起，新安江水库开启9孔泄洪闸，这是新安江水库建成61年来第一次9孔全开泄洪。在水库泄洪前浙江建德、桐庐、富阳等市县7个沿江乡镇进实施了转移，是实现平稳度汛及“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可见2020年新安江水库执行的是有预警泄洪。

而著名的三峡水库总库容与坝址所在处的平均年径流量的比例是0.09，水库调节水流的能力很小，因此才有了在中共官媒宣传中，三峡工程防洪能力不断降低的变化：先是三峡大坝能防万年一遇的洪水；然后是能防千年一遇的洪水；接着是防百年一遇的洪水；再往下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三峡工程上；最后说三峡工程已经尽力了。

图6：三峡大坝已经尽力了，请不要再指责它了，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5.5.为夸大水库大坝的效益，重复计算水库库容

水库库容的计算，本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水库的死库容加上活动库容等于水库的总库容。而水库的活动库容又分为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这样，水库的死库容加上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等于水库的总库容。

著名的埃及阿斯旺大坝后的纳赛尔水库，死库容316亿立方米，活动库容1373亿立方米，总库容1689亿立方米。1373亿立方米的活动库容中兴利库容90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473亿立方米。

三峡水库，死库容171.5亿立方米，活动库容221.5立方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221.5立方米的活动库容中兴利库容16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立方米。

如果按照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计算，三峡水库221.5立方米的活动库容中兴利库容16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只剩56.5立方米。

中国专家对此的解释是，不同的时期，水库的不同库容用于不同的目的，就象排球运动中打时间差一样。汛期来了，三峡水库的库容都用于防洪。枯水期来了，三峡水库的库容又用于发电等。通过重复计算水库的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夸大了水库大坝的防洪效益。

这个问题在郑州常庄水库、尖岗水库和郭家咀水库也同样存在。

按照中国对水库库容的定义（参见对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的评价之二），水库防洪限制水位至水库防洪高水位之间是防洪库容，是水库发挥防洪效益时存放洪水的空间。水库发挥防洪效益的办法有二：一是全部拦截洪水；一是拦截部分洪水。全部拦截洪水，是斯大林对水库防洪功能的描述，把洪水拦蓄在水库中，到干旱的时候再放出来用。拦截部分洪水，就是说出库的流量要小于入库的流量，这样水库水位上升，水库防洪库容被占用。

在常庄水库人们看到非常奇特的现象：7月20日上午常庄水库的水位刚刚超过防洪限制水位，常庄水库就开始泄洪了，大部分的防洪库容基本都还没有利用，防洪效益根本还没有机会发挥。那么怎么来证明建设常庄水库的目标是防洪呢？而等到郑州暴雨过后，有记者再去常庄水库照相，看到常庄水库里基本没有水，水位在水库死水位线，在郑州整个洪水过程中，本承担着防洪任务的常庄水库，不但没有发挥防洪效益，而且还把在暴雨来到之前存蓄在水库里从死水位线至防洪限制水位处的全部蓄水放到下游的贾鲁河中，人为地增加了洪水流量。

按照常庄水库改建时的设计，常庄水库大坝工程可以防万年一遇（一说五千年一遇）的大洪水。这种表示的方法和三峡大坝工程可以防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样，是精致地利用了中文描述不准确的缺点。说常庄水库大坝工程可以防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不是指常庄水库大坝工程可以帮助人们抵御万年一遇的大洪水，而是指常庄水库大坝工程的泄洪能力可以把万年一遇的洪水流量通过大坝的泄洪装置安全地通过大坝，而不对大坝的安全造成影响。同时也没有任何防洪效益。按照中共常庄水库党支部书记赵润涛的意见，“如果不泄洪，一旦溃坝水库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郑州遭受的水灾要比之前更为严重”。常庄水库大坝工程似乎是帮助人们抵御“历史罕见”的大洪水，但是按照这种逻辑继续往回想，如果没有常庄水库大坝工程，也就没有溃坝洪水的风险，没有大坝下游的一片汪洋，郑州的水灾就不会比7 20更为严重。

三峡大坝工程可以防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也是一样，当遭遇万年一遇的大洪水时，当洪峰流量达到每秒11万多立方米，三峡大坝工程的泄洪设施可以把洪峰流量全部送到大坝下游去，以保证大坝的安全。而三峡大坝工程下游地区是否能够承受这样大的洪峰流量，这不是三峡大坝工程决策者所关心的。

5.6.水库中泥沙淤积严重，设计的防洪效益并不存在

中国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河流中的泥沙含量高，比如黄河每立方米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在河南陕县处为三十四公斤，埃及尼罗河是一公斤，原苏联阿姆河是四公斤，美国科罗拉多河是十公斤。在多泥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库大坝，容易导致水库泥沙淤积问题。黄河三门峡水库是一个例子。黄河上游的青铜峡水库的泥沙淤积比三门峡水库更加严重。青铜峡水库大坝工程是一座以灌溉、发电为主，兼顾防洪、防凌等多种效益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1958年8月开工，1978年12月竣工，原设计的水库总库容为6.06亿立方米，现在只剩1亿立方米，水库里装满了5亿多立方米的泥沙。这些泥沙本应该到黄河入海口去造地的。又比如汾河上的汾河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供水为主，兼顾发电、旅游等综合应用的大(2)型水利枢纽工程,原设计的总库容为7.33亿立方米。1958年动工兴建，1961年正式投入运行。至2016年底，淤积库容3.87亿立方米，占总库容52.8%。就拿郑州市的郭家咀水库来说，1958年开工建设、同年竣工，建设大坝的目的是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及水产养殖，后来又增加了涵养地下水。郭家咀水库总库容511万立方米，最大库容487.6万立方米（与前面的总库容511万立方米矛盾），国务院郑州洪灾调查时实测郭家咀水库总库容仅有222.3万立方米（仅为原设计总库容的43.5%），除存在库区人为占用的问题外，主要是多年运行泥沙的淤积。

中共政府把水库大坝工程作为防洪抗旱的最主要技术措施，如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所说，洪水袭来时，水库大坝、河道堤防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可是中国的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严重，无法承担这个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目前中共正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宿鸭湖水库做试验，清除宿鸭湖水库中淤积的泥沙，准备在水库边堆出一座人造山来。河南省也把这个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工程作为重点工程来抓，计划投资31.59亿元人民币清除7710万立方米淤积物质，相当于每清除1立方米淤积物质需要投资41元人民币。这样的水库清淤扩容工程并不能最终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因为河流泥沙的最终去处是大海。不过清除水库中淤积的泥沙，对一些人来说又是一笔好生意，这是一笔几十万亿人民币的大生意，一来可以拉动GDP的发展，二来可以造就一批不要命的贪官和不要脸的专家。

5.7.现有水库大坝中病危水库大坝所占比例居高不下

就在河南郑州“7 20”洪灾发生之前的三个多月，2021年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通知》开门见山地指出：“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集中开展了几轮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取得明显成效，水库安全状况不断改善，但部分水库由于运行时间长、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安全隐患依然严重。”一方面中共政府认为，洪水袭来时，水库大坝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又认为，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如常庄水库党支部书记赵润涛所说：“如果不泄洪，一旦溃坝水库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郑州遭受的水灾要比之前更为严重”。中共信仰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无理的狡辩。既然水库大坝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前提就是水库大坝工程是安全可靠的。如果水库大坝工程是不安全的，把它来当第一道防线，结果都是悲剧。

75 8河南板桥等62座水库大坝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被认定是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科技灾难事件。板桥溃坝发生后，中共政府开展了第一次水库大坝安全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一直没有公开，只是有一个笼统的说法，全国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是不安全的，还说今后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调查。尽管中共政府在水库除险加固方面投入巨资，病险水库的座数不是减少而是持续增加，病险水库所占的比例不是降低而是增多，35%，40%……不断增高。如《通知》所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集中开展了几轮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理解中共的文件，不是看前半句的成绩，取得明显成效，水库安全状况不断改善，而是重点看“但是”一词后面半句，“部分水库由于运行时间长、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安全隐患依然严重”，这是颁发《通知》的真实用意，安全隐患依然严重。

2019年6月11日在国务院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兼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叶建春、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田以堂和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出席了会议，向记者们介绍当当前防汛抗旱情况。田以堂介绍说，中国有9.8万多座水库大坝，多数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那个时候修建水库标准不高，质量也不是很好，运行了几十年，到现在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问题发现以后，水利部通过十几年连续除险加固，目前加固了6.6万座，还有1.6万座没有除险加固，就是所谓的病险水库。”中国一共有9.8万多座水库大坝，6.6万多座水库大坝曾经是病险水库大坝，另外还有1.6万多座是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急需尽快除险加固。曾经的和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一共是8.2万多座，占中国水库大坝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

郑州常庄水库是曾经的病险水库大坝，郑州尖岗水库是曾经的病险水库大坝，郑州郭家咀水库是曾经的病险水库大坝，它们都是经过除险加固工程的，而且不止一次地经过除险加固工程，但是当暴雨来临时，名义上是经过治理的工程，实际上它们仍然是病险水库大坝，是无法发挥所谓人们所期望的防洪效益。而且病险水库大坝常常成为无预警泄洪的理由：如果不泄洪，一旦水库溃坝，损失就会更加严重。似乎人们只有认命，与9.8万多座水库大坝（9.8万多颗定时炸弹）共存。

5.8.保证水库大坝工程能够安全度过汛期才是中共政府的工作重点

在中国，水库大坝工程是中共政府应对洪水和干旱灾害的最主要技术措施，被称为是第一道防线。而水库大坝工程之所以能发挥防洪效益，因为水库库容中有防洪库容，可以存放洪水，起码可以部分减小洪水流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在汛期，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的运用，必须服从有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在汛期，水库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其汛期限制水位以上的防洪库容的运用，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在凌汛期，有防凌汛任务的江河的上游水库的下泄水量必须征得有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同意，并接受其监督。”

中国有近十万座水库，大多数水库在立项、建设的时候都号称有防洪效益。这近十万座水库在汛期，水库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也就是说，当汛期到来之前，水库的水位都必须降到汛期限制水位以下，以保证汛期到来之时，水库中的防洪库容没有被占用。当洪水来时，可以利用这些库容来防洪。

至于水库的防洪库容怎么利用，必须服从有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指挥和监督。要说中共的各级防汛指挥机构也够操心的，没到汛期来临，要指挥近十万座水库的水位调度。那么中共抗旱防汛指挥部到底是怎么具体指挥这近十万座水库的调度呢？

每年汛期到来之前，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都会发出通知，要求水库大坝工程将水库水位降低到汛期限制水位，以保证水库大坝工程安全度过汛期。请注意，国家防总的最主要目的是水库大坝工程能安全度过汛期，不要出现溃坝的灾难，而降低水位并非是为了腾空库容，为拦蓄洪水做准备。

然后下面的各级抗旱防汛指挥部再转发国家防总的通知，强调保证水库大坝工程安全度过汛期是最重要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发挥水库大坝的防洪效益。

比较典型的是2020年，6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请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介绍水旱灾害防御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叶建春说：（水利部）始终把防汛抗旱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强化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深刻反思疫情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启示，高度重视水旱灾害防御领域面临的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山洪灾害“三大风险”，努力实现超过工程设防标准的洪水不打乱仗、发生工程设防标准内的洪水不出意外、水库不因工作不到位造成垮坝失事、山洪灾害不出现群死群伤“四不”目标，认真履行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抗洪抢险技术支撑“三项职责”，坚持做好“四个统筹”，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为实现“六稳”“六保”创造有利条件，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和保障。

可见水库失事是“三大风险”之一。对于超过水库大坝工程设防标准的洪水不打乱仗，保证发生工程设防标准内的洪水不出意外、水库不因工作不到位造成垮坝失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汛期到来之前将水库水位降低到汛期限制水位，这样水库大坝工程垮坝失事的风险最小。在汛期，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以保证水库大坝工程安全度过汛期为第一目标。但是如包为民所言，水库还要实现经济效益。要灌溉、发电、供水等等。许多水库会利用汛期超过汛期限制水位蓄水。由于水库大坝质量不好、使用年限过长，在汛期蓄水过程中容易出现险情。一旦出现险情，必须又报告抗旱防汛指挥部。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或者各级抗旱防汛指挥部唯一能做的就是下令泄洪，防止水库失事。这也是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的原因。这近十万座水库在汛期随时可能泄洪，无预警泄洪就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防洪法》规定，在汛期水库的运用，必须服从有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在中国，每条河流汛期出现是有一定的规律，但是汛期的出现的时间并不是一个定数，而是一个变数。比如李国英说预计2022年汛期的出现将比往常要早。洪水往往出现在汛期，这也是规律，但是也有不少例外，有一些洪水不是发生在汛期，而是发生在枯水期，比如2021年10月份黄河中下游、海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秋季洪水，特别是山西洪水损失最大，但是正赶上国庆长假所以“无人问晋”。在这场秋季洪水中，也有不少水库无预警泄洪。

其实，中国现行的水库水位调控制度，也正好反映了中共的管理制度，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将一切调控权力都收上来，让它们都掌控在圣人手上。

5.9.现行水库经营管理制度

中国实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土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也属于国家所有，那么控制水资源的水库大坝工程大坝也是公共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前，水库大坝工程属于从中央到乡镇（人民公社）的各级政府所有，由各级财政拨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中共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共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成功的，解决了吃不饱饭的问题，所以把经营承包制度推广到许多领域、行业，也推广到水库大坝工程的经营管理。但是中共没有认识到，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在短期内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很大的（这一点中共不愿讲），后来就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因为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农村土地到底属于谁的问题，即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中共不敢再往前再走一步，实行土地私有制，反而是不时地往后退，想方设法退回到社会主义共有制上来。

水库大坝工程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中国有近十万座大坝水库的管理有不同的模式，从国企单位到个人承包，五花八门，甚至还有几千座水库大坝（主要是小的水库大坝）依然是没有找到经营管理者。无主水库大坝的溃坝也造成了重大灾难，如舟曲灾难等。一般的规律是：水库规模大的则由国有单位管理，水库规模小的则由个人承包；管理的单位可以是事业单位也可以企业单位，也可以是混合型的，一些员工是事业单位编制，一些员工是企业单位，当然也可以是个人。水库大坝工程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是自负盈亏，或者说大部分是自负盈亏。

以常庄水库为例，从库容上来说，常庄水库是中型水库，但是由于常庄水库位置的重要（对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言）和担任郑州市供水任务（蓄存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常庄水库按大型水库管理，是河南省省管水库工程。但是在2021年中国水利部公布的河南省大型水库名单中，常庄水库又不在其中。

郑州市常庄水库管理处作为水库的管理机构，隶属于郑州市水利局，为副县级全供事业单位，编制68人，主要承担防洪减灾、城市应急供水、生态保护等主要职责。管理处内设办公室、财务科、工程技术管理科，防汛调度科、工程运行维护科、河道管理科、水政监察科和水生资源保护科8个职能科室，还有一个中共常庄水库党支部，有书记有秘书，有管宣传的有管组织的。管理处现有职工61人，退休职工56人（资料来自《百度百科》）。在德国，管理一座总库容1740万立方米的水库，全部职工人数不会超过10人，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则由退休基金支付。

虽然常庄水库管理处职工的基本工资来自郑州市财政，但是职工的基本工资外的收入包括奖金和社会保险等等都来自常庄水库工程的经济利益，来自供水、养鱼和旅游。老实说，常庄水库要养活养好68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从1740万立方米的总库容中讨生活不容易。在非洪水期，水库的水位调度由管理处决定；在洪水期，水库的水位调度，则归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月20日11时，郑州市防汛应急响应从IV级直接提升至Ⅱ级。而此时常庄水库泄洪已经开始无预警泄洪。

