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之前在转载《738 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王维洛》系列文章，王维洛先生的文章太详尽，连载不完，于是另开一篇。

楼阳生（1959年10月23日－），男，汉族，浙江浦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现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1976年8月参加工作，任金华市浦江县七里公社的插队知青。1978年3月，进入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毕业后，被分配到衢州市龙游县龙游中学任教。

1984年2月，任共青团龙游县委书记（其间：1984年12月－1986年1月兼任中共龙游县塔石区委副书记）。1986年1月，任中共塔石区委书记。1986年11月，任中共龙游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87年2月，任中共龙游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9年10月，任共青团衢州市委副书记。1989年11月，任共青团衢州市委书记。

1991年11月，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其间：1993年9月－1994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6年1月，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其间：1994年9月－1997年6月在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11月－1999年6月浙江省赴美国休斯顿大学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

1999年11月，任中共金华市委副书记（正厅级）、市政法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2002年3月，任中共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2月，任中共丽水市委书记。（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是习近平。）

2008年1月，升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2008年2月，出任浙江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并兼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2009年1月，调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0年2月，兼任中共海南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2012年3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4年6月19日，调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2016年8月30日，出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1月28日，正式当选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2018年2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11月30日，升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2020年1月起，兼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21年6月1日，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2021年6月起，兼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21年6月，河南省委部署全省推行“万人助万企”活动，目标为企业和经济发展提速增效，效果未见。

2021年7月，河南省委对南阳、平顶山、安阳、新乡、焦作、濮阳、许昌等10个地级市书记、10个地级市市长，以及7个正厅级干部同时做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同时在河南省推行重大项目建设暨“三个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投资活动，抓项目、促投资、增动能，力争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实际2021年GDP增幅只有6.3%，落后全国水平1.8%，2022年第一季度河南GDP同比增幅4.7%，依然落后全国水平0.1%。

任职期间，先后发生2021年7月河南水灾郑州灾情瞒报事件，2022年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

王维洛：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是河南郑州7.20水灾的最主要负责人

2022年7月3日

副标题：河南郑州7.20水灾与7月底和8月初郑州第一次“封城”

最近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成为中国国内自媒体和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政治人物，是因为他利用疫情、利用健康码控制河南银行维权的储户和郑州烂尾楼的维权者。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搞经济生产不行，但是搞政治颇有一套，在控制民众的方法上颇有创新。早在楼阳生任浙江省丽水市市委书记时，在滩坑水库工程移民问题上，他就总结出“疏导为主，各个击破，做到大维稳，小处置；长期牵制，适时打击，公秘结合，专群合一”的经验，获得习近平的欣赏，一路高升至山西省书记、河南省委书记。

在2021年“7.20”洪水灾害中，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是造成严重洪水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追查下来，拍板常庄水库紧急泄洪的是楼阳生，决定水库泄洪但不通知下游百姓的也是楼阳生，决定不启动I级响应的还是楼阳生。“7.20”水灾后，中国诸多媒体和多家外国媒体赶往郑州报道灾情，追查造成洪水灾害原因，世界的目光都盯着郑州。7月30日郑州市在二七区排查发现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为此，郑州市紧急“封城”（官方宣传是对部分区域实行分类管理），并宣布即日起非必要不离郑，并在全市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这就迫使那些不受管控的记者立即离开郑州，否则将被强制隔离。至8月初，关于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的信息嘎然而止。这应该是楼阳生再次展现高超的政治手腕。

当人们再次关注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已经是在2022年1月21日，那天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国务院调查组毫不掩饰地包庇河南省委和河南省政府、包庇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国务院调查组的一位副组长竟然由河南省政府派出的官员担任。楼阳生逃过国务院调查组的追责。但是，7.20水灾之后，河南郑州出现了一个新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城市地基发生严重的不均匀沉降，房屋地基发生严重的不均匀沉降，包括一些在建的楼盘。郑州市地质条件不好，本不应该发展成为超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河南郑州7.20水灾中被洪水淹没的小区、医院等，都是不适合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地区。河南省、郑州市将这些不适合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用高价卖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在上面建高楼，然后用更高的价钱卖给了郑州的居民。通过郑州“7.20”洪水灾害的实践，郑州市民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他们正在觉醒。河南省、郑州市将面临一笔巨大的赔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负债最高的河南省有能力面对这些赔偿诉求吗？回答是否定的。所以，河南维权的储蓄户的健康码变红，郑州是烂尾楼维权者的健康码变红，都是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在浙江滩坑水库工程移民中“疏导为主，各个击破，做到大维稳，小处置；长期牵制，适时打击，公秘结合，专群合一”的延续，是其控制民众手法的延续，也是为迎接更大索赔风暴的准备。

一、防疫、健康码成为了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的控人武器

最近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成为中国国内自媒体和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政治人物。2022年6月14日英国《BBC》发表题为《中國河南有維權儲戶健康碼「被轉紅」 防疫技術淪為「維穩」工具？》的文章指出：“據中國媒體報道，近期河南有多家村鎮銀行因遇到資金危機，無法提供取款服務，涉及數百億銀行存款，一些儲戶非常焦慮，便希望前往省會鄭州維權。很多儲戶稱，他們的核酸檢測為陰性，健康碼卻被突然賦「紅碼」（表示風險人員），有媒體解讀稱，措施似乎是為了防止維權事件發生。”

紧接着有国内自媒体报道，郑州市烂尾楼维权者的健康码也突然变红。顺便提一句，郑州市是全中国烂尾楼最多的城市。在诸多烂尾工程中包括郑州市用于引进来高级人材的永威西棠楼盘，据说慕名而来的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就有400户，被称为河南最高学历楼盘。

二、河南郑州7.20水灾与郑州市的第一次“封城”

其实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利用防疫、健康码作为控制社会、控制民众的武器，起码可以追溯到2021年7月底和8月初。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会郑州市发生洪水，京广快速隧道被淹，地铁5号线被淹，郑州市诸多医院被淹……

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洪水灾害发生了不少，但是还没有一个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被淹，还没有一个重要铁路枢纽被淹，还没有一个省会城市被淹，这主要与中共在防洪抗洪中多采用牺牲广大农村来保护城市的政策和措施有关。

郑州被淹，引来了中国国内各种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造成郑州7.20水灾的原因是什么？京广快速隧道被淹到底死了多少人？地铁5号线被淹到底又死了多少人？郑州市诸多医院被淹后的灾情如何？谁是河南郑州7.20水灾的最主要负责人？民众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媒体人也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特别是郑州市的便衣警察和“爱国”人士对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进行围攻，更加吸引世人的关注。人们希望记者能通过实地调查走访，通过对受害者的家属、朋友、知情者的采访，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关于洪水灾害的细节。在国人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压力下，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河南郑州7.20水灾的死亡失踪人数象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在增加……

突然到了2021年7月底和8月初，这一切关注嘎然而止。

根据人民网河南频道2021年7月31日记者徐驰和肖懿木的题为《郑州：即日起非必要不离郑 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的报道：“7月31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根据当前郑州疫情防控形势，为保障广大市民健康安全：即日起，郑州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郑，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新郑机场、高铁东站、郑州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全市各居民小区、宾馆酒店等住宿功能场所、室内密闭公共场所等恢复查验郑州健康码。

7月30日，郑州市在二七区排查发现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为快速有效阻断扩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郑州市紧急对部分区域实行分类管理。”

1例新冠病毒染者！

而其还是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2021年7月30日，郑州市在二七区排查发现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郑州市紧急对部分区域实行分类管理，打的旗号是保障广大市民健康安全。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市长侯红于30日紧急作出部署。31日上午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紧急会议，徐立毅在会上讲话，说是又发现多例疑似病例，防控形势十分严峻。请注意是多例疑似病例。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在31日这一天连续发表第4号和第5号两个通告。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第4号通告是关于对部分区域实行分类管理的通告；第5号通告是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两个文件均见附件。

7月30日，郑州市在二七区排查发现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郑州市二七区正好位于郑州市中心，是郑州市火车站所在地，也是洪水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京广快速隧道经过二七区，地铁5号线也经过这里。差一点就发生溃坝的郭家嘴水库也位于二七区。

从2021年7月31日，非必要不能离开郑州市。这就是警告外国和外地记者，赶紧离开郑州市，不要再参与郑州洪水的调查与报道，否则将被隔离在郑州市的某个旅馆或其他地方二至三个星期，或者直接被送入方舱。

2021年8月2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十场），这是关于河南郑州7.20水灾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有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凯、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国定、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厅长吴忠华、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侯红等人。在河南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的只要三位记者：新华社记者、河南日报记者和中共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那些在郑州市采访时受到围攻的BBC记者、德国之声记者等都不见踪影。

在8月2日新闻发布会后，河南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不再召开，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发生洪水已经是翻过去的一篇。然而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发布的通告是一个接一个。在有目的疫情消息的狂轰滥炸之下，关于河南郑州7.20水灾的报道就很稀少了，互联网上的寻找郑州失踪人员的信息，也没有什么人关注了。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郑州市已经没有前来采访水灾的外地和外国记者了。当人们再次想起河南郑州7.20水灾是，已经是半年之后的2022年1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

三、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是河南郑州7.20水灾真正的最主要负责人

根据国务院调查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郑州市委和郑州市政府，特别是原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是河南郑州7.20水灾真正的最主要负责人。

2022年1月21日，新华社发表《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因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被问责》的报道：“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徐立毅同志作为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力，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风险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防范组织不力，灾害发生后统筹领导和应急处置不当，督导检查和履职尽责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徐立毅同志对郑州市在灾害中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问责。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徐立毅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其实，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才是河南郑州7.20水灾真正的最主要负责人。

这里分析一下原郑州市市长侯红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十场）上对灾情的介绍。侯红说：“7月19日8时至22日8时，郑州持续遭遇特大暴雨袭击，3天降雨量接近郑州平均全年降雨量。根据郑州气象站数据显示，20日16时至17时最大小时降雨量201.9毫米，突破我国陆地小时降雨量历史极值；西部山区的巩义、荥阳、新密、登封降雨量达到800毫米，降雨量最大的新密白寨气象站达到928.1毫米。”

