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俄乌战争爆发已经几个月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密切观察、思考其进程及对人类未来可能带来的后果。此文作者在回顾分析了以往的历史和当下的一些趋势基础上，提出除已有的军事北约外，世界上还正在形成针对非民主专制国家的新的政治、经济、科技北约，这“四个北约”将占据中心，而那些非民主的国家将很可能被逐步边缘化。人类在经过包括俄、乌战争这些考验以及各种现代的民主与自由国家与非民主自由国家的博弈后，会呈现走向人类永久和平的一种前景。本网站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当然，文中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

我们不要为这场战争过度焦虑，它是人类通往永久和平的必由之路

混乱的世界

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连环剧似的：世界还没准备好接受唐纳德·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就开打了，贸易战硝烟未散，新冠病毒肆虐。全世界都处在压抑、疲惫、分裂、焦虑之中，世界秩序奄奄一息之际，俄罗斯的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击出重重一拳，把军队开进了乌克兰，俄乌战争爆发。这是二战结束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入侵和战争之一。

世界秩序在“礼崩乐坏”之中挣扎，危机四伏。各种人物跃跃欲试，威权主义和威权型政治人物大行其道，民族主义、民粹、保守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哈里发信徒，甚至部落主义轮番上阵。上世纪80年代新一波全球化和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处于崩塌之中。美国等西方世界也并非祥和美好，而是处于混乱和危机之中，各种问题应接不暇，党派纷争不断，民众势不两立，总统选举撕裂了国家。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的开头难言乐观，20年前千禧年开始时的遍布全球的乐观主义气氛已经一扫而空。

但揆诸历史，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和平而繁荣的半个世纪，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创新层出不穷，财富雪球滚滚，贫穷大幅减少，港口繁忙景象，贸易热火朝天。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加入全球化的四十年是数百年不遇的四十年。国家由弱到强，国民由穷变富。

人们都以为，这样的秩序将会继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是，意想不到的挑战者出现了：一是全球化半个世纪以来的主导者开始怀疑全球化，以特朗普为代表，对美国自身制度及全球化进行攻击和挑战；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波全球化的受益方中，竟然也出现了现有秩序的强大的挑战者；另外是一群以普氏为代表的帝国遗产的顽固坚持者。几者的合流，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冲突越来越深。在贸易战、新冠病毒和俄乌战争轮番摧残下，旧体系将最终垮塌。

但也远非世界末日，21世纪的头20年虽非完美，也是最近数个世纪以来，开头最好的20年，最繁荣的最和平的20年。新旧秩序的交替总有一些艰难时刻。但旧秩序的垮塌也并非那么让人悲伤，而新秩序的构建同样值得期待。扫除迷雾，我们会发现这也许是旧秩序结束和新秩序诞生的最佳时机，可能是全球化500年以来新旧秩序转换成本最低，而前景最为灿烂的一次。旧秩序寿终正寝，新秩序瓜熟蒂落。

要输的一方

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远不是最后的战争，但它已在可见历史时间内为人类最后的战争提供了某种形式——一场终结人类战争的战争的开端。俄罗斯或像俄罗斯这样不能完成现代转型，还做着穷兵黩武的前现代旧梦的被独裁者绑架的国家，将被战败。然后被国际社会边缘化，衰落，持续的衰落，彻底失去信心，直到它们再也无力发起战争或对国际秩序进行挑战。甚至，它可能走向内乱和分裂，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俄罗斯将走向历史的终结。

这将是这场战争带给俄罗斯的最后命运，也是普T这位21世纪的沙皇留给世界历史的的最终遗产。俄罗斯的20世纪无比漫长，从1917年“十月革命”直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才走向结束。如果说苏联的解体是其极权内部逻辑的直接结果，而普金的独裁及其新沙皇梦，不过是这个极权体制结束后的后遗症和伴生物。现在，真正结束终于开始了。

作为一个一贯崇尚武力扩张的帝国和20世纪下半叶两极对抗的一极的继承者，俄罗斯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在结束苏联噩梦后承接一些可现代化的历史遗产，借鉴成功迈入现代世界的国家的经验，努力完成现代转型，走向市场、宪政、自由和民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强大将令人尊重而不是让人害怕。第二，即使成不了现代国家，不愿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但它可以选择不和这个世界对抗，它可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分享现代世界的成果：学习和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市场、企业管理等，国家财富将会增加，社会也会走向繁荣，让这个数百年来苦难重重的民族的民众过上稍微安定和富裕的生活。

让俄罗斯自然而缓慢演变，进步或退步，也许，经历几代人的变化后，它迈向现代世界的阻力会小一些。但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要在这个世界体面生存，国家要得到尊重，国民要活得有尊严。那么，迈向现代世界是没有选择的唯一的路。