图7：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IV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第8页）批评郑州市党委和政府，没有及时启动Ⅰ级响应。国务院调查组指出：“《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明确了启动Ⅰ级响应的7个条件，其中之一为“常庄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常庄水库20日10:30开始出现“管涌”险情，郑州市未按规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郑州市以气象灾害预报信息为先导的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应急行动与预报信息发布明显脱节，直到20日16:01气象部门发布第5次红色预警，郑州市才于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但也没有按预案要求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在此，国务院《调查报告》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常庄水库在20日10:30开始出现“管涌”险情，而不是象常庄水库管理处和中共官媒所宣称的那样，常庄水库于10:30（另一说10时）开始泄洪，原因是水库水位超过汛期限制水位1厘米，之后管理处职工在巡视中发现大坝出现“管涌”，而且“管涌”个数逐渐增加至13个。

关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何时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有三种说法：一是从16时点30分开始（国务院《调查报告》）；一是从7月20日16时开始（如河南日报客户端）；一是从17时开始（郑州发布、人民网、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如国务院《调查报告》所言，郑州国家气象站于20日16时至17时测到了最大一小时降雨量201.9毫米。16时或者是16时点30分或者是17时，分别代表了暴雨发生前、暴雨发生中和暴雨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反映了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急响应的敏感度。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或者说，国务院《调查报告》应该给予不同时间点的说法有一个解释。不能够象现在这样，（国务院《调查报告》出笼了，郑州市何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

其实河南省省委、河南省政府、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则是反应更慢，是在7月21日凌晨3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从Ⅱ级提升为Ⅰ级的。

图8：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自7月20日16时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图9：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自7月20日17时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前面已经提到，常庄水库是省管水库，在洪水期、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之后，常庄水库的水位调度权力归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如常庄水库总工程师栗毓敏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所言，常庄水库在2021年7月20日早上8时超过汛限水位一厘米。依照防汛预案，常庄水库向郑州市水利局、河南省水利厅上报准备泄洪。之后河南省省长王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郑州市市长侯红到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并成立省、市联合应急处置险情专班，组织专家分析研判，制定预案，现场指挥。这时常庄水库的水位调度权力已经归省、市联合应急处置险情专班。不在现场的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最后做出紧急泄洪的指示。从这一刻起，常庄水库泄洪所造成的水量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将由政府的救灾款中支付。

在这一时刻之前，水位调度权力依然在常庄水库管理处手中，他们希望利用水库尽量多地蓄水，多蓄水可以保证今后多供水，多获得经济收益。作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的常庄水库管理处，他们不会理会郑州气象部门已经发出的多个暴雨警报，没有预先泄洪，没有降低水库水位，以保证水库大坝的安全。因为任何来自常庄水库管理处的泄洪决定，只会是水库管理部门的经济损失，是得不到政府救灾款的补助。只有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泄洪决定，特别是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的泄洪决定，才会让常庄水库的泄洪有经济赔偿。而作为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总是要到他们认定的万不得已的危急情况下，才会匆匆忙忙地发布泄洪命令，这样可以不用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决策。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在48小时之前就做出某个水库大坝工程泄洪的决定，6个小时之前也不可能。在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和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发出泄洪命令之前，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是躺平的，常庄水库管理处也是躺平的。

栗毓敏总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没有提到，常庄水库在20日10:30就已经出现了“管涌”险情，这是泄洪的真正理由，也是王凯、徐立毅等到现场指导抢险救援的关键。常庄水库管理处掩盖了泄洪的真实原因是大坝的质量问题。栗毓敏总工程师说，常庄水库上游每秒最大来水量为每秒800立方米，最大泄洪流量每秒500立方米。要真是这样，常庄水库的水位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常庄水库水位要降下来，要降到发生“管涌”处的水位之下，只有让泄洪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水库大坝工程是重要的公共设施，在中国担任着重要的防洪任务，用中共政府的话说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那么水库大坝工程的经营管理权就应该掌握在代表公众利益的机构手中，而不应该“一切朝钱看”，“凡事都讲经济效益”。但是中共政府为了广开财源和节省政府财政开支，将大中小水库的经营权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私有化，将水库大坝的经营权卖了钱，卖了大钱。在有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水库大坝工程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与公众利益中的防洪任务是互相冲突，这就是中共体制的弊病所在。

5.10.库长制度（河长制度）

管理河流的负责人称河长，管理湖泊的负责人称湖长，管理水库的负责人称库长，统称河长。

河长制度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出现的一个新的管理制度。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主持召开该领导小组的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说这个河长制最早起源于浙江省，当时习近平在浙江省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期间。2016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

具体到水库的库长制，就是所谓的“以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由政府责任人（一般由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或副镇长担任）、水库主管部门责任人（同级政府的水利或者水务部门负责人）和管理单位责任人（具体的水库管理或者承包单位负责人）。各级人民政府对管辖行政区域内水库大坝安全负总责，水库主管部门（或产权所有者）承担所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职责，水库管理单位负责人具体负责水库大坝的日常安全管理和工程维护。

前面已经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水库大坝工程的经营权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私有化。但是在出让水库大坝工程经营权过程中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宜，就是大坝工程的维修问题（其实在实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时也忽略了水利设施的维修问题）。承包者支付承包费用，获得了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水库大坝工程经营权。但是在承包合同中缺乏关于大坝工程维修的条款，谁负责大坝工程的维修？。承包者认为水库大坝工程是国有财产，大坝工程维修的是中共政府的事情；而中共政府认为，这是承包者的责任，你使用就得维修。由于承包合同中缺少关于大坝工程维修的条款，所以水库大坝工程缺乏正常的维修，无论是年修还是几年一次的大修都缺乏。这也就是中国水库大坝工程多病危水库大坝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共政府通过全面推行库长制度，强行规定水库管理单位负责人具体负责水库大坝的日常安全管理和工程维护，以此来弥补出让水库大坝工程经营权过程中出现的漏洞。通过库长负责制，把大坝工程维修的任务与库长的官位直接捆绑在一起。

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起码弥补了出让水库大坝工程经营权过程中出现的漏洞。但是在出让水库大坝工程经营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即在转让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工程维修的事宜，通过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一个《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来强加到库长身上甚至大坝工程承包者身上，这是违法契约的行为。

既然是在出让水库大坝工程经营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只能通过对承包合同的修订来解决，利用下一次延续承包合同时解决，明确责权，修订承包费用。在修订承包合同之前，由大坝工程的所有者承担水库大坝工程的所有维修费用。解决问题，要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从根源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利用一个某某领导小组的决定来强行推翻先前签订的承包合同。

从2016年起中共执行库长制度，水库大坝的工程安全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具体到郑州市，如国务院《调查报告》所陈述那样，143座水库中有常庄、郭家咀等84座出现不同程度险情。这个信息正好说明，执行库长制度近五年后，郑州市水库大坝的工程安全状态依然令人担忧。一旦洪水来临，大坝险情暴露，只有通过紧急泄洪化解危机。

其实库长制度与习近平的金句指示“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是不相容的。决策是中共最高层、习近平做出的，通过引进库长制度，责任向下压，要让下层的官员承担他们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黄万盛教授指出，中国做官的怕丢乌纱帽，中国的专家不敢承担责任。这是击中要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和专家采用的做法就是消极应对，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躺平。习近平以为引进库长制度就可以有效地治理官员和专家的懒政、惰政的毛病，把责任直接压到他们头上，逼着官员和专家要靠前指挥，不敢怠慢。问题是承担责任的库长们没有决策权，而习近平有天大的决策权，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决策权和承担的责任本应该是互相关联的。

所以目前出任库长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同级政府的水利或者水务部门负责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把所负责的水库大坝工程纳入中央政府的治理病危库坝的计划，从中获得投资，来维修急需维护的大坝工程。因为一旦所负责的水库大坝失事，其他的行政职务也会被一起罢免。无奈中国病危库坝数量众多，而且多是病入膏肓，所需投资数额巨大，而中共财政状况并不乐观，所以想列入计划拿到投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2016年起执行库长制度以来，这个制度的优点并没有彰显出来。人们唯一能够看到的是，每年汛期到来，中国各级官媒都会公布一次本年度水库大坝工程的三位库长的名单，让他们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图10：河南省大型水库安全责任人（库长）名单，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5.11.无预警泄洪是推卸责任的最好办法

在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有网友指出，无预警泄洪的目的就是要推卸责任，就是不想支付赔偿。也有网友指出，中共从来就不重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前面分析了导致无预警泄洪的政治、法律、管理、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诸多原因，但都不如网友那么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常庄水库等无预警泄洪是造成郑州“7.20”特大洪灾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水库无预警泄洪以及对郑州洪灾的影响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让人非常失望。国务院《调查报告》把郑州“7.20”特大洪灾的主要责任推给天灾，说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

中国水库大坝工程无预警泄洪常有发生，每次发生之后，各级政府和主管单位就把责任推给老天，什么百年不遇的暴雨、洪水，千年不遇的暴雨、洪水，五千年不遇的暴雨、洪水，历史罕见的暴雨、洪水，也就不用再继续深究造成水库大坝工程无预警泄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水库大坝工程的无预警泄洪就成为中共政府推卸责任的最好办法，怕丢乌纱帽的官员不会乌纱帽，怕承担责任的专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中共政府作为水库大坝工程的所有者，也不用支付任何经济赔偿。

目前，中华大地上存在的几万颗定时炸弹（指病危库坝），所以每一位中国公民必须对水库大坝工程的无预警泄洪有所了解，对周边环境中存在的病危库坝有所了解，对中共政府的防洪抗灾操作模式有所了解。国务院调查组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但是再小的人祸也是老百姓所不能承受的。

王维洛: 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八）

本文主要讨论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与死亡失踪人数以及死亡失踪人数的瞒报。2022年1月国务院分别在1月4日、10日和19日召开了三次常务会议，不能确定是哪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很可能是19日的常务会议。2022年1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对那位没有公布姓名的国务院调查组相关负责人的采访报告，同时也公布了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 引起媒体和国内外民众关注的不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本身，而是国务院《调查报告》确定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特别是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乡镇（街道）瞒报15人。 从媒体和民众的反映来看，少数偏重关心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这一信息的，因为这比最后一次在2021年8月2日公布的郑州市遇难292人，失踪47人，共339人多出41人。如2022年1月22日新京报发表了《新京报快评》的题为《公布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给遇难者一个告慰》的文章认为：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这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厘清了责任、还原了真相，也给了遭遇灾难的民众一个安慰、一个说法；更多的媒体则是注重瞒报139人这一信息的，如美国《华尔街日报》2022年1月24日发表Liyan Qi题为《中国称郑州官员瞒报洪灾死亡失踪人数139人》的文章并指出：这是官方罕见地承认存在隐瞒因灾死亡真实状况的问题。 笔者以为，国务院《调查报告》的最大败笔就是没有公布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全部死亡失踪人员的名单，因而无法证实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这个数据是真实可信的。的确承认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是一个进步，但是实际意义并不大。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所说郑州京广隧道遭淹一共造成6人死亡，这个数据是错误的，是人为缩小的；国务院《调查报告》中说郑州京广隧道中遭淹没的车俩一共是247辆，这个数据也是错误的，也是人为缩小的。当然国务院《调查报告》也提供了重要信息，如五龙口停车场多处临时围挡倒塌的时间是15:09，不是20日晚间6时，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的时间是16:00，不是晚间6时。国务院《调查报告》对五龙口停车场临时围挡倒塌和地铁5号线进水时间的修正，说明郑州市5号线地铁14人死亡事故是地地道道的人祸。又比如，新华社报道曾指责王宗店村洪灾造成23人死亡失踪是虚假信息，而国务院《调查报告》认为王宗店村洪灾造成23人死亡失踪是真实的。那么到底谁在洪水期间提供了虚假信息，就很清楚了。

一、一个不错的开始，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束

2021年7月20日傍晚18时许，郑州地铁5号线04502次列车在海滩寺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內行驶过程中遭遇洪水灌入，水上涨到齐胸高，乘客被困地铁列车中三个多小时。视频等通过手机传遍中华大地，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当几个小时后大部分乘客被救出的同时，死难者的尸体被停留在冷冰冰的站台上，有关视频和照片也同时流传出来。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受淹，造成乘客死亡的事实已经无法再掩盖了。

关于地铁5号线事故造成12人死亡的消息应该来自郑州市委宣传部灾官方微博“郑州发布”，时间是2021年7月21日凌晨3时50分。

国外媒体多采用的是下面一篇报道：“根据《澎湃新闻》，郑州市委宣传部灾官方微博“郑州发布”表示，其实郑州从上周以来便连续出现罕见特大暴雨，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周边地区传出严重积水，昨（20）日晚间6时更有积水冲破挡水墙、整个淹进线路，列车一度在海滩寺街站与沙口路站隧道停摆，尽管地铁公司下令全线停驶、紧急疏散500多名乘客，还是有12人死亡、5人受伤。”笔者提醒读者记住积水冲破挡水墙的时间是晚间6时。

图1：郑州地铁5号线乘客被困在列车中，水深齐胸，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图2：郑州地铁站台上的乘客尸体，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3：郑州地铁站台上的乘客尸体，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4：站台上的乘客尸体迫使“郑州发布”承认有12位乘客死亡，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2021年7月21日在郑州地铁5号线入口处，一位穿着蓝色雨衣、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坐在地面上，停靠在身旁的自行车上插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的纸板。这张照片也是传遍了世界。这位男子不愿意与他人交流，因此有一些些网友质疑他是在故意炒作，欺骗世界的目光。人心竟是如此冷漠、如此黑暗，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孩子不幸遇难，作为中年丧子的父亲不该祭奠一下吗？幸好有负责的记者通过侧面的找寻，确定了身着蓝色雨衣中年男子的女儿张挽月是12位死亡人员之一。来自网友的质疑声这才平息下来。

图5：郑州地铁5号线入口处，一位穿着蓝色雨衣的男子坐在地面上，停靠在身旁的自行车上插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的纸板，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6：郑州地铁5号线站前悼念遇难者德鲜花，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7：鲜花上的卡片，希望你在天堂，只有欢乐，没有恐惧，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7月22日下午，一些失联家属到郑州地铁5号线现场，要求地铁公司展开搜救工作。地铁公司方面表示地下有积水，会漏电，有沼气，有塌方等等因素推延搜救的开始。直到23日凌晨4点多，终于准备开始抽水工作，联系人手、抽水泵、电缆……

据媒体报道，7月23日中午，郑州市政府、市卫健委、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领导在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与其中9名遇难者家属进行了一次座谈。座谈会上，家属现场确认了在地铁五号线9名遇难者信息，他们分别为：

——张玉（女）28岁，郑州一家教育集团职员；

——芦笛（女）36岁，郑州某公司会计；

——庞洋洋（女）24岁，郑州某教育公司职员；

——张挽月（女）27岁，郑州市某药店销售员（笔者注：蓝色雨衣男子的女儿）；

——屈玉霞（女）50岁，郑州市某医院护理经理；

——曹义嘉（女）20岁，哈尔滨商业大学学生；

——孙聪姗（女）32岁，郑州市某公司职员；

——颜桂芬（女）51岁，已退休；

——冯丽静（女），郑州某公司会计。

这是第一次公布地铁五号线9名遇难者名单。遇难者信息公布之后，仍然有一些“失联人员”的亲属和朋友还在利用不同的方法寻找亲人。他们继续在网上发布寻人信息，例如：乘客沙涛的妻子曾接到丈夫在地铁列车里发出的微信，让她立即报警。但是在公布的死亡名单里并没有沙涛的名字。邹德强从上海来郑州出差，20日晚6点左右，邹德强的妻子白女士收到了邹德强拍摄的车厢内积水的视频。当白女士再给丈夫打电话发信息时，已经无法联系不上。白女士立即从上海乘坐飞机来郑州寻找丈夫，并表示在没有找到亲人之前，是绝不会离开郑州的。