郑州市最大暴雨发生的时间是20日16时至17时，最大小时降雨量201.9毫米。请读者记住这个时间点：20日16时至17时。

侯红介绍道：“特大暴雨造成了郑州143座水库103个超汛线，区域内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个区域断电断水断网，道路损毁、交通中断、地下空间被淹，多处出现重大险情。”

郑州市共有143座水库，其中103个水库的水位超过汛期现在水位。（100多座水库的泄洪，导致）区域内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个区域断电断水断网，道路损毁、交通中断、地下空间被淹，多处出现重大险情。可见，郑州市的143座水库并没有发挥工程效益，发挥所谓的防洪效益，保证大坝下游地区的防洪安全。这是河南郑州7.20水灾的主要原因。

侯红特别介绍了常庄水库：“7月20日，南部山区洪水汇集流入常庄水库，造成水位暴涨，最高达到129.39米，超警戒线1.9米，背水坡处多处管涌，直接威胁到城市安全和南水北调干渠安全；京广快速路隧道瞬间水量快速上升，导致200余辆车拥堵被淹；市区主要排洪河道贾鲁河水位暴涨，多处出现溃堤险情；地铁5号线一列车因雨水溢至轨道迫停，数百名乘客被困；位于城市南部的郭家咀水库出现漫坝，水利专家发出溃坝风险预警。”

20日10时30分常庄水库大坝背水坡处多处管涌，大坝发生险情，直接威胁到城市安全和南水北调干渠安全。

侯红接着说：“面对来势凶猛的雨情、汛情、灾情，河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调度。郑州市委、市政府迅速集结力量，统筹指挥，7月20日一早召开防汛紧急视频会议，上午11时将应急响应从Ⅳ级升为Ⅱ级，下午16:30进一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Ⅰ级，紧急动员全市全面投入到防汛抢险中。”

在此，侯红特别强调了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的作用，在第一时间赶到常庄水库现场指挥调度。

当时郑州市市长侯红也在常庄水库现场。同时在场的还有省长王凯、市委书记徐立毅和其他三位副市长李喜安、吴福民和陈宏伟。常庄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本应该是归郑州市管理，是市管水库。但是常庄水库担负省会郑州市的供水任务，又位于南水北调干渠的上游，所以常庄水库的管理是按大型水库执行，是河南省管水库。在场的郑州市五位领导没有决策权，在场的省长王凯一个人不敢拍板，请示省委书记楼阳生。楼阳生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

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的是楼阳生，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不通知下游居民的也是楼阳生，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不启动I级应急响应的也是楼阳生。

国务院调查组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第9页和第10页还特别提到了郑州市五位主要领导都到了常庄水库现场，关键时刻统一指挥缺失：“这场重大灾害应对过程中，郑州市委市政府缺乏全局统筹，对市领导在前后方、点和面上的指挥没有具体的统一安排，关键时刻无市领导在指挥中心坐镇指挥、掌控全局。7月20日10:30，常庄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后，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和3位副市级领导都赶赴现场，当日市领导多在点上奔波，有的撞在一起、有的困在路上。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因灾导致通信不畅、信息不灵，不了解全市整体受灾情况，对地铁5号线、京广快速路隧道、山丘区山洪灾害等重大险情灾情均未及时掌握，失去了领导应对这场全域性灾害的主动权。”

国务院调查组认为，常庄水库大坝出现管涌重大险情后未I级应急响应是郑州市委和郑州市政府的重大失误。《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第8页写道：“《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明确了启动Ⅰ级响应的7个条件，其中之一为‘常庄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常庄水库20日10:30开始出现“管涌”险情，郑州市未按规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郑州市以气象灾害预报信息为先导的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应急行动与预报信息发布明显脱节，直到20日16:01气象部门发布第5次红色预警，郑州市才于16:30启动I级应急响应，但也没有按预案要求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实际上此时灾难已经发生，山丘区4个市死亡失踪的251人（荥阳96人、巩义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踪时间集中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前的13时至15时。”

根据《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所规定的：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

楼阳生拍板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同时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不通知下游居民，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不启动I级应急响应的也是楼阳生。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

楼阳生拍板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后，常庄水库的泄洪流量逐步加大，至下午15时常庄水库打开输水洞全部闸门泄洪，媒体报道的水库泄洪量为每秒500立方米，已经远远大于下游贾鲁河的通过能力。实际的最大泄洪量可能更大，因为常庄水库输水闸门的最大泄洪能力是每秒1344立方米；据报道常庄水库的入库流量曾达到每秒800立方米，要使水库水位下降，每秒500立方米泄洪流失是不够的。

由于常庄水库的紧急泄洪，而且泄洪流量远远大于下游贾鲁河的通过能力，这就有了侯红市长所说的：“京广快速路隧道瞬间水量快速上升，导致200余辆车拥堵被淹；市区主要排洪河道贾鲁河水位暴涨，多处出现溃堤险情；地铁5号线一列车因雨水溢至轨道迫停，数百名乘客被困”。

前面已经谈到郑州市最大暴雨发生的时间是20日16时至17时。

国务院调查组指出，在最大暴雨发生之前，郑州市的洪水灾难已经发生：“实际上此时灾难已经发生，山丘区4个市死亡失踪的251人（荥阳96人、巩义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踪时间集中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前的13时至15时。”

关于地铁5号线死人事故，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是：7月20日18时许，涝水冲垮了五龙口停车场的挡水墙，进入地铁5号线运行线路，造成水淹列车的死人事故。20日16时至17时的极大暴雨，18时许的挡水墙溃塌，涝水进入地铁5号线运行线路，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链条。

但是国务院调查组提供了另外一个时间链条。《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第12页指出：“20日15:09五龙口停车场多处临时围挡倒塌、16:00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的情况下，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没有领导在线网控制中心（OCC）和现场一线统一指挥、开展有效的应急处置，直到18:04才发布线网停运指令，此时列车已失电迫停。”

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墙被洪水冲垮的时间是20日15:09，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的时间是16:00。当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墙被洪水冲垮时，郑州市最大暴雨尚未发生。这洪水来自哪里？这洪水来自常庄水库的泄洪，泄洪流量超过市区主要排洪河道贾鲁河的通过能力，导致贾鲁河水位暴涨，溢出河道，淹没市区的道路和设施。

那么，7月20日10:30楼阳生拍板决定常庄水库紧急泄洪，又是什么时间告诉下游居民常庄水库泄洪了？郑州市宣传部门的微信公众号“郑州发布”于2021年7月21日凌晨1时发布消息：常庄水库大坝发生管涌险情，在2020年7月20日上午开始泄洪。

设想一下，如果在2021年7月底和8月份中国各地的记者和外国记者在郑州穷追不舍，追查造成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追查洪水灾害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能够得以逃脱吗？利用疫情，利用发现的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宣布即日起非必要不离郑和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迫使不受控制的记者立即离开郑州，将郑州百姓的焦点转移到“封城”所造成的一切不便上来，焦点到自己生活的小区、自己生活的楼房、自己生活的小家中。楼阳生的问题也就没有人追究了。

四、国务院调查组包庇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

国务院调查组包庇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是十分明显的。

国务院调查的调查客体是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如《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第1页所指出的：“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不仅仅有河南省省会郑州市，还有河南省的新乡市、平顶山市、驻马店市、洛阳市、鹤壁市、漯河市等地。河南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478.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00.6亿元，其中郑州409亿元，占全省34。1%。所以河南省委和省政府也是调查的对象。

在应对洪灾灾害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所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为组长单位，水利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中国气象局和河南省政府为副组长单位，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能源局等部门参加。

河南省政府担任国务院调查组的副组长！

国务院调查组这样的组成，就从一开始把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问题。排除在调查之外，把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排除在调查之外！这样的调查，就有失公正性和客观性，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此外，国务院调查组在《调查报告》多处赞扬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在应对洪水过程中的表现，如《调查报告》第35页和第36页写道：“国务院调查组对河南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也进行了了解。在这次灾害应对中，省委、省政府及时部署防汛工作，加强指挥调度，督促指导各地做好巡堤查险、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和恢复重建等工作，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生产秩序较快恢复。总体看，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这场灾害应对是重视的、部署是及时的、工作是积极的，全省除郑州市外总体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郑州市。但省委、省政府也存在对郑州市此次灾害应对工作中的问题失察、对死亡失踪人数迟报瞒报督导不力等问题。河南省委、省政府已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建议针对灾害中暴露出来的防汛指挥体系不顺畅、应急预案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汛情险情灾情管理不规范、城市运行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防洪排涝能力不足、媒体宣传警示作用和社会动员不够等问题，组织全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专题评估，狠抓整改落实，全面提高灾害防御和应对处置能力。河南省委、省政府要成立专项督导组，对郑州市整改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督导；督促郑州市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自查反省，切实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教育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立足初心使命、坚持“两个至上”，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针对调查指出的问题，列出清单、制订方案，细化责任措施，严抓整改落实，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河南省委、省政府要将整改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专题报告。”

这里所指的“国务院调查组对河南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也进行了了解”，是否应该这样写：“由河南省政府担任副组长的国务院调查组对河南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也进行了了解”。既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一开始就把河南省委、省政府排除在调查追责的范围之外，让河南省政府出任调查组副组长，再由国务院调查组对河南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进行了解，这不是多此一举？

国务院调查组认为：总体看，河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这场灾害应对是重视的、部署是及时的、工作是积极的，全省除郑州市外总体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郑州市。

那么请问，河南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478.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00.6亿元，责任不在河南省委、省政府？责任不在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吗？

关于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中死亡失踪人数的迟报瞒报，这件权力从7月20日开始就掌握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手中，由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在举行的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公布。国务院《调查报告》说，河南省委、省政府也存在对郑州市此次灾害应对工作中的问题失察、对死亡失踪人数迟报瞒报督导不力等问题，已经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深刻检查。那么国务院调查组是否应该公开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这份深刻检查呢？让人们也看看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呢？