但普金过去20年的选择和不断发动战争的方式加速了这个国家的失败和衰落，尤其这次对乌克兰的战争将是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当然，这样的战争也许本来就是普金式独裁的自然结果，是他挽救自己继续独裁的重要手段：当长期执政却政绩萧瑟，选民大失所望，那么，用帝国梦、用俄罗斯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唤醒人们深藏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结是屡试不爽的，像数年前侵入乌克兰并夺走克里米亚时一样。而这种帝国梦正是普京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也是他的工具，他展现国家强大的方式不是科技、经济、文化或人民的尊严，而是武力。

但是，这是一种古董店里的价值观，在现代世界，这种崇尚国家暴力的价值观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须结束。俄罗斯将输掉这场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它的军事水准和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军事力量背后的科技、经济、组织方式和国家软实力，更是相去甚远。今天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差距，比当年（1853—1856年）导致俄罗斯惨败和沙皇尼古拉一世自杀的克里米亚战争时的英国和俄罗斯差距还要大。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就可以对俄罗斯实行降维打击，没有这样做并非缺少这样的能力，而是缺少合法性和必要性。俄罗斯手里的王牌是它拥有世界第二大的核武器库，但这些核武器对今天的西方世界而言，用来自杀和恐吓有余，攻击则不必畏惧。俄罗斯实施核打击的工具——发射和运载工具已经完全落后于西方，而美国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导弹防御系统，并握有压倒性制空权、制海权和情报优势。

本来，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当今世界，不作死不会死，只要还没对这个世界进行直接挑战，也可以假装和这个世界和平共处好好活着。现在好了，普金发起了新世纪以来规模最大对全球和平最具威胁性的战争。他完全误判了形势，做了20多年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但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为这场战争过度焦虑，它是人类通往永久和平的必由之路。

战争已嵌入现代科技之中

历史上，常常有经济、文化、科技落后的国家打败或毁灭经济强国和文化强国的现象。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打败先进，甚至在一段时间成为一种历史常态，如金人打败北宋，蒙古人打败南宋，日耳曼人灭掉罗马帝国。当然，总体而言，前现代世界，文明和野蛮之间互有胜负，但进入现代世界之后就完全不同了。

前现代时期的军事，和经济、科技的结合并不紧密，有时甚至是分离的。但现代世界诞生之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它们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甚至是后两者决定着前者，这样，野蛮和落后已经无法战胜文明和先进。过去200多年历次战争的历史，最后几乎都是先进文明一方取得胜利。即使拿破仑这样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但在面对英国这样在科技、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和观念都强于法国的国家时，最后也只能接受失败。再以普法战争为例。尽管法国一直标榜自己比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先进，但实际上，经过德国长达百年的“第三次文艺复兴”，德国在科学、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甚至在一些方面已超越法国，科技和军事工业的某些方面相较法国也是具有较大的优势的。

科技和经济实力决定了战争，这种进程一直在加剧。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美苏竞争在内，最后都是先进文明一方获胜。本质上，苏联在二战的胜利不过是英美尤其是美国的胜利的分享者，不过是“站对了队”。没有美国的帮助，苏联不可能取得胜利。而这种分享成就了冷战时代的苏联和今日俄罗斯，它固化甚至助长了这个极权体制的骄傲和张狂。

今天，战争已嵌入在现代科技之中，美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从30年前的海湾战争开始，美国打的就完全是高科技战争，每一场战争都让世界目瞪口呆，这不仅体现在它的武器，也体现在战争的组织、布局和指挥上。武器更不用说。单论空军，美军F15、F16、F22猛禽、C17运输机、B-2隐形轰炸机、AH-64阿帕奇直升机，几乎任何一款都是世界最先进的。F16战斗机仍让世界很多国家垂涎，迄今为止保持着没有被击落的纪录，但这其实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研发成功的飞机。又过了40多年，美国的战机仍在不断升级，仍在不断吸收着最新的科技成果，最先进的武器还没有机会亮相。如这次俄乌战场惊艳世界的反坦克标枪和精确摧毁俄军火药库的海马斯导弹，这样的武器还将层出不穷。

反观俄罗斯，不仅武器乏善可陈，而且还是二战时装甲兵冲锋，切割、包围思维，组织落后、纪律涣散、军队腐败，俄罗斯的军力过去20年不仅没有进步，可能还退步了不少。一旦西方国家对其进行制裁，断供芯片等器件，很多武器就无法生产。