由于“失联人员”亲属、朋友的坚持不懈，中共政府不得不对地铁隧道进行排水，继续寻找失踪人员。

7月27日央视网发布题为《郑州地铁5号线“7•20事件”14人不幸遇难 名单公布》的报道说：“7月20日，郑州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致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及其周边区域发生严重积水现象。18时许，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正线区间，导致5号线一列列车被洪水围困。经全力施救，还有12名乘客不幸遇难。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全力组织开展搜救排查、抢险排水，分别于24日下午2时、25日上午6时30分左右，又发现2名遇难者。26日以来，救援人员再次对5号线相关区间开展多轮拉网式搜寻，并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目前未发现新的伤亡人员。”而最后2名遇难者正好就是家属坚持寻找的沙涛和邹德强。有人在推特上指出，沙涛的尸体是其家属在殡仪馆中找到。

图8：地铁5号线事故罹难者之一：沙涛，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地铁5号线14位遇难者名单如下（括号中为笔者增加的来自前表的信息，部分遇难者名字由笔者补充）：

——曹某嘉 女 20岁 郑州中原区（曹义嘉（女）20岁，哈尔滨商业大学学生）

——屈某霞 女 50岁 荥阳市（屈玉霞（女）50岁，郑州市某医院护理经理）

——孙某珊 女 32岁 巩义市（孙聪姗（女）32岁，郑州市某公司职员）

——张 某 女 28岁 项城市（前表为：张玉（女）28岁，郑州一家教育集团职员）

——张某月 女 27岁 郑州市中原区（张挽月（女）27岁，郑州市某药店销售员）

——颜某芬 女 51岁 郑州市中原区（颜桂芬（女）51岁，已退休）

——芦 某 女 35岁 洛阳市（芦笛（女）36岁，郑州某公司会计）

——庞某洋 女 24岁 周口市（庞洋洋（女）24岁，郑州某教育公司职员）

——冯某静 女 33岁 焦作市（冯丽静（女），郑州某公司会计）

——李 某 男 40岁 郑州市二七区

——郜某莉 女 42岁 登封市

——肖 捧 女 30岁 驻马店市（肖捧捧）

——沙 涛 男 34岁 郑州市中原区

——邹德强 男 38岁 居住地上海市

应该说，在7月23日公布了郑州市地铁5号线9位遇难者名单和在7月27日公布了14位遇难者名单，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可以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给遇难者一个告慰。将来某一天郑州市建立“7.20”遇难者纪念碑时，可以将遇难者名单刻在上面，寄托哀思。笔者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但是到了半年后的国务院《调查报告》，只剩下“14人死亡”冷冰冰的几个字。

二、2小时51分的空缺说明郑州地铁死亡14人事故是地地道道的人祸

造成2021年7月20日郑州地铁5号线04502次列车14位乘客死亡的原因，“郑州发布”认为是天灾，是数天以来的“特大暴雨”，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周边地区传出严重积水，20日晚间6时更有积水冲破挡水墙、整个淹进地铁线路。

央视网认为也是是天灾，不过不是数天以来的“特大暴雨”，而是7月20日这一天，郑州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下面的故事就都一样了：极端特大暴雨导致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及其周边区域发生严重积水现象。18时许，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正线区间，导致5号线一列列车被洪水围困。

无论是“郑州发布”还是央视网提到的时间都是7月20日18时许，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地铁线路。

而国务院《调查报告》第12页则指明“在20日15:09五龙口停车场多处临时围挡倒塌、16:00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五龙口停车场多处临时围挡倒塌的时间是15:09，不是20日晚间6时，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的时间是16:00，不是晚间6时。

“郑州发布”和央视网把积水冲五龙口停车场破挡水墙的时间整整推后了2小时51分钟！把洪水进入地铁5号线的时间整整推后了2小时！为什么这2小时51分钟和2小时的时间差对解释郑州死亡14人这么重要？

国务院《调查报告》第4页指出郑州暴雨的演变：“20日午后强降雨从西部山丘区移动到中心城区，强度剧烈发展，15时至18时小时雨强猛增，16时至17时出现201.9毫米的极端小时雨强，突破我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198.5毫米，1975年8月5日河南林庄）。

下图是市郑州国家气象台站记录的2021年7月20日的小时雨量变化。

图9：郑州国家气象台站记录的2021年7月20日的小时雨量，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从郑州国家气象台站记录所记录的小时雨量可以看到，15时至16时的降雨量为12.3毫米，16时至17时的降雨量为60.6毫米，17时至18时的降雨量为201.9毫米，18时至19时的降雨量为48.3毫米……如“郑州发布”和央视网所报道的，18时许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整个淹进地铁线路进入正线区间，这是17时至18时出现的极端暴雨所致，自然联想到的是天灾。

而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墙倒塌的时间是15:09，那时极端暴雨还没有发生，五龙口停车场周围的积水不是来自暴雨，而是来自常庄水库的无预警泄洪，根据报道，常庄水库的泄洪在15时至16时达到最大。同样，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的时间是16时，而不是18时，那时极端暴雨还没有开始，尚不可能形成大的洪流。所以，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墙的倒塌和地铁5号线的进水，与17时至18时出现的极端暴雨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人祸，不是天灾。

国务院《调查报告》指明，在五龙口停车场多处临时围挡倒塌的时间是15:09，16:00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地铁5号线04502次列车于18时许在海滩寺街站与沙口路站隧道中遭遇洪水，灌入，水上涨到齐胸高。从15:09到18时许，中间经历了2小时51分！从16:00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到到18时许，中间经历了整整2个小时！郑州地铁公司，中共郑州市委市政府和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什么措施也没有。

2021年9月27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KEITH BRADSHER和STEVEN LEE MYERS撰写的《复盘郑州地铁溺亡事故：创纪录暴雨和官员失误酿惨剧》文章，作者写道：“官员们表示，地铁系统的一个脆弱点是一堵挡土墙，位于该市十多年前确定的一个易积水地区。这堵墙的旁边是一个维修场，紧邻一个斜坡的底部。一条六车道的大道从一排30层楼高的公寓楼地带延伸到斜坡上。随着暴雨肆虐，水从坡上流下来。墙体倒塌。水涌入用于将列车运出地面进行清理维修的隧道，灌满了5号线，这是该地铁系统中最新、最繁忙的线路之一。据郑州地铁称，挡土墙在下午6点左右倒塌，10分钟后，当局关闭了地铁。社交媒体帐号显示，在那之前，地铁系统里就已经开始淹水。”《纽约时报中文网》的复盘也是从挡土墙在下午6点左右倒塌出发，10分钟后当局关闭了地铁，行动还算是迅速。但是如果挡土墙倒塌的时间是15:09，地铁5号线进水的时间是16时，而当局关闭地铁的时间是18:10，那么复盘的结果就是另外一样，当局在18:04才关闭地铁，就是草菅人命。

都说郑州市建设的是智慧城市（之前称智能城市，后来觉得不够高级，改为智慧城市），是投入巨资建设的智慧城市。在智慧城市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郑州市发生的一切情况，特别是发生的紧急情况。在智慧城市中心可以最迅速地做出决策，采取最有效的措施。那么从7月20日15:09到18:00，智慧城市中心的监察人员看到了什么？智慧城市采取了什么行动？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国务院《调查报告》第12页写道，“7月20日，地铁5号线04502次列车行驶至海滩寺站至沙口路站上行区间时遭遇涝水灌入、失电迫停，经疏散救援，953人安全撤出、14人死亡。”国务院《调查报告》提到的是953人安全撤出。而之前“郑州发布”的报道则是说，紧急疏散500多名乘客。

国务院《调查报告》说，953人安全撤出，“郑州发布”说，紧急疏散500多名乘客。两个数据相差400多名乘客！到底哪一个是“虚假消息”呢？

三、公布死亡人员名单是消除民众置疑的最好方法

当郑州市地铁5号线被洪水淹没事故发生之后，许多民众，包括从地铁5号线列车中幸运脱险的乘客，也担心会有不少地铁乘客不幸遇难，因为中共政府办事一向不公开，具体办事人员只是按照上面命令照本宣科，向民众提供虚假信息也不必承担责任。此外，中国的媒体也起不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7月21日在郑州地铁站前摆放了那么多悼念的鲜花，鲜花上插的卡片，寄托着民众的哀思：天堂里没有恐惧。有幸运脱险的乘客讲述自己的经历，却被便衣喝止，说不要给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子等，推搡着将他们带离地铁站前的广场，要求不再发声，不再公布真相。有正在用无人飞机拍摄视频记录地铁站前广场上发生情况的一位来自西安的大学生，被几个大汉摁倒，说他是境外势力派来的特务。似乎任何真相的披露，都会让这个厉害的国家脸上无光。

当7月27日14名遇难人员名单公布之后，笔者没有看到对地铁5号线遇难人数的继续置疑。这正好说明，公布死亡人员名单是提供遇难者人数唯一可靠的做法，也是消除民众置疑的最好方法。

四、京广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人数

与郑州市地铁5号线被洪水淹没事故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郑州京广快速隧道被洪水淹没事故。关于京广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人数，至今依然是关于郑州“7.20”洪水灾害争论最大的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就在于没有公布京广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者名单，无论是郑州市委市政府、河南省委省政府还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死亡人数都无法令人信服。

图10：郑州京广北路隧道被洪水完全淹没，资料来源：网络截屏

关于京广快速隧道事故，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14页写道：“7月20日，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发生淹水倒灌，查实6人死亡，其中2名逃生时在隧道引坡段溺亡、1名横穿京广快速路时滑入隧道引坡段溺亡、1名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人员在隧道内值守时因公殉职、2名中学生骑同一辆电动自行车驶入隧道后被困溺亡；查实247辆汽车被淹，其中隧道内18辆、引坡段87辆、隧道出口道路上142辆，车内均无遇难人员，隧道内没有公交车。”

根据记者郑丹撰写的《夺命逃亡两百米：郑州京广隧道改变的人生》（中国经营网，2021年7月26日）一文，京广路隧道全长4.3公里，由三断不连续的隧道——京广北路隧道，京广中路隧道和京广南路隧道依次组成，自北向南。由于郑州市地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位于郑州站附近的京广北路隧道成为重灾区。这段郑州市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京广北路隧道，全长1835公尺，总高6米，约30万立方米的积水灌满隧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又根据郑州市市政勘测设计研究院李选栋、申国朝发表的论文《郑州市京广北路隧道设计综述》，京广北路隧道主线全长1835米，其中暗埋段（陇海路～中原路）长度1360米，敞开段长度475米。

在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担任郑州市委和郑州市政府新闻发布官的郑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郑州发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关于京广快速隧道事故的灾情消息，也没有发布关于京广快速隧道死亡人数和死亡人员名单，与其在地铁5号线事故中的做法截然不同。就连《凤凰卫视》的记者也希望京广快速隧道在清理完毕的时候，能够有详细的情况说明，就像地铁公布了截至目前的遇难者名单一样。

最早出现的关于京广快速隧道事故死亡人数是2人，时间是在7月22日，报告单位是《财新》网。根据《第一财经》记者冯硕硕的题为《直击京广路隧道排水现场：数百辆泡水车被捞出，有遗体被发现》的报道：“负责现场协调的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工作人员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截至7月22日下午，京广路隧道积水已造成两人死亡，其中一人在北段隧道路口，为女士；另一人在南段路口。两人于昨日开始抽水时被打捞起来。7月23日凌晨4点，一位来自湖北、正在京广路隧道执行现场打捞任务的工作人员则告诉第一财经记者，7月22日晚上，他亲手和同伴们一起，将一名50多岁的中年男人打捞了上来，当时，他的女儿已经在隧道边苦苦等待了近一天，在亲眼看到自己父亲已经僵硬、冰冷的尸体时，这个女孩顿时哭得撕心裂肺，‘难受，真是很难受。’这位工作人员说”。

《澎拜新闻》在7月23日上午7时的报道中说：“据《财新》报道，目前隧道积水已造成两人死亡，死者于7月21日排水时被打捞起来，分别被发现于北隧道和南路口。”

23日上午10点，“凤凰卫视胡玲”在微博上表示，“我们记者一夜的守候直击～郑州京广隧道全部戒严，不允许拍照拍摄～警察，救护车，以及大巴车⋯⋯今天，怎么也应该更新通报人数了吧～”。胡玲所指的“更新通报人数”应该是指更新通报的死亡人数。胡玲的微博证实，警察已经对京广快速隧道全部戒严，不允许拍照拍摄，同时有大巴车参与现场清理工作。这里留下的问题是：大巴车参与现场清理工作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根据《新京报》报导，7月23日，郑州市城管局党委副书记李平在现场称，经过3天的抽水搜救，已经拖出两百多辆涉水车，“不到三百辆”。有网友指出，《澎湃新闻》之前报道，被淹车辆上千。中国官媒修改被淹车辆的真实数据，或是为之后铺路。

7月24日上午11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称，京广路三个规模隧道，经排查，在京广北路隧道中发现四名遇难者，个别已确认身份，找到家属。

至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所说的京广北路隧道中发现四名遇难者，是否包括7月21日发现的两位死者，《澎湃新闻》的记者没有追问。

又过了两天，7月26日，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五场），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江涛介绍了京广隧道受灾情况和死亡人数：“经过多家部门和国内救援机构连续5天的不懈努力，共从三处隧道内拖移安置各类车辆247辆。令人痛心的是，现场排查发现6名遇难者，5男1女”。这就成为中共政府关于京广隧道死亡人数的最终版本。而国务院《调查报告》基本上是照抄了郑州市政府提供的版本，247辆汽车被淹，6人死亡。

与郑州市地铁5号线事故不同，中共政府只是公布了郑州市京广隧道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而没有公布死亡者的名单，无法排除人们的置疑。所以关于京广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人数，至今依然是关于郑州“7.20”洪水灾害争论最大的问题。

五、国务院《调查报告》公布的京广隧道事故遇难者人数是错误的，是人为缩小的

综合当时网友、自媒体、官方媒体、国外媒体、郑州市和河南省提供的信息，以及国务院的《调查报告》，笔者可以确定，京广隧道死亡人数超过官方公布的6人。

按照国务院《调查报告》的描述，6人死亡，其中1名是养护中心人员，2名骑同一辆电动自行车的中学生，这三人不是汽车的驾驶员或者汽车的乘坐者。1名横穿京广快速路时滑入隧道引坡段溺亡的遇难者，很可能也不是汽车的驾驶员或者汽车的乘坐者。2名逃生时在隧道引坡段溺亡的遇难者，应该是汽车的驾驶员或者汽车的乘坐者，但不是死在被淹没的汽车中。他们已经逃出了汽车，不幸死在逃生的路上，死在隧道引坡段。结论：6位遇难者中没有一个是死于汽车内的。

首先，一辆灰色轿车中的遇难者没有被统计在内。

根据逃生者与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在隧道中至少有一辆灰色轿车中的先生被活生生淹死，因为他的头被车门夹住了。而这位死于汽车内的遇难者并没有在国务院《调查报告》所提供的6位遇难者之内。

关于京广快速隧道事故第一位遇难人员的报道，应该是来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刊登的中青网记者刘言和见习记者焦晶娴的题为《暴雨下的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大水几分钟淹没车子，隧道内发现遇难者》的报道（2021年7月22日）：“7月21日上午，郑州市民张先生路过京广北路隧道南出口，看到搜救人员从一辆灰色轿车内发现一名遇难者。因无法打开车门，搜救人员从后备箱进入车内将其拉出。7个小时后张先生返回时，遗体仍在现场。”记者的报道写得十分清楚，隧道内发现一位遇难者，搜救人员从一辆灰色轿车内发现一名遇难者，因无法打开车门，搜救人员从后备箱进入车内将尸体拉出。