五、习近平与楼阳生的交集始于浙江滩坑水库大坝工程

楼阳生是习家军的干将，习近平与楼阳生的交集始于浙江滩坑水库大坝工程。

楼阳生生于1959年，1976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大学毕业后在浙江龙游中学当老师，后担任共青团龙游县县委书记，走上从政道路。

习近平于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省担任主要领导，楼阳生在浙江省丽水市担任市委书记。

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说这是国家行动，一切都要让路。于是省市看中央，都有了各自的省市行动，滩坑工程便是浙江省的“三峡工程”。滩坑工程正好位于丽水市下属的青田县，瓯江支流小溪中游河段。

滩坑工程的设想出自1956年苏联专家之手。重新启动后于1999年11月完成所谓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10月组建工程建设筹备处即开展前期工程；2003年5月经国务院审议批准，工程的目标是发电、防洪、养殖、航运。水库总库容41.5亿立方米，面积70多平方公里，为浙江省第二大水库，号称可将多年水量存于库内，具有以丰补欠的跨年调节能力。滩坑大坝坝顶海拔高程171米，实际坝高162米，为华东地区第一高坝。电站装机容量60万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10点23亿千瓦时，发电机使用效率极低，只达百分之二十。据称滩坑大坝工程可以使下游青田县城的防洪标准从三年一遇提高到二十年一遇。2004年10月31日主体工程开工；2008年4月29日正式下闸蓄水；2009年7月10日机组全部并网发电，工程建成投产。

滩坑工程是习近平在浙江执政时建设的主要工程，也被习近平看作是在浙江省的最主要功绩。但是在工程开工之前遇到了水库移民因赔偿费太低而群体反抗事件。2003年7月5日移民与施工单位发生冲突。7月19日和20日，数千名民众在工地上与建设单位、政府干部以及公安人员发生严重冲突，工棚和警车被焚、施工机械被毁，工程队被驱逐，镇政府办公楼被占领。同年7月31日，8月4日，8月7日，8月12日和11月5日民众多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公安部门有记录的公开抗争活动共十五次。

有人曾对事件原因进行问卷调查，百分之五十四认为是政府的问题（工作不够细致，政策不为百姓理解）；百分之二十二为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在捣乱；百分之十八的人认为是老百姓忍无可忍的反抗。可见政府的错误做法是导致群体事件爆发的最主要原因。

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把丽水市委书记楼阳生等叫到杭州开会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楼阳生在习近平的指示下亲自处理滩坑水库移民群体事件，并将经验总结为：“疏导为主，各个击破，做到大维稳，小处置；长期牵制，适时打击，公秘结合，专群合一”。楼阳生暂时停止工程施工，缓解矛盾，滞后地严厉打击领头人物，各个击破，公开地采用说服的方法，秘密使用黑社会的手法，将领头的几个人抓入监狱，最后平息了事件，保证了滩坑工程在2008年下闸蓄水。楼阳生处理滩坑工程移民问题的方法后来发表在中共公安、水利建设杂志上，予以推广。浙江省党校2016年第二期领导干部进修班还将当年处理滩坑水库移民群体事件总结为《创新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经验，文章特别提到要创新调解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实效性。

帮助习近平建成了浙江的“三峡工程”，楼阳生得到习近平的极力赞赏。2008年1月楼阳生从丽水市委书记的位置上直接提拔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的位置上。从2009年1月起又转战海南省、湖北省、山西省，一步步高升。2021年5月出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观察楼阳生的高升的轨迹，此人在政治上还是颇有一套，有所谓的“创新能力“，抓住控制人的关键，但是经济财政管理上却是一个低能儿，虽然说河南省是中国的人口大省，却是一个债务大省。

当年楼阳生对待滩坑工程移民的做法，“疏导为主，各个击破，做到大维稳，小处置；长期牵制，适时打击，公秘结合，专群合一”，与如今的利用防疫控制洪水灾害的发酵，利用防疫、健康码控制维权的银行储蓄戶、烂尾楼维权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手段更加高明、有更多的技术含量。

六、滩坑水库水库移民在海外的维权活动

虽然滩坑工程被习近平看作是在浙江省的最主要功绩，但是滩坑工程在海外却是名声狼藉。浙江的丽水、青田是著名的侨乡，滩坑工程5万多移民中有近三千名是海外华侨，他们失去了祖传房地产、土地山林和家乡的坟地……他们发现，政府支付的房屋赔偿价在每平方米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人民币，只是几杯咖啡钱，远远低于房地产的实际价值。水库淹没面积70多平方公里，而政府征用土地山林面积超出80多平方公里，比水库面积大出10多平方公里。他们那些失去的祖传房地产、土地山林和家乡的坟地中的一部分，并不在水库淹没范围之内，如今土地属于政府，开发商盖起了新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卖价达七千五百元人民币，是赔偿价的二十五倍到五十倍。

2016年9月26日，来自奥地利、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的四百多位浙江青田华侨聚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举行游行，抗议青田县政府利用修建滩坑水库大坝工程，强取豪夺，严重损害他们的权益。游行队伍在警察的保护下，从维也纳商业街一直游行到奥地利国家议会。

这是中国水库移民维权活动第一次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共政府利用水库大坝工程剥夺公民财产的罪行。

七、郑州洪水后的土地下沉和贾鲁河等扩建将导致更多的购房者维权

河南郑州7.20水灾之后，郑州出现了一个新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房屋地基发生沉降，有的房屋地基发生严重沉降，包括一些在建的楼盘。

从地理地质条件来说，郑州市并不适合发展成为超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郑州市地理地质条件不好。根据史料记载，郑州市的部分地区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圃田泽和荥泽所在地。古汉语中泽字指水或水草积聚的低洼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湖泊或者湿地。圃田泽大概位置是郑州市的北部、东北部、东部一直延申到中牟县，在北魏时，圃田泽的面积是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后来由于泥沙淤积，被分隔成二十几个湖泊，继而被开垦成农田。再接下去就城市化了，成为郑州市重要的城市建设用地。关于荥泽，古书《禹贡》和《水经注》都有记载，大约在汉朝就已经干涸。荥泽的面积大概略小于圃田泽。有学者认为，荥泽在郑州西。

笔者认为，现代贾鲁河经过的地区，就是古代圃田泽和荥泽所在的地区，上层多为比较厚的河流沉积物，下面是湖相沉积物（即淤泥），结构疏松而不均一，地基承载力差。当这样的地基经过7.20水灾的长时间浸泡之后，土层结构更遭到破坏，地基强度降低，产生地面下沉，而且是不均匀的地面下沉。在这样的地基上建造的楼房建筑物，也会产生沉降，而且也是不均匀的沉降，最早出现的现象就是墙体开裂。这种地基上的楼房建筑也就成为不能继续居住的危房。

2021年7月23日，《万维读者网》刊登《洪水过后郑州数百处路面坍塌 多栋楼房倾斜》的文章指出：“中国河南郑州洪水退去后，人们赫然发现，市内兰德中心、地铁站附近等上百个地点出现了路面塌陷的现象，大同宾馆等几处高大建筑也出现楼体倾斜等险情，众网友纷纷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图发帖，相互提醒避开危险地段。一时间人心惶惶。”“有网友称，郑州市内至少已有数百处地点发生了路面坍塌。”“最新消息是，7月23日郑州陇海路通讯大世界的路面坍塌，人们赫然看到地下已全空，民众已紧急疏散。”“郑州陇海路西四环高架柱基塌陷了，高架已经开始摇摆，大家尽可能不要向西南方向去。”“另有网民在网络上公开的一段视频短片显示，河南郑州地铁发生了塌陷，有水泥车正在往塌陷处倾倒水泥填补。”

2021年8月26日，网上出现《郑州大雨过后，泡水工地旁的小区，房屋墙体开裂下沉了！》的报道，朗晴别院的在建楼房基坑泡水、出现塌陷，隔壁的金盾花园，围墙倒塌、地下室灌水、楼房出现裂缝和下沉。

《郑州大雨过后，泡水工地旁的小区，房屋墙体开裂下沉了！》一文的作者建议：

如果你所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地下室曾在暴雨中泡水，大家平时可多做留意，一旦发生异常，及时与物业沟通；

如果你所购买的房屋处于在建状态，也可与置业顾问及时联系，了解所买楼栋在暴雨中的情况，如果有泡水，开发商是否做了检测、勘测（如果做过会有书面报告），以及采取了哪些补救措施；

如果你准备买房，最好提前了解意向楼栋的建设进度，必要的话，也可以要求开发商提供相应的勘测证明，以避免潜在风险。

其实这里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在河南郑州7.20水灾中被洪水淹没的小区，哪怕淹水深只有0.5米或者1米，或者只是地下车库、地下室被洪水淹没，地面发生沉降，房屋墙体开裂下沉或者房屋开始倾斜的，所在小区的居民就应该到郑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去问一个问题：他们所在的小区是否适合作为城市的生活居住用地？小区的防洪标准是多少？能防二十年一遇的洪水还是防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如果该地区不适合做居住用地，郑州市政府准备如何做出赔偿？

穿过郑州市的有贾鲁河等十余条河流，河南郑州7.20水灾证明，这十余条河流的通过能力均不能满足洪水安全通过的需求，这十余条河流都需要拓宽，加大过水断面。而贾鲁河等十余条河流的两岸，都是郑州市新开发的、房价最高的楼盘，即所谓的水景房，也是河南省、郑州市这些年来的钱袋子。经过河南郑州7.20水灾的实践证明，这些区域是不适合做生活居住用地，人们居住在这里，生命得不到安全。河南省、郑州市将面临一笔巨大的赔偿。

现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面临的是河南郑州7.20水灾后出现的一个个问题，问题后面是巨额的赔偿诉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负债最高的河南省有能力面对这些赔偿诉求吗？回答是否定的。所以，河南维权的储蓄户的健康码变红，郑州是烂尾楼维权者的健康码变红，都是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在浙江滩坑水库工程移民中“疏导为主，各个击破，做到大维稳，小处置；长期牵制，适时打击，公秘结合，专群合一”的延续，是其控制民众手法的延续，也是为迎接更大索赔风暴的准备。