科技站在自由世界一边

很多国家在做科技规划，为未来国家领导下的科技发展勾画出美好蓝图，俄罗斯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只要国家投入足够多，吸引更多人才进来，科学就能快速发展。实际上，科技是根植于某种制度之中的。甚至可以说，科技是植根于自由土壤之中，站在自由制度一边，嵌入在现代政治制度之中。没有自由就没有现代科学。科学发现不是一群工程师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最多是偶而为之），它需要自由的空气，没有精神压迫，能够自由讨论和交流、自由获取信息、自由合作。巴甫洛夫说，事实是科学家的空气。这不对，自由才是科学家的空气。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发现、科技创新总是出现在自由国家的原因，从现代科学革命发端迄今400多年一直都是如此，未来也不会改变。

科技和科学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关系越来越紧密，可以说，早已没有能够离开科学发现的高科技，科技需要科学做支撑。但有些人不信邪，否认政治制度和科技的关系，认为极权制度、专制制度下也可以发展高科技，甚至更优。实际上，要在不自由的氛围下发展科学和高科技绝对是天方夜谭。

俄罗斯科学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取得过不错的成就，但难言辉煌。科学在俄罗斯是完全外生的，是从外部学习借鉴的结果。最早俄罗斯的科学成就来自于彼得一世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决心，并从瑞士请来著名的丹尼尔·伯努利和莱昂哈德·欧拉，尤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欧拉的到来改变了俄罗斯的科学和现代教育的面貌。俄罗斯在十九世纪产生过门捷列夫、巴甫洛夫这样的科学巨人，20世纪产生了朗道和萨哈罗夫这样的科学大家，还有一众数学家。但这是持续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总体而言，俄罗斯的科学成就是零星的，是在西方整体的科学浪潮中的几朵浪花。除个别外，几乎所有在俄罗斯取得成就的科学家包括门捷列夫、巴甫洛夫、朗道都有在欧洲留学的经历。在沙俄政治制度不作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进步非常有限和不稳定。伯努利和欧拉本想在俄罗斯成就一番大业，但因为无法忍受俄罗斯的审查制度先后离开。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科学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和西方相连的连通器，能够和西方自由往来、自由交流、自由合作，并且在国内保持一定的自由氛围，科学才可能生根发芽。连通器一旦关闭或堵塞，科技就寸步难行。沙俄时代，俄罗斯还有一些自由空气，和西方的联系还算紧密。“十月革命”后，苏联和西方关系中断，自由进一步被压制，整个俄罗斯乃至苏联的科学、文学艺术走向萎缩，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后，科学原创几乎消失殆尽，剩下的是一批有螺丝钉精神的工程师。

非自由国家当然也会有一些高科技，但绝大多数是学习模仿甚至盗版知识产权的结果，真正创新性成果非常有限。也有极少极少的领先的时候，苏联曾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轨道，第一次把人送上太空，制造了人类第一颗洲际导弹。但这不过是举国之力下的短暂辉煌。没有科学、制度、经济等系统性支持，不具有可持续性。当美国人把人类送到月球并安全返航之后，苏联太空竞赛的信心就全面垮塌了。一个短缺无处不在、国民常处于饥饿状态且没有自由的国家，在科技上是不可能有持久竞争力的。

这样情况下的军事对抗，只能是先军政治挂帅，举国之力一搏。苏联时代正是这样的国家，为了维持和西方的对抗，国家资源几乎都用于军事，民众处于严重短缺和受压状态，而军事又是维持领导人独裁地位的关键。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最后崩溃。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俄罗斯的悲剧是折腾数百年，牺牲上亿人，至今仍未醒悟和完成现代转型。代价实在太大。末代沙皇被处死已逾百年，但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在内的很多人仍迷恋专制制度，被专制权力玩弄于股掌。政治制度、经济、科技和教育都处于落后状态。今天它和西方世界的差距，比沙皇时代还更大了。

普金手里的牌，经济上就石油和天然气，科技完全不值一提。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土地，也没有任何国家殖民过它，但它在世界上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品牌吗，无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普通民用产品？一个都没有。不用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就是韩国、瑞士、瑞典、芬兰、中国大陆、台湾都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品牌，俄罗斯最知名的品牌可能就是“普京”。普手里的牌：就是苏联留下的核武器。

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要打赢这场战争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别忘了，目前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并不是和西方国家的战争，西方国家目前给到乌克兰的援助还是一些比较边缘的东西，但俄罗斯已经难以消化。

比军事和经济落后更可怕是领导人陈旧落后的国家价值观，普金还做着和历代沙皇、斯大林的一样的梦，头脑里没有半点现代意识。这种国家价值观不以国民富裕、尊严、自由而自豪，也不以现代科学和文化发达自豪，而是以征服疆域，欺凌邻邦为傲，现在则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为傲。

