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2-08-15~2022-08-21的言论
1724: 突然興致來了，問一下：反賊們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submitted on 2022-08-20 13:58:49+08:00.
—– 1724.1 —–2022-08-21 02:17:33+08:00:
做反贼的政治理想，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希望人民生活幸福，尽个人之力，兴社稷之效。
使有志敢言者、治政者，能行其事，无其志者能安居乐业。
无论哪一种活法，对公共事务发表观点与否，都能有自己的选择。
我有想法，我希望能表达，我希望能表达出来有效反馈，我希望我在路边看到一个三四十度出来的捡垃圾老太婆能有一套公共机制去安排她的生活。
我想看到中国人在现代社会里发光发热，文化领域也好，还是科技领域也罢，更好融入当下世界，让人知道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艺术创作震撼和治愈他人。
我想看到城乡差距减少，城市不需要为三尺地挣一辈子钱，农场为一份烂工拼死拼活被压榨。
中国有足够多的物理空间与资源，但却被畸形的约束在一个有限空间里去服务当前政权，而他们无能力提供全中国人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就请他们下台以谢天下。
当一个人接触很多事，有同理心，生活有时间和资源盈余，或者经历冲击，必然会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个社会为何是这般模样运作？然后对身边许多事物发出疑问。
然后就会发现，现在政府做的不好，非常烂，并且平民实质上根本没机制去合法获得权力来进行改变，越往后越不能表达，别说是有意见了，没意见也要憋着，人家要的是你需要时发声，不需要也得闭嘴。
这个时候我想是个人都会问自己，你就甘心在这样的中国下过完一辈子吗？你甘心你儿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吗？有人选择润去其他国家，有的人选择浑浑噩噩。
无论润出去还是留下与否，如果给你机会参与到一个可以改变中国政权的历史事件里，我想很多人心底答案，不会真的会只是看着不管吧？
因为越是现在，以及未来的某个时刻，我越能感受到，当前政权的糜烂是拖累死所有人的问题根源。
接受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现实，从大帝国崩溃的残骸里迅速建立新机制，只有这些务实的东西才是最需要考虑的。（但实际情况是，相当多的人心态甚至都没准备好未来政权崩溃这一步，但我想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政府财政困境，尤其是近年更明显以后。）
一切手段都只是为实现“让中国人民幸福”的工具，不同阶段要用不同的机制，不能拘泥于一种。
先统一一下反贼内部总体目标与共识，那就是政府会因财政问题逐渐出现大规模糜烂与管控失效。
无论中共是否对外输出战争来转移矛盾，也不管成功与否，最终都必然因财政分配的机制问题，出现大量的地区物理真空与网络管控失效。
并且社会大概率将面临一场未确定参与方身份的内战，也无法确定时间长短、波及范围、烈度等。
民主自由人权，太远，没组织没机制，难以落实。
失败，吸收经验，进化。失败，吸收经验，进化。无非如此而已。
我个人不觉得追求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应该摆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机制，如何实现机制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反馈到具体该怎么做上。
怎么获得组织，怎么建立机制，现在已经有可见目标，政府的全方位不可逆财困就是契机，现在谈也许很早，但内部统一观点，然后流传开，也是有必要的。
否则心存太多幻想，结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蹉跎，子女那一代还是要上战场打一仗。不对未来做最现实与最差预期，根本就没法应对各种变化。
要我说，以中国改变为背景，用三段论去集中观点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是否希望自己和家人生活好，是不是希望中国环境好？
第二，确立政府客观问题不可逆，且是问题来源的事实。
第三，从何时、如何入手解决这种病态机制，解决契机是否存在？它的到来征兆是什么？
如果人都是发自内心希望自己和家人过的好起来，或者希望中国这个整体好起来，不谈神不神粉不粉的身份立场，只要发自内心对生活有美好期待，就算是想润出去的人也能明白，不能实现这份期许，恰巧是润出去的根本动力。要是有能力实现，对故乡有感情的，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
确立一个集体共识是困难的，也是漫长的，因为人们习惯服从于威权，在去中心化的当下，要验证一种趋势需时很久，但确立具体的集体共识，有助于减少沟通困难，降低沟通成本，真到那天观点能被迅速转化为行动。（香港问题已经反应了去中心化，谁都不服谁，没有一个核心方向，事件发生太突然，内部也根本没有充分的集体共识去推动某件事发生。）
这才是关键，而不是“我要你下台我要你死，但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会发生什么以及怎么实现”。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建立一个集体共识呢？而不是只停留在让某个人，或者某个党停止开倒车或下台这种很模糊的目标上。下台方法有一万种，哪一种才是现实无可避免，同时又能让反贼心里预期效益最大化的。