附件：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2021年5号）

根据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为保障广大市民健康安全，现就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通告如下：

一、对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实行闭环管理，停止诊疗工作。

二、即日起，凡在家轮休的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职工及该院各类购买服务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居家等候不外出，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告，配合落实核酸检测、医学隔离观察14天措施。

三、自7月16日以来，凡进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人员，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告，落实核酸检测、医学隔离观察14天措施。

四、新郑机场、高铁东站、郑州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全市各居民小区、宾馆酒店等住宿功能场所、室内密闭公共场所等恢复查验郑州健康码。

五、即日起，郑州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郑。确需离郑的，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48小时内阴性证明要求自2021年7月31日18时起实施） 。

六、减少人员聚集，停止非必要聚集活动，原则上不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

七、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请市民群众积极配合，确保应检尽检。检测计划另行发布。

以上防控措施，依据疫情风险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本通告自发布之时起实施。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7月31日

王维洛：郑州水灾真相难以掩盖（十）

2022年7月13日

摘要：

2022年1月21日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发表，距离2021年7月21日郑州“7.20”特大暴雨的发生，真好半年时间。

顾名思义，调查报告，特别是关于灾害事故的调查报告，其目的就是客观地还原整个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也称复盘），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事实求是，这是调查报告的核心。在还原整个事故发生全过程的基础上，找出发生灾害事故的原因，分析应对灾害事故中所采取措施的功效和存在的失误，呈现灾害事故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并公布所有死亡人员的名单。至于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单位的责任问题，不应该成为调查报告的最主要内容。

十分可惜，国务院《调查报告》全文44页，还原事故的发生过程，包括对人们所关心的郑州地铁5号线亡人事件、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亡人事件、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故的叙述，一共只用了15页篇幅（第2页下半页至的篇幅第17页上半页），只占《调查报告》的三分之一。其他约三分之二的内容，则是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单位的责任问题和所谓的经验教训。对于造成郑州“7.20”洪水灾害的常庄水库等诸多水库的无预警泄洪、贾鲁河等诸多河流漫堤淹没城区、还有除地铁5号线之外的其他地铁线被淹、除京广快速隧道之外的其他隧道被淹、诸多医院、商店、地下停车场、住宅建筑被淹等乃至造成人员死亡这些人们所关心的事件，并没有包括在《调查报告》之内。

在国务院《调查报告》发表的同时，国务院调查组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时指出：“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全域性自然灾害调查，没有先例可循，且涉及面广、重点事件多、专业性强，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必须指出的是，这不是在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全域性自然灾害调查，远的不说，就说2015年6月1日长江游轮东方之星翻沉事件的调查报告，就是由国务院调查组完成的，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全国总工会、湖北省和重庆市等有关方面组成，并聘请国内气象、航运安全、船舶设计、水上交通管理和信息化、法律等方面院士、专家参加。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是组成如今应急部的两大部门之一。怎么能够说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全域性自然灾害调查，没有先例可循？当年也是习近平任总书记、李克强任总理。唯一不同的是：6月2日凌晨，李克强率马凯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紧急赶赴事件现场指挥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6月4日，习近平、李克强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组织各方面专家，深入调查分析，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不放过一丝疑点，彻底查明事件原因。在中央最高一级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比2021年7月20日河南郑州洪水灾害在时间上要迅速许多，最高领导人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没有那么的虚拟。

发表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有很多目的，把主要责任推给老天，为郑州市死亡失踪人数盖棺定论，强调中央统一指挥、下级守土有责的分工，掩盖海绵城市的失败，掩盖行政改革所带来新救灾应急系统的混乱和无效，掩盖最高领导人被错误信息所蒙蔽的事实，将主要责任甩锅给郑州市党委和政府市的主要负责人，力保河南省党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把具体责任推给基层管理机构和工程技术人员，对有关责任人追责，最终起到杀鸡给猴看的训诫作用。

本文主要讨论《调查报告》的训诫作用

一、训诫作用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当今中国的官场则是“奴才在干，一尊在看”。而训诫则是“预警”最好的方法。

2022年1月21日，与新华社发表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的同时，发表了《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因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被问责》的报道：“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徐立毅同志作为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力，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风险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防范组织不力，灾害发生后统筹领导和应急处置不当，督导检查和履职尽责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徐立毅同志对郑州市在灾害中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问责。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徐立毅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于此同时，新华社还发表了《河南严肃查处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相关责任人 公安机关对8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89名公职人员》的报道：“记者从河南省有关部门获悉，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防汛救灾、灾害调查等作出部署。河南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8名企业人员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河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灾害中涉嫌违纪违法的89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建设工程设计项目负责人魏平安、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5号线项目负责人汪鹏、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四环项目部指挥长郭文胜等8人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任立公，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技术管理部部长赵运臣，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轨道交通科副科长孙红亮等3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同时，河南省对特大暴雨灾害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郑州市、荥阳市、巩义市、新密市、登封市、二七区、金水区党委政府及应急管理、水利、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公安交管等部门86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给予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侯红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给予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吴福民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喜安、陈宏伟政务记大过处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分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诫勉等问责处理。”

郑州市市委书记、郑州市市长、郑州市三位副市长被追责、被处分，8名工程师逮捕，3名官员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近百名公职人员被问责，虽然这些对有关人员的追责不是《调查报告》的内容，但是《调查报告》的直接结果。有人以为，《调查报告》是西方社会中的国家检察官的起诉书。其实不是，这直接是法官的审判书，是不经审判、不容被涉及者辩解上述的审判书。

所以笔者认为，发表《调查报告》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训诫。《调查报告》第41页提出建议：“建议把《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列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中组部、中宣部、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组织专班开展干部轮训，各级党校作为必修课内容，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应对好各类灾害风险挑战，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做到“两个维护”。同时，把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作为案例纳入干部培训内容，开展实战化教学。对新调整上任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及时组织上岗前后专题培训，了解应对各类灾害的自身职责和要求，具备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基本能力。”

这个国务院《调查报告》将成为干部培训的内容，或许将成为公务员考试的内容。通过培训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形式，给出关于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标准答案，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一字不差地给出标准答案，就可以圆满地通过。这样，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就成为一个不能改变的定性，死亡失踪共380人就是一个一个不能改变的数字。

这个训诫作用在《调查报告》发表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展现得就更加清晰。

2022年开年不久，就传出今年中国会发生大的水灾旱灾，最早在公开场合讲这件事的应该是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时间是2022年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举行的“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也就在同一天，香港玄学家权朗女士预言，中国2022虎年依然是多灾多难的年份，会发生非常大的洪水，许多城镇会被淹没，农作物尽毁，损失惨重。

据说根据气象和水利部门预测，今年汛期中国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到偏差，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主要多雨区在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海河、辽河、嫩江等流域可能有较重汛情，长江上游、珠江流域西江、东南沿海诸河有可能发生区域性洪水。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到偏多，台风影响偏重。

2022年5月9日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就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答记者问时特别提到了国务院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去年，河南郑州“7•20”遭受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查明问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部门和河南省政府参加。经过全面深入调查，查明了郑州市和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部门单位履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查明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事件和热点问题，并总结分析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调查组按规定将调查报告和有关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追责问责。另外，多年来各地对防汛工作落实不力、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也都进行了追责问责。”

其实早在2022年4月10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就颁发了《关于对照问题教训查找短板弱项切实做好汛前准备工作的通知》。5月9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通报了2022年全国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通报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关于防汛抗旱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规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日前通报了2022年全国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以及大江大河、大型及防洪重点中型水库、主要蓄滞洪区、重点防洪城市等防汛行政责任人和沿海地区防台风行政责任人名单。这次国家防总共通报了2288名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其中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是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司令员担任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此外，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区（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有227个由行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个师均由师长担任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国家防总要求各级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去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树牢底线思维，牢牢压实扣紧防汛抗旱工作责任链条，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切实履行工作职责，紧盯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台风灾害等风险隐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组织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国家防总、国家应急部负责人认为：多年的防灾减灾实践证明，防汛抗旱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是很成功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更好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合力抗灾，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和损失。

深刻汲取去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就成为了2022年的一句政治口号。中央各部位、各省市自治区，一直到最基层的乡镇政府机构，照样画葫芦，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深刻汲取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教训。

由此可见，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在现行制度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和训诫作用，但是在实践中是否能得到贯彻，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读者应该还记得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签署的一份训诫书，承认在微信群中发表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属实的言论，因而受到警示和训诫：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有关法律，是犯法行为。如果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制裁。李文亮医生必须书面承认所发表的言论是不属实的，是犯法行为，并保证中止这样的行为。最后签字按手印。

李文亮医生是带着这份训诫书离开了世界，但是训诫书则象紧箍咒一样，伴随着中国从武汉封城走到了大白进入家门消杀病毒，引起巨大民愤。

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就像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给李文亮医生的那份训诫书，必须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服从中央指挥的后果是什么，下级的官员必须十分清楚。这就是习近平对所有下级官员的要求，绝对服从中央得统一领导，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二、《调查报告》并不能起到所期望的训诫作用

但是笔者认为，国务院《调查报告》并不能起到所期望的训诫作用，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没有处理事件的最主要责任人；

第二，对徐立毅等人定罪不准，其所犯的是失职渎职罪；

第三，对官员的处置轻，刑拘的全部是搞工程技术的；

第四，处置下级官员的人数多，没有公布的受处置的公务员和办事员人数更多；

第五，对官员的所谓处置，无非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官。

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的最主要责任人不仅仅是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还有河南省省委书记楼杨生。国务院《调查报告》指责郑州市党委和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主观上认为北方的雨不会太大，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责任心不强，防范部署不坚决不到位、缺乏针对性；应急响应严重滞后；应对措施不精确不得力；关键时刻缺失统一指挥；缺少有效的组织动员；迟报瞒报因灾死亡人数。