幸运的是，这种国家价值观已和这样国家一样被埋葬或将被埋葬。

“ 永久和平 ” 露出曙光

自从有历史，人类就饱受战争之苦，其危害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升级，在20世纪以上演两场夺走数亿人口的世界大战的方式达至巅峰。如果没有战争，每个国家都不需要国防预算和常备军，这个世界将会多么不同。今天，全世界军费突破2万亿美金（2021），这钱如果用来解决全世界的贫困、教育和环境污染问题，可能还绰绰有余，世界将是多么不同。更重要的是，人们不用再生活在战争恐惧之下。

美好的，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军备和军费，是每个国家的重负，更是这个世界的威胁。也因此，无论从东方的孔孟德政（中国还有墨子“非攻”）还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人们一直在寻找人类终结战争的方法。但在前现代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古代世界的运行就是建立在一种掠夺基础上的。在现代世界诞生之后，永久和平才有了可能。两位伟大人物提出了他们卓越的思想。一个是18世纪末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另一个是第一次世界结束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威尔逊主义”。它们不是仅含有道德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现途径的伟大构想。

康德提出“永久和平”的三个条件：

1）每个国家的政体都应该是宪政共和制的，只有共和制宪政是唯一能够导向永久和平的政体；

2）国际法权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组成的联盟制之上；

3）赋予每一个公民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

在具体条款上他提出了包括“废除常备军”、“公开缔约”等形式。

逻辑上，康德的构想是可现实的，但在他的时代，民主共和国家还非常少，自由虽然经过启蒙运动已经深入人心，但在总的政治力量上仍处于弱势。丛林法则和殖民主义盛行。康德本人也在拿破仑战争中老去。

百年之后，威尔逊总统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他的思想可以总结为：民主基础

民族自决

集体安全

美国领导。

这就是著名的“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认为，作为国内治理形式，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专制制度更好，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国家能够成为更好的、更可靠的伙伴。

民族自决原则是指每个国家的国民有权决定国家的独立和政府的形式，它实际是包含了消除暴力的政治形式，自由民主是民族自决的核心要素。惜乎是，很多后发国家只要“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而把自由民主当作殖民时代的遗物抛之一边。所谓“民族自决”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公民投票程序，而是殖民宗主国力量撤离后，国内政治家军事家经过成王败寇的暴力斗争后，由胜利一方宣布代表国家，代表民族，宣布独立。这些国家几年之后常常又回到殖民前历史循环和战乱中。这样的“民族自决”也就失掉了“威尔逊主义”原初的意义。

威尔逊认为，集体安全是国际和平更有效的保障，通过多边和联盟的形式和平条约更具有效力，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安全共同体。因此，他主张建立国际联盟。作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还认为，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实际需要。像天定命运一样，在美国领导下实现世界的民主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这是上天赋予美国的使命，也只有在美国领导下才能实现。

只有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才可能消除战争，这是康德和威尔逊“永久和平”的基本逻辑。按威尔逊的逻辑，自由民主国家不太会把一个好战的领导人选上去，即使选上去，也有制约他发动战争和把他赶下台的力量。因此，世界只有建立在一个没有殖民体系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之上，永久和平才会到来。走向永久和平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多地推动自由民主国家的建立，尤其是那些脱离殖民体系的国家要转型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逻辑是清晰的。

威尔逊被称为“理想主义的外交”在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强权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令人沮丧的失败状态，但实际上，它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一起，构成了美国整个20世纪延续至今外交基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是乐于推销“美国价值观”的根源。

但是“永久和平”之路注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梦想之一。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论之后曾有拿破仑战争、鸦片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威尔逊主义”诞生于一战结束之际，但仅仅20年后，一场更具毁灭性世界大战发生了。

但人类追求“永久和平”的决心并未泯灭，实现永久和平的条件越来越接近。现在，是时候了。

谁需要战争？

战争似乎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争夺王位、土地、人口或别的任何可以用武力得到的东西，都需要诉诸武力。古代世界，疆域是国家实力、财富和荣耀的象征，是民族历史自豪感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而，开疆拓土，被视为历代帝王们的丰功伟绩。

人类要告别战争，就需要告别古代世界，寻找新的人类文明。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新大陆发现，殖民运动兴起，殖民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是近代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一波全球化是和殖民战争相伴的，这是传统的国家价值观和殖民利益相结合的结果。军国主义成为殖民主义时代的最极端最危险的价值观。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在威尔逊总统的主导下，国际社会的共识是通过结束殖民来结束战争。这个目标在二战中1941年8月英美《大西洋宪章》中予以重申，并在二战后得到落实。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得以独立或建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主要推动者。这其实也是威尔逊主义的延伸和发展。