一辆灰色轿车内有一名遇难者的消息，也得到一位逃生者回忆的证实。一位名叫“Happy诺诺诺”的女网友也在微博上爆料，讲述自己经历的情况，她写道：“在逃生的时候我推车门推了好几次才推开，我的手机、车钥匙、iPad、衣服等等物品全部都没有拿出来，如果当时我再慢一点，我可能也出不来了。第二天才发现我旁边银灰色车的大哥没有逃出来，头被门夹住了，被活生生淹死的。”“当时我要打报警电话，我同事说应该都有人打过了，我说不管有没有人打过，我还是想打一个，因为他的车离我的车特别近，我看着难受。”这位逃生者告诉警方：“有人去世了，你们能不能把他捞出来？”如果国务院调查组调用一下郑州警察局的报警记录，不难发现这位遗漏的遇难者。

也有网友做了如下的记录：“京广路隧道三名幸存者爆料，讲述现场情况，管理疏失，出口被封，入口没有。大家以为是普通堵路，温水煮青蛙。20岁女子称还好自己走得早，旁边车的大哥头被门夹着，淹死了”。

这位灰色轿车内有一名遇难者，没有逃出来的银灰色车里的大哥，旁边车被门夹着而淹死的大哥，应该是同一个人。而这位遇难者并没有出现在国务院《调查报告》所提供的6位遇难者之中。有一名遇难者不在国务院《调查报告》的统计之中，就有两名、三名……说明国务院《调查报告》统计的遇难者就是不完整的，就不能是最终的。

其次，一辆黄色车辆中一位七、八岁的男孩未被统计在内。

根据极目新闻报导，一名家住隧道南出口旁的张女士（化姓）称，事发时她看到隧道里外有很多车，停在隧道两边辅路上的车都被淹了，搜救人员后来还从一辆黄色的车里，抬出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这位从一辆黄色车辆里抬出来的七、八岁的男孩，也没有统计在国务院《调查报告》统计之中。在《调查报告》中包括了两名骑同一辆电动自行车的中学生，七、八岁的男孩不可能是中学生。

图11：郑州市京广路隧道抬出尸体的视频，从身高、体重来判断，前面一位遇难者应该是一位小孩，而小孩未在国务院《调查报告》统计之内，图片来源：鲁难的推特

2021年7月21日晚7时左右，中国安能常州救援基地救援队携带大功率的排涝车“龙吸水”参加京广北隧道南段和北段的抽水作业。常州救援基地救援队队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群众向他们反映，有小孩在下雨前跑进隧道，目前仍未找到。是否有小孩在下雨前跑进隧道，这位小孩是否已经找到，或者已经罹难，国务院《调查报告》均未做出解释和澄清。这位小孩不可能是黄色车辆中的那位七、八岁的男孩。

根据中青网记者刘言和见习记者焦晶娴的《暴雨下的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大水几分钟淹没车子，隧道内发现遇难者》的报道，应该还有更多的遇难者。比如那位20岁的逃生者在向警方报告了银灰色车的遇难者之后，当天下午4点多，她再经过隧道时，看到又一具事发隧道口遇难的车主遗体横放在路边。笔者无法确定，这位遇难的车主是否在那两位逃生时在隧道引坡段溺亡中的一位。

再者，根据一些逃生者的回忆，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些人未能逃生。

40岁出头的侯文超是一家建筑公司河南区的负责人。他曾经经历过2012年的北京“721”特大暴雨，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一辆50多万元捷豹车而得以逃生。他的回忆是比较清晰的。他弃车是17:40左右，位置在在距离出隧道出口位置百米远，距离安全地二百米远。弃车时水位已经漫过引擎盖。侯文超扶着漂在水里横七竖八的车，助力自己在逆流中一步步往前走，要用劲儿地走、用劲儿地敲、用劲儿地喊，让人们尽快离开车俩逃命。侯文超花了20分钟艰难地走完二百米的路，得以逃生。在途中，侯文超曾帮助一位执意不肯下车的老太太，将她扶到地面。与老太太同行的是她的儿媳妇。这位老太太能在20分钟内、在逆流中走完这段路吗？还有她的儿媳妇呢？她能丢弃老太太而自已逃命吗？

网约车公司“曹操出行”45岁的司机杨俊魁是这场事故中的一位英雄。7月20日下午他驾车经过京广路隧道。当时隧道开始进水，车辆停了下来。当水位涨到车轴高时，他决定弃车。他看到周围的车辆很快开始漂浮起来。他去敲打其他几辆车的门，让司机立即下车，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杨俊魁看到三名女性被困在附近一辆已沉没的汽车车顶上，两名男子已经丢下她们，向安全地带游去，显然三名女性都不会游泳。杨俊魁跳入水中，一个接一个地把这三名女性救了上来。杨俊魁回忆说，他还试图救援其他司机，但没有成功，他因腿部受伤不得不撤了回来。可见当杨俊魁因伤撤出时，京广路隧道还有急需救助的司机或者乘客。他们都安全脱险了吗？后来杨俊魁对记者表示：“我要是体力好一点，还能多救几个人。”他的表述十分明显，他的身后还有许多不幸的遇难者。

吴强、其妹夫和司机这三个男人应该是最后得以逃生的幸运者。当时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他们是从汽车的天窗中爬出来的（笔者注：有多少汽车是有天窗的？）。当吴强被拉出水面回头再看，只有汹涌的洪水一路向北。水面上，再没有第四个人。但是他无法确定隧道里的汽车中再无其他司机。

7月22日，推友“新闻/真话”转发一条郑州救灾自愿者的博文，披露其当自愿者时的亲身经历，据他的保守估计，死亡失踪人数会很多。

图12：郑州救灾自愿者的博文，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推特号“财经真相”说，目前可以肯定郑州京广路隧道，被短时间内快速淹没，长四公里的，里面全是车，看车辆就知道不下百人被闷在里面！根据《中国新闻组》2021年7月24日综合的消息，有目击者称，隧道里堆栈成山的不少车上都有人。一位拍摄视频者女士惊呼：“现在抽水都抽不尽，里面车全部都闷进去了，车里头都有司机，都有人啊，都是一家一家的，你说这咋弄啊。这景象惨不忍睹啊，我的天哪。”关于在京广路隧道中被淹车辆上有人的微信、推特等还有许多，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第四，如果京广隧道中只有247辆汽车，是不可能造成堵车现象的。

郑州市城管局副书记李平表示，经过3天的抽水搜救，在京广北路隧道已经拖出了逾200辆汽车，“第一批车有265辆，现在剩余四五辆”。隧道内的积水下降到1.2到1.5米时，目测已经没有其它被困车辆（参见：《郑州京广隧道拖出200多辆车，罹难者家属趴在泥水里哭》，腾讯网，2021年7月24日）。按照李平的说法，京广北路隧道已经拖出第一批车有265辆，剩余四五辆，目测已经没有其它被困车辆。京广北路隧道拖出的第一批车有265辆，已经大于国务院《调查报告》所说的查实247辆汽车被淹。

在国务院《调查报告》所提供的6位遇难者中，目前唯一已知的两位遇难者姓名就是刘浩铭（男，15岁）和许玉昆（男，15岁）。

图13：京广北路隧道两个罹难的中学生，左为许玉昆，右为李浩鸣，图片来源：凤凰网

7月20日下午，刘浩铭与许玉昆同骑了一辆电动车进入京广北路隧道，准备回家，被堵在隧道里。当时这两个中学生都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是正被堵在京广北路隧道中。之后家里大人再也无法联系他们。孩子失联之后，两家大人一直守在京广北路隧道，传播孩子失联的消息。7月24日，许玉昆家属突然接到确认孩子遇难的消息。刘浩铭和许玉昆是6位遇难者中最后被确认死亡的遇难者，也是7月24日上午11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称，在京广北路隧道中发现四名遇难者之后，再增加的2位遇难者。

遇难的两位中学生刘浩铭和许玉昆同骑了一辆电动车进入京广北路隧道，在隧道中各自和家中通了电话，说是正被堵住京广北路隧道中。一辆电动车被堵在隧道中，这就说明隧道中的车辆很多，十分拥挤，否则电动车可以利用车小灵便的优点，左拐右拐就可以绕出来，避免被堵在隧道中。

如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江涛在2021年7月26日在河南举行防汛救灾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所介绍的：“京广快速路隧道全长约4.3公里，由三段不连续的隧道组成，其中受灾最严重的京广北路隧道长度约为1.7公里、积水最深处6米左右”。前面已经提到，京广北路隧道主线全长1835米（与1.7公里略有出入），一个方向三个车道，两个方向六个车道，其中暗埋段（陇海路～中原路）长度1360米，敞开段长度475米。根据国务院《调查报告》，查实247辆汽车被淹。假设这247辆汽车都集中在京广北路隧道的暗埋段中，道路长1360米，六个车道，平均每个车道42辆，平均每辆车占据车道的长度为32米多。在这样的车流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发生堵车的。两位中学生同骑一辆电动车是完全可以安全回家的。就是247辆汽车全部在一个方向的三个车道上，平均每辆车占据车道的长度为16米多。一辆电动车也是完全可以绕出来的。

如果刘浩铭与许玉昆因为堵车而被困在京广北路隧道之中，那么那时被困在京广北路隧道中的车辆应该超过247辆。根据侯文超的回忆，他弃车后曾回顾四周，后排出隧道的车辆大概四五十辆，前排还有大几百辆在排队。什么是“大几百辆”？大几百辆是指大于500辆小于1000辆的意思。事实上，就连大陆官方媒体比如澎湃新闻，在最开始报导京广路隧道事件的时候，用的标题就是“上千辆车浸没”。

一般来说，车辆中的司机与乘客比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人更难逃生。再说，中学生也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在遭遇紧急情况下更加机灵。郑州京广隧道中一共6人遇难，其中两人是同骑一辆电动自行车的中学生，让人很难理解，说不过去的。承认许玉昆和李浩鸣是6位罹难者中的两位，是因为两位同学家长坚持在隧道清理现场，并且两位同学都在之前打电话告诉家里，自己被堵在京广隧道中。当时中国民众上网协寻的河南郑州洪水失联亲友就有130人，但是都无法证明这些人是在京广隧道中失联的。

第五：前面已经提到，郑州市打造智慧城市，京广路隧道则是智慧城市的重点工程。为什么国务院《调查报告》不包括视频、照片？

根据河南新闻广播记者夏凊撰写的题为《郑州智慧隧道一期建设即将收尾 郑州市隧道都将“会说话 会思考”》的报道（参见：新浪河南，2021年6月1日），作为郑州城市大脑•智慧城管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启动的郑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广路隧道试点）建设工作已经步入尾声：“在郑州市隧道中心指挥大厅内，智慧大屏让隧道内场景一览无余。这里实时监控并显示隧道内各项设备的数据，提供病害、隐患、预警等信息分析，郑州城市隧道综合管养中心杨航表示，六大模块，让郑州隧道‘会思考、会说话’：‘比如隧道内有车辆停留或行人进入，感知模块就会立即通过隧道内监控设备进行抓拍，并感知它停留、进入原因。如果有突发事故发生，我们能通过后台记录的人员最后所在位置，实现人员的精准快速搜救等功能。’”

图14：郑州市隧道中心指挥大厅，图片来源：新浪河南

通过这个智慧城市中的智慧隧道工程，中共政府必然掌握了京广隧道中被洪水围困的所有车辆、人员和手机信息。而且这些视频和相关信息被存蓄在智慧隧道工程的中心。即使京广隧道中的摄像系统在最后时刻被水毁坏或者供电系统出现故障，但是之前这些视频和相关信息都还存在，周围地区摄像系统所拍摄的进出隧道车俩的视频和相关信息都还存在。从这些视频和信息中来确定遇难者人数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国务院《调查报告》中不引用和提供这些信息？

第六，中共政府在清理隧道初期并未阻止民众前往观看，之后则动用警察戒严管理，接着马上又用野战军接管戒严任务。如果没有大量的人员伤亡，为什么要动用这样多人员，特别是野战军官兵，如此严密的封锁现场？

在7月21日京广快速隧道开始抽水，最初事故现场还是允许居民观看的。根据《大纪元》【一线采访】的7月22日题为《郑州京广隧道汽车堆积 惨不忍睹》的报道郑州官方在抽走隧道里的积水时，很多市民到现场观看。在隧道口观看的市民郑林（化名）接受大纪元电话采访说：“这条隧道三四公里。现在能看到的已经抽水了，抽水之后汽车已经漂出来了，或者已经落到一块了。这都是实打实能看见的，有几十辆了。”“还有隧道里边水没抽完呢，那里边都看不到啊。”“三四公里，目测的话也得上百辆吧。”

有视频显示，隧道外的车辆还半淹在水中，稍高处人群拥挤。

图15：2021年7月21日，河南省郑州市京广快速隧道出口，被洪水冲走的汽车堆叠在一起，居民在观看，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紧接着很快就布置警察戒严管理，执行戒严管理的时间应该是在7月21日深夜或者22日凌晨，郑州京广北路隧道抽水，被淹的大批车辆开始露出了水面。警方开始对现场进行戒严，拉起警戒线，执行戒严，不让民众靠近。原来围观的民众，都被警察清走，不让民众继续观看了。

很快担任戒严管理任务的警察又被大量解放军官兵所取代。根据7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当天上午，驻守在河南新乡的中共第83集团军“杨根思连”官兵到达郑州市，部署在京广北路隧道。“杨根思连”系原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第58师第172团第3连，2017年转隶为陆军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某装甲步兵连。从流传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到，“杨根思连”十几辆军车，一百多名官兵，来担任郑州京广北路隧道的戒严管理任务，这是杀鸡用牛刀。按照国务院《调查报告》，郑州京广北路隧道死亡人数6位，被淹车俩247台，部队来到时已经有郑州市政公司的职工和各地来支援的携带抽水机来的安能公司职工，还有郑州的警察，用得了这么多人力吗？后来又有解释说，“杨根思连”的解放军是来帮助隧道清淤的。不是说，淹没京广隧道的洪水是城市暴雨造成的，郑州城内裸露的土地本来就很少，哪里来得这么多淤泥？淤泥多到还需要一百多名官兵来清除？

为什么要用解放军官兵来执行对京广北路隧道的戒严管理？这本不属于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里有许多连一般警察也守不住的“国家机密”。

图16：解放军官兵接管京广快速隧道戒严管理任务，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第七，严格管控有关灾情的信息。

早在河南郑州洪水灾害刚刚发生时，《环球时报》就报道了“7月21日微博禁言37个散布河南暴雨谣言账号”。可见严格管控有关灾情的信息，是与洪水灾害同时到来。当时人们对洪水灾害的严重程度缺乏信息，“微博”管理部门又如何能判断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信息，什么是谣言呢？就象后面还会提到的王宗店死亡失踪人数，是陈龙报告提供的死亡失踪23人是谣言，还是新华社记者引用河南荥阳官方通报的死亡8人是谣言？

图17：7月21日微博禁言37个散布河南暴雨谣言账号，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独立经济学者“冷山时评”在推特上也转发了张新年律师的这则博文，称“郑州市政府禁止公职人员转发洪灾信息，哪怕家里有人失联也不行……”根据六四天网消息，张新年律师在微博转发了网名“我是663手里的玩具熊”7月21日的一则帖文：“我是河南人，但不在洪灾城市。我妈今天早上接到市政府通知说：不让政府部门人员转发任何关于郑州洪灾的相关信息，说网上的都是夸大其词别有用心。可是我姐姐已经失联11个小时，我闺蜜的妈妈前天去郑州大学附属医院办事情被水冲走，头部撞到汽车颅骨粉碎性骨折。这怎么就成夸大其词了。气哭了。”广西维权人士李燕军在推文中写道：“我也被辖区派出所黄副所长上门警告：不得再在网上发未经核实的消息”。李燕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4日晚上，我看到很多不让转发郑州灾情消息的信息，看来是上面统一部署了。