但是其中的许多问题，河南省省委书记楼杨生也不能逃脱干系。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5页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已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建议针对灾害中暴露出来的防汛指挥体系不顺畅、应急预案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汛情险情灾情管理不规范、城市运行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防洪排涝能力不足、媒体宣传警示作用和社会动员不够等问题，组织全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专题评估，狠抓整改落实，全面提高灾害防御和应对处置能力。”河南省委、省政府已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就可以不追责。郑州市委、市政府也作出了深刻检查，为什么还要追责？这样的处置不公平吗！

根据《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初判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由市政府负责先期处置。”《预案》规定得很清楚，发生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突发事件，原则上由省政府负责应对，责任在河南省党委和省政府，在省委书记楼杨生。在程序上，《郑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要经过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点头画圈批准的。

在整个过程中，郑州市应急响应严重滞后，相比之下，河南省应急响应更加滞后。郑州市迟报瞒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河南省不是没有迟报瞒报，在比例上是更高。

造成此次洪水灾害的常庄水库，其管理权在河南省不在郑州市。最后下达常庄水库泄洪命令的是没有到现场的省委书记楼杨生，这是记录在案得。在下达常庄水库泄洪命令之后，河南省和郑州市都没有启动I级响应，也没有公告全体市民。

楼杨生和徐立毅都属于习近平的之江新军。2003年习近平到浙江工作，当时浙江的滩坑水库大坝工程刚刚开工，楼杨生在滩坑大坝所在的丽水市任市委书记。该年7月25日即将被迫迁移的居民与大坝建设单位发生冲突。刚担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把丽水市委书记楼杨生等叫到杭州开会解决问题。习近平把滩坑水库大坝工程看作是他在浙江工作时的一个重要功绩，这也成为楼杨生上升的重要资本。楼杨生在浙江升到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后，被提升调往其他省份担任领导，后到山西省担任省委书记。2021年5月调到河南任省委书记，满足任两个地方的省委书记这一要求。据传将在二十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成为之江新军的中坚。徐立毅曾任宁波市水利局局长、杭州市江干区区长、区党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市长，杭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但一直不是浙江省常委。2019年6月徐立毅调任河南省任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郑州市大搞习近平提出的海绵城市工程，支持文化探源工程。据传徐立毅将在二十大上担任当选中央委员。

这次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出事，按照中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此次死亡人数超过200人，属于特别重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不处置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要同时处理河南省委负责人楼杨生和郑州市委负责人徐立毅，似乎对习近平的之江新军的打击太大。因此只处理徐立毅，而不对楼杨生追责，这是典型的弃车保帅的做法。但是，不对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的最主要责任人楼杨生进行追责，习近平的这种做法不能服众，也使得《调查报告》的训诫作用大打折扣。

三、对徐立毅等人定罪不准，其所犯的是失职渎职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徐立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徐立毅只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政务降级处分，具体的政务降级处分尚未公布。这与国务院《调查报告》给徐立毅的定罪是不相符的。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3页指出：“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不强，对这场特大灾害认识准备不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行为。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特别是发生了地铁、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郑州市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其他有关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41页强调：“对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严肃追责问责。”

失职渎职，是犯罪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玩忽职守罪是渎职罪中的一种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国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里的“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6日通过的《立案标准（试行）》的规定，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的。

按照上述指标，徐立毅在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中的失职渎职，已经给国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郑州市委和市政府有意瞒报死亡失踪人数，这是罪加一等。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第三百九十七条对徐立毅判刑，这样才能真正对其他官员起到训诫作用。

2022年5月9日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就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接受记者采访，记者专门提出了“地方政府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具体有哪些职责？防汛抗旱工作中出现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是如何追责问责的？”这两个问题。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回答说：根据国家防总印发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防汛抗旱工作职责》，行政首长防汛抗旱的职责主要是：负责防汛抗旱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防汛抗旱工程和非工程体系建设、防汛抗旱方案预案制订和实施、防汛抗旱队伍能力建设、防汛抗旱工作部署、灾后救助和恢复重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纪律要求等方面。对防汛抗旱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在防洪法、防汛条例和抗旱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视情节和危害后果，将予以不同程度的追责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防汛抗旱工作中的失职渎职，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官员的处置轻，刑拘的全部是搞工程技术的

当然对河南郑州“7.20”洪灾中有关的责任人，也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据报道，被依法逮捕8人，其中5人涉及地铁5号线被淹死人事故，3人涉及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这8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官员。因此有网友评论说：“刑拘的全部都是搞土木的，其他人员降级、诫勉、记过，土木的牢底坐穿”。

不是说，不能对工程技术人员追责，不能刑拘工程技术人员。而是要允许被涉及的工程技术人员申辩上述，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根据对国务院《调查报告》的分析，洪水冲垮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灌入地铁隧道，是造成地铁5号线被淹死人事故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被洪水冲垮的时间是7月20日15:09，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的时间是16:00时（《调查报告》第12页），地铁5号线被淹的时间是18时之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I级响应的时间是7月20日17时，但郑州市没有采取具体应对措施，郑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也没有采取具体应对措施，甚至没有观察到，地铁5号线多处进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下级部门也没有报告，发现地铁线路进水的情况。所以，在地铁5号线被淹死人事故中，郑州市委和市政府以及郑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失职渎职，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这5位工程技术人员。

同样根据对国务院《调查报告》的分析，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的主要原因不是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建设郑州市南四环路跨张李垌沟（郭家咀水库溢洪道）桥时，在溢洪道内修建施工便道、进行弃土弃渣，导致溢洪道被侵占堵塞，致使郭家咀水库无法正常泄洪。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郭家咀水库大坝的质量问题，是郭家咀水库大量库容被非法占用问题。郭家咀水库大坝并没有设置泄洪洞和泄洪闸，采用的是漫顶泄洪的形式。当水库蓄水超过大坝坝顶（或一段大坝的坝顶）的高度时，库水漫过大坝，顺着大坝流下，然后进入大坝下游的河道（或称泄洪道）。即使位于大坝下游的泄洪道被部分非法占用，可能会造成泄洪道水位上升，淹没泄洪道两侧的土地和建筑，不会导致上游的郭家咀水库大坝背面发生大规模的滑坡。就像小羊在下游喝水不会污染上游的水质一样。即使泄洪道的一部分被弃土弃渣非法占用，在漫顶洪水冲击下，它们的阻碍作用是非常短暂的。抢救郭家咀水库大坝的关键是降低水库水位，在大坝处开挖泄洪口，将漫顶泄洪改为无控制的泄洪，让库水通过刚开挖的泄洪口，顺着原有的泄洪道进入郑州主市区。郑州市南四环路跨张李垌沟（郭家咀水库溢洪道）桥工程建设自2018年9月开始，至7月20日晚9时，没有人检查发现泄洪道被侵占堵塞的问题，更没有人举报一半以上的水库库容被占的事情。7月20日17时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I级响应，直到晚上9时，也没有人检查发现泄洪道被侵占堵塞的问题，更没有人意识到郭家咀水库库容不足的问题和大坝质量不好是造成险情的最大问题。

当然，发现工程上的错误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比发现领导者的决策错误更容易。比如说，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的设计还在，数据都在。根据国务院调查组专家计算，“百年一遇”内涝水深应为0.5米，而原设计“百年一遇”内涝水深0.24米，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错误。那5位工程技术人员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处置工程技术人员的容易之处。人们怎么就不能再追问一下，如果五龙口停车场挡水围墙的设计再提高那么0.26米，达到专家的要求，地铁5号线就不会被淹吗？为什么国务院调查组专家不敢指出，郑州市使用的暴雨公式就是错误的？！

在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追责中，受到逮捕和刑事起诉的全部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把失职渎职罪都加在一个组群人的头上，加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头上，这就有失公正，因为他们并不是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负责人。

五、处置下级官员的人数多，没有公布的受处置的公务员和办事员人数更多

根据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公布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追责问责人员情况》，除上面提到的依法逮捕人员8位工程人员外，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人员3人（过去称双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75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1人，给予诫勉处理人员6人，建议解除劳动关系人员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75人中，包括侯红郑州市委和市政府一级的领导共4人。除去侯红等4人，中共的追责，最后都追到了下级官员的头上。就是说，中共把锅甩到了基层官员的头上。这里还没有包括已经和后续将要处置的那些普通的公务员和公司普通职员。笔者以为，在所有的处置中，对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京广路隧道管养基地负责人徐晓晔的处置最为严重，建议解除劳动关系。就是说被炒了鱿鱼，失去了工作位置，打破了饭碗。“你要是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对普通公务员和公司普通职员的处置，会有更多的这类不给饭吃的追责处置。

六、对官员的处置，无非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官

2022年2月16日，河南省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2月15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2022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省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侯红主持会议，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作工作报告，

这位河南省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侯红就是刚刚被追责处置的、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的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侯红。根据报道，2022年1月27日，郑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接受侯红辞去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并任命何雄为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从1月27日到2月16日，不到20天的时间，侯红接受中共的追责处分，从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侯红的位置上下来，转身坐到了河南省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交椅上，政务级别起码还是一个正厅级，看不出政务降级处分的严重后果。侯红并非毕业于公共卫生专业，是卫健委特别需要的专业人才。侯红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专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提到，侯红在2021年8月2号举行的河南举行全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十场）报告了截至8月1日18时，郑州市总共遇难292人，失踪47人。国务院《调查报告》专门指出郑州市委和市政府迟报瞒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的问题，其中提到：“直到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7月29日、8月1日两次发出紧急通知后才统计上报，7月30日上报322人、8月1日上报339人。”这上报的339人，就是侯红报告的遇难292人，失踪47人。国务院《调查报告》继续指出：“8月18日至19日中央领导同志考察河南期间，郑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灾死亡12人，但仍不如实报告；8月20日调查组进驻12后，因灾死亡失踪人数比8月2日公布数增加41人，其中23人属于瞒报。”按理说，这瞒报因灾死亡失踪人数23人的责任就应该直接落到了侯红的头上，那么，侯红所犯的也是失职渎职罪，就不应该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的处分，而是要接受刑事法庭的判决。