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还相信他们的政府（包括朝鲜）宣传的那样：他们被殖民的结束是他们卓越的领导带领人民如何经过浴血奋战取得的。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没有罗斯福总统把结束世界殖民体系作为美国参战的目标和条件，现在的世界仍然会是一个殖民体系主宰的世界。

世界殖民体系和军国主义结束之后，为什么还有战争？战争的根源和动力又是什么？世界殖民体系结束之后，大多数曾被殖民的国家虽然已经没有了外族殖民，但很多国家为什么还处于战乱和贫穷之中？

其实，新的民族主义执政集团并没有开眼看世界，没有真正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首位，都热衷于追求传统的权力和统治方式，热衷于搞独裁和专制，满足个人权欲。于是，他们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关起门来搞独裁，拒绝吸收现代民主政治的成果。前殖民地国家如此、伊斯兰国家如此，共产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殖民主义作为工具，化身为“帝国主义”存在，被统治者巧妙地利用着。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张牌，是独裁者的王牌。殖民主义作为他们调动民族情绪以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效果屡试不爽。很滑稽的是，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在殖民主义结束之后加大了。大多数国家在殖民主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还处在反殖民主义的精神亢奋之中。

独裁者和专制主义者正是需要这种情绪来巩固其统治，消灭异己，转移矛盾。当他的统治带来灾难后果时，“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往往成为背锅侠。当然，首先是因为欧美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反对独裁和专制，对统治者不利。它们已被反复证明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和现代世界完全不能相容。它们不仅奴役和盘剥本国人民，而且是世界和平的威胁。在本国遇到问题时，它会以树立一个国外假想敌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可以随时把国内矛盾引向对外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专制国家之间、独裁统治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有长久和平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专制、独裁和极权统治对人类的危害，远远超过了殖民主义。

后殖民时代，两种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武装起来的专制、宗教原教旨、个人独裁，是世界和平主要威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消灭了军国主义，在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基本崩溃了。但它们的遗留物，它们的后遗症，极权体制和独裁却留了下来，像一个毒性很强的流行病毒消失后的变种一样，幽灵般存在着。

如果统计二战结束以来的战争我们会发现，内战导致的死亡数倍于外战。内战的根源主要是本国缺乏现代政治系统，还是用你死我活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解决问题，绝大多数内战国家是政治制度落伍导致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张输出的战争，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国家间战争，自二战结束以来，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发生过（朝鲜、越战）、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中苏、中越、苏联和东欧各国、越南和红色高棉）、伊斯兰国家之间、其他统治形态的国家之间，都发生过惨烈战争，唯独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未来也看不到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极权制度下如何限制一个好战的疯子领导人或一个暴君发动战争，仍是这些国家的致命短板，它们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容易被个人绑架的体制，领导人个人的喜好主宰了这些国家，遇到贪恋权力或好战的领导人，整个国家就不可避免被带入灾难之中，就如这次俄罗斯没有什么能限制普T的为所欲为一样。

谁需要战争？民主国家不需要，它的领导好战也没用。需要战争的是被一种强权统治的国家，这种国家用强权控制本国民众，也用强权和世界打交道。就如康德在《永久和评论》中所说的：在共和制中，发动战争是需要得到国家公民的同意的，而战争所带来的债务、建筑破坏乃至生命流逝也都是由国家公民自己承担的。这些原因导致共和制的国家会为开始一场如此糟糕的游戏而思虑再三。因此，共和制本身就是一个内在趋向于和平的政体形式。

而在非共和制的国家中，开战是世界上最毫不迟疑的事情。因为国家的元首正是国家的所有者，即便发生战争，也不影响他自己在宴席、狩猎、度假行宫、宫廷节庆方面的享乐。

普金和金家，战争会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吗？

还有一类是被极端宗教控制的国家或组织。这也是典型的前现代古老的的遗产。它们没有接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没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观念。通常是在被殖民结束后，极端宗教思想和民族主义相互依托，相互鼓励，要回到远古辉煌哈里发时代，和任何其他文明都不相容。

极权政治和极端宗教，是当今世界和平的两大威胁。

“ 现代世界 ” 提供了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事件是对现代世界的发现。它不仅提供了在保障个人自由前提下国家有效运作方式，而且提供了新的财富生产方式、新的政治运行模式方式和新型国际关系。是个人自由、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完美结合。现代世界最初在英国发端，经历两百年进化后走向成熟和完善，到20世纪的美国，成为现代世界的灯塔和标杆。“现代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国家”运行系统，它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确立了新的规则，具体而言就是尊重个人，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司法独立，经济市场化。在此情况下发展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并在全世界分工和全球贸易。