图18：不让政府部门人员转发任何关于郑州洪灾的相关信息，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下面一份截图是郑州市某部门颁发的紧急通知：“目前多家国外媒体在京广路隧道现场采访，鉴于京广路隧道话题敏感，易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引发国际舆情。建议辖区办事处派工作人员深入街头挨家挨户走访沿街各商户，提醒广大商户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给对方任何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可能，如发现相关情况及时向辖区办事处反馈或直接报警。注意工作方式，切不要用短信威胁通知，请挨家挨户口头通知”。

图19：不要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发现相关情况直接报警，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根据中国大陆律师刘晓原的推文，北京某媒体人发出消息，上午接到河南某市网信办3个电话和4个微信，要求他们“为河南的大雨洪灾、郑州的救助多点赞，少质疑，最好是不要质疑。

在京广隧道出口处路旁的栏杆上挂着一排横幅：“您的一言一行代表郑州形象，请勿在此围观”。

图20：栏杆上挂着一排横幅：“您的一言一行代表郑州形象，请勿在此围观”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2021年7月26日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题为《外媒: <德国之声>采访受阻 郑州隧道受难人数成谜》的报道：肆虐郑州的洪水已经退去，但京广北路隧道的抽水、被淹车辆移置及失踪者搜救仍在持续，成为瞩目焦点。报道引用中央社的消息，中国河南洪灾，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内大批车辆被水淹没，官方指隧道内目前仅发现4人罹难。但据外媒报导，光是中国民众上网协寻的失联亲友，就有130人。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出，除中国本地媒体外，已有外国及台港媒体前往采访。但据外媒报导及网路讯息，郑州等地的一些“爱国民众”当街阻挠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澳洲广播公司（ABC）的记者采访。郑州的一些民众一边阻挠，还一边指责外国记者“妖魔化中国”、“选择性报导”等，甚至要求查看拍摄画面。</p>

图21：《德国之声》记者比灵格（笔者注：图中右边穿深蓝色汗衫者）在河南郑州采访时受到一些民众的围攻，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如果郑州7 20洪灾真是一场天灾，京广隧道只死了6个人，中共政府不必花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严格管控有关灾情的信息。

第八，山东省淄博市殡仪协会的支援

7月26日，有网友在推特上发布视频，山东淄博殡仪协会动用大型厢式货车支援河南。车上贴着写有“淄博市殡仪协会与河南人民同在”的横幅。

图22：淄博市殡仪协会驰援河南，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独立媒体人方舟子在推特上发文：“官方最新数据是河南强降雨已致63人遇难、5人失踪，几十个人死亡河南自己的殡仪馆就处理不了了？还要从外省调殡仪服务？”更有网友直言：“河南人死的太多了，必须要山东省给予殡葬支援!”

网上还有一段聊天对话曝光，称郑州二七区殡仪馆堆满了尸体，都被黑色帷幕遮起来了，现场有成千的遇难者家属前往殡仪馆认尸，但被警方强制驱离。

“对口支援”，驰援受灾地区，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淄博市殡仪协会对口支援的就是郑州市殡仪行业。是什么造成了郑州市殡仪行业有点力不从心，需要外地的支援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所说郑州京广隧道遭淹一共造成6人死亡，这个数据是错误的，是人为缩小的。按照国务院《调查报告》的描述，6位罹难者没有一个是死者汽车内的。但是一辆灰色轿车中的遇难者没有被统计在内。有一名遇难者不在国务院《调查报告》的统计之中，就有两名、三名……

六、关于王宗店村洪水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到底谁在造谣？

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是郑州市山丘区4个市中受灾最严重的的村庄，也是死亡失踪人数最多的村庄。

关于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洪水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2021年7月28日陈龙撰写的《河南“受灾最严重”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的灾害调查指出，23人死亡、失踪，其中确定死亡人数为10人，失踪13人，并附上失踪（死亡）人员名单。

图23：陈龙：郑州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洪灾失踪（死亡）人员名单，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不久，有关荥阳王宗店村传出有23人因洪水失踪死亡的消息被官方屏蔽，中共政府又以消毒为由，不允许外人进入王宗店村。

7月29日新华社微博刊登记者牛少杰的微博：“【河南荥阳官方通报：崔庙镇王宗店村8人因山洪遇难】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网传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经核实，截至7月28日，山洪夺走了8人生命，失联人数正加紧统计。”之后，中国各媒体以新华社稿件为准，对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的消息进行澄清，只死了8个人。

图24：新华社记者牛少杰：崔庙镇王宗店村8人因山洪遇难，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新华社记者牛少杰引用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报，说截至7月28日，洪水只造成王宗店村8人死亡。而网传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显然是虚假信息。这个网传的所谓虚假信息就是来自陈龙撰写的《河南“受灾最严重”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的灾害调查。

陈龙是蓝天救援队队员，亲自参加了王宗店村的救灾工作。王宗店村的村民说：郑州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7月20日遭遇洪水灾害，至今四天下来，全靠蓝天救援队和村民组织自救，政府承诺的救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甚至阻扰已做好安全措施的村民进入救人……

陈龙撰写的《河南“受灾最严重”王宗店村：23人失踪、死亡》的灾害调查，其最可信之处，就是提供了失踪、死亡的名单等最重要的信息。而且指明，截至26日晚，已经找到10具尸体。

那么到底是郑州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洪灾造成23人失踪、死亡是虚假信息？还是新华社记者牛少杰转发的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报，洪水只造成王宗店村8人死亡是虚假信息？到底是谁在造谣？到底是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图25：一位王宗店村人的博文，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16页确认：暴雨洪水造成王宗店村死亡失踪23人。《调查报告》在第19页指出：(荥阳市)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存在迟报瞒报问题；对下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迟报瞒报问题失察失责。可见，迟报瞒报因灾死亡失踪人员的是荥阳市党委和市政府，荥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七、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件

根据2021年7月20日《搜狐网》记者席小丹报道，2021年7月20日6时许，河南省登封市登电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据官方通报，目前无人员伤亡和失联情况。

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位于登封市告成镇曲河村颍河边。颍河，古称颍水，其主要支流为沙河，因此常被合称为沙颍河。颍河发源于登封市嵩山，流经许昌，与沙河汇合，至周口市与贾鲁河汇合，至寿县入淮河干流。7月20日凌晨4时左右，颍河水位暴涨并超警戒水位。受上涨河水的压力，围墙倒塌，厂区进水。6时许，因洪水漫延到厂区内合金槽内高温溶液发生爆炸，爆炸情况相当严重。

图26：2021年7月20日6时左右颍河洪水漫延到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厂区内合金槽内高温溶液发生爆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河南省党委和省政府曾提出以铝强省的口号。登电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主营硅铁、重熔铝锭、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的冶炼和加工，年产低钛、高硅铝合金、60系列合金棒6万吨，市场占有率高达15％。现有职工500多名，占地面积越16万平方米。

但是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发生强烈爆炸的消息并没有引起中国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后续也缺乏媒体的跟踪，特别是缺乏受害民众和知情人的爆料，一是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之后不久发生的京广隧道和地铁5号事件有关，一是当时官方的报道说，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关。

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回应媒体说，“河水倒灌期间，工厂已经要求全员撤离，并于爆炸前一小时撤离完毕，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登封市政府网站称，爆炸发生后，登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现场处置，并疏散厂区周边群众。目前，无人员伤亡和失联情况，事故善后处置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笔者关注的是水进入合金槽内高温溶液后发生强烈爆炸一事，是因为在解释水库诱发地震的原理时，存在这样一种理论或者说一种假说，水库的水在水库蓄水产生的高压下，进入地层裂隙，遇到熔岩高温，分解成氢和氧，然后就发生爆炸。有人在做模拟试验时，就是将水倒入融化的钢水。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发生强烈爆炸从一个侧面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个实例。

国务院《调查报告》则是揭穿了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厂区发生爆炸无人员伤亡的谎言。《调查报告》第17页指出：“查明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7月20日爆炸情况。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极端暴雨引发颍河水位暴涨，漫溢洪水涌入公司车间电解槽，与高温熔融铝液发生反应造成爆炸的次生事故。爆炸导致房屋倒塌致5人死亡，但登封市告成镇党委、政府只上报‘因灾死亡’，未如实报告真实原因，并且违规使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400万元用于死亡人员家属补偿。”《调查报告》第34页继续指出：“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对洪水进入电解槽高温熔融铝液遇水爆炸的现实危险，未及时向蒋庄村委会和村民发出爆炸预警信息，致使部分村民错过转移时机。”谁能说这是天灾呢？

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厂区发生爆炸，导致房屋倒塌致5人死亡。登封市委市政府、告成镇党委和镇政府，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联手隐瞒死亡人数，隐瞒死亡原因，这就说明，在现行制度下，党委、镇政府和企业都存在隐瞒事故原因和事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的动机，而且隐瞒死亡人数的这个行为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

八、河南郑州“7.20”洪灾期间的死亡失踪人数通报

在河南郑州“7.20”洪灾期间，向外公布灾情和通报死亡失踪人数的任务，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担，在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公布。据统计，一共举行了十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下表是十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举行的时间和公布的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的人数：

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一场）时间：7月21日，郑州市死亡25人，失联7人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二场）时间：7月23日，截止22日晚，全省因灾死亡33人，失踪8人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时间：7月24日，截止24日下午4点，全省因灾死亡人数达到58人、失踪5人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四场）时间：7月25日没有报告因灾死亡人数

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五场）时间：7月25日全省因灾死亡69人

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六场）时间：7月27日全省因灾死亡71人

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七场）时间：7月28日全省因灾遇难73人

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八场）时间：7月29日，全省因灾遇难99人，仍有失踪人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九场）时间：7月30日没有报告因灾死亡人数

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十场）时间：8月2日，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遇难，50人失踪。其中，郑州市遇难292人，失踪47人；新乡市遇难7人，失踪3人；平顶山市遇难2人；漯河市遇难1人。

从表中可以看到，从7月21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死亡失踪33人，7月23日41人，7月24日63人，7月25日69人，7月27日71人，7月28日73人，7月29日99人，死亡失踪人数增长十分缓慢，8天只增加了66人；特别是从7月24日到7月28日，4天死亡失踪人数63人从增加到73人，4天只增加10人。但是到了8月2日的第十场新闻发布会，全省死亡失踪人数一下子增长到352人，其中郑州市死亡失踪人数339人。

2021年8月2日举行的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十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有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凯、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国定、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厅长吴忠华、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侯红、新乡市人民政府市长魏建平等，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德亚主持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说第十场河南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是最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级别最高，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的领导干部级别最高。省长王凯讲话，副省长武国定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省灾情及损失：“这次特大洪涝灾害，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据统计，截至8月2日12时，全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663个乡镇、1453.16万人受灾，分别占全省的96.2%、92.9%、14.6%。全省组织紧急避险93.38万人，转移安置最高峰值147.08万人；倒塌房屋30616户、89001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635.6万亩，成灾面积872.3万亩，绝收面积380.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1142.69亿元。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遇难，50人失踪。其中，郑州市遇难292人，失踪47人；新乡市遇难7人，失踪3人；平顶山市遇难2人；漯河市遇难1人。”

接着侯红市长介绍郑州市防汛救灾工作有关情况：“7月19日8时至22日8时，郑州持续遭遇特大暴雨袭击，3天降雨量接近郑州平均全年降雨量。根据郑州气象站数据显示，20日16时至17时最大小时降雨量201.9毫米，突破我国陆地小时降雨量历史极值；西部山区的巩义、荥阳、新密、登封降雨量达到800毫米，降雨量最大的新密白寨气象站达到928.1毫米。特大暴雨造成了郑州143座水库103个超汛线，区域内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个区域断电断水断网，道路损毁、交通中断、地下空间被淹，多处出现重大险情。7月20日，南部山区洪水汇集流入常庄水库，造成水位暴涨，最高达到129.39米，超警戒线1.9米，背水坡处多处管涌，直接威胁到城市安全和南水北调干渠安全；京广快速路隧道瞬间水量快速上升，导致200余辆车拥堵被淹；市区主要排洪河道贾鲁河水位暴涨，多处出现溃堤险情；地铁5号线一列车因雨水溢至轨道迫停，数百名乘客被困；位于城市南部的郭家咀水库出现漫坝，水利专家发出溃坝风险预警。”

其实侯红已经把常庄水库大坝出现险情，直接威胁到城市安全和南水北调干渠安全，采取紧急无预警大流量泄洪，与后续的京广快速路隧道瞬间水量快速上升，导致200余辆车拥堵被淹，以及常庄水库大坝下游河道贾鲁河水位暴涨，多处出现溃堤险情，与地铁5号线一列车因雨水溢至轨道迫停，数百名乘客被困，之后位于城市南部的郭家咀水库出现漫坝，采取紧急挖掘泄洪通道，大流量不可控的泄洪，造成市区多地被淹的逻辑关系和时间关系说得十分明白。有一些中国民众不理解，为什么水库泄洪要淹郑州这样的特大城市？他们以为，水库泄洪，无非就是去淹农村、去淹农地，怎么会淹郑州这样的特大城市的？但是，郑州的水系就是这么规划的，把十几条河一起引入郑州市中心，造成江南水乡的美景。要不然哪里会有贾鲁河两岸的卖价不菲的水景房？

侯红市长接着说：“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奋战，22日早晨郭家咀水库、常庄水库水位逐渐平稳、险情基本解除。我们迅速投入到遇难和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中，调集一切力量、第一时间集结，旨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但由于全市瞬间降雨量大、城镇交通严重损毁、城市地下空间排水量大、遇难人员比对需要时间，造成搜救困难重重。救援队伍在沿索河、汜水河等区域搜救过程中，102名遇难者被找到时遗体在本村外，5名遇难者在本县外，最远的在20公里以外。搜救范围广、困难大、比对时间长，导致了搜救时间的延长。令人十分痛心的是，经过搜救人员连续多天奋战以及严格的身份比对，到8月1日18时，全市总共遇难292人，失踪47人；其中，因洪水、泥石流导致189人遇难；因房屋倒塌导致54人遇难；因地下室、车库、地下管廊等地下空间溺亡39人，包括大家关注的地铁5号线14人遇难，京广路隧道6人遇难；另有其他遇难者10人。县（市）方面，巩义市遇难64人、荥阳市58人、新密市46人、登封市12人、新郑市2人、上街区2人（中牟县0人），共遇难184人；市内五区和四个开发区共遇难108人。”

侯红市长指出，从20日到22日早晨，这两天两夜的时间，郑州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在应付郭家咀水库、常庄水库的安全上，直到险情基本解除。接下来就投入到遇难和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中。由于搜救范围广、困难大、比对时间长，导致了搜救时间的延长。这是侯红市长解释，为什么，郑州市的死亡失踪人口在7月22日之后不能得到及时更改，而要等到8月2日才一下子把死亡失踪人数提高到339人的原因。这339人，包括大家关注的地铁5号线14人遇难，京广路隧道6人遇难；另有其他遇难者10人。请读者注意侯红市长提到的另有其他遇难者10人，他们能是什么人？又死于什么原因和死于什么地方？

但是在2021年8月2日举行的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十场）之后，河南省党委和省政府再也没有向社会更新河南郑州“7.20”洪灾期间的死亡失踪人数，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也没有进行更新，因为郑州市宣布防疫封城了，人们对河南省、郑州市洪水灾害的关注嘎然而止。