特别是侯红在8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专门为郑州市的迟报瞒报作辩解，说是“遇难人员比对需要时间”。而国务院《调查报告》对此也有专门的指责：“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和自然灾害救助条例、防汛条例等有关规定，灾情稳定前应当每日逐级上报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情况。”“郑州市对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统计上报态度消极，不仅没有主动部署排查、要求及时上报，反而违规要求先核实人员身份等情况再上报，以多种借口阻碍信息报送工作。”

从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侯红在不到20天的时间中重新出任河南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中共的所谓对党员干部的追责处置，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演戏，演给老百姓看的，说明皇上一尊的英明。这样的训诫有什么效果吗？

七、中共的追责，说明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祸

国务院《调查报告》对明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的定性是：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一场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不强，对这场特大灾害认识准备不足、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行为。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特别是发生了地铁、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郑州市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其他有关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

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对郑州市以及基层党委、政府在洪水灾害过程中所作所为的表现的陈述，正好说明，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

设想一下，如国务院《调查报告》所希望的，郑州市以及基层党委、政府，乃至中国各地党委、政府，能够听从训诫，接受教训，做到守土尽职，那么地铁、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都是可以避免的，死亡失踪380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可以避免的。否则国务院《调查报告》花了很长的篇幅，总结了主要教训，苦口婆心地提出了改进措施的建议，这两部分共占44页中的9页，岂不是白费心思了吗？

暴雨、洪水，都是自然现象。河南郑州“7.20”大暴雨，不是千年一遇的暴雨，也不是五千年一遇的暴雨。1963年8月邢台暴雨、1975年8月驻马店暴雨、2012年7月北京暴雨、2016年7月邢台暴雨，都是在北方地区发生的同一等级的暴雨，而且1975年8月驻马店暴雨的暴雨，除一小时暴雨量这个数据外，其他数据远远超过郑州“7.20”暴雨；同样，1963年8月邢台暴雨面积远比郑州“7.20”暴雨面积要大。自然界一次又一次地给出了警告，但是中共决策者一次又一次地以“以天斗以地斗”的大无畏精神予以回击，不能接受教训。国务院《调查报告》在第36页指责郑州市委和市政府，没有把历史和他人的教训当作自己的教训，对北京“7•21”、邢台“7•19”等北方城市暴雨导致严重伤亡的教训没有深刻汲取。这个指责更适用于中共决策层。暴雨、洪水，都是自然现象，并非必然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

顺便提及一句，2016年7月19日邢台发生暴雨，7月23日9时就公布了邢台市“7•19”洪涝灾害死亡人员名单和失踪人员名单。可见没有把历史和他人的教训当作自己教训的，恰恰是国务院调查组。邢台市在暴雨发生后不到4天的时间内公布了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名单，国务院调查组在河南郑州“7.20”暴雨发生半年后，依然没有公布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名单，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2022年1月21日河南郑州杨宁远实名在网上发表意见：希望能公布死者名单，点赞者31042次。这就反映了民意，也是对国务院《调查报告》的最好评判。

图6：邢台市“7•19”洪涝灾害失踪人员名单，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八、决策者有无限的权力却不承担责任，这是制度缺陷

象中共其他官样文章一样，国务院《调查报告》强调的是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重要批示。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6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几乎逢会必讲防范风险，连续两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专题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要求‘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切实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国务院《调查报告》第38、39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无论规划、建设还是管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国务院《调查报告》第40页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我们做好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各项工作、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科学引领和根本遵循。建议把《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列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中组部、中宣部、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组织专班开展干部轮训，各级党校作为必修课内容，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应对好各类灾害风险挑战，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做到‘两个维护’”。

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根本不敢涉及习近平的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决策模式是错误的，在决策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中是不可执行的。如果强行执行，结果就和防疫清零一样，效果不佳，成本巨高，社会无法承担。关键是，谁来承担“可十防九空”的责任？如果习近平能够明确地指明，他将承担“可十防九空”的责任，让下面的人大胆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习近平主政十年，还没有习近平主动承担错误决策责任的先例。

中共现行的体制是，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在习近平，要求下级单位和地方领导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守土尽责。地方党委和政府，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决策权力。中央决策出错，中央不承担责任，却要追问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执行错误。中国有这样的说法，中央的经是好的，都让地方的官员把事情办坏了。真是这样吗？在当下中国，权力和义务是分离的，权力和义务没有联系起来。这样的体制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只有执行义务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永远在等待着习近平、党中共的决策，这个等待，就是展现对习近平、党中共的绝对忠诚，具体表现就是没有主动性的躺平。

在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过程中，习近平没有亲临现场，而是在飞往西藏的飞机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习近平发出指示的时间是7月21日。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而河南郑州“7•20”洪水灾害基本在7月21日凌晨已经基本结束，在郭家咀水库大坝开挖泄洪口、库水水位下降之后就结束了。在习近平发出重要指示之时，无论这个指示如何英明伟大，明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案已经发生，常庄水库无预警泄洪已经发生，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已经发生，地铁5号线死人事件已经发生……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来得太晚，重要指示中空话太多，而且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听信的个别水库溃坝的虚假信息。这是国务院《调查报告》根本不敢提到的。用另一个角度分析，真正躺平的是习近平。如果他能够在7月20日18时或者19时看到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被淹的视频（世界上许多人都在这个时刻看到这些视频），就能发出救人的命令，那么这个悲剧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胜败乃一瞬间的事情，决策权必须掌握在打仗的将军手中，而不是在千里之外的皇帝手中。权力和义务，或者说权力和责任，是连结在一起的，都在将军手中，取胜的机会就大。就是战败，将军也会义无反顾地承担责任，接受马革裹尸的结果。

前面谈到中国古代救灾的措施，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皇帝颁布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皇帝，毛泽东诗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汉武就指这位汉武帝。他一度穷兵黩武，又挥霍无度，大造皇宫，致使国力枯竭，生态恶化，百姓愁苦。于是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向天下谢罪。有学者认为，汉武帝颁布罪己诏，标志着其治国政策的改变，从而延续了数十年的国祚，避免了象秦朝一样迅速灭亡的命运。

有这么一句古语：“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据说这是商汤在就职时对老天的宣誓，意思是：“如果我（皇帝）有罪，请不要牵连天下的百姓；如果是百姓有罪，罪都应归结到我（皇帝）身上。”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附件：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追责问责人员情况（97人）

依法逮捕人员（8人）

1。魏平安，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建设工程设计项目负责人；

2。赵俊良，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建设工程业主代表；

3。汪 鹏，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项目负责人；

4。朱 云，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项目经理；

5。刘修龙，新疆昆仑工程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站停车场项目总监；

6。郭文胜，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四环项目部指挥长；

7。王旭东，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四环项目部五工区执行经理；

8。温庆国，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四环项目部五工区工区长。

二、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人员（3人）

1。任立公，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2。赵运臣，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技术管理部部长；

3。孙红亮，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轨道交通科副科长。

三、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75人）

（一）地方党委政府（34人）

1。侯 红，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2。李喜安，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3。吴福民，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4。陈宏伟，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5。苏建设，郑州市二七区委副书记、区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董治会，郑州市二七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7。杨 洁，郑州市金水区委副书记（时任金水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8。袁聚平，巩义市委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9。张东辉，巩义市委副书记、市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10。赵 凯，巩义市委常委、副市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1。杨金军，荥阳市委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12。王效光，荥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13。邢留印，中牟县委副书记（时任荥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4。陈春梅，新密市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15。程 洋，新密市委副书记、市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16。孙建功，郑州市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7。牛瑞华，郑州市郑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18。司栋彬，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19。秦 飞，巩义市米河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0。李萌轲，巩义市米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21。赵 江，巩义市河洛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2。周登航，巩义市河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23。孙晓丽，荥阳市崔庙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4。黄立峰，荥阳市崔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25。陈志全，荥阳市崔庙镇副镇长、王宗店村驻村干部，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26。张亚涛，荥阳市崔庙镇副镇长、崔庙村驻村干部，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27。赵红星，荥阳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时任荥阳市汜水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8。刘月洁，荥阳市汜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29。李 静，新密市委常委、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主任（时任荥阳市高山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0。丁杰英，荥阳市高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31。程华民，新密市西大街街道办党工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2。徐晓光，新密市西大街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主任，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33。张晓锋，登封市告成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4。孙建民，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党支部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二）行业主管部门（30人）

35。李 鹏，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一级调研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6。许绍伟，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处长，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

37。陈国平，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减灾处副处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38。刘国成，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四级主任科员，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

39。刘金刚，巩义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40。牛中华，巩义市应急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41。刘云飞，荥阳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42。周方辉，新密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3。梁远森，郑州市水利局局长（民革委员），给予政务降级处分；

44。陈 刚，郑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一级调研员，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45。袁运河，郑州市水利局总工程师，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46。岳克宏，郑州市水利局河长工作处处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47。校现伟，巩义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48。陈志刚，荥阳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49。袁金伟，新密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50。余 莉，郑州市二七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51。段祥军，郑州市二七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52。李雪生，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53。翟月修，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54。郭克河，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55。朱继光，郑州市二七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56。王延军，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57。张云波，郑州市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58。马 微，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59。耿勇军，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60。曲 标，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61。付青原，郑州市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副书记（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指挥部技术保障部部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62。窦立勇，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63。席 磊，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教导员，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64。屈 强，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三级调研员兼发展改革和统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三）企事业单位（11人）

65。张 洲，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

66。杨 勇，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67。郝晓平，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68。张明锋，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线网管控中心党委书记、部长，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69。李鹏翱，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线网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70。赵鹏果，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线网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调度，给予政务撤职处分；

71。吕晓应，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郑州轨道交通项目部经理，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已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作出处分决定）；

72。铁新纳，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主任、支部委员，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73。陈保国，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给予行政处罚；

74。苏金华，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中镁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75。刘 勇，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 ，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四、给予诫勉处理人员（6人）

1。景洪晓，郑州市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2。楚毓奇，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党委副书记；

3。席军虎，郑州市二七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水利科副科长；

4。王新香，郑州市二七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水利科科员；

5。黄 双，登封市告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6。吕少卿，登封市告成镇党委副书记。