—– 1724.2 —–2022-10-19 14:39:46+08:00:
那些都是过于长远的，你现在计划思考，可能跟十年到十五年后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对接。
因此要思考的首先是可以持续到长期，对整件事有正面收益的方向，比如如何建立更统一的价值观与观点，并且将观点蔓延，以便于在需要时，有更多潜在支持者和盟友。
之所以不谈太过长远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实并没有对应环境，没法去推演之后可能发生什么，自然做不出更好的反应，变成完全空谈。
比如现在中共管制能力还很强，没有现实上的物理空间给反贼结社，没法结社意味着没有现实联络建立组织的基础，没有这样的组织，自然没法行动。（比如你说硝肥，任何武装组织的前提，都是首先拥有组织）
所以现阶段要利用最大化优势，也就是去中心化的网络，来提供一个能代表先进生产力id核心意识形态，从基本解决问题的方法入手，一步步扩大，我们不断内部提出问题，然后自问自答式的去填补问题。
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体系就被慢慢建立起来，核心意识形态从解决问题，又可以逐渐过渡到国族观念，变为成熟的政治思想。
然后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于吸引广大民众中对现状不满者，寻求积极的政治变化者，这些人可能是普罗大众，也可能是党内内外的精英、知识分子。
另一个部分，则对应政治以外的社会生态话题，它是让大多数人接受我们意识形态的渠道，也是大众认知到我们的方法，让大众更通俗易懂，在柴米油盐角度切入，贴身实际的感受，而不是单纯政治、政策和体制这种可能不是那么直观的理论产物。
因此重点大体如下，首先，推广解决政治、经济、社会三层面困境的核心意识形态，基于该意识形态提出务实的解决方案，用以吸收和增加潜在支持者。
并且进行大范围私下或变体后的公开推行，形成人传人的认知渠道。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
一，能避开关键词审查（当然并不是完全），以墙内允许讨论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进行宣传，然而实际讲述的又是真实政策，而不是具体针对对象，相对安全很多，也能明确大众需求，建立人传人的基础。
也即是增加潜在支持者的总量和层次。
二，当大众都开始逐渐接受这些信息后，会开始搜索和留意相关政策与立场，而我们本身已经建立了一个丰富的理论库，可以随时用于回答和支付大众较高的认知成本（通过一些做总结和简化很有天赋的朋友，甚至包括英文的）。
这意味着，一旦时机合适，允许我们走入大众视野（比如维稳体系效率变低），我们可以随时通过具先进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将广大理论接收层，迅速专户为转化为支持者。
这一点是其他许多墙内允许流行的意识形态和乐子人所不能比拟的，传统老民运也不怎么能就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而反过来要求得到解决问题的结果。
如果我们自己能先从解决问题本身入手，在将需要解决问题的意识形态植入主流观念，然后从大众客观需求上去解决问题，从而把中共下台作为解决问题的成果，这样才具备政治上的优势。（同样，因为讨论的问题是中共和墙内大部分环境下都需要讨论的，一旦被作为敏感词禁止，明明日常领域很普通的事，却因牵扯政治被控制，只会引起更多人在经济下滑时的注意。）
也是墙内各类不成气候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完全无法比拟的。
现在中共管制能力尚在，需要的就是扩大意识形态面，利用环境上刚好不能进行现实活动的这个劣势，去抓紧问题到来前，网络扩散上的优势。
从而能在中共管制能力下滑后，迅速在现实中变现。而不能说等待中共管不了，然后跑到现实里武装，然后再宣传自己，等人们接受黄花菜都凉了。
在推广过程里，会出现许多传播信息有偏差，变成人传人失去原本想表达意思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一些朋友很热衷于做辩答，目的就是反复核实关键要点，避免传播导致的信息失真，同时格物致知。
同时也是希望在不断推广的过程里，能吸收更多可以做二次推广和简明要义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部分，每个人也是孤立的个体，总有自己不擅长和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需要集体。
当我提出这种观点时，人们能意识到确实有必要基于某种共识去做某件事，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发挥自己所长，去丰富和推广核心的意识形态。
增加“我们”的数量，这就是大体上近些年的主要目的。因为网络是可以跨阶级、社会身份与地理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有共同价值观和核心意识形态的人，在实际行动时，会利用自身所在地理、阶级与体制的优势，因此传播越广，这种潜在助力也越大。
而最近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试图把这种反贼焦虑减少，通过解释未来的可能状况，从而避免反贼损耗或情绪困扰，他们明白了问题，知道整件事的进程，而不是文革里被迫害的人一样看不到奔头因此绝望。
这可能就会获得更好的人手，去帮助推动整件事，要不然一个人做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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