九、郑州市瞒报的死亡失踪人数应该高达317人

半年之后发布的国务院《调查报告》得出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其中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乡镇（街道）瞒报15人的结论，显然国务院调查组对侯红市长代表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提供的数据和做出的解释是不满意的。

国务院《调查报告》引用突发事件应对法和自然灾害救助条例、防汛条例等有关规定，灾情稳定前应当每日逐级上报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伪造、篡改。

2007年8月30日颁布、2007年1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务院建立全国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第三十九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有关单位和人员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灾情稳定前，受灾地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每日逐级上报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动态等情况，并及时向社会发布。

1991年7月2日颁布、后经两次修订的《防汛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应当按照国家统计部门批准的洪涝灾害统计报表的要求，核实和统计所管辖范围的洪涝灾情，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统计部门，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伪造、篡改。

显然，国务院调查组引用突发事件应对法和自然灾害救助条例、防汛条例等有关规定，将其中内容加以组合，做出了“灾情稳定前应当每日逐级上报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的新规定。这不是严格执法，而是任性执法，按照某些人的意志任性执法，不能任意将三个不同法律和法规的不同规定，各取所需部分，形成一条新的所谓法规。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和《防汛条例》等有关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灾情稳定前有每日如实地逐级上报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情况的责任，还有及时向社会发布的责任。而国务院《调查报告》并没有追查未能及时向社会发布的责任。

国务院《调查报告》（第11、12页）指出：7月25日至28日，郑州市连续4天未通过报灾系统上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截至7月29日仅上报97人。直到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7月29日、8月1日两次发出紧急通知后才统计上报，7月30日上报322人、8月1日上报339人。刻意阻碍上报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郑州市对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统计上报态度消极，不仅没有主动部署排查、要求及时上报，反而违规要求先核实人员身份等情况再上报，以多种借口阻碍信息报送工作。对已经掌握的信息隐瞒不报。7月25日至29日郑州市县两级共瞒报116人；8月18日至19日中央领导同志考察河南期间，郑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灾死亡12人，但仍不如实报告；8月20日调查组进驻后，因灾死亡失踪人数比8月2日公布数增加41人，其中23人属于瞒报。

将国务院《调查报告》的这段描述，与河南省新闻办公室的十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所公布的因灾死亡失踪数字做一简单对比，可以发现，对于公布因灾死亡失踪数字，其中的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很重要，分别是7月24日的第三场，7月29日的第八场和8月2日的第十场。

在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灾情的是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长训，全省因灾死亡人数达到58人、失踪5人。当时认为地铁5号线和京广隧道的死亡失踪人数情况基本搞定了。

之后的7月25日至28日，郑州市连续4天未通过报灾系统上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而国务院《调查报告》斩钉截铁地指出：7月25日至29日郑州市县两级共瞒报116人！读者要理解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中共抗灾模式，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等主要领导，甚至副总理级别的官员，不会在第一时间亲临抗灾第一线。但是中央会暗地里派出督导组（或者用其他名称），到抗灾第一线去了解情况，然后直接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7月2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抗洪抢险救灾和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并强调指出，在紧急情况下，除特殊行业外，应该果断停工、停学、停业。李克强要求“公开透明”发布讯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求，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7月29日发出紧急通知，郑州市这才在7月29日上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97人。很明显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试图把死亡失踪人数控制在100人以内。

所以在7月29日的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上，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长训介绍说：（全省）因灾遇难99人，仍有失踪人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未说明其中的郑州市的因灾遇难人数。而且这遇难的99人，也没有包括失踪人员。显然郑州市上报的这个死亡失踪人数97人依然不能令中央领导满意，所以再施加压力。

郑州市于7月30日上报死亡失踪人数322人。但是在7月30日的第九场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公布任何死亡失踪人数，显然是上面对死亡失踪人数322人这个数字还不满意。8月1日中央领导再做指示，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8月1日再发出紧急通知。

于是郑州市上报了死亡失踪339人（死亡292人，失踪47人）。显然，当时中央领导是基本接受了这个数字，在8月2日举行的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公布。侯红市长还专门解释了没有及时上报死亡失踪人数的原因，搜救范围广、困难大、比对时间长等等。

8月2日之后，河南省新闻办公室再没有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没有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或者自然灾害救助条例、防汛条例等有关规定，继续向社会公布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的变更情况。

8月18日至19日8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和省长王凯陪同下在鹤壁、新乡、郑州考察，看望受灾群众，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专题会议。有视频显示，李克强看望受灾群众时，民众情绪比较激动，不知道向李克强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或者给李克强留下了什么印象。

图27：2021年8月18日李克强考察地铁5号线事故现场，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国务院《调查报告》说，8月18日至19日中央领导同志考察河南期间，郑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灾死亡12人，但仍不如实报告。这段文字比较有意思。显然，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内部出来“汉奸”，把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给出卖了。很可能，这些“汉奸”一直就把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掌握的数据秘密报告了中央。

8月20日国务院调查组进驻后，因灾死亡失踪人数比8月2日公布数又增加41人，从8月2日公布的339人（死亡292人，失踪47人）上升到380人。

8月2日郑州市市长侯红在新闻发布会上专门用了较大的篇幅解释关于死亡失踪人数上报迟缓的原因，如搜救范围广、困难大、比对时间长等。国务院《调查报告》特别针对郑州市的解释做出反驳，认定郑州市对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统计上报态度消极，不仅没有主动部署排查、要求及时上报，反而违规要求先核实人员身份等情况再上报，以多种借口阻碍信息报送工作。人们可以这样理解，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先逐日上报死亡失踪人数，然后核实死亡失踪人员的身份，进行修正。以核实死亡人员身份后再上报，就是违规，就是瞒报。

国务院《调查报告》确定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特别是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而《调查报告》本身提供的内容却不能支持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这个说法。所谓的瞒报，就是没有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和《防汛条例》等有关规定，每日如实地逐级上报。

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7月25日至29日郑州市县两级共瞒报116人；8月18日至19日中央领导同志考察河南期间，郑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灾死亡12人，但仍不如实报告。仅这两项指控，郑州市包括市县两级已经瞒报128人。

8月20日国务院调查组进驻后，因灾死亡失踪人数比8月2日公布数增加41人，这41人也是没有按照每天必须上报的规定，属于瞒报，其中12人已经被计算在内，不再重复计算，郑州市包括市县两级起码瞒报了157人。

这里没有计算的还有从7月29日至8月1日的瞒报人数，在这期间郑州市包括市县两级瞒报的人数就更多了，远远超过了139人。

根据国务院《调查报告》，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多发生在7月20日，如《调查报告》第8页指出，郑州市山区4个市死亡失踪的251人（荥阳96人、巩义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踪时间集中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前的（7月20日）13时至15时。《调查报告》第6页指出，主城区因灾死亡失踪129人（占郑州市33.9%），水淹溺亡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区、地下室、街道、地铁、桥涵、隧道等多处，时间基本集中在20日午后到傍晚。

考虑到侯红市长所言：由于全市瞬间降雨量大、城镇交通严重损毁、城市地下空间排水量大、遇难人员比对需要时间，造成搜救困难重重。救援队伍在沿索河、汜水河等区域搜救过程中，102名遇难者被找到时遗体在本村外，5名遇难者在本县外，最远的在20公里以外等等这些原因，笔者认为，7月24日在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所宣布的，截止24日下午4点，全省因灾死亡人数达到58人、失踪5人，都不应该属于瞒报范围。在此假设，7月24日公布死亡失踪的63人均来自郑州市，那么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郑州市瞒报的死亡失踪人数是317人（380-63）。如果再往下分级计算，累计的各级政府瞒报死亡失踪人数则更高。

最后笔者要指出的是，国务院《调查报告》并没有指出河南省党委和省政府以及其他市县瞒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的错误。

以2021年8月2日河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第十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死亡失踪人数为起始点，以国务院《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为终点，郑州市死亡失踪人数由339人上升到380人，增加了41人，约增加了12%。河南省其他市县死亡失踪人数由13人上升18人（河南全省由352人上升398人），约增加了38.5%。

看来瞒报死亡失踪人数的问题，并不仅仅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有，河南省其他市县党委和市县政府都有，而且还相当严重。

十、瞒报死亡失踪人数的动机

河南郑州“7.20”特大洪水灾害刚刚发生，2021年7月21日时任《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发表博文，说他相信河南灾害的情况不会被瞒报，因为在中国的体系中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下的瞒报动机，那样做的风险完全不可承受。

图28：胡锡进：在我们的体系中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下的瞒报动机，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其实就在同一天，7月21日河南省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河南省纪委监委今日印发《关于强化防汛救灾监督执纪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严明政治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求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防汛救灾报告制度，严禁迟报、瞒报、漏报重要汛情灾情信息（参见：河南纪委监委：严禁迟报、瞒报、漏报重要汛情灾情信息，《中新网》2021年7月21日）。河南省纪委监委的《紧急通知》表明两点，第一是官员担负的政治责任，要坚守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底线；第二是要求官员严守的政治纪律，对上不能迟报、瞒报、漏报人员死亡失踪的信息。正因为河南省纪委监委知道下面的官员做不到这两点，迟报、瞒报、漏报人员死亡失踪信息的动机普遍存在，所以就洪灾发生后的第一天立马发出《紧急通知》，给麻木健忘的官员敲敲警钟。

习近平当政以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失防万一”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这样的狠话空话是曲不离口。正如河南省纪委监委的《紧急通知》所言，无论哪级地方官员，都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是政治底线。但是又要求下级，不能对党中央、中央政府迟报、瞒报、漏报。通过这样的政治责任和政治纪律，无论哪级地方官员都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中死亡失踪事故的直接负责人。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分为Ⅳ级，即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和Ⅰ级（特别重大），分别发布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同时采取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应急响应。而死亡人数是判别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严重程度一个最最重要指标。

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定义，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一般自然灾害：死亡20人以上，50人以下；

较大自然灾害：死亡50人以上，100人以下；

重大自然灾害：死亡100人以上，200人以下；

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死亡200人以上。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包括所谓的自然灾害，死亡失踪人数越多，地方官员要承担的政治责任就越大。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在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求和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7月29日发出紧急通知后，郑州市才在7月29日上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共97人，没有超过100人，这只能算较大自然灾害，看看是否能够过关。但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再次要求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催促下，郑州市于7月30日上报322人，跳过重大自然灾害级别，直接进入特别重大自然灾害范畴。至于8月1日上报339人，或者中央领导同志考察河南期间，或者国务院调查组进驻，把死亡失踪人数提高到380人，这都已经无所谓了。地方官员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是按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既然已经进入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死亡200人以上，再往上也就不封顶了。

2022年1月21日新华社发布了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布，承认截至9月30日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其中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乡镇（街道）瞒报15人。

之前认为在中国的体系中已经无法产生瞒报动机的胡锡进此时已经退休，他感慨到：“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期间因灾死亡失踪人数380人，其中有139人在不同阶段被瞒报，三分之一还多。感慨啊，瞒报在一些地方真的是个顽疾，悲。”

图29：胡锡进：瞒报在一些地方真的是个顽疾，悲。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但是胡锡进最后还是没有忘记攻击其他国家一番：“去年世界上发生了多起严重灾害，包括德国水灾、美国多州风灾、美国佛州塌楼等，都造成严重伤亡，更不要说新冠疫情持续夺走大量生命，但从未有那些国家的哪位官员受到追责的报道。西方的实际情况是，对官员追责几乎不被用作提高治理水平的手段，对瞒报不瞒报，也不会有官方力量去查。”

2021年7月14日德国发生重大洪灾，造成190多人死亡，是二战结束之后人员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把这场灾难定义为“死亡洪水”。洪水灾害主要集中在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对于德国洪灾，中国官方媒体给以大量的报道，《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表微博评论，称德国水灾与其他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灾难一道“深刻冲击着中国人原有对西方治理水平和其对人道主义忠诚的认知”，“他们做得真也不怎么样，为何总是要做中国的教师爷呢？”。胡锡进怎么忘了，马克思是中国真正的教师爷，而且还是中共跪求来的。胡锡进还说德国洪灾折射“体制的巨大失败”。

其实胡锡进对德国洪灾的后续影响还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洪灾后的第5天，7月19日德国科布伦茨警察局便公布了已知的死亡者名单。在德国，不是联邦政府、不是总理默克尔夫人行使追责权力，而是德国媒体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2021年7月德国大洪灾追责的责任，这就是新闻自由的力量。人们并不掩盖错误，并不认可家丑不可外扬的理念，人们承认，这是重大的系统性失败。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敢于用“系统性失败”这样最严厉的言辞来批评政府、批评社会，他们不用担心，这样的批评会让他们失去工作位置，这样的批评会让他们上电视台认罪，这样的批评会让他们失去退休金。同样，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勇于接受不同意见者的挑战，敢于在公众面前进行辩论。2021年8月2日德国莱法州科布伦茨检察院宣布：对阿尔韦勒地区（Ahrweiler ）行政长官（有人翻译为县长不太准确）于尔根•普福勒（Jürgen Pföhler）以过失杀人罪立案调查起诉。同时被调查还有另外一名被告。科布伦茨检察院在声明中表示，有很多“足够实际的迹象”表示，在洪灾来临之前，“危险警告，以及疏散当时尚未受到洪水影响的阿尔河谷居民，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检察官看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阿尔河谷居民被告知洪水即将到来的消息已为时已晚。检方认为，这绝非疏忽职守能解释，而是涉嫌过失杀人罪。所以，德国莱法州科布伦茨检察院决定对阿尔韦勒地区最高长官于尔根•普福勒以过失杀人罪提起诉讼。检察官对阿尔韦勒地区行政长官于尔根•普福勒以过失杀人罪立案调查起诉，这和中国国务院调查组的追责调查，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程序，一个是走司法程序，罪名是过失杀人罪；另一个是行政程序，是否存在管理的过失。最后，德国民众利用手中的每一张选票行使追责的权力。在2021年9月26日的联邦大选中，执政的联盟党在选举中以微弱劣势（差距仅1.6%）败选，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作为默克尔夫人接班人的执政党基民盟主席拉舍特在洪水灾害中和灾后的表现是此次败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30：2021年8月2日德国莱法州科布伦茨检察院宣布：对阿尔韦勒地区行政长官于尔根•普福勒以过失杀人罪立案调查起诉，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如果中国的中央官员以及各级地方官员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是靠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么在民主选举的体系中是无法产生死亡失踪人数的瞒报动机，因为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不是上面挑选出来的，向上不承担政治责任，也不必遵守政治纪律。民选官员必须对选民负责。此外还有媒体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因此，在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存在死亡失踪人数的严重瞒报，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九）

2022年6月7日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洪水过程中经过行政管理改革后的新救灾机制的表现。国务院《调查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批评郑州市的应急救灾工作，但是根本没有涉及郑州市救灾机制混乱、低效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2018年3月中央决定新组建应急管理部，整合水旱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地震地质灾害防范救援和减灾救灾等相关职责，并撤消了武警水电纵队等。习近平新组建应急管理部，是照搬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模式，不管它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有多大的冲击，也不管它对现有的救灾机制有多大的冲击，新建的应急管理部是否能起到有效的预期作用，下级地方政府是否能够跟上中央的改革步伐，保证救灾机制的平稳过度……郑州常庄水库大坝发生多处管涌，抢险过程中没有专业水电工程救护队的身影；郭家咀水库大坝发生滑坡，抢险过程中没有专业水电工程救护队的身影；地铁5号线隧道被淹，没有大功率的抽水机；京广隧道被淹，没有大功率的抽水机……需要从全国各地的抽调大功率的抽水机……国务院《调查报告》指出，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郑州市设置有防汛抗旱指挥部、城市防汛指挥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等4个指挥机构，不符合习近平的指示；办公室设在应急局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有编制36人，规模颇大，但只有1人有水利中专专业背景。事实是，郑州市设置14个应急救灾指挥机构。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下属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洪灾过程中集体躺平，不按规定及时报请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不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灾情报送工作混乱，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存在迟报瞒报问题。这种扭曲的应急救灾体制设计、薄弱的专业力量和专职人员集体躺平，导致了这场洪水灾害的严重后果。这难道不正是人祸吗？