五、给予批评教育人员（4人）

1。魏红利，郑州市二七区金水源街道办事处工作筹备组组长；

2。张 凯，郑州市二七区金水源街道办事处工作筹备组副组长；

3。张国军，郑州市二七区金水源街道办事处工作筹备组农办主任；

4。王国强，荥阳市崔庙镇崔庙村党支部书记。

六、建议解除劳动关系人员（1人）

徐晓晔，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京广路隧道管养基地负责人。

来源 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传递救命信息：中国民间志愿力量穿透的暴雨与穿不透的壁垒

民间志愿力量在每一次大灾中成长，也面临无法逾越的边界：被纳入官方救援信息库，以及，指向问责。

端传媒记者 门悦悦 实习记者 唐映忠 发自香港

2021-08-02

再一次，微博“吞了”微信志愿者群的二维码。

“吞了”，是中国大陆的网络用语，一些被平台判定为敏感的图片、文字，会被平台自行屏蔽。有时屏蔽来自企业更现实的考量，比如阳菜试了好多次的志愿者微信号和群二维码，就一直发不上去。

河南水灾在大陆舆论场发酵时，铺天盖地的救援信息也一同袭来。阳菜是此次河南水灾中一个志愿者群的核心成员，她的工作内容是从各个平台搜集救援信息，核实，再扩散或直接对接给救援队。这些临时聚起的年轻志愿者们要与信息传递的庞杂、混乱、阻碍作斗争。一条救援信息背后是一个或者更多被困的人，信息与生命的关系在此刻如此重要。

阳菜的朋友找了张绿油油的草地图，把微信群二维码P了上去，“微信”这个关键词也用拼音首字母缩写“VX”替代，成功骗过微博的审查。点击发送，求救者与施救者将就此连接。紧接着，阳菜打开微信群，进入信息传递的下一步。

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

7月20日河南暴雨消息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微博话题#河南暴雨互助 截止发稿前阅读量已达169.6亿，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人们在慌乱中拍下的雨灾视频，无数求救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微博网友形容，仿佛回到武汉疫情爆发初期。

长期研究危机传播与网络传播的学者一帆向端传媒解释，灾难时的信息传播属于危机传播的一种，“危情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期待被破坏，易产生恐慌，这时需要多提供信息方便人们了解情况，而信息不准确会加强人们的焦虑。”

根据中国2006年出台的《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政府应对防汛抗旱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但四川大学学者林曦和姚乐野的研究指出，基层情报收集人员大多只关注信息的上报和下达，忽略信息质量，且大部分信息仅为“粗加工”，难以满足现场救援人员对更精准情报的需求。同时，缺少互通、共享、全面的数据平台，不利于灾情中各个部门的协作。

截至7月30日，河南官方共召开九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雨情、水情、救援救险进度等信息。但此类信息公布频率低，且会把基调导向视为优先考量。比如，河南消防以个体案例、新闻发布会动态、安全提醒为主，且多为“正能量”基调。而关于灾情被困人数、接警统计、救援人数等具体数字，截至7月29日，官方网站中仅出现1次，微信公号2次，微博5次。除此之外，分地区灾情动态也少有提及。

而根据多家救援队的采访得知，官方指挥调配下的救援大多针对大范围人群，救援队以某个具体地理位置为驻点，集中救援后再转移至下一个救援点。这种情况下，对单人的，零散的求救信号的处理，更多落到民间力量上。

“在个人的求救中，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是效率最快的。”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告诉端传媒，“官方从搜集信息到处理灾情有一定的时间差，这时求救者直接联系亲友求助更有针对性，传播效果最好。”但他也强调，灾情求救时要多渠道配合，先联系119、110等官方渠道，“他们的救援力量更专业，而且有记录，可方便问责”，然后是联系亲人好友，上网求助。

人在江西的小普，看着手机里的信息，感觉混乱。一会是五号线地铁的人都救出来了，一会是困在地铁水中的新视频源源不断地发出，他看着淹在水里的人，感觉那股窒息也堵在自己的胸口。小普曾是武汉疫情时期一个大学生民间志愿者群的一员，经验告诉他，这时候需要一个专门的微信群汇集各路信息，他拉上在郑州的阳菜和几个朋友，朋友又拉上朋友，很快，志愿者、救援者、热心民众、媒体......只有几个人的群迅速成长为400人的大群。

在北京的石头也在22日上午加入了一个物资群，初始成员只有4位。一开始没有方向和分工，铺天盖地的信息涌来，志愿者们抓到哪条是哪条，一上午只登记了不到100条物资需求信息，且格式混乱，有的没有时间地点，有的重复登记。石头立刻调整方向，在下午开了个紧急会议，统一信息格式，安排专人对新加入的成员进行培训，并且对群成员进行分组：1组负责登记，2组负责核实。第二天，负责物资需求信息匹配的3组，和联络匹配成功的需求方和提供方的4组也成立，还建立了群管理层，负责群成员的招募、培训和答疑。这一切，离刚建群也不过24小时。

建立好组织后，是解决信息本身。

从5.12时便开始投身救援行动的卓明地震援助信息小组总结过一套处理灾情信息的方法论。首先，明确定义信息处理的步骤为：搜集—筛选—核实—整理—发布—协调，其次，着重强调信息格式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应该具备六要素：时间、来源、是否核实、有效期、地点、联系人。

要素明确的信息可以帮助救援的人清楚了解需求方情况，也确保信息在多次传播后不易变形。一位救援人员告诉端传媒，相对于救人，捐献物资对信息的要求更高，“信息不详细准确容易造成资源的错配，比如很多物资都去了同一个地方，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无法获得物资。”

此外，信息传播过程中还有很多挑战。小普发现群里总有人发来重复的求救信息，由于信息需核实，这意味着该求救人可能会收到很多重复的确认电话和短信，这对在水灾中停电停网的人、手机电量十分宝贵的灾民来说，反而是种负担。这同时也影响志愿者的效率。

为了解决重复性问题，小普进行了三次尝试：号召将救援信息都登记在在线表格、更新在微信群聊接龙、用群聊搜索功能检查所发信息是否重复。这些功能都可一定程度保存和查找历史记录，但都需要额外的操作，比如跳转页面或点击搜索。在灾情信息传递争分夺秒时，这些额外的操作都将影响信息发布者的效率，而几乎以秒为频率刷新消息的群聊中，人们也很少仔细看聊天记录。小普的建议像一颗小石子，被巨量的信息海洋瞬间淹没。

阳菜则一度陷入传递假消息的恐惧中。那是刚成为志愿者时，她将朋友圈看到的多个越野车队可在郑州提供救援服务的消息发在微博上，转发很快破千。但马上她收到反馈，说里面个别的联系电话是错的，对方根本不是车队成员。阳菜快“吓死了”，“我是不是在造谣了，会不会耽误救援”。她挨个打电话核实，发现有些人手机快没电后，又换成发短信核实，最终筛选出电话有误的几条消息。她想删掉最初那条微博，但朋友告诉她这条微博已经传播很广，先不要动。

不过有时信息也会自我修正，阳菜的微信群一开始什么来源的信息都往里搬运，但一天过后，越来越多人开始自发地在信息后加上“已核实”字样，后来演变为有人发送状态不明的信息时，会被群友提醒需核实该信息的真实性。

与平台壁垒斗智斗勇

作为中国主流社交平台的微博和微信，成为最重要的灾情信息传播地。

阳菜将微博与微信分别定为公告栏和对接基地：微博上那些关注度少的求救求物资信息，她会搬到基于熟人圈层的微信，问是否能直接对接，暂时找不到对接资源的，也会扩散至朋友圈或者其他救援群，如烽火般的，让信息流送到可以承载需求的地方去。而微信上看到的非常紧急，比如老人小孩的受困信息，或是可以提供救援的信息，她会搬上关注度更广、更易扩散的微博，让信息获取最大的曝光度。

一帆解释，基于熟人关系的微信适合个人点对点对接，但与微博相比，信息的传播较难。微博基于粉丝订阅传播信息，信息通过意见领袖为中介靠节点传播，更易突破圈层，适合紧急情况下的个人求助。但微博信息的反馈效果则不如微信。除此之外，还有抖音、今日头条等根据算法分发信息的公共平台，救援信息的传递效果将根据受众平日的兴趣爱好推送，信息传递也有部分封闭性。但算法也会根据地理位置分发，一些特定地点的求救信号也能推送到附近地点的人，也有一定救援效率。

除此之外，一些救援团队也会自搭平台，对救援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分级、大数据分析等精细化处理。关注武汉疫情民间救援情况的记者王浠介绍，疫情时便出现许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息整合平台，希望提高信息的准确性。但执行时却发现信息的搜集与核对非常耗时，且难以将信息继续推动至救援环节，“不如直接用微信拉群联系来得快。”

当然，使用这些平台也需要斗智斗勇。为了让信息在微博设置的瀑布流里更醒目些，阳菜将“老人”、“小孩”等关键词放在最前面，配上红色感叹号。而相比一条条发，制作成信息合集更有效。但灾情信息更新频繁，救援状态、错误信息都要及时修改。阳菜发现当一条微博被编辑太多次时，会被平台删除，她向微博申诉，没有得到回应。

她还觉得自己被限流了，自己发布的信息转发量寥寥无几，找朋友发倒是反响不错。但其实更有效的是找大V们（编注：微博上十分活跃、拥有大群粉丝的“公众人物”）。阳菜私信平时关注的电影博主、粉圈博主、娱乐大V，也在粉丝后援会里发布信息，令她意外的是，这些娱乐博主们很快回应，“扩散力非常非常快。”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在此时会有一种流量社会责任感”，一帆观察称，“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关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愿意一定程度上让渡自己的言论空间给灾情信息。”

而微博上难以发布微信号，一帆也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互联网公司的商品是流量，就会产生壁垒。”早在2013年，淘宝便正式屏蔽来自微信的访问，而微信随之也停止将淘宝相关链接导向淘宝网站。2020年，抖音也不再支持第三方来源的商品进入平台的直播带货，淘宝、京东商品无法接入抖音。尽管互联网行业首当其冲受到中国反垄断行动的冲击，阿里和腾讯将互通平台生态的消息在业内流传。但先前行业竞争逻辑下互相封闭的惯性，依旧出现在不同平台上。