现代世界的政治规则首先确立了国家的性质：国家并不是基于暴力产生，而是一种契约，是经被治理者同意才产生的机构。国家存在的价值和目的是保护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洛克那里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这注定了，国家不是一个可以被统治者随心所欲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是可以被好战者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

英国曾有并不光鲜的殖民历史，利用率先跨进现代世界的优势，在全世界为大英帝国廉价配置资源，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辽阔的殖民地，它在国家道德层面为人所不齿。但现代世界本身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美国一度是现代世界的表率，自始至终没有跨出殖民的步伐，并且强烈反对殖民统治。殖民是和现代政治学相悖的，尤其在国家道德层面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当然，美国本身的历史并非完美无缺，它在完善自身的路上也劣迹斑斑，伤痕累累。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所确定的原则和承载的理想，以及美国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是光辉四射的。

现代世界的政治运行有一套完备的基于选举的政治规则，不需要也不能够武力夺权，三权分立和确定的任期制，排除了独裁的可能，人们不再为政治继承权发生战争，政变也消除了。它的运行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参与。竞选国家领导人等公职并不是为了控制国家，控制人民，满足个人权欲，而是为国家服务。现代世界财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把殖民时代的为了争夺资源而战因素消除掉了。财富不再是来自于土地，而是来自于现代科技、个人奋斗、企业家和全球贸易。财富甚至不是来源于国家，而是来源于个人的创造。财富和土地的关系变得疏远，疆域的辽阔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强盛，国家主义彻底没有了市场。战争是旧时代的价值观，是傻瓜的游戏。因为它本身得不偿失，是野蛮、愚昧的代表。

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或主要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毫无疑问，世界的永久和平是可期的。

新北约：自由民主的保护伞

苏联崩溃之后，北约寻求转型。作为和华约抗衡的军事集团，在华约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北约的使命也面临结束，它继续存在的价值曾被质疑。但很快，北约找到了更具积极、更有建设性和使命感的新使命。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之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90年代末期抛出了“北约的转型和其新构想”：北约将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保护伞，尤其是新生的民主国家保护伞。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扩张到哪里，北约的保护伞也将延伸到哪里，为自由世界的扩张保驾护航。这样，民主世界的新成果将会被巩固下来。世界将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越来越多、极权国家越来越少，也将越来越安全的世界。所以，北约东扩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东扩将是它实现其使命的形式。之前消极防御性质的北约，具有了某种进攻性。

这种扩张不会仅在欧洲，在不久的将来，北约将会进入亚洲、非洲和美洲，首先会把这些洲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或政治实体纳入北约，然后鼓励更多的国家追求民主，然后把军事保护伞伸进这些国家。它的使命不仅在外部保护这些国家免遭非民主国家侵略，而且在内部确保这些国家不会再回到非民主时代。当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独裁、专制和其他非民主国家将被孤立，最终的景象是，它们将陷入到民主国家的包围圈中。

从顺序看，北约实现其新使命的战场首先在欧洲，并且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在东欧进十国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之后，重新回到独裁陷阱的俄罗斯已经面临孤立，而在北欧四国入盟以后，俄罗斯在欧洲将只有白俄罗斯一个朋友。它将真正进入到北约的包围圈中。

亚洲今天还能保持现状，是因为亚洲大多数国家过去数十年一直在为进入全球化而努力，是在努力融入由美国和欧洲缔造并引领的现代世界体系，国际秩序暂时没有遇到大的挑战。这样，北约向亚洲东扩显然还缺乏动力和必要性。但随着今年形势的变化，亚洲军事冲突可能性增大了。只要亚洲进入军事动荡，亚洲国家的不安全增加，它们一定会寻求北约的保护，它也将如约来到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将会是最早被纳入北约的国家。下一波将是已经实现民主但根基不够牢靠的国家，像泰国、马来西亚等。然后，亚洲的民主国家每增加一个，北约的保护伞就会伸到那里。不能顺利转型的国家，面临的是和俄罗斯相同的命运。

民主力量的扩张

民主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艰难的演化过程。现代共和制自由国家最早诞生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然后在尼德兰（荷兰）革命（1588年）再度生根发芽，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确立了坚实的根基，形成了可持续性制度。18世纪末（1775—1789），美国的建立是真正民主国家的开端。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鼓舞了很多国家。但直到20世纪初，民主国家仍处于绝对少数。但是，它作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在引领着世界。数量虽然少，但它最有力量、最有生命力。中国曾是亚洲第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民粹展开拉锯战，挫折不小，到1941年，全世界还剩9个完全民主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西德）等国家加入民主阵营，西方民主国家主流体系形成——英美法德意日加拿大，也是后来的“七国集团”，这也是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框架。但也有部分之前的民主国家和准民主国家被苏联绑架重回极权体制（东欧诸国）。

冷战不仅是自由和极权的对抗，而且也是两种制度的人心之争。

在冷战后期（1974—1990），大约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体变成了民主政体。冷战结束后，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加入民主阵营。民主阵营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

迄今为止，尽管不少国家出现反复，但世界民主化的趋势没有改变，“颜色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花运动”、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黄色）”、缅甸“番红花”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乃至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持续发生。全世界著名的独裁者萨达姆被处决、埃及穆巴拉克下台、也门萨利赫流亡、利比亚卡扎菲暴毙于乱枪之下，是这波运动的震撼性结果。

民主世界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北约1999年对南联盟的有效打击是新一轮扩张的开端。全世界选举制民主国家2019年已达122个，目前已在120-130个之间。世界上民主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

“现代世界”的容量被不断扩大。

“ 经济北约 ” 杀手锏

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经济上对中国的接纳。而仅仅两年前，因为美国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和随后的撞机事件而使两国关系低迷。但这两件很快就解决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进入全球体系，这才是这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资金、技术、企业、市场等帮助发展中国。因此，两个曾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的事件慢慢淡化了。

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GDP总额仅为11.09万亿人民币，2021年，GDP达114.3万亿，是前者的十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此期间，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好、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人个人财富也急剧增长，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开始涌现。2001年，中国人均GDP 0.87万元（刚突破1000美元），2021年达到8.1万元（达1.2551万美元），而1978年中国全国GDP仅0.37万元，人均只有400块人民币。举世公认，中国人自己能感受到，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这期间，中国无论和美国还是整个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处在一个基本舒适的阶段，虽然小矛盾小冲突不少，但根本性冲突并不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双方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中国无论如何不应成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除非我们非常愚蠢。

但时过境迁，近些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双方从一度非常亲密到相互指责，而且不像之前的领导人处理两国关系那样，在发生矛盾后快速沟通，快速降温，重回正轨。这一波矛盾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调和的性质和趋势，最后从指责上升到对抗。双方关系变得危机重重。

也因此，作为WTO最重要的建立者——美国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贸易平台，把中国这样在全球化享受了巨大红利但不想像西方愿意看到的那样进行政治转型的国家，慢慢从这个体系中清除出去，至少使它边缘化。

这就是奥巴马时代的TPP。

TPP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平台，和WTO主要强调经济市场化指标不同，它将贸易体系和现代世界的国家价值观、国家治理结构、国家的内政联系起来。要求申请国国内法律法规、劳工、人权等必须符合条件。实际上是变相的政治制度要求。我把它理解为“经济北约”。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本是在中国入关后最初由新加坡等几个小国酝酿。起初只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数个以经济和贸易为核心的多边谈判组织之一。2009年，美国在反恐领域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加入TPP，并宣布将借TPP设定21世纪新的贸易准则。

TPP被赋予了新的贸易和政治使命，不再是单纯的贸易平台，更重视贸易伙伴身份和价值观。实际上，这是在美国推动的以“北约转型”为战略核心的民主扩张线路图被本·拉丹的恐怖袭击打乱之后，美国转过身来对付恐怖主义。识时务的中国领导人迅速抓住机会，中美关系步入蜜月期，中国顺利加入WTO。

美国在完成反恐任务后，经过10多年时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民主扩张线路图的战略性重构，是“新北约”体系的延伸。像克林顿—奥尔布赖特的重构军事北约的雄心一样，奥巴马推动建立的“经济北约”，进攻性和意义一点不比军事北约小。只不过，如果中美关系继续往前走，中美互视为伙伴关系，而不是过去十年持续倒退，冲突不断升级。那么，美国建构“经济北约”的决心不会有那么大，甚至不会得到国会的支持。或者，它仅作为一种遥远的战略，在政治家们脑海里存在。但是，现在提前了，很快将成为现实。

TPP的使命把非民主非法制非共和政体排除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新的世界贸易成员将主要由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或展示向这种国家形式发展的意愿的国家组成组成。新的贸易规则将会有不同的关税标准，TPP成员之间的零关税和非成员的高关税，更重要的是对非成员设立很多非关税壁垒，将导致非成员无法获得先进的科技产品、知识产权和教育等服务，也很难进入全球市场。TPP将由此重构全球的产业链和经济版图。

在此情况下，这将迫使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么选择继续推进政治转型，要么被排除在TPP之外，被排除在世界最重要的供应链和业链体系之外。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火药味加剧，矛盾开始表面化，贸易战打得热火朝天，但他戏剧性地否定了TPP。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大松一口气。拜登卷土重来：一个更加充满明确价值观和进攻性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出笼。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和斐济14个缔约国。美国显然希望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力量和国家号召力，重塑全球产业链体系。它是TPP的升级版，秉承着同样理念和价值观。

“ 科技北约 ” 的构建

毫无疑问，在军事北约成熟，“经济北约”蓝图画定之后，“科技北约”也将呼之欲出。极有可能会和“经济北约”达步伐相一致。

事实上，几年的中美贸易战，最有看点也最致命的就是几个科技事件，包括对华为的芯片断供，对华人科学家的特殊对待等。现在谈论的“脱钩”，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科技脱钩。“科技脱钩”的本质是一个“科技北约”出现。一旦“科技北约”形成，对很多后发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科技、军事都会形成致命打击。

“科技北约”的建立步骤可能是这样的：先是禁止一些特定的高科技向圈子外国家出口，然后是有针对性对这些国家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制裁，禁止和美国等高科技公司发生关系，再然后是限制双方的科技人员合作和交流，甚至禁止留学生

四个“北约”的互动

三个“北约”是一个互动关系，实际上，是四个“北约”在一致行动：政治北约、军事北约、贸易北约和科技北约。政治北约统领着其他三个“北约”。它们的行为逻辑很清楚，政治北约和军事在显性层面，而经济北约和科技北约一开始在隐性层面。实际上，现在的欧盟，即将成形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和军事北约与 “ 科技北约 ” 将会形成强有力的互动关系。欧盟和 IPEF 在经济体层面进行扩张，把符合条件的经济体纳入其中，建立起一个独特的经济贸易网络，然后北约的军事保护伞将会适时地伸进来，而“科技北约”作为一种无形而有力的力量存在着。

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图景：自由民主国家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北约）、贸易联盟（经济北约）和科技联盟，在此基础上将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四个联盟的基础上缔造新的世界体系。和以往靠单一的野蛮的军事实力决定的国际秩序不同，“四个北约”交织下的世界体系具有了长期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了为这个世界提供持续进步和向善的综合能力。

转型、对抗还是接受边缘化？

形势是挺严峻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是主动转型融入世界主流，继续改革开放之路，分享世界进步的果实，成为世界和平的力量，还是选择对西方对抗，让历史循环而不是前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国家需要像邓小平那样能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对抗，在目前情况下，已完全不具有可行性。民主阵营在军事层面的力量占据了绝对的摧毁性优势，核武器对目前的西方国家的威慑力正在下降，尤其是对目前唯一拥有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TMD和NMD的北约集团。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可以看出，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完全不对称。今天也不会再有“冷战”，不会再有“世界大战”，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对抗性，只有“中心—边缘”结构。要么进入体系中，要么游离在边缘外。

主动融入（转型）、被边缘化、还是对抗——这是当下很多国家面临的选择。作为“对抗”选项，我想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都选不起，直接的对抗是毁灭的前奏。但是，大量独裁、专制和宗教极端主义国家是抗拒转型的。转型后，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巨额财富，他们的特权，他们坐拥的江山，他们的不可一世，将烟消云散。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尽管这对国家对国民最有利。

于是，未来世界的可能情景出现了：一个不断前行的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主宰的世界，它们之间进行着经济、贸易、科技、体育、文化活动，他们之间人员相互流动。他们拥有相对公平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科技、繁荣的经济、蓬勃的体育竞赛和文化艺术，自由而富足的人民。

而另一个世界则是一群孤立的国家。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往来，有外交和贸易，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领导人之间的一杯酒、一席话、假装隆重访问和隆重接待的关系，因为这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有限，然后大家都一起穷下去，一起骂美国，像今天的朝鲜、委内瑞拉、缅甸和即将到来的俄罗斯一样。

一个繁荣的共同体外，几棵孤立的星星游荡着。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想想，过去40年人类如此和平共处，其实并非常态。想想冷战时代两极对抗的情景，想想中国在计划计划经济和文革中的岁月。其实，离去并没有多远。

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现在问题重重，麻烦缠身，靠它们建构“永久和平”的是不是一厢情愿，黄粱一梦。但是，别忘了，他们一直是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行的。这就是一个对的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这就是未来的世界图景。俄乌战争，开启了这个图景的重建。

但历史不会终结，它在演化之中。

张赋宇：企业家，专栏作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