一、郑州市有4个应对灾害指挥部，各唱各的调

国务院《调查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对郑州市在“7.20”洪水灾害过程中的应急救灾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郑州市党委和政府开始，到区市（县）党委和政府，再到乡镇街道，一级不漏；从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郑州市水利局、郑州市农业农村部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防汛办公室）、郑州市交通运输局、郑州市城乡建设局、郑州市公安局，面面俱到，包括区县的专业管理机构；最后就是企事业单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

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就是郑州市竟然有4个应对灾害指挥部，各唱各调，和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部署大唱反调。

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8页）指出：“中央明确要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但一些地方对中央改革部署理解不准、贯彻不坚决，甚至改后扭曲变形更加不顺。郑州市设置了防汛抗旱指挥部、城市防汛指挥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等4个指挥机构，办公室分别设在应急局、城管局、气象局、资源规划局；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又设了防办、河湖水利防办、城防办、黄河防办4个办公室，分别设在应急局、水利局、城管局、黄河河务局，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大家都管都没有管到位，不符合‘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机构改革要求。”

应对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郑州市竟然有四个指挥中心：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应急局；

——城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城管局；

——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气象局；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资源规划局。

而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又设了防办、河湖水利防办、城防办、黄河防办4个办公室，分别设在应急局、水利局、城管局和黄河河务局。

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大家都存在，都占编制，但大家又都不管，错误的责任主要在郑州市应急局。郑州市应急局的官网宣称其职责在于“加强、优化、统筹全市应急能力建设，构建全市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应急能力体系，推动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提高全市应急管理水平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在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等部门在自然灾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工，书面上写得也很清楚：“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统筹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相关行业领域的灾害监测、预警、防治及保障工作。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市总体应急预案和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负责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组织协调重大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市应对重大灾害指挥机构工作，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简单地说，应急部门是全面应对天灾和人祸的“全灾种”“大应急”的主管部门，起到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作用。

但是当暴雨、洪水灾害来临时，郑州市这个所谓的“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根本不起作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救灾机制的建立与演变

这里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救灾机制的建立与演变。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救灾的机构，这与皇帝标榜自己是天子有关。既然皇帝是天子，这就有了当皇帝的正当性；皇帝是天子，他能在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之间传递信息。而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信念：天灾则表达了上天对当今皇帝的作为不满意，起惩戒作用。如果天灾不断，那么就表示上天要换一个人来做新皇帝，要改朝换代了。所以，中国历朝历代有一套应付灾害的措施，而没有专门负责这些措施实施的机构。蔚力在《中国古代是如何抗震救灾的？》一文中把主要措施归纳为三条：罪己诏、赐钱和捐银。笔者以为还需要加一条就是减免税务。当然，减免税务、发放救灾款、慈善捐款、修盖房屋、修筑水工等自然要麻烦户部、工部等部门的官员，也要麻烦各地的封疆大吏。但是皇帝向天下发布罪己诏，这必须是皇帝亲自完成，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替代，或者史书上没有记载，皇帝的罪己诏是某位秘书或者某个师爷代笔完成的。

清朝后期，西方国家的管理模式渐入中国。1912年清政府下台，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的精英与外国人共同组建了全国性和国际性救助协会（今天非政府组织的前身），帮助这个饱经战乱的新共和国摆脱日益严峻的洪水和饥荒的影响（参见：皮埃尔•富勒：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救灾？《中外对话》，2017年8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政务院下设内务部，各大行政区设民政部，省市自治区政府设民政厅，市县设民政局（科）等，到乡一级设民政干事，自上而下地管理救灾工作。后发现救灾工作涉及面广，并非内务部（或民政部）一个部门所能承担，1949年12月19日政务院颁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组织一个包括多部门、多功能的救灾委员会，包括民政、财政、工业、农业、贸易、合作、卫生等部门及人民团体代表，由各级政府首长直接领导。1950年2月27日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财经委主任、内务部部长、水利部部长和农业部部长为副主任，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等部长为委员，委托内务部办理中央救灾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后来这个架构略有改变，权力加大，依然是副总理任主任，增加了政务院秘书长（当时是习仲勋）任副主任，留内务部部长任副主任，水利部部长等任委员（参见：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北京）。这时，内务部是救灾机制中的最重要部门，这和西方国家政府的部门分工类似。与中央救灾委员会几乎同时还成立的还有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也是副总理董必武担任主任，水利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部长担任副主任，突出了水利部和解放军在防汛工作中的重要性。此外应对森林火灾，1957年林业部成立护林防火办公室；针对地震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成立……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明确提出了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具体时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7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正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说，消灭水旱灾的基础就是中共从苏联引入的建造水库大坝的经验。既然可以在短期内消灭自然灾害，那么中央救灾委员会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1958年就撤消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在后面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间悲剧，与没有中央救灾委员会这样的专职防灾救灾有直接关系。而那三年中国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更没有大洪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作用有限。在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又撤消了内务部，直到1978年5月才设立民政部，下设司局专门负责农村救灾工作。

1971年6月6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知》，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家计委、商业部、交通部、农林部、水电部组成，指挥部设在水电部。1985年重新恢复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总指挥部，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任副总指挥部。之后又几经折腾，到1992年8月15日再次正名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负责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总指挥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办事机构仍设在水利部内，。按照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工作由水利部承担。

三、按照习近平的旨意成立新的应急管理部

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尚未落实完毕，2012年习近平当上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开始了习近平的所谓行政机构改革，动作很大，其中最大的一项措施就是成立应急管理部。习近平把他的行政机构改革当作所谓的政治改革。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依据改革方案，组建应急管理部，将下列部门的职责整合：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

——国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

——公安部的消防管理职责；

——民政部的救灾职责；

——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灾害防治；

——水利部的水旱灾害防治；

——农业部的草原防火；

——国家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

——中国地震局的震灾应急救援职责以及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国家减灾委员会、

——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责

组建应急管理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由应急管理部管理。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编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管理。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11月9日，习近平向应急管理部下属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提出了“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要求。

图1：习近平的题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

应急管理部成立之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办事机构（办公室）从水利部移到了应急管理部。

从上述的部门职责整合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动作很大，涉及的部门很多，涉及的人员很多，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比如公安消防部队转为应急管理部管理，并不为公安消防人员所欢迎，因为公安消防部队原来是双重领导，既属武警编制（武警消防部队），是现役军人，又属公安部领导，而是公安部们是中国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中权力最大的部门。通过这次机构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下降，不符合消防人员利益；又比如，武警森林部队转编后归应急管理部管理，由现役军人转为应急救援队的成员，现役编制转为行政编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是实际下降；再比如，中国地震局下属应急管理部管辖，是降低了国家地震局的位置，轻视了防震工作，地位不如国家气象局，直属国务院领导。也许是认为，汶川大地震后，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地震。将来某一天发生大的地震灾害，才会重新改变过来。其实国家地震局应该和国家气象局一样，直属国务院。

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办事机构从水利部移到应急管理部，也是问题多多。中国洪水灾害频繁，每到汛期来临，这十万座水库大坝就成为抗旱救灾的第一线，还有几十万公里长的河堤。水库大坝归水利部门管，河流湖泊归水利部门管，统一指挥防汛抗旱归应急管理部管。应急管理部有这样的能力管理吗？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统一指挥防汛抗旱实际上都归水利部，水利部的实权很大，管理和支配的资金很多，特别是工程建设资金、救灾款、灾后重建款数额很大，都属于特别资金。水利部失去这等权力，能在今后的防汛抗旱工作中尽职吗？就说这次河南郑州大洪水，常庄水库大坝出现险情，郭家咀水库大坝面临溃坝，应急管理部的官员能够提供专业的意见吗？

2018年新建应急管理部，目的是建立全灾种、全方位、全社会的统一指挥机构。两年之后，2020年应急管理部职责、机构、编制再次调整。武汉新冠病毒蔓延时才又发现，这个新建立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缺陷，没有防疫这一块，以至于又提出要健全未来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如果再细想，新建应急管理部还缺乏应对核事故的职责、缺乏应对海洋灾难的职责、缺乏应对环境灾难的职责……

never change a winning team，或者说：never change a running system，这是世界上各国行政改革中所奉行的一个理念。

其实习近平的行政管理，新成立应急管理部的一个最主要动机是配合他本人对武警部队的整编。当年邓小平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和平形象，实施了大规模的裁军计划。为了应付大规模的军人转业，1983年4月5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武警部队，接纳转业的兵种。在中央，武警部队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在地方，武警部队也受双重领导。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武警部队的这种双重领导结构特别不放心，要把武警部队的“枪”收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归习近平指挥，这样习近平才能睡得着觉。但是武警部队规模庞大，有八大警种：警卫部队、内卫部队、边防部队、消防部队、黄金部队、森林部队、水电部队和交通部队。习近平的中央军委只想要武警部队中的一小部分。组建新的应急管理部，可以收编武警部队的消防和森林部队，改为应急管理部属下的消防救援局和森林消防局。而在抗旱防汛工作起重要作用的水电部队（正军级）全部退役转业，移交给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承担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任务，包括一带一路的海外工程。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一家央企。安能集团的社会地位、收入、社会福利，特别是退休之后待遇，远远不如原来的武警水电部队。过去在抗洪的第一线常常看到武警水电部队的红旗，而且都是第一时间出现，还配有大型设备。自从2018年之后，在抗洪第一线的第一时间很少再见到这样的场面。

四、习近平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是照搬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模式

世界各国有不同应对突发灾害的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俄国模式等待，都是根据本国的情况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磨合形成的。习近平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则是照搬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模式。

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全称是俄罗斯联邦民防、紧急情况部紧急情况及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中权力很大的一个部，是叶利钦当总统时的1994年成立的，负责协调俄国境内灾害救援，是准军事化部队，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中也担任重要任务。第一任部长是绍依古，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2021年9月在西伯利亚北部极圈一处悬崖坠落丧命的部长齐切尼夫曾是普丁私人护卫成员，后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副局长，再任俄罗斯联邦警卫局和国民近卫军负责人，最后任紧急情况部部长。新部长库伦科夫少将在2022年5月26日通过任命，也曾是普丁私人护卫成员。

李思琪在《俄罗斯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及其启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１期）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独立以来应急管理体系与苏联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时期以冷战为背景，以大规模战争为主要应对对象的民防体系已不再适合新时期。和平时期的安全威胁包括社会冲突、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愈发成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关键问题，应急管理体系也随之进行了转型和调整。事实上俄罗斯应急管理体系的转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及1988年的亚美尼亚大地震均促进和加速了苏联民防系统的改革调整。苏联政府开始反思以备战为目的的应急管理体系，并逐渐把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中心从旧的‘军事’范式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上。俄罗斯开始从全新的基准点出发，建设自身的应急管理体系。”俄罗斯人数众多的消防部队和森林消防部队都隶属于紧急情况部。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水旱灾规模要小、频繁程度要低。

也许是中国之前的行政管理体系多照搬苏联模式，苏联倒台之后，俄罗斯把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中心从旧的“军事”范式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上的思路与中共基本一致，所以就独钟俄罗斯的模式。也许是习近平多从政治层面考虑，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是战略盟友，照搬苏联模式有百利无一害。

李思琪认为：“独立以来，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以紧急情况部为核心平台与抓手，以联邦安全会议为主要决策机制，预警体系、储备体系、法律体系、科研院校体系相统一的应急管理体制。俄罗斯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是：以国家首脑为核心，联席会议为平台，紧急情况部为主力，资源集中于中央，也就是紧急情况部一家手中，并在应急事务中实行依靠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垂直管理。”

俄罗斯模式中的以国家首脑为核心，资源集中于中央，垂直管理，这都是习近平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所期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模仿俄罗斯，建立健全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协同、军队应急救援力量为突击，基层组织和单位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力量为辅助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力量快速反应、联动协调机制，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按照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模式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在之后的几年表现中并不如人意，尽管习近平挑选了他的人马担任部长和党组书记。原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现应急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明与习近平有相似的经历，当过知识青年，后毕业于江苏公安学校内勤专业。毕业后在公安系统从事宣传工作，一步一步升任为江苏省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武警江苏省总队第一政委，再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主管消防工作，610办公室主任，当年就已经是一位正部级的副部长。让黄明担任应急管理部的一把手，也体现出中国应急部与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的相同之处，消防队员是主要的人员构成。应急部原部长王玉普曾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局长。所以人们说，应急管理部是由消防和安全生产两大部分组成。

由于成立了专职的国家应急管理部，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的地位减弱。应急管理部刚成立时，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保持过去的规矩，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仍然担任总指挥，国务委员王勇担任副总指挥，这与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权力最大时的配置一样，副总理任总指挥，国务院秘书长任副总指挥。行政改革完毕，副总理不再担任总指挥，由国务委员王勇接任。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领导层组成又不断地更改。2018年6月15日，胡春华总指挥，王勇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马宜明、国家机关党组成员高雨也是副总指挥，应急部党组书记的排位在水利部部长之后。2019年3月19日，王勇总指挥，第一位副总指挥是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第二位副总指挥是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应急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的排位在水利部部长鄂竟平之前。之后水利部部长鄂竟平提前下课，换李国英任水利部部长，在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中的排位，还是在应急部部长黄明之后。从2018年开始6月15日开始，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的秘书长都是由水利部的一位副部长担任，同时又让这位水利部副部长兼任应急部的副部长。

应急部在应对大洪水时指挥、调度混乱。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2020年应对长江发生的五次洪水，先淹下游的武汉、鄱阳湖地区、巢湖地区，接着淹三峡库区，最后淹上游的重庆市。2020年长江洪水的规模和洪水总量远不如1998年（单就洪峰次数而言1998年有八次洪峰），但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1998年。但是应急部就是有新办法，把2020年长江洪水分解成三次洪水，每次的经济损失都小于1998年的洪水灾害。还有就是这次郑州7 20洪水灾害，和2021年10月初发生在山西的洪水灾害，竟然是无人问晋，主管救灾的应急部也不问。

在这次防疫清零过程中，各地采取封城、封区、静默等极端做法，以至于发生火灾时消防车辆无法及时救援。应急部是以消防队伍为主，一把手黄明也是多年负责消防工作，面对消防车辆无法到达火灾现场这种问题，根本不敢对防疫清零中的极端做法提出置疑。难道救火要让位于疫情清零的堵路封区吗？

五、“7.20”洪水灾害过程中对郑州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的应急响应

在“7.20”洪水灾害过程中人们听到最多的一条新闻就是郑州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多个暴雨预警……

图2：暴雨预警，图片来源：中国气象局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分为Ⅳ级，即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和Ⅰ级（特别重大），分别发布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同时采取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应急响应。中国暴雨预警也相应分为四个等级，以蓝、黄、橙、红四色代表，称谓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暴雨预警或者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暴雨预警。