一帆称，微博曾转变内容分发算法，将以往基于时间的信息分发模式调整为部分基于算法分发后，不同人的信息权重便发生改变，更受欢迎的博主发送的信息被优先看到，较少互动的发布者则感觉自己缺少关注，“就觉得自己被限流了”。

当民间信息成为行动指南

一位大型救援队的负责人告诉端传媒，以前救援时常不知道救援目标在哪，而这一次民间信息的传递使信息饱和到近乎轰炸，有救援队长专门雇佣志愿者帮他接求救者、志愿者打来的电话。这使救援的需求与供给方充分对接，最大化救援效率。

此前武汉疫情时全民参与信息传递的经验，也给了类似情况下民间救援行动启发。参与过武汉疫情救援的小普认为，是武汉的经历增加了他对灾害情况的敏感度，在灾情发生后立即建立专门的信息群组。阳菜也观察到，这次民间的热情非常高，“所有人都在转信息，现在大家都有互联网求救意识了。”一位参与物资搬运的志愿者告诉端传媒，武汉疫情让她看到医务人员的辛苦，激发了她参与此次志愿活动。

在7月20日晚网络流传郑州大学附属医院因停电寻求发电机时，阳菜在微博上正好看到有人可以捐赠发电机等设备。她随手截了个图，给郑州医院发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有人加阳菜微信，不住地道谢，称双方已经对接上，缺电问题解决了。“他说感谢你救了郑州两个医院，”阳菜回忆起来依然激动，“咋把我说得这么伟大，但感觉发那种信息确实是很有用。”

端传媒梳理发现，在此次河南的救援行动中，志愿者和救援队有明显的分工。大部分情况下，救援队通过社交平台，或是志愿者梳理后的信息，判断出哪个地方最需要救援，准备出发。志愿者也会为救援者提供信息服务，如寻找灾区的政府电话、发布救援队所需的物资信息、帮忙辟谣等。两者互相配合，提升效率。

对一些民间自发的、个人的救援力量，这些民间传递的信息更是重要的行动指南。

大学毕业刚一年的河南新乡人张森，看到微信群中总是蹦出救援队缺少运输车辆的消息，把家里有两辆货车的消息散布在微信群。一位群友联系上他，请他帮忙将600多件水从新乡运到鹤壁，又从鹤壁拉了56桶医用品到卫辉。

他还在抖音直播里看到新乡在堵决口，征得家人意见后，要贡献自家的两辆车“推进去堵决口”。“应该给所有的群里都发了这个消息。”不过因为决口问题已解决，这辆车并没有贡献出去。

民间力量的极限

但信息与实际需求，依旧存在着间隙。

郑州的大学生美研一直收到微信群中的提示，“市委校和奥体中心需要人”，但是当她骑着电动赶到现场时，才发现人已经很多了。

民间志愿者团队“ 河南加油”告诉端传媒，在救援中，信息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民间救援信息传达的时效性不高，发布在网络的求救信息从注意到收集到反馈，都需要时间。而端传媒观察多个救援信息流通平台后也发现，一些已得到救援、完成反馈的案例，因为求救信息在之前已经广泛传播，在案例结束后，依旧会继续传播。

“目前解决方式是横向打通组织，尽可能联合起来进行统一的需求供应发布，最大程度避免信息重复。”河南加油表示。也有人选择在传递消息时也附上传播的时间，以方便看到的人判断信息的时效性。

而一些信息，只有真正参与过救援的人才知道重要性。以这次灾情为例，一位不愿具名的救援队负责人称，希望目前民间发布求救信息时可更加细化，比如水有多深、流得快不快，这可帮助救援队判断救援的难度和紧急程度。他也希望民间能多传播一些关于救援的基本认知，“救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些没有经验由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力量，没那么专业，反而容易在救援中折掉自己。”

关注灾难下民间信息传播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郑宇君对端传媒分析，灾害中，流传最广的信息主要有资讯类和行动类两种，而对灾难原因的探究则流传较少。这里面有现实考量：如果大家一味公布灾难原因的照片和影片并加以评论，可能会出现误导、吵闹和阴谋论，并且造成民间和官方的对立和不信任，不利于救援。但他认为，民间对于相关灾难的照片影片和证据收集依旧重要。

而救援中，民间的信息传递力量也有自身的极限。

石头听说有个物资求救者发出求救信息后，收到十几个来自不同志愿者的核实电话，但无人去救援。

还有一次是接收到救援队缺冲锋艇的需求，这种专业救援物资较少有人捐赠，石头所在的团队联系相关企业。一家企业表示可以卖给救援队，一艘21500元人民币；另一家提供租赁，一日也需4000元左右。救援队听闻之后非常生气，他们本身就是无偿救援民间，结果还要花钱使用物资。石头很着急，可这个事情超过了信息处理的能力范畴。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和大企业承担这些救援中的资金问题。最后，石头终于联系到一位可以提供5辆冲锋艇的女士，救援队之后小心地问石头，“这个救援艇能不能损坏啊？”

石头还发现目前信息处理工具的不足。做物资需求匹配时，群里懂技术的人提出可以做一个程序，自动查找与物资所在地相近的灾区。但很快发现该方法不现实，因为只搜索名字的文本，是无法判断地理位置上的远近的。同时因为灾情下基建情况不稳定，漏电、积水等实时情况，也如法及时反映出来。

石头想出一套解决办法，“首先应该有一个地图，上面有点，分成‘求助”和‘提供”，并且加上‘核实’和‘实时状况’。具体操作可以像滴滴打车那样，按照路线去匹配到。但这同样超出一个年轻大学生的实力范畴，他希望私企们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用人工智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志愿者）只能用Excel的表格去做。”

此次洪灾救援中，互联网企业也为救援中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援。如社交软件抖音、快手、今日头条都推出了“救援通道”，进入后可以填写相关的求救信息。百度、高德、腾讯等地图app也推出了积水地点上报，填写求助信息的功能。也有企业提供水面救援机器人，无人机等帮助救援。

此外，在由官方主导的救援行动中，实际救援环节大部分需要听从官方指导。

多名救援队人员向端传媒表示，不管是有多年经验的民间组织，还是因水灾临时聚集的民间力量，在进入救援环节时，一般都会听从官方的统一调配。特别在灾区交通已经封闭的情况下，救援队必须向官方报备，拿到官方的通信许可才能进入灾区。而因为大部分救援队并不了解灾区地理情况等内容，在进入灾区后，也会倾向于听从当地应急部门的指挥。

一个由退伍老兵组成的救援队成员表示，在这个阶段，民间救援信息的作用，大概只有20%。

而灾区停电停网和救援时的繁忙，也阻碍救援队实时跟进社交网络上救援需求。不过有空歇息时，救援队也会将网上看到的情况向当地官方核实，再在官方的指挥下，继续救援。

指导文件显示，官方对救援信息的搜集依旧以官方渠道和层层上报为主，民间救援信息的传递更多漂浮在官方系统之外。但也有部分官方基层组织，会动员民间力量搜集信息，如河南共青团就在7月21日发布志愿者招聘，建立信息汇总群。在媒体报导中，有几千条由大学生自发收集的信息通过团委提供给相关部门和救援队。

其实，在中国应急管理部的网站上，有一个“应急资源管理公众服务平台”，需要提供手机号、姓名及身份证号注册登入。登入后，平台上有“求助”、“救援”、“捐赠”等不同板块，但只有寥寥几条信息；且网站卡顿，登入后右上角仍然显示“登录”按钮，左上角则无法切换所在地区。该平台并未在此次洪灾中的媒体报导中出现。

民间搜集的信息能够用来问责么？

石头的微信群后来又成立了第五个小组——再求助组，负责将部分民间难以捐赠的物资再散播到公共平台上。河南暴雨后的第五天，他数了数，这个最初只有四个成员的临时群组，已经成长到两百多人，成功对接数百条物资信息。现在他们将并入一个更大更有经验的民间公益组织。

小普则希望维持群的松散，武汉的经验告诉他，经营一个群、给组员分工、引入更复杂的任务，需要非常多的精力，而现实中他还是一个白天要在机关单位实习的大学生。阳菜希望，群能逐渐成为忙了很久的志愿者的情感宣泄地。“灾情严重的那几天，志愿者特别忙，积累了很多情绪，现在希望能有个地方成为他们调节情绪的窗口。”

但民众的关注还该走得更远些。郑宇君建议建立一个统一平台，让公众上传早期收集到的关于灾情原因和责任的信息，方便日后问责。另外，“灾情过后的灾后复原更多的是政府在进行，公众关注在这段时间内逐渐消散。所以需要公众对灾害之后的重建的持续关注，保障当地灾民的权益。”

不过，目前中国应急事件中的问责制度并未成型。研究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的学者郑华卿在201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发现，中国的问责体系仅局限为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且随意性强；民众、权力机关（人大）、媒体等则处于缺位的状态。而政府由于天然的信息垄断，以及对“可公开信息”与“不可公开信息”的混淆，使得各类监督主体难以了解问责情况。

林曦和姚乐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尚无涉及突发事件应急情报的问责制度。实践中，突发事件中产生的大量文件、报告、样本、档案等，应急管理参与者缺乏组织 、加工、分析与整理的必要能力 ，大量情报资源在突发事件过后即被束之高阁，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成为无用的“死情报”。

在更糟糕的情况里，存储信息本身成了一项罪名。2020年6月，将中国大陆平台上被删除的文章进行备份的“端点星”项目创始人陈玫和蔡伟被逮捕。“端点星”保存了众多在疫情中被删除的文章。

截止8月1日，河南水灾暂未有任何正式问责信息传出。

“问责的话，因为有些信息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够立马辨别真伪，但是可以反应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能够让他们更好反思。”阳菜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信息对官方问责的影响时说到，她还希望官方能有一个更高效专业的平台，帮助民间灾情信息的传递。而小普的看法更悲观，“问责和反思，在如今这样的大环境下是一种奢求”，他说，“另外，丧事喜办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阳菜、一帆、小普、石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