2021年7月19日12时28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郑州市区中西部及巩义、荥阳、新密、新郑、登封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14时28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已有雷电活动，未来6小时将持续，局地伴有小时雨强30-40毫米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19时13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笔者注：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20时20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未来6小时内将发生较强雷电活动，并伴有小时雨强5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郑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笔者注：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郑州市区局部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降水持续，累积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20日1时14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笔者注：降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郑州市气象台2021年7月20日6时2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笔者注：又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2021年7月20日7时16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未来6小时内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小时雨强4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20日9时8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021年7月20日11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未来3小时内降雨持续，累积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图3：郑州市气象台于2021年7月20日6时2分、7月20日9时8分和2021年7月20日11时50分发布的三份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此外，郑州市气象台还在2021年7月20日13时25分、16时01分、21时32分、7月21日0时25分均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气象部门发布橙色或红色预警，应该同时启动二级或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各级政府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应该启动响应等级的应急机制。这在各级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中都有的规定。但是郑州市气象局发布橙色预警，但没有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郑州市气象局发布红色预警，也没有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4页指出：办公室设在气象局的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未按预案要求启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这就是媒体中常常提到的“7月19日晚21时59分，郑州市气象局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20日上午局长李柯星连续签发至少3份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是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郑州市城市防汛指挥部和郑州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也都没有启动相应的应急机制。

根据郑州市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郑州发布”，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并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根据当地汛情及时提升响应级别，按照预案要求，做好相关工作。郑州市国家气象台站记录到的最大暴雨是发生在16时至17时。郑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之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Ⅰ级防汛响应。

图四：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

而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7页却说：“直到20日16:01气象部门发布第5次红色预警，郑州市才于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不知道国务院《调查报告》所说的郑州市于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的依据是什么？郑州市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郑州发布”所发布的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说得很清楚，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而且还只是防汛Ⅰ级响应。国务院《调查报告》擅自将启动防汛Ⅰ级响应的时间提前30分钟，是十分不严肃的。

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严格控制预警信息的发布，指出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必须遵循“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发布、资源共享”的原则。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是预警发布责任单位,负责预警信息的发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预警信息也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郑州官方公众号“郑州发布”统一发布。

郑州市人民政府在4个多月前于2021年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印发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将《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印发下属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根据《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1.5事件分类分级应对1.5（1）突发事件分类，突发事件分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1.5（3）突发事件应对主体：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初判发生Ⅲ级（较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市政府负责应对，由区县（市）负责先期处置。初判发生Ⅳ级（一般）突发事件，原则上由区县（市）负责应对。

公开印发的《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不是一个可执行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而是大话空话的官样文章，是为了应付差事和应付上面的检查。应急预案中大量引用中共中央文件的用词，而中央文件则又是引用习近平的讲话和文章，什么“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应急管理行政领导负责制，把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事件风险、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什么“坚持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增强全社会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资准备等各项工作。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因素要及时进行分析、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建立健全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

图5：2021年2月28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但是在一些关键地方则是悄悄地偏离习近平的构思，尽量推卸本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在突发事件应对主体上规定：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

就是说，郑州市政府只有权力初判发生I级、Ⅱ级突发事件，市政府只负责先期处置，而负责应对的责权在河南省政府。应该说，《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这个规定，是完全违反习近平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指示。

其实，郑州市并不仅仅只有国务院《调查报告》中指出的有4个应急指挥机构，而是有个12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分别是：

——郑州市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工业安全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食品药品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消防安全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郑州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

这12个专项应急指挥部上面是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负责组织、领导各专项指挥部的工作。总指挥长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担任，当时是侯红。副总指挥长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郑州警备区副司令担任。成员是承担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置职责的市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局，承担总指挥部日常工作，市应急局行政主要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这12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并没有包括国务院《调查报告》提到的4个指挥部之一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就是说，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并不包括在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之内。郑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或者红色预警、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的Ⅱ级、I级应急响应，对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没有直接的作用。

《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特别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原则上由专项指挥部负责突发事件应对，必要时才启动总指挥部负责应对。可见《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还是看重专项应对，而不是协调联动，也不强调统一领导，因为很难惊动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来负责应对突发事件。

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根本就没有提到郑州市的这个特殊的庞大的根本不起作用的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而且这样的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是和习近平的成立应急部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尽管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2021年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响应提高到Ⅰ级响应，但根据《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还只是专项应急指挥部启动的专项应急响应，不是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启动的Ⅰ级响应。

如果7月20日17时启动的防汛Ⅰ级响应，能够得到郑州市各级政府和各主管部门和单位的重视，或者说，7月20日17时启动的由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的突发事件Ⅰ级响应，那么郑州市京广隧道死人事件和郑州市地铁5号线死人事件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死人事件都发生在7月20日17时之后。

六、“7.20”洪水灾害过程中央气象台与河南省气象台的表现

气象专家、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认为：“气象部门连续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预警——红色预警，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针对气象预警的应急机制。预警之后，怎样的情况要停工停产？应该怎么协调各部门？怎样调度各种救灾资源？对应要采取的真正应急行动是什么？”（参见：《“720”特大暴雨突袭郑州 气象部门预报了，然后呢？》，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7月21日）

其实，程晓陶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是，河南省气象局。特别是中央气象局，并没有事前发布相应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又称国家防总）也没有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笔者所指的事前，是指在7月20日16时之前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021年7月21日3时40分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新乡、郑州、开封、许昌、漯河五地区和周口地区西部及平顶山、安阳两地区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上述地区降水持续，累积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批准，河南省防指决定于7月21日凌晨3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Ⅱ级提升为Ⅰ级。2021年7月21日3时40分，此时郑州市的大暴雨已经是过去时，重大灾难已经发生。

2021年7月20日1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0日20时至21日20时，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以及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于7月20日20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2021年7月20日18时，尽管郑州国家气象站测得的16时至17时出现的一小时201.9毫米的极端暴雨已经发生，但是中央气象台事前没有预测到，发生时也没有观察到，中央气象台也还只是发出暴雨橙色预警。从中央气象台没有观察和记录这个突破历史记录的一小时极端暴雨量，也可以说明，这个点雨量所涉及的面积并不大，而且很可能是受城市雨岛效应的影响。

河南省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发布暴雨预警等级低、时间滞后，是郑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没有获得重视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共的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领导人习惯于向上看，等待上面发布命令。当地方有关部门提供了与上面有关部门不同的信息，地方领导人会首先置疑当地方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采取观望和等待态度。就象《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所规定的：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

其实，中国存在一套针对气象预警的应急机制。中央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Ⅱ级提升为Ⅰ级。

地方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对气象预警采取相应的应急机制，谁来承担决策的责任，特别是，如果气象预警是不准确的话。如程晓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所说：“这次在预报大雨时，一开始气象部门预测降雨中心会在焦作，但最后实际是在郑州，稍有一些偏离。这是现有的气象科学技术上无法避免的误差。”在郑州“7.20”洪水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多引用科学家的这些论述。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在做这些报道时，往往把习近平“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的指示忘在脑后了。

在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中央气象局未能在事前发出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气象台也未能在事前发出暴雨红色预警。郑州市气象台在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7月20日6时2分、9时8分、11时50分、13时25分、16时01分、21时32分、7月21日0时25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虽然多次暴雨预报并不准确，但也有几次预报准确，表现比中央气象局和河南省气象台要好。

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不敢批评中央气象局和河南省气象台的暴雨预报不准确，还是花了一些篇幅指明郑州市气象局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4、35页）指出：“在这次灾害中，郑州市气象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为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防汛救灾和社会公众避险自救提供了高频次、递进式的气象预报服务。但也存在气象监测预报能力不足、预警响应联动机制不健全、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未按预案要求启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和预报的降雨区域、时间、雨强不够精准等突出问题，考虑到在目前科技水平下极端暴雨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建议责成郑州市气象局深刻吸取教训，认真反思整改暴露的问题，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气象保障水平。”

郑州发生了大洪灾，中国的一些专家承认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不高，是世界难题。

但是习近平对气象的科学精准预测预报却另有一番最高指示：“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晴水情预测预警，加强汛情、灾情的分析研判，加强应急值守和会商分析，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把握防汛抗洪主动权。要落实好群测群防机制和措施。要精准开展洪水调度，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会上专门就做好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发表的讲话）。习近平认为科学精准的气象预报是可能的，而且是把握防汛抗洪主动权的前提。很可能是中国官方媒体关于中国气象工作人员对气象科学精准预报连篇不断的报道给习近平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就在郑州暴雨的二十天前，中国官方媒体是这样报道：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分文艺演出和庆祝大会两部分，分别在鸟巢和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和党的领导人和北京数万民众都会出席。据说6月底7月初的北京，强对流天气变幻莫测。加上北京地区三面环山地形，超大城市下垫面的复杂构成，要完成中共中央给出的任务，提前1—3天给出定时、定点、定量预报，并采取必要的人工干预措施，保证文艺演出和庆祝大会的顺利进行。可谓任务艰巨。为此，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专班从2020年11月起开始启动，2021年3月正式组建，由来自不同部门的35位预报专家集结成“最强阵容”。从2020年11月开始，预报专班即对近20年天安门地区“7.1”前后高影响天气类型、天气背景概念模型、预报难点深入分析。尤其针对2020年6月20日至7月5日，进行了历时176天逐日天气分析统计，凝练典型天气系统和预报关键点。“通过不断反复深抠细节，大家逐渐对目标区域情况了然于胸。最后，气象预报专家圆满完成任务，降雨预报精确到分钟（参见：科技日报记者付丽丽，《降雨预报精确到分钟 他们这样保障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科技日报》，2021年7月25日）。降雨预报精确到分钟！这是何等水平！其实，中国官方媒体上关于气象预报专家如何准确预报、精准使用人工干预天气措施，保证奥运会或者其他重要活动举行的报道屡见不鲜。

新华网2022年5月11日发表新华社记者黄垚的一篇题为《暴雨来袭 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的文章中写道：“在随着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升，公众获取的预警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当前，全国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89%，强对流预警时间提前至40分钟。”

如果当前全国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89%，那么在郑州“7.20”洪水过程中中国一些专家对民众的解释：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世界难题。即使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24小时的暴雨预报准确率也仅达22%～23%；中国现在暴雨预报准确率仅为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等等，都是骗人的话，都是推卸责任。

七、“7.20”洪水灾害过程中郑州市应急部门的集体躺平

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郑州市应急部门在“7.20”洪水灾害过程中的表现极为失望。《调查报告》第38页指出，郑州市机构改革人为设置两年过渡期，转隶到市和各县区（市）防办（应急管理局）的36人中只有1人有水利中专专业背景。这种扭曲的体制设计和薄弱的专业力量，导致防汛抗旱指挥部没有实际的指挥系统、指挥机制、指挥能力，失去统一指挥，关键时刻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下面是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郑州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评价：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对连续5次暴雨红色预警重视不够、研判不足；常庄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后，未按规定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未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灾情报送工作混乱，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刻意阻碍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上报，要求下级应急管理部门暂缓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灾情，存在迟报瞒报问题。

巩义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相应级别响应。未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组织不力，审核把关不严，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存在迟报瞒报问题。

荥阳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未认真履行灾情管理职责，在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报送工作中失职，接到崔庙镇书面报告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后，以“核实信息、报送主体单位错误”为由搁置处理。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存在迟报瞒报问题。

新密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未按规定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未及时报请市防指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

从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及下属市的应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问题都一样，是集体躺平不干。这难道仅仅是转隶到市和各县区（市）防办（应急管理局）的36人的学历水平太低的问题吗？这难道仅仅是36人的只有1人是学水利的吗？要求启动相同颜色的防汛响应，有这么难吗？履行灾情管理职责，有这么难吗？上报因灾死亡失踪人员信息，有这么难吗？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硕士学位吗？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博士学位吗？

八、“7.20”洪水灾害过程中郑州市水利等部门的不作为

国务院《调查报告》对郑州市水利等部门的不作为也是无可奈何。

郑州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编制《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预案》。未按规定发布水情预警信息，启动Ⅳ级、Ⅲ级应急响应滞后，且未按规定组织会商研判。未按规定及时报送常庄水库、郭家咀水库等重要险情信息，未及时掌握山洪灾害险情灾情信息。对南四环桥施工单位违法违规建设、郭家咀水库溢洪道被侵占堵塞造成漫坝险情的问题履职不到位、监管不力。

巩义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编制《巩义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编制的《巩义市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未明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未明确指挥部下设的5个工作组及应急抢险队的责任单位，未按规定发布相应级别山洪灾害预警及启动应急响应。

荥阳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将7月19日通过平台发布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也未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汜水河漫堤险情。未按要求督促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新密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认真履行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及时掌握并发布双洎河水情预警，未按规定及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Ⅰ级应急响应，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督导落实不力。防汛关键期相关会议材料存在后补造假问题。

农业农村部门。二七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区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未按规定报送险情灾情及工作情况信息。对南四环桥施工单位违法违规建设导致郭家咀水库溢洪道被侵占堵塞的行为监管不力。

城市管理部门。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防汛办公室），未认真履行城市防汛职责，未按规定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市城防指应急响应。未按规定及时向市防办报告城市内涝监测预警结果及防范应对情况；金水河漫溢等险情未预警；未按职责有效组织和督促有关单位对城市内涝积水点进行整治。

在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上，未认真履行市城防办工作职责，组织编制的《郑州市城市防汛应急预案》未明确成员单位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运营防汛工作职责；未按规定将预警信息及时发布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等成员单位。

在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作为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对隧道中心在隧道匝道口封闭等信息发布、上报和应急处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失察。

……

从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郑州市，河南省的省会，所谓的新入围中国的新一线的15个城市之一，整个政府机构的懒政怠政，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说，国务院《调查报告》为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应该是有几分道理。

记得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曾经对民国时期江宁县（南京旁边的一个县）的行政机构做过详细的调查。县级机构十分简单，一个只有六个科，即财政、教育、建设、公安、土地和民政，官员很少。高华教授指出：县区乡机构膨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如今河南郑州市，一个应急救援体系，上有一个总指挥部，下有12个，不对，13个专项指挥部。中国当前行政管理部门臃肿庞大，为官不为，懒政怠政，这难道只是下面的问题吗？如果高高在上的习近平对下面的问题一点也不了解，他本人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这个《调查报告》，对上述的问题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九、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祸

郑州市气象局在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理应启动相应的I级应急响应。但是郑州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未按预案要求启动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同样在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中，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的地位是妾身未明。必须指出的是，在郑州市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中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并不健全，加上应急局、水利局、城管局等专业部门的官员多躺平，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未能及时传递到其他专业应急指挥部。郑州市气象台雨7月20日6时2分和9时8分继续发布了两份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样没有引起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和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城市防汛指挥部等专业应急指挥部的重视。但是时间到了7月20日上午10:30，常庄水库开始出现“管涌”险情，已经满足了《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确定的启动防汛Ⅰ级响应的7条件之一，即“常庄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常庄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后，河南省省长王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郑州市市长侯红和其他3位副市长级领导均赶到常庄水库大坝处，没有在现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下令，常庄水库紧急泄洪。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和都必须立即启动Ⅰ级响应。

7月20日上午10:30，常庄水库开始出现“管涌”险情，已经满足了《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确定的启动防汛Ⅰ级响应的7条件之一，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必须按照《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立即启动Ⅰ级响应。并按红色预警采取停止集会、停课、停业措施，通知在家人员不要离开住宅，已经到达工作单位人员不要离开工作所在的建筑物，敦促在路上人员尽快到建筑物中躲避，敦促驾驶车辆的人员尽快停止行使，到建筑物中躲避。立即统筹协调消防救援和专业救援等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工作，并连续解放军、武警部队，请求支援。

如果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郑州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是在7月20日上午10:30启动防汛Ⅰ级响应，并且把预防和救援工作落到实处，那么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是可以避免的。这说明，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祸。同样必须记录在案的是：负责统一发布灾情信息的“郑州发布”于2021年7月21日凌晨1时才发布常庄水库大坝发生管涌险情，在2020年7月20日上午开始泄洪的消息。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十）